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连载4)
华夏匹夫
四、中外几次战争战后社会形态变迁现象的文化学根源及和平改革理由
既然暴力革命在目前很不可取,那么我们的奋斗,就应主要放在争取和平改革之上,亦即所谓的妥协,也可称之为"改良"。
也许有人会以英国1642年内战和美国独立战争,作为其主张暴力革命的史实依据,并借以否定当前中国和平改革的现实可能性。这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英美各自的那场战争,都以革命派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为前提:民众建立于较为悠久的普遍文化认同基础之上,及其大力支持提供的人力和财力、物力、器械等资源;体制内原本就属于革命派所拥有的制约对手的权力资源--议会,并有与统治者平等对话协商的实际地位,和较为现成、能为自己所操控使用的军事力量;因社会习惯而拥有的相对自由地组织、准备与运作的时间资源......等等。我们还应看到:英国在1642、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前,其社会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自由民主水平,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很难说该两国在革命前的自由民主成果,是依靠暴力革命实现的,而没有经过长年累月的社会文化积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的起因,英国是由于国王解散了议会而要复辟君主专制,因此1842战争,也就是一场反复辟的战争;而美国则是由于殖民统治者企图解散民间武装所激起的独立战争,本质上不能算民主革命,宪政民主在战争前和战争中都几未有人提起,只是在战后并过了四年(1787年),才被一些精英人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以几十天的制宪会议认真对待闭门研究,开创了美国宪政民主的历史。
关于英国1642内战,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克伦威尔以反专制独裁的旗号领导并打赢了这场战争,却以"护国主"身份坐上了权力宝座,当起了新的专制独裁者。此时国王的势力并未因战争而彻底消灭,而是重新纠集他的保皇党军队,发动了两次内战,经过了长达六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保皇势力才被最终制服。但直到克伦威尔去世,英国的宪政民主体制仍然未能确立起来。此后又出现了一次王室的复辟倒算(1688年),通过革命党人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才终于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独裁,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这一妥协和改良的政体。此时距离克伦威尔开始领导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46年;距那场战争胜利已有42年;而距离克伦威尔去世,也有30年之久!
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理念早就融入了文化传统的国度,争取宪政民主竟然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最后还是以妥协和改良主义方式实行君主立宪,才终于化解了王权与民权的矛盾冲突,建成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就连美国这样在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后,没有任何王权和其他专制统治的国家,也未能在战争胜利以后就立即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从这一历史中,我们究竟该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再把历史推近一些,20世纪上半叶,东欧和亚洲几乎所有以反专制独裁为旗号,发动了你死我活的内战的国家,都在战争胜利后60年左右的时间内,推行着残酷暴虐的专制极权统治,而且越是在有着深厚专制极权文化传统的国度,战争越残酷惨烈、时间持续越长,战后的这种统治也就越持久,越专制极权、残酷暴虐,譬如中国.....
难道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历史事件都属巧合,而没有受到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吗?
不是,绝不是!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历史规律----在一个有着某种专制独裁传统的国家里,以大规模和持久性战争为主要手段的暴力革命,极有可能使宪政民主追求难于得到实现,相反倒很有可能使社会回归到专制极权与暴政的老路!
关于这一规律的作用机理,也许可作如是解读:在战争状态下,必然从组织、程序和实体上打破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军事运作必须的专制集权。这等于是把一些本来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送进一所专制极权教育学校进行强力培养驯化。他通过这种驯化,加之战争使他随时都在剥夺着别人最起码的权利----生存权和生命权,他自己也随时处于这种被剥夺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一定会强化暴力与专制极权的心理和思维逻辑,淡忘了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抛弃暴力和强权的心理与思维。因此当他在战后获得组织政府、领导国家的权力时,就很难说不会依着自己在惨烈的战争中强力培养出来的专制极权主义理念与行为惯性,忘掉了在战前形成的、在严峻的战争考验中不得不予以舍弃的自由民主理念,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施行着专制极权的政治统治;他极有可能因自己在战争中的付出太多太大,而逐步产生战后索取回报的念头,但因战争对战前的社会经济成就造成了严重毁灭,因而战后及时性的经济回报几乎是很不现实的,而政治权利回报却唾手可得,要放弃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的回报实在可惜,也更不忍心,于是专权牟利就几乎成了他既"顺手牵羊"、又心安理得的实惠选择,战争越持久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公众在战争中受到的侵害,使得他们在战后的自我休养恢复远远重于其他追求,当然更比自由民主追求重要和实际得多,整个社会也忙碌于战后秩序的调理整顿,经济、民生的恢复与重建,因此社会从整体上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丧失自由民主化的动力......以上种种因素综合叠加起来,就构成了专制极权死灰复燃的土壤和温床。
表面看来美国似乎是个例外:战争并未使它陷入专制独裁的泥潭。然而这个例外是源于它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它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从有着自由民主传统的英国而来,其次还少量掺杂着当地土著人原始古朴的、与专制极权几乎没有任何渊源关系的文化传统,此外它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像中国人一样炫耀的传统,更没有国王、皇帝一类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它那时连一个国家都还算不上。它没有专制极权产生的文化与社会土壤,在战后更没有专制独裁者复辟的威胁,因此在仍未建立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跟战前一样地运行着而没有什么异样。故而我们可以想象: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搞专制独裁,可能要像在中国搞宪政民主一样让人感到困难重重,让人感到十分难于理解和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美国并不例外:与上述所有国家一样,传统或固有文化对于与之矛盾的异质文化,有着巨大的排斥力;当它对异质文化不屑于排斥时,它就会进行同化,使得异质文化最终只保留着它原来的外壳,而其内核,则与它原初的东西大相径庭了。
这个特点,充分表现在华盛顿所领导的战争之中。在华盛顿手下,士兵可以自由地临阵逃跑而不会受到惩罚;在一次战役进行之前,首先要召集一些军官进行讨论商议,因此而错过了一些战机,导致其战斗遭受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应有的失败挫折......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在美国军队的战斗中都表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不可比拟。难道,这不正好说明了它那自由民主价值理念与文化的无孔不入和坚不可摧吗?
专制独裁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所以它会在美国受到强烈的排斥,几乎没有任何生根发芽的机会。
再进一步说,在战后,社会的一切都需要恢复,于是战前的社会政治形态,也极有可能顺其自然地跟着恢复----在英国,恢复了它的专制统治;在美国,则"恢复"了它没有国家、因而也没有国家统治者的状态(只是在过了4年后才成立了国家,并有了国家统治者)......那么在中国如果进行了一场战争之后,它会不会也恢复到战前专制极权和暴政的社会政治形态呢?
在英国那样具有浓厚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最终还是以一次和平革命和妥协的方式实现了宪政民主;那么在极度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离开了和平革命和妥协,真能走得通吗?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下,暴力革命极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极权,和平改革是最稳妥、代价最小、收效最佳的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也许和平改革比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所需时间会漫长一些,但因它可减去战前的诸多准备、动员环节,还可免去战后的很多曲折转换,从而在整体上减少该过程所需的时间消耗,同时避免诸多伤害和代价,更快地到达宪政民主目标。因此,这应当作为民运首选的奋斗方式,成为民运阵营较为一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在这方面,台湾提供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这一范例很好地证明了和平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台湾的成功足以堵住中共"国情论"、"特色论"者的臭嘴:台湾与中国大陆可以说得上文化同根、血脉同源,在那里宪政民主改革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充分理解接受和完满的成功,那么在大陆又为什么不会同样获得民众的理解接受,不会获得成功呢?你有什么阻扰和反对宪政民主的充足理由呢?
台湾的宪政民主自然会在大陆人心目中树立起一根无形的标杆。其实这样的标杆,早就在一些人心中竖起来了。随着现在中共与台湾政治接触的逐步加深,大陆不少公众的目光已经被吸引到台湾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后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目光,并大大提升这些目光透视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久而久之,大陆民众便会深切地感受到宪政民主的魅力而欲罢不能,滋生出对于自由民主社会的仰慕和向往,成为大陆民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如果沿着逻辑路线严密地推演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在一系列妥协中争取和平改革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创造和积累自身力量的过程。有了这样的创造和积累,民运既有可能实现和平改革的夙愿,也有可能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机动灵活地启动暴力革命的程序。因此,民运在妥协中争取改良,就是在为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同时创造着条件。只是从现在开始,民运就应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的两手准备。借用中共魔头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两者兼顾,互不相误,机动灵活,利于后续运作,也不脱离现实。舍此选择,恐怕难于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了!
在这方面,台湾是大陆最好的旗帜和老师。有了这个旗帜和老师,大陆的民众就会受到很多影响和鼓舞,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就会得到很多启发,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曲折,使得中国大陆的和平改革希望,由渺茫无期变为了现实可能。只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学习,还需要把它作为一个"革命根据地"加以巧妙利用,才能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此外在眼下,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占有了一些有利的资源。将这些条件和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整合起来,就能给自己带来成倍的实力,给这个世界带来成倍的影响力和震撼力,由此给中共带来成倍的压力,让中共不得不做出某些姿态上的改变,从而给中国的宪政改革创造出更好的社会环境。
特别重要的,是对中共权势阶层的策反和分化瓦解工作。因为和平改革绝非民众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是同时需要当局权势阶层的普遍觉醒,和在这种觉醒前提下与民众的积极配合。而权势阶层的觉醒,主要又靠我们这些自由民主人士的不懈努力,通过言论、舆论和其他种种组织化行为,对他们的思想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向他们抛出积极配合改革就将放弃对他们历史罪恶的清算和追究这一交换条件,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自己的观念,最终转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至少可以减轻或弱化他们对宪政改革的阻力,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将其转化成为宪政改革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这与中共在过去战争年代喊过的那句"缴枪不杀"的口号有些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中共这一曾经喊过的口号,在后来多半都因政治需要而未能兑现,与中共至今为止难以数计的恶劣行为一起,使其以政治骗子、不要脸、"癞皮狗"等等臭名远播全球。而自由民主阵营则不能像中共那样自食其言,相反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全面兑现自己的承诺。以此去取得全社会的普遍信任,并在普遍信任的社会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赢得社会各界别、各阶层的人心,一步一步地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实现我们的目标。
客观地看待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这一口号在当初对于瓦解和分化对手,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过来,作为我们民运斗争的有力武器加以好好利用。在此问题上,以及在与此类似的其它种种问题上,不少民运人士都犯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错误:以偏爱或憎恶的情感代替理智,盲目信奉前中共魔头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套荒谬哲学,一概否定对手的一切,否定包括对手在历次斗争中屡试不爽的策略艺术,迷恋于硬碰硬的斗争方式,以至于将自身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在这里,我觉得倒有必要提起毛泽东的另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在敌对双方对抗到近乎于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一味的感情用事,势必让盲目的冲动支配自己的行为,并最终采取背离现实条件的行动,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在这一方面,民运应当抛弃毛泽东的那两个"凡是"论,善于从对手身上学习斗争策略和艺术,从对手身上获得升华自己的灵感,借对手之长补自身之短,逐步改变自身的弱势处境,最终成长壮大到让对手难于匹敌的地位。
比之依靠硬实力、硬碰硬的拼打来,抓住对手在心理上的恐惧去瓦解和分化对手,应算摆脱自身实力局限,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上善之策。特别当一个十分弱小的对手在面临十分强劲的对手时,这样的策略更显得非常必要。中共官员们在心理上的最大恐惧,就是他们害怕自己腐败与作恶的历史,在自由民主中遭到彻底清算,导致身败名裂不说,还会有掉脑袋之虞。而在自由民主尚未对他们构成威胁之前,他们最有可能害怕的则是无处不在的神的报应。因此法轮功在这些年发起的退党运动会收到快速而又显著的成效,以至于让中共高层也深感其严重威胁。而退党运动究其实质来说,仍与"缴枪不杀"这一口号的意义大同小异,是一种分化瓦解策略的具体操作实例,充分证明了采取分化瓦解策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既然法轮功采取这样的策略能收到如此显著成效,那么我们自由民主阵营,为什么不可以此为启发,在法轮功所采取的策略之外实施一种新的并可能更有成效的策略,例如以中共官员积极配合、投入宪政改革为交换条件,而相应地放弃对这类官员历史罪恶的清算和追究,去达到分化瓦解中共,削弱中共队伍政治实力的目的呢?
另外还不可忽视的是,当今中国,千方百计利用民间维权夺取政权"改朝换代"、建立新的专制王朝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极有可能还大有人在。对此,民运阵营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中共就是依靠这样的野心和阴谋(即所谓的"策略"),在1921-1949年,踏着千千万万起义者和维权者的尸骨,饮着千千万万人的鲜血成长壮大起来,最终登上权利宝座,实现其专制极权的暴政统治的。自从中共当政以来,它就利用着自己强力垄断的各类媒体,把这样的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加以了美化和神化,甚至已经无可非议地融入了文化传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肮脏丑恶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防止这类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得逞,应当是中国民运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目标和重大的战略任务之一。
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既存在于民运队伍的外部,也存在于民运队伍的内部。对于这样的外部势力,有它自己明显的纲领和旗帜,一般来说是不难提防的。况且,在当今世界大潮下,是很少会有组织或个人,敢于公开抛出这样的纲领,打出这样的旗帜的。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打入民运内部,创造条件等待机会。因此对于内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就更加防不胜防了。
所谓民运队伍"内部",是指一个个相互平行的民运组织,和一个个活跃在这些组织内的人员。这些组织和人员中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超乎于组织之外的纲领和旗帜的,只是到了条件具备机会成熟之时,才会采取与民运纲领相反或相悖的行动,窃取胜利果实据为己有,大行其专制极权之道。到了这时,民运组织要么与其决裂,并与其展开殊死斗争;要么改弦易辙,屈居于新的专制极权之下,或忍气吞声同流合污,或成为新的专制极权的阶下囚、刀下鬼。中共发迹的历史及其以后的种种暴行,就是这种野心与阴谋演绎过程的巅峰创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反面教材,是当前中国民运最值得认真记取的前车之鉴。
要防止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民运阵营的种种运作中,将自由民主的原则和精神贯彻到底,由此遏制独裁专制者产生和存在的气候与土壤,不断消解其成熟的机会与条件。同时,我们还需要从灵魂深处,极力消除中共党文化的长期洗脑影响,坚决摒弃在革命队伍内部频繁大清洗那一套做法,也摒弃相互怀疑、指责、攻讦等种种野蛮恶劣的权力斗争方式。因为它是既能导致民运队伍持续不断的内耗、又能严重破坏自由民主空气的最有害的毒素,不仅会危害民运组织队伍而使其难于得到应有的成长壮大,还会危害国家和社会,最终造成专制极权与暴政的死灰复燃,使国家、民族和人民再度陷入灾难的深渊。
这些斗争方式,恰恰正是野心家、阴谋家们在劫夺大权中惯用的"策略"手段。而如果在种种运作中将自由民主的原则和精神贯彻到底,那么民运队伍的纯洁性主要依靠程序和实体上的民主就可望得以实现,这些权力斗争方式既没有必要,也因为自由民主遏制了野心家和阴谋家的作用而能得到有效的禁止,使民运队伍及其运动步入理性运作,健康发展的轨道。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方面运作的正常开展和逐步深入,那么以"影子暴力"助阵的和平改革运动,就将势不可挡地发展下去,取得日益显著的成果,直至让中共切身感到难于对抗的压力,最终实现民运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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