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连载3)
华夏匹夫
三、直接性暴力革命的社会危害性与现实否定性,"影子暴力"的功能作用
眼下,民运内部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之争十分激烈,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争论的双方互不相让,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又谁也不服输。争论来争论去,总是没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正如吕洪来先生说:"暴力革命的道路走不通,改良道路又不敢走"。
就民运内部分歧最大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在理论上澄清是非并形成基本共识,以减少不必要的争执,是很有必要,而且还是十分迫切的。因为现在国内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复杂,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一触即发。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较为清醒的一致认识,那么必将在革命到来之时无所适从,最有可能就是民运内部的各派各自为战,不能采取一致行动,而难于形成能给中共以致命打击的合力,从而错失良机。甚至会被中共从民运分裂的组织和分散的行动中轻松自如地找到突破口,展开足以致命的反扑和反攻,从而巩固其政权,继续维持其黑暗暴政的统治。
因此,本人就此问题提出以下见解,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讨论,但请注意,不要对本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不过请放心,如果万一遇到了这样的攻击,我也能够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决不至于"以牙还牙"伤了和气,影响民运大局的。是否真的如此,就请朋友们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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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而直接暴力和流血的革命,则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知道,中共独揽了国家一切大权,控制了一切暴力机器,人民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要在与中共的暴力对抗中由弱势发展到势均力敌,最后取得优势地位,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越长久,将越会使国家、民族和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力量是否会最终上升到优势地位,仍然存在很大变数,谁也不敢确切定论。因此眼下中国,要想以直接暴力的革命去实现宪政民主,无异于把国家和民族拖入一场浩大无比的赌注----一场极为弱势的人民与强大千百万倍的对手的赌注。在这一赌注中,就显著弱势的民众一方来说,其冒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直接暴力的革命显然是下下之策。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所要消灭的不是某个政党,也不是组成这个政党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在中国肆虐了数千年的恶劣社会制度----专制、极权和暴虐的政治制度。几千年来中国变化最多最大的是帝王的旗号名称,最没有变化的是专制、极权、残酷暴虐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巨大文化传统惯性力量,才使得中国从古至今一切以反朝廷、反腐败甚至反专制为旗帜的个人和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最初鼓动民众掀起了推翻没落帝王和专制政权的大潮,后来却又都在条件具备、机会成熟之时,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专制、极权和暴政的道路,昔日反暴政的旗手,再次做起了专制极权的新暴君,等待着下一轮被别的人推翻,由此维系着恶劣制度的恶性循环......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专制、极权和暴政的根源,本质上不在于某政党某社团,也不在于某个个体的人。某政党某社团或某个人,推行专制极权和暴政而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其看准了中国这一恶劣传统的根深蒂固,而利用这一传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样的传统如果他不去利用,别的政党、社团和个人也可能去利用。而既不愿意去利用,相反还要去反对和消灭这一传统的政党、社团和个人,却因其在社会整体中所占比重的过小,力量对比上的过分悬殊和弱势,而难于上升到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甚至会在操作失当的情况下,最终败落敌手,陷入被扼杀被宰割的厄运。
因此民运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传统文化之中的恶劣制度文化,在这一前提下民运即使消灭了某个政党和相应的一些人,却也不能有效防止另外的政党和另外一些人再步其后尘;解体一个极力维护专制极权政体的政党,本质上是削弱这个政党的力量,以此有效地遏制并在以后逐步消除社会中专制极权和暴政肆虐的土壤与温床,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政党;一旦削弱了这个政党的力量,在自由民主力量发育充分的情况下,此后专制极权和暴政肆虐的土壤与温床将会逐步得以消除(当然并非立即消除),如果还要去消灭这个政党的话,那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本身,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进一步推论下去,我们还应当明白:如果要把从根本上消灭一个政党及其相应的个人作为民运的奋斗目标,那么也许民运永远难于到达这样的目标。相反,民运还极有可能受着这一目标的牵制和束缚,而难于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另一个更迫切、更重要的目标:消灭专制极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而就中国民运阵营的实力来说,民运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解体中共,但现实却不允许民运为了消灭这个政党而无休止地耗费精力与时间。
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严峻的现实:民运除了面对着一个实力强大的蛮横暴虐的政党,同时还面对着众多民众的执迷不悟----直到现在为止,包拯和海瑞似的"青天大老爷",还受着中国人的顶礼膜拜;几出清宫明君戏,就足以把很多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普通民众对这种传统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遭遇特权的无度侵害时,虽有忍无可忍的情感与行为表现,却也没能认识到这是恶劣的政治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没能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有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从自己所了解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知识中,觉得我们的国家"应该改朝换代了"----建立新的王朝,让英明贤能、慈善仁厚的新君主来统治和管理这个社会。有时甚至还会成为专制暴政集团的帮凶----他对暴政集团给自己带来的侵犯和伤害因习惯了麻木了而毫无异样感觉,只要暴政集团以巧妙的方式给了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恩惠予以"安抚",他就会因此而感恩戴德歌颂备至。而当别的已不习惯和麻木,并不愿为小恩小惠而永远丧失自己基本权利的人,要对暴政集团采取革命行动之时,他便会奋起反对,并很有可能投入捍卫暴政集团的行列。按照鲁迅的话说,他做稳了奴隶就会感激备至。如果你要对现存社会制度动什么手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并由此而降到更低的地位--因为直到现在的中国,普通百姓承受比奴隶更低的待遇,是屡见不鲜的事。他想到了这样的可能,却难以相信你的行动会让他和所有人都享受到比奴隶高得多的待遇(这样的事从来就没在中国发生过),那么他对你的行动进行一定的抵制和对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在心理上的习惯和麻木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剂,但因它对理性与思想的过分排斥,因而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与阻力。特别在一个有着长期浓厚专制极权与暴政传统的国度里更是这样,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中国统治者,都热衷于利用人们在心理上的习惯与麻木去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中国历代帝王在这方面积累起来的策略手段可说琳琅满目,以孔夫子和孟夫子为代表的代代儒学巨子,在这方面的钻研创造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就连以远离政治、修身养性而闻名于世的道家学派、以军事斗争为探求对象的《孙子兵法》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林林总总地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少儒子对这方面的"精华"、"国粹"津津乐道。而中共则更是把这一传统推到了鼎盛,发挥到了极致。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普遍默认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任何对其反对和动摇的行为,几乎都会受到不少人理直气壮的声讨和责难。参与声讨责难的不仅仅有中共文痞、披着"爱国"外衣的"五毛党"和不知天高地厚地以"爱国"自诩的愤青,还有不少颇具正直刚烈之气的知识分子和身处底层备受压迫的百姓。他们在声讨和责难中,常常会把中国人对极权暴政的习惯和麻木赞颂为一种"美德",由此加以极力维护,并对批判和反对这种习惯与麻木的言论穷追猛打,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残酷暴虐的专制极权的打手与帮凶。
据此可知,即使要进行直接的暴力革命,也会存在一个谁会愿意而且能够、以及有多少人会与我们一道去实施的问题。而要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求解,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和由这一过程所决定的时间。一句话,直接的暴力革命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是很不可取的。如果我们不顾这一现实,而以暴力革命作为奋斗目标并进行公开号召,同时提出对中共历史罪恶作无条件的清算追究,那么中共必将更加绷紧自己的神经,更将刺激他们作出拼死的最后抵抗。要知道,现在中共权势阶层的腐败是非常广泛和严重的,所谓无官不贪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因此在这样的抵抗中,他们能够动员的是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的整个权势集团,而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几乎处于低级原始的状态,怎样确保自己能够占到上风,实力能够上升到优势地位呢?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中国现在的宪政改革,面临两大不可忽视的阻力:一是部分民众迟迟难于觉醒的阻力,二是权势阶层出于保护既得利益和既得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需要的心理阻力。来自民众的思想意识阻力尚且远远难以克服,何况来自权势阶层的心理阻力?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实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免去权势阶层"改革将使自己丢脑袋"的顾虑,减少权势阶层的心理负担而减轻来自于这方面的阻力,那么我们的改革诉求不是更容易实现了吗?
我们深深理解不少国人,因为长期遭受中共暴政极权的无度伤害而苦大仇深。中共的确有不少坏官和恶官,即使将其千刀万剐也难解深仇大恨。本人时常在面对中共种种暴行时的心理也是这样。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按照社会公理和公义惩治罪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然而在中国,这种可能性早已变得微乎其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导致了不少公众对中共仇恨日盛一日的积累叠加,以至于到了随时都想报仇雪恨的程度。因此要求对中共的历史罪恶进行清算追究,的确是合情合理,也是能够顺应民心的。然而民运阵营应当明白自己的责任和目标,是要在中国结束残酷暴虐的专制极权的历史,而不是报仇雪恨;民运人士是政治博弈之士,而不是江湖义侠;过度缺乏理性控制的仇恨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失控的爆发既会伤了对手也会伤了自己,有时甚至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在尚未伤到对手时,就会让自己首先受到伤害。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等待机会和时间,特别是时间。时间的作用,一是可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二是可以消融对手的心理优势,让对手逐步退出与自己的敌对状态,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乃至不战而和、不战而胜的最佳效果。
否则,如果以冤报冤,冤冤相报,势必造成旧怨未了新仇又起,如此循环往复,永远没有完结,社会陷入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的恶性厮杀之中。那么,宪政民主不会受到充满刀光剑影的恩怨情仇的排斥吗?它不会又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难有一个正常实施的社会环境和机会吗?
因此,"和"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这就是眼下不宜主张暴力革命、不宜主张对中共历史罪恶进行无条件清算和追究的,以妥协为基本特征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中,我们解决民众宪政改革诉求与中共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应当从这方面着手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此为改革创造可能性的社会政治环境。
似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那就是要创造出这样的环境,在时间和机会等待上的过分漫长。但强调妥协,并不是要把宪政改革的希望盲目地寄托在中共身上;对时间和机会的等待也绝不应是无所作为的消极等待,而应是在积极创造条件中的等待:利用一切现实可能,千方百计充实壮大自己,让对手在不经意中不得不正视民运的存在,感到民运给他带来的种种压力。只有这样,民运才能最终积累本钱实力,去取得与对手不战而胜、不战而和的最佳效果。
因此我们每一个自由民主人士,都应当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去面对现实,从对现实的客观把握中寻求可行可靠的出路,推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实质进展。特别要看到民运阵营力量十分弱小,难于壮大到暴力革命所要求的规模(特别是足以与中共抗衡的军事指挥家、战斗人员)和组织化水平;暴力革命所需的经济、物质条件很难具备(不论是自我创造,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等等现实,在承认现实局限的条件下,至少在目前放弃依靠暴力革命的打算,潜心专注于动员和依靠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动和平革命的进程。
但绝对地回避暴力,也是一种错误。因为要使专制极权的暴政集团改邪归正,仅凭我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引导",那是极不现实的。民间的维权上访和对官员的一系列意见,以及民运人士的系列言论,本质上就是对中共的"规劝引导"。对此,中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予以严厉打压,甚至就连和平理性的上访也被冠以非法的罪名,这说明中共不可能接受任何"规劝引导",而且拒绝任何形式"规劝引导"的强硬态度。对此态度,民运必须针锋相对拿出同样的态度,才能起到应有的震撼和威慑作用。对应于中共的强硬态度,民运的态度应当是: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改革,强烈要求中共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配合、推动这样的改革。民运郑重承诺尽可能以各种和平手段,对中共军队、警察、党政人员开展策反和分化瓦解等工作,并争取中共党政以其整体,积极支持、配合、推动改革。在中共对改革主动积极支持、配合前提下,民运将坚决信守承诺,绝不进行暴力革命,并免于对中共及其个体性改革支持者历史罪恶的清算和追究,此即"和解";但若中共以任何方式拒绝、阻扰和对抗宪政改革,那么民运就将不惜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最后采取暴力革命手段,以此在中国推进和实现宪政改革,并对中共及其个人的历史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追究。当前中共的一切言行,都表明了它明目张胆拒绝、阻扰和对抗宪政改革,因此民运从现在起,就有理由整合各方面力量,进行暴力革命实力积累的充分准备。在这种准备中,民运仍将积极努力争取中共的主动改革。一旦这种准备达到充分成熟,如果中共还要负隅顽抗死不改悔,那么民运就将被迫启动暴力革命的程序。但如果中共在任何时候愿意支持配合改革,民运都将立即启动和解程序,放弃暴力革命准备或已经启动的暴力革命程序,甚至还可帮助和平阻止民间自发的暴力行动,抛弃前嫌,同舟共济地推进宪政民主改革。
换句话说就是:以"影子暴力"助阵的和平改革。亦即主张和平改革,进行和平改革的地毯式舆论轰炸,同时进行暴力革命的实力积累准备,以此给予中共暴政集团必要的压力;但在一般情况下却绝不使用暴力。这种暴力实体是实在的,却又是以影子方式存在的,是一种最后可能会用到的预备手段,而不是必须贯穿民运全过程的斗争方式;它主要用于陪衬一旁以彰显实力、状大声威、震慑对手,非迫不得已而避免付诸实际使用,故而称之为"影子暴力"。
换个说法就是,因为某一偶然的因素(如民间暴力维权已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浩大声势,中共军队或警察的哗变等等),而使得对手的实力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民运与其对手的实力悬殊被大大的缩小,而不需花费太大的代价就可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在对手仍然负隅顽抗的前提下,那么暴力革命也不失为一条可以考虑选择的道路。
民间自发的暴力维权抗争,是动摇中共暴政统治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对民运的影子暴力起着重要强化作用。正如马克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产生和存在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它也就会伴随着存在一天。它实际上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的民运做着铺垫,开辟着道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并非任何人、任何组织人为故意"利用"的结果。它以千千万万百姓的自由与生命为代价,但这种代价几乎是谁也无法避免阻拦的,除非当局动了恻隐之心,心甘情愿放弃暴政统治。而要促成中共作出这样的放弃,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运不懈的舆论批判、谴责和种种组织化的行为,对他们产生出了难于抗拒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民运应当围绕着这样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地努力。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民众自发的维权斗争很有可能升华为自由民主运动,但却不是自由民主运动本身。个体维权往往是以个体眼前的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多数缺乏对自由、民主等天赋人权的基本认识和追求,况且一个一个维权个案缺乏必要的相互联系,各个案的人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难于获得分散力量的整合与加强提升,在面对强大的中共暴力和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时,多数就连自身起码诉求也未能得以实现,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官官相护、官黑一家的邪恶势力更恶劣的侵害乃至丧失生命,因此只好屈服于高压草草收场了事。这样的维权斗争,一般都只能在短期内对中共地方权力机构和官员形成一定压力,而难于形成根本的和长期的动摇力量,更难于对自由民主运动起到其应有的支撑作用。
也就是说,从自发维权到自觉的民运还有一个过程。民运人士尚需趁热打铁予以必要的参与影响,才有可能完成这一过程,实现其跳跃升华,成为民运重要的前沿斗争形式。否则,民间维权运动就将难于对民运发挥出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传统惯性的强力渗透影响,加之中共有意强化这种影响,使得民众生活在传统文化无孔不入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刚被唤起觉醒的权利意识随时都处于摇摆不定的变化状态,在中共暴政的高压之下,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了回去,最终"回归"为忍气吞声的传统"顺民",融入对民运隔岸观火的队伍之中。
与此同时,民运也没有任何理由责难民间自发的暴力维权抗争,因为在民众任何和平抗争手段都被中共无理剥夺而失去了合法性的情况下,责难民众的暴力维权抗争也是背离人性的,无异于是在告诫民众:面对当局对你的任何胡作非为,你都只能逆来顺受;你不能(事实上是当局不允许)去讨说法,当局有权不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你也不能对当局有任何反抗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对中共极权暴政的变相默认和纵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给民众的暴力倾向火上浇油,不能鼓动民众进行暴力维权。因为民众的暴力将为中共使用更大更残酷的暴力找到"合法"的借口,导致更多民众在中共暴力下走向生命的毁灭。这样,我们虽然在主观上为了民众,在客观上却有可能成为民众的变相杀手。
我们每一个自由民主人士,都应当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去面对现实,从对现实的客观把握中寻求可行可靠的出路,推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实质性进展。特别要看到民运阵营力量十分弱小,难于壮大到暴力革命所要求的规模(特别是足以与中共抗衡的军事战略策略家、指挥家、战斗人员等)和组织化水平;暴力革命所需的经济、物质条件很难具备(不论是自我创造,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等等现实。在承认这些现实局限的条件下,形成如此共识:直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在目前,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要手段和公开旗号,更不应向社会作公开宣示。否则,在当前民众组织化程度过低,又缺乏实力雄厚可靠的其他社会力量支持的前提下,将会使得民众因受到过分鼓动而盲目使用暴力,从而成为中共暴力疯狂发泄的对象,给民众带来空前的伤害。如此一来,空前的恐怖带来民众空前的恐惧,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少民众对于抗暴维权之事可能都会处于谈"暴"色变的心理状态,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就会随之陷入大倒退的格局之中,我们的社会也将陷入更加黑暗的时代而难于自拔。
中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再次拖入这样的折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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