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9日星期一

【权利:1553】 一个乡村青年的失踪:个人悲剧仅仅是社会病症?

编者按:
春节了,奋斗在民主道路上的我们,大家都很穷困,潦倒,凄凉,惨淡。上不能敬老,下不能养育儿女。坐监狱的已经把牢狱正常化,已不叫牢狱之灾了,而是为民主奠基;监狱之外的绝大多数仁人志士都在为生计奔波或发愁,根本无暇顾及民主大业;为数极少的个别人硬撑着,其生活干涸如焦土,时刻等待来自友人的雨露滋润,但友人们的雨露太稀少,也便只有在极度赤贫中苍凉度日。
年是中国传统的年,在此关键时刻,我们不能不表示祝贺。既然新年到,我们就将一切苦难化为欣慰和快乐。毕竟,我们中有很多朋友没有承受牢狱之灾,虽然人身时常受到限制。既然在狱外,也还是象所有人一样地生活,也要过好大年啊。
乘年关,我们是否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交际面,向任何人群表明自己的身份、思想和态度,最好能让所有能接触到的人受到启蒙和开导,扩大民主的影响面。
民主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也是所有先行者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发展起来的,绝不是某领袖登高一呼就可以一夜促成的。因此,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尤其从自己的至亲开始,把民主的根系无限扩展开来,这也许才是最为迫切,极其重要的。
只有这样,中国民主才能真正健康、良性、稳步发展,对于习惯找借口和拖辞的邪恶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来说,也许也会无言以对。
新年了,只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2009年里,也许属于我们共同的命运,多少会有所转机,这还依然需要大家共同做实事的努力,绝对不是凭空期待就能得来的!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期待,任何时候,我只知道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主动影响更多的新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亚洲周刊许知远/自去年九月十四日以来,他再也未出现过。他在宿舍留了一张字条,抄录了《庄子》中的一段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他叫罗炼,二十四岁,在湖南的一个乡村出生、成长,是一个六口之家的独子。五年前,他主动放弃了高考,既因为成绩不佳,或许也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随即,他跟随姐姐来到广东,这是中国製造业的中心,很多年轻人来这里寻找人生的机会。他在不同工厂里打工,过去两年里,他一直在佛山市。他的工友发现他是个沉默、内向的人。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除去他的姐姐和几个工友,没人知道他已经失踪了。倘若不是他有一个在新闻机构工作的远房表哥,他的故事或许就像他本人一样,永久的淹没掉了。珠江三角洲上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打工青年,他们都像是流水线上的面目模糊的操作者,到来和离去,都不会有人注意到。

十一月下旬,这位远房表哥石扉客把罗炼的故事写到了博客上,《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引发了意外的共鸣,它既因为罗炼个人的戏剧性衝突,也因为它触及了此刻中国的一种普遍情绪。

一位沉默的、只受过中学教育的打工者,内心诵读的却是《庄子》。在不佳的人生境况中,他在日记本上抄写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因梦想而伟大,因学习而改变,因行动而成功」。

儘管人们对他所知甚少,但这些隻言片语很容易为他贴上梦想者的标籤。于是,二十四岁的罗炼的命运充满了象徵意义。他是到城市寻找希望的农民工,试图反抗现实的理想青年,而他的际遇,似乎既暗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理想主义不可避免的失败,弱小的个人在社会中无所依靠也无处倾诉。

它更触及了盘桓在人们心头很久的一种情绪。这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的利益分配越来越固化,社会流动性正迅速减弱,社会价值观日趋单一,物质上的成功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所有人都挤在竞争残酷的独木桥上,巨大的社会机制越来越非人化,个人既难以理解其複杂性,又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世界越来越物化,头脑中留不下精神的空间……

于是,他个人的苦闷与失败,代表了一大群人的感受,甚至成了全社会的苦闷、幻灭的象徵。这种情绪的爆发也正逢其时。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捩点。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既使大批人口摆脱了贫穷,也面临著新的问题。经济成功背后的社会成本,很少有人去注意。罗炼式青年的青春与体力,就像是一个需要巨大锅炉中的木柴。

人们看到锅炉驱动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机车,却很少注意到那些「木柴」——他们是人,而不仅仅是材料。而且,最初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喜悦也正迅速减少。当石扉客回到湖南老家时发现「在我的故乡,不知道从什麽时候开始,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已渐渐让位于天灾人祸频频相连的种种噩耗」。一个混乱、残酷的社会,正让人心力交瘁。

在某种意义上,罗炼的故事,就像是娜拉与潘晓的延续。八十年前,关于「娜拉出走」的辩论吸引了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喜欢借此控诉那可怕的家庭制度和传统,在那个年代,这是束缚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原因。在三十年前的潘晓感慨「为什麽人生路越走越窄」时,中国正面对著一个精神真空的年代:在长期政治斗争中被异化的人们,想释放长久的苦闷与压抑,却不知如何开始;而此刻的罗炼,则面对著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现实,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一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日益紧密的年代,普通人在其中感到弱小无助。

这三个例证,都是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间的关系。在面对它们时,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一开始,个体可能完全被吞噬到社会中去,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一旦被听到,并引起共鸣时,人们又很愿意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制度与社会上,个人似乎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

但是从「娜拉出走」的著名讨论开始,我们就知道,即使你打破了家庭、政治、社会对你的所有压迫,你的生活不一定会更好,并可能仅仅从希望走向幻灭。因为,你不能将个人内在的悲剧性,全部归于外部世界。

罗炼的故事似乎也同样如此。在硬币的一面,是我们希望整个社会能够自我反省,关注这些长期被忽略的个人,诚实地承认我们的社会的确生病了;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一种制度或一个社会,让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快乐和满足,让所有人都逃避苦闷与出走,我们要节制自己的衝动,将个人内在的悲剧性,仅仅理解成社会病症。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辛宇:中国应尽快形成政治改革共识
作者:辛宇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点击数:31 更新时间:2009-1-17
三十年前,中共在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深入讨论、激烈争辩和深刻反思,形成了解放思想的共识,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

三十年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成箭在弦上之势。为了真正形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合力,中共党内必须在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形成共识。

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

共识之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架构的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早在28年前就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拟定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规划蓝图,并勾勒出逐步推进修改宪法、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企分开、还权于职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一把手体制。

共识之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由于沿袭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之后,其弊端也日益明显。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总病根则是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表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个人(主要指党委一把手)权力的过分集中;二是组织(主要指党委、党组)权力的过分集中。对于前者,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企图通过分事权来解决,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把手不具体分管人、财、物,以及末位发言等。对于后者,则必然涉及到机构分权。

共识之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使"集中"民主化。按邓小平的规划,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改变党内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可以做到的。

共识之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展、深化民主。要巩固对集中的民主化成果,民主的基础必须通过发展和深化加以夯实。邓小平认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摸索,需要以还权为主线,逐步从五个方面"审慎从事"还权行动。

应建立政改特区

一是党委还权于政府;二是中央还权于地方;三是干部还权于群众;四是书记还权于组织;五是组织还权于党员主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走的是放权之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开放促进了改革。有此借鉴,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须走还权之路。

途径有三:一是扩大选举制,减少委任制。重民主必重选举。二是党的机关报带头开展舆论监督。邓小平五十年代就指出,"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主流报刊由于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失去力量,失去民心,在舆论导向上有名无实,逐步边缘化。三是使党员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

共识之五: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类似经济特区那样的试验区。试验区是体制改革的孵化器,可以减少阻力,控制风险,方便拷贝,整体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等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是特区试验的成功。尽管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远小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深圳特区还遭遇了两次大争论。即使实践证明搞成功了,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只是落了个安全着陆。

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关键就在于只有经济特区,没有政治特区。而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就要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实质性改革,但面对的既得利益势力太大,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是以个体挑战群体,以大多的无依无据去挑战现有规定。

因此,如不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更难取得成功。

深圳律师编写出中国民间反腐报告
作者:亚微 文章来源:VOA 点击数:39 更新时间:2009-1-15
深圳一位律师经过多年的研究调查,写出首份民间反腐报告,并寄送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国一些专家和学者的肯定。


深圳律师王荣利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导,深圳律师王荣利花了7年时间,通过网络搜集整理了500多例典型的腐败犯罪案例,写出8万字的第一份民间反腐报告,并寄送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等部门和研究机构。

研究结果显示,许多人是多年多次收受多人贿赂犯罪。腐败犯罪与年龄关系不大,而与官员的职务和掌握的权力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人均涉案金额超过1千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法的多达200例,占总数的52%以上。从腐败犯罪的领域来看,61%以上的比率集中在工程、人事、资金、管理、土地和作风等5大领域;84%以上集中在包括执法、国企经营、司法、融资和产权等10大领域,近95%集中在行政审批、贷款、采购、招商、股票发行等16大领域。

*边反腐边腐败*

研究还显示,一些领导干部存在边反腐边腐败的情况,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是典型、重大腐败犯罪高发的地区。

据深圳律师王荣利介绍,腐败问题的范围非常广,它不仅仅涉及刑事犯罪,还涉及党风、党纪和政绩等,但是他的报告偏重于腐败犯罪和判刑的刑事案件。

王荣利律师谈了他写这份报告的起因:"我原来只是是搜集一些案例,想作一些参考,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想把它们整理一下,最初没有预计到今天会出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我做了20年律师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思想也逐渐成熟。国家特别重视反腐败,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思考。这个工作别人没有做过,而且特别需要人去做。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意义,对我们的反腐倡廉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王荣利律师表示,从案例的搜集,整理,到最终统计,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周末以及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这份工作上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这份报告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查证。

他说:"我所有的前提都是基于我所统计的这5百例得出的结论,这个统计本身也不是十分准确或十分科学。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初步的统计,我想在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准确或权威,许多前提都是不完全统计,或者说是基于我统计的范围,而不敢说有多高的代表性。"

*敞开法律渠道有效解决腐败*


北京律师张生贵
北京律师张生贵认为,这份研究报告大体反映了中国的实情。他指出,腐败问题必须在制度层面上,通过敞开法律渠道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

他说:"腐败情况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制度管理问题,还有一个是监督问题。腐败情况有,但反了之后又腐,腐了之后还反。原来考虑对腐败行为杀一儆百,但现在看来从法律角度上惩治腐败的力度还是不太够。应当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法律的角度来惩治腐败,可能力度会更大一些。"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中共中央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除了通过惩治和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外,特别提倡高举反腐大旗,通过反腐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威信。

他说:"至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就我个人观察,在一些领域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是相当严重,比如说工程领域、政府的一些审批部门,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副职,甚至正职。换句话说,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所以,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推进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公共权力从制度上进行制约。"

竹立家教授认为,除了在体制内对权力进行监督外,还要在社会上实行全民监督,让老百姓当家作主,这样才能有效地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

另外,在星期三结束的中央纪委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会议提出,2009年将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查韦斯借反美为未来的专制独裁铺路发表于 2009-01-16
09:31:12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14日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包括总统在内的民选职务可以无限期的连任。这项宪法修正案是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国民议会提出的。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14日以高票通过了查韦斯提出的这项宪法修正案,这是查韦斯任内第二次试图进行无限期的总统连任。在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的一年之后,委内瑞拉修宪,允许他在2006年竞选连任总统。委内瑞拉曾在2007年底举行全民公决,否决了允许总统无限期连任的修宪提议。

查韦斯在号召支持者投票支持宪法修正案时说,这项斗争将是非常艰巨的,因为修宪建议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支持委内瑞拉的一些政党反对修宪建议。查韦斯称最近委内瑞拉反对党的领导人在波多黎各与美国顾问开会,这再次表明帝国利用这个岛阴谋反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人民。按照美国顾问的路线就是要企图把人民搞乱,他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人民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制度的胜利。宪法修正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后,将会迅速提交给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由它负责举行公民投票。这项修正原来的建议只限于总统的连任,后来查韦斯建议将其扩大到州长、市长、国家的和地区的议员,以展现更加广泛的民主。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乌罗萨表示,他坚决反对查韦斯总统为连任而推动的修宪案。他警告说,这项计划将使委内瑞拉陷入混乱。这位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说,总统无限期连任是违反民意的,委内瑞拉绝不会接受这样的状况,大家必须多思考一下,这会不会引发冲突。乌罗萨表示,委内瑞拉宪法规定,凡是国家元首提出的修宪案,经咨询性公投被否决后,在他的同一任内将不得再次提出修正案。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宣布,如果委内瑞拉人民同意他提出的取消总统任届限制的建议,他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为人民执政。"我需要一些时间完成总统的职责。我们正处于开始阶段。2020年至2027年是有可能的。如果那时我还活着,也是个老头儿了。"

委内瑞拉反对派强烈批评指责查韦斯欲实现领导终生制,企图在今后几十年继续在委内瑞拉执政。这样的执政模式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前苏联、越南、朝鲜、伊拉克,如今的古巴、朝鲜等等,无不成就了一个个专制独裁者。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除了反美的气势如虹外,经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如果查韦斯的计划得逞,南美又将诞生一个新的独裁者!

查韦斯上台以来,最大的政绩是联合拉美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反美的力量对抗美国,并让委内瑞拉200多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委内瑞拉财政收入一半来自石油出口,油价大跌将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发展放缓,并可能走上八十年代石油繁荣终结后经济崩溃的老路,再次将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民拖入贫困。

如果石油价格崩溃,查韦斯的治国模式也会跟着崩溃。委内瑞拉国民的不满情绪将把他赶下总统宝座,使他企图带领拉丁美洲"走社会主义"道路,联俄抗美的野心化为灰迹.

"官退民进"开始拉锯:从房价之争看当下中国的"阶级斗争"
DWNEWS.COM-- 2009年1月19日14:6:17(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冼岩专稿/阶级斗争理论曾被视为极左思潮的代表,伴随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乏人问津。但是,随着市场条件下中国社会利益和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深入,左翼理论开始迸发新的生命力,因其越来越具有现实的解释力,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围绕房价问题的争论,凸显出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风貌。首先,一些开发商声称"地产业冬天来临";2008年11月初,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公开表示:"房价大跌最终受害者是老百姓!"针对上述观点,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朱中一予以回击。

他指出:宣扬"房地产行业冬天来临",以及人为制造紧张气氛,是开发商深恐"借鸡下蛋"、房地产暴利时代终结,而公开施展的一种"逼宫"手段。他进而认为,王国平的言论无异于一种"公开恐吓",楼市遇冷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一些地方官员,"房价下降,不仅意味着当地GDP跟着缩水,官员的政绩也要跟着缩水。"

利益决定态度和行动。2008年11月中旬,包括碧桂园、万达在内的沈阳市72家房地产公司,联合作出"房价不降,降则补偿购房者差价"的承诺,以对抗"地产业冬天来临"。随即,有学者出面纳喊:"现在买房就是爱国"。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

而2007年12月24日因抛出"三四年后再买房"的拐点论而引发业界地震的著名房地产开发商王石,也在整整一年后改口,表示原先所说的三四年后再买房者,仅仅是指暂时买不起房的人,若拥有购房能力,不需要再等三四年。

人们看到,在围绕房价的这场争论和博弈中,社会成员按照不同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阵营,包括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有关管理部门、已购房者和未购房者,等等。不同阵营的人,利益南辕北辙,立场不可调和,确实具有"阶级斗争"的某些特征。

但与经典理论不同的是,这种利益博弈中的阵营划分,不仅依据固定的经济地位即"阶级",而是随着目标的不同,呈现多种划分标准。同时,这种由立场对立引发的博弈,不一定走向你死我活,有可能经过较量,相互让步而走向妥协——立场不可调和,结果可以妥协,这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一大特征。

更大特征在于,"政府官员"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登上了博弈舞台,成为"阶级斗争"中的一方。由于他们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绝对的力量对比优势,所以成了各项社会利益冲突的重心。职责是社会矛盾协调员的政府官员,本身成了矛盾的一方,并竭力扩张自身利益,这是当下中国的根本问题所在,也是诸多矛盾的源头所在。

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繁增多,为什么政府总是成为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政府官员的参与,使"阶级斗争"成了没有悬念的博弈,博弈结果极大地向固定一方倾斜,使社会分配丧失了相对平衡的可能性。

在当下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如果说贫富分化、劳资冲突是一大问题的话,那么"官重民轻"则是最大问题所在。人们看到,仅仅是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2007年已超过20%,令世界侧目;1986年到2005年,全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长到498元,增长23倍,远快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更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上述数据还只能是"大致估计"、"不完全统计",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政府总收入以及行政管理费用等项信息,作为"国家机密",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无从得知,至今被垄断在相关政府官员手中。

信息的不对称,是力量不对称的一部分。与权力机关每到年末"突击花钱"相对应的,是普遍民众无力消费,内需疲软。2005年的个税调整,仅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至1600元,据说最近准备再次上调至2000元——而由2000元到5000元,全国税收减少也不过几十亿。财税杠杆的"官松民紧",亦凸显出左右利益分配格局的权力全部被单方面执掌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政府官员又非是中立的仲裁者,而是利益博弈的参与方。

毫无疑问,这种"官强民弱"的力量对比、"官重民轻"的分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变化,但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具体将表现为政府权威的逐步削弱、民众权利的逐步增强,其间,有可能引发社会失序等不稳定风险,这是当下中国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最好的出路是执政集团内部从集团本身的长远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找到遏制自我利益膨胀的办法。

从执政党最近对反腐工作的强调以及系列措施出台看,中央确有此意图。但是,阻力不言而喻。且不说民间呼吁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至今不见踪影,据200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审计局和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沈阳市政府各个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财务账目。对此,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的回应是:"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

显然,在自我遏制问题上,执政集团内部又将按照远见和近视、顾及长远整体利益和执着眼前个人利益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这种划分并非固定,而将根据利益焦点的不同经常发生阵营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两个阵营间的博弈,只能在正发生演变的现行体制平台上展开。

这种体制演变的方向是:由一个核心向集体领导,由随意处置向程序规则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很多规则,都是保护既得利益的),由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越来越具有讨价还价能力演变。在这种演变趋势下,执政集团内部利益越来越多元,权力越来越分散,难以形成遏制自我利益扩张的稳定共识,自我遏制的动力明显不足。

因此,中国社会的进步,利益格局的平衡,还是只能期待于不乏风险的"阶级斗争"。从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对群体性事件的开放态度,到民间维权意识的增强、动作的增多,似可窥见这一漫长"官退民进"拉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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