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近读《世界博览》上一篇题为《印度贫民的幸福生活》剪报，真出乎人们的想象，很是有趣、高兴，觉得在邻国印度那里的穷人倒是生活得很幸福的！
有人称印度是穷人的天堂，这话不假，贫民窟的居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享有全免费医疗的权利。政府公立医院从挂号、检查到药品等基本治疗全部免费。而且治疗期间，还可享用医院提供的免费食物。政府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也完全免费。印度城市的公共设施，处处考虑穷人的承受能力。城市里所有公园一律免费，博物馆大部分都是免费。公交车票以2卢比（合人民币4角）起价、火车票价格也非常低。你即使一无所有，手里还有一张选票。印度的贫民人口达1．7亿，他们可以用选票维护自身利益。每次竞选时，各政党的候选人都会去贫民窟安民，并承诺给他们搞各种福利，比如安装自来水管，清理垃圾，建造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为了这张选票，也为了下次继续当选，这些承诺一般都会有所兑现。
另外，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所以，印度农民想进城就进城，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只要进城找到工作，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就都跟当地人一样……
我读了摘自《世界博览》的这段文字，很为之感动。真有点羡慕起印度的贫民来了。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生活不愁有温饱，衣食住行有保障；生病有医疗、子女上学全免费。这种日子应该说是幸福的了！
如果一个国家重视贫民，关心贫民，使贫困民众的生活感到幸福，那是十分不简单的，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得到自己的国家关怀、社会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该够满足的了。在印度政府解决了贫民衣食住行的困难，这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这就是尊重了人权！印度国家宪法规定的，不论那一个总统上台，不管那一位总理执政，不论你是科学家、教授或平民当选，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派别或是军人，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执行，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而且只能允许略宽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如国民免费医疗的用药、危重病人的抢救宽度等；又如公交车票的半票或免票；言论自由和采访、出版等自由的更开放度等等。正如印度宪法明确规定的那样："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这样的自由度够大的了。所以，印度这个仅次于我们中国的大国（近年来人口近10亿了），他们穷且自由而自豪，他们没有城乡户籍制度，他们没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农民只要你想进城就进城，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进城只要找到工作，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就都跟当地人一样，没有农民工的歧视谓之，因为城里人也没有歧视乡下人的传统习惯。笔者以为在印度这样的大虽然穷的国家里，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大家享有一样的人生权利，只是智慧、本领、知识、技能、专长、勤劳、懒惰和机遇的不同，只是考试、竞争、命运的不同，人权是受到宪法的保护的，公民享受的权利是公平、公正、合法和合理的。
因为每个生长在印度的人都是公民，公民权利是受到国家宪法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保护的，绝对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变成为一纸空文的。所以只要你是一个印度公民，你即使一无所有，手里只要握有一张选票，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就是印度公民的选票重于生命的价值观，这就是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制度下的公民！
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发的第一个治理评估框架，日前由中央编译局正式发布。人权与公民权、公民参与、法治及合法性，均占有突出地位。正如近日《南方周末》"方舟评论"题为《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启示》中说，刚巧，今年正是中国立宪百年，中国首个治理评估框架此刻问世，这个历史的偶然中似乎蕴涵着必然，似乎是对中国立宪百年的回应，似乎暗示着中国宪政转型的顽强和坚韧。
的确，就像黄河必将入海，中华民族走向宪政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她走向宪政的具体进程，也像黄河九曲十八弯，充满了曲折艰险。笔者认为，宪政，是我们的百年梦想，即便到今天仍然较久远。而一部百年的动荡史证明，宪政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宪政，就没有人权保障，也就没有善治可言。
如果说，我们的第一个30年主要是阶级斗争为纲，第二个30年主要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今后30年，中心工作是否应该主要转向社会发展，应该主要转向公共治理，应该主要转向政治改革，应该主要转向宪政时代？
笔者以为，人权与公民权、公民参与、法治及合法性，对一个国家来讲，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的，人权与公民权方面，涵盖了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妇女儿童、贫困居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对少数派和不同意见者的保护和宽容，公民和官员的人权意识，公民合法的游行示威，公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公民的维权，以及对公民的法律救助等内容。这些在印度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所相定，而且都能切实兑现，因而印度贫困公民这个弱势群体尤其得到尊重，因而社会和谐，贫民百姓感到生活有保障，感到生活幸福和谐。中国人民也期盼！
法官前腐后继，正义底线沦陷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太阳报 点击数：4 更新时间：2009-1-7
重庆高院院长钱锋日前表示，法官是腐败的高危人群。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近日也公开承认，近年来数名大法官、高级法官先后涉贪被捕，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了严重危害，其训不可谓不深。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涉及腐败的大法官、高级法官不在少数，如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岐、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黑龙江省高院原院长徐衍东、渖阳市中院原院长贾永祥、武汉市中院原院长周文轩、长沙市中院原副院长唐吉凯、阜阳市中院原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等人，分别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中箭。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也因涉嫌拍卖弊案、收受巨额贿赂被「双规」。法官「前腐后继」，令人触目惊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已经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司法机关久治不愈的顽症和恶性肿瘤。
近几年来，老百姓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关系为关键」；「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了，还说法治不健全」。这些底层百姓的心声，形象地刻画了腐败法官的恶形恶相。
司法腐败性质恶劣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最高守护神。严格说来，法官不是一般的「官」，法院院长也不是一般的「长」，与其他领域的官员腐败相比，法官、法院院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腐败交易，性质更加恶劣，对社会正义和民众利益的危害也会更加严重。
以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为例，这个中共建政之后被捕的最高级别法官，让很多中国人都感到无比沉重。
黄松有与广州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联手，涉嫌在中国第一烂尾楼的拍卖中，上下其手，徇私舞弊，而落入法网。
事后媒体还揭发，黄松有这个表面「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谦逊、踏实而富有活力」的大法官，不仅贪婪成性，而且道德品质极为败坏。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性趣」，内地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黄松有的倒台，给中国法治重重一击，所谓「以法治国」的招牌，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
法官失控，主要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法官既掌握裁判权，又掌握执行权，权力极大。表面上法官有检察院和人大代表监督，但实际上，在中共一党独大的体制下，这种监督徒有虚名，很多地方的法官自把自为，称霸一方，将法院建成一座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腐败堡垒。
而素有「青天」情意结的中国老百姓，不幸地被这些贪腐的法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中国网络时代：让政府民主 让贪官胆颤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年的网络问政事件，展示出了：民间透过网络向政府表达的，除了生硬的博弈外，还有温和的陈情；而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主动，通过网络表达民主诉求。制度化的网络沟通管道尚未建立，但其雏形已现。针对这一趋势，就相关话题与三位专家展开研讨。
对于网络问政事件频现有何深意？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今年发生了三大公共事件----―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大地震。在这几大公共事件过程中，网民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不仅震撼了海外世界，也震撼了中国的高层。胡锦涛上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着指标性的意义。这几件公共事件以后，领导人看到网络上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帮了政府很多忙，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普通民众在网上做到了。
社科院教授闵大洪认为，虽然胡锦涛与网民的对话时间短暂，但对执政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说到底，这是一个善待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善管互联网的关键问题。
2008年，广东发生了诸多影响广泛的"网络问政"事件，例如"岭南十拍"、"书记、省长与网友见面会"、"奥一网网民自主投票评议省直、中直机关作风"、"惠州市委书记在线回答网民提问"、"奥一网有话问书记（市长）活动"等等。对于如何评价这些事件中网络的表现与作为？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说：见面会就是汪洋表示一个姿态，相当高调地支持、鼓励网民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从网络到实际的政府部门实现对接。这样就能够通过网络发现民间的声音和建议，当然也包括批评。要把这些建议和批评通过合适的平台传导到决策部门，要考虑建设一些程序或者平台，把它制度化。
汪玉凯说：现在的网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白领、官员、学界等各种阶层都开始接触网络。高层官员也开始高度关注网络，和网民见面，上网聊天，网上征求公众意见，把政策放到网上让公众讨论等等，网络已经成为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吸收民意的渠道。
网络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以非常大的发言空间，Web2.0技术使表达、互动成为非常自然的现象，也使网络表达更具有多样性。过去网络提供的信息是被动的，而现在可以在网上进行互动。技术进步给人类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
闵大洪认为，2008年是中国网络环境更加开放的一年，网民的表达更加活跃。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在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一年的网络传播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网络媒体在重大事件和主题宣传中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可以说，中国网络传播在2008年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Web1.0和Web2.0已全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网络媒体构建起一个"参与式结构"，让广大网民能够轻而易举参与其中，进行互动与沟通，对舆论的引导更加主动，形态也更加多样。
对于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程度？有人认为中国的网络民主处于初级阶段，网络文化质量亟待提高这一观点，郭巍青认为，初级阶段从时间概念上可以这么说，毕竟网络发展时间不长。但目前来看，全球也没有哪个国家网络民主发展到了多么高的阶段，发展得这么完善。中国这几亿网民，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应该是素质比较高的群体，所以中国的网络民主应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完全不必自卑地说，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离人家有很大的距离。
汪玉凯说：公众参与积极性是非常高的，随着网民数量的壮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产生的正面作用也是非常积极的，应该充分肯定。当然，网络民主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也确实有网络犯罪、过激言论等，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等原因，网民会表达出一种愤怒情绪，这种情绪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网民自身的成熟也需要时间。
对于中国与网络发展起步更早的其他国家相比，网络民主发展有哪些不足？或者说有哪些发展的空间？
郭巍青说：国外的网络民主是配合选举民主来开展的。奥巴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做法，公众性人物、公职人员、领导人都会通过自己的网页平台或者博客接受信息，也表达他自己的信念和对政策的主张。另外一方面，公众会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很多意见，传统纸媒、网络媒体，再加上公众论坛，能够比较好地做到民意沟通。
有人担心：中国网民的进步并没有完成对网络初级阶段的跨越，网民也没有完成向网络公民的转变，互联网上理性的声音不一定能够盖过那些所谓的网络暴力。网络是否会成为中国民粹主义的温床？
郭巍青说：中国网络展开的速度非常快，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过去面对面讨论不会遇到的问题，一些人在虚拟、匿名的状态下说一些极端的话，确实有可能引向一些情绪化的发泄，这种发泄又有传染性，形成言语上的"网络暴力"。但不能去堵它，而是引导积极的因素发挥出来。
汪玉凯认为，价值导向的引导是重要的，但是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有关系。如果我们的政治结构本身不合理，民众对这方面有很大的情绪，他没有其他正常的利益诉求的途径的话，就可能通过网络发泄。它是和制度的进步相配合的，这样才能提升网络表达的文明度。不能简单地指责网络暴力，你要看暴力后面的问题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知识精英忧虑：清末的政局跟当今中国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世袭制复辟，在清末是皇族内阁，当下则是所谓太子党问题。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一万起，而二零零七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九万多起，二零零八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二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麽大的国家，一年不过一万馀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
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儘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
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十二个内阁成员，九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五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
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士绅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麽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一九一一年已经历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赔款，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自己当政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馀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麽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著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
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77宪章效应能够重现中国吗？
孟玄专稿／"2008宪章"打的口号是要在中国重现31年前捷克知识分子发起的"77宪章"(Charta
77)推翻共产极权专政的效应。林培瑞教授（Prof. Perry
Link）向西方媒体翻译、推介"2008宪章"运动，以捷克"77宪章"为光辉榜样，认定中土后继有人，立即打动坚信人权自由民主的西方人士心弦，推销非常成功。但是捷克"77宪章"运动的社会政治情境和文化传统与当今中国完全不同，东施效颦，结果可能完全两样。看到西方媒体不顾一切、一厢情愿地渴望在中国复制"77宪章"的急切心态，令人为之莞尔。
1975年美国和苏联冷战对峙进入高原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两大阵营长期共存是避不可免，主张和解低荡(detente)，稳定彼此战略核子攻击武器的竞赛，至关重要。苏联也同样亟需西方认可二次战后的欧洲疆界。因而双方1975年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疆界最后协定(Helsinki
Final Act)，当时美国国内右派反对声浪很大。基辛格等为了安抚右派，说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时签署赫尔辛基人权条款。基辛格对赫尔辛基人权条款功用嗤之以鼻，认为只是空心炮弹，说说而已，对撼动苏联共产集团极权体制根本产生不了作用。勃列日涅夫完全同意。
《多维月刊》2009年1月号讨论了多个热门话题。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化运动，被苏联坦克毫不留情镇压下去，严厉整肃大批自由化的知识艺术文化界人士。因为社会主义掌握经济，控制生产资源，人人要靠国家吃饭，整肃效力显著。东欧国内政治僵化，死气沉沉。极少数残余自由知识分子心有不甘，总想搞点什么花样，显现他们并未完全屈服，但是又不想太出格，朝来全军覆灭的代价。"77宪章"是这些特异分子利用赫尔辛基人权协定提供的有限空间，打一场积小胜为大胜的政治游击战。
简要回顾"77宪章"起草和发表的过程，即可看到当年捷克自由人士处境艰难和活动空间的狭小，与现在中国大陆天差地别。
1976年底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科赫特（Pavel
Kohout，"77宪章"名称缔造者）设计如何隐密争取签名策略。他们准备好77宪章宣言的最后文本以及打好一叠叠的科赫特卡片（Pavel
Kohout card），由大约十名征集签名收集员携带，其中包括77宪章，哈维尔本人签名样本，以及如何签名的指示。收集员不可给任何签名者留下宣言文本，以免消息走漏，所有工作应该不晚于12月20日前完成。预定29日下午主控者集会核实签名。哈维尔看到收集到的签名者中间包括近一百位前共产党员，大为惊讶。
1977年1月3日哈维尔在自己的公寓内举行最后一次没有被秘密警察骚扰的15人集会，讨论进行章程。5日由3位召集人拟妥致交捷克国会的77宪章宣言和捷克国家通讯社书函。6日清晨，捷克国家安全局干员拦下三位召集人车辆，没收他们所有文件，拘留审讯这三位，以及其他多位签名者，搜查他们住宅。
但是科赫特早就作好国外发布消息的管道，由在耶诞节返乡的捷克友人携带至西德慕尼黑。所以原定7日公诸于世的计画没有受到警察逮捕而中断。欧洲四家重要报社，7号同日全文刊出有240位签名的"77宪章"，立即引起西方极大注意。8日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登载捷克拘留宪章签名者消息，27日《纽约时报》刊登77宪章全文。
捷克当局反应强烈，接连数日以各种罪名控诉签名者。可是等到4月1日，捷克当局内部文件显示，镇压行动有所软化。安全局档案指出审讯了约250位涉案人士。但是安全局接获捷共中央政治局指示，严格要求不得仅以签署77宪章为罪名，刑事追诉任何一位，必须以其他名义处罚。
"77宪章"公布的冲击效应极强。苏联、捷克当局十分被动。捷克77宪章知识分子活动一跃而为了整个东欧反抗运动的中心。因为苏联不能公然违反赫尔辛基人权条约，不能以要求政府履行人权条约规定而刑事处分77宪章签名人士。但是以各种其他名目骚扰迫害签名者行动，反而造成社会上更为强烈反弹。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后，签名人数从起初240名左右跃升为数千。捷克共党严格控制就松动了。而东欧各国之间异议人士相互联络强化，互相联系管道强化了。连苏联沙哈罗夫等反抗人士也深受鼓舞。所以"77宪章"对于东欧共产集权冲击有如晴天霹雳一般，让他们措手不及。
回顾"77宪章"成功历史，立刻可以看当年东欧苏联和今日中国大陆情况完全不同。77宪章效应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苏联东欧当时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下的极权专制政体。哈维尔征求签名需要多么小心地隐藏秘密活动。今天中国一般民间活动范围比起来广阔太多了，因此08宪章签名在中国没有激起同样冲击的效应。民间发泄政治宣传的不满轨道多，各种博客、论坛比比皆是。空洞、高调的宪章形式不可能吸引注意，引不起轰动效应。
捷克有长久的自由民主人权传统，只是被共产极权压制着，潜流仍在，一旦受激发，很容易汇聚成河。捷克当年情形相似于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初初改革开放不久，知识分子把西方世界视为天堂时期。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对西方自吹自擂的意识形态不再相信了。第三波民主转型失败例太多了。台湾就是借镜。
东欧各国反对苏联帝国霸权反感极深。"77宪章"表面直接针对捷共，其实指着背后的苏联鼻子在骂。现在中国背后没有主子，反而签署08宪章的中国人得到最多赞赏鼓励来自西方，先天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反弹。
总之，中国社会情形相当复杂，利益多元化了，不容易像当年东欧相对封闭的社会，阶级划分单纯，文化名人地位显著，发言可以吸引极大注意。（《多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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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联合不团结，单靠个体公民维权，效果不只等于零，甚至还适得其反，个体公民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官相维、官黑沆瀣一气的邪恶势力所灭口。所以，公民要求公平正义，彻底清除腐败，唯有走向联合才是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自己权利不易被邪恶势力随意侵害或践踏，同时也保证了同道者不为邪恶势力轻易所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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