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一年复一年，肩负藏民族使命的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国谈判，原本年富力强的他已经两鬓灰白，皱纹满面。至今为止中藏八次谈判，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轮会谈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北京给予藏人社区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样是老调重弹，说西藏早已自治了，并谴责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变相独立"。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
好在少数民族自治和人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内政，进入国际关注范围，西藏问题尤其如此。当今各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只要应用比较的方法，就能看出其差异之处。西藏到底是否已经自治？我们可以用一杆普世的尺子去衡量。
◎ 北极小鹿与雪山巨狮之比较
拿北欧萨米族和西藏民族相比，就好像拿一只北极小鹿去和雪山狮子进行比较。作为欧洲最后的土著民族，萨米族大约有七万多人，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北部，其中居住瑞典境内的只有一、两万人。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西藏人，却有六百万左右。
萨米族和西藏比较相差太远。这个游牧民族以狩猎野鹿、荒原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直到近代才开始有一些农业和手工艺，开始定居下来，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或政权，甚至没有氏族和部落之类的组织。萨米族的社会基层单位叫"西达"（Siida），只是一种共同狩猎、合作放牧的组织。
而西藏却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尽管中共为给他们统治西藏制造合法性，称西藏在1950年之前的社会制度是"农奴制"，但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部分西藏人都是农民，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在社会形态方面，西藏曾经比萨米族要先进得多。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与北欧萨米族最相似的，大概就是鄂温克族了。中国东北的鄂温克族也只有几万人，曾和北欧萨米族一样饲养驯鹿、住在帐幕里，逐水草而居，甚至也曾和北欧萨米族人一样信奉萨满教。但在中共的同化政策下，鄂温克族人和满族等民族的命运一样，已经只会说汉语，和汉族没有区别了。
在中国鄂温克等民族被彻底汉化之际，原本已被北欧国家"挪威化"或"瑞典化"了的萨米族，却获得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兴起了族群运动，各国开始重视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1997年，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就过去的'挪威化'政策给萨米人民造成的不公，向萨米人表示道歉。
◎ "萨米议会"体现自治权利
如前所述，西藏人千年来有自己的王室与政府，而萨米人却是无组织的散居者，他们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濒临被同化。近几十年来，北欧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精神，通过立法，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
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各议会由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萨米族各党派，具有代表性和法定地位。议会的职责是给政府制定萨米民族政策提供信息来源和对话渠道，并负责一些领域行政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在涉及萨米语言、文化的事务上，议会拥有相当的决策权。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尽管萨米族人口在北欧国家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个小小族群居住在人迹稀少的偏僻北方，但北欧政府特别认真地保护他们的选举权利，总是及时把每一张选票送到选民手里，甚至发生租用专机送选票的故事。萨米人不但有权参加本民族的议会普选，而且有权作为公民参加国家大选。
而自古以来就自成一体、自行管理的西藏，在被荷枪实弹的中共大军"解放"了之后，也曾有一个允诺其"自治"的《十七条协议》。然而后来，这种"自治"并没有让藏人自己管理自己，而是把藏民族原有的各大宗教领袖一一逼走，改由全副武装的汉人去管理。和幸运的北欧萨米族比较，西藏人的悲哀实在太深。
◎ 挪威水坝抗争事件政府让步
当国际社会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时，不仅意味着要保护传统文化本身，而且包括保护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七十年代发生在挪威的一个水坝抗争事件，就反应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北欧国家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和祖祖辈辈定居高原的西藏人不同，因游牧而居无定所的萨米人并未拥有自己的土地。早在几百年前，瑞典、挪威的垦荒者就进入萨米区域，而后又发展了伐木、开矿和水力发电等产业。萨米人只享有依季节的需要放牧驯鹿的权利。
在挪威北部萨米人聚居区有一条阿尔塔河（Alta-Kautokeino）。1973年，当地政府决定在河上修建一个大坝，用于水力发电。阿尔塔河是萨米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母亲河，这项工程一旦按原计划修建，除了会淹没一个萨米族村庄之外，更会破坏萨米族人心中的神圣。于是，当地萨米人联合环保人士，采取包括示威、绝食、占据政府办公室等各种手段，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起一系列抗争活动。
"阿尔塔河之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萨米人争取对自己山川与土地的自主权的抗争。这场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关切挪威如何对待其少数原住民，导致挪威政府做出让步。最后，挪威政府缩减了水坝的规模，并且让绵延十几公里的水道隐藏在山体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那个萨米村庄也因此幸存下来。
这个事例体现了北欧的民主精神，这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认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集体权利。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使用权和拥有权，仍然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纠纷，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与协商，能够获得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水坝抗争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后续效应，促成挪威政府重视萨米族人的权利，并于1987年通过了《萨米法》。
◎ 民主的中国可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也有不少传统的名山圣地，如佛教圣地五台山，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泰山。除了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之外，当今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名山圣地实行了保护，不容许任意挖山开矿。
然而，去西藏挖山开矿却是一股新兴的潮流，汉族开矿者似乎不认为藏人的神山也需要保护。唯色在《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一文里，谈到藏区八大神山之一----美丽的雅拉神山的命运。由于雅拉神山发现铅锌矿，吸引了一批铜臭味极重的非朝圣者前来。"开采雅拉神山，在老板心中是赚大钱的机会；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是他们'致富的门路'；而在老百姓心中，这是无言的痛。"
当地藏民曾勇敢地维护他们心中的神圣。据唯色说："老乡们手牵手把神山围了起来，还派??8个长老去成都告状，可是随后这次事件被警力平息下去了。"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的藏人，无法像挪威萨米族人一样保护自己的神圣所在地。政府任意动用警力，堵绝了与原住民平等协商的可能，令藏人心怀更大的怨愤，导致更多的汉藏冲突。
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访问，参加了纪念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当中国变得更加的民主，有了言论与法治的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那么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西藏问题上，我想在几天之内，便可得到解决。"
也许达赖喇嘛的看法乐观了一点。即使中国民主了，民族问题仍然会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达赖喇嘛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民主制度做保障，弱肉强食的现象就无法制止。从当今挪威国王向萨米族人道歉一事可以看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
被挖得遍体鳞伤的神山似乎是一个隐喻，象征着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伤口。医治这个伤口的良药，唯有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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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
北村小说与杨佳杀警
茉莉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在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残暴、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中国可怕的文革之后，世人都不能不承认，卡夫卡的作品貌似荒诞不经，却具有惊人准确的预言性，因此他被视为极权主义的预言家。
在笔者看来，卡夫卡并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只是一个生性特别敏感的文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形势中，敏锐地嗅出了极权主义的气味。这是一切优秀作家的特征，从模糊不清的现实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未来。
杨佳杀警事件发生后，笔者读到中国作家北村的小说《愤怒》，惊讶地发现，这本出版于2004年的小说，早就描写了一个饱受屈辱的青年被逼杀警的故事。这个故事仿佛是杨佳事件的一个预言，但作家北村不但书写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书写贫困子弟因愤怒走向报复犯罪，他还思考人们该如何面对苦难，化解愤怒，并追问正义与拯救之路的问题。
◎ 一本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称小说《愤怒》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马克思曾赞颂一批杰出的英国小说家说："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愤怒》一书的前半部分是对中国社会之"恶"的集中揭示。农家孩子李百义在乡下的生存状态，比北京城市失业青年杨佳更为绝望和痛苦。李百义的父亲患哮喘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被迫向书记出卖肉体来换取一家的生存，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他们的人格尊严被无情践踏。
善良而又好学的李百义在无路可走时，带着美丽的妹妹春儿走向城市。但城市更是罪恶的渊薮。身为农民工，李百义因讨薪被工厂的保安暴打，被关进了狼狗笼被咬得遍体鳞伤，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工资。妹妹春儿因为没有暂住证，在看守所里被人轮奸，而后被强迫卖淫，最后惨遭车祸而死亡。
从那时起，李百义和父亲为春儿之死走上漫长的上访之路。由于轮奸春儿的人中有公安局副处长的儿子，他们的上访不但毫无成功的希望，还遭到派出所科长钱家明等警察的威胁迫害和刑讯逼供。最后父亲被殴打死亡，李百义被警察塞进纸棺材，推进殡仪馆焚化炉，在保证不再上访后才侥幸活下来。
这之后，李百义按照自己的正义逻辑开始反抗，他实施一系列劫富济贫的行动，最后用扳手结束了杀父仇人钱家明的生命，并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死者的脖梗子里，然后开始逃亡。
卡夫卡曾经说过："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北村的《愤怒》，让我们痛苦地看清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书中那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故事，正是李百义和杨佳杀警的现实背景。
◎ 命运没给杨佳李百义式的救赎机会
杨佳曾经在他的博客中描述自己的个性爱好："户外登山，徒步越野，摄影，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他生前最想结交美女，在旅途中最爱拍摄鲜花和山丘，乐于助人，被网友称为"阳光男孩"。
这样一个阳光男孩，居然和好莱坞影片里的惊怵镜头一样，独自持刀冲入警察局，从一楼杀到六楼，放过女警，手刃多名男警，成为震惊世界的"杨大侠"。自从杨佳被处以死刑，网民一片哀悼之声，甚至出现不少真挚赞颂钦佩的诗文。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杨佳的杀人和李百义的杀人一样，是以被欺凌的弱者之身份，豁出命来复仇，挑战被视为国家机器的强权----警察。人们的同情心往往是在弱者一边的。
但杀人毕竟是杀人。虽然警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虽然平民的复仇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但被杀的每一个警察，也都是父母生养的血肉之躯。因此，在小说《愤怒》中，李百义在将警察钱家明就地"正法"之后，长期经受良心的拷问："我有没有杀错？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
从受难、挣扎、复仇到自我救赎，这是小说主人公所走过的道路。李百义在杀警后流落到西南地区的黄城，在一个教堂获得了基督教的启蒙，从而认识到了人有罪行和罪性两种罪。后来他在当地创办企业，经商致富，成为当地的一个有口皆碑的大慈善家。
但无论怎么行善，自认有罪的李百义仍然得不到心灵的释放和自由。最后，他坦然地接受了养女的安排──被捕归案，通过司法调查搞清了父亲被殴打致死的真相，在法庭判决时承担了罪责，因此获得心灵的自由。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具有光彩的理想人格，作家否定了"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逻辑。
然而，现实中的杨佳却未能获得这种自我救赎的机会。尽管广大海内外中国人呼吁挽留杨佳的生命，但杨佳"袭警案"在真相不明、审判程序尚存很多疑点的情况下，被核准死刑并急促执行。当局严重违反司法公正原则，杨佳本人也只希望痛快赴死，至死未有忏悔之意。
◎ 从精神内部寻找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
作家北村是一个虔敬的基督徒，早期曾以先锋小说开始写作，在投入神的怀抱之后，就如他自己所说"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愤怒》这部小说即染上了宗教色彩。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展示一个充满罪恶与磨难的世界，让他笔下走投无路的人物，通过忏悔与良知的反思而获得拯救。
这是不少中国文化基督徒寻求的道路：从人的精神内部寻找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北村本人说：这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
在这里，作家表现了一个童话般的社会理想：让每个人都擦拭心灵的尘埃，整个社会就因此就净化了、美丽了。作家让他的主人公用心中的"爱"，去影响人间，拯救芸芸众生。苦行僧李百义就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曾偷过面包的冉阿让在洗心革面之后，其善行和爱心甚至感动了追捕他的警察沙威。
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的变革需要有善的人性做基础，但我们不能天真地把对良知与爱的提倡，当作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道德主义，古代圣人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人道的社会。西方社会也是在结束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之后，才进入理性的人权时代。
在人不能皆为圣贤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弱肉强食？怎样才能避免千千万万的愤怒青年去走李百义、杨佳的杀警之路？对此，我们不能光有"基督徒的目光"，更要有世俗的公民立场，尽快结束人治，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维护人权，使人民的冤屈能够以非暴力的正当途径获得申张。
否则，被欺压者都不得不以极端惨烈的方式寻求正义，就会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的情况："请环顾一下四周：鲜血如同河水一般流淌，而且还是那样欢快，就好像香槟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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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9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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