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迫害一位人权工作者--访人权工作者侯文卓女士
文章来源：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12&aid=3241
陈仕强 2008年8月11日
被访者:侯文卓女士 访问者:陈仕强
Maggie: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侯文卓：在1989年,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外文糸学习,我大学一年级就经历了席卷全国的民主浪潮,并且积极而且热情地参与了.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经历就奠定了我今后此生从事人权工作的方向.并不是说,我那个时候很有智慧或者有远见.而是,深深地体会到民主是国家的方向,又是民族的伤痛,这个伤痛也成为了我个人的一种伤痛.
我在1998年前往英国牛律大学学习,学习难民问题研究和人权研究,(事实上,可以说明的是,我当时和许多今天的一边倒的青年爱国者一样,当我到英国学习的时候,我也质疑过人权原则,也怀疑过人权是否适合中国,也怀疑过西方的动机,但是,正是因为在海外,我阅读了大量的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资料,其中就有很多中国自己人的资料---
只不过在中国关于他们的新闻不允许发布,他们写的文章不允许看到吧了!也正是因为多年的人权工作,我才真正地理解了人权,也才从内心里坚定地来做这个工作,(即使付出牢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1999年,前往加拿大,和中国残联与中国妇联的两个领导一起,接受人权工作的培训,在1999年2000年,也开始为联合国妇女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期间,还邀请和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公安部的合作,与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一起为中国的公安干警提供培训,培训内容是如何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与中国的公安部合作,评估了该单位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项目的合作.在1999年和2000年,为北京市的各类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培训,并且组织让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来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从2001年开始,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专修法学院的人权研究项目,而我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中国的农民问题,流动人口,打工者的权利,与普通上访者的人权.2003年11月,我回到北京,继续我的研究,写作和人权工作.我曾经短暂地做过洛杉机时报的记者助理.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独立撰稿人.在此之后,我一直从事人权领域的工作,并且一度以仁之泉工作室(英文名:EmpowermentandRightsInstitute)的名义来关注人权,其间与赵昕合作共同承担以仁之泉工作室名义开展的公民维权工作.
Maggie:你记不记得在哪时你已被有关当局监视?
侯文卓：在2005年6月1曰,我从海淀区石油大院中,因为从事人权工作,并且前往了联合国参加人权会议,被迫搬家.在此期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农民人权,上访者人权和土地权利的调查.特别是,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三山进行过当地的征地违法的调查.对于广东南海的征地案件,我邀请了国内外的新闻媒体进行了报导,在此后,许多新闻媒体也自行进行了跟进的报导.我也同时邀请了许多法律工作者,律师对于南海三山征地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法律的研究.把他们多年以来的征地文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我上述的工作也可以在国内,国际的新闻媒体报导上找到,并且在网站上也能搜索到.因为我发表的时候,都是用我的实名署名发表的.广东南海的案件,我是在2005年7月到9月期间关注的.但是,在此之后,我本人和我的人权工作就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如果说,在此前还是我的援助对象所遇到的麻烦,在此后,我本人也就遭致了直接的骚扰.
我上面写这么多,首先,想要说明,北京市公安局,甚至可以说,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我关注多年了.而且,也可以确定的是,我在2005年就肯定是在黑名单上了.此后,就没有在这个黑名单上消失过.如果说,我所做的工作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也就早已经应该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触犯法律,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我长期处在密集地监控情况下?致使我连起码的住房自由都没有?
Maggie:你可否谈谈你第一次被看管的情况?
侯文卓：在2005年8月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路易斯-阿波尔来华访问,在她到来的当天,我早上出门,看到很多警察和一辆警车停在我家的楼外面.我还是第一次得到警方如此关照,很惊讶.之后,又去了办公室,得知办公室也被警察搜查了.于是,我开始打电话给新闻记者.当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周看(JosephKahn)决定报导此事.跟着,很多国际媒体也相继报导了此事.在2005年9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来到北京之后,我被看管起来,几天之后,我的办公室的房东说不能让我再继续住了,该办公室位于北沙滩,然后,再过了两三天,我的私人住房,位于清华大学西门外和北大的东北角之间,也受到了骚扰,我的住房的房东中介也告诉我不能给我租住了,威胁将要停水停电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来赶走我,甚至这个中介连我已经交过的三个月房租都没有退还我.
这还不是我所遭遇的住房骚扰的第一次,而在2008年的我的住房骚扰,致使我所有的家财,私人物品全部消失了.
Maggie:这次看管之后,你有否再被公安看管呢?
侯文卓：在2006年8月底,我的房屋被侵入,而且,丢失了我的电脑,护照和手机.因为房东说,我必须要搬家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我逃离了当时的警察的看管,而在各地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派人四处找我,包括询问我在天律的家人,询问我的各类朋友等.而在找不到我的情况下,竟然破门而入,直接抢夺了我的私人财产.小偷不可能偷窃,因为我住的地方只有来过三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而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而同时,在这个阶段,我的房子外面一直是24小时有警察看管着,没有任何一个小偷可能有胆量或者有机会来偷窃我的东西.在2006年的十月,我尽管东躲西藏,当时,仍然决定与两个外国人合租.把我自己的地方租住下来.但是,在几天之后,单单因为我和陕西的律师张健康联系了一次.公安部门很快就锁定了我,把我看管起来,而且,警告我不得在中非论坛期间呆在北京.
在2006年11月,中国和非洲的高峰会议期间,北京市国保部门再次找到我,说明,此次高峰会议,我必须被看管起来,或者我必须离开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的两位公安,男警官汝良和另外一个女警官携带我离开北京,去了河南.
Maggie:你后来在青藏高原办了一所学校,叫什么名字?宗旨是什么?有多少学生呢?
侯文卓：目前叫做青藏关爱学校.博客(blog)网址是:tibetansoul.blog.sohu.com
Maggie:有没有受到有关当局的阻挠?
侯文卓：创办青藏的文化中心时候的紧急通知和取消注册资格:果洛州文化局告诉我:有关部门临时通知,暂时不能给你注册.
我在青海西宁,登记注册旅店之后,第二天就出现了警察,国安部门的人员,以询问我的藏民朋友的名义来调查我的情况.
在青海果洛州我所逗留的藏民刚热家里,我到她家的第二天,警察也开始了调查我的个人的情况,询问我在网吧和酒吧里有什么活动.
在2007年12月,我和侯文豹在网上聊天.我们是用skype聊天的.我邀请他到我所创办的青藏高原果洛州爱心小学来旅行或者来教学.我请他购买次日的火车票.晚上,他通知我他已经购买了火车票,即将出行.但是,在第二天的晚上,他发来信息,说,国保部门到火车站把他拦截了下来,告诉他说,他不得到果洛州来与我见面,不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监禁.(从我和侯文豹商议见面,到侯文豹被从火车站拦截下来,中间没有超过24小时,而且,期间,我们之间唯一所交流的方式,就是skype聊天和gmail聊天,既没有与任何其他人沟通此事,也没有时间去和其他人沟通.)
Maggie:你的电脑经常被有关当局入侵?
侯文卓：首先,办案人员提到了我的skype帐户名.办案人员,王女士,先是问我的聊天工具QQ号码是什么,接着问我的MSN聊天工具是什么,之后,又问我oceanstill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拒绝回答该问题.但是,我知道,她也知道,这是我的skype聊天帐户.这是我原来确信会被轻易监控的一个聊天工具.知道我的skype帐号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会告诉其他朋友.
办案人员断地问起我和王军涛的交谈,并且数次提起了我和他交谈中所提到的一些关于人权圣火的话题.当然,我认为,人权圣火是一件好事,也当然可以理解成对于奥运的抗议行为,要求政府检讨中国的人权现状,并且特别是要求奥运与人权挂钩.但是,我也认为这个行为政府会加以压制,因此选择了skype聊天的方式与王军涛进行沟通.我当然知道他因为在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中承担了主要作用,因此被判刑,后来流亡到了美国.我在美国留学期间与他认识,通过交往也确信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爱国的,具有良知,同时又理性的一个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当然对他尊敬,并且同时也会交流一些意见,包括就人权圣火在中国和在海外的情况进行沟通.因为知道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所以选择skype沟通.我的oceanstill是我唯一和王军涛进行沟通的途径.我与他的沟通,包括网站的设定和传递并没有让任何其他人知道.那么,公安国保人员获知我的活动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未进行任何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预设我为一个假想敌,长期对我的skype聊天记录进行监控,从而获知了我和王军涛的聊天内容.
Maggie:你可否谈谈你和其他人权工作者目前的处境?
侯文卓：我第一次被警察看管起来,是在2005年联合国人权主席,路易斯阿波尔来华访问的时候,当时共看管了十天.最近一次被看管,是因为中美人权对话.而此外,在2006年十一月中非高层会谈被看管过.在2006年八月,为了盲人律师陈光诚的案件进行呼吁,也被看管过.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有很多人.包括公认的人权律师,如李柏光,滕彪,李和平等人,和人权工作者,李海,胡佳,还有一些从事普通人权工作的人员,比如万沿海,几次看管的人,与这次我在秦城监狱的看管人员都有重合,是同一个机构的人员.而,据我有限的了解,北京只要有国际高层会议,那么,就会把人权工作者看管起来,特别是人权对话期间.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部门的工作的宗旨是什么?他们的工作的目的和方向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把看管人权工作者作为主要的工作要旨?
我相信得到同样的监控待遇的人并不是我一个.单单在北京,就至少有数百人从事人权工作和公民维权工作.从事这个行业,关注公民权利的人,都是深信国家应该走向法治社会,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的,没有任何一个从事人权工作的人是推崇暴力的.那么,为什么对于从事人权工作,维权工作的人,要采用如此严密的监控和防范措施?我们要求国家对此予以明确解释和说明.
得到国际认可的是,我们都是联合国公认的人权工作者.我本人还在2005年前往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之后,被大赦国际授予妇女人权卫士的称号.我多年从事的工作,包括为上访人员提供人权教育和法律咨询,为失地的农民进行呼吁和法律服务,为流动打工者的人权进行呼吁,为不公正失去自由的人,比如陈光诚盲人赤脚律师这样的人.从事这样的人权工作的人,在北京有很多很多,在全国范围内,就更是难以计数,联合国的保护人权卫士的宣言,人权工作者是属于联合国承诺并且要求各国加以保护的.
我还有很多与我相似的工作者,无论他们是学者律师,还是为民请愿的农民,工人或者用法律维权的打工者,通过书写表达公共事务意见的写手,都可以称作为人权卫士---主要的标准,并不是他们的观点是不是与征服者相冲突,也不是说他们的意见代表了所有人,只要他们所表达的意见具有一定范围的代表性,并且,也符合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人权表达的范围就可以.如果,中国的相关立法部门如果还没有给予这个联合国规则予以足够的重视的话,
我在此郑重建议,国家应该对此宣言认真研究,更重要的是,将其精神落实到中国的法律,执法实践当中.
Maggie:你曾经被警方关进秦城监狱吗?
侯文卓：中国警方在5月30日到6月16日,把我送到了秦城监狱.
在5月30日到6月16日,我被北京市国保警察抓捕,秘密关押在秦城监狱.理由是我参与了人权圣火的活动,涉嫌干扰奥运.在此之前,从5月25日起,我也和北京的许多维权者一样,被告知是中美人权对话期间,我的行踪必须要有警察陪同,虽然不是软禁,也是类似软禁.这些警察使用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公章,对我执行的是'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是,这些行使警察职能的人,既没有出示警察证件,也没有任何人穿警服,带警徽.在我被带往关押处所的路上,和被释放之后的路上,我都是被用黑罩子蒙上了头---仿佛感觉被黑社会绑架了一样,而不是国家部门的措施.在国保关押我期间,他们不允许我通过任何方式与外界联络,关押的场所完全保密,甚至不允许我知道时间,大致的方位.除了我被要求写字或阅读笔录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允许我戴上眼镜.所以,我也看不清楚每个人的面孔.尽管我一再要求,仍然在全部过程中没有通知我的家人.在十八天后,我和这些公安,国安人员沟通之后,他们认为,人权圣火的事情不属于违法,只是不和谐的声音.要求我停止.我向他们表明,我的行为是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而且,国家也应该变成对于普通抗议行为更有弹性的一种制度.在我强调我的行为合法的前提下,我也做出了让步.但是,我郑重地提出了要求,并且要求他们做了笔录,要求保证我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居住权利和通讯权利.但是,不出我所料,我的房东在我被关押期间就受到压力,强迫我搬走.而最终,北京市国保干预的情况下,把我的私人家居,全部财产在我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搬了出来.如今,这些我所有的住家物品全部踪影皆无.租房给我的刘娜女士说,迫于警方压力,说中介在现场:中介推托说,没有与我打过交道:而国保部门虽然承诺通过---警方的中间人---汝良来协调解决此问题,但是,却根本没有解决.事实上,在我关押期间,他们已经间接地透露给我,我的房东受到了压力,无法租房给我了---但是,就是这种不合法地干预我的住房还不算,竟然粗暴到了把我的家产全部地没收,扣押或者搜查(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是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国保依然有过失责任,这个过失责任是通过剥夺我的起码的通讯权利来实现的,因此,也是性质严重的.)
Maggie:你有何感想和意见呢?
侯文卓：关于我的这次拘禁和关押,只是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人权卫士的举措之一.我需要质问政府的是:上述的所有的警察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警察法,宪法和其他对于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时候,并不是只保护政府,确保警察的工作方便,而是要确保政府在行政的所有过程中,都不能无理和无辜地伤害公民的权利,这包括,但是不单限于,人身权利,居住权利,通讯权利的起码安全,隐私权和知情权等.没有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就随意地侵害了一个公民的权利,那么就说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遭受这样的待遇.
因为,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了行政许可法,也同时证明了,所有行政机关,也包括警察机关在内,都必须经过合理的授权和许可,才能得到对于公民的财产,人身处置的权力.而这个安全部门,却长期在任何的法律的框架之外.也就是因为这个安全部门长期在此法律框架之外,而且,可以很随意地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我的例子里,也就是人权卫士的人权,所以,我们必须要求这个部门公开化,执法透明,要求每个执法行为都可以问责.只要这么一个司法的死角,黑角落一直存在,那么,中国就没有事实上成为一个尊重人权,反而是一个可以随意践踏人权的国家.
这个部门,被授予了巨大的特权:不单可以决定能否允许你出国,国保的一个领导在我关押的第一天,警告我说,你从此之后,别想再出国了.他这么坦率,甚至让我感谢.这句话,明确地说明,这个部门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而且,说明,他们认为这些权力是他们所应当的,想当然的,也没有想过,这些权力是不是合乎法律的,是不是随意性的,是不是毫无道理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这些基本的公民自由,为什么一个公安部门,一个安全部门,就单独地制定了呢?
一连串的中国的公民维权人士所遭受的迫害说明:政府机构中的公安部门和国安部门,不是依靠公开执法,透明执法,相反,却一直崇尚秘密执法,黑箱作业,并且认为非此不可.所以,当我被关押期间,我也非常明确地对看管我的国保部门的人说:公民在明处,而政府却在暗处.但是,道理上,政府应该在明处,因为政府应该做阳光政府,政务公开,这是多年以来所倡导的:而公民却可以在暗处,因为普通公民可以享有隐私权的保护.但是,现在,却是政府经常躲在暗处,打冷枪.(彷佛见不得人似的)
Maggie:你有什么个人的申诉和人权要求呢?
侯文卓：在2008年6月16日,释放,然后,在18日,和房东通话之后,获知所有物品都被扔掉,我已经切底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而且,我的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都失去了.至今,北京市公安局国保部门还没有给一个说法.
我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我的房屋的所有的物品都在警察的压力下,直接或间接地被公安部门扣留.
所有的这些麻烦,在我明明关在警察局里的时候,强迫房东来处置我的私人财产,剥夺我的通讯的权利---这些麻烦完完全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这些国保的警察单单让我打电话通知房东,通知家人代我处理房子,工作和其他事宜,转告有关人员,这次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只是暂时的,不会影响长期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我的日常生活原本不至于就此停止.公安部门因此必须为我损失财产一事负直接的责任.
我因此郑重地提出: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部门负责归还或者赔偿我的所有的私人财产.
Maggie:你被释放后,你目前的生活怎样?
侯文卓：我自从被关押之后,然后,释放出来,就没有家了,不单我的房东和中介受到警察的干扰允许我居住了,而且,我的所有家居物品都被没收了.警察采用秘密的手法没收了我的所有屋内的私人财产,而且,至今还不提供一个说法.但是,就在我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同时,山东的一位律师,也是我的朋友王权章,也遭受了类似的待遇.国家安全局和公安部门都去找过了他.之后,把他的家抄了,没有还给他任何东西.他的所有家财也都丧失了.最近还有孙文广教授也被抄家了,特别是没收了他的电脑等工作用的物品.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趋势.几乎感觉像文革一样,毫无理由地抄家.
我目前因为没有自己住的地方,也不能去我的中国的朋友,更不能回去与我的父亲住在一起,因为我无论和谁住在一起,毫无疑问警察会给他们威胁恐吓.我的父亲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耠他心理刺激.所以,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的一位美籍华人的朋友收留了我.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同时又很了解中国,所以,他愿意帮助我.在我出狱后,一直就住在彵的家里.我基本上无法出门.因为,我早已经注意到我随时随地都被监视着.有若干辆警车随时随地监视着我.(最新的进展,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朋友的家里,目前正在躲藏状态.)我的这种遭遇并不是唯一的.其他还有一些朋友也遭到了同样的对侍.那么,我如果外出,我恐怕就会被立即关押起来,我还没有打算离开北京,因为我打算通过法律的渠道来为我这样的人权卫士要一个说法,希望政府能够解释这种对待我的行为是出于什么法律依据.我也在与记者们接触,因为我相信记者应该了解真实的情况.而我把我自己的遭遇说出去,也就同时意味着为其他人权卫士来寻求公道.
Maggie:你目前面对什么困难呢?能否详细谈一谈?
侯文卓：我想我的首要困难是我没有地方住.而且,我没有任何安全感.因为北京似乎一定要把所有从事人权工作的人都赶走.但是,人权工作,就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是我的使命.如果我因此遭受了迫害,那么更加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也更需要坚持.我很不愿意在压迫情况下离开中国,因为我相信坚持下来,就是对于迫害人权的一种反抗,也是对其他从事此工作的人一点鼓舞.此外,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工作,我本来在教一些外国人学习,作为我的收入来源,但是,我出狱之后,就很难有人敢聘用我的,无论是中国的单位还是外国的公司,都会受到中国警方的压力,让我无法轻易地找到工作.
另外,我原来在青海果洛藏族州办了一所慈善学校,是青藏关爱小学,主要是为了孤儿,流浪的,和乞讨为生的藏状儿童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但是,因为我的关押,我的学校的老师和志愿者都没有了收入,而且,也很难再相信我可以平安地继续那个工作,如今这个学校仍然在继续,但是,是几个志愿者惨淡经营,而我也无能力,无财力继续支持,我很难知道,今后一两年内事情会不会好转.
所以,我垷在除了拥有许多朋友的同情之外,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仍然有信心,苦难是磨练的.我想,很多从事人权工作,民主事业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我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与所有曾经为中国的进步而奉献的人具有灵魂的沟通,一脉相承.并不是说我希望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很敬仰林昭,我想起谭嗣同的名言,中国之所以这么腐败和专制正是无人敢牺牲,那么,如果要牺牲就从我开始.谭嗣同可以说像稣格拉底那么伟大.如果有更多的谭嗣同,中国的人权理想和民主进步就离得不太远了.
Maggie:若果有人想捐款给你在青藏高原开办的慈善学校或捐款给你本人,可以怎样做呢?
侯文卓：若果有人想捐款给我开办的慈善学校,或捐款给我本人,可以联络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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