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08-10 02:22:22，"zhij qiu" <qiuzhijlawyer@gmail.com> 写道：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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