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笔者突然回想到本人自己的过去。当时如果我在写完"我不怕死我怕谁"的短篇小说之后，也采取激烈行动，杨佳也许就是本人第二了。
1992年，我在家乡的县城考某某专干时，某局长对已有25岁的我说，祇要你有所表示，我可以给你第一名的分数。由于我那时一无所有，干脆无任何表示，祇好苦心学习，梦想通过硬考过关。考试时确实很轻松，感觉得满分也不在话下。但当分数出来时，我竟然没及格，同考生中，果真就有两人得了满分。我不服，找领导查卷，跑断腿也没看到被批改的卷子。后来该局长对我说，还有机会，祇要你有所表示，不经过任何考试，马上就可以安排你去工作。他说考试祇是形式。可我当时算了一账，一月所得一百元的工资，逢年过节全给大小领导送还远远不够，便不得不终止在家乡做公务员的梦想。
在深圳与老婆辛辛苦苦打工好多年，因为厌烦住宅局公务员到下面考评时的肮脏交易，所以便坚决放弃端国家铁饭碗的任何打算。当时领导给我说，户口房子都可以解决，但我一概置之不理，在中国类似二级政府的物管协会里解散大多数临时雇员之际，我着手开始投资办属于自己的公司，梦想赚最干净的钱，靠自己的能力吃饭。
对于办公司，我认为祇要自己人缘好，资源多，信息广，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资源优势，也能赚大钱。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新领导竟然与我过意不去，硬要我的公司与政府合作，政府官员与我公司对半分成，试图把我的公司办成官员们的摇钱树。我怎么能答应呢？虽然与官员合作能赚大钱，没有风险，安全系数高，工作顺利，项目应接不暇，但我还是放弃了，尤其想到该局因犯贪污罪被枪决的某前任局长，我坚决拒绝了这种好意。结果当我兴高采烈地干着，以为当年就可以净赚数百万的项目，被该局长及其下面人利用职务之便彻底强夺。一些正在跟我合作的公司老总立打电话要我马上去协调关系，但为时已晚，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迫不得已，各家公司从我公司的账上退钱，我的公司被迫倒闭。
那时我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喊地不灵，虽然把政府衙门走遍踏穿。在绝望之际，我也非常想自杀杀人。住宅局某副局长就是我首先要杀的对象，在其手下做帮凶的处长、秘书长们也在被杀之列。假若在那时我的杀心大到我理智和情感完全无法控制的程度，我也一定会做出如同杨佳一样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死在我刀下的则是一帮贪官污吏。
后来由于我转向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彻底走向理性救国之路，我便自然而然放弃了杀人的想法。当我认清我所遭遇腐败完全是制度的原因造成时，我认为如果不改变制度本身，即便杀了该局长及其帮凶，更多新的祸国殃民坑害无辜的贪官污吏又会大量孳生出来。
当我稍具民主思想之后，我便立即在网上发起成立了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梦想通过发动民众，一举推翻这个祸国殃民的独裁专制政权。为此我被国家安全局软禁半年之久。后来由于发现如此激进做法在中国大陆根本行不通，且无任何立锥之地，才转为发起联名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的做法。
笔者常想，如果中国民主果真通过我的努力有所成功的话，这远比我当时杀贪官污吏强得多。搞民主，彻底结束孳生这种邪恶的温床和土壤的一党专制本身，意义肯定更为深远。
杨佳成为今天中国社会里受害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杨佳二次出庭受审时，很多民众群情激昂地高喊"打倒法西斯"，"杨佳万岁"的口号。我想，在中国，需要更多为建立公民社会努力的不持刀杀人的大英雄。
（200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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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郭永丰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8年11月26日11:44
[14:29:13] +郭永丰(惟生巨艰，民主化只是小儿科）—中国公民监政会 说： 刘逸民：借钱度日搞民主，郭永丰还能走多远?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2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郭永丰先生发起的中国公民监政会的做法，我一向对此持悲观态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郭永丰先生在没有一分钱的援助下就专职做监政会，虽然这种精神可嘉，可究竟能走多远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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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他放弃了深圳国保介绍给他的月薪三千五百元的工作，因为他认为那是变相软禁，根本无法开展监政会的很多具体工作。他后来又找了一家物管公司做副总的工作，月薪一万多，但该公司要他彻底放弃从事民主的任何活动，只专心致志于公司的经营。
郭先生说，他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下决心放弃了这么好的就业机会。郭先生在深圳一直做物业管理工作，他做过总经理秘书、大型住宅区管理处保安与社区文化管理员、管理处主任、物管协会干事等。后在公司倒闭之后，为了养家，也在多家公司短暂工作，发起成立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之后，在一家集团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负责组建新物业公司，结果因大联盟的出事而丢失该工作。
他认为，只要把监政会做大做强，仅仅募集用于维持他个人生计的费用应该不成问题。他说，自从他的公司被深圳腐败官员干预倒闭之后，他在那时就发誓，"你政府既然不要我办成公司，我就一定要结束万恶之源的一党独裁专制"。作为一心一意推进民主进程的他，他对物质追求很一般，只求温饱与好好活着，没有过高奢求。毕竟，早在他办公司时，他就彻底放弃了与政府官员合办公司的年头，拒绝与那些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即使失去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也绝不后悔。
郭先生很乐观地估计，他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也许只有一两年的艰难日子需要挺过去。只要这一难关过去，伴随着监政会联名人数的增多，各种资源的与日俱增，到那时，不只他一人专职开展工作，还会聘请一百甚至几千人专职开展工作。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只有由顶尖人才专业推动才能真正成功，否则，仅靠在被封锁的网站上叫、喊、骂，而完全脱离劳苦大众，这种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监政会没有成立，任何以监政会名义集资、募捐、收会费行为，都会被政府当成非法集资和敛财而遭到最严厉的打压。更何况，中共当局绝对不可能允许民间独立组织监督他们，就这联名，已经把很多涉嫌经济犯罪的高官吓怕了，他们正在派专人寻找"合法"途径企图彻底铲除不利于他们的证据。而这种行为，正中了这些邪恶者的下怀，是真正的授人以柄。
郭先生说，监政会之所以发展一年多来还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压，正是由于他们完全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活动。否则，可能早被铲除了。为此，长期跟他打交道的深圳国保经常警告他。他固然就更加非常谨慎，万分小心翼翼了。
正是因为这种压力，这才致使专业做监政会的郭先生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他的心头大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然他也在国际网络媒体募捐多次，但真正有资本完全承包他生活费用的组织或个人，由于认为监政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推进民主不彻底，更不愿意资助他。所以，他的生存问题越发悬空了。
今年3月初他辞工以来，生计问题一直没有任何着落。虽然有个别不算富裕的朋友也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毕竟日久天长，无法持续下来。如今，为了生存，他已经向日子过得困窘的亲人借了7000多元用于日常开支。他说，这钱必须尽早还给她们，否则，让亲戚也做难了。
我和郭先生在深圳时就经常见面，我们是好朋友。赵达功先生一再劝他去上班，他总是说放不下他的公民监政会和中国的民主事业。
他说，民主化过程是惨痛的，代价极为高昂，美国人给伊拉克人的民主耗资3000亿美元，牺牲4000名士兵，让伊拉克贫民死伤数百万，美丽家园全部毁坏。这种代价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肯定不需要这种类型的民主转型。郭先生认为，他的公民监政会让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大转型，其成本和代价可以说是最低的。即便在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的国家，如果要实现政党轮替，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远比他所设计的这种路线图昂贵许多倍。
他说，通过监政会模式，可以给中共台阶下，实际上就是让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软着陆，让中国民主转型的代价和成本降到最低，而且还充分保证了国家在此转型过程中，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巨大动荡、分裂和混乱等现象。关于这种良苦用心，如果当局确实很开明，当局应该早日允许监政会成立，并给予有力支持。但胡锦涛政府极端顽固保守，不但不允许成立，甚至还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时时刻刻寻找证据和把柄彻底铲除他们。
最近，我问他，你打算今后怎么办？他不加思索地说，如果实在不行，他再尝试一下，就在被封锁的网络媒体上再呼吁一下，他愿意借钱干民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他说，如果民主一旦实现，他写的文章也可以出好几本书，他可以出售书籍还清这些借款。然后，他就靠继续写文章赚稿费渡过晚年了。
我很了解郭先生，他此生最崇拜的人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视权力如粪土。自从他的公司倒闭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扑在民主化的转型工作上。为此，他于2004年9月份在网上匿名发起成立了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由于该联盟太激进，追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制度，该联盟很快就被当局摧毁了。为了不致被当局判10年以上的监禁，他只好听从劝告，做了整整一年的自由撰稿人。但后来发现，如果只写文章不搞任何组织，等着民主实现，这本身就是做梦。于是，他又开始搞这种松散的组织。当然，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宪政民主政体的建设。但在一开始时，为了在大陆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必须只有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推动，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消除民众谈政治色变的恐惧心理，让大多数民众都勇敢地站出来，甚至加入到民主化的队伍。
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要想实现民主，如果没有绝大多数老百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踊跃推动和齐心发力，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郭先生的心愿是好的，但谁又会支持他呢？可以说，民运没有丝毫资源。国内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任务是写稿谋生。毕竟这些文章全部发在被封锁的网站，大陆民众无法知晓，起作用和意义十分有限。
郭先生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仍然对民主事业孜孜以求，但我实在不敢想象他还能走多远。
2008年11月21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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