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在原已发表的《华夏匹夫512百日宣言》基础上整理加工出来的。考虑到它的内容更丰富充实,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又有新的见解,对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些概念作了梳理澄清,尤其对朝野甚为担心的改革与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关系及其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疏导"、"朝野和解及海峡两岸、民族和解"等前置步骤的思路与见解,易为朝野共同接受。所以又把它发表出来。但因自身能耐所限,尚需曲折碾转予以送达,如此能否到达胡、温手中,就不敢肯定了。故恳请各位神仙鼎力相助,千方百计转达胡、温二公,是为感谢。
内容提要(字数4.26万):
一、官方版+非官方版:汶川大地震真相
二、何时结束灾民的身心痛苦、精神炼狱与灵魂煎熬?何时让九泉之下的冤魂瞑目?
三、层出不穷的"中国特色":官员践踏人权的"理由"种种
四、地震瞒报+大驱赶大杀戮+残害访民+毒奶粉……谨防国人因对生存威胁的过度敏感而成为"东亚精神病夫";民间咒骂作恶官员"断子绝孙"
五、宪政改革的逻辑理由:为国家、民族、人民,也为了中共
六、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共领导绝不应该错过
七、腐败官员层层肢解劫持政权占为己有,让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也尴尬难堪、力不从心
八、与人民为伍,推进宪政民主改革:中共及其领导人的明智选择
九、言论与新闻舆论自由:还给人民一把佩剑
十、社会疏导与社会和解:宪政改革必要的前置步骤
十一、朝野和解:缓和、消解政治危机的重要举措;中国和平改革不是梦
十二、民族和解:实现真正的两岸平等和民族平等,走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第一步棋
十三、结语:虚心学习台湾宪政改革经验
国家多事之秋,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
华夏匹夫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二位好!
知道二位公务缠身,日理万机。按照中国封建传统观念,我们一介小民,既不应当,也无资格给您二位通信搅扰的。但按照你们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中国现在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小民,你们也不是封建君主,你们和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公民,因此我们既可以、也有资格向您们直接通信畅抒己见,纵论天下大事;二位也有义务倾听我们的见解。
因为这是公民的见解,手无寸铁的公民,没有任何特权和手段能对国家产生什么不可收拾的影响。按照目前的国情和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和机器,都掌握在你们和你们所领导的中共及其政府手中,因此如果没有你们的认可和指令,国家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公民的见解而发生什么改变的。纵使有什么您二位不能接受的观点,也不能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能指使国安、警察等专政机关和其他机关、个人实施打压迫害,否则你们就会在公众面前彻底失信,不少中国人就会以制造文字狱的罪名去指控你们和你们领导的中共及其政府,并将您二位指控为专横暴虐的封建君主的。
我们断想您们是不会那样做的。因为你们在不少场合说过,中国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您二位不应当那样做,也相信你们不会那样做,你们肯定不愿背上专横暴虐的封建君主的罪名的。还因为这对于您二位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认真倾听公民呼声,并做出平等对话沟通的举措,以此向中国人民、同时也向世界人民证明:中国人民的确享有至少不算太差的人权;您二位是豁达开明、智贤有为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时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共是能够以顺应现代世界潮流,顺应民心,顺应社会变革需要的种种举措,来证明自己的光荣伟大的。否则,如果连平等对话沟通的机会也不愿给予普通的公民,甚至还要对欲与官方平等对话沟通的公民予以打压迫害,那么,您二位和由你们领导的中共及其政府,都会在国际国内彻底丧失信誉,败坏形象,丢尽颜面的。
就算中国不是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就算不讲自由民主和人权,中国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作为中国人,眼看国家民族滑到了危机的边缘,也有责任和义务就我们的所见所想献之于"君主",以提供一种决策参考思路。中国历史上不乏虚心倾听并真诚采纳谏言的君主,还有史官如实记录皇帝的功过。今天的"君主"们,不是应该比他们的先辈更豁达宽容,更智慧贤明,更虚心主动地纳谏吗?如果连"小民"的主动进谏也要予以打压迫害,那么,这样的"君主"不是比历史上的君主更专横暴虐,更祸国殃民,更应被人民唾弃吗?
再说,你们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谐就是要允许公民讲话,允许公民就自己所关心的国家大事和其他种种问题发表见解。这样,即使公民的观点你们不能完全接受或完全不能接受,公民也会因为获得了内心某种积累的释放而舒缓了自己的情绪,防止他因自己对社会某些阴暗面的愤激得不到宣泄而产生积怨与对抗冲动情绪,防止这样的情绪对社会产生破坏性能量,防止国家最终丧失社会和谐的公民心理与思想、情感基础。
我们的论述也许有些刺激味道,那是因为我们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过度忧虑使然,同时也是被贪官赃官和坏官恶官们逼出来的。当前中国的确广泛存在着严重激起社会公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贪官赃官、坏官恶官,需要公民实事求是地披露出来,以引起你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防止问题积累造成严重社会震荡。至少我们的思考和探讨是出于一片天地可鉴的公心,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应受到曲解和误解,更不应受到打压迫害。想必您二位不应是、也绝对不是那样的封建专制君主,而是顺应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大潮的智慧贤明的领导人。因此我们已经排除了把您二位视为"专制君主"那种种可怕的后果,排除了我们可能被打压迫害的种种顾虑,而向你们直陈我们以下的种种见解,倾吐出压抑在我们心底的声音——
一、非官方版+官方版:汶川大地震真相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转瞬已近五月之久。五个月也许只算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身处灾区,背负着哀痛与绝望,背负着精神与生活重负,在严峻而又冷酷的现实中煎熬的人来说,却是漫长而又难耐的时段:他们不少人失去了骨肉至亲,更多人同时遭受肢体的严重伤残,或承受着扶养伤残亲人的艰辛,在叠加的痛苦折磨中度日如年;更有不少家庭,昔日陶醉于孩子的撒娇嬉戏和亲昵依偎,并对孩子寄予了种种厚望,因此几乎倾尽了全部能量和心血去栽培浇灌呵护宠爱,可孩子们却在刹那间进了坟场。遇难孩子有的是独生子女,有的家庭同时失去了两三个子女;有的夫妇因计生结扎已丧失生育能力,从此将守着破碎残缺的家庭,再也无缘享受常人那种天伦之乐,孤寂难耐地终老一生......这些绝大多数人有生以来从未所遇所料的悲惨遭遇,这些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现实,也会让任何人都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当然我们承认,政府在这次地震发生后,及时组织动员社会各界投入抗震救灾。特别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冒着余震危险,及时赶赴震中现场指挥救灾,与灾民同劳苦共危难,深得民众敬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百忙中赶赴灾区看望安抚;由官方规定的持续三天默哀悼念,举国降半旗、鸣哀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与民众同悲共慽……虽然,政府在调用飞机空投空降、允许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过于迟滞缓慢;冷酷地拒绝了美国、台湾前来救灾的要求;政府救援队到场时间和速度、装备落后于江苏黄埔公司这样的民间救援队;官方人力、物力等救援力量投入太小;军队缺乏起码的救灾物质装备,赤手空拳而难于发挥救援实质作用;部分官方救援队无视废墟下的求救呼号,以没完没了的会议拖延救援时间,贻误最佳搜救时机;警力被用于压制灾民的请愿问责而几乎没有投入救灾;实际整体救援速度和效果远远低于官媒夸大报道;官方媒体在报道中有意隐瞒了部分伤亡数据等方面的局限,但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一些事实,已从总体上显示出我国政府施政行为的初步人性化,是中国在以人为本这个意义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举措。
同时我们还要承认,地震发生后,政府在新闻舆论的管制上有所放松,使得灾区不少信息得到了较为及时准确的发布和传播,为社会各界关注了解灾区情况、有效支援和帮助灾区提供了大量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信息资料,才使得救灾和募捐援助,能够收到前所未有的成效。可以预料,如果没有新闻舆论管制的放松,灾区将因此而难以得到及时救援和救助,人员的伤亡还会更多,损失还会更大。
以上事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在政治上的进步。作为中国人,我们无不为这样的进步而感到欣慰。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民主新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只要能沿着这个起点继续前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充满生机,中华民族就将在自由、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环境下,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纪!
但任何人都难于接受,在5.12之前,官方有意封锁了地震将要发生的信息: 5月9日四川省政府网报道,5月上旬,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就5月3日晚,群众去电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之事,"查找谣传来源,进行辟谣,防止谣传进一步扩大";一些"非主流"的地震专家,如对唐山地震作出了准确临震预测和告急,又成功预测了1990年代以来若干次地震的耿庆国、汪成民,天灾预测委员会任振球、陈一文,以及王迪兴、李世辉、陈学忠、黄相宁、龙小霞、延军平、孙虎、王祖正等人,就此次大地震在《灾害学》等国内外权威科学期刊上作了中、长期预报和短临预报;一年前美国科学家在《国家地理》、中美科学家(中方李勇、周荣军)合作在《地壳》杂志发出了地震预警,甘肃省文县地震研究所等科研、观测单位和民间学术团体也作出了相应预测。其中文县地震研究所在3月中旬,陇南地震监测站于4月18日、4月29日,耿庆国于4月30日,陈一文于5月3日向国家地震局;任振球及天灾预测委员会于4月下旬向国家地震局、民政部、气象局、水利部及国务院某副总理密送过短临预报(部分有国家地震局预报员签收凭据),尽管这些预报十分精确,几乎都集中指向一个时段和区段,但官方却以种种借口压制这些预报。而在官方有意掩盖、压制上述信息的种种借口中,最荒唐、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借口就是"保奥运,保稳定",最终使得地震在公众毫无预防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给灾区人民的精神和肉体制造了不应有的巨大痛苦,几乎与唐山大地震一样,是当今世界被人祸放大了数百倍的最为惨烈的天灾恶果!
特别让我们痛心的是,灾区学校在这次地震中大量坍塌,遇难师生人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公布为7000人左右,而民间按官媒已有较为详尽报道的65个学校进行不完全统计估算,则为1.6万人以上,占遇难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封从德:汶川地震师生遇难人数估算报告,文章来源:观察)。8月我们与汉旺镇一位冯姓青年朋友偶然接触,当他说起学生遇难情况时,做了这样一个概括:在汉旺镇等重灾区,像小学到高中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几乎已经断档!
与此对照,不少与坍塌校舍紧邻的政府等机关大楼却巍然不倒。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安县红武村希望小学、江油白玉汉龙希望小学、北川擂鼓镇汉龙教学大楼等由捐资者监督兴建的校舍,以及在三年前进行了加固修缮、排除了隐患的安县桑枣中学,同在重灾区,却创造了无坍塌、无伤亡的纪录;北川中学教学楼在地基既未变形也无裂纹的情况下,建于1998年的教学楼全部粉碎性坍塌,建于2003年的教学楼二、三楼也在几秒钟之内轰然坍塌,而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楼房却连裂缝也未出现,建于1975年的楼房整体框架完好;与北川中学紧邻且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地面,震后"似乎被扭了麻花",却有几家高出道路一两米的民房历震未倒,安然挺立……记者和其他公众在校舍坍塌现场发现,有的楼体用铁丝替代钢筋,有的楼体既无铁丝也无钢筋,还有一些楼体的水泥碎块能徒手捏成粉末!
罕见的惨烈带来罕见的刺痛,地震中不少学校整班、整校遇难,有的学校数百人、上千人乃至近两千人被埋入了"豆腐渣"废墟;遇难学生与遇难总数之比,远远高于其自然比例!铁的事实有力证明:过去20多年来,某些国家官员,贪腐成性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与其平时口口声声"关心青少年成长"截然相反,为了满足本单位和自己建洋楼、坐豪宅、玩洋车、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公费嫖赌、包情妇养二奶等奢靡生活及个人存折上七、八位数的需要,竟然不顾成千上万孩子的生命安全,拒绝任何监督制约,滥用特权胡作非为,肆意截留、挪用建校资金,与黑心开发商、建筑商、包工头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放胆侵吞、贪占建校资金,建造了千万处豆腐渣校园危楼。昔日书声琅琅的校舍变成了悲号冤鸣的坟场,一大批天真烂漫的孩子瞬间进了坟墓,"他们的生活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他们还没有梦想过就失去了未来"(刘晓波:《要问责,不要颂歌》,雅昌艺术论坛),多么让人欲哭无泪,撕心裂肺啊!
因此,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温家宝总理在震灾现场的流泪和愤怒,谁能说就不包含着对人祸恶果的痛心疾首和怒不可遏呢?
不少灾民早就知道了官方对这次地震的瞒而不报,更知道了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冤死于学校的豆腐渣工程。他们原来无条件信任的政府及其官员,现在居然成了众多生命无辜伤亡的罪魁祸首,成了他们家破人亡的直接责任人。他们的信任受到了如此无情的愚弄,他们纯洁的感情受到了如此恶毒的欺骗。他们都是正常的人,因此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难于接受任何人的愚弄和欺骗。因此这次地震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亲人伤亡和自己肢体伤残的痛苦,还有被愚弄和被欺骗带来的精神痛苦!
二、何时结束灾民的身心痛苦、精神炼狱与灵魂煎熬?何时让九泉之下的冤魂瞑目?
以上的那些,已经很难让人接受和忍耐了。然而,在此之外,灾民们却还要背负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与心酸--
一些长期自诩"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员,为了掩盖自己或包庇其下属的罪行,竟然不顾公众舆论,从网上删除或屏蔽了种种相关信息,并在种种铁证面前百般狡辩,声称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政府部门从未接到过地震测报,甚至干脆说无人作过这样的测报,地震根本就不能测报;企图以"地球的不可入性"和"地震不可预测论"、"大震前无小震难以预测"等论调,否认任何人哪怕十分标准精确的预测,进而否认他们曾收到过任何测报,为他们的瞒而不报、草菅人命掩盖真相,开脱罪责;面对遇难学生家长的集体请愿和对校舍豆腐渣腐败的问责,他们胡说什么不管是危房还是什么房,反正地震前没倒塌,塌楼与房屋质量无关!从地震中暴露出来的贪腐黑幕,在他们那里却同样以地震为由,企图蒙混过关一笔勾销——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中国部分官员在强权政治庇护下的典型强盗逻辑与无赖行径!
然而,尽管某些官员撒下瞒天过海的弥天大谎,却怎么也逃避不了如下铁证:5月20日上午,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全省抗震救灾视频通报会上说,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人民网－社会频道消息:5月13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表示,四川地震局7名职工说,地震局对此次地震早已做出预报,但其上级表示为了维护奥运开幕前的稳定局面,不宜发布重大地震灾害预报;另据《百度百科》词条记载:4月初,四川省地震局对来自各地的震感报告和异常现像报告深入研究,4月14日吴耀强局长向省领导汇报说,各种迹像纷纷表明近期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省长蒋巨峰和多位专家慎重分析,4月15日省委向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汇报;《南方工报》证实:茂县某学校震前接到通知,紧急撤离避免伤亡;5月14日,老家广元的大学生王秀月对《厦门晚报》记者称"政府提前通知,地震来时,父母都撤到安全的地方";新华社记者发现,广元市除去青川外的各区、县政府被提前告知,要让易受地震、地质或其它自然灾害影响的单位(主要是核基地、军工单位及近百个煤矿)做好准备。故此地各煤矿在震前3天开始停工,官方告知的停工理由是"地质情况不稳定"。据广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菲震后介绍,震灾中其市区和旺苍、剑阁、苍溪三县280万人仅死亡113人,失踪8人;灾后4小时基本恢复供电、供水及通讯,近百个煤矿没有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无一人死亡。新华社记者还透露,绵阳九院在震后当着记者向上级汇报说,他们在一周前已关停核设施,保证了核武器生产的安全。以上广元除去青川外的各区、县和绵阳九院的奇迹,更证明了地震预测已被官方确认,政府只作了选择性通知而未作公开预报。现按广元数据推算,若对此次地震作完全公开的预报,那么其伤亡、失踪的总人数将会控制在1～3千人之内。有无预警的人口伤亡率相差达500倍之多,足以让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对于"地震不可预测论"和中国不能测报地震之说,官方权威人士近年在多种场合的言论,已经给予了否定的回答。2006年7月28日,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在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中说:地震是能够预报的。1975年2月,我国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7.3级地震,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1976年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7级以上地震、四川盐源6.7级地震群、1995年7月12日云南孟连7.3级地震、1998年宁蒗6.1级地震等,也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报,所以,中国被全世界公认位列地震预报的先进国家之首(其实陈还忽略了:对1976年的唐山地震,也作出了成功的预测,但却像今天的汶川大地震一样被官方压而不报,见张庆洲著《唐山警示录》)。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彭华表示,可以通过对地应力的测量和地形变的监测,实现地震预测。
与以上代表着官方权威的自信相反,一些历来极尽自我粉饰、自我歌功颂德之能事,就连干尽坏事、恶事和丑事也毫不认错知罪,相反还调动一切舆论机器,甚至逼迫公众对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的官员们,却在一夜间"谦虚"起来,"谦虚"到了公然否认自己过去实实在在成果的地步。这种极端反常之举,不正好暴露了他们妄想掩盖瞒报此次地震的事实真相,逃避问责,逃避惩戒等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继续混迹于官场,继续滥用特权胡作非为、使坏作恶,继续给国家和民族、人民制造无穷的祸患与贻害,最终把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吗?
说到此次大震之前无小震,被同样来自官方的权威信息所否定: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网站5月21日称:"北川中学幸存的一位何姓女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大地经常'打摆子',老师们放在桌子上的墨水瓶抖得'咵咵'响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今年就读北川中学高三的陆小龙告诉记者,北川经常地震,由于他对地震特别敏感,闹了几次笑话。几个月前二诊考数学时,他突然感到地在动,随即喊了一声'地震',站了起来,结果大地只是晃了几下就停住了,老师给了他一个'破坏考场纪律'的处分";就在此次震中的附近,德阳市防震减灾局网站于1月22日公布了四川及德阳市地震监测台网的观测数据:2007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德阳市区域共发生0.1—2.9级地震455次,3.0—3.9级地震3次,全年共发生重大宏观异常现象3次;"有六年多时间无4级以上地震发生,打破了历史上4.3年的准周期规律,各级和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高度重视"。难道这些不能算是大震之前的小震,能说没有小震吗?
就在震前不久,国家地震局持续教育网报道: 4月23至26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在杭州举办了有40人参加的震情信息保密知识培训班,培训中介绍了中国地震局机关当前落实保密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要求学员认真学习保密知识,增强信息保密意识,落实责任,确保万无一失……这一信息再度证明官方已明确预知了即将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并证明某些官员已集体决定了对这次地震瞒而不报!
特别震灾发生后,在灾区民众最需要扶助,需要生存,需要正义之时,所谓地震是否可以预报的问题,被用来偷换政府在地震灾害管理中的责任问题;地震紧急救援后避免外国人关注和被"反华势力"利用等问题,被用来偷换青少年惨死的真相与责任问题;地震善后之时,地震的强度问题,又被用来偷换政府应该对校舍倒塌承担的责任问题……如此恬不知耻的政客作派,在当今世界不算绝无仅有,也算凤毛麟角了!
对于公众所特别关注的大量校舍的倒塌,正如网友所说"杀死学生的不是地震而是豆腐渣教学楼";遇难学生家长的抗议横幅所说"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任何人也不可否认,当上万间校舍在数秒钟内轰然坍塌时,同处震中位置的地方各个机关、机构和组织的办公大楼却鲜有倒塌的报道。正如土木工程师"书剑子"所说:"教学楼的粉碎性倒塌造成惨重的伤亡,是因为国家对公共建筑管理的漠视,新教学楼的倒塌造成的人员伤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各个环节的腐败!"(书剑子:一个土木工程师驳四川省教育厅对校舍倒塌原因的解释,科学网,王进帮的博客)
除了民间的控诉和问责,还有四川省教育厅副厅级巡视员林强的呼声(据南方周末):"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尽管林强与这次人祸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几乎没有关系,可他还是面对公众发出了良心的忏悔和颤抖!相形之下,别的官员却要么缄口不语,要么把一些"主流专家"推到前台,不择手段地偷换概念、颠倒逻辑、混淆视听,千方百计推卸责任,逃避问责;官方没把一个贪官送上法庭,相反却打着"确保灾区稳定"、"确保奥运"的幌子,指使警察、国安、网特等专政渣滓,千方百计控制媒体,封锁信息,压制言论,无情地打击和排除异己;对一些遇难学生家长、灾民及其他公众的请愿、问责和伸冤讨公道等行动,进行卑劣蛮横的阻扰、恫吓、软禁殴打和抓捕,甚至破坏、驱散家长们组织的遇难学生纪念哀悼集会,捣毁遇难学生纪念篷和纪念碑;采访报道现场实况的中外记者遭阻止、拘留、拘捕;揭露震灾真相、组织发动震灾募捐、参与赈灾义工行动的良心人士、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被妖魔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接二连三锒铛入狱!把中国大陆变成了纳粹大本营,把国家机器变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主义工具——
5月16日:天网义工黄晓敏和管理员张起因宣布打算参加救灾活动而被捕。
5月21日:在成都贝森路,几百名手无寸铁的群众抗议、质问坐在救灾专用帐篷里喝啤酒玩麻将的警察,被近40名警察残酷暴打,有7人被现场刑拘,另有一人因其后在网上发布冲突现场照片和文字信息被刑拘。
6月3日:都江堰聚源中学,100多位遇难学生家长不顾官方提前一天的恫吓威胁,聚集在一起哀悼数以千计的遇难学生,抗议豆腐渣工程,警察在现场进行了无理干预,拖走了哭泣的母亲,驱散了示威活动,并对记者进行骚扰。同日,制作地震问责文化衫的李卓熹等3人被捕;都江堰上百名家长在当地法院外申冤被警方阻挠并架走,流着眼泪抱着孩子遗像的家长们被50多名警察围住,150多名遇难学生家长到当地法院兴诉索赔受到警察的蛮横阻挠。
6月3---6日:在震灾现场采访的两名日本共同社记者被警方扣留,在聚源镇和汉旺镇采访震灾的西方媒体两名记者遭警方扣留威胁后被迫离开。
6月7日:以黄琦为首的一百多家民间联合赈灾组织(NGO)被政府强行关闭。
6月9日:在网站发表地震亲历记的绵阳西南大学退休职员曾宏玲被捕,中央电视台报道香港维园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烛光晚会实况的记者被停职。
6月10日:黄琦因其率先组织发动社会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打破了官方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完全垄断,并揭露了豆腐渣工程而于6月10日被抓捕,参加过抗震救灾的成都义工蒲飞和前乐山师范学院教师左小环也一同被捕。同日,披露地震现场真相的黄晓敏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刑事拘留。
6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电视一台驻中国记者,在试图进入都江堰灾区进行采访之时,被当地警察扣留2小时,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从小路进入灾区,但在灾区内仍然受到警察骚扰,在灾区的拍摄活动受到警察的蛮横阻止。
6月12日:至少有六名外国记者在都江堰市的倒塌学校被警方扣留,其中两名法新社记者在聚源中学附近被警员揪住粗暴地扔进警车,摄像器材也被损坏。同日,北京志愿者组织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开追悼会,建了一个遇难学生纪念碑。遇难学生家长还未到悼念现场,警察就把21名志愿者抓走关押;追悼会被公安骚扰,4个学生家长被抓,纪念碑也被警察用枪打碎;十多天后,这些家长去绵阳市上访又被抓。
6月20日:美联社至少两名记者因曾与遇难学生家长谈话而被警方拘捕。
6月22日:都江堰新建小学家长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就教学楼倒塌调查予以答复,遭特警粗暴干预并故意制造冲撞,导致数名家长被殴打致伤,最少三位家长被捕。
6月25日:广汉中学教师刘绍坤因曾作为志愿人士到过德阳什邡灾区,拍了一些教学楼倒塌的照片并在网上发布,帮助受难学生家长向当地政府讨公道被抓捕;同日,南京民主人士郭泉,因连续发表有关地震的批评性和建言性文章,被行政拘留10天。
6月,因组织捐款为地震赈灾的"中国泛蓝联盟"重庆地区主要成员张起及谢福林二人先后被捕。
……
以上种种,最难让人容忍的是:当国人揪心地关注着废墟下一天比一天更微弱的求救呼号,眼看官方搜救行动迟缓、措施不力而心急如焚时,民间的志愿救灾却成了罪名,遭到官员蛮横打压,像天网义工黄晓敏和管理员张起,因宣布打算参加救灾活动而被捕的事件也有发生。如此冷酷地阻扰救援,把废墟下尚存一息的生命人为地推向绝望推向死亡,身上连一点人性的影子也不见了,这样的官员究竟是人还是畜牲?
再看看另一种真相:在日内瓦6月11日的联合国地震研讨会上,一位灾区网民透露:"政府派了500名特警来到灾区,但是他们不是为了救灾,而是为了阻止暴乱。进入一些地区要查车子、手机、相机,看你有没有照相……"
当灾区人民还沉浸在孩子遇难、亲人殒命、家庭破碎的巨大伤痛之中,灾民需要安慰和宣泄、社会需要真相、人民需要化悲痛为问责之时,中宣部却下令禁止媒体报道、公众谈论与本次地震及其预测预报、豆腐渣腐败有关的任何话题:诸如关于"地震震情的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对地震伤亡情况"任何媒体不得擅自发布,待国务院授权后才能发布,各媒体一律不得到地震灾区采访"以进行隐瞒;就连赈灾募捐款项的去向问题也不准谈论……。一些官员还迫不及待地唱起了以"伟大胜利"自我标榜、自鸣得意的颂歌,把全国人民痛彻肺腑的丧事办成了他们劲歌狂舞的喜事!
以上种种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即将到来之际,一些官员无视灾民和遇难学生家长的心理感受,悖逆国人情感、理智和良知良心,制造肃杀恐怖的政治气氛,往遇难者亲属内心正在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插一把刀;把全国人民刚被唤起的道德良知又打了回去。现实总是恶人当道好人蒙冤,只准坏人恶人横行无忌,不准好人善人活动和生存;只准用假话谎话制造假象,不准以真话实话揭开真相;一些官员总克制不了踏着尸骨狂舞,饮着人血狂笑,听着悲号高歌的丑态恶习,似乎总要借用机会,刻意表现自己良知良心的彻底泯灭和流氓无赖的本性,刻意表现自己的丑恶无耻和冷血无情!
在此我们不禁要说: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员,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和良心,他们已经不齿于人类,他们比禽兽还不如,人民还要他们干什么?政府还要他们干什么?
虽然,某些官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幌子下,已从网站上或屏蔽或删除了上述种种信息,但一些人已事先截图作了证据保存,他们又该怎样狡辩呢?
三、层出不穷的"中国特色":官员践踏人权的"理由"种种
这次地震,官方虽然开始了对死难者在形式上有限度的尊重,却仍然保持着对生者生命、自由等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并最终亵渎着死者的亡灵。一些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官员,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只有他们特别定义的"社会稳定",只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权力。的确,社会需要稳定,人民需要稳定,统治集团也需要稳定,但不应是以牺牲人民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稳定。违反人性,侵犯人权,牺牲人民生命和自由而求得的表面上的暂时稳定,必将积累巨大的社会危机,积累起地震和火山一样的巨大破坏性能量,最终带来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统治集团的骤然覆亡。犹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
中国自海城大地震预报以来的经验和唐山、汶川等大地震瞒报的教训已反复证明:地震预报可能带来一定社会恐慌,但绝对不会造成社会动乱,恐慌不等于动乱。对不可抗自然灾难的恐慌是人类正常心理反应。政府既可以也应当通过组织引导减轻社会恐慌,但企图排除恐慌,却是无知的自负和狂妄。灾难预警的确会带来灾前恐慌,但由于公众有准备地面对灾难,却可大大降低人们面临灾难时的盲目无措,从而大大降低灾难中的社会恐慌。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人员伤亡数倍至数百倍,并大大降低财产损失;在预警前提下,面对灾难中的人员伤亡,除了悲痛和哀伤,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抱怨官方(有人祸因素的除外),当然就不容易出现对政府的反感和责难,更不会对社会稳定有明显影响;中国民众向以善忍耐著称,何况是天灾,特别是没有或很少人祸的天灾,岂有不能忍耐,还要制造社会动乱之理?一些官员常说相信群众,可一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就一点也不相信群众了。不能在实际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官员,不恰好证明着他们从内心里、在行为上与人民群众存在着巨大的对立和对抗,因此自知人民不会老是在重大问题上听任他们摆布,从而横下心来欺骗愚弄人民,向人民群众隐瞒重大的事实真相吗?是谁在操纵群众与官方的对立和对抗呢?不正是某些官员自己吗?人民群众对此不是没有丝毫责任吗?
能够预警却没有预警的灾难,其人员伤亡就会放大到数百倍,人祸为害远远甚于灾难本身。本次地震人员伤亡与有预报的后果比值为500:1,据此我们可以认为:0.2成是天灾,9.8成乃人祸,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已算太客气了!对于这样严重的人祸恶果,谁也难于保证公众能不激动,能不问责,能不掀起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波澜!
对于豆腐渣腐败的揭露以及学生家长的问责、讨伐,是为了帮助中共及其政府清除官场恶瘤,遏制官场和社会的罪恶,并给未来者以警醒,有效防止官员的"前腐后继"现象,避免民众积怨过深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否则,借口"确保社会稳定"对其进行无端打压,只能给那些贪官赃官和坏官恶官一种心理暗示:看啊,我如此为非作歹,不仅不会受到严厉惩处,相反还受到了同道们的特别保护;那些敢于揭露、问责和讨伐的人还受到了无情的打压,我今后不是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吗?
因此,"确保社会稳定"绝不能用作任何人、任何集团为非作歹的托词,然而事实上却被用作了托词。那么这种"稳定"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某些官员乌纱帽和法外特权、既得利益的稳定,是官员集团统治地位的稳定。官员与公民是两大不同的利益群体。官员统治地位能否稳定,是其种种特权和既得利益能否延续下去的问题,从法理上说当由官员群体自己负责,没有任何理由强求群体外的他人为其承担责任。公众作为独立的利益群体,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接受他人强制,以牺牲自己群体中个体生命和自由、民主等等权利为代价,去为另一个利益群体谋取和保障利益。更何况官员们享有的法外特权那么多那么大,十分严重地侵犯、危害着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又何来强求公众无条件予以维护之理?
官员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协调公众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保护和协调公众利益是他们最基本的职责,是他们法定的义务和责任。不能保护公众利益,相反还要以法外特权和手段,千方百计侵害和榨取公众利益,甚至肆意践踏、剥夺公众的人权乃至生命,这样的官员不是已经丧失了为官的资格,成了社会的祸害,不是应该被横扫出官员队伍,并为自己的种种行为与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汶川大地震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表明,在中共和中共政府内部,的确存在一个事实上的腐败分子同盟。这个同盟时常打着"保稳定"的幌子,结党营私,滥用公权,无坏不使,无恶不作,以种种法外手段压榨、欺凌和迫害公众,强迫公众去维护、保障他们的法外特权和既得利益。这是当今中国的罪恶之源,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患,更是中共及其政府内部的定时炸弹,是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如果不及时铲除消灭,总有一天,中共及其政府,乃至这个国家和民族,终将毁在他们的手里!
古今中国破坏社会稳定的终极因素不在公众,而在官员们自己,在于某些无良政客不仅不为人民谋福利,反而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欺压人民,鱼肉百姓,对人民凶狠毒辣,残酷暴虐。即使这样,他们还恬不知耻,从未有过公开的自责和内疚,相反却总是强制人民对他们歌功颂德感激涕零,就像仆人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主人却不能赶走他,连批评他的话也不能说,相反只能对他感恩戴德,赞歌媚语。一种十分简单明了的主仆关系,却被他们明目张胆地给颠倒了,而且颠倒得如此荒唐离谱不可思议。这种颠倒了的关系,今天不应重新颠倒过来吗?中华民族如果老是生存在一种荒唐颠倒的关系中而难于自拔,还能自称伟大,而不怕被别的民族挖苦耻笑吗?
还有不少官员,总是津津乐道于所谓的"舆论导向"--说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导舆论",是舆论和权力高压。腐败总与舆论和权力高压相生相伴,腐败分子总希望封锁自由真实的新闻舆论,千方百计编造符合自己利益需要、论证维护自己特权地位的虚假华丽的"官导舆论",并借此作掩盖,或假以黑道,或明目张胆胡作非为,打击异己消灭异端,为自己的贪腐扫清障碍,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鱼肉和残害百姓,涂炭生灵。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社会必定黑暗恐怖,必定贪淫当道、罪孽丛生。社会在贪腐魔爪的操控之下,多数民众都生活在官导舆论和官员无限权力的压迫之中,社会危机重重,国家、民族陷入日益深重的灾难。压制舆论就是为贪腐官员提供庇护开脱罪责,就是与国家、民族和人民为敌。因此我们呼吁有良知良心、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官员与民众立即行动,勇敢地冲破枷在我们身上的舆论与权力高压,让我们每个人都获得解放,获得自由,创造一个民主与法制并驾齐驱的崭新社会!
一些官员及其御用文人,还将批评政府不良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指斥为"反华势力",进而指斥公众的相关言论为"被反华势力利用",以此对人民进行煽情愚弄,贬低国人的智商和判断力、辨别力,并向世界人民暗示:中国人离开了外国人就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人已经愚蠢到很容易被外国势力利用的地步。官员们不是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吗?怎么一到了人民与官方有了分歧的时候,就当着世界人民污辱起中国人民来了呢?公然当着全世界败坏中国人的形象,进而败坏着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究竟是谁在反华呢?不正是官员自己吗?
如果我们承认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官员和官方权力为本,就不得不承认:政府只能在某些方面从形式上有限地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而不是国家和民族本身。人民是国家民族的最重要主体,境外媒体仅仅抨击中国政府,并非侵犯、剥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不能定义为反华;只要能使人民过得更好,使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得更好,就不能视其为反华,相反我们还应当衷心拥护,热烈欢迎。只有那些怂恿、支持我国官方,或以其直接行为侵犯、剥夺我国公民权利、利益的境外势力,才是我们应当与之斗争的反华势力。一些人常以"爱国者"自诩,对来自境内外的批评言论,动辄以"反华"、"卖国"扣帽子打棍子。这样的"爱国者",不是智商过低的愚昧自负,就是动机不纯别有用心,就是与人民为敌。对这类人我们十分怀疑,当实力强大的反华势力真正出现而导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要么会笨头笨脑束手无策,要么会摇身一变叛国投敌,成为千夫指斥、万人唾骂的卖国贼!
如果他们公然与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可以把揭露、批评政府有损公民福祉行为的人视为敌人,但他们怎么也不能说那些人就是"反华",怎么也不能盗用人民的名义!
事实上,古今中国地地道道的"卖国贼",都是大权在握不受制约的官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值得出卖并让别人值得收买的国家利益,权力越大可能出卖的国家利益越大。而能向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的,都是有权就国事与外国缔约的国家首脑,和由首脑授权的官员。中国清政府曾与外国签署过多起卖国条约,其中包含向俄罗斯出卖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条约。对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联合国长期未予承认。然而近年据说向俄罗斯出卖领土的条约,有一部分(100多万平方公里)已被中国个别人合法化了,这"个别人"才算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手里几乎没能掌握值得向外国人出卖、也值得外国人收买的国家利益,顶多凭气力或智慧给外国人做个打工的帮办,何来"卖国贼"之嫌?
也许某些官员觉得,"被反华势力利用"的帽子的确太穿凿附会,便又挑选别的帽子硬扣在灾民头上。震后一个多月,遇难学生家长多次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公布垮塌校舍专家鉴定结果。面对家长的穷追不舍,官员除了敷衍搪塞或威胁恫吓外,没作任何实质答复。但经多次较量,眼看威胁和恫吓实在难于奏效,当地政府又不得不向遇难学生家长送慰问品发慰问金,要求家长们不要闹事,说这样对政府工作人员很不利,再闹下去,上面就要追究官员们的失职问题。擂鼓镇镇长还给每位家长送小灵通,但家长们都不要。家长们的举动与某些官员对他们的污蔑截然相反:他们并不愚昧,并不轻易被人收买和利用;他们明白孩子的生命不能等值于有限的金钱,孩子和自己的权利与尊严,是不能用金钱衡量、不能用物质交换的!
眼看着家长们挺着自己的铮铮骨气而不愿接受官员们的收买,一些官员便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把家长说成是法轮功学员,是敌对势力,是反动派造谣闹事,要颠覆政府,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又抓人又砸纪念碑,制造出新的灾后冤狱。
看来一些官员早已习惯了接受金钱贿赂收买,同时也习惯了把不愿接受贿赂收买的人视为严重异己的敌对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对不愿接受收买的灾民,也使用了对付官场异己分子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予严厉无情的打压。于是就有请愿、上访灾民被抓捕、关押、殴打、跟踪软禁,甚至被摧残迫害至死。这使我们想起中共建政以来的幕幕往事:曾有那么多人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无端迫害折磨,原来并不是领导者们所谓认识上和工作方法上的失误,而是那些当事官员们的故意所为:不把一批人打压下去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另一批人就始终难解后顾之虞——不便于滥用特权胡作非为!
我们终于为官员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找到了另一种绝妙的注脚!
一些官员把问责学校豆腐渣工程,上升到"与共产党对着干"的政治高度,似乎想要表明,共产党已经集体决定,要公开地和腐败分子、罪犯站在一起;似乎想要表明,中国立法、司法、执法不是为了社会公正,而是只为掌权者服务;似乎想要表明,中国就是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犯罪没有法治,只有政党没有人民,只有刺刀没有言论的特殊社会!(据谭作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载新世纪网)那些官员究竟是在为中共贴金,还是在为中共抹黑呢?难道真正地污辱中共的,不正是官员们自己,而非官方以外的公众乃至"刁民"吗?
还有一个国人习以为常的"中国特色":官员们总是乐于逼迫人民对他们的任何行为歌功颂德,并已成为了国人潜移默化接受了的习惯。可是当我们国人常以自己能吃苦善忍耐而沾沾自喜时,也许并未想过:官员本是人民的打工仔,为人民谋利益应是官员的职责和本分。因此人民最不该吃的苦,就是被官员压迫、欺凌的苦;最不该的忍耐,就是对贪官赃官、坏官恶官和暴政的忍耐。然而中国人民还是在贪官赃官、坏官恶官和暴政的压迫、欺凌、鱼肉之下,默然无语地苦过来了,忍耐过来了。既然如此,官员和政府本应感谢人民没有因为不堪鱼肉和压迫欺凌而抛弃他们PK了他们,感谢人民养活了他们还宠坏了他们。那么,即使他们真的做了一点好事,又怎么能有理由强求人民作揖磕头感谢他们,对他们歌功颂德呢?
四、地震瞒报+大驱赶大杀戮+残害访民+毒奶粉……
谨防国人因对生存威胁的过度敏感而成为"东亚精神病夫";民间咒骂作恶官员"断子绝孙"
"保奥运"是这次地震瞒报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个借口十分苍白无力。的确,国人都应以奥运能在自己国家举办而感到骄傲。但奥运同样包含人权、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中国在申办奥运时也作出了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国际奥委会和"大赦国际"组织再三警告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这当然应包含对人民生命权的保证。可在北京奥运迫近之际,官方却公然违背自己的承诺,以"保奥运"为由对地震进行瞒报,让近十万人为北京奥运付出生命的代价,违反、亵渎奥运精神本身,给神圣的奥运蒙上灰尘和污垢,给热爱、支持北京奥运的国人带来耻辱和懊悔!
深受奥运之害的,还不仅仅是地震灾民。公众曾把北京奥运看作国家、民族的最大荣耀和盛大节日,并有不少国民心潮澎湃,纷纷准备前往北京观看比赛,或享受这难得的节日气氛。然而还在北京奥运远未到来之时,官方就开始对北京市区进行大规模"清场",驱赶了300多万在京流动人口,扒掉了6万多户平房。由于害怕这一黑幕被揭露曝光,以后又劫持绑架了100多万人。前后被共有100多万人劳教关押,并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亡,不少国人因此而再次落下了悲痛和哀伤的泪水!
在此期间,一些官员把中国流氓无赖很多不要脸的下三烂手段,都发挥到了极致。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期间,警方将在北京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随后一批因身负冤情而欲表达意见的公民,依法提出了在奥运专区示威游行的申请,但官方却要么受理了迟迟不予审批答复,要么干脆不予受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公安机关拒绝,没有一起获得批准。这还不算,在此期申请了游行示威的,不少都遭"秋后算账",有的还没等到"秋后",就被官方当作了"敌对分子"予以非法抓捕关押。以求奥运期间,没有任何异议声音与"麻烦制造者"。此等欺世盗名,误导国际舆论,"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主"之秀,无赖之至,天下无双!
与对待游行示威大同小异,为了"保奥运",官方还把上访民众当作了"敌对分子",以查暂住证的名义进行清理,予以非法拦截、搜捕、管制和软禁,被投入了北京马家楼救济中心和久敬庄救济中心这两大"上访集中营",经封闭性折磨训诫后遣返原地,把无数含冤者的上访之路,变成了再添冤屈与辛酸的"带着镣铐的旅程"。有的官员甚至将上访人员以卑劣手段迫害致死。大陆媒体一位田先生透露:北京访民都了解,"7月15、16日在北京上访人集中地,朝阳饭店附近死了两个上访人员。其中在陶然亭,截访人员把一个上访的妇女捅了一刀,再从离地面6公尺高处扔下,她被摔死了。21日截访者又捅死河南与河北上访人各一名"。"在四路通附近又捅死一个男的,然后把他拖到铁道上,说是铁路把他压死的。"残忍之至,无以复加!
奥运前夕,中国政府堪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相关部门对社会情势高度紧张,唯恐发生大规模上访与群体突发事件,许多官员被层层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有官员不满地表示:"(精神)已经绷得很紧张,估计到不了8月(奥运开幕),就要疯几个(人),(上司)要求特别高,有的领导要疯,逼得下属要疯,(对)哪里都不放心"。
而官员们之所以要如此操作,都是为了在世界人民面前,竭力掩盖中国社会民心动荡、物价飞涨、股市暴跌、房价畸高、贫富不公、贪腐泛滥成灾、官民对立、信任危机,以及百姓深受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新三座大山"压迫等等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一句话,为了那些口头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质上千方百计搜刮和攫取小集团及个人利益的官员们那张厚颜无耻、丑恶无比的面子!
北京奥运花了3000多亿人民币,耗去全国10年教育投入,毫不计较成本,更不考虑效益。驱赶了普通公众后,购票人数锐减,门票剩余太多。为了对外掩盖尴尬,同时也为了给自己大造声势,官方又从民间招募大量美女充当拉拉队填满观众席。在以虚假造势手段占尽奥运风光、享尽浮华虚荣的同时,也创造了耗费民脂民膏最多最离谱、收益最低、民众最悲惨的奥运主办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北京奥运最终办成了官道与流氓无赖、地痞黑道大合流的恐怖会,中共及其政府官员的面子会,高官和名流大款独占独享的特权会,普通百姓吞酸落泪的伤心会!
至此,我们还有理由说北京奥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的盛会吗?
不!它带给我们的只有血泪,只有哀怨!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
奥运在别的举办国,是公众发自肺腑的喜庆狂欢节日,政府不仅不把它作为自己不端行为的借口,相反还刻意检点约束官员行为,努力消除社会压抑气息,让公众情感在自然状态下尽情地流露发挥,由此增添奥运的喜庆色彩。可当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降临中华民族时,却让一些或愚蠢无能或肆无忌惮的官员办成了一件让人十分伤感之事,使整个社会堕入了悲怨哀鸣、阴霾晦暗、恐怖血腥之中。国人多年来对北京奥运翘首以盼,盼来的竟是数十万生命被漠视遭践踏的厄运!难道国人就该用鲜血去染祭奥运的旗帜、用刻骨铭心的哀痛和悲伤去迎接奥运、陪伴奥运吗?一个扼杀人权、践踏生命的北京奥运,还值得期盼和骄傲吗?中国该怎样就地震瞒报问题和侵犯人权的其他种种问题,向国际奥委会和"大赦国际"交代?中国官员公然在国际权威组织面前背信弃义、撒谎欺骗,这不有损于一个大国的诚信和尊严,不会严重贬损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吗?一些口口声声高喊国家、民族利益的官员,怎么到了关键时刻,面临关键问题,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到爪哇国去了呢?
种种事实证明,中国至今为止的不少官员,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民族,更不能把他们等同于国家和民族。尽管他们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和民族,但他们却以种种行为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论调,扇了自己的耳光,把自己抛到了与国家、民族的对立面。他们早就丧失了代表国家和民族的资格,哪里还有资格等同于国家和民族?
那些居然敢于在国际权威组织面前背信弃义的官员,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毫无顾忌地违背他们向弱势的人民作出的承诺呢?这样的官员,不就是随时悬在人民头上的一把剑、架在人民脖子上的一把刀吗?人民还能信任他们,拥护他们吗?
其实不仅仅是在奥运期间的"理由",在任何时期,官员们都能搜肠刮肚地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理由",目的在于打压、封锁任何不利于官方的声音,其理由只是一种他们自认为"合理"的幌子。在种种幌子下,他们对上访者实施了种种打压迫害的手段,其凶残狠毒令人发指。维权网 2008年2月8日《血泪上访路——上访调查报告》披露:2007年3月对1010名上访人调查统计显示:上访期最长51年,最短1年;被毒打关押467人,占46.2%;被拘留劳教428人,占42.4%;被送往精神病院关押31人,占3.1%。2007年10月对全国进京上访的3328人调查显示:被非法关押毒打1244人,占37.4%;被拘留劳教1171人,占35.2%;被关进精神病院104人,占3.1%。后一次调查由于是在中共17大前,北京对上访群体开展了多次地毯式搜查,各地视为重点、多年来受过各种拘禁、殴打、处罚的上访人大多被抓回,在此情况下被毒打及被关押、拘留、劳教的比例仍然各占到近40%。如果有机构能对访民处境做出最新统计,情况还会更糟。
无论什么口号或理由,只要背离了人权和公民自由、民主等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都是表面上冠冕堂皇,本质上肮脏龌龊的东西。这种背离如果是有意的,那么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是无意的,那么则证明了其荒唐和愚蠢。无论如何,都给那些官员的为非作歹提供了一种轻松的借口。无论是谁,他如果提出或容忍了这类口号、理由,要么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极不负责甚至居心险恶,要么就是他太愚蠢太弱智,他都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国家,做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中国某些官员无视公民的人权和自由,甚至无视人民的生命存在,多少年来都把"保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现在又把"保奥运"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公民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无足轻重,人民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惟有稳定——他们自己官位、特权和既得利益的稳定,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惟有奥运才能给他们脸上贴金,才能证明、强化他们个人特权和既得利益、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草民"是为他们官位、特权、既得利益的稳定和奥运而存在的,否则"草民"的存在就毫无价值,就不合法。于是,他们便有了为非作歹的极好借口:无论怎样压迫、欺凌公民,践踏百姓生命,任何人都不能反抗,也不能声讨维权,更不能问责;就连以自我维权为目的的上访,也以"违法"的罪名给禁止了,因为要"保奥运"、"保稳定"!在此口号庇护之下,官员越来越变成了有恃无恐的吃人野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虎豹豺狼!
像上海的杨佳事件一样,有多少公民都被官员们逼上了绝路,官员们又反过来把事件的根源推到了人民的头上。如此下去,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人面临着坏官和恶官的为非作歹而求助无门,只好在绝望中愤然爆发,制造出更多的悲剧和惨剧吗?
但是如果反过来,把那些口号和理由用来约束官员们的行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了。不过问题在于:对任何口号和理由的解释权与使用权都在官员们手里捏着,公众没有任何权利,当然就无法对官员作出任何有效的约束。那么,怎样让那些口号和理由对社会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而绝不是消极负面的作用,这不就是一件非常明白不过的事了吗?我们怎么能让官员们掌握没有任何制约的无边权利呢?
正当汶川大地震中的人祸恶果尚未求解之际,9月11日,三鹿毒奶粉事件又被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公开曝光。这一曝光导致一大批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品和其他毒食品黑幕被纷纷捅破,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为了保"经济发展",为了给官员们提供更多更大的、可以肆意"潇洒"挥霍的税收来源,丧尽天良的官员可以置婴幼儿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于不顾,置亿万公众的生命于不顾,或故意纵容、或与黑心的商家狼狈为奸串通一气掺毒造假,致使数十名婴幼儿身患双肾多发性结石,因急性肾衰竭抢救无效而无辜丧命;至少数万名婴幼儿深受其害,连权威的医学专家也不敢判断这些婴幼儿是否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更不敢保证他们以后是否会有严重后遗症和有多大的后遗症,但相当部分都将可能面临终生洗肾的痛苦;亿万食用了奶粉等毒食品的国民惶惶不安,并让更多国民谈毒色变,在一日三餐中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犹如靳光祥先生在《三鹿奶粉投毒深层次社会矛盾大揭密》中所说:"猪肉是注水的,奶粉是下毒的,鸡蛋是苏丹红的,大米是毒泡的,还让人民有活路吗?"
一系列的毒食品事件,不仅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的身体健康,还严重影响了国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加上官员的其他种种恐怖行为,让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陷入了心理极不健全的精神病态之中。如果还要容许类似的恶性事件长期发展下去而不能予以根本遏制,也许中国人心理上已久潜伏的精神病态就会充分显露出来,又要把刚揭去不久的"东亚病夫"帽子捡回来戴在头上,成为新世纪的"东亚精神病夫"!
毒奶粉等毒食品,也是中共及其政府官员们制造出来的"杰作"。官员借口"保奥运"、"保稳定"、"保经济发展",充当起了普通公众特别是婴幼儿健康与生命的直接杀手。经调查,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公司陆续接到消费者关于婴幼儿食用三鹿奶粉出现疾患的投诉。经企业检验,2008年6月已发现奶粉中非蛋白氮含量异常,后确定其中含有三聚氰胺。8月2日,三鹿集团公司向石家庄市政府作了报告。石家庄市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公开应急措施的人为拖延,大大加深了社会危害的程度。
而靳光祥先生更是揭露道:"国家科技部和科技日报缺德无良对社会不负责任,成为推广落后理论和伪科学理论的发源地。例如:国家科技部门户网站和科技日报发出的报道--袁老太太......她每天都离不开复方丹参滴丸,小孙子则离不了三鹿配方奶粉和汇源果汁,而这些都是攻关计划的成果。还有《三鹿自主创新永葆青春》《厚积薄发铸就辉煌》《有一个美鹿的传说——石家庄三鹿集团名牌之路初探》《一腔热情只为'产业报国'》《借您一双慧眼:如何选购婴儿奶粉》等;为助推害人的毒奶粉而策划系列伪科学新闻报道。"
2007年9月2日,央视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声称"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而在此之前,民间已有人投诉控告国产奶粉的掺毒嫌疑,并有几家媒体作出了不点名的相应报道。
甚至三鹿毒奶粉曝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官员掩盖问题,信誓旦旦地替企业说话。
对于官员们通过多种途径,以种种理由和手段隐瞒实情欺骗公众,恣意侵犯、践踏人权,甚至残害生命的恶劣行径,民间不少人义愤难平,有的人甚至咒骂作恶官员"断子绝孙"。这种带有严重语言暴力性质的典型的阿Q式国骂,代表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暗流:不少人都恨自己手无寸铁,更恨自己没有一种从天而降的神力,因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官员们的为非作歹而无可奈何。但在愤激难抑的情况下,部分人也许会将语言暴力转化为行为暴力,像杨佳那样拼出性命,与恶官坏官们拼个你死我活!
我们十分担心:这样的社会暗流,也许在哪一天,会上升为社会的主流!
五、宪政改革的逻辑理由:为国家、民族、人民,也为了中共
胡、温二位领导:你们是有良心、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因此我们呼吁你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的民族,救救我们的人民!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
1966年发动的文革,非正常死亡数百万人;
1975年8月8日,河南发生大洪水,作为黄河治理工程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等,由于官员以长官意志修改专家设计方案,给工程留下严重后遗症,导致大洪水来临时不能正常泄洪,大坝溃决而致二十多万人无辜死亡;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由于官方的事前瞒报而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由青年学生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血腥镇压,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数千人丧生、致残于军队的枪口和坦克履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无数知识分子和良心人士身陷冤狱、惨遭迫害乃至含冤而死。直至今天,还有不少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志士仁人,以及讨公道、讨说法、追责任的民间维权人士受迫害,遭镇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几乎与唐山大地震同样的惨剧又一次发生了,由于官方的事前瞒报而致近十万人无辜冤死,数十万人肢体严重伤残;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近两万名稚气无邪、天真烂漫的中小学生,断送了本来不该断送的稚嫩的生命!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铭文:"他们先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帮我说话了。"
我们能让如此形象的描述,成为我们民族、我们自己未来悲哀命运的预言吗?
不能!
因此,我们无法面对某些官员的为非作歹而无动于衷,我们不能无限度地容忍腐败透顶的政治制度。相反,如果我们漠然视之,那么以人祸为主的灾难还会有若干个下一次!而在下一次灾难中冤死的,可能是他,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因此,冲破现有政治体制的羁绊,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说到底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子孙后代自由、尊严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
因此,我们要当着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及港澳台胞、海外侨胞:立即行动起来,强烈要求大陆官方——
1.对瞒报汶川大地震和造成豆腐渣工程、造成校舍(与邻近建筑物比较)非正常垮塌的相关官员与其他人员,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追究,对责任官员和相关建筑商进行严厉的问责和惩办,并给遇难者家属、家长以合理的补偿抚恤。同时立即释放为本事件讨公道、讨说法以及揭露真相、帮助维权的各界在押人士;
2.就反右、大跃进、文革、1975河南板桥等水库大坝溃决、1976唐山大地震、1989"六四"惨案等政治恶行和以人祸为主的自然灾难中,无辜死亡、伤残的数千万人;因冤假错案而坐牢受刑乃至含冤而死的人;在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讨公道、讨说法中受迫害,遭镇压的民间维权人士等等,给予全面的补偿抚慰和抚恤,并对死难者举行全国性的默哀悼念,立即释放以上相关的在押民间政治活动家,同时对上述事件中的官员责任予以全面调查追究,对责任官员进行严厉的问责和惩办;
3.全面解除报禁和网禁,将各类媒体由官办转为民办,允许各类新闻媒体自由采访和发布信息,允许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出版书籍,严禁任何封锁境内外信息渠道、信息空间和信息资讯的专横霸道行为;
4.全面解除党禁,允许公民自愿结社,自由组织成立政党和社团,停止对近年来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民主自由党、新民党、公民监政会等民间党派、社团组织者、领导者及其成员的迫害和镇压,并准予其注册登记,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允许其在民主与法制的原则下开展一切活动,立即释放其在押人士;
5.还给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立即停止对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及其信徒的打压和迫害,并立即释放宗教在押人士;
6.认真兑现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领导人在二十多年前的承诺,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彻底结束中共一党独大,垄断一切政治权利的局面,积极推行宪政民主体制,确立多党和无党派人士多元公平竞争执政的政治体制,还政治权利于人民大众;
7.立即停止对姚立法等民间独立候选人的镇压迫害,允许公民独立参与人大代表、行政首长、次长等方面的竞选,彻底废除祸国殃民的假选举、假代表体制,确保选举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并立即释放在押的独立候选人;
8.全面解除对民间政治理论家与学者的禁锢和打压迫害,允许理论学术的自由论争和自由发表,严禁用官方意识形态控制和替代思想理论的自由、健康发展,并立即释放在押的民间政治理论家和学者;
9.立即停止对一切自由民主人士的镇压迫害,停止对海内外自由民主人士的妖魔化蛊惑宣传,允许其自由回国探亲访友或定居;
……
我们还特别要求:
对于以上事件的调查要求公正和公开,因此应允许民间非官方组织和国际社会展开调查,严防官方以舞弊伎俩包庇和纵容某些责任分子。同时应厘清官方责任,由中共和中共政府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谢罪,并对遭受过政府打压迫害的各种人士予以补偿抚慰,同时郑重承诺:立即收敛和规范官方行为,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人祸和屠杀、镇压、迫害等等侵犯人权,破坏自由、民主、法制的事件。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领导人曾说过:中国人民要自由民主,就要"拿几百万人头来换"……尽管我们对这种专制、蛮横、暴虐、冷酷的语言极度反感,甚至为中国在当今世界大潮下会出现这样的政治领袖,讲出这样厚颜无耻的语言而蒙羞,但我们还是宁愿把它作为中共对人民大众的正式承诺。中共建政以来,人民已经向中共交出了几千万人头,远远超出了"几百万人头"的数额。中共早就该兑现承诺,向社会交还自由民主,再也没"理由"赖在统治地位上,向人民滥施淫威了。就像江泽民在中共总书记位子上赖了一届又一届,还是不得不下了台,最后又在军委主席的位子上耍赖,也不得不最终交了权一样。但中共不必紧张,人民并非某些人抱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态说的那样:"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绝无那样的罪恶心态,决不可能那样暴虐。因为暴虐所得的政权,很难摆脱以暴虐手段维持统治的暴政阴影,就像中共当初夺取政权和后来维持政权那样。暴虐以其反人性反人类的本质,为现代普世价值理念所深恶痛绝,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正义理性的国际社会抛弃了。人民只需要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等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地去取得和实现,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与暴虐和暴政格格不入的。人民将以和平的方式,力争不流一滴血,最终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要确保在这样的政权更迭中不流一滴血,中共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做出自己的承诺。希望中共能做出这样的承诺。中国人流过的鲜血太多了,我们不希望人民再流血。中共是中国的政党之一,中共党员都是中国人,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同胞不流血吗?
其实,中共正面临着一种千秋毁誉的历史抉择:如果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它的政权还是最终不保,同时会带来国家和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共最后得到的将是遗臭万年的结局;但如果反过来,立即站在人民一边,利用自己尚能有效控制全国大局的优势,积极配合全国人民推进宪政改革,把中国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民主与法制社会。这样一来,中共就很好地保住了自己的体面,必将在政治舞台上和人民心目中,保留较高的地位与形象,并将在以下方面赢得华夏子孙的千秋颂扬——
1.彻底结束中国几千年来专制集权和暴政持续不断的历史,真正实现人民"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让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走上自由、民主、和平发展之路;
2.构建出从根本上限制官员特权、遏制官员腐败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公众和官员共同营造一种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社会环境,实现事实上的社会平等;
3.在短期内消除台湾同胞对大陆政治制度的反感与隔膜,取得多数台湾同胞对大陆制度的认同,为统一派提供充足的政治理由,进而削弱和消除台独势力的影响,加速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离开大陆宪政改革的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
4.在短期内消除藏、疆同胞对国家现行制度的反感,取得多数藏、疆同胞对大陆制度的认同,为反分裂派提供充足的政治理由,进而削弱和消除藏独、疆独势力的影响,有效防止祖国分裂(国家不实施宪政改革,藏独、疆独势力就有了充分的口实,其分裂理论就大有市场);
……
否则,如果中共再这样继续下去,不是要让自己和这个国家、民族同归于尽吗?中共在如此局面下还能保住自己的体面吗?
相反,如果中共主动积极地推进宪政改革而完成了以上千秋伟业,那么中共和中共推进了这种改革的领袖,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名垂青史。同时中共在过去的许多罪恶与过失,都会被人民一笔勾消的。就像国民党因为主动推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因此国民党过去的许多罪恶,都已被今天的台湾人一笔勾消了一样。
中共能做到吗?能做到,一定能做到!中国人几乎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中共能做到这些!关键在于中共的价值取向和它的决心;在于中共彻底抛弃党派利益和权威高于一切的错误、陈腐观念,把党派利益与权威置于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之下,让党派服从于、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在于中共审时度势把握当前的机会!
如果中共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人民就可以抛弃前嫌,并以宪法规定的方式,永远为中共保留一定的特权,例如:在议会里、政府内阁班子中,为中共特别设定"保底席位",并特别规定中共总书记为法定国家主席;允许中共的现有各级,在已有财产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党产;对在此之前的中共腐败犯罪官员,在主动自首并退赃的前提下予以赦免,并在一定前提下保留原有的职级待遇,等等……——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人民一定会同意这个承诺的!
六、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共及其领导绝不应该错过
凭良心说,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共是在反对封建专制极权、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建立起来的,但最终还是走上了专制极权的传统老路。但历史地看,这并非当初中共创始人的初衷,也并非某些中共领导人的一心所愿,因为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文章上,很难看出中共要实行一党独裁、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的迹象(见李慎之:《历史的先声》)。然而目前的现实,又与中共在那时的言论相互矛盾,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在种种解释中,我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解释: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极权和暴政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影响的结果。无论中共当初的言论如何的进步和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然而中共毕竟产生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积淀起来的社会土壤,因此很难摆脱中国封建专制极权思想的影响,而最终走上了一党独裁的专制极权道路,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进一步推敲下去,中国当时在时间上间隔不久,一前一后地产生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在自由民主的口号之下建立起来的,又都在后来走上了一党独裁的专制极权和暴政道路。这样的事实绝非偶然与巧合,而是让我们进一步肯定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极权和暴政思想强力影响的必然结果。
只是到了现在,国民党由于蒋经国先生的开明远见和不懈努力,终于在台湾结束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让台湾人民呼吸到了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沐浴到了多党执政的宪政体制和煦阳光。与之比较,中共显然是又落后一步了。
但这样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中共和中共领导人如果能够主动地与人民配合而在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那么就可以在以下几大方面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
1.彻底结束中国几千年来专制集权和暴政持续不断的历史;
2.构建出从根本上限制官员特权、遏制官员腐败的社会政治制度;
3.最终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4.从制度上遏制祖国的再度分裂,实现中国的永久和平;
......
可以说,现在台湾的任何政党,由于他们特殊的位置和处境,因此这样的机会和功绩绝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中共和能与中共密切配合的大陆其他民主党派的。而由于大陆其他党派远远难比中共实力,因此这样的功绩主要还是属于中共的。有了这些功绩,中共在历史上的地位,就远非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其他党派所能比拟了。由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党派政治影响力角逐中,国民党最终还是输给了共产党。
站在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有了前苏联等东欧变革过程中的一些教训在前,中国在宪政民主改革中,就可以将内乱和民族分裂等等问题预防在先(详见本文十和十一),由此可以有效预防中国重蹈那些国家的覆辙。这样,中共就会在宪政民主变革中避免内乱、避免民族分裂等方面,取得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所未有的成就,让世界不少国家及其政党都刮目相看了。
胡、温二位领导:根据前面的分析,站在你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也面临着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抓住了这一机会,你们就能很好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并为你们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良好的归宿。这样,就如前面所说,你们就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臣,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流芳千古、名垂青史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而对于正直贤能且又有宏大抱负的政治家来说,他也绝不会让这样的机会擦肩而过!
七、腐败官员层层肢解劫持政权占为己有,让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也尴尬难堪、力不从心
当然我们十分明白,作为中共领导人,要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也绝非简单。因为中共政权已被一系列腐败分子层层肢解,并将肢解得来的那部分劫持占为了己有。他们劫持占有的那部分,被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培养基"中培养保护着。一旦中央实施某些利于这些腐败分子的举措,他们随时可以将被肢解并劫持占有的政权躯体临时拼合起来,使中共以一种"整体"的态势运转,最好地发挥着保护、放纵他们的作用;但当中央要实施某种于百姓十分有利,却于他们十分不利的举措时,就与他们的特权和特殊利益格格不入了,就与他们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冲突,成了与他们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他们就会牢牢地控制劫持占有的那部分政权躯体,而不允许各被肢解的部分整合在一起,使中共显得软弱涣散、运作无力、关节不通、政令不畅。这样就十分轻松地控制住了中共,几乎完全抑制了中共对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的有益作用,而使自己日益坐大,成为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他们甚至把中共最高领导人用作了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让最高领导人时常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扫除障碍并保驾护航。而当最高领导人要按自己的意志去为国家民族做好事、为国人谋福利时,他们就会恃权自重毫不买账,把这个最高领导人置于十分尴尬难堪、力不从心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打压人民时往往得心应手,而要反腐倡廉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
近20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六四"大镇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无数越来越积重难返的恶劣现象:"经济体制改革",越改社会越黑;"道德教育",越教育官员越不道德;"大力度反腐",越反官场越腐;"先进性教育",越教育官员越堕落;"三个代表教育",越教育官员越无法无天;"作风整顿",越整顿官员作风越败坏;"打黑除恶",越打越除官员越黑越恶;"确保社会稳定",越保越积累矛盾也就越不稳定......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正坐在一座活火山口和一个高度活跃的地质断裂带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随时都可能产生难以遏制的强烈社会震荡!
客观地看待这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凭良心说的确有少数领导人的人品太龌龊卑鄙外,总的来说根源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这种制度逼迫着好人变为坏人,让好官清官不能得志,甚至受到严厉的打压迫害;包庇纵容、甚至培植着贪官赃官和坏官恶官,使得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中国至今还有人渴望出现"包青天",然而由于制度的"清官淘汰制"性质,因此几乎出不了"包青天",即使偶尔出现了"包青天"式的英雄人物,也会因为势单力薄而败落敌手,最终被打入阴山僻壤,甚至蒙冤受屈,丢官丧命。面对这样的恶劣局面,即使高度正直贤能的领导人也无能为力。因为即使再好的政策措施都像一把双刃剑,都难于避免其两面性。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官员出于本能驱使,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于自己有利的那一面。于是好政策就会在贯彻实施中严重地走样变形,最终体现出来的,就有绝大部分会是反社会、反历史、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的效果,从而把国家拖向灾难的深渊。
这很像中国几百年前的明朝社会。明太祖朱元璋苦心孤诣要求官员守法,反对和惩治贪赃枉法官员的律法十分严厉。但其政治制度导致"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至亲"都要借权发财,终致大明"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
因此,这是一套最宜于干坏事恶事荒唐事,而与好事善事正经事格格不入的制度。
在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体制之下,凡属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往往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孤独痛苦中悲哀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还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什么重大的贡献呢?看看胡耀邦、赵紫阳的最终结局,我们就该明白一切了!
在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体制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迫不得已地做了傀儡。当他们不愿再做傀儡,而要以自己的意志去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时,他们便很快被邓小平等等一类肢解、劫持了政权躯体的人专横、野蛮地淘汰出局。现在中共的政权躯体被肢解、劫持的比那时更要严重得多,摆在中共任何领导人面前的几乎都只有两条路:要么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做傀儡,要么被专横、野蛮地淘汰出局!
谁又会心甘情愿地做这种孤独痛苦、悲哀至极、难有建树的"最高领导人"呢?
八、与人民为伍,推进宪政民主改革:中共领导人的明智选择
那么,除了做傀儡和被淘汰出局,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呢?
有,肯定有的!
但这第三条道路,几乎不在现有体制之内,绝大部分都在现有体制之外,那就是:与人民为伍,做现有体制的埋葬人,推动国家走上宪政民主之路!
说它几乎不在现有体制之内,那是因为现有体制内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实质上与人民为敌的。但它仍然还有那么一点点在现有体制之内。因为中共及其政府在其纲领、律法、政策等等官方的表面文字中,几乎处处都是借用人民的名义,且声称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正因为它还有那么一点点在体制之内,所以它才有按现行体制看来那么一点点名正言顺的理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就可以借用这么一点点理由,利用手里尚未被层层肢解劫持的那部分重要权力,一方面借以保护人民,另一方面也获得人民的有力支持,名正言顺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与人民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并按人民的需要,按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去开展种种卓有成效的政治运作。
本来,为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在常规行政手段之外去寻找别的什么"策略"。但在中国,黑白颠倒得如此荒唐离谱,如此地不可思议:官员无端地欺凌践踏人民、打压残害人民、压榨鱼肉人民成了天经地义,而为了人民、与人民站在一起却成了丝毫不可容忍的异端!就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还像六四的青年学生们那样。
因此在现有体制内,虽然"为人民"被官员们作为了口头禅,而在日常行政行为中,却是几乎不允许在实际行动上为人民的。这样,就不得不像过去中共地下党员那样,采取种种类似地下活动的手段策略,去做出名副其实地为人民的事来。
这是正直贤能的中国领导人的悲哀,更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悲哀!
但无论如何,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了人民,始终是不会错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体。任何权力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离开了人民的支持,离开了为人民的最终目的,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固若金汤的腐败政体,那只是腐败分子们在纸醉金迷中得意忘形时,所编织出来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童话。看看现在世界上一个个腐败政体相继在轰然间坍塌;看看以原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一个个极权政府在一夜间的猝然崩溃;看看现在世界上专制极权政府一天天在减少,宪政民主国家一天天在增多;甚至就连那个与中国比邻、在半年多以前还是世袭君主制的不丹小国,国王辛格被国民们拥戴得五体投地,正当其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几乎很不情愿接受宪政民主,甚至在国王面前跪求哭诉不要推行宪政民主,可是国王竟然"违背"民意,在几年前就开始安排政府,组织具有民主素养的知识分子给国民"洗脑",层层开展宪政民主教育培训,甚至说服一些人组建专与政府抬杠、专挑政府瑕疵的政党,不惜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以现场模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民众投票,并展开了候选人拉票、编制和公开发布竞选口号,直至模拟街头抗议等等竞选造势活动。同时号召国民"以自豪和自信的不丹人民身份投票"。国王如此处心积虑,目的在于希望民众最终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忠实服务民众的代表和官员。及至今年3月24日,不丹终于拉开了全国第一次正式大选,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
看看这些,我们有何感想呢?
一个被公众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敬爱的国王,主动放弃至高无上的王权,毫不犹豫地一手推进并实施了这个国家限制自己权力的宪政改革,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在中国那些视特权如至宝的官员们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然而,在一个有着高度道德、文化和政治素养,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既对人民怀有崇高责任感,又对人民力量和社会发展规律怀有神圣敬畏感的统治者来说,这却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明智选择。
不丹老国王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他还曾说过:"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今天国民有一位好国王,但如果明天有一位坏国王怎么办?"
他认为,全球化已经为不丹带来了机遇,不丹走向民主和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他看到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看到了印度等国民主化的成功,看到了尼泊尔的绝对君主制正在被迫改革。他担心自己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宪政民主改革,总有一天会像尼泊尔那样,国王被迫下台,国家被迫改革。与其将来被迫,何不今天主动?
他还说:"富有的人并不总是幸福,幸福比财富和权力重要;做一个好国王也不能不是专制国王",在他的心目中,财富和权力不是最重要的,还有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的东西;好国王不可能是恒久的,而一种好的制度,却能保证国民永远的福祉!
不丹民主化改革的成功,印证了一种结论:借口国民素质差去阻碍民间自发要求的宪政改革,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官方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和既得利益的骗人逻辑,是无视人民意志的政客说辞。从现实看,不丹国民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中国,并因其几年前才开始推广电视,信息远比中国闭塞,国民素质自然远远不及中国,而且公众对于废除君主制实行宪政制,几乎毫无思想准备;印度至今文盲也很多。然而,他们都步入了宪政民主道路。中国70多年前的国民素质,与今天对比堪称天壤之别,然而中共在根据地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选举(包括选举县长),却相当成功。这些成功的例子说明:只有在实践民主的过程中完善民主的种种制度和措施,才能使民主走向成熟和完备;只要国民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和素质,就可以至少实行初步的宪政民主选举和民主政治,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训政和初步的民主实践,逐步进入中高层次的民主;国民更高层次的民主意识可以在民主实践中慢慢培养,关键是要培养。你说国民宪政民主素质差,却又不主动对国民开展相应教育,相反还要对民间自发的宣传教育活动进行无端打压迫害,那么你就一定是不允许公众有起码的宪政民主意识,一定是想把专制极权的暴政独裁统治,千秋万代地维持下去了。正如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说人家还不会游泳就不允许人家下水,当然你可以说害怕人家被淹死,但人家明摆着不会游泳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捆绑人家手脚不允许下水,那就必然是害怕人家学会了游泳而失去了对人家的人身控制,失去了对人家压榨欺凌、鱼肉和玩弄的机会,因此不允许人家学会游泳了。那么,虽然你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动机目的却是极度肮脏龌龊的!
其实中国人的素质并不算太差,至少现在的中国没有人会像不丹人那样,在国王面前跪求哭诉不要民主。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阻遏宪政民主改革呢?
不丹成功的例子还说明,民主可由官方"派送"。现代文明已为现代民主的"派送"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派送民主"极有可能获得成功。其实还远在60多年前的二战胜利后,以美、英、法等国军队组成的盟国占领军,对日本和西德都在某种程度上以强制的方式"派送"了民主,而且都取得了成功。中共70多年前在根据地自上而下地推行相当于"派送"的民主选举(包括选举县长),也取得了成功。那么今天的中国,不是更适宜于民主"派送"吗?这样的"派送"不是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吗?况且现在不是民众不知宪政民主为何物、宪政民主是否对自己有利、因此诚惶诚恐不敢接受而需要官方强制"派送",相反却是公众主动要求实施宪政民主,那么官方还有什么理由去打压宪政民主改革的呼声,阻遏国家宪政民主改革的步伐呢?
国王"派送"民主,这就是不丹宪政民主改革的特色。这种特色只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而已,而其内容却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几乎没有改变,根本内容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因为只有这样,民主的种种举措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对统治阶层有强力的制衡约束效果。否则就难于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民主最终就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甚至被特权阶层用作压迫和束缚人民的工具。现实的中国就是这样。这就是不少中国官员所一口咬定的"中国特色民主"。而这种所谓的民主,就是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抽去民主的实质内容,就是要维护中共的绝对统治万古不变。改去改来,还是现在这个制度最好,还是要把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东西唅在他们那张狮子大口里,永远也别想从那里掏出一点来!
中国官员喜欢把子女送往西方国家去留学,去发财,往往是一去永不回。就连他们自己,也喜欢花公家的钱去国外旅游溜达。而在口头上,却老是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恰好相反,自己喜欢吃葡萄却老是说葡萄酸,骗人家不成,就干脆剥夺人家吃葡萄的权利;还说葡萄是西方国家的就不能吃和不允许吃,而只能吃我们自己有"中国特色"的葡萄。似乎西方国家积累了无数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智慧,花了几百年时间探索和完善起来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的眼里,用他们有生之年比西方智贤高人几筹的智慧,就可以在逻辑上和实践上予以彻底推翻,从而创造出一种举世无双的优越制度。
然而这样的制度始终没能创造出来,甚至连一点起码的交代也没有过,而真正"硕果累累"的创造,倒是残害人性、践踏人权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手段——一种让国民们在血腥残暴、谨小慎微、提心吊胆中生活的制度!
这是一种比种族优越论更荒唐的中国官员智慧优越论,要么是无知无畏者常犯的自大自狂症,要么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搪塞托辞。而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最大的可能就是后者:用不着边际的说辞去拖延时间缓解压力,以利自己在逍遥自在中享受无边特权的极乐人生直至终老。要搞宪政改革么,那无异于与虎谋皮,狮口拔牙!
说西方国家的东西不好,我们不少人都吃过穿过用过,吃了这些东西中毒的还几乎没听说过;说中国的东西好,可是毒酒、毒牙膏、毒奶粉……成百上千种毒食品,使得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毒食品圣地,几乎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
说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可台湾与中国大陆几乎是文化同根血脉同源,西方制度却在那里,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生了根开了花。难道台湾与大陆仅仅分离了几十年,就在文化和血脉等方面分化、突变得炯然两异了么?
在中国,还有人总喜欢用效率论去否定或刁难民主,说民主会降低社会运作的效率。但历史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专制极权只有在以下方面才表现出真正的高效率:干坏事、恶事和蠢事荒唐事。而要干一件真正惠及于绝大多数公众的好事时,往往会因其对官员们特权和既得利益的遏制或挤占,而受到官员们的百般抵制,从而表现出最低的运作效率。即使君王或最高领导人仁智贤良到了及至,他的任何善良举措都还得依靠下面的官员们去一一落实。而下级官员们究竟能落实到何种程度,看看历史我们就会明白:折扣,折扣,再折扣......因此好君王不如好政府,好政府不如好制度。
在这方面,不丹国王是最清醒的,所以他产生了不同于某些中国人的认识,作出了不同于某些中国人的抉择。
中国不少当权者十分难于达到不丹国王那样的道德境界和认知水准,死死抓住权力和财富不放,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大障碍,成了历史潮流的逆动势力。
谁能回答,谁又不能回答:中国的权贵们,给国人们带来的是光荣还是耻辱?
在迈向宪政民主的路上,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然输给了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小国。要知道,不丹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更没有去争过奥运主办权,但它却以世界几乎绝无仅有的宪政改革举措,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块无可质疑的金牌,也为国王争得了国民们乃至世界人民永远称颂的当之无愧的荣誉。因为什么?就因为国王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人民,就因为国王毫不犹豫地与人民站在一起,把自己的追求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人民永远的福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说,辛格国王是不丹历史上的华盛顿。那么谁来做现代中国的华盛顿呢?
时间已到,机会已到,该是这样的人站出来的时候了!
九、言论与新闻舆论自由:还给人民一把佩剑
像不丹一样,中国在宪政改革中,的确也可以创造出一种很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特色,那就是借用英、日等国宪政改革的思路,将君主立宪予以适当引申发挥,实行"(中共)政党立宪"或称"半政党立宪",最终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但有一条,不能以创造"中国特色"为名,"特"去了宪政民主的基本内容,从而又回到过去的老路。
要推进和完成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全面放开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可以把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的官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贪官赃官和坏官恶官无处可藏,迫使一些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使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护,这已成了我们社会较多人的共识。就像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其它不少毒食品事件,媒体的曝光和公众对缺德官商的声讨,迫使一些责任官员和责任企业不得不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已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的共识。
总之,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可以让公众有效地监督制约官员运用权力的种种行为,限制官员们在权力上的无限扩张和无限滥用,迫使官员在行为上收敛,道德上自重。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的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个别或少数领导人单打独斗、孤军奋战所绝对做不到的。因此,这种自由是社会道德与秩序的自动清洁整理机器,是国家低成本高效率良性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这一共识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一种结论:一个政党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他所掌握的权力躯体被官员们层层肢解劫持而无法以整体方式展开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益的运作时,他应当与人民站在一起,还给人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放手让人民去监督制约官员运用权力的种种行为。这样,官员就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曾经肢解劫持的权力躯体退还回来,还原到它原来的那个整体中。于是,最高领导人就可以如愿以偿并完整地掌握其应有的权力,开展一系列有益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政治运作。
相反,离开了公民的言论和新闻舆论自由,任何最高领导人都会被下级官员把他与人民远远地隔离开来,被架空并玩弄于股掌之中。近20年来中国官场欺上瞒下司空见惯,腐败堕落泛滥成灾,种种利国利民的举措很难落到实处,倒是官员们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大多数官员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过错和罪孽受到处罚制裁,相反还越来越走红吃香,使得清官淘汰制和正直能人淘汰制顺利地度过了潜规则阶段,成了中国官场越来越见惯不惊的"主旋律"。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任何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都会感到痛心疾首,感到恶心呕吐,也会同时感到发自肺腑的无措和无奈。
但当公众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正直贤能的最高领导人就会获得强大的民间力量支撑,同时还会还原其权力的有机完整,利于展开强有力的政治运作。这时,他还会感到那样的无措和无奈吗?
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对于贪官赃官、坏官恶官来说,的确是一种制造灭顶之灾的洪水猛兽。然而对于人民和正直贤能的领导人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福音!
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人民呼唤着它,正直贤能的领导人也呼唤着它。
中国,已到了应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的时候了!
十、社会疏导与社会和解:宪政改革必要的前置步骤
中共几十年来,由于长期奉行专制极权的政治制度,放纵了上、中、下层不少官员的胡作非为,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制造出了种种闹剧、悲剧和惨剧,一次又一次地伤透了人民的心,也伤透了民间组织、社团的心。特别是很多曾经遭受了官方不同程度身心伤害,甚至家破人亡、落魄一生的普通百姓,和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民间异议人士、自由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精神领袖、宗教领袖和宗教信徒,有的怀着满腔悲愤呐喊疾呼,有的因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而颠沛流离漂泊不定,有的甚至在国内无法生存,而不得不挥泪别亲,流亡海外......
深思细想,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即非官方的人为因素)而使他们陷入了种种不幸,那么他们没有任何可责怪的,而只好抱怨祖国和自己的命运不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绝大部分不幸都由官方造成,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官员胡作非为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官方无能或官员自以为是、轻狂自负地错误决策的恶果。可他们从未听到官方和当事官员任何自责、内疚、悔过、悔罪的口头与文字表达,更未看到或听到过官方的道歉之举,相反还遭受了官方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侮辱、污蔑和诽谤。甚至他们的正当行为和正当诉求,还被官方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给妖魔化、丑陋化了。因此他们不仅在当时事件中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还在以后漫长的时间中,忍受了官方强加给他们的精神炼狱与灵魂煎熬。特别像六四惨案中那些遇难的年轻学子及其父母、亲属;中共建政后不少善意建言或秉笔直书,要求中共放弃专制极权,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异议人士、民主和民运人士等等,他们本来应算中华民族难得的栋梁,是真正的民族之魂。他们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思想贡献和其他贡献是难以估量的。然而他们却从未得到过国家的任何优待,相反还遭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来自官方的痛苦折磨,遭受了完全不应当遭受的精神炼狱与灵魂煎熬!
对于这样的官方和官员,他们自然爱不起来,唯一的只有深恶痛绝的恨。不管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还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他们都不能容忍为非作歹的官方和官员,不能容忍这个专制残暴、腐败透顶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呐喊疾呼,还要用血和泪,揭露和控诉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所庇护的政党极其政府、官员;他们要唤醒民众震慑官员,让国家、民族在觉醒中摇撼这个制度,淘汰这个制度,让国家和民族获得新生,让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
那些要千方百计维护这个制度的官员,从内心说是怕他们,也恨他们的。但在舆论的控制上,现在官方采取了新的策略:千方百计封锁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让公众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更不让公众了解他们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又使得官方对他们的日常信息、思想和言论、行动,无法进行绝对完全的封锁,民间总是对他们的现状有或多或少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相当具体。于是,有人又将了解得来的一些情况,利用现代信息传媒技术和工具,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传播。
信息封锁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就有官方经常利用自己全面控制的媒体进行批判、反驳(这还算是比较文明点的),甚至利用网警网特,雇请网络流氓,硬造谣言去以谣"辟谣"、侮辱谩骂、污言中伤、污蔑诽谤等等,用尽种种下三烂的流氓手段,以求达到自己肮脏丑恶的目的。
官方及其手下的网警网特和网络流氓,在射向那些异议人士和民主、民运人士的种种污言秽语中,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反华"、"汉奸"、"卖国贼":
当你对官员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批评、抨击时,他就说你"反华",似乎官员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正义行为,就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华民族就只能有欺民害民的行为,而不能有稍好一点的行为;只能有欺民害民的传统,而不能有稍好一点的传统;只能有欺民害民的价值观,而不能有稍好一点的价值观......官方在污辱对手的同时,也污辱了中华民族,污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污辱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当你说中国在人权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在于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极权和暴政造成了这种落后,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宪政民主道路时,他就说你是汉奸、卖国贼。似乎国家只由官员组成,像皇帝说"朕即国家"一样,现在"官员即国家",人民不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只是官员们可以随意驱使玩弄的生物机器,因此没有资格在这个国家的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你批评、抨击了政府官员,就是攻击这个国家;你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西方国家某些方面的长处,并对照这样的长处批评、抨击了中国的短处,你就是汉奸、卖国贼!
按他们本来的逻辑,你连组成国家的部分也不是,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现在你一批评了他们,就在他们心目中陡然间变大了,大到手里的权利跟他们一样可以卖国的程度!
中国的语言与逻辑在官员们那里,成了变化莫测的神奇橡皮:无限度地伸缩,无限度地展延。这样的语言与逻辑,成了最神秘费解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制度制造出了种种官方的混乱与荒唐、专横、野蛮,从官员的语言到思维逻辑,再到官方的系列政治行为。而给人民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自由、民主乃至生命等种种人权的被践踏和被剥夺;由此而给人民带来的精神与心理反应,就只有愤怒,只有仇恨,只有对立和对抗。这是当前中国十分显著的社会特征。
而这些愤怒、仇恨和对立、对抗,在目前极度缺乏言论与新闻舆论自由的社会条件下,不少人都在沉默中等待着发泄的机会。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措施进行疏导,还让这些沉默继续下去,硬拖下去,总有一天会积累成山,产生出社会难以承受的爆发力。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压抑状态下的群体性沉默是很难持久的,人们终究要选择一种结束沉默的方式。当人们不愿在沉默中灭亡时,就会在沉默中爆发。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将选择爆发!
这种爆发,现在已有了不少先兆。譬如7.1杨佳杀警案这样的个体性爆发,6.28瓮安县委县府大楼被数百人烧毁的小规模群体性爆发,3.14西藏的中等规模群体性爆发,还有各地此起彼伏的土地纠纷、拆迁纠纷、矿权纠纷导致的官民械斗、警民械斗冲突,等等......类似事件已不鲜见。虽然更大规模的群体性爆发是否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谁也难于判断。但完成了由个体爆发、小规模群体爆发到中等规模群体爆发的发展过程,下一步就可能会出现各类纠纷纠结在一起的大规模群体性爆发,闹出谁也难于控制的大事来,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是否会产生作用,我们不应掺入过多的主观意志妄加判断,而应将正视规律、敬畏规律奉为可取的上上之策。
至于这种大规模群体性爆发的后果,虽然我们还没看到,却也不难想象。至少比历史书告诉我们那些农民起义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总之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了,中国再也经受不起灾难的打击!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硬拖下去了。必须立即设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社会疏导,而不是更严厉的打压。问题本身就是由严厉的打压而积累起来的,更严厉的打压只能使大规模的群体性爆发来得更快更猛,更让整个社会猝不及防,更让官方难以招架。
社会疏导是宪政改革必要的前置步骤。而有效的疏导,除了开放言论与新闻舆论自由外,还应推出一套能使官民和解、朝野和解、民族和解的种种有效措施:
1.对各类上访案件进行全面清理,并在规定期限内(例如半年至一年)全面办结;
2.对各种上访人员,国内及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民主民运人士、官方尚未登记认可的政党人士、组织和社团人士、民族异议人士、宗教人士、非主流派政治专家与学者实施大赦,并立即释放在监、在押的上述各界人士,诚恳邀请流亡国外的各界人士回国定居,并与上述各类人士一起共议国事。同时对上述人士给予适度的人身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并公开道歉;
3.邀请有重大影响的上访人员,国内及流亡国外的民间异议人士、民主民运人士、官方尚未登记认可的政党人士、组织和社团人士、民族异议人士、宗教人士、非主流派政治专家与学者,组织召开社会和解恳谈圆桌会议,讨论研究对在此之前的官员腐败行为进行必要和适度整治的临时律法及其相应的思路、方案;
4.邀请上述人员,组织召开社会和解恳谈圆桌会议,公开宣布国家宪政改革总体思路和初步方案,恳请社会各界酝酿、研究和提出宪政改革的思路与方案;
5.邀请上述人员,组织召开国家和解特别会议,公开宣布国家在社会和解、民族和解等方面的总体思路和初步方案,恳请社会各界酝酿、研究和提出社会和解、民族和解等方面的思路和方案,同时定型国家宪政改革总体思路和方案;
......
上述人员在思想学术界、文化知识界及社会各界,都产生过或正在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境遇的良性改变,对社会各界的情绪会产生有利的正面引导作用,能使公众对政府的积怨得到逐步缓和消解。加之上述人员从种种举措中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又会主动地号召和引导社会各界,恢复到冷静和理智的状态,从很大程度上消解社会性积怨,让以后的改革在理智的轨道上运行下去,直至取得圆满的成功。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对政府要求不算苛刻的民族。我们应该相信人民,并相信上述举措能很好地稳定民心。更何况绝大多数公众都能从上述举措中看到美好的未来,他们是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抛弃过去的种种积怨,以平和的心态应对和投入改革,并在不知不觉中,沉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从而避免出现社会震荡的。
十一、朝野和解:缓和、消解政治危机的必要措施,中国和平改革不是梦
上述举措能够有效地安抚公众,却也会让某些官员产生穷途末路之感,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抵制情绪。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正是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就是要削去他们的某些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他们已经到手的部分利益。特别是腐败官员,他们最担心自己会陷入牢狱之灾,甚至会因为腐败劣迹而丢了性命。因此,与他们在以前各项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大同小异,官员阶层会成为宪政改革的最终障碍。
要减轻这类障碍,还是需要采取和解办法,这就是官民和解。为减少字面上的刺激性,也为了内容不太受限,仍称为社会和解。为此,需要制定一部《社会和解临时法》:
1.规定由具有重大影响的上访人员,国内及流亡国外的民间异议人士、民主民运人士、官方尚未登记认可的政党人士、组织和社团人士、民族异议人士、宗教人士、非主流派政治专家与学者,在对现有民间公民监政会进行适度改组的情况下,组织成立从中央到县级的临时公民监政会,对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切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严防某些官员借用这些活动实施暗箱操作,使国家偏离宪政改革的方向。甚至还可由这些人员组成社会和解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法庭两大权威机构,前者代行临时法立法权并行使社会调解职能,处理和解期间的法律纠纷与案件,包括所有刑事案件。原有法庭只限于处理普通民事案件。
2.规定官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对各种上访人员,国内及流亡国外的民间异议人士、民主民运人士、官方尚未登记认可的政党人士、组织和社团人士、民族异议人士、宗教人士、非主流派政治专家与学者实施打压迫害,只能进行平等的对话沟通以增进了解,消除误会,并对政府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
3.规定官员不得超出法律许可实施行政行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和以权试法,不得对公民实施任何法外处罚,也不得违反法定程序实施任何处罚行为。
4.以本法发布日期为界,规定官员之前的贪污腐败行为,必须在规定期限(可定为半年)向同级公民临时监政会坦白自首,并如实退赃。并分别以下情况予以处理:
1)在规定期限内坦白自首并如实退赃的,免予刑事起诉,保留公职和薪酬级别;
2)在规定期限内首次自首隐瞒了赃款数额,但在规定期限内再次(不分次数多少)坦白并如实退赃的,免予刑事起诉,但要作靠下一级降职降级处分;
3)在规定期限内坦白自首但无法全额退赃的,以其退赃差额,比照相应数额的贪污罪减一级量刑,最高刑不超出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仍应继续追赃和退赃,并按退赃额度的大小比量减刑,待其全部退完时即应立即释放恢复自由;
4)在规定期限内首次自首隐瞒了赃款数额,并按自首数额退了脏,又在超出规定期限坦白自首并如实退赃的,按期限内和期限外的相应办法分别裁量合并处理,不保留公职;
5)在规定期限部分自首并退了脏,隐瞒了部分事实和赃款,隐瞒的部分全部系由办案人员查出的,按自首并退赃部分和未自首部分的相应办法分别裁量合并处理,不保留公职;
6)超出规定期限自首并如实退赃,超期一个月内,按其赃款余额加罚10%,超期两个月内加罚20%,三个月加罚40%......加罚率按月数以两倍率递增,同时给予靠下一级降职降级处分,超期半年内仍未自首的,则按界期以后的同等犯罪作同等处理。
对于界期以后(即本法颁布日以后)的腐败行为,要比界期以前的同等犯罪作加重量刑处理(可参考国内外现有法律制定具体条款)。
5.对于界期以前官员侵犯人权的,由国家对被害人或其亲属实施赔偿后,同时强制当事官员和责任官员向作出规定比例的经济补偿,并作公开赔礼道歉,同时按侵害级别对当事官员和责任官员以降职降级处分,侵害严重影响重大的,还应开除当事官员和责任官员公职。凡履行了以上规定的,一律免予刑事处罚。对拒不公开赔礼道歉的,按界期以后的同罪作降一级量刑处罚;对既不公开赔礼道歉,又不对被侵害人及其亲属进行经济补偿的,按界期以后的同等犯罪作同等刑事处罚。
……
以上办法,是为了尽量减少官员对改革的阻力,而不得已采取的妥协措施。对此,民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不满情绪。但鉴于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可能也只有极少部分人不满,最有可能的就是严重受害者及其亲属。但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不满,却也不应忽视,而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最好由基层社会和解临时委员会,对这部分人专门进行疏导安抚,以防这部分人产生某种反弹情绪,影响改革的进程。
但个别官员,其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这些官员需作特别的处理,才足以平息民愤。对这类官员,应强制其作全国性的公开道歉悔罪,对个别人甚至还应强制其作国际性的公开道歉悔罪,并开除其公职,没收其基本生活以外的全部财产,发给其最低生活保障金,在此前提下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拒不承受规定的道歉悔罪处罚的,除开除公职、没收财产、不发生活保障金外,还应比照界期以后的同罪作降一级量刑的刑事处罚,但最高刑不得超出无期徒刑。
同时对这类官员,应由国家最高社会和解临时委员会严格控制总人数上限,严防扩大打击面,并规定具体条款,征求公民监政会和其他社会意见,确定全国的初核名单及相关证据、应受处罚的内容意见,提交国家最高临时法庭在北京的下一级临时法庭进行核验。进入初核名单的官员应立即限制其人身自由,等待临时法庭一审核验结果;临时法庭完成一审核验,即将核验书送达被核验人,未予准罚的官员立即解除其人身限制,被核准罚的官员可在规定期限内向最高临时法庭上诉。最高临时法庭作二审终核,裁定上诉人是否应承受处罚,并确定处罚的相应内容和级别。被二审全部或部分驳回上诉的,进入处罚执行程序。
但对以前犯罪,现在却积极主导或投身改革的官员,应视作悔罪立功表现,并免于上述追究。但对其现时表现的认定,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框架,既要使其得到必要保护,也不能让那些对改革持抵制或消极态度的戴罪官员逃避追究,对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以上和以下各项运作,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公民监政会、各个党派及社会公众的调查质询,中共在这些运作中也与其它党派、组织、社团一样,只是起监督和制约作用,而不应再发挥原有的领导作用。同时,还应公开接受媒体的采访报道,不能对媒体的采访报道内容与观点作任何限制,以利让各项运作在阳光下进行。
在社会和解达到一定预期目的的情况下,应当提升民主化的层次,并扩大民主在各个领域的渗透与实施,防止产生新的专制极权。
社会和解的运作效果界定确认,以及应当与之匹配的民主化措施,目前还有待研究,此处暂不论及。
当局自觉自愿并有充分准备的改革,并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乱,这已被中国前期经济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应以社会和解促稳定,而不应以镇压保稳定,这应当是每一个人的共识。社会和解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宪政改革,就必将获得预期的成功。这样,中国就可以完全避免十多年前东欧国家被迫改革情况下的动乱,避免一系列负面效果的产生,从而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量。
中国的和平改革不是梦——只要当局自觉自愿并有充分准备。
十二、民族和解:实现真正的两岸平等和民族平等,走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第一步棋
接下来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就是怎样解决民族分裂的问题。
要解决此类问题,应邀请大陆及港澳台已正名、尚未正名以及流亡国外的各政党、民族组织,甚至包括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分子和台湾民进党等,在有国际监督和国际军事帮助前提下召开圆桌会议,共商民族和解大计,制订《民族和解临时法》,约定以30年为和解观察探索缓冲期。第一个10年以国家宪政改革为重点,但应同时对现行民族问题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除专家与各政党、组织、社团的会议讨论外,政府不鼓励公开讨论;第二个10年可由政府发动社会各界公开讨论民族问题,并根据各方讨论意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问题相关法律,以后在实施中不断完善;第三个10年的最末3年可由各民族充分酝酿,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向,在此基础上进行投票表决,决定本民族的未来走向。在这30年之内,任何民族分裂主义活动都必须停止,否则视为非法;30年期满后,根据几年前各民族的投票结果,着手相应实施。
相信在国家宪政改革前提下,通过这样的运作,将会促进各民族向着统一大国的人心归顺,基本放弃分裂的意向,实现华夏子孙真正民族大团结的千年梦想。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历史上就存在时分时合的状态。因此其现在与大陆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历史根据。既然如此,那么强行的武力统一势必丧失人心,一旦局势有所变化,再次分离就可能在所难免;只有采取公平和公正的政治手段,在和平前提下完成的统一,才是大家心悦诚服的统一,才能有效遏制再度分离的隐患。
两岸在地域和政治层面上说是相互平等的,不存在谁高谁低谁主谁从的问题。因此任何一方都没有居高临下地对待另一方的理由。如果真正为了国家民族而希望两岸统一,那就应努力创造和平宽松的交流气氛,在双方平等友好前提下进行协议磋商。任何一方,都不应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强加于另一方,而应以普世价值理念为公理及共同标杆,在此标杆下作出双方都能一致认同的议定,达成统一的共识。
相反,如果把普世价值理念抛到一边,硬要居高临下地对待另一方,并强硬要求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文化与价值理念,那就明摆着其真正目的不在于统一,而是有着其他更为现实紧迫的目的:譬如转移公众视线,缓解自己眼下深沉的社会危机,等等......
同时应该明白:目前不少台湾人并非不愿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而是十分担心和害怕台湾再度笼罩在一党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的阴影之下,就像目前香港人所切身体会的那样。同时,大陆各民族也对一党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这虽然不是某些民族分裂主义大有市场的唯一原因,却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国各民族都希望大陆实现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走向两岸和解与民族和解,完成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千秋伟业。
十三、结语:虚心学习台湾宪政改革的经验
以上几乎只是以"和解"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前置步骤,正式改革内容基本没有涉及。
我们认为,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完全可在10年内形成基本运作框架,20年内达到基本成熟。在这一点上,台湾宪政民主改革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范例。
为了确保改革的成功并少走弯路,大陆政府应主动放下"老大"的架子,虚心虔诚地向台湾学习。应当就宪政改革问题与台湾政界、文化学术界、政治理论界及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社团、组织实现正常的平等交流沟通,开展相应的研究切磋,借以完善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方案,减少和避免改革中的失误,加速改革的进程。
如果真能如此,还可收到我们所希望的另外一种效果:加速两岸的感情融洽,为两岸的统一打下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情感基础和人缘基础。
幸福,和平,发展,统一,这是宪政改革的目的,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殷切希望。
希望就在明天,但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包括中共及其政府。
以上种种,如果二位领导不能接受,甚至要把我们视为敌人,我们也不应受到打压迫害。因为我们不赞成借敌人的名义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我们认为应当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当然首先应当深刻地理解自己生命与自由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他人生命与自由的重要性作出符合普世价值观念的理解,从而规范自己尊重每个人生命与自由的行为)。还因为一种也许正确的观点,只要有了多数人理解和接受,那么对个别人生命与自由的剥夺,并不能消灭这样的观点本身,甚至还将加速这种观点在公众中的传播与影响,并让更多的人更快地接受下来。因此要烦请二位领导千方百计给国安、警察们打好招呼,叫他们不要寻找任何借口抓人,对我们进行打压迫害。否则,就会有更多既珍惜自己、也珍惜他人生命与自由的人要站出来。这样,受害的就将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您二位,和你们领导的这个党及其政府的声誉与形象,以至于我们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与前途。
希望您二位凭着良知与良心判断,也凭着良知与良心对待我们。
华夏匹夫 完稿于2008年10月6日
(注:本文除有注明的外,还引用、参考了其他网站、网友的文章或观点,限于篇幅和出于保护部分人隐私、安全需要等原因,没有一一注明,希予以谅解——华夏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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