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权利:1919】 小文3篇

 
 
 
 
 
           买椟还珠:中国与法国大革命遗产
 

       
                                                                           茉莉
 

  
  220年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在它的故乡,已成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荣历史。当年前总统密特朗在其任期内遇上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位左派总统在巴黎大兴土木隆重庆祝。后来的右派总统希拉克更有趣,他于2006年10月在中国访问时,把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价值,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要搞"河蟹"(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人。
 
  善于推销的希拉克总统说:"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诺,要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我个人刚刚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
 
  不管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法国大革命给人类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的确是当今中国最为需要的。中共宣扬的和谐社会,之所以被网民戏称为"河蟹",还被网民创造一种可爱的网络动物"草泥马"将之打败,正是由于,这只"河蟹"缺少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
 
 

   ◎ 中国革命走上歧路
 
 

  "买椟还珠"的成语,一般用来比喻舍本逐末、取舍失当的行为。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在继承法国大革命遗产方面,可以说采取了一种类似买椟还珠的做法:它舍弃了法国大革命关于人权的精神理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却效仿了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革命暴力和专制主义形式。
 
  早期认识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精英,大都还服膺其民权思想。例如,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描写革命之严酷,敦促清廷变法:"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而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热情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如邹容等人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种子,陈天华推崇《民约论》的启蒙作用。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一开始就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孙中山的"创建民国",即以民权主义作为核心。可以说,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民权思想并未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生根,而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一场又一场革命产生,例如"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
 
  于是革命被奉为圭臬,关于"民权"的呼声微弱了,代之以"革命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而俄国革命原以法国大革命为师。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传入,人们忘记了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实现人权,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革命走上歧路,成了野心家夺取权力的法宝。此后,毛泽东以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还"继续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令中国陷入惨绝人寰的地步。
 
 
 
   ◎ 法国革命者背叛自己的信条
 
 

  正因为"买椟还珠"的中国革命是如此恐怖,因此,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中国学者不便直指共产党革命的残忍,于是把这笔帐清算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头上去。这一类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中国学者,仍然只注意到楚人那个装珠宝的盒子,忘记了那个盒子里原本是有一块奇异美好的珠宝的。
 
  如果我们直面法国大革命本身,理清事实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发现,尽管法国大革命在其后期,出现了暴力、血腥和专制恐怖,但并不能因此抹杀它前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不能否认法国革命者立志解放人类,要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都带来自由的理想。那些价值和理想本身丝毫也不血腥。
 
  相反,正是法国革命者后来违背了他们先前提倡的信条,才揭开悲剧的帷幕。当革命者不再给其他派别自由平等时,当他们不再坚持博爱原则而滥用暴力,以"公意"之名取消个人权利时,他们就已经在背叛这个革命本身了。就像罗兰夫人所感叹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但我们不能说自由这个理念有什么错,那是假自由名义作恶的人的罪责。
 
  由于法国大革命在横扫旧制度的时候释放了恐怖,在当时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却让拿破仑的专政得以产生,因此,在一位中国学者看来,这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殊不知,覆灭的只是罗伯斯庇尔和那个脆弱的共和国,而不是道德理想本身。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先驱,法国大革命产生了1789年《人权宣言》,从此启动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它创造出来的精神理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今天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欧盟,其核心价值即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样性和团结互助。其中的"团结互助"即"博爱"。
 
 
 
   ◎ 革命不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

   
 
  对欧洲人仍然推崇的法国大革命价值,一些中国精英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似乎天下没有比该次革命更为邪恶的事物了。由于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也落到一个暴力专制的结果,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似乎可以理解,这说明当今中国人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忧思。
 
  但一些中国学者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他们一味指责法国大革命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却不指责革命之前旧制度下的罪恶。实际上,革命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制度腐朽得让人民无法忍受了。
 
  推崇古典自由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后,就法国路易十四治下有600万人死于饥寒的史实发表评论说:"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衣食无靠以及被视为当然的压迫,重压在一千五百万颗心灵上。正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哲学家、富商大贾、乡村绅士的受伤的虚荣心和相互矛盾的哲学,成为法国革命的动力。而这些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
 
  这些历史研究者都道出了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深刻指出其社会和历史原因。尽管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沾满血污,但人们觉得比在旧制度下无声无息地被摧残而死要好。有人认为,是包括卢梭在内的法国文人的"激进"引发了革命,其实,最主要的革命起因是统治者的顽愚和邪恶。
 
  所以,革命不是人们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革命的种子往往孕育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当权者的暴政是人民革命的催化剂。深刻认识这一必然性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如此向往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期的壮丽情景:
 
  "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项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让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 瑞典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瑞典是世界公认的社会和谐国家,它珍视法国大革命的椟中之珠,特别突出地继承了平等和博爱等价值。博爱在瑞典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被落实到"福利国家"的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政策里。今天"瑞典模式"的成功,无疑有法国大革命的一份功劳。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它的产生也和法国大革命有关。在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曾多次去巴黎旅行,预感到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会摧毁法国上层建制。为了防范本国的激进文人煽动群众,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建立瑞典文学院,以笼络控制文人,消除社会的激进革命因素。
 
  两百多年来,瑞典避免了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但不能说这就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功劳,根本的原因在于瑞典的制度。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瑞典议会就通过法令,废除君主专制和增强议会四个等级的权力。当时议会里除了有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之外,还有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1765年,"便帽党"在议会获得多数,便提出限制大贵族的特权和消除官僚政治积弊等改革纲领。到了现代,瑞典民主制度进一步健全,各个阶层在议会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任何暴力革命的可能。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之际,我们比较中瑞两国在继承这份遗产方面的异同,认识到,西方国家已经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价值,找到了一条民主的和平革命道路,现在,是中国的"河蟹"找回椟中之珠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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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5月号
 
 
 
                                 流亡,在变与不变之中
  
                                 ------纪念六四20周年
 

                                                             茉莉
 
 
 
那天散步时突然发现,我最喜欢的一幢临海别墅,已经让新主人给漆成果绿色了。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从香港来到波罗的海之滨。当时,那一幢富有瑞典特色的木屋尚是玫瑰红的,在大地覆盖白色冰雪的沉寂季节,特别亮丽夺目。而后几年,它曾一度是乳白色的。
 
湖水随着日光变幻着颜色,森林随着季节新绿更替了旧绿,童话般多彩的别墅换了主人。只有寥廓的海与天,给人永恒的静谧之感。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就在这自然环境的变与不变中过去了。
 
时间的流逝也改变了我们,但并不能带走所有的记忆。在内心深处,1989年6月4日前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仍是我心中不曾痊愈的痛楚。有时我会在梦中惊醒,有时我会在与朋友的回忆中痛哭。西方心理学家把这叫做"trauma"(精神创伤)。
 
那个春夏之交是学生运动高涨的时候,五月的那一天,身为教师的我无课可上,正打电话邀女友一同去商店购物时,在办公楼遇到两个学生。他们激愤地告诉我,李鹏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他们准备上北京自焚抗议,以生命去殉民主事业。
 
殷殷劝阻学生不成,我只好匆匆回家,拿了一些钱和洗漱用品,就跟着两个学生踏上了从湖南去北京的火车。一心想要保护学生的我当时不知道,从那时起,我踏上了一条不归之途。
 
在北京的一周,我受到学生民主运动气氛的熏陶。就在带学生回到湖南的那一天夜里,北京长安街坦克隆隆、枪声大作,......。在哭泣和战栗之后,我以公开演说的方式,对中共当局表示愤怒的抗议。
 
经历过几年监狱的磨难,我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异域用一种新的语言谋生存,是一种不小的考验。获得自由的人如何为仍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我开始用母语写作,这是我和过去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以笔为剑,我用母语叙说我曾经的噩梦,谴责中国的专制政权,为国内的人权受害者呼吁。同时,我也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认识世界,把目光投向西藏高原,投向我生活于其中的欧洲大地,并为故国的读者认真书写我的瑞典经验。
 
流亡对于我,是不幸中的幸运。想起那些仍然被追捕被监禁的志士,想起那些失去孩子仍然看不到正义伸张的家庭,我常常会黯然神伤。二十年,那些仍然留在铁丝网里的人,他们是怎样度过来的?我不敢想象。
 
二十年,许多当年曾高呼口号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如今驯服地回归了体制。一些曾受到西方世界欢迎和资助的流亡者,如今回国歌颂中共统治下的繁荣与富强。在当局对镇压六四毫无悔改之意之时,人心已经大变。
 
两千年前的孔子曾面对奔流而逝的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时间使许多人和事发生改变,这世界还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我们还来得及守住一切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吗?
 
在基本价值观念上,做一个始终如一的人,到底有多难?我历来认为,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试验。我只想在这个过程里试着做一个守望者,一个守望六四精神的人。
 
但愿还有这一天,白发苍苍的我回到家乡,和我的学生们重聚。我想要告诉他们的是:在北欧的森林与海滨度过多年流亡生活的我,已经获得了宁静。但在骨子里,我仍然是那个跟随你们匆匆忙忙踏上赴京火车的年轻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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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支联会出版集子《我要回家》  2009,1
 


                                        蓝草莓时节
 
 
                                                                    茉莉
 

     蓝草莓是很不起眼的一种灌木。夏末时节,像豌豆一样大小的蓝色果子,在森林里晶莹闪烁,和湛蓝的天穹、蔚蓝的海水一起,涂抹北欧蓝色的主题情调。
 
     对于瑞典人来说,人生中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年一度到森林小木屋度假,放下一切,专注于采草莓,采蘑菇,猎鹿。尽管早就脱离农业社会成为高科技工业化国家,但瑞典人仍然深怀对大自然的眷恋和敬畏。
 
     这自古以来人人共享的乐趣,在瑞典以法律形式保障下来。「自由通行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法律,它规定,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共的领地,每个人都有权在大自然中自由走动。人们可以野外搭帐篷、采浆果、蘑菇和鲜花,还可以在岸边停船。
 
     自从人们发现,吃蓝色的草莓可大大改善视力,每到八月,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北欧森林,就开来了一队队异国的采莓队伍。传统的瑞典女人,个个是制作果酱的好手。北欧森林里的各色浆果,红的、黄的,蓝的,在她们手里,变成一瓶瓶满满的果酱。自制的果酱是上等的甜品,也是赠送亲友的好礼物。
 
     平时在树林里散步,我会随手采几颗蓝草莓吃。制作草莓果酱,还是在夏斯婷那里学的。夏斯婷是那年在国际大赦会议上认识的一位瑞典大姐。她和阿勒这一对退休医生夫妇,住在离我家几十公里外的海滨小城荷伦桑,那座城郊别墅的二楼,常常是前来寻求避难的各国移民的免费居所。和很多瑞典家庭一样,夏斯婷在森林里还有一所传统的红木屋。
 
     那所红木屋离我居住的城市不远。每年夏季,夏斯婷会开车过来,热情呼唤我们去他们的红木屋度假。车子沿著开满野花的小路进入森林深处,古老高大的松树掩映著那座红木屋。我躺在松树间的吊床上,宁静遐想,仿佛进入王维山水诗中的意境。
 
     夏斯婷递给我一只小篮,让我们跟著她去采蓝草莓。在阳光下的欢笑声中,我们采摘著大自然赐予的诗粒。然后,在红木屋老式的厨房里,我看着瑞典大姐能干的双手,富于诗意地,将一盆盆蓝草莓熬煮搅拌,装进瓶瓶罐罐。整齐排列在餐桌上的果酱,就像装潢好的一册册丰盛诗集。
 
     今天,瑞典人在愕然之中陷入经济危机,幸好还有这如同屏障一样的大森林,给失意的人们心灵的疗养。就像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经典影片「野草莓」,那个主人公伊萨克教授,感觉自己在城市中迷茫,如同行尸走肉。后来他终于与世界和解,做起了温馨的梦。那老屋旁的茂密树林和草地,一片片野草莓闪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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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200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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