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还地于民"：一次猴子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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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后改革研究所陈永苗
我一直对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紧密联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肉中刺。这种警惕是对改革时代的，也因此波及到改革喉舌。我怀疑改革时代自由主义言说的政治语境和政治意图，对自由主义本身的扭曲。二十世纪初期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中，梁启超与革命派的精彩精神搏斗，这个问题雷击过中国的自由主义，没办法让人忘怀。
当自由主义者仅仅掌握话语权，而对民众说话，那么必须动用道德/文化话语，从而走向极端。只有在极端状态下，还坚持某种价值的绝对性，那么在民众才相信。例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使命，诉诸于启蒙手段，首先必须扭曲自己，把自己变为宗派主义，或者政治神话，或者意识形态，从而偏离了自己的"真理"。更有甚者，需要领袖崇拜，例如对李慎之的神话。
还有一个促成走极端的原因，是政治语境下的辩论。我举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之争说明。当改革时代自由主义传播的时候，面对民族主义被极权主义当局垄断的时刻，那么为了消解，就必须全力否定民族主义，无限美化普世价值。而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展开内部批判时，也被迫美化民族主义，全力否定普世价值。一种中间的，和解的言说，将很少人听到。
当市场经济被置于社资之争紧张的政治冲突之中，就必须当作"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当私有财产被置于这样的政治辩论语境，或者抗争的政治性，私有财产就变为一种自然权利，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二十世纪初叶很多自由主义者，鼓吹私有财产入宪，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自由主义理论，放到自由主义思想历史中，是一个恐怖事件。
把自由主义与土地的封建自由捆绑，这是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最典型特征。英国自由主义是呈现这样一种架构：用法律保护土地和财产，然后让财产和土地保护自由，这是英国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到了后来，自由主义就植根于工业。
而大陆自由主义一直沉湎于这种乡土浪漫主义。可以说，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与大陆一起面对工业革命的时候，这除了是一种对过去的悠悠记忆之外，什么都不是。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土地所有者的经济与政治独立，都受到损害与破坏。首先工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削弱了地产的相对重要性。农业处在一种人为的寄生状态，变为支持工业的关税的牺牲品。农业的工业化，降低了乡土绅士的统治地位，使地产与私有财产同化，也就是不动产动产化，以至于它失去了过去数千年在与农业生活不断的联系中，取得活力的特殊力量。这特殊力量是过去形成的，承载在习俗中，有着"历史自然"的根基。
过去作为塑造性格力量的土地，被拉入现代性的漩涡。土地无法与这一运动共处，到头来成为一种负担。巨大的政治价值，好像已经消失。土地所有者由于不拘何时，都能变卖成更有益於投资的现金，而失去了对财产的热爱。土地的本性，如今从属于金融和货币，从前建立的政治特征开始衰退消失。而土地财产与自由的关系，也因此丧失。
农业的工业化，形成了大量的农业无产阶级，土地的产出不归他们所有，他们便失去了对土地的联系和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财产，和依赖于财产的政治事物的不稳定状态。
把自由主义捆绑在土地所有权上，当土地所有者阶层陷入政治危机，而自由主义者也就陷入政治危机。英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优越于大陆的，很大原因，就是很快从对土地依赖中摆脱出来，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我们看到在英国，大地产所有者通过主动扩大地产和使农业现代化，当人权意识附加在传统封建自由概念上时，人民的渴求就从土地转向了工业，所以封建土地促进自由的政治作用，才能保存下来。
这么说来必须，有一个时间的错位，封建土地的自由，如果还要起作用，那么就能依赖于土地，而必须依赖于工业。这时候，还让自由主义强力拥抱土地，那么土地的封建自由，就会消失在那双臂之间。
英国保守主义精英与农民的结盟，用来反抗社会主义对私有财产权的攻击，是主动追求土地的自由贸易，这也是便将地产，从贵族与封建主义的奴役中完全解放出来。
还有一个必须指出，随着地产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其独特的封建自由政治作用，也就消失了。伯克谈到土地的政治影响，与大地产的存在密不可分。没有一定规模的地产，土地的所有者当然即无法拥有经济独立，也无法拥有地主的特殊精神。
如果地产过小，其所有者的思想势必转向其他当务之急，转向其他职业与工作，土地的开耕变为他的次要职业。这正是改革时代农民进城打工的镜像。那么基于小地产而赋予私有产权，会带来政治自由的准备条件，是一场刻舟求剑的幻觉。
若干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还地于民"的鼓吹是颇为奇怪。如果私有化促成农民与土地之间更加紧密的，财产与自由的关系，那么他们应该否定土地流转，因为流转只会促成土地的政治价值瓦解。只能说他们只有嘴巴，没有脑袋的猴子，展开一个捞月行动而已。
土地在经济意义上的过分分割，越来越无法反抗工业与金融的侵犯。农业或农村的人口虽多，但是在权力和话语权当中，只能占有极不相称的极小份额。其政治行动只能通过大规模集中的民众进行造反革命，即使在主要农业国家也是一样。
土地私有，并不会带来公民意识的启蒙。即使不进城打工，土地私有化形成小地产，小地产形成的大量"自耕农"，同样有小农意识，阻碍现代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形成。他们很少表现出来自己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他们遍布乡村各地，缺乏根本的联合精神，而对农业劳动全身心投入，对政治参与置若罔闻。
当鼓吹土地私有，就有点觉得是，学习毛泽东搞土改，让农民用革命一样，拥护自由主义的味道。土地私有即使诉诸于土改的承诺，那放在当下也没用，因为土地已经金融化，卷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元素。
当把自由主义放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时，就会发现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自由主义的巨大潜力，传播到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去，但是却无法找到合适的于自己范围之内的政治表达，只能用以支持一种，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压迫他们，榨取剥夺他们的自由。正如今天土地纠纷中呈现出来的那样。农民阶层也进城接受现代化，而现代化却压迫他们，榨取剥夺他们的自由。
"还地于民"的想法，是一种想当然的偏见，并不是合适的知识或者真理。所有权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假象，而真正实质性的，是土地上财富的分享正义，这里借用了用权利来包裹利益，通过权利的享有，来达到利益之分享。这种思维方式应该值得肯定。然后必须再进一步，进一步恢复利益与权利的关联，而不是单纯把权利抽象出来，而切断二者的内在紧密联系。当只关注抽象的财产权，而丝毫不计较财产权背后的利益分享，这时候就产生重大偏差。
没有有限政府，就没有私有财产权。"还地于民"的想法，今倒过来因果关系，变成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有限政府。
赋予私有财产权，是一种as if。好像有了政府颁发产权证，就意味着，政府是一定遵守承诺，不侵犯私有财产权。清晰产权的要求，是要求政府与之缔结一个契约。可是这里依赖于有限政府语境，这样的思维才成立。赋予私有财产权，并不能治疗无限政府的毛病。
要不等于能。不能陷入不考虑前提，而相信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当中。如果把as if当作真实，而缺乏对其前提的合理关注，毫无疑问是精神上加入共产党的余孽。相信政府是一定遵守承诺，就等于相信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
这种倒为因果，一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错误学说说，有限政府之所以形成，其原因在于民众没觉悟，没有私有产权，没法站出来抵抗。梁启超，张君劢和毛泽东在民国奠基之后军阀旧势力横行之后绝望，于是提出新民说，意图唤起民众对抗军阀旧势力。在民国之初，除了用启蒙方式有点书生气之外，让民众与军阀对抗，形成实力均衡，是不错的想法。可是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专制和独裁，正是新民说这条思路形成的启蒙政党的。
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底层官吏，律师，作家，正是封建地主的精神后裔。土地的政治作消失，出现的是自由职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土地贵族的继承人和间接变种。间接的，很容易是异质的，压迫的。公共知识分子发展的范围都在地产之外，于是颠倒了原初的依赖形式，并且在土地上倾力制造了，一种专横独行且往往是愚不可及的启蒙暴政。
到了今天，就是在主要农业国中，土地在议会也完全没有自己的代表，至少没有以自己名义存在的代表。它不是将自己的特殊形式贡献与公共生活，而是从公共生活中接受间接的反应形式。
而农民阶层被纳入民族国家当中的时候，也陷入一样的被动，民族国家本质是商业城邦的，那么就存在城邦与乡土、工商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政治对立。农民阶层自己几千年沿袭的生活方式，遭到虚化和否定，而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对它来说，是疏远的，不切身的，寄生的。农民阶层在民族国家当中，几乎无法安身立命。
生命权或者自我保存，才是一种自然权利。财产权只有作为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时，才和自然权利沾点边。洛克之后，把财产权当作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口口声声说是渊源是洛克，其实打开洛克的任何一本书，从来没有说是自然权利。当把财产权当作一种自然权利的时候，这是财富当作当作财产的异化状态。财产权仅仅是一种政治安排，只有依附于生命权，才具有政治正当性。是一种第二性的权利。
公有制与私有制，其实无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无关于极权和自由，而是与生活资料的贫困程度相关。例如美国"五月花"号船上实行公有制。欧洲基督教会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所有制。公有制是生活资料匮乏的时候，最好的分配方式。不能把公有制置于自由的对立面。公有制与极权的重叠部分，是有限的。
鼓吹私有财产权，有一种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内涵。极权主义的控制，一个很大方面是对生活资料或者生存资料的控制。本来土地与粮食等生活资料紧密联系，可是即使土地私有，也并不带来粮食的保障，这是分开来控制的，土地私有能否促成生活资料控制的解除，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财产权是一个特权，封建性的特权，而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财产权在自由主义立宪中，是一种农业时代的政治安排。必须强调的是，英国自由主义与大陆自由主义都是强化自由主义与经济的紧密关系。当试图解开自由主义对经济的过分拥抱时，农业也靠不住，工业也靠不住。
在杰弗逊的政治哲学里面，容受财产与民主（也就是自由）之间之所以可以整合，在于美国的特殊性。美国具有充裕的土地，还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能够以一批进步的，商业化的农场主为先锋，并且也限于这一些人。杰弗逊认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经济成长，将会使富人和其他人平等，使穷人水平提高。
欧洲人明白，无论其是否嘉许产业革命，从其开端，就理解到，资本主义是一个粗劣的，卑鄙的和无情趣的体系。只有在质朴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将农业商业化的时代里，例如棉花与羊毛作为工业原料的时代，才可能土地和自由立宪政体联系起来。先不说仅限于棉花与羊毛的时代。从抽象来看，这种方案是低级的，其开端处，就有其结构上的内在矛盾。当工业化不依赖于农业，独立甚至走向金融业，走向资本扩张的时代，就破碎开来。
财产权当作政治稳定的关键，这是一种政治技艺，属于政治家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永恒的原则。麦迪逊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麦迪逊知道农业时代的财产权并不稳定，甚至会造成政治冲突和阶级斗争，他没有把财产权当作政治稳定的关键。
当我们说私有财产是自由的条件的时候，实际上是混淆了不动产与动产。并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土地，才有这种政治效果。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异常重要。动产例如生活资料，就不是了。动产应该私有，而不动产私有，那也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恐怖事件。因为人类历史以来，土地公有制是比较可靠的安排，私有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不可靠。生活资料上的限制，当然也导致不自由，但是其政治效果，与不动产的完全不同。不能混淆。
私有财产，作为四壁，作为地盘，是自由主义免于国家强制的临时工具。这是一种对封建遗产的利用。把封建遗产当作支撑现代性的自然条件，这种当作，必须蕴含一种强大力量，也就是拆除封建遗产。例如自由主义者美化的邓小平改革方案中，邓小平利用极权推动改革，这样的推动是要消解掉极权。
当自由主义在近代奠基立宪政体的时候，利用的都是过去现成的政治材料，例如君主制，议会（英国议会制度在黑格尔看来，就是封建主义的残余）等等。自由主义要道成肉身，对过去的政治材料精神改造。这就是新教的政府共和式精神改造，对旧政治材料必须洗髓易经。当没有现成政治材料，要利用过去材料，就有可能被反利用。例如利用极权推动改革，也可能变成极权利用改革，加以延续。
不管是利用还是反利用，这个过程呈现出来反复动荡的状态，一切都不稳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那就是过去政治材料即使异常强大，也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而对旧政治材料必须洗髓易经。自由主义成为根本的规定性，必然要取胜，超越私有财产权的支撑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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