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

【权利:820】 小文两篇

 
 
 
 
 
 
                          表象性的"公民社会"及其生机
  
                                        
                      ———在欧洲看中国
 
 
                                                                                                                                                                                                                                          茉莉
 
 

 就如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一丛丛青草,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突然迎风招展,葱茏满目。它们一呼百应地出现在灾区救援的各个场所,令人感动不已。自1949年后,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被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中央集权体制所取代,这还是第一次,各个民间组织、慈善基金集体公开亮相,展示出他们人道救助的能力。
 
 于是有人欢呼: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地震废墟上凸现了!
 
 我环顾了一下自己在瑞典的日常生活。这几天要放暑假了,上班时收到本市教育工会的一张粉红色表格,要求我填表回答有关教学环境的各种问题。如果我觉得自己任教的场所不够安静,光线不够好,工会代表会去找政府部门的麻烦。下午去超市买菜,付款柜台挂着红十字会募捐的杯子,使我们有机会随时给世界上遭遇天灾人祸的灾民捐款。回家后打开电视,播音员说长达六周的全国护士大罢工结束了,护士的工资将有少许增加。晚上有一个学生来电话,说他要转到一个民间创办的私立学校去读书。
 我这才发现,主要是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北欧是一种自治性的生活状态,作为民主的基石遍地开花,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平日反而不常见到政府组织了。那么,我天天生活于其中的北欧公民社会,和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是不是一回事?
 
 
 
   ◎ 公民社会的形成:遏制专制
 
 

 不是所有救灾的民间组织,都可以称为"公民社会"的。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为老弱病残提供义诊义学,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每年化几千万美元救助难民。它们被西方人称为"恐怖慈善共同体"。中国早期的哥老会也有济贫的宗旨。但上述组织不被人们视为正常的"公民社会"。
 
 追本溯源,"公民社会"原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用来概括城邦的"文明"生活的。到17-18世纪,西方的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崛起,为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新的公民社会理论开始形成并流行。
 
     正由于公民社会是为了遏制国家权力而形成的,这一话语在二战后的欧洲得以复兴和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反思纳粹罪恶的同时,西欧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人权、和平、环境以及扶贫的组织。例如,德国人吸取希特勒控制宣传机器的教训,在战后发展了公民社会,由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公信力的代表组成的媒体"监理会",监督媒体运作,不容许政府或者企业控制媒体。
 
 上个世纪后期东欧发生的民主化变革,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当初在斯大林专制模式下出现的某种形态的公民社会。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在共产党全权国家内形成的、独立于国家势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今天的理论家在描述东欧国家的社会运动时,将其称为"公民社会对抗国家"。
 
 按照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阐述,构成公民社会的是一种"自由次序",即个人自由唯先的一种社会秩序。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势集中的的秩序。一切政府都有极权势的特征,都需要有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制衡它。
 
 
 
   ◎ 三驾马车和"双重民主化"
 
 
 
 因此,西方公民社会和政府是一种制衡的、对抗的关系。在西方的自由次序下,和政府、企业构成"三驾马车"式治理结构的公民社会,其主要作用是保护和提升公共利益。当政府无能解决问题时,当人们对政府或者谋利的企业产生不满时,他们便转向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便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架起对话渠道,或展开对抗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例如,某著名能源企业计划在德国开一个燃煤电厂,对此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德国政府认为该项目对当地以及全国会有很好的经济利益,正准备批准。但该地居民说,挖掘燃煤会掏空地下,这里已经闹了好几次地震,你们是否能承担风险?当地的工会,教会及其他公民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征集反对开矿的签名。
 
 碰巧在签名截止的前三天,当地就小小地震了一下,于是签名人数急剧上升,那个著名能源企业只好知难而退了。在这个事件中,公民社会作为"三驾马车"中的一驾,成功地对抗了另外两驾马车———企业利益集团和支持企业开矿的政府,捍卫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又如,慕尼黑市原有的最高建筑是古老的双塔教堂,其钟楼可以俯瞰全市以及阿尔卑斯山。后来市政府计划修建一座更高的现代化高楼,以吸引外国人投资。当时该市几十个民间组织出面反对,原来主张兴建高楼的市长只好让步,他说:我们可以不要外国投资的利益,但不能违背民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经济起飞时,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百万工程"的计划,快速修建一座座新型大楼,为此坼除了一些旧房子,1971年,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叫做"城市的选择"运动,反对把国王花园变成地铁站的建筑工程。瑞典政府在示威者的压力下被迫退却。
 
 了解中国那些遭遇强制坼迁的居民的悲惨经历,了解当初三峡大坝在论证时,民间人士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被强力封杀,以致造成后患无穷的恶果,我们不由得深深感慨,西方公民社会在国家领域的自由民主之外,又开辟了新的民主领域,使人民享受到双重的民主。由此可知,西方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更是公民的社会参与和民间组织的活跃。
 
 
 
    ◎ 形似神不似的实质性缺陷
 
 

   中国是否已经有了公民社会?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任何一种来自西方的话语,在中国的现实中都有错位的可能。如前所说,西方的公民社会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即它只能在个人自由和权利获得完全保障之时产生,就从这一点看,中国至今还没有公民社会。中国人民尚未成为大写的公民,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就缺乏根基。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西方公民社会有相似之处,例如,自愿结社,拥有一定的公共空间,从事有益的社会活动。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种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有着先天不足的实质性缺陷。
 
  第一:它缺乏西方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独立的司法体系。因为司法不独立,公民的结社权利没有保障。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在注册登记之前,需要先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授权组织的审批证明,这就令真正自愿结社的组织很难获得登记,即使获得批准也没有安全保障。
 
  例如,立志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一生的年轻人常坤,他创立的"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被不公正地取缔,他本人被新疆师范大学不公正地开除。又如,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曾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将该组织的创始人王力雄除名。像胡佳一类环保、关注艾滋病的先驱,经常被警察骚扰,甚至被监禁。
 
  第二,"官办民间组织"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在中国,不但社会组织需要由政府来审批,政府也可以主办社会组织。例如工会、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之类的,都是半官方组织。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还成为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很多草根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常常请一些政府官员来兼职。
 
  这样,在专制制度下出现的中国民间组织大都缺乏独立性,无法像西方公民社会一样制衡、对抗政府,而只能在政府的控制和监视下,有限地起一些协助或者帮忙的社会作用。即使做政府的同盟军去积极救灾,也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所以有民间组织的负责人说:"枪打出头鸟,谁也别太表现自己,老大哥在看着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具有表象性,它和西方公民社会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
 

   ◎ 萌芽的草根具有深远的意义
 
 

  无论中国式的"公民社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缺陷,它毕竟意味着以中共全面控制社会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发生了松动,民间组织的小草有机会萌芽。在中国走向真正现代化之途中,这一类日益发展的民间组织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首先,它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满足社会的需求。例如这次几十万志愿者进入四川灾区,行动迅速,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弥补政府救援的不足。
 
  其次,它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例如,河南当地政府曾竭力隐瞒艾滋病的传播真相,正是由于民间人士不懈地揭露曝光,才推动中央政府改变对艾滋病的立场。又如,目前北京民间环保组织以汶川震区的水坝受损为鉴,要求政府"暂缓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批准和建设大型水坝"。
 
  再次,它推动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大量民间草根性的组织出现,将会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社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向专权的政府争取自己的选择权、决策权和自治权,进而行使自己对政府的监督权。当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时候,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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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七月号
 
 
                                一位美国女性在科索沃
   
                                     ———读韩特莉的日记
    
   
                                                                                茉莉
 
 

  一篇一篇地读这本日记,我也和书的作者葆拉.包林.韩特莉一样,心里逐渐温暖、振奋起来。对那位美国女性来说,这本《科索沃海明威读书俱乐部》记录了令她生命升华的一段旅程。对我们这样的中文读者来说,这是一次提升人性、扩大国际视野的阅读机会。
 
  八年前,韩特莉是多么恐慌啊!她的丈夫艾德要前去科索沃,义务帮助那个地区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她就要跟着心爱的丈夫,离开位于旧金山的甜蜜海滨小屋,去到一个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度。而后来,作为一位义务的英文教师,她在那个陌生国度付出了关怀和爱心,也收获了科索沃人的深挚友情。这本光彩夺目的新书,甚至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科索沃的认识。
 
 
 
   ◎ 随兴的日记为何能成为好书?
 
 
  
  在异乡的情感是需要倾诉的。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的韩特莉,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写出人在异乡的经历,用电子邮件寄给美国亲友,结果被广为流传,以致成书。
 
  正因为是随兴的写作,韩特莉不需要像一般作家那样,煞费苦心地考虑写作技巧,她的日记真诚而自然,没有半点掩饰。每一个经历、每一种感受、每一点思考都如实诉说。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她的苦恼、挫折和欣悦,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不是任何人的日记都能成为一本好书,也不是每个人的异乡经历都能够感动他人。韩特莉这本书在她的故乡美国获得很高的评价,翻译成中文由"允晨文化"出版后,也被台湾读者所欣赏,其中一定有它独特的成功原因。
 
  我首先注意到韩特莉的知识背景。这位文字优雅的历史学硕士,曾在美国南方的大学教过"艺术史",而后的一个职业是推动环境与历史保存计划和艺术计划。因此,她那不加思索的叙述,就很自然地带着一种睿智的历史眼光,在历史审美中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例如,初到科索沃的首府普里士提纳,韩特莉震惊于城市的破败。这座残砖碎瓦之城,满布烟尘臭气冲天、四处都是荷枪的男人。但她还是很有兴致地和丈夫开车外出,观察战争蹂躏过的乡间和小镇,欣赏诗情画意的山丘和田园,以及鄂图曼时代的清真寺建筑。个人亲临其境的观察,涉及到广泛的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领域。
 
  她的思绪绵延而悠远:从罗马时代起,科索沃就是一个对立的文化与政治势力不断交会、不断冲击的地区。长期的民族混合与迁徙,到了现代,相互斗争的种族国家主义更是撕裂了这个区域。在历史悠久并曾美不胜收的土地上,发生了那么多强暴与凶杀、刧掠与破坏,这一切令她哀伤得难以入眠。历史感使她对这块土地的同情更为深沉。
 
 
 

   ◎ 一颗心连接世界诸多问题
 
 

  除了知识背景之外,韩特莉还以她的洞察力,在日记中探索、思考世界并进行自我反省,这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
 
  一般旅行文学常常会停留在表面,像照相机似地临摹事物的外表,很少探索作者自己的心灵。由于那一类文字过于模仿现实,往往可以被摄影和录像所取代。但韩特莉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现实的分析者,她更是一个自我反省和深入探索的人。
 
  在日记中,韩特莉引用了詹姆斯.希尔曼的一句话:"挑一个地方,让你的心可以从那个地方连接上世界的诸多问题。"这句话用来形容韩特莉本人的处境,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她在日记中记载了在科索沃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共产主义、种族隔离、战争历史,还有对善与恶的认识,对人性的反思等等。
 
  科索沃人对美国这个神话般的国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是美国领导北约,帮助他们驱逐了塞族军队。在韩特莉的日记中,她的邻居、学生、家长、商店老板和出租车司机等,一有机会就向她致谢。但韩特莉为此感到汗颜,因为在没来科索沃之前,她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并不多,现在她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韩特莉思考科索沃和塞族的关系,探索种族仇恨有没有化解和宽恕的可能。对科索沃人表现的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科索沃传统的个人与家族荣誉的复仇观念,她都颇有微词。但她最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会放弃对科索沃的支持,科索沃人会重新被世人遗弃。当时写日记的韩特莉还没有预料到,八年之后,科索沃会宣布独立,而她的祖国———美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 以人性治愈惨绝人寰的伤痛
 
 

  在韩特莉的描述中,待在科索沃的外国侨居客似乎是一群忧郁的人。那时候,科索沃的无政府状态和疾病的流行,加之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忠于职守留驻此地的外国人寂寞而又沮丧。但韩特莉夫妇却是一对异数,他们在异乡的日子充实而又丰富,这是因为,他们不只是专心于工作,而是始终关注着普通的科索沃人。人道精神使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品位。
 
  有一天夜里,艾德流着眼泪回到家,因为他办公室的一位年轻的阿族女律师告诉他,她有十一个年长的亲戚在农舍里被塞族民兵活活烧死。于是这对美国夫妇心自问:"我们两个平凡的美国人究竟能为她做什么?能为我的学生们做什么?能为我们遇见的受尽苦难的人们做什么呢?"
 
  韩特莉相信,即便是最惨绝人寰的伤痛,也能以爱治愈。在这之前,她认为西方出口到科索沃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就是法治和司法体系,她因此为丈夫的工作而自豪。到后来,他们夫妇一致认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创设司法体系,甚至也不是教英语,而单纯只是关爱和鼓励这些来到我们生命中的年轻人。"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静静地聆听。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韩特莉用课堂英语对话和作文等方式,聆听每一个学生倾诉他们战乱时期的故事,分担他们无法解脱的痛苦。她到学生家访问,也邀请学生到她家做客,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升学的困难。到后来,她甚至想办法把一些科索沃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
 
 

   ◎ 异乡的生活突然擦亮了人生
   
  
  当时收到韩特莉电子邮件的美国亲友,一般会有回应。韩特莉的弟弟在一封长信里说:"人类为了改善情况所做的努力,多数都徒劳无功。"但现实并没有像这位弟弟说的那么悲观。后来的情况证明,韩特莉对学生们的关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学生们也改变了韩特莉的人生。
 
  韩特莉给她那些贫穷而又孤陋寡闻的学生,打开了朝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并用她的言语为被深深伤害的心灵疗伤。她找到当时科索沃境内唯一的一本英文版《老人与海》,和学生们一块成立了"海明威读书俱乐部"。后来她发现,她的科索沃学生比美国的孩子更能理解海明威,更被书中那位老人的奋斗与坚忍精神所鼓舞。
 
  而韩特莉也从学生们那里学到了不少。除了学习科索沃文化之外,异乡的生活激发了她的内在情感,突然擦亮了她的人生,使她发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爱他人的能力。这本朴实无华而又动人心弦的故事,正鼓励着很多美国人走出自己舒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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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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