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胡耀邦传》和山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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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特稿2009年4月11日】期待已久的《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终于在2008年12月出版了，这是对即将到来的胡耀邦逝世20周 年的最好的纪念。但是，这两本书没有出版单位，没有书号，只是作为征求意见稿自费印刷。这是现今常见的一种出版形式，凡是被正式出版机构排斥的作品，往往 采取这个办法。或者是标明"征求意见稿"，或者注上"交流资料，非卖品"，以区别于正式出版物，所以被称为非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我认为更确当的称呼 应该叫山寨出版物。山寨出版物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瓦岗寨是对于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梁山泊是对于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的话，那么，山寨文化就是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叛，山寨出版物则是对于现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抗议和反叛。
山寨文化是相对于导向文化而言的。这是在文化专制主义发挥到极致条件下的文化分类法。我在2002年 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里，曾经把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大致区分为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当然，这样区分今天仍有它的实际意义。但是，就当前的文化现象来说，把社 会文化区分为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更可以体现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更明朗地反映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庙堂文化属于导向文化自然没有歧义，民间文化则明显 地存在着为舆论导向所容许和为它所拒绝的文化类型，这在出版物里表现得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我把被舆论导向所不容的文化称为山寨文化，就是为了揭示文化专 制主义（舆论导向则是它的政策表现）的反文化反自由的反动本质。
在八十年代那些相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里，没有产生山寨文化的土壤。虽然也有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如对《苦恋》和《河殇》等的批判，但这些作品都是以合法的文化形式公之于社会的。1989年 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执政者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处心积虑地加紧舆论控制，掩盖历史真相。为此，他们全面地垄断新闻出版工具，动辄运用政治权力，对 不符合于舆论导向要求的文化成果进行打压，千方百计地扼杀独立、自由的思维成果。这几年的所谓"扫黄打非"，总是把"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首要 任务。在这股文化逆流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扮演了最可耻、最卑鄙的角色，他们把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视若敝屣，弃之不顾，经常下禁令，划禁区，查禁这个， 处理那个，把全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新闻出版，完全置于他们的专制主义控制之下。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和2007年初的"查禁八本书"，就是他们的彰明昭著、臭名远扬的文化专制主义"杰作"。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施虐，催生了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促进了它们的发展繁荣。
山寨文化这个概念，是由去年的山寨版春晚肇始的，但作为与文化专制主义对抗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出版领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 纪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有价值的书都拿到香港出版，却又无法在内地发行。于是，山寨出版物便应运而蓬勃发展。人们从盗版书里得到启示，见到一 些香港的好书就加以复印，给亲友阅读；拿到复印书的人又复印分发。这个四面扩散而没有止境的链条，成为山寨文化发展繁荣的触媒。还有一些书虽然在内地发 行，但发行后又遭到禁止，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哈维尔文集》及2007年被禁的"八本书"等，也成为人们争相传诵、一再复印的读物。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是山寨文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对山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些山寨出版物的供应者。北京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陈昭，从2004年开始复印各种禁书，供应需要这些书的读者，三年里复印的资料达三百多种，成为山寨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因此在2007年10月被羁押，海淀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以"贩卖国家禁止出版的政治敏感性书籍"为由提起公诉。12月16日， 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复印贩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晚年周恩来》、《党史笔记》、《鲜为人知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司马路回忆 录》、《重审林彪》等"非法出版物"），判处陈昭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参与这个活动的另二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三人各处罚金一万五千 元。他们为发展山寨文化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因为他们把许多被禁止的好书传播到人们的手里，帮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摆脱几十年来被灌输而 形成的传统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思考问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间的启蒙和觉醒。
促进民间的启蒙和觉醒，是山寨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作为文 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文化构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山寨文化突破导向的樊篱，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引导人们另辟蹊 径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文化专制主义对它的压力愈大，就越加促进它的发展。
《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被文化专制主义逼进山寨文化的。三卷本《胡耀邦传》的几位主编早在胡耀邦逝世不久就决定编写一部这位伟人的传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完稿。200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时出版《胡耀邦传》。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一审再审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许多无理的刁难。为了争取出版，主编们费尽心机，委屈以求，忍痛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如：只出版第一卷，即1976年以前的传记；删除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不发表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的序言；主编们的序言要大量删削（后因主编们拒绝删去而被撤消）；等等。于是，2005年11月就出版了一本没有序言、没有后记、内容残缺不全的《胡耀邦传》第一卷。至于二三两卷，虽然书稿再经修改后，在2006年就送有关部门审查，并且多次请示催问，但是，将近三年过去了，依然有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为了使这两本书发挥应有的作用，主编们不得不放弃对公开出版的幻想，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自费出版。《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这样被迫地成为山寨出版物的。
《胡耀邦传》成为山寨出版物，对于山寨文化来说，具有标志性的 意义。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前总书记，连他的传记都不能为舆论导向所容纳，而不得不进入山寨文化的领域。这个事实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文化专制主义的凶残和卑 劣，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寨文化的无限容量和吸引力。它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虽然日益张狂，肆意打压、扼杀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但在不断发展的山寨文化面前，却 显得苍白无力。你来一个"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网民就针锋相对地来一个低俗的《草泥马之歌》，而且迅速扩散，传遍全球，你能奈他们何！山寨文化 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日益繁荣。这个趋势，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山寨文化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广阔的园地里，无数网民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怀。它的作用和价值，绝不是少数导向网络所能比拟的。尽管文化专制主义者网罗了数以万计的网 警，也无法扑灭网络上的山寨文化的熊熊烈火。特别是许多内容丰富的电子书刊，更使山寨文化大放异彩。它同书面的山寨出版物相映成趣，成为山寨文化的两支劲 旅。
由于山寨文化来源于对文化专制主义和现有某些社会秩序的抗议和 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搀杂有许多不健康的落后的因素。如何在山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剔除它的不健康的因素，避免它的消极影响，当然应该注意。但是，它的 主流是健康的进步的，在传播创造性思维成果、促进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并且成为"五 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对启蒙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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