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
茉莉
在六四屠杀过去20年的今天，国内外不少民主人权人士发出呼吁：以南非模式来解决中国六四问题。 尽管这种善意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回应，但提倡南非的和解模式，对中国人
来说有"勿忘六四"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图图主教的和解模式前提是什么？南非与中国的情况有没有可比性？对于中国的六四问题及其转型正义，我们还有其它哪些模式可以借鉴？
◎ 南非成功前提在于统治者怀有良心
呼吁南非和解模式的人们忽略了它最重要的前提：这个模式是在南非民主化之后才创立的。1994年黑人总统曼德拉经选举上台后，委任图图主教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昔日的受害者掌权之后，为了寻求种族和平共存，而找到的一个建立在宽恕之上的解决方式，使南非人民———黑人与白人共同告别过去，从仇恨、压迫走向相对稳定的民主社会。
为什么南非的受害者愿意宽恕昔日的施害者？这是因为，南非的前统治者——白人政权也是信仰基督教的，他们对自己镇压黑人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这样，曼德拉等就可以诉诸于白人的良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为黑人争取到自由。早年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其抗争的对象——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的。
因此，尽管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与镇压，与中共对人民的镇压同样残酷，但二者的背景却缺乏可比性。中国人尚未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民主制度，民间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很难在专制高压下建立。这样，人们想要诉诸于统治者的人性，以南非的和解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希望就很小，因为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暴力镇压有效的人。另外一个不同是，南非过去的种族歧视，是在白人制订的法律之下的歧视；而中共当局对六四的镇压，违背的却是他们自己制订的宪法。
◎ 中国的六四是全民族共同的伤口
前面提到，南非问题与中国六四问题有制度不同、领导人不同等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南非问题是种族问题，它不仅仅涉及一个政权，还有一个与政权联系在一起的白人种族。如果要追究，要复仇，就要将这个政权连同支持它的白人群体一起追究复仇。这是这个非洲国家承受不起的一个选择。
所以曼德拉只能选择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以"真相与和解"的方式，来处理三十年间所有人所犯过的罪行，对诚心忏悔请求宽恕的人实行大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曼德拉强调说，南非白人和黑人一样是非洲这片土地的子民。图图主教说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黑人长期的抗争中也获得不少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些都是南非种族和解的基础。
而中国的六四却大大不同。六四只是涉及中共执政者的责任，并没有涉及任何一个种族和群体。相反，除了少数下令开枪的执政者及其支持者之外，六四是全民族的一个共同的伤口。那么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
作为基督徒，图图主教提出的"和解"和中国文化里的"和为贵"不同。基督教概念里的"和解"有认罪、请求宽恕并获得救赎的意思，它需要把罪人的罪责搞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中国式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能是无原则的一笔糊涂帐。
◎ 南韩为处理制度性犯罪制订新法
尽管中国尚未实行民主，但如果中国当局愿意按照南非模式，主动承担六四镇压的罪责，向受害者道歉、请求和解，还是值得欢迎的，是广大中国人民愿意看到的。但冷酷的现实却是，中共从未显示出这样的善意。那么，我们就只能思考，在中国民主化之后，以怎样的方式来处理六四镇压这种国家的"制度性犯罪"。
与中国的六四事件最有可比性的，是南韩的光州事件。这个发生在1980年5月18日的流血事件，和中国六四一样，是政府出动军队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伤亡。八年后，政府开始允许公开谈论光州事件，而后受害者获得赔偿，并一次又一次地起诉施害者——前总统全斗焕以及一些军人。
用什么法律来起诉制造光州血案的前统治者？南韩的经验是：由于政权变更，过去的法律无法用来处罚新体制的主体，因此，韩国国会特别为此通过新的法律——"五一八"特别法。这个特别法为审判两个前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全斗焕因"叛乱、内乱首恶罪"被判死刑，后减刑无期徒刑；卢泰愚则因"叛乱、内乱主要任务从事罪"被判监禁22年半。后来，两个人都被赦免释放。
像这样制订新法来惩罚前政权的"制度性犯罪"，不只南韩一例，西班牙就以"历史记忆法"来清算前独裁者佛朗哥，该法明文规定：佛朗哥执政时期的政治法庭及其判决均属违法。智利也是一个特例，前军政府领导人皮诺切特统治智利的17年间实行政治高压，有3 000多人遭杀害或者失踪。皮诺切特下台后被起诉300多次。由于早年的宪法规定他
可以拥有司法豁免权，为了进行审判，智利法院首先裁定剥夺他的豁免权。因为年老病重，皮诺切特在未被判时决就去世了。但皮诺切特比邓小平要多一点忏悔意识，他在临终前表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之所以要制订新法，是因为旧法不能适用。新法使正义在体制内得以实现，它必须符合国际法或国内法所公认的原则。民主国家面对旧政权违法和不正义行为，以法律清算的方式来追究施害者的犯罪行为，是为了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并教育后代不至重蹈覆辙。
◎ 东德为何能以旧法审判共产党？
在所有实现转型正义的国家中，东德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从1991年开始，东德就开始对迫害人民的共产党人进行审判。此时东西德已经统一，但德国人却根据已经被废弃的前东德法律进行追究。这是因为两德在统一前签订了《合并协议》，其中规定："依照行为地的法律（即东德），审理东德境内所发生之不法事宜。"
由于前东德法律是共产党制订的，毫无疑问，它缺乏足够的保障人权、惩罚制度性犯罪的条款，但德国人仍然能够适用旧法，惩罚共产党的犯罪行为，还社会及受害者以正义。为什么德国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具有一定的特点，给审判共产党自己提供了基础。
首先是法理基础。前东德法律充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失败了，但在理论上，它也有社会主义尊重人权、保障平等和公正等内容。其次是宪法伦理基础。前东德的宪法总纲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例如结社自由，选举自由，一切权利来自人民，人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这些都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
再次是大陆法系传统的基础。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优越之处，就是拥有条例清晰、概念明确的成文法典。按照成文法，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允许，这样就突破了党文件的禁忌。东德共产党所下达的一些法律之外的政策文件，如禁止和平示威等，在审判中一律不予承认。最后是国际法基础。当时的东德加入欧安会、联合国的框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样，在审判时就可以适用国际人权法规，可以援引国际法来惩治制度性犯罪。
由于上述四个基础，对前东德共产党人的审判就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公正的。这与当年被称为"胜利者的审判"的纽伦堡审判不同，也与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不同，这是由于前东德法律的特殊性决定的。
◎ 追究中共违宪，永不放弃言说
当年东德走向民主改革，与中国的六四事件也息息相关。由于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之举震惊了世界，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为了避免屠杀，都不得不对本国人民让步。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东欧的经验学习转型正义的一课。
中国自清末修律以来，基本仿效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来建立自己的新法体系。后来中共仿效苏联建立起的法律体系，仍属大陆法系。前面所说的东德法律的几个基础，在中国法律里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我们将来审判中共，就可以援引中国现有的法律和国际法。
1989年的六四镇压明显地违背共产党自己制订的宪法。例如，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学生运动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处理，也没有听取人民的意愿，就由共产党一党强行镇压了。现在中共官员不愿意搞民主，却愿意搞法治，那么，追究自己的违宪罪责，是走向法治的第一步。
上述多个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南非是社会种族和解的模式，南韩模式是政治与社会相结合，而东德模式更具法律意义。不管是适用共产党的旧法，还是另制新法，都是我们在解决六四问题时可以考虑的选项。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纪念六四，一直提出追究中共的罪行。看起来希望似乎很渺茫，但我们永不放弃希望，永远坚持言说，直到历史在人民的正义面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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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4月号
在比较中探索一个谜样国度
——读索尔孟的《印度制造》
茉莉
将此书从法文译成中文的教授说："翻译索尔孟的书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书里的学问实在是太广博了。"作为受益于翻译的中文读者，笔者也感到隐隐的痛苦：尽管世世代代比邻而居，我们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博大丰富的邻国却所知不多。即使本人出国后曾到印度一游，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印度文化对世界的意义。长期以来，一味重视欧美的我们轻视了印度，轻视了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邻国。
而我眼下的苦恼却是，一本内容如此丰富、如此精彩纷呈的好书，我怎样在不多的篇幅里介绍它？索尔孟本人说，我们只需跟着他的文化旅程，像听一首音乐一样去了解印度，但这本从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全方位思考阐述印度的书，给我们的精神震撼和思想启发是如此之多，读起来远不如听音乐那样轻松。
◎ 借助比较方法发现印度独特价值
印度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从十八世纪起，欧洲的启蒙精英就试图从印度文明中寻找救赎。索尔孟所钦佩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作家罗曼．罗兰，都对印度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但前人的探索并未解答印度这个谜团。
面对印度这个不可思议的后殖民国家，索尔孟除了带着一个法国人的眼睛去观察之外，还带着西方学者惯有的比较方式去分析思考。人们常常通过比较他者来发现自我，同样，人们也能通过比较自我来认识他者。借助比较法，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起源和发展，其相似和差异之处得以显现。
在《印度制造》一书里，东西方比较俯拾皆是。例如，在印度种姓制度里的最高阶级婆罗门制度，是否与西方的贵族制度有相似的地方？婆罗门制度虽然保守，却成功地保护了印度文化。印度村庄长老会议系统的成员，是由全体人民所选出，这令索尔孟想起雅典的城邦制度，虽然前者并不如后者那样美好。法国学者还考察出，印度教的思维里面，也许存在着一个与古代希腊思想旗鼓相当的哲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贫穷的印度遭到失败？这也许是因为，印度教本身就存在数百万个不同的神，没有一个神能够在政治上获得绝对主宰地位。
不但东西方比较是如此有趣，索尔孟在比较印度内部多种文化并存、宗教竞争的状况时，也是趣味盎然。例如，佛教在一千多年前被印度教婆罗门扫地出门，但失败了的佛教却在当今印度宪法里体现了他们的平等理念，由佛教徒安倍卡撰写的宪法明文规定：禁止所有不同种姓之间的歧视。索尔孟还探究，为什么种姓制度下那么多穷苦低贱者成群地离开印度教，投向他们视之为解放之途的伊斯兰。此书还比较了甘地与印度后来的政治精英，指出是背叛了甘地的尼赫鲁等政客，导致印度走上"贫穷的强权"的错误道路。
◎ 中国和印度模式之间的差异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关系，人们常拿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来进行比较，这即是所谓的"龙象之争"。作为独立于两国之外的第三方，索尔孟以欧洲人文主义理性标准，找出中印双方历史进程中的异同，对我们深具启发意义。
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索尔孟如此比较中印两国的发展情况："由于印度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社会本质，我们将两个国家拿来做比较，是相当大胆的作法。但是如果把两国社会这样的比较，以合逻辑的方法推演下去，印度虽然因它的民主而发展缓慢，但长期而言，它似乎比起专制的中国更能够预测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印度的经济发展选择是整个公众社会辩论多年的结果。这个经济发展的方向经过持有反对立场观念政党的试炼、测试，根植于民主的合法性，并且在自由争辩的环境之下，其所取得的共识已日渐演进与稳固。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向，只反映出共产党里支配集团的偏好。"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阅读此书，我们不能不佩服索尔孟几年前的预言："印度的成长是建立于本地的市场，比起中国较不依赖于全球需求。如果美国消费者减少他们的消费，中国的成长就会受到威胁，印度则不会。"对于印度经济至今落后于中国这一问题，索尔孟的解释是：不论政治体制的性质为何，自由市场才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印度的领导者花了四十年才领悟到这一点，比中国人要晚了一点。
当中国人以歧视的眼光看待印度较为迟缓的发展时，索尔孟则认为，印度给我们的启示是：他们不需要去摧毁任何事物来换取这一切。"然而在中国，所有的精英阶层都被反理智主义的共产党农民摧毁殆尽。在动荡的年代，印度的婆罗门精英也因此得以保存了完全属于印度式思维的知识与艺术文化，……他们确保了印度文明的尊严、美丽，而在中国却被抛弃。中国经过共产党的统治之后，文明只留下了庸俗、粗野以及没有礼貌的道德与知识。"
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和北印度的那尔莫达河水坝相比较，索尔孟论及民主和国家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政府可以不顾人民的感受，快速决策动工；而在民主的印度，水坝则成了重大的社会争议，拖延了多年。因此，外国投资商偏好把钱投向中国，但是未来可能证明他们是错的。
◎ 民主将印度多元社会凝聚在一起
罗曼·罗兰曾经写道："印度是滚烫的，像是神明的子宫。"在神秘的印度，各种宗教都很兴盛，耆那教、印度教、伊斯兰、锡克教和基督教，已经共存了数百年。不但宗教信仰多元，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更是复杂万端。那么，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用什么把它如此迥异的人民凝聚在一起呢？
在印度各地蹲点考察，并大量采访印度普通百姓和学者之后，索尔孟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正是将其人民串连在一起的因素。从北方蓝眼睛的穆斯林种族，到南方黑皮肤的伊斯兰、印度教和基督教徒，民主思维是他们共通的特征。"此书中举了不少例子，生动地介绍印度人民如何参与民主事务。
索尔孟仍然不忘拿中国来和印度比较："我们以现代中国为例，一个内部民族相似性远比印度高很多的国家，却是使用暴政的力量将所有的人民串连在一起。相形之下，在印度则是所有国民的力量让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在西藏被中国当局军事管制，如达赖喇嘛所说藏区陷入了"人间炼狱"的时候，我们无法不认同索尔孟的观点，暴政下被强制连在一起的人民是痛苦的。
一个昔日贫穷落后的殖民地成为民主国家，为此，当年一些欧洲精英很不看好，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拥有中产阶级的富裕国家才能实行的，印度"不正常的民主"必然会消失。然而索尔孟考察后的结论却是：印度对民主政治的坚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例子。这是因为，印度在接受西方民主之前，就有自己独特的民主传统——村庄长老会议系统。民主体制不但为印度带来稳定，而且在饥荒时期，避免了像中国那样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这是索尔孟深为赞赏的一段史实。
此书的比较范围延伸得非常广阔，从历史到现代，从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洲际，各种不同的社会宗教文化相互参照解释。因此，允晨文化出版的这本新书，探索的就不只是印度一个国家，而是探索世界，探索到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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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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