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权利:1672】 强烈支持北京项目办主管关宝英表示辞职的意愿

辞职,下台!辞职,下台
强烈支持全球基金第六轮艾滋病项目北京项目办主管关宝英表示辞职的意愿

强烈支持关宝英辞职网络签名地址: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formkey=cC1ZdXptc1lKUU5DOTBpTHZrM0hJR0E6MA






我想着,这三个孱弱的非政府组织被胁迫要求退出"要求更换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北京地区次级资金接收单位SR)",我就怒火攻心,他们是—— 上海与非门工作组,河北廊坊兄弟真情工作组,河北永清感染者互助组

我想着,我再次收到匿名死亡威胁,我就更加充满无穷力量,那句威胁是——”你丫不要拿福特基金会说事,不然要你死的很惨“。

我想着,新浪博客被删除,在国外的网站被屏蔽,今天服务器供应商又来信说,遭受attacks(攻击、侵袭)。真有种!!!

我想着,我他妈的在新疆生活的多幸福啊,非他妈的逼我两次差点没了命,——用我和CCM换届选举独立顾问工作组组长蔡定剑私人信件种的一句话来说“我是一个不畏孤独,不惧穷困,甚至无畏生命,在我的理想的问题上”

是,确实,我写过很多监察文章,但是我全部是基于两点:

1、  我有事实,我基于公开的所有事实作为依据;

2、  我只针对公权力、组织机构或者部门;(对于王晓光是基于他是CCM非政府组织代表,我,常坤,2007年是作为CCM NGO 选举部类7)其他从事艾滋病相关工作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选举人选举人号7A042,我是投他票的,他违背了初衷!)


        第六轮全球基金项目中国艾滋病项目项目曾经带给无数人无限的希望和激情,而如今却被一帮不知道如何去形容的人搞的不伦不类,更是把中国的人治发挥的淋漓尽致。15个项目省的14个项目二级执行机构,好的不相互学习,如何要挟如何瓜分资源,如何暗箱操作,一个一个学的精彩。让很多非政府组织是"苟且偷生"还不行,还要逐渐消灭。

       是要吹响起激进的号角,二级执行机构北京项目办,在伟大的祖国的首都,人心所学,虽然不能称呼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但其示范效应不可小窥!

       根据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网站公布的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申请书和(一期)工作计划(2007.10-2009.9)所公布的项目活动目标和进度情况(http://211.167.248.3/aids6intro.asp
辞职,下台!辞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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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请六轮全球基金项目艾滋病项目依(一期)工作计划督察各二级执行机构项目执行反馈情况

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中央执行机构和项目室:

根据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网站公布的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申请书和(一期)工作计划(2007.10-2009.9)所公布的项目活动目标和进度情况(http://211.167.248.3/aids6intro.asp);

特别是,项目活动目标1是建立支持性环境,提供非政府组织开展包括反歧视活动在内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工作能力,及其活动1.1.2建立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网络,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一个在线信息交流平台。

鉴于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实施至今已过年余,项目覆盖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二级执行机构已经经过了充分准备的情况;

鉴于各级执行机构项目管理办公室(一级到三级)的职责之都具有: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并向社会各界反馈项目执行情况;其中二级执行机构特别具有在网站上公布接受中国全球基金资助的所有组织名单及资助总额的职责!

鉴于在15个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的14个项目二级执行机构网站质量的参差不齐和部分网站更新严重滞后,甚至匮乏的情况;

鉴于14个项目二级执行机构在招标三级执行机构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评审程序、人员和标准不公开,一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建言却得不到有效反馈,

上述现象,主要是由于二级执行机构严重违背其职责和项目协议及中央执行机构督察不力所造成的。

为了维护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尊严和项目协议的价值,为了保障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有效实施,更基于全球基金项目的一个价值标准—-公开、透明、有记录原则

我们敦请六轮全球基金项目艾滋病项目中央执行机构和项目办:

1 依(一期)工作计划督察各二级执行机构项目执行反馈情况,包括项目管理、招标、资金的程序、标准、使用情况;

2 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信息意见反映和反馈平台,重视来自艾滋病社区的意见,要有问必解,有理必辩;

3 公开14个二级执行机构在15个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作计划。

北京益仁平中心

20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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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次级执行机构一览表

项目省
次级执行机构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省
河南省
安徽
四川省
湖北省
湖南省
贵州省
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东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兼)


2009/3/1 孟林 <menglin2801@gmail.com>
  几天前我在艾滋病内部邮件组里骂人了,有人说我的京骂有“辱骂性”的文字,甚至有“低俗”之嫌。在此我坦率地承认,无论如何不该使用京骂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愤怒,这样不好,不符合现代文明,对此,我表示真诚的歉意。

不少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很多年以前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服用抗艾滋病毒药物已经整整14年了,在有些人看来我的性情有些急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性取向还是艾滋病,我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因为性取向我曾经被警察抓捕,而背后恰恰是当时在中国CDC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的万延海先生组织的,给我和很多同志朋友带来了极大地伤害,为此我失去了工作,并且被家庭放逐,后来又因为艾滋病经历了无医无药的绝望,在北京佑安医院停尸房旁边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光。坦率地说我认识万延海18年了,这也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之一。

这些遭遇给我的心身带来的极大的伤害,或许正是因此性情有些怪异。比如说最近有人不断利用网络攻击第六轮全球基金北京项目办,甚至指名道姓攻击项目办主管关宝英女士,而作为北京第六轮全球基金非政府咨询小组召集人,我自然十分了解内情,认为这些攻击简直是无理取闹,因此按耐不住之下使用不当言辞并通过邮件组表达了我的愤怒,现在看来可以采取更为理智和妥当的方式。

有人质问我为什么替北京第六轮全球基金项目办主管关宝英打抱不平的,甚至怀疑说“第六轮北京项目办是你家什么亲戚吧?!不然你怎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北京市卫生局原疾控处处长关女士曾经为北京的感染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也曾经多次慷慨解囊帮助过贫困的病友,北京患者紫阳住院她一次就个人捐款了1万元。2006年初我和几个感染者自发起草的北京市艾滋病人免费救助办法草案,正是通过她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论证,最后于20061218日在北京市市长办公会上经由当时的市长王岐山亲自批准后实施的,很多没钱看病的病患者因此受益。关宝英女士接任北京六轮项目办主管后,本着依靠社区,服务社区,发展社区的理念,多方征求北京各草根组织意见和建议,并且经常对我们说:她刚刚从政府官员的位置上走到非政府组织里,无论是观念上还是业务上都需要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北京项目办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而面对有人利用网络邮件组对她及她所领导的团队进行肆意攻击,关女士保持了极大的包容和克制,始终在协调包括草根组织等有关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但是,不久前她对我们说她表示要辞职了,因为她感到很寒心!

我认为,作为一个草根非政府组织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推动公民社会的公民,不能因为人家过去或现在在政府工作过,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都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站着位置不为人民办事的人,这些人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但不是每个政府或半政府官员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事实。关宝英女士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官。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政府或过去在政府工作过,就随意伤害这些好人和好官。不能因为你的项目没有获得批准就要弹劾人家,这个理由实在说不过去,况且这是专家评审的意见,不是关女士决定的。我相信有不同意见,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沟通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那种动辄写大字报搞群众运动搞网上围攻的文革方式,应该不是我们草根组织的最好选择。我一直认为,体制内有好人好官,体制外也有坏人坏蛋,不应该以体制内外来划线,而应该看实际表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政府或和政府有关系的人,就一概反对,这不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反对,也一定不会有好的效果。中国是一个经历了许多磨难的国家,要想扎实地推动改革,要一步一步来,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想法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别有用心!作为来自草根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应当尽可能理解并支持在官方或者半官方象牙塔内的好人和好官,这样做无论是对政府体制改革还是对草根组织的发展,都将具有非常实际的积极意义。而关宝英女士这样的好人好官恰恰是需要我们去积极维护和支持的,如果她真的辞职了,如果换上来一个不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或许现有的实惠也没了!

当然,我应当学会忘记仇恨,但是我知道我们更要学会感恩,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人!

   

更多详细内容请登陆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englin2801
  再一次深表歉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孟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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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真相调查的建议
万延海
 
1991年夏天,本人参与了一项严重侵害北京地区同性恋男子的行动,详细情况,请参见附录“一次特别的行动”(1998年,万延海文)。
今天,因为一项关于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项目的争议,有人再次提出本人1991年犯下的错误,并把自己的人生不幸归咎于此。为此,
我建议我国社会或关注我国人权情况的朋友,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民间的、多方面人士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主要是对1991年
北京东单公园同性恋者受到的侵害事件进行调查,收集受害者的情况,如果有需要得到人道主义援助者,提出提供救助的意见;同时,
可以对历史上受到类似政府侵害的我国同性恋者目前生活情况进行调查,提出社会援助的意见。
 
我本人承诺,愿意配合相关调查工作,并愿意承担我个人错误行为的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
 
当然,针对具体某个人的指控,是否属实,也可以纳入“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中。
 
我感谢人们再次提醒我当年犯下的错误。这是对我工作的鞭策,我愿意继续负罪工作。
 
让我们重新回到北京六轮的讨论中,把历史遗留问题和我个人的罪责留给真相调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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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特别的行动
                          ·万延海·

  从1990年9月我和有关学者商议合作开展同性恋男子关于
性卫生的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研究,到现在已经有7年多了。其
间的风雨和坎坷是非当事人所能想象的。无数次,我希望放下这些工
作,甚至变得悲观。无数次,我为获得新的认识而欣喜若狂。无数次,
我为能够战胜恐惧而感到骄傲。无数次,我感到负罪。

  1991年元月,一项叫做“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
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课题在中国健康教育研
究所诞生。该研究所是卫生部下设的协调全国健康教育的机构。1991
年3月,该课题在研究所通过科研论证,决定由所长陈秉中担任课题
组长,承担课题的社会影响和一切社会后果,决定由我担任副组长,
负责课题设计、执行和总结。国家艾滋病监测中心决定同时开展相关
行为流行病学研究。上海健康教育所顾学琪表示愿意配合在上海收集
样本。性学专家潘绥铭先生参与了本课题早期工作。社会学家李银河
女士表示愿意协助研究。北京市公安局社会治安处查禁科的干部们表
示愿意支持和参与我们的研究。

  虽然课题被通过,经费也有保障,但我知道这样的题目是相当艰
巨的。1985年,南京铁道医学院达旦先生因研究自杀现象,他和
两名调查员被请到公安局。198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赵敏老师
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六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
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1990年底,我和陈一筠女士从事妓女调查
时,因为表现出对这些女子的同情和对简单打击运动的异议,于是被
有关党政干部指责为鼓吹红灯区。我们有一些不成文的约定:我们研
究人员自己不应该是同性恋者,也不应该在研究中向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把同性恋者称为“他们”,并且假定他们是不一样的、是远离社
会的、可能会纠缠我们、难以打交道的。我们假定我们的课题是为了
公共的利益,并且对同性恋者必然是善意的和必然有益的。我们讨论
了各种调查方法,就是没有把同性恋者当成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假
定同性恋人群或交往场合有不少秘密警察,我们会遇到干涉。我们假
定我们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支持或默许,这个研究或教育工作才可能
会顺利进行;这一点或许是正确的,但如何寻求警察们的支持却是更
加重要。

  负责警官相当热情,也热衷于社会题材的研究,但他肯定是单方
面以为我们和警察们对同性恋者的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所谓综合治
理,各司其职,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因为彼此不熟悉,因为缺乏深入
的交流,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过程和一个错误的决定。

  1991年4月,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本课题部份参与者和
参与机构召开了工作会议。大家通报了各自领域的信息和动态,交换
了对同性恋男子生活情况的看法。在讨论如何接触同性恋人群的时候,
大家显得比较矜持,“好像”都不熟悉情况。负责警官说话了。他提
议由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然后由研究人员做问卷调查和血液化
验。他说,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男性同性恋者)特别
有经验,一个晚上准能抓十几个。当时,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研
究不允许伤害被研究人群,这已经写入我们的课题报告,也是社会研
究的基本伦理。但我不好拒绝这一提议,因为我害怕损害我们刚建立
起来的关系,于是我询问在座的心理社会学者这一意见是否可行。一
位学者给出了圆满解答。他说,这一方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是
警察执行公务,我们利用警察执法的机会开展我们的研究,不是因为
我们要搞研究而让警察去抓人。那位警官马上说:“我们也要搞研究。
今年(1991)公安部给了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三个调查课题,其中
之一就是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你们健康教育所不搞,我们也要搞。这
次就算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搞研究。”我没有再说什么,就提
议在调查过程中对所有涉及的人士当场放人,不通知家庭或单位。于
是,我们在上述提议基础上达成协议。

  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议。我们的决定是法西斯的。我当然充当
了行动的元凶。我的内心感到不安。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人,而不是
伤害人。我们是热情的工作者,却因为缺乏经验和态度不明确,从而
盲目地遵从了警察们的习惯。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虽然这样的行动伤
害了人和有不良影响,但我们至少会了解一些情况,和公安部门建立
好关系,当然还有保护好自己。这最后一点显然是自欺欺人。我显然
不是什么绝对的异性恋者,尤其是当时。

  1991年5-7月,我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在那段时间,每
个礼拜,我有三个夜晚是在东郊民巷派出所度过的。我们辛勤工作,
充满着帮助人的愿望,却伴随着对人的伤害。

  第一个夜晚,我就显得难以坚持下去。一个中年男子坐到我的对
面。当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我显得不安和失神。他用脚触碰我的脚。
我不能开始说话。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变得厉害一点,说话声
音坚定了,不再看他的眼睛。于是他老实了。而我发现自己却多少变
得法西斯了。我知道自己的不安是出于和对方相似的情绪。

  我为自己卷入这样的行动而感到深深自责。然而,一项多部门多
方人士参与的行动简单停下来是不现实的。然而,最不能宽恕的是,
我在积极为自己参与这样的行动寻找理由。我们开始理解警察的粗暴。
我开始轻视人的感情。我需要为自己开脱罪责。这种需要曾经长期伴
随着我,直到现在。

  在这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有51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先是审
问,然后采血,最后是问卷调查。一般是当场放人,不通知单位家庭。
有一人因为是所谓态度不好,被拘留。据说,后来有一人试图自杀,
没有成功。有一位老人,当场跪在派出所内,说自己不是人,请求饶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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