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横空出世的时候，我还是刚入大学的一个毛孩子，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塌糊涂，当时看后如醍醐灌顶，仅凭这书名就够“爷们”，替我们一舒胸中块垒。后来才知道，这很“爷们”的书名并非自主产权，早有一位小日本写过《日本可以说不》，这个小日本还是我们特别恼火的右翼，经常对我们出言不逊。
后来吃得盐多了，很多事情渐渐就明白了过来，那样一本挑逗性的书，无非就是一剂春药，对于没有性对象的小青年来说，基本上有害无益。它在理论上是粗鄙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仅仅是意淫罢了。花枝招展的摆着爱国的pose，吸引着爱国粉丝的眼球，干的却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时下再想忽悠人恐怕不会再那么得心应手了。但人家愣是又重磅抛出了《中国不高兴》，还选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扯淡会议召开的当口，也算锦上添花了。网上介绍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既然人家都升级了，咱也凑个人场，读读呗！
这次主要是一个叫宋晓军的唱主角，王小东宋强们成了跑龙套的，宋晓军这厮在CCAV-7多次粉墨登场，对于他我也不陌生，其人和张哈夫堪称军评界的东邪西毒，但不如张哈夫有娱乐精神，真正的娱乐精神是要勇于自污娱人的，听宋晓军则味同嚼蜡，宋一幅白面书生的样子，讲起话来却很生猛，虽然没有像朱少虎少将那样，留下过一句诸如“西安以东”的名言，但基本上也是大小粪青的偶像。
我这样空口白牙地说人家，人家肯定不服气，倒弄得自己像个“文艺腔”似的。那咱就从《中国不高兴》这本书说起。
在宋晓军们的眼中，我可能属于典型的“小右”，而小右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说白了没有民族意识，没有爱国观念。暂且不管人家对我的印象是否正确，但就民族主义和爱国，我先白话两句，先谈民族主义，以赛亚.柏林就一直认为民族主义不会消亡，其为民族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程度辩护，但也承认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弄不好会伤了自己。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情感归属，一群人有着相同的文化和传统，长着相似的面孔，总会更容易相处，在一块更有归属感，自然也就有一种共同体意识，在面对其他共同体威胁或两者产生利益之争的时候，就会排斥甚或冲突，当然处于弱势时，自然容易抱团，有忧患意识，如果最终明白落后是源于体制上的痼疾，就会图谋自强变革。而这些都是人的天性，所以就这层意义而言，民族主义不会消亡。
至于爱国，则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应然产物，他最核心的表现为爱自己的同胞，希望自己的同胞生活的好，有固定的生存空间，表现出来就是强烈的领土意识，这和狮子老虎撒尿控制领地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人类想控制的东西更多。
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和平主义者应该是禾苗，民族主义者是蒺藜，贪官污吏就是田鼠，制度就是老鼠夹子，缺一不可。当然禾苗应该是主体，但没有几颗蒺藜，恐怕容易遭外人践踏。
如果宋晓军们真正想当蒺藜，我不会嘲弄他们。
读完《中国不高兴》就知道，宋晓军们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他们是机会主义，是投机，他们是在猥亵轻薄“爱国”这个词汇。他们精明地选择着打击对象，乖巧的向体制表示着恭顺，打着名利双收的算盘。
为了避免被人说成是出于成见的诛心之论，就让我们看看宋晓军们是怎么说的。
“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作者按：中国股市是从2007年暴跌，起因在于政府打压和大小非解禁，而次贷危机是2008年，宋晓军真是‘莫须有’的高手）。”
“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应该说，宋晓军们对西方这种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套利模式认识是到位的，但这不是宋晓军们的洞见，不谈学者的文章，就是在天涯、凯迪这类文章也比比皆是，就是笔者也曾写过一篇7000字的长文《贸易顺差，何种代价堆垒而成？》，实际上宋晓军们说的还不全，跨国公司不仅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还有中国的战略性资源。我曾经悲愤的写过：“这些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资源、人力、环境，为中国创造着虚拟的GDP，为其母国创造着实实在在的GNP，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反过来，其母国还在指责中国的顺差。当然这样一种透支子孙财富的顺差的确是应该被诅咒的，但这个诅咒的主体不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政客，而是全体中国的百姓。因为这顺差的恶果是由这个可怜族群的底层百姓以及其子孙后代来承担的。这种贸易失衡背后掩盖的是中国内需不振、消费乏力的现状，这笔顺差除了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外，如何保值和盘活都成了一笔所谓“幸福”的烦恼，美国作为一个寅吃卯粮的国家，要想维持这一模式，加速印美钞就是必然的，而这注定了美元持续性的绝对贬值，如果这笔外汇不投资，则意味着每天都在损失，投资后则往往成为一种不可兑换虚拟财产。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异常吊诡的现象：明明知道购买美国国债很难兑换，甚至是泥潭，而却又不得不大规模增持。不过这也别怪资本主义无情，美国没有义务充当憨大头，要怪就怪自己这种有增长无发展、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的普通百姓，除了拿点微薄的血汗薪水，还要承担顺差所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的潜在苦果。”
但我和宋晓军们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宋晓军们将当下中国所有苦难的罪责几乎完全坐实到西方国家的阴谋和国内持民主立场的文化精英身上，他们有选择的表达着愤怒，对于造成今日中国落后野蛮悲哀之元凶，要么蜻蜓点水，要么干脆漠视，甚或为其涂脂抹粉，他们尽管用道德激愤的语气号召大家抛弃颓废的小资情调、拥抱英雄国家的情怀，并且号称要“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可他们自己，在权力面前的谄媚和猥琐，哪里体现出一点独立的英雄人格？
想问一下宋晓军们：中国替美国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一现状是美国强权政治和炮舰政策的结果吗？还是你主动地选择？谁在当前的买办经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是谁把今日中国搞成了一个贫富悬殊、人心荒芜、环境崩溃、资源枯竭的专制帝国？姑且借用一下宋强那句道德底气十足的诘问：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
如果你们勇敢地说出来，我会钦佩你们是个爷们----尽管道不同不相为谋，可看看你们的表现，自己有没有一点起码的羞耻感？
真正的爱国者，至少应该认清谁是阻碍国家进步的反动力量，然后将矛头对准他们，而不是故意搅混水，误导百姓，自觉成为愚民的工具。
这样几个人格猥琐的投机之人，却使用着最道德的语言并把它作为利器刺向那些真正的爱国者（至于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在时代进步的今天，相信自有公论，并非谁的道德感越高调谁就越爱国），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宋强的这一段评论他自己肯定觉得很精彩，的确抖得相当机灵，同时一副壮怀激烈大义凛然状，但这样的机灵与真相无关。宋强把自由知识分子称为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急功近利价值观的吹鼓手，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通读《中国不高兴》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把厉以宁、张维迎那些道德沦丧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硬说成是自由知识分子，说主流经济学家是自由知识分子，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会急着辟谣，他们就是党和政府的智囊和食客，是掠夺性改革的推波助澜者，哪里算得上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区别一个人是否信仰自由主义，只要看他是否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普世价值即可。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秦晖、朱学勤、徐有渔、贺卫方、刘军宁、刘晓波、何清涟等人，哪一个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哪一个有幸成为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
事实上，他们有的人遭驱逐，故国难回，成为异国的流浪者，有的人深陷囹圄，成为囚徒，更多的人艰于呼吸视听，遭受重重压力和桎梏。
如果宋强们把民主、自由、宪政视作急功近利的价值观，那自由知识分子确实是鼓吹手，不过不清楚宋强们非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什么？共产主义还是和谐社会？
同时，宋晓军们在慷慨激昂、道德义愤的时候，有个现象耐人寻味。他们总是模糊的把公仆和精英混为一谈，或者说他们总力图把公仆的身份隐去，直接以“精英”取代，在批判精英时则集中火力于文化精英，而且是文化精英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应该说宋晓军们的批判技巧是很狡黠的，对分寸的拿捏很到位。在中国真正有能力腐败、进行权力寻租并且形成利益共同体阻碍改革的无疑只有党政公仆，不满意的人们无疑会首先将矛头对准他们。而宋晓军们这种处理，将批判的矛头从“公仆”引向了文化精英。
当然为了获取道德制高点，宋晓军们也会泛泛的谈论政治精英的腐败，但只限于擦边球，在安全的限度之内向政府扮个鬼脸，然后转过脸去对自由知识分子金刚怒目。
另外他们还习惯于夸大文化精英的作用，比如王小东的《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似乎文化精英有扭转乾坤的能力。王小东在文中仍然一副道德义愤大义凛然的样子：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这种道德义愤属于典型的道德撒泼，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网打尽，表面看起来也指责了政治和军事精英，实际上为他们卸载了压力。当所有人都需要负责的时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真正需要负责，这就像中国的集体负责，出了事后谁都不必负责。
他们的批判锋芒不可谓不犀利，他们说香港的学术是“管家学术”，无非说人家是殖民地心理作祟，只能充当西方的二道贩子，可他们敢直言中国大陆的学术是“党话学术”？大陆学术的造假每个人都深恶痛绝并在互联网屡遭嘲讽，遍地造假的现状深层原因是什么？从意识形态进入大学的那天起，说谎和造假就是必然的产物，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孤立的批评文化精英的堕落，是简单和安全的，可基本上于事无补，既然你宋晓军们说了中国人的素质高于欧美，一个人均素质低于中国的国家，人家的学术腐败寥若晨星，可我们却是司空见惯，请问这如何解释？别跟我说是发展水平决定的，和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比，我们都会羞愧难当。
如果真正想解决问题，如果不是避重就轻，与其道德高标的批判学者道德沦丧，骗取“民脂民膏”，还不如探讨这背后的体制原因，是什么样的监管体制让无良学者轻易的骗取了民脂民膏？在一个官员可以购买学历，官员说谎脸不红心不跳的今天，是谁毒化了学术的氛围？谁应该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滑坡负责？
宋晓军们不仅在心态上是投机的，而且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宋晓军前脚刚说世界仍然是个强权政治的世界，哪里有什么公道可言，未来资源争夺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因此号召要“持剑经商”，宋强后脚又大谈道义和底线，既然你坚持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并在内心里认同，那么以强凌弱、霸权主义就都是合理的，你宋强又站在弱小的巴勒斯坦一边，大谈道德和底线，以彰显你的正义和人性。合着你们两头都占，好事和好人都让你们做绝了。
王小东因为是学理工的，又是北大毕业，在逻辑思维方面很自负，就直说别人文艺腔太浓，逻辑思维能力弱，可看看他们皇皇大作的《中国不高兴》，建议他们以后写作时统一下认识，别再闹些自各扇自各耳光的事情。
他们费心劳力捣鼓出这么一件山寨升级版的东西，如果注明纯粹扯淡，都懒得批评他们，可是看人家那架势，是奔着“帝王师”的角色去的，在金融危机的今天，这些擅长投机的爱国者的确有可能兴风作浪，他们那些意淫的大国战略，如果实行了，将会罄尽中国的国力，中国将会死的很惨，他们那种洋洋得意的“士之怒”，那种自不量力的树敌行为，愚蠢而又浅薄。当然我倒不担心他们能像苏秦张仪般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真能挑起战争，他们仍然不过是前台的木偶，但他们自觉配合着“肉食者”演双璜愚弄百姓，转移视线却的确令人可恶。这是我写作此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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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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