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教育、科学、宗教与制度问题(之四)
华夏匹夫 《民主论坛》电子日刊首发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国"宗教"
也许正是不少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的科学理性本位主义和中心主义,排斥了以强化道德理性为重要诉求、与科学理性有所冲突、以神灵作为其最高权威的宗教理性,从而为中共打压迫害宗教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近10年来,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屡屡受到野蛮残酷的镇压迫害,而儒教的阐释、传播却一直受到当局默许,这不能不发人深思。当然我们不能在此陷入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陷阱,然而却有必要运用同样属于科学理性范畴的逻辑武器,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分析。
宗教以它超越于、高居于俗人之上的权威主体----"神",作为其区别于人类其他文化的特征。"神"在人类意识中,在种种人类文化造物中,早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一旦产生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便不允许常人对其加以任何怀疑和任意更改,更不可亵渎、不可悖逆。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特点,才使得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能够长期地依附于它而获得最好保护。或者说,"神"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得宗教成了一种异常坚硬、几乎"百毒不侵"的"壳",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
人类的道德伦理规范自身,几乎没有能够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强制手段,因此是极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宗教这个"壳",道德伦理必将暴露在各种毒文化的浸淫腐蚀之中,不仅不能对人类普遍的恶发挥出应有的遏制作用,相反还会成为一种表面冠冕堂皇,实质上比毒文化还更具腐蚀性的新的文化毒素,使得人类的道德理性出现大幅度滑坡,产生空前的道德危机。当前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种种现实,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中共之所以要不择手段地打压和迫害宗教,就是为了千方百计破坏宗教这个道德伦理的"壳",进而让社会道德伦理暴露在种种毒文化中被浸淫、腐蚀,最终成为徒具其表的废物;让这个社会失去起码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利于维护他们野蛮暴虐、专制极权的黑暗统治。
在中国,儒学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宗教"。也许可以对它作如此界定,但它却是一种无神的宗教("无神"即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其权威主体,不完全等同于"无神论",尽管儒家学说带有较强的"无神论"色彩)----如果可以把宗教分为"有神"和"无神"这两大类别的话。它没有"神"作为自身的最高权威和常人膜拜的偶像。即使我们把它当做宗教,也假设绝大多数人都理解和掌握了它的教义。然而因为它"无神",不能借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心理威慑和心理暗示等途径,产生出一种足以压服多数人恶念的精神强力,难免让人"口服心不服",便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发挥出应有的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引入中原,并以其一定开放性吸纳儒学的合理内核,再反过来影响儒学,那么今天的儒学,恐怕还是近乎百分百的无神论,而更难对道德伦理产生出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因此,希望借用儒学文化去扭转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混乱局面,无异于痴心妄想。
我们承认,在中共统治中国之前,中国的道德与世风,还很少滑落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这当然有儒学一份功劳,但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功劳,也不应该予以抹杀。的确,儒学本身就是一个伦理体系,在某种情况下会对匡正社会道德、世风发挥出一定积极作用。但究竟应对它寄予多大希望,还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儒家学说主要包含普通伦理和政治伦理。它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纲常和尊卑等级理念,怎么看也算过分的;而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血腥冷酷的伦理信条,则真的说得上罪恶透顶了。正是这些信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两千多年的人祸灾难,并在近两个多世纪(19-21世纪)的100多年间,一再恶毒地阻遏着中国政治变革的步伐,一再葬送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希望。虽然当今中国各路儒门后生一再声称,这些信条并非出自孔孟典籍,而是董仲舒等辈孔孟门徒的妄语,然而董仲舒等人毕竟是儒学门徒,总不能为了美化儒门名声,就连门徒也不相认了吧?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儒学;一些儒门后生为了从帝王那里分得一杯羹,不得不在帝王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而将儒学作了不少削足适履的发挥改造,才使得后来的儒学有了那些堪称恶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自从儒学诞生不久,它就被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几乎不间断地当作了"国教",而顺风顺水地宠幸了两千多年;而其它凡与儒学有所抵触的思想和学派,则一直受到严厉的、有时还是相当严酷的打压:其中原与儒学同源的道家,所受到的朝廷礼遇十分有限,远远难及儒学所受宠幸,甚至还屡屡遭受打压迫害;佛教的境遇也与道家大同小异。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不恰好证明了儒学具有最适合中国历代帝王口味的内涵,而只能以"幸运"二字去作唯一解释吗?
况且,既然能从门徒的嘴里吐出如此妄语,那么在其孔孟老祖宗的典籍中,就真的寻不出一点影子,找不到一点根源吗?
退一步说,我们尽可强调孔孟原创的正统儒学,是多么的至善至美。然而既然儒学门徒说,今天的儒教已被其后生门徒破坏得面目全非了,至今为止尚潜留在绝大多数人潜意识中的,都主要是那些恶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那么我们要把那些肮脏龌龊的理念,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驱逐出去以恢复正统的儒学理念,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首先要面对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百般干扰影响----中共已在我们之前抢先扶植了一帮御用文人,以适应其专制极权、暴政独裁统治需要的儒学理念占领了阵地。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我们要恢复儒学的正统理念,无异于要与官方争夺其已经到手的阵地。在这样的争夺中,我们显然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而且是后来者,固然可以运用策略智慧,还可以运用我们本属正义的道义力量,然而如果不打算同时用时间去周旋应对,那也是太幼稚的想法。
的确,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道德伦理理念,但它却不能与道德伦理混同,它首先需要的不是道德伦理而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念,即普世价值理念。
不少国人都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如果从"部分"这一概念角度去理解,譬如关于人伦理念的部分学说,还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太极学说中的相当部分思想和其他思想、气功文化、部分中医文化,等等,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是很不错的。然而就其另外的某些理念去看,这样的断言就大错特错了。譬如比孔子稍晚的古希腊希罗多德所系统阐述论证的自由民主思想,却是我们用了高倍显微镜,也难从儒学体系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的,而只能看到君君臣臣之类主张或迎合帝王个人独裁、专制集权的理念。因此当我们在比较判断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世界古典文化孰优孰劣时,也应当逐项进行具体的分析看待,而不应当一概而论。再从宪政民主需要的角度去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绝大多数都恰好是与宪政民主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与政治制度有着较为直接关系的文化,却又是最劣质的文化,是最肮脏、最龌龊的垃圾文化。那么除了提供部分道德伦理支撑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产生多大的正面影响作用呢?
我在这里没有求全责备孔孟等辈先贤的任何意思。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很少,在这方面的知识十分贫乏肤浅,但在我偶尔因为策划业务和其他需要而查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中国,象春秋时期那样宽松活跃的文化生长环境,少得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那样的环境能够多持续一些时间,或者能够多出现几次;要不,如果能够让道家多上几十倍与儒家平等生存、平等竞争的时间机会也行。这样,儒家就极有可能摈弃一些恶心刻毒的理念,并防止血腥冷酷理念的产生;而道家则有可能逐步发展出西方世界那样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体系;甚至,还会逐步孕育、生长出自由、民主、宪政的思想和文化。
可是这些在西方世界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至今为止在我们中国,仍然还只能是一种假设。因此任何有着起码良知良心的人,对我们中国人长期没有自由民主权利的不幸,都难免愤愤不平。而我们自己,早已为此喊干了嗓子哭干了眼泪,现在唯一还能做的,就只有抗争、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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