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教育、科学、宗教与制度问题(之一)
----《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的补充(之三)
华夏匹夫 《民主论坛》电子日刊首发
要点提示:人性之恶,与生俱来,是人皆无例外。对人性之恶,教育只让人知其害,很难让人抑恶扬善;社会环境或助长,或纵容,或抑制,使得普遍的善念处于消长变化的状态。善念是消是长,一看制度是否善,二看以"神"为最高权威的宗教是否获得应有发展。至于其他文化,则大多处于从属地位。而"科学理性"尤为独特,它本身就是人类在满足自身恶性(本能欲望)的追求中产生的。因此它与人的本性一样,也始终难于摆脱恶性的"遗传因子":当有大善之制度和充分发展之宗教时,它较难助人为恶,大多对社会有益无害,但也偶有为恶之时;当制度恶劣、宗教发展受限之时,"科学理性"则有可能上升为"宗教",科学大多助人为恶,其对社会带来的益处会被远远抵消,总体表现为无穷的贻害。因此,"科学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接受人类其他文化的适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为"宗教";绝不能让它排斥挤压其他人类文化,特别不能让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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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对个体人性发育至成熟过程的观察分析
二、影响人类个体善恶消长的几大要素
三、符合人类长远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观与科学观
1.一种关于宗教与科学、理性的中国式偏见
2.世界未解诸谜:科学理性与唯物论"宗教"之殇
3.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灵魂:科学精神
4.宗教:一种与科学同样重要的人类理性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国"宗教"
五、百家争鸣:中国的再一次历史性抉择
六、颠倒是非的"爱国者",中国人"文化排外"的荒诞不经;爱国亦应有道
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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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读了一篇文章,让我再次感觉出近些年在中国民运阵营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一种倾向:在人性及宗教与科学、理性等方面的偏见。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人以前读过一些国内外名家的论著。但我有个习惯,也许正是我在治学方面的一大缺陷:因为担心自己的思路受到干扰,同时也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因此写作中在涉及准确数据之外的东西时,不愿再去翻阅他人论著,而只是将印象中很可能属于他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路糅合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难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那些是他人的,当然就更难标出准确的出处,因此只好在点不出名姓的情况下,对那些给了我思想启迪、或在文章中有其思想痕迹(甚至有其原话、原词)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或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但因生活所迫,既没有精力,也难集中思路,故而久未如愿。近几月来网上浏览,情绪多受刺激,冲动难抑,迫不得已,便只好在自我催促中动笔了。
下面,就从我长时间对人性的一个观察说起,后面将逐步涉及我所提到的上述偏见问题,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议论。因为并非专门针对单独的个人,而是针对中国民运阵营普遍存在的一些痼疾,赤诚之中多有生猛疾呼之词,又没有更多时间加以修改完善,肯定对一些读者有无意冒犯可能,希望读者能够多加宽宥体谅。
一、对个体人性发育至成熟过程的观察分析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将个体人性发育至成熟的全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动物性阶段,也即天生的恶念阶段,此阶段从人的出生起至有较为成熟的语言,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自我意识,并能将自我与他人清楚地区别开来,同时尝试着观察、认知社会的阶段,是以恶念为主,善念即将开始萌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是否因为遗传而带有天生或原始的善念,至今尚无确切的科学依据,但天生的恶念却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因为性格、情感等心理、精神素质会因遗传、出生后的物质摄取、刺激和其他环境信息的刺激,表现出因人而异的差别,从而左右人们以后对善恶的甄别和取向,这似乎具有较为明显的实证支持。
第二阶段:人有了清晰明白的自我意识,但不得不依赖家庭和社会生存的阶段,是其恶念逐渐开始逐步受到遏制,善念逐渐萌生的阶段。他已意识到:自己不能离开家庭和社会而独立生存,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他不得不遏制自己与生俱来的恶念,确立善念。但其恶念的遏制和善念的确立能达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家庭、社会环境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处于第三、第四阶段的人的行为表现,也会给他们带来直接、深刻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以集中、大量接受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知识、信息为主,逐步确立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理念,为其以后的善恶甄别、取向打下知识、文化和观念基础,但其可能的善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潜在的阶段,要在以后的种种社会实践中,才会充分发挥、表现出来。
第三阶段:善恶分野阶段。这是一个人在具有了独立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与能力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涉入社会施展和发挥自己能力的阶段。人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正式的自利追求,其恶念与善念会因其追求的需要或制约,而时常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会使得一个人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善恶倾向。
第四阶段:弃恶向善阶段。人在生理上走向衰竭,其独立生存能力从明显到彻底丧失阶段。人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了更高程度自我发展和实现的太大可能,因此不得不回到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不得不从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恶念走向了善念。但能从多大程度上弃恶向善,一看其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文化、理念积累,二看其家庭、社会环境影响,三看他在第三阶段弃恶扬善到何种程度,即是否作了大恶、作了多少恶,四看他有无特权为其作恶提供保障。作恶太多太大,又有特权作保障的,在第四阶段弃恶向善的概率就会小得多。个别人因第三阶段作恶过多过大积重难返,以至于其后来无法弃恶向善,因又有特权作保障的,便会在罪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毛泽东、江泽民、邓小平、李鹏等中共某些最高权势人物一样。而普通人在第三阶段,一般没有积累大恶,加之没有权势为其提供保障,便会在第四阶段几乎彻底弃恶向善,有道是"人将就木,其言也善",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处于第一、二、三阶段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这里顺便做出一个也许并不怎幺恰当的类比推论:如果把人类个体发展的过程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人类罪性最充分显露、社会最堕落的时期;只有到了人类即将毁灭的时候,人类的罪性才会得到最好的遏制,社会才能回归到最理性、最理想的整体道德状态。但是,这个时侯人类却不得不悲哀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整体性毁灭。难道,这就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也许这样的推论有些过于偏激和过于悲观,甚至还会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我认为,把这样的推论用于当今的中国,却不算怎么过分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吗?中国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吗?该怎样摆脱这样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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