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0年10月31日】1988年秋天，我在社科院社会学所以韦伯125冥诞为名，联合世界史所、北大和人大的社会学所及准备出《儒教与道教》的商务印书馆，筹办“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除了各家出资，梁从诫老师任主任的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是主要赞助者。索罗斯先生访华时，梁老师把我们的项目介绍给他，索罗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好题目！韦伯的著作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
负责编纂韦伯全集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愿意与我们联合筹备研讨会，系主任施卢赫特教授专程来北京演讲，讨论与会者名单，还考察了会场和下榻处。会议定于1989年6月12日韦伯冥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厅开幕，接下去是发邀请、审核各国代表论文，一直干到89年4月。
这中间，梁老师以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接待了美国人权观察基金会主席，我也去了。见面在颐和园里面的一家餐厅，美国客人非常关心魏京生先生和其他政治犯。
1989年6月4日，戒严部队进驻社科院。原定的会议厅成了营房，那是严格防火的建筑，大兵们在里面烧饭，外面晾衣服。长安街戒严，我不能去建国门上班。家里电话日夜不断，国外长途都是询问我的安危和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我据实以告。施卢赫特先生当即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联邦德国，日期推迟。
我上次回国后还没交回公务护照，去使馆办了签证，门卫没有盘问。出租车在枪林弹雨里到达机场，我出示护照，机场工作人员双手抱头垂在桌上。
到了海德堡大学，我负责邀请亚洲代表，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梁从诫。会议1990年春天在巴的红堡举行，原来的筹办单位，包括商务的代表都来了，梁先生却未能成行。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被作为天安门事件的黑手赶出中国，梁老师没了单位。
2005年又跟梁老师联系上了，电话里，他滔滔不绝讲的都是自然之友的活动，告别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好要跟方晶老师一起来看我。这句话竟成了遗言，梁老师没过了80这个坎，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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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10/31/2010 03:48: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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