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权利:4531】 公益活动又遭遇"不可抵抗力"

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一些组队的资格被取消,网上众说纷纭。中国发展简报春季刊发表《当公益遭遇潜规则》,文章说,现实中的公益,尚不是理想和信念构筑的净土,是需要去澄清的江湖。咋个澄清法儿?http://t.cn/zTfXE9p


 
<p>    “一个鸡蛋的暴走”以其新颖的筹款方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 图片来自该项目官网</p>

    “一个鸡蛋的暴走”以其新颖的筹款方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 图片来自该项目官网

    我们因何暴走?

    因为理想,

    因为爱情,

    因为信念,

    因为了解。

    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么悬殊,

    我们的财产有多么悬殊,

    我们无非都是一样在路上行走。

    ——— 《尼泊尔的微笑》

    4月3日晚7时许,位于上海新闸路的一家咖啡馆人声鼎沸,上海联劝(又称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正在此举行“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筹款项目第三次队长见面会。与会者陆续落座,忽然,一群“不速之客”闯入,并抢占了前排座位———这群怒气冲冲的人,正是3月下旬被联劝取消“暴走”资格的多支队伍的代表。他们要公开“讨个说法”。

    两个民间组织,曾经惺惺相惜,一方搭台、一方唱戏,最后何以反目成仇?在当下仍然比较复杂的公益现实生态之下,民间组织如何共同面对可能的变故,把“生长痛”减至最低?

    因善结缘

    时间若倒转到一个月前,因韬(微博名)对联劝仍然充满好感。

    这是一家少有的致力于支持N G O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由国内第一家公益组织孵化器———恩派于2009年发起成立。其宗旨是联合劝募,搭建捐赠人与优秀民间组织之间的桥梁。2011年,联劝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活动。参与者要徒步完成50公里,并在“暴走”前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打赌筹集善款。活动结束后一个月,主办方即召开总结会,向公众发布筹款数据和善款流向。

    当年夏天,热心公益的因韬结识了联劝负责人陈南,并由此参加了10月份举行的“暴走”活动。8个人组成的义工队筹到了1.6万多元的善款,还获得了主办方授予的“公众筹款队第三名”与“创意筹款奖”。因韬自然是振奋不已,游说身边的朋友一块参与这项“挺能体现专业素质”的公益活动。原本抱着旁观态度的李桂花,于是在2012年也参与进来。

    此前,李桂花曾和因韬随助学组织“麦田计划”一起去广西探访贫困山区的孩子。一个11岁的小女孩,还没有她女儿6岁时那么高,这让她很触动。也正是在那时,她得知有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在为孩子们筹集鸡蛋,改善他们的营养。

    2012年春天,联劝又开始了“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项目。李桂花一家四口齐齐上阵。“我老公当后勤,我女儿在儿童队,我妈年纪大了,我们就耍了个赖皮,也让她到儿童队了。”当时李桂花没有正式报名,她挂了朋友的牌子,先带着孩子走10多公里,再追赶大部队。这次“蹭走”经历给她留下美好印象。全家人决定,今年继续参加。

    今年的“暴走”活动在1月份正式启动报名,由于报名队伍众多,主办方遂于2月4日举行抽签并由公证处进行公证。因韬所在的队伍如愿中签。可是,3月下旬联劝的一则电话通知,让他高涨的情绪瞬间跌落底谷。

    突发变故

    2012年,“一个鸡蛋的暴走”转型为平台性筹款活动,同时为多个儿童类公益项目筹款,并制定了100万元的筹款计划。人数暴增到2000多人,是第一年的两倍。

    今年,参加人数仍然在增加,联劝公共关系主管朱�皎说,他们对活动规则进行了修改:首先,筹款总额前三位的队伍被称为“荣誉队伍”,将保留来年“暴走”资格;其次,鉴于去年的“拥堵”情况,今年的自由筹款组采取了公开抽签,并由公证人员进行公证。此外,鼓励参与者报名特别筹款队,无需抽签,但需承诺筹款金额不少于2万元;最后,具备法人资质的团体、单位或企业可发起团体队伍,需为队员进行配比捐赠。今年每支队伍的人数也从4-10人下调为4-6人。

    2012年,因韬和李桂花等一共组了5支队伍,共筹得8万余元善款。“今年,我们通过公开抽签,获得8支队伍的暴走名额。”正当因韬着手添置装备、筹集善款时,3月20日下午,他接到电话通知,资格被取消。另外6支队伍的队长也接到同样的通知。

    打电话过去的,正是朱�皎。她回忆说:“联劝在最后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人数的时候,发现人数超标了,我们必须排除一些队伍。有一个队长直接表示理解,选择退出。”

    筛选标准是什么?对于因韬等人的追问,朱�皎解释说:“我们进行了一些相关条件的匹配,基于一些关键字和敏感词,最终取消了7支队伍的资格。他们质问我什么关键词、敏感词,这真的没法告诉大家。”

    没有书面通知,没有看上去足够充分的理由,让因韬和其他被取消资格的队长们很不满。3月25日,他们相约来到联劝办公室,见到基金会秘书长王志云。王志云答复:“队伍太多,我们的工作能力有限,无法组织这么多队伍,事情的出现我们很无奈。”

    朱�皎记得,当天原本联劝想发微博,告诉人们暴走的队伍由400支变成392支,并感谢因韬等的支持和理解。“当我们还在犹豫时,已经有人在网上质疑联劝。我们就有疑虑,是否适合在这样一个时机向公众公开此事。”3月27日,又一支队伍被取消“暴走”资格,令他们更为光火———这8支队伍都是因韬及其朋友所在的队伍。

    反目

    作为黄浦区政协委员,李桂花在今年组了一支特别筹款队,邀请政协的朋友和社科院的专家一起参加。得知因韬的遭遇后,她非常愤懑。4月2日,她写了条长微博:“我每天走路两小时为4月20日的暴走做准备。从成功组队开始,队员们就发动各种方式募款,连多年不联系的小学同学我都拉下脸来要钱。不在乎面子,只为让山区孩子多吃上些鸡蛋!”

    他们觉得,如果真是因为人数太多,主办方应该妥善安排而非粗暴剔除。在外企从事销售工作的吴迪难以平静:“我们向朋友同事募款,他们起码相信我们的为人和眼光。现在出了这种事,大家首先会质疑,你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被取消资格?”

    李桂花的长微博被转发了数百次,联劝仍无正面回应。朱�皎的解释是:“这是我们无奈之举。在当时那个处境下,不管你说还是不说,被删除的队伍依然有情绪,还是会来攻击你。”

    李桂花在微博上继续发问:“亲爱的联劝,如果您对普通公民的社会行动有信心,对队友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是否该尊重法律,尊重队友,尊重信息透明,尊重广大捐助者?”

    原本只是针对“暴走”资格取消一事的质疑,慢慢演变为对联劝的质疑,朱�皎认为这“有些过分”,对基金会造成了“伤害”。

    以微博为阵地,这对昔日的公益伙伴在网络上发生了很不愉快的“骂战”。

    因韬和朋友想在公开场合和联劝当面对质。4月2日晚,第二次队长见面会,因韬和吴迪没有收到邀请,却仍然赶了过去。吴迪描述,当时自己“一说话就被别人打断”。但联劝当晚的主持人钱铮的说法是,自己数次被打断,一名被取消资格的女队员“冲上来抢话筒”。沟通仍然无果。

    4月3日晚,因韬、吴迪和李桂花等一行人带上了律师,一同前往第三次队长见面会。进去之前,李桂花撂下一句话:“不让我说,谁都别说!”恩派创始人、主任、联劝副理事长吕朝也在场。因韬带着律师和吕朝、王志云坐在咖啡馆外的小桌旁沟通,气氛并不是那么友好。

    因韬请联劝给他们一个现场陈述的机会,并且安排在见面会开始时,吕朝则建议在会议中间环节用15分钟时间陈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因韬索性走进咖啡馆内。当时已经晚上7点多,联劝的资源拓展部高级经理钱铮开始主持见面会。然而刚开口,一名被取消资格的队员就拿着自带的麦克风抢着说话。一名参与“暴走”的队长冲其大喊:“下去!你要说出去说!”李桂花也不甘示弱:“我要退出联劝!我对联劝的公益表示质疑!”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吕朝站在会场后面,双手插着口袋,目睹这一切,没有说话。最终,主持人钱铮给了因韬说话的机会。

    因韬代表来访者提出诉求:“我要求恢复我们的资格,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的家人做一个交代。我女儿10岁,去年画了一个小蛋人,募集了100块钱,她很自豪。但是今年,我跟她讲,我们被取消了,她很伤心,一晚上都在哭。因为她召集了10个小朋友,她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暴走。我想知道,我们怎么了?联劝怎么了?”

    吕朝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现得很无奈:“这样多不好啊,变成我们两方对立,我们都是要做公益。说实话,跟我们示威也没用,我们也是民间组织,也是没办法。”他似乎有“难言之隐”,但没有在现场明说,因为“不被授权讲”。

    4月8日,因韬等委托律师给联劝发送了律师函。一场官司,迫在眉睫。

    采写:南都记者 刘素楠

 


2013春季刊序言:当公益遭遇潜规则

  • 作者:付涛 | 来源:2013春季刊
  • 发布时间:2013-04-15 15:50:48 | 点击数量:760

 

 

我们因何暴走?

因为理想,因为爱情,

因为信念,因为了解。

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么悬殊,我们的财产有多么悬殊,我们无非都是一样在路上行走。

 

这是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推出的“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筹款活动导语,参与者需在12小时内走完50公里,并游说周边朋友为其暴走行为捐赠善款,用于为贫困地区儿童每天提供一个鸡蛋。这个疯狂、好玩又感人的快乐公益创意落地后,很快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2011年首届活动122支队伍逾千人参加,募资近68万元,到2012年第2届活动,参加者增加至208支队伍2000多人,募资237万多元。从第2届起,“一个鸡蛋的暴走”转型为平台性筹款活动,在延续先前活动的同时,联劝还采用了创新方式征集儿童类公益项目并提供资助,让捐赠人参与决策善款流向,提高项目的规范透明度。“一个鸡蛋的暴走”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

 

今年4月20日,第3届活动的400支队伍约2000人,也将在路上行走。但活动前网友在微博上爆出部分队伍被取消资格的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

 

辟谷济善团队在2月4日经过抽签和公证程序,共有8支队伍正式获得参加资格。随后启动了相关的组队和筹款活动,并将先期筹到的款项打入联劝账户。3月下旬,该团队却突然被联劝通知取消参加资格。这对曾连续两届参与“暴走”活动,并因表现不俗而获得联劝颁奖的辟谷济善团队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辟谷济善团队成员以定期辟谷的方式从事慈善活动,用省下的生活费捐助受困者。

 

辟谷济善团队与联劝进行了多次沟通。网友因韬披露,得到的答复,包括“活动人数太多”、“上级单位说你们的队伍有敏感词”、“没有书面通知,也不做公开说明”、“如果你一定要理由,就是联劝的潜规则”等等。在辟谷济善团队看来,这些答复均含糊其辞,不具说服力。在4月8日晚最后一次联劝组织的队长见面会上,辟谷济善团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表达了诉求,呼吁联劝公开道歉并恢复其参加资格。他们还出具了律师函,表示如果不能达成上述结果,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到4月15日双方商定的最后答复期限,联劝仍然保持沉默,辟谷济善团队最终按计划向法院起诉。辟谷济善的“步步紧逼”,考验着联劝的立场站位,以及处理危机的智慧和能力。

 

关注此事的网友和业界人员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联劝也是受害者,是被隐在幕后的干预者潜规则了。有网友从“顾全大局”的策略出发,认为被潜规则的联劝如果起而抗争,会成为“烈士”导致整个活动泡汤,因此有必要做出妥协。而网友@平璋9则回应:“今天因为压力,你可能取消我们的资格;明天因为压力,可能不按公平的程序,将公众的钱转给红会。后天就会因任何原因使公益的规则走形。” @平璋9发出追问,“正是太多的‘顾全大局’,才有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让人感受到草根公益者面对现实困境不妥协、不放弃的坚韧、执着与锐气。网友@因韬同样质疑,“以‘独立’、‘草根’和‘民间’来自我定位的联劝,你可曾为我的离开而抗争?” 他们坚持,公平、公开、公正,是公益行业不可触碰的底线。

 

公民社会的成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公益共同体,但在遇到一些需要价值判断的问题时,由于站位(定位)、处境和行事策略的不同,或者价值观存在差异,就可能出现分歧,产生分化。

 

作为公益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联劝定位为草根支持,承担着对接政府和草根NGO的功能。左手政府右手草根,是基于两方的信任。草根的热情参与成全了联劝的影响力,也为政府带来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绩。同时,活动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使政府增加了担心而变得谨慎。联劝作为“夹心饼干”,有着草根没有的“风光”,但“在体制内做事”,背后的难言之隐和尴尬也许并不为人所知。假设“幕后黑手”的操控一说成立,面对潜规则,联劝在策略上可能更希望通过牺牲“细节”而“顾全大局”:否则如传言所预测的,可能意味着活动的整体取消,丧失已经拓展的空间。但隐忍和妥协,也意味着联劝需要面对草根的诉求,承担质疑并损伤部分公信力。

 

联劝的主要发起方,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在2009年曾发表文章《净土和江湖》,告诫希望进入公益圈的新丁们,NGO并非净土,NGO是个江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江湖里混,必然是台面上的明规则与台面下的潜规则并行。信奉理想和公平正义的NGO人,需要直面这个现实。

 

而NGO圈外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江湖。公益的理想和普适规则,更会受到社会潜规则的挑战。在公益的江湖,纯粹的理想情怀尽管可贵,但往往被现实的江湖,被变通、妥协和周旋之举碾得支离破碎。一些公益价值的是非原则和底线,面对现实的逼仄,很容易被模糊化,并演变为不同的应对方式。这次事件提醒人们,公益是一种社会变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鸟语花香,公益是面对现实问题的真切触碰和冲撞。

 

行走在江湖,透明的天花板随处可见。在现实的环境下,如果将“幕后操纵”理解为一种“不可抗力”,也许联劝的难言之隐能够让人产生同情。面对不可抗力,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局限,只能做力所能及的担当。与潜规则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面对潜规则的应对原则。这关乎智慧、策略、勇气和担当。是冒着成为“烈士”的风险赢得尊敬,还是“顾全大局”让整个活动得以继续。正如网上讨论所表明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公益的大旗下,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站位,多元化将是公民社会的常态。

 

假设“幕后操纵”是这次事件的起因,那么这恰好暴露了有关部门在“维稳”和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有关单位行事诡秘,不能将自己的行为置于透明法治的框架下,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才让联劝背负这个黑锅。初生的公益事业还很脆弱,事件的关联方,包括联劝与草根机构,谁都伤不起。

 

2012年11月,反歧视机构——-南京天下公起诉苏州一家酒店违约,单方终止会议服务合同。今年3月,当地法院判决酒店方败诉,向天下公返还定金并赔偿损失。法院并未采信酒店方所称,警方“维稳”是导致终止合约的不可抗力的理由。媒体评论说,这可能是因警方“维稳”导致酒店违约官司中,中国公益机构获得的第一份胜诉判决。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公益政策环境的改善,会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高调进入公众视野,也意味着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包括“维稳”)活动中,亟需提高规范化和透明化的行政能力。就算是出于“维稳”的目的,公开出来又有什么为难的呢?

 

现实中的公益,尚不是理想和信念构筑的净土,是需要去澄清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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