帚石南
--1，茉莉：北岛赞赏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疯狂的自杀炸弹行径。2，曹长青：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3，曹长青：北岛回国跟宣传部长唱红诗－－－－－－－－－－－－－－－－－
失败的巴勒斯坦之行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教训
茉莉
今年3月23日，国际作家议会赴巴勒斯坦反战代表团抵达巴黎，在凡尔赛门发布了豪情满怀的反战宣言。宣言由全球30多个国家500多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签名，声称：代表团将“携带全球超越一切党派、为促进国际和平以及文化对话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和平愿望，前去看望和声援被以色列坦克和枪炮困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维什。”
一向主张作家关注、干预现实的笔者，对此怀着很大的期待。代表团的八位成员里，不但有我喜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何塞．萨拉马戈、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还有刚退出中国人权组织回国的诗人北岛。北岛先生的发言令人感动，他说：前去巴勒斯坦是出于“作家本能的迫切召唤”，“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
此后，在中文媒体里，作家代表团如黄鹤一去无消息。我在瑞典报纸上获知，一些反战作家们的言论在西方引起严厉的批评。直到最近，读了北岛在国内和香港刊物上发表的报道《午夜之门》，我才遗憾地做出结论：不管这些作家们的名声多么辉煌，心愿多么善良，他们这次反战之行是完全失败的。
萨拉马戈引起一片喧哗
从巴黎出发前去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时，萨拉马戈就语出惊人。他说：“在这里发生的罪行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比。”此话在西方引起一片喧哗，因为稍有历史辨析能力的人都能区分这一点：纳粹大屠杀是纯粹的种族灭绝，而以巴冲突大体可视为国土之争。在最同情巴勒斯坦的瑞典，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攻击是残酷的，但是，只有疯子或一个完全不顾事实的人，才把以色列拿来与纳粹比较。而萨拉马戈两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小说作家。
为什么令人敬佩的大作家居然说出如此明显的蠢话？笔者马上去查阅萨拉马戈的生平，看他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萨拉马戈生于葡萄牙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小时候他穷得没鞋穿，经常打着赤脚，十七岁中学尚未毕业就不得不辍学谋生，没能上大学。他早年加入共产党，不少作品描写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及其反压迫斗争。尽管后来因为民主立场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萨拉马戈仍然属于欧洲传统的左派作家。
像我这样查个人出身成份和历史，显然不能完全解释萨拉马戈的言论错误，因为萨拉马戈不只是代表他自己，他还代表全球500多位作家。北岛先生在其文章中为萨拉马戈辩护，说：“萨拉马戈没有什么不对。－－－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如果参与签名的几百名作家全都是北岛这样的认识，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了。正如伟大的作家有权任意比喻，不伟大的我们也有权对他们进行分析和批评。
欧洲人的负罪感与“历史正确”观
在笔者看来，沙龙手中诚然沾满鲜血，但阿拉法特和他的部下杀人也毫不逊色，以巴冲突绝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我们不能像对待德国纳粹、红色高棉和六四屠杀的罪行，对以巴问题做简单的道德评判。长期以来，正是以巴双方的极端分子制造了连绵的冲突，一次一次地扼杀了和平。真正要反战的人，就应该呼吁制止双方的暴行。
那么，萨拉马戈一类欧洲左倾知识分子如此偏袒一方，其原因在那里？有人认为，这是欧洲传统的反犹主义（不少欧洲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曾有此倾向），以及今日时髦的反美新浪潮，使得欧洲知识分子乐于支持巴勒斯坦，激烈地反对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但这些说法显然不是太合适的解释。笔者追根究底，认为下列原因更为深层和准确：欧洲人的殖民负罪感、对超级大国的恐惧心理以及“历史正确”观。
一些西欧国家曾有过殖民主义劣迹斑斑的历史。今日的阿拉伯国家，不少过去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西欧宗主国曾使用军事暴力，压制阿拉伯异族臣民。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西欧国家都已放弃了昔日的殖民强权梦，成功地转型为和平、文明的福利国家。
由殖民前科遗留下来的负疚感，导致欧洲人觉得不应再干涉前殖民地的事务，以遵守“历史正确”。加之今天的西欧各国都有不少阿拉伯移民，他们对居住国的政治多少有一点影响。于是，欧洲人任由阿拉伯国家原教旨主义嚣张，对野蛮的阿拉伯专制者不予批评。同时，欧洲知识分子也感到阿拉伯国家属于异文化，白人对那些异族专制者无能为力，而只有同一文化而又民主的美国，或许能听听他们的声音，于是，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作恶的极端分子，而是对准有缺点但很民主的美国。
今日崇尚和平民主的欧洲人不愿再做殖民大国，而美国却成了唯一的西方强国，并且在世界上扮演干预他国事务的角色，这就使得一些欧洲人反感和恐惧。因此，当美国在为世界和平反恐怖的时候，在它的欧洲盟国里，左翼人士总是发出激烈指责的声音。
几乎从以色列建国起，欧洲左派就支持巴勒斯坦反抗。尽管纳粹大屠杀后，欧洲各国对犹太人都有负疚感，但一直与法西斯抗争的左派，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他们一边倒地支持巴勒斯坦，也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天性，出于支持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左派传统。他们反西方霸权、反白种文明优越，无疑是有其制衡意义的，但他们不太明白的是，弱势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正义，自由国家在国力上的强大，有助于世界次序的稳定。最近，阿拉伯国家的专制者制造事端，怂恿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身上绑着炸弹去送死，去杀害无辜的以色列平民，大多数西方左派对此也是痛加抨击的。
北岛仍以民族主义为圭臬
令人不解的是，以“促进和平”为宗旨前去巴勒斯坦的诗人北岛，在他的纪实报道中，只是一个劲地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疯狂的自杀炸弹行径，不但没有指责，而且还颇有赞赏之意。在《午夜之门》里，北岛把拉马拉市中心张贴的“自杀烈士”肖像，比喻成中国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并告诉读者，那个二十八岁的“秀美的姑娘”，是巴勒斯坦第一个“女烈士”。
北岛先生没有说明的是，这位“秀美的姑娘”并不是和敌人战斗，而是在加法公路上做人肉炸弹，炸死的是一位81岁无抵抗能力的以色列老人。此后，在新华社之类的国际舆论鼓噪下，巴勒斯坦“女烈士”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第四个女性人肉炸弹在一个�场门口，炸死四名中国工人。巴勒斯坦亲人的痛苦，以色列平民（包括中国工人）的生命，全在北岛先生对“光荣榜”的轻松描写中一笔勾销。
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众目睽睽之下，北岛先生的言论就更离谱了，他对阿拉法特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当年的理想？”
在北岛童年时，阿拉法特是搞恐怖活动赫赫有名的巴解主席，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本人也曾经否定过。1988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会议上宣布放弃恐怖主义，1993年与以色列签署协议，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北岛先生不去赞赏阿拉法特后来的妥协和解精神，而仍然希望阿拉法特保持当年恐怖的“英雄理想”呢？
这仍然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尽管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北岛并没有清洗掉他在红旗下所受宣传的影响。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官方给我们灌输的是暴力化的英雄主义教育，树立的榜样大都是无产阶级铁血英雄。同时，北岛所持的价值观，仍然是以民族主义为圭臬：民族的事业高于个体的生命。令人发指的谋杀行径，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就是值得景仰的。然而，一方的“烈士”却是另一方的刽子手，作为中国人，不知北岛怎样看待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那些“民族英雄”？
北岛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同仁们是幸运的，不管他们怎样任意谴责以色列，以色列都只能委屈巴巴地，发表一个“不能接受”的公开表态就完了。萨拉马戈等欧洲作家应该记得，当年英国作家卢西迪只是写了一本书，就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无情索要小命；今天已年迈的意大利著名记法拉奇，也是因为文字而收到穆斯林扬言杀死她的威胁信。因此，尽管以色列有不少值得指责的地方（笔者本人特别讨厌沙龙），但它毕竟是一个民主政府，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只是使用话语权的文人墨客。
作家代表团恰好是吃准了这一点。在他们口中十恶不赦的以色列，对他们其实毫无威胁，他们因此敢于在硝烟之中大张旗鼓前去巴勒斯坦慰问。作家们一方面认为，因为以色列强势不讲道理，巴勒斯坦人走投无路才使用自杀炸弹，但另一方面，他们私心里却把以色列视为讲道理的文明国家，不会对他们的批评有任何报复行为，所以，他们在批评和比喻时大可以肆无忌惮，越有创造性越好。
如果作家代表团不是像笔者说的这样“吃准了”，为什么他们不敢成群结队地去天安门广场，声援苦难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工人运动和法轮功呢？据笔者所知，巴勒斯坦杀了不少“以奸”－－－认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从来就能容忍不同政治立场。在以色列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犹太人，他们长期从事推动以巴和平的事业，反对沙龙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经常捐助巴勒斯坦难民，送衣送药（笔者也曾在瑞典为此捐款），这些高尚的“叛徒”行径，基本上没有受到以色列政府的阻挠。
作家“盲目”的教训何在？
令萨拉马戈戴上诺贝尔桂冠的一部杰作叫做《盲目》，小说写一位司机在繁忙的路口突然染上了盲眼病而无法动弹，一位“错误”的好心人开车送他回家，却成了第二个牺牲品。眼科医生闻讯赶来，成了第三个……疾病蔓延开来，城市一片混乱。－－－。萨拉马戈评论自己的这部作品说：“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
这次作家之行就如同《盲目》中的瞎子那样缺乏理性。除了萨拉马戈那个感情用事的比喻之外，北岛和其他文化人的蹩脚比喻还真不少，例如，把以色列不得已采取的安全措施比做“南非的种族隔离”，甚至说那里发生的事件“比卢旺达大屠杀更可怕”。只有索因卡的言论还比较中肯，他对阿拉法特说的话意味深长：“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
为什么作家们都喜欢这样信口开河？萨拉马戈曾自认“只是一个偶尔参政的作家而已”，就是这样的“偶然参政”，使他在重大冲突发生时，勇敢站出来判断世界的是非，充当社会的良知。但是，这些成功的作家，其实并未认真研究过政治问题。在他们小说诗歌的幻想虚构世界里，严谨的现实政治分析几乎是不占什么地位的。对政治问题缺乏了解和深入分析的能力，只凭一时意气，他们的言说就只能轰动一时，慢慢地也就会丧失其公信力。
缺乏理性这一点还表现在，这些作家们没有摒弃传统的左右派别之争，在以巴冲突中，没能树立“人权至上”的现代标准。他们单方面地支持巴勒斯坦，不同时去维护以色列平民的人权，实际上鼓励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又使得以色列极右强硬派获得更多支持，冤冤相报，和平的希望因此越来越渺茫。
有人说和平在中东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但如果人们在承认各自利益的相对性之时，也能确立道德的一致性—公认一些尊重人权的基本准则，不可能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其任务是去倡导普遍人权价值观，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从这一点看，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是很失职的。他们想要继承欧洲高贵的左拉传统，运用自己的名望，给弱者以道义支持，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诸多局限，反战之行惨告失败。尽管如此，对于他们关注世界的责任感，笔者仍然深怀敬意，并希望他们克服自身弱点，更真诚更宽阔地去呼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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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2002－06－19
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
曹长青
在美国要以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西方舆论有分歧之际，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也连署了反战信。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被称为拉登的御用媒体）播出，该台特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封反战信到底在中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报道说，有好几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名字被盗用，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签名（例如作家丁东、谢泳，山东师大教授王玮等十几人）。在这封反战信上署名的有诗人北岛，并没有看到他出来否认签名。如果北岛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从北岛回国後的表现来看，他完全可能签这种名。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具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以北岛当时写的“回答”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著反抗激情的“我—不—相—信”。北岛的诗强调向往自由者要站起来，不要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而挡住自由的风。这个时候的北岛，对追求艺术自由的一代中国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北岛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仍有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北岛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
八十年代後期，北岛出国了，一直到几个月前返回中国，他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後写的诗没有长进，“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钗h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北岛的诗之所以连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没有了，很大原因在於他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给中文读者看）。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像。
北岛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曾住在瑞典游说。虽然马悦然一直把北岛列为推选首位，但有些评委就是不喜欢北岛。虽然北岛信心满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任人皆知，我曾听他亲口说诺奖公布之前，总有一群记者等着采访他。结果没想到让高行健撞上了大运，北岛的诺奖梦破灭。
熟悉瑞典文学院作业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某国作家之後，一般在五年甚至十年内不会再给同一国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诺贝尔照顾奖”。可想而知高行健得奖对北岛的打击。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国人当时还特意给在美国的北岛女友打电话，让她劝北岛要想开，别寻短见。
●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什今{度？
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後，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了。当然，无论从怀念故土、和家人团聚等任何理由，北岛选择返回中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得不到奖马上就打道回国，不再做“回不了国的异议作家”的举动太招眼了点。北岛更招眼的行为是，他在回到中国再来美国後，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不再担任这个经常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组织的理事。北岛要回国、要退出这个组织都是他的权利；但他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明显是要做给中共看；公开明确表示他和异议运动“划清界限”。
近年从各种报道和周围朋友的经验得知，所有被视为异议份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後，纽约中共领馆逼他写“认识”，他连写了三次，都被指为“不深刻”，最後他愤怒地不再写了。可想而知，北岛这位比郭罗基更高调地参与过异议活动的“中国人权”理事，起码会遭到类似郭罗基的待遇，只是人们不知道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了什麽程度，才获得了“通过”。
●“狗熊所见略同”
北岛回到北京後，很快就采取了“徐刚模式”。六四屠杀後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中国诗人徐刚，後来得到中共“宽大处理”回国。他回到北京後，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悦中共当局。徐刚在文中说，他和法国流浪汉们一起聊天抨击法国。但知情者指出，徐刚直到回国时还不会一点法语，而法国土生土长的的流浪汉们怎麽会中文？这种“对话”本身就像编造的。
就徐刚等人以给中共写悔过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宽大，得以回国的行为，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长文抨击。构成难以置信的讽刺意味的是，北岛曾在电话里对我这篇文章高度赞赏，并跟我谈起他对靠写悔过书等回国行为的不齿。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岛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人权”之前，是怎麽悔过才得到了中共的宽大，人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另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北岛和徐刚一样，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读书》杂志（2002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纽约变奏”的文章抨击美国。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 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所谓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欧打。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每天看《纽约时报》，还从来没见到警察可以使用马队冲进示威人群随意欧打践踏的新闻，因为如果警方敢这样做，不仅会导致示威者受伤或致死，会被大小报纸报道、抨击，而且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纽约在这位“诗人”笔下，完全是个地狱。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後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唯一让北岛感到满意的是，他遇到了原和他一起在北京办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纪相差没几天。”
美国像法国等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当然有它的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但北岛和徐刚一样，悔过後回到北京，就写文章抨击曾给过他们资助、庇护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明显是要做给中共当权者看，邀得独裁者欢心。据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将刘白羽当年接到徐刚的稿子後，临时把已编发的其他文稿撤下，换上徐刚的抨击法国之作，可见“狗熊所见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读书》杂志这麽快地发表“回到党的怀抱”的北岛文章，当然也可能不是偶然的。
●异议作家中“讨钱专业户”
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麽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是海外异议作家中最大的“讨钱专业户”之一。北岛的成弘Q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 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英国作家奈保尔（V.S.Naipaul）曾蔑视地说：“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於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於写作，无暇顾及。”而以北岛为代表的所谓海外中国作家们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写“申请基金报告”作为他们的主要写作任务。
●北岛和张艺谋都歌颂杀人魔王
北岛在回国时宣称，他厌倦了政治（大概没有了得诺奖的可能，再以异议诗人名义讨资助困难了）。北岛当然有权选择从事或放弃政治，但不可思议的是，北岛这样宣称之後不到几个月就和欧洲的左派作家们一起组团到巴勒斯坦慰问、支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原是个恐怖份子，幕後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时，他已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现在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开的恐怖组织，曾多次派人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包括当地中国民工）。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4年，独揽大权，从不进行民主选举。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法特把大笔公款转到巴黎个人名下，涉嫌贪污四亿多美元，供他在法国的白人妻子挥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
对这样的独裁者，北岛却当著他的面恭维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北岛这样谄媚阿拉法特，和张艺谋歌颂秦始皇一样，都是典型的价值颠倒，视个体生命如草芥，把杀人魔王当“英雄”。
北岛在去慰问支持阿拉法特时发表宣言说，“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这次又在他们的反战信中指控美国“滥杀平民”。美国什麽时候、在哪里“滥杀”平民了？！北岛们什麽时候谴责过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那种真正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据《纽约时报》“萨达姆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一千多科威特人。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平民被杀害，仅在1998年萨达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五千多库德人，怎麽没有看到北岛和他的反战伙伴们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做权力者的宠物，博主人欢心
北岛等人在对待中国人民被屠杀和迫害上更是持双重标准。中共政权逮捕异议人士、镇压法轮gong（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有1,600多名法轮gong学员被关押，340人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些暴行，这样野蛮的独裁政府，北岛和他的反战战友们怎麽不发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的抗议之声？
北岛们的反战信说穿了，就是因为它附合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变相向政府献媚，做权力者的宠物，获得主人的欢心。
但北岛和签名信上那些从来都是官方学者的“何新们”不同，他早年开始写诗时，选择的是挑战文化专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当年那一代名声雀起的作家诗人们一样，并不是由於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作品今天已无人问津本身已说明问题），而是靠“异议”起家。但为什麽短短二十多年，北岛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後回到党的怀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这个答案恐怕得读者们自己寻找了。
——原载《开放》2003年3月号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8-18讯】
诗人北岛最近回国参加青海湖诗歌节，还被安排在开幕式论坛讲话，照片也登上了人民日报网页，甚至还配发了新华社的专访。于是引起人们猜测，是不是中共对待异议人士的政策有了松动？
其实，不是中共的政策有松动，而是所谓异议诗人的骨质有了“松动”。
北岛八十年代后期持合法护照出国，像许多异议人士一样，因六四屠杀而滞留海外，并参与了一些抗议中共的活动。但十年前的2001年，北岛就已经回去过了。当时还高调宣布退出纽约的“中国人权”，不再担任其理事。当时就有人批评北岛此举是为取悦中共，因要辞去人权理事，实无必要通过媒体张扬出去。据网上可查到的查建英对北岛的专访，后来北岛又回过北京，还新买了公寓。
十年前北岛回国后又出来，并不是被政府驱逐，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后来仍可自由进出中国。据知情人说，北岛回国后倍感冷落，首先是诗在中国已衰落，诗的人气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诗人也自然大幅贬值。而且中国新一代青年诗人还不买北岛的帐，说他是过时“恐龙”，甚至有人喊出“打倒北岛”。虽然北岛被允许回去，但当局对他仍有戒心，所以官方文学活动仍冷遇他。更令人不自在的是，中国商业大潮的冲击太大，原来那些诗人伙伴，多在商海中滚得披金戴银，相形之下，海外归来的北岛更显寒酸。于是北岛再次离国，最后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找到一个位置。拜英国殖民政府之福，香港的大学的待遇可谓全世界大学之最。于是北岛不用下海，就可小康了。
十年前那次北岛回国还有一个“巧合”：诺贝尔文学奖刚刚给了高行健，北岛的“诺奖梦” 落空。据说北岛曾多年是诺奖候选人。他曾对友人说，每年颁奖时，都会有记者在他家门口等候，似乎志在必得。北岛为得诺奖，颇费苦心。知情人说，他在海外写的诗，会先送给诺奖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由他译成外文，然后中文读者才可能看到。北岛还认了马悦然的夫人为“干妈”，于是“马评审”自然就成了“干爹”。可天意不作美，诺奖评审中的其他委员硬是看上了在法国的高行健，北岛的失望可想而知，当时他的一位在瑞典的《今天》朋友甚至还担心他寻短，嘱他的女友看好他。被诺奖遗弃，也就不必再硬挺着做“异议诗人”了，所以回国也就不是需要掂量、权衡利弊的事情了。
这次北岛回国，背后都有些什么举动，外界不得而知。但他自己表示，此行要朋友“担保”。媒体报道说，这个担保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的。铁凝是什么人？八九民运时，她是河北文联副主席，在学生运动高潮时，她表示支持学生运动，但政府镇压后，她又是第一个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文联主席。这么会看政治风向、又长袖善舞的女人，难怪能在根本没有任何重要作品的情况下、在49岁的年龄，就可以继茅盾巴金之后，当上中国作协主席。北岛被这种人担保回国，实在是够“光荣”的了。
大概是由于中东政治地震的影响，现在中共当局对国内异议人士的镇压比以往强度更高，对海外异议人士回国的审查也控制更严。一些跟民运活动没什么关系的，都被北京拒绝，例如旅英的作家马健等，最近就被拒绝入境。在这种情况下，北岛不仅被批准回去，还被安排参加官方活动，上台致辞，得到新华社专访、照片登上《人民日报》网等“特殊优待”，没有原因怎么可能！
除了铁凝这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担保，另一个明显的重要原因，就是青海湖诗歌节的组织者、青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的关系。
现在中国最当红、最得宠、官职最高的“诗人”，就是这个吉狄马加。这个彝族诗人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党委书记（监控管理作家的大掌柜），后在中央党校受训，然后去青海高就。四年前，这位高官诗人创办了“青海国际诗歌节”，有国内外二百多人出席，声势浩大。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每两年办一次，现是第三届。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这种经济大潮中，诗几乎无人问津，诗人更顾影自怜，社会上看重的是企业家，是怎样发财致富。所以搞个诗刊、诗歌节什么的，是很困难的。
但为什么青海能办起国际诗歌节，每次能邀请两百多人，有些还是从国外请来的，这要多大花费？而且现在还能办到第三届？就是因为组办者是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他出面，诗歌节就有经费了，由青海政府出钱，列入对外宣传经费。诗歌节还邀请一些外国诗人到中国参观，实际上等于通过款待国内外诗人，来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莺歌燕舞、诗情画意的胡锦涛的中国的信息。既促进国内洗脑，又有国际宣传效益。
而吉狄马加办这个诗歌节，更有他个人的好处。那些中外诗人们，每两年就有一次到青海吃喝玩乐的旅游机会，又得到“官方文学界”认可，所以名额争破头。而这个吉狄马加就拥有决定谁来青海的大权。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对这位宣传部长诗人高度评价，说他能跟“国际接轨”把外国诗人请来。事实上，那些什么立陶宛、阿根廷呵，还有其他第三世界的诗人等等，有这种免费到中国一游的机会，不请都恨不得自来。而吉狄马加则善用这种“交情”，他是中国近年出国访问最频繁的“诗人”。
虽然有140多名中国有头有脸的诗人、评论家等到会众口一词赞美这位常委诗人的“艺术成就”，但从中国诗歌网上发表的吉狄马加作品来看，他的诗，不仅是缺乏诗所要求的起码文字技巧，更缺乏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思想。仅举一例：在题为“长城”的这首诗中，他竟这样写到，长城，“在中国人的心里，你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吉狄马加的生命观、价值观，跟孟姜女哭长城时的秦皇心态、戈培尔左右纳粹时的思维，没有本质区别。
真不知道中国那些诗评家对这位共产党宣传部长的作品是怎么想的。宣传部就是把谎言说一千遍变成真理的《1984》式的“真理部”。不可想象，德国人会一板正经地讨论戈培尔的诗歌艺术、希特勒的音乐感觉。不说久远的，去年青海玉树大地震时，中共隐瞒灾情，在黄金72小时不许外国救援队进入灾区，不知造成多少人因未及时抢救而遇难。而这个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吉狄马加，当时就负责地震宣传，把一场灾难变成共产党救灾有功。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原是北京市公安局长，有全国“警察副总警监”头衔，当时还派军队镇压当地藏人僧侣等不满和抗议者。而吉狄马加则一边指挥“戈培尔化”，一边高谈阔论“诗是文明的灵魂和法官，诗人是人类的良心。没有诗人，我们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的尊严。”而就在他眼皮底下，人的尊严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生命在毁灭，“诗人”正潇洒地做着这个镇压机器中的重要齿轮。中国的诗人和评论家们，都一窝蜂地去给这个党卫军式的诗人捧场，它只说明：中国已没有诗；尸——行尸走肉倒遍地都是。
这次北岛被邀回国参加这个诗歌节，就跟这样一个省委宣传部长诗人有关。北岛在青海亮相，一可增加这个诗歌节的代表性——连早期的民间诗人的代表都出席、拜在有宣传部长头衔的“诗人”脚下。同时还可一箭双雕，你看，异议人士也不跟政府异议了，受招安了，共产党是多么能耐啊。在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诗歌节上，开幕式论坛只安排九个人上台致辞，其中就有北岛。于是就出现这样滑稽的场面：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中共中央委员，一是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另一个是全国作协主席铁凝，而北岛就被簇拥在这样的舞台上致辞。北岛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唱红歌的国家，跟省委宣传部长一起唱红诗去了。
北岛这么“荣耀”的照片随后被登上《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做了专访。至此，北岛完全被官方文艺界正式认可，传递不必下文件的信息：以后媒体和出版界都不必对北岛的作品有什么禁忌了。在 “流亡”之前，北岛是以非官方诗人而被民间接受和欢迎的。今天，在中国政治气候远比四分之一世纪前更寒冷的时刻，北岛被官方承认了。很精彩。
北岛虽然没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在现实社会中也是一大“赢家”：拿香港高校高薪，到官方红歌活动上风光，还继续当异议刊物《今天》主编，获得西方资助。流亡作家，中共贵宾，异议诗人，居然都能融为一体，了不起！北岛以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著名，今天他当然更清楚，在一个不要墓志铭的世界，卑鄙者的通行证是抢破头的。所以他也迫不及待地实践自己的名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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