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4160】 【高��集】(中)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高�先生的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传世之作。在他逝世时已经转�片断。今天提供的算是完整版。全�太�，信箱容纳不下，附件上�不了。故分上、中、下，四次�出。第四次是后记加评论。��给您作��史资料存�。�生在今天重庆的狗咬狗，和这六十年�之怪现状，凡是�法解释的，都可以�这部书中找到根由。

【高��集】(中)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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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目录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1]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2]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3]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4]尽管气氛已与1937―上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5]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二  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6]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7]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8]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馀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9]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10]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

[11]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12]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上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

[13]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于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14]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15]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16]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17]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8]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19]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20]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21]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22]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三  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23]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24]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25]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看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馀件。[26]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27]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信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28]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29]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覆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30]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31]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着，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32]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33]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覆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4]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四  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月，留沪的部分负责干部组成了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队」有关。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

从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35]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

[36]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1939年2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看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37]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五 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过分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出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年底，王明返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人。[38]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年5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1937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于陕北的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中组部的日常业务中的一项，诸如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已失去了工作对象。因此，作为中组部部长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而非在中组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外来人员进入延安，中组部面临大量的干部审查、分配等工作，持续几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观，中组部成了延安最热闹、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恰在此时，陈云随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长江局，毛泽东遂将中组部部长一职交由陈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长，配合陈云开展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馀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里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馀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

[39]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里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40]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馀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遗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41]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则被留在云阳里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馀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42]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人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分，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瑞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43]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人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人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

「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44]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武倒里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人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45]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46]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查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47]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看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分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

[48]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箫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

[49]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从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馀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人吃中灶的档次。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50]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分，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六  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51]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分，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但刘、高很快就被卷人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间，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都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高岗原名高硕卿，陕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已逐渐在陕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陕甘宁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岗等七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年10月，高岗以陕北党组织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表明高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会刚闭幕，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涛，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和的郭洪涛、朱理治调开。1935年11月后，毛为了立足陕北，对原陕北党领导人长期未予触动。郭洪涛除担任陕甘宁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后，毛将郭洪涛派往山东，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年后，郭洪涛被调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负责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并担任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朱理治从此和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开疆辟土中建功立业，1940年也把朱理治调回了延安。两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泽东、高岗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贾拓夫和孔原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贾拓夫是高岗的老上级，1934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度作过陈云的助手，担任过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尽管贾拓夫身为中共西北地区的元老，但贾拓夫从未被毛泽东委以军队职务，到延安后，贾拓夫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孔原在随陈云于1935年夏赴苏联前，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陕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区独当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38年，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陕北地方部队的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由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和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阎红彦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

[52]阎红彦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馀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彦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彦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53]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心存无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无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的发展，高岗除了全力支持毛泽东，别无任何选择。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就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工作。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54]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55]高岗用这句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泽东看准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用地位、权力、名誉将高岗紧紧拴住。毛将把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进攻中，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

 

七  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中共军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军队是毛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军队的某些主要干部又是运动的整肃对象。军队所处的尴尬境地，使军队领导人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才重新调整并适应了与毛的关系。

从二十年代后期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军队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种力量姑且名之为「红色军事专家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周恩来。属于周恩来系统的军事干部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从苏联军事院校学成返国，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二、出身黄埔军校，参加南昌暴动被打散后，再由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三、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周恩来密切配合或在周领导下的军事干部。中共军队内部的第二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井冈山派」，这一派的首领是毛泽东。属于毛泽东系统的军事干部则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秋收暴动的农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馀部；二、1928至I931年聚集在毛周围的赣南、闽西地方红军；三、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参加南昌暴动的馀部；四、1928年7月平江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彭德怀部。

由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代表的中共军队中的这两股力量各有其特点。「红色军事专家派」的内部关系较为松散，派系色彩比较淡化，周恩来的个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党内的革命历史，是维系这一派军事干部的主要动力。由于「红色军事专家派」的许多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过，他们一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较深的感情。「井冈山派」的内部关系则比较复杂，毛泽东固然是这一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是由于毛的专断性格与朱德、陈毅多有冲突，在一个时期内，毛的权威受到朱、陈的抑制。1929年后，毛利用各种手段强化了自己在「井冈山派」中的领袖地位，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军事干部，但却遗留下大量的个人恩怨。到了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一批对毛不满的军事干部重又聚拢在周恩来的周围，使得毛一时形单影只，处境颇为窘迫。

中共军队内的两股力量在周恩来抵达瑞金后，经过周的精心调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逐步融为一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不放过任何机会，努力争取改善与毛的关系，至于一般高中级军事干部更不存在藩篱之隔。周恩来极为注意利用党的权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在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保持高度的统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深感运用党的权威对维系军队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军队内部的这种团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仍然维持。1935至1936年，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密切合作，运用中共中央的权威，处理并最终解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1937年春，随着西路军的最终失败，中共军队的统一基本完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军队完成统一时，作为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其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1937年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度失灵，毛对新四军更是鞭长莫及。由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言听计从，而与毛则貌合神离，这一切都引致毛对军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并非仅限于他们在抗战后的表现，这种不满还和历史上的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只是因为眼前的现实需要，他才容忍下他们昔日对自己的冒犯。在中共军队内真正获毛信任的干部屈指可数。

毛泽东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纷争中当面指责朱德、积极拥戴毛泽东以后，林彪就获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对于林彪，犹如父亲，对其过失从未真正计较。遵义会议后，林彪认为毛率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写信给中央要求以彭德怀取代毛作军队指挥。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德怀。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战，战功卓着，对林彪的倚重和爱护超过任何军事将领。1938年6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苏联治疗，直至1942年2月8日才返回延安。当林彪返回延安时，毛更亲自迎接，使在场的许多人惊愕不已。因为1940年周恩来和朱德从外地返回延安时，毛泽东都不曾亲自迎接。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林彪举行盛大欢迎大会，与会者达千馀人。林彪在致词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这次欢迎大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应效忠毛泽东。他说，「我们在政治思想，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来一个坚决彻底的转变，建设无产阶级立场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党……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民族。忠实于我们的党，忠实于我们的领袖。」[56]林彪以青年将领的身分受如此超规格的隆重欢迎，且已会搬出共产国际领导人来鼓吹毛泽东，这只能说明毛、林关系之密切和林彪已获毛的「路线交底」。1942年底至1943年7月，毛泽东命林彪代表自己与蒋介石在西安、重庆数度会面，随后又让林彪在延安静养，以备将来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再分天下时领兵出山。

毛泽东对彭德怀则爱恨交加。彭是为中共夺取政权出力最多的将领之一，但为人耿直，不善逢迎。毛爱其骁勇善战，对中共事业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听话」，自尊意识、独立意识强烈，而常视其为头有反骨的魏延。1937年后，毛让彭出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但彭却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为八路军出兵山西及华北事，多次打电报向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请示汇报工作。在毛看来，彭德怀此举无疑是另寻党内靠山，而与自己分庭抗礼。其实，毛对彭德怀的意见多属误解。1937年底，八路军出兵山西，涉及与阎锡山和国民党的各种关系，彭德怀向当时党内实际主管统战和国共关系事宜的长江局请示应对方针，完全是在工作范围之内的正常关系。但是毛却认定彭对自己权威并未真正心院诚服，执意要让彭德怀在整风运动中洗一个烫水澡。

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中共军内的地位十分尴尬，在毛泽东的眼中，声望卓着的朱德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自从1929年朱德就军内民主化问题与毛发生争论并遭失败后，朱德就被笼罩在毛泽东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影响。朱德性格敦厚，为人随和，虽然对毛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乏意见，但为了维护「朱、毛」团结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对毛一向忍让，从不与毛公开对立。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也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即使对王明、博古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也多持善意的态度。王明返国以后，朱德对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传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朱德对毛表示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向毛进言，希望毛能够察纳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为听取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党内同志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护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57]朱德的这番话，实际上将他对毛泽东的微妙态度曲折地表达出来。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其个人对前方八路军的影响已完全被切断。尽管朱德对毛已无任何妨碍，但毛仍对未德怀有某种戒心。作为中共的一种象征，朱德虽继续享有八路军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但中共所有军政大权均在毛的掌握中。

毛泽东对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的态度是有亲有疏，区别对待的。刘伯承、聂荣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经历、且与周恩来有较密切历史关系的高级军事干部，属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色军事专家派」。他们自三十年代初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沉重的任务，对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不起重大作用。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瑞金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无任何个人冲突。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在对待毛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等分别被赋予开辟几个战略区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对聂荣臻较为亲近，而对刘伯承、朱瑞则相对疏远。聂荣臻在抗战后，比较努力执行毛的指示，在召兵买马、开疆辟土中成绩显着，因而获得毛的赞赏。毛对刘伯承的情绪更多由历史因素造成。刘伯承在瑞金时期，积极仿效苏联红军正规化的经验，又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成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兼之刘伯承严谨的红色军人的气质，都在在使毛对刘伯承产生一种疏离感。朱瑞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作为瑞金时期一名出色的「红色指挥员」，在抗战之初的用人之际，被毛泽东委之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但毛又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留苏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罗荣桓出师山东。山东中共武装力量长期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开疆拓土不尽顺利，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毛却认定山东局面未尽理想的责任全在朱瑞这个「教条主义者」的身上。

毛泽东对于早年出身绿林豪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贺龙倒是颇为欣赏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贺龙是属于不喜读书的莽张飞一类人物。加之，贺龙在毛与张国焘的对立中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对毛的新权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贺龙不是毛在整风运动中要触及的对象。

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是颇含深义的。西路军失败后，毛让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将原四方面军的将领划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只给徐向前一个副师长的头衔。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挺过纵队司令员的身分，带领百馀人的队伍进入山东，一年后旋即将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前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徐向前除了偶而参加会议，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毛泽东仍在继续观察徐向前。

在整风前夕，以「参座」着称于中共党和军队的叶剑英。在中共上层的地位是颇为微妙的。叶剑英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军人政治家，曾在苏联学习。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叶剑英曾与刘伯承一同在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加伦将军麾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叶剑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属于「红色军事专家」。红军长征结束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开展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谋划，以后又是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员之一，基本上已脱离了军队系统，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参与军委幕僚。尽管叶剑英既不统兵打仗，也无个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苏、和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因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和叶剑英沾上边。由于叶剑英并非决策人物，在长征期间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叶剑英将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一定的触及，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遇难，毛在军中最大的障碍已经排除。可是毛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心存芥蒂。毛长久不能忘记1929年陈毅与朱德合作反对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陈毅对当年这段历史公案的新认识，因此，陈毅也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触及对象。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高级将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历史因素和毛的个人好恶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矛盾又和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毛为了一并解决这些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巧妙地运用自己身兼党、军领袖的双重身分，使自己处于任何人也无法反对的地位。

毛泽东在军队高级干部面前，经常以党领袖的面目出现。毛告诫他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质是提醒军方，不得无视毛的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毛。抗战爆发后，毛沿用中共治军的传统方法，并赋于新的内容。毛将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派往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担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在太行山协助刘伯承，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晋察冀协助聂荣臻。由刘少奇、饶漱石在华中协助、监督陈毅。这些皆是毛旨在巩固自己对军队领导的重大战略安排。

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又以军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58  

[58]公开羞辱手无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军队为后盾，逼国际派交权，使王明等步步退却，无任何招架之力。

毛泽东的第二副面孔，符合军方的利益，有利于扩大军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因此，尽管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但是毛仍可以获得中共军队对整风运动的支持。

于是，摆在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的风暴，从速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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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2]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3]《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4]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5]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6]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7]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8]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经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9]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10]《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11]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12]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13]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4]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15]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16]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17]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15。

[18]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19]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20]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1]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2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23]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2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25]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26]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2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分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28]《周恩来年谱》，页446-48。

[29]《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30]《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31]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92。

[32]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0。

[33]〈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0。

[34]《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35]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57-60。

[36]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37]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

[38]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39]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40]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4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42]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着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

[43]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44]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36。 

[45]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95－99。

[46]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2。

[47]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45。

[48]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规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49]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50]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看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51]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52]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陕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馀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53]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54]《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55]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

[56]《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57]参见《朱德年谱》，页198。

[5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页511。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一  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

[1]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2]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3]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4]，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5]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6]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7]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8]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9]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则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10]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11]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12]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13]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14]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5]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16]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17]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18]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19]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人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二  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20]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21]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22]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中共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恩来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不情愿的。

周恩来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中共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23]周恩来的这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24]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恩来、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25]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有馀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四军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王明、周恩来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26]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拦。

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覆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27]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看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分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恩来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28]

时隔一年，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屐，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正确的」。周恩来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29]

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恩来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30]致使项英无所适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随看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恩来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31]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恩来立即对延安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覆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覆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32]

对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看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33]周恩来对于毛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34]

和周恩来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

[35]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36]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尽管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37]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  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38]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人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39]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40]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41]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42]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43]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44]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45]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46]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47]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48]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49]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50]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51]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52]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53]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

[54]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55]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56]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57]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58]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59]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60]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61]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62]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63]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64]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65]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66]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67]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68]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69]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70]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71]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72]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73]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74]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75]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76]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77]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78]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79]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80]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81]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82]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83]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84]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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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39。

[3]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5]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6]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7]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8]邓颖超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9]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37。

[1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1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13]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81。

[14]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1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16]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17]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18]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19]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2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2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78-79。

[22]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359－60。

[2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8。

[2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7、465。

[25]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5、479。

[26]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页18－20。

[27]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毛泽东1938年3月18日致项英电，该电报和项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页181、236。

[28]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宣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来传（1898一1949）》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才恢复了历史真相。

[29]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7－58。

[30]参见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的年），页435-39。

[31]《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页3。

[3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02－103。

[3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3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3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2。

[3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3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38]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3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0]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1]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42]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3]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4]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45]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6]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7]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83。

[48]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4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5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51]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52]《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53]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54]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5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56]《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57]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5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59]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6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64]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6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67]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68]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69]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70]《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7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7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7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7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7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7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8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8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一  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1]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2]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诏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

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馀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3]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分，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4]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5]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6]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人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7]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8]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人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二  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而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9]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10]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

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 [11]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家祥、 [12]陈云、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13]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论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人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14]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   朱德     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   弼时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   家祥     贺龙   陶铸

第五组   凯丰    

林老（林伯渠）方强

第六组   陈云     罗迈   蔡畅

第七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   邓发     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   富春     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   康生     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杜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

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15]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

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16]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看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看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17]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了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18]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19]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0]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

[21]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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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9-81。

[2]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3]《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4]《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5]《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6]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7]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8]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9]《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10]《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1]「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12]即王稼祥。

[13]《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4]《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5]《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6]《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7]《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8]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19]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20]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2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一  利用白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白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2]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3]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4]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5]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6  

[6]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7  

[7]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8]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10]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1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12]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13]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二  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14]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

[15]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16]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17]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18]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也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19]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20]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关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三  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2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22]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呜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人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23]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24]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25]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26]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27]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28]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29]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0]「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人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31]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32]《轻骑队》获得了解脱。[33]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34]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35]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36]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37]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38]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39]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40]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41]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看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着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它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42]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43]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看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减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呜。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着，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44]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45]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46]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47]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48]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49]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日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50]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1]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也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话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52]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53]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54]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55]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56]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五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沉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58]1936年一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59]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着《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60]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61]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62]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63]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64]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65]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66]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67]重庆《新华日里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68]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69]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70]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71]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72]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74]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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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2]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3]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4]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5]《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6]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8]《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0]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11]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12]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34。

[13]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箫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14]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15]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16]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17]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18]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19]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20]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21]「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22]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23]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24]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2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26]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2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28]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29]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364-66。

[31]《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32]《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33]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34]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35]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于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36]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37]《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38]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

[39]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40]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1]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2]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43]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44]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45]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46]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47]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48]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38。

[49]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5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51]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54。

[52]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47、349。

[53]《张闻天选集》，页290－93。

[54]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55]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56]《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57]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58]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59]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60]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47、251。

[61]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着《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2]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63]《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64]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65]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66]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7]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6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69]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70]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一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7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37。

[72]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73]《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74]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22。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一  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看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1]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分。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2]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 

[3]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酉己。同时，毛也相倍，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分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4]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5]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着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人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着。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桶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6]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7]但博古、杨松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8]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人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凭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攻其一点，不及其馀。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看生命危险秘密潜人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9]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

[10]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11]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12]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二  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着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13]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14]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15]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16]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17]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18] 

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19]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信风标。〈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也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20]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道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三  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塞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21]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分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22]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23]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看毛泽东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年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愿在无绝对胜利的把握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24]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25]  

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26]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27]这样，邓发这位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事，[28]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3年3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分，震慑党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四  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甚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人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人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29]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30]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31] 

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着，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32]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校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33]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34]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人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35]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须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

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

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

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

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

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36]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37]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38]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39]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勿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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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2]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 

1938一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3]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分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4]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5]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6]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7]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8]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9]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10]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页59。

[11]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2]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13]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将此篇文章改名为〈报纸是教科书〉，收入《胡乔木文集》，对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说明。参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14]〈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15]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16]参见〈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1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0。

[18]参见〈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19]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称边区的特务分于常常写不真实的新闻，企图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已经被「查出来」了。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20]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8。

[21]宋平：〈张闻天同志对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重读《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8。

[22]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的听课回忆〉，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23。

[23]〈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212。

[24]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2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26]1942年2月1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己经历讲述「工农分于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63。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5。

[2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29]〈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人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60。

[30]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31]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32]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33]《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10-11；另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3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35]〈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6-57。

[3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37]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417。

[38]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92。

[39]1943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04。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一  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肉体消减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并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手段的多样化，主要乃是因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滥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彻底打倒党内的留苏派，完全确立并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而谋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共产党和他本人对中国的统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必须将党内的整肃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个人的作风和风格吸引追随者。其次，诉诸教化手段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在1941年9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的绝对优势，但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很难迅速将党内上层的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国际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对手，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后，延安出现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迅速扭转。3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1]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2]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

[3]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4]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5]考试题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6]中央党校规定，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二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于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

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7]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8]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9]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0]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11]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朱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12]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13]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14]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15]

紧接看，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16]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17]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18]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19]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20]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21]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22]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着，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23]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4]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25]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馀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26]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27]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28]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三  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忽然间，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反对「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政治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29]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这些反革命「小广播」、「实际上变成了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一、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三、「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30]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中央总学委并不想把运动仅限于这三种人中间。因为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因历史、职业、地域、个性等背景的相近，「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逻辑，凡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皆有成为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31]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

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32]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话，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未，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33]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它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它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34]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写「小广播调查表」，搜肠刮肚地检讨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时，愈来愈对整风运动的转向感到迷惑。

 

四  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整风运动既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场，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在12月份，运动的风向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央总学委12月6日发布的肃清「小广播」的通知，强调党员和干部必须彻底交待个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际来往情况，并运用组织力量对所谓「串门子」、「爱打听」的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早已和批判「主观主义」与「党八股」风马牛不相及，而更类似于保卫机关的肃反侦察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的总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和他亲密的助手康生。为了顺利地将运动重心转移，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康生的协助下，作了长时间精心的酝酿和准备。

促使毛泽东萌发审干、肃奸念头的导火线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委员会似乎还未正式开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广泛共呜引致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感，王实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连同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种种行径，使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个人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来毛泽东就对「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认识，委派康生作为领导整风运动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蕴含着整风运动所具有的惩戒性质，现在王实味和延安文化人公开跳将出来，更使毛相信，欲统一全党思想和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必须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使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产生想法，要以王实味事件为突破口，在肃清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一并消灭党内的自由主义。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其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35]但在内部，中共上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杜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36]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

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37]

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究竟是谁？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朱德、凯丰、王稼祥、邓发等十人，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属于「中央领导同志」之列的还有彭真、李富春、陆定―、胡乔木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人，在上述这些人中，较有可能发表这番关于「特务分子」讲话的仅任弼时、彭真、李富春、凯丰、贺龙等数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的意义在于，他不仅预设了中共党内存在「特务分子」的活动，并且具体描绘了「特务分子」的特征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段。

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特务分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

「特务分子」反党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写文章。

二、出壁报。

三、进行「小广播」。

从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描绘的「特务」图谱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层已将表达批评性意见的党内知识分于划入了「特务」之列，不管王实味是否承认错误，其被扣以「国民党特务」、「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它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38]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39]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40]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此时，他已将自由主义排在「主观主义」之前，将其列为头号清除对象。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毛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他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41]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毛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异端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实际上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

毛泽东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两次内部谈话已给审干、肃奸开了放行的绿灯，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社会部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本来，康生的情报系统在「搜集材料」、「钻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举凡一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无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下。1941年11月未，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就曾专门着文介绍他们那种「带着高度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而不为材料所束缚」。[42]如今，中央社会部的这一整套经验全部被派上了用场。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43]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44]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向壁虚构，完全是「不为材料所束缚」、滥用想象力的结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耐人寻味的是，康生为何执意「选择」王实味作「调查对象」，一心要将王实味制造成「特务」，而有意放过了同样受到国民党方面称赞的《轻骑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参加《轻骑队》的干部先后都隶属陈云领导下的中央青委，而陈云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康生同属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顾忌；王实味则是张闻天的属下，将王实味揪出来，足以令张闻天难堪，正可说明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是祸害革命的一对毒瘤！第二个原因则因为王实味的自由主义异端思想更典型、更严重，更符合「领导同志」眼中的「特务」标准。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45]

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挖出王实味的战绩大为赞赏。6月19日，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46]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与「问题人物」来往密切的人是审干的重点对象。

二、「坏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坏蛋」拉过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过审干加以「拯救」。

四、审干、肃奸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当中。果其不然，又再次发现「敌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呜，47  [47]最后无一幸免，全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4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懦，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4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49]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50]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51]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52]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年4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至3月，是整风的动员和「呜放」批评阶段）。很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春康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53]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54]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55]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56]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五  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馀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57  

[57]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

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于。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人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白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白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六「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58]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59]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60]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61]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62] 

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63]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64]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65]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66]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67]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68]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69]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70]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71]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72]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73]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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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65。

[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4]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11。

[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7]《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240。

[8]《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2]《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13]《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14]《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5]《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6]《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7]《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8]《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9]《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20]《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21]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年），页72。

[2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7。

[23] 《谢觉哉日记》，下，页791。

[24]《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25]《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26]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241。

[27]《谢觉哉日记》，上，页456。

[28]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29]〈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0]〈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1]〈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470。

[3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3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35]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

[3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7]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8]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2]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人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罗青长：〈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丁莹如（匡亚明夫人）：〈永远的怀念〉，载《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1、97。另据师哲称，匡亚明此时虽是康生的政治秘书，却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许匡亚明接触重要文件。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页216-17。

[43]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4]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92。

[4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47]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48]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9]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0]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1]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116-17。

[5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6；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5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46；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377。

[55]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56]《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57]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58]焕南（谢觉翮：〈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59]焕南（谢觉觊：〈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60]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61]《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62]〈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3]〈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4]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65]〈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6]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67]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68]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69]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0]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255-81。

[71]朱明在1945年5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72]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6。

[73]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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