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8岁的常坤梦想把这里建成一个类似于美国青年活动中心的地方，“我想让我周围的邻居和父老乡亲、年轻学生都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广阔……”在临泉县，这算是一件奇事！
常坤，28岁，现在北京从事公益工作，今年5月4日开办“常坤的家”。
在这个简陋的“活动中心”里，孩子们可以免费读书、上网。
爷爷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动中心也很可能被关闭。而那些少年纯净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涩纯真的笑容，有关香港鸡蛋多少钱一斤的好奇，乃至拉板车的工人张东峰对新书的期盼，都不容许常坤就此放弃。
南都记者 马金瑜 发自安徽临泉 这一天又像往日一样开始了，就是说令人不愉快。飞扬的水泥灰尘，以及马路上的各种嘈杂，像洪水一样涌进这座老式的二层小楼，如果关上朝阳的木窗，二楼房间的光线会立刻变得很暗，白天也要开两盏日光灯，如果打开窗户，即使一天擦三次桌子，抹布也是黑的。
但“常坤的家”总是要开门的，建材市场里，竟然有这样一个免费阅读和上网的青年中心。28岁的常坤梦想把这里建成一个类似于美国青年活动中心的地方，“我想让我周围的邻居和父老乡亲、年轻学生都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广阔……”在临泉县，这算是一件奇事！
现在是初冬，常坤的母亲王芹觉得还好些，如果是盛夏，二楼的屋子顶着太阳，屋里能热到70多摄氏度———别人捐献的两台电脑都被烧坏了。更主要的是，总有人觉得王芹一家人脑袋都是坏的，“白痴呀，神经病呀，脑袋有毛病呀！”
顽固刺耳的声音，像现实生活那样无情，又像新的一天到来一样不可逆转，她不声不响地从屋子里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放在曾经是自己的嫁妆的老式桌子上看起来。与这张桌子紧挨着的，是一张年纪更大的桌子，已经用了五代人，太旧了，她就用白油漆刷了一遍，看上去像个样子。即使是这样，来串门的邻居也有人说“什么呀，尽是些破烂。”
王芹和丈夫常应凤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苦笑一下———只有耐心等待，等到中午12点多以后，一个小脑袋伸进来，又一个小脑袋，那些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来借书了，那些明净羞涩的笑容，好奇渴望的眼神，才让他们觉得有些安慰。偶尔有美国人、日本人、香港人来座谈，那些孩子就更有意思了：
“美国的小孩作业多不多？”
“日本的学校有没有晚自习？”
“香港的鸡蛋多少钱一斤？”
县城异物
从安徽阜阳出发，或者从郑州出发，到临泉县都不算远，这座拥有213万人口的大陆第一人口大县，和当下中国很多大兴土木的县级城市相似，路边是林立的吊车，遍布正在兴建或者已经开始出售的楼盘。11月6日，恰逢周末，婚纱影楼的宣传车用大喇叭鼓噪着。卖床上用品的模特背着粉色的小枕头靠在粉色的大床上，卡车拉着她们沿着县城拥挤的街道周而复始地旋转。
让临泉出名的并非众多的人口，而是毒品。临泉县曾是公安部划定的全国17个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之一，2003年，它又成为全国第一批艾滋病防治示范区。由陈桂棣和春桃著作的《中国农民调查》里面，相当的篇幅就是描述发生在临泉县的故事。就在今年上半年，临泉经历了县委领导班子大换血——— 从受贿400多万的县委书记到以官位敛财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新华网2010年4月13日、16日报道)、刑侦大队队长、戒毒所所长、110指挥中心主任、交管大队队长以及三家派出所所长(《临泉县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像很多县城一样，临泉原来属于乡村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中心。“常坤的家”青年活动中心所在的城关镇光明社区就有近10万人口，附近有很多学校，有很多打工和做小生意的人，但没有公园，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什么公共娱乐场所。活动中心门前仅有的一小片绿地刚刚开发，也被房地产的建设淹没了。
“在我们那个地方，好好学习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到大城市去，是许多孩子的梦想，我曾经也是，”常坤选择在临泉建立青年中心，似乎是自讨苦吃，“可这里是我的家乡。”
临泉县建材市场附近，集中了临泉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师范中学等5所中学。每到放学的时间，都是附近饭馆生意火爆的时刻，拥挤的街道呛满各种炒菜的味道，伴着超市大喊着“降价降价”的高音喇叭和来往的车辆声，仿佛置身于沸腾的麻辣火锅中。很快，饭馆倒出的油污污的脏水就开始在街道两边流淌，地上的大铁盆里，乱七八糟地浸泡着碗筷，泛着油腻的黄色泡沫。
2010年5月4日，“常坤的家”青年活动中心就在建材市场里安静地开门了。
28岁的常坤，曾在新疆师范大学学习法律，现在北京从事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工作。两年前，他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自由宽容、平等交流的文化、美国城市社区的构建和青年服务都深深地触动了他，“美国很自由，人很有尊严。越是这些强烈的感觉，越是促使我回家。”从那时起，常坤有了一个“公民权利教育，从家乡开始”的想法，“我希望首先改变生我养我的地方，做一些我家乡社区建设的工作。”
挂好牌子开门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提起来，常坤忍不住就笑：“那天临泉县下着瓢泼大雨，除了提前约好的妹妹的20多名同学，没有别人来。”
创办之初，常坤在博客中记录：“来活动中心的还是周围学校的学生多，社区的人借阅不足十分之一。很多学生很腼腆，都是结伴来，就那样还不敢进门，借书的时候，和他们一说话，都脸红，沉默，特别是女生，感觉不是21世纪。”
但很快，7月25日，在收到一份由这些年轻人提出的想要借阅的书单之后，常坤震惊了，“不是我们不热爱阅读和学习，而是我们的环境实在太恶劣。”在这份列有78本书的列表中，分别有：《纯粹理性批判》、《西方哲学史》、《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人性论》、《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悲惨世界》、《平凡的世界》、《复活》……由此，常坤对青年活动中心更充满了信心。
因为书是免费借的，互联网是免费用的，法律咨询是免费的……一位后来成为活动中心成员的年轻人在给常坤的电子邮件中说：“其实在最初结识青年中心的时候，我认为您只是在做秀。请原谅我最初的怀疑，毕竟大家都知道”水往高处流“这个道理……我脑袋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骗人！”2010年6月的一天，牌子上的“免费”让路过的师范中学高二学生杨玉田满心怀疑，“天上掉馅饼，骗人的吧！”但他还是顺着二楼狭窄的楼梯走上去，打算看一看。常坤和妹妹常俊在，杨玉田犹犹豫豫，终于说“我可以进来吗？”
在复印了身份证、留了电话号码之后，真的就可以免费借书了，不需要任何押金，只需要写一篇作文交在这里。杨玉田借了《莎士比亚戏剧集》，之后又陆续借阅了《预知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批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他并不能全部看懂，却“模模糊糊觉得有意思，如果人的大脑能在自由的状态下独立思考，好似有很特别的感觉。”
书籍的确是常坤挑选过的，2000多册图书中，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中国做了什么》，吴思的《血酬定律》，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鲁迅文集》……鲁迅笔下的话依然振聋发聩：“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书几乎是全新的，其中有少量很难再买到的旧书，比如常坤自己珍藏的《储安平文集》上下卷和储安平的一本传记，他说：“在他们那个年纪，我很想看书，但我没有能力。储安平对我影响很大，希望这些书都能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
后来杨玉田向同学推荐活动中心，“开始都不相信！”之后，杨玉田逐渐成为活动中心的志愿者，“能免费在这里看书，本来心里就有点愧疚一样，我就帮忙整理一下书，打扫卫生。”
11月6日中午，常坤的父亲和母亲在看书，并不招呼什么，附近几所中学的学生对这里似乎很熟悉，来了自己登记好，李春洁喜欢看《明朝那些事儿》，张慧要看海岩，张静中意心灵方面的书———《活在当下》……这是吃饭的时间，他们匆匆地抱着书走了，好像怀揣着某个珍宝。
那些“愚问”
“常坤的家”后来逐渐有了来访问的人。每次有人来交流座谈，常坤几乎很唠叨地反复说：“你一定一定要强调互联网的伟大！我们那里很多学生还没有这个意识，有的学生高中了还没有用过电脑，知道，但是不会。”
在青年中心借书，本来要求第一要会打字，有电子邮箱，会发电子邮件，常坤后来发现很难，许多学生没有电子邮箱。常坤教他们怎么去申请邮箱，现在陆续教会了几个孩子使用电脑。
年轻的心灵，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总是有些好奇的。2010年10月11日，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麻生晴一郎访问“常坤的家”，就有学生问他：“日本的宅男宅女的问题，如何形成的？”麻生晴一郎说：“年青人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做朋友，很难接触。中国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很严重。”
也有同学问，日本不上大学的学生怎么办，麻说“自己找工作。”
还有同学问日本是否有焚烧秸秆的现象，问北海道是否很漂亮，麻生晴一郎说空气好，温泉好。
更早的时候，2010年9月14日，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吴子慧来座谈，其中一个年轻人突然问：“香港鸡蛋多少钱一个？”“香港中学的升大学率是多少？”这难倒了吴记者。
座谈之后，常坤在博客里十分感慨：“我们在谈大学制度和人生理想，对于我们这里的学生，一方面，我很高兴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一方面，他们的基础比我想象的还差，和10年前的我差不多，可这个社会却已经发展10年了！”
微光乍现
10年前，常坤父亲的工厂被政府扒掉，“扒掉就扒掉了，我父亲根本一点意识都没有。他就觉得，政府修路嘛，扒掉就扒掉了，不赔钱是很正常的，当时我也这么认为，没有人提出反抗，但现在看呢？它是错误的。”常坤上大学时学习法律，才知道这完全是违法的，“我父亲和当地好多善良的老百姓一样，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被欺压了也不知道！可是很多问题完全是常识性的东西！”
青年中心首先改变了常坤的父亲，他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我吃了亏，因为我没有学问，我出外做小生意，跟人签合同，我也签不好。所以再苦再累也叫小孩去上学。”
常坤没想到，48岁的父亲现在在这里学会上网了，因为从事影楼后期制作(相册、相框等)，父亲居然开始从网上买一些新式的东西。
院里的邻居也来看书，他们说：“常坤真伟大，学习雷锋，都是免费的。人家处处为了钱，你就是不为自己，你真傻，图个啥？”楼下一个拉板车的工人张东峰，没有钱买书，发现这里可以免费看书之后，也开始在这里借书。卖水泥的36岁妇女张春洁老去借教育小孩的书，“新书来了没？”在卖水泥的空当，她就翻几页。
青年中心的墙上，贴着常坤向县政府网站反映问题的邮件回执内容：“××学校附近的臭水坑遍布，为什么不修理？蚊子横飞，垃圾满地！！！”———“已经上报县政府，要纳入计划治理。”又曰：“为什么×××中学附近没有路灯？”“……已经纳入2011年安装计划。”
“希望有一天，也有一个年轻人自己站出来反映这些问题。我把这些都打印好贴在墙上，我希望改变周围的环境，我想告诉年轻人：‘你作为公民，你有这个权利提出这些观点。’我想让我周围的邻居和父老乡亲、年轻学生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广阔……”常坤说到这一点，声音很激动。
青年活动中心的新成员会被要求写一篇作文，命题作文中有《我爱家乡》，《我理想的中国县城》，《我想生活的社区》，或对历史文化、公益卫生、妇女权利、对环境状况的认识……常坤有意引导年轻人关注自己生活的地方。
“美国人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先关心自己的家，自己的社区，关心自己生活的环境，然后才是自己的州和国家。”常坤说，青年活动中心现在有了8个志愿者，“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你要给他们讲什么是志愿者，如何参与。”
“我也想让这里的居民知道，社区的主任应该是居民根据居委会组织法选出来的，包括村委会也有法，可是很多乡亲就认为他们是县上镇里派下来的，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坚硬夹缝
临泉县除了一座县级公共图书馆外，在姜寨镇王楼村小学和赵庄小 学 有 两 所“ 蒲 公 英 乡 村 图 书馆”，这是面向学生和村民开放的乡村图书馆，由关注贫困教育的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共同创立。
“常坤的家”是常坤办起来的，但实际上几乎是众多亲人支撑的———房子是爷爷常新礼免费借用的，饮水机也是爷爷给的，墙是母亲拿着滚子粉刷的，三个书架和钢筋楼梯是父亲常应凤自己焊的，现在，更多新到的书籍堆放在地下，常应凤又要做新书架———加上买复印机的4000块，他已经陆续投了1万多块钱了。“常坤的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里只有17岁的妹妹常俊，因为身体原因辍学后，她一直义务做这里的管理员。
那一次，2010年5月12日，常俊被吓坏了。
“你这是什么机构呀？必须办营业执照，否则不能开业，不能开门。”喝得满身酒气的新闻出版局稽查大队队员来看常坤的书是不是盗版书。“你们闯进这里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不声不响到你家里去，翻了你的东西，你愿意不愿意？”常坤后来报警，才得以平息。
妹妹常俊后来问母亲王芹：“万一几个人来了打我一顿，再发生啥事怎么办？”母亲说：“那就报警。”她还是担忧：“妈，你没事就来这陪陪我，我怕。”
有时候常俊气得直哭：“我守在这里也没有钱，天天在这看门登记，也不给我工资，我还不如出去打工。”母亲王芹只好哄着她说：“你得慢慢等呀，赶明你大哥有钱了，再给你把工资补上，你大哥正在困难时候。到过年我给你买衣服穿。”王芹怕的是，找外面的人来打工，每个月至少要给1000多块钱的工资，“没有钱付，只好让孩子天天在这守着。”在义务工作了3个月后，哥哥常坤终于给妹妹发津贴了，从2010年8月起，每月300元。
夏天，屋子里热得人呆不住，常俊不想去，母亲王芹说：“你去吧，不去整天都关着门。”常俊热得头晕，回家光喝茶，不想吃饭。因为活动中心一直没有空调，老式的二楼头顶着烈日，盛夏屋子里最高温度达到了70多摄氏度，有两台别人捐献的电脑都烧坏了。来还书的小孩放了书就走，说：“这屋里太热了，比外头还热，要热晕了。”常俊在屋里坐着，也热出了一身痱子。于是常坤想着，什么时候装个空调……但钱从哪里来呢？而冬天刚到，常俊就在这屋里冻感冒了。
憋闷的父亲常应凤想起来还是有些怨气：“本身家里情况也不好，现在不挣钱还得为常坤的活动中心忙活，往里贴钱。电费水费也是父母从腰包里掏钱，他就是要干这个，你有啥办法呢？”
爷爷常新礼的屋子原来是出租的，租金一年也要7000元左右，他说：“小孩要搞事业，那就不考虑收入了。”城关镇的领导和政法委领导都找老人谈过话：“你孙子不找正当职业干，搞的这个是什么？你孙子做的事是非法的吧？”于是爷爷半信半疑地问孙子。常坤劝爷爷：“这是我履行公民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对国家和家庭的热爱，怎么是非法呀？”爷爷后来就总给别人说：“我没文化，只念过一年书，可我孙子有文化，是个好人，他干的是好事。”
常坤在北京所做的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工作工资并不高，生活也不宽裕，有时候，父母还要悄悄塞钱给他，“说多少回了，让他好好找个正式工作，或者弄个生意，好好挣钱过生活，没有用。”父亲常应凤叹气。
除了亲人的帮助，来自私人的捐助是很少的。2010年7月初，常坤在活动中心放了一个募款箱，到8月25日，共有33块5毛钱。9月5日，常坤惊喜了一下———箱子里多了一张5元钱。尽管活动中心门外挂着两平米的宣传牌子，但当问起“常坤的家”、“免费阅读”，一路相隔的小店老板也只是茫然地摇头：“没听过呀！”
这些似乎还都不是让常坤唉声叹气的理由，“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进行法律咨询。”
甚至，在席卷而来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中，爷爷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动中心也很可能被关闭。而那些少年纯净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涩纯真的笑容，有关香港鸡蛋多少钱一斤的好奇，有关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的惊叹，乃至拉板车的工人张东峰对新书的期盼，都不容许常坤就此放弃。
活动中心曾计划买一个36英寸或者40英寸的液晶电视，为年轻人免费放电视电影，常坤在博客上写：“请考虑支持我们……”在没有装空调之前，这也是一个近乎奢侈的想法。最近，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为此通过支付宝账号汇来了150元钱，除了接收到捐助的图书，这已经是“常坤的家”收到的最大一笔私人捐助了。不过，常坤还是期望着：“什么时候，我们给年轻人放电影，放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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