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生当为人杰，死亦是鬼雄--不屈于独裁暴政统治的五七难友马力生
杜光：记一次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茶叙
申援:��振�主教「被右派」到���主教「被避�」中共�反�法的宗教迫害;�振�主教「被右派」;���主教「被避�」;中共��梵蒂�底�
李昌玉：宋庆龄公开反对反右运动
红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体―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一: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发源地;"法西斯"：希特勒把苏联独裁政体移植于德国;中国以俄为师，建立了"人民民主独裁"制度;"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并存;"协商民主"论在理论上也根本站不住;中共必须言而有信，兑现原先的民主承诺:张博树下面这段话，也正是笔者现在想说的: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
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二）、专政惩治、冲击的人数;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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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浦江不死的�魂――石挥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8/9
上影反右打了四十六名右派，只有石�一人自�，�位�有才�、��卓著的��家只活了四十二年，他以死�控�共��的暴虐和朋友�的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傍晚，一�穿棕灰色呢大衣的中年男子，在一艘�往�波的被叫做「民主三�」客�的甲板上徘徊思考，�子�翻江倒海，一��「�什�」�至沓�……
突然，他�了�呢大衣，�身�入混�的�浦江，�著�人性的失望，�世道的怨恨，「天下人都是王八蛋」……一下子，他就被江水所吞噬。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雨��的�昏，一具��被潮水�上上海市南��的�道，腐�不堪，不能辨�。�地�民把腐�就地埋了。第二年公安查�此事，�民忘了埋�的��地�。後�在��茂盛�挖出了�具男�，�那裹著��的棕灰色呢大衣、一支派克自�水�和腿骨骨折的�痕，法���死者�失�了十七�月的「�右份子」石�。
四○年代的�影皇帝投江自�
石�何�人也？�什�是「�右份子」？
石�（1915―1957）原名石毓�，生於天津；中�入�「南�」；因家�，一九三七年未��即去上海�生，做�各�低下的工作：列��童、牙��徒、�影院�役和售票� ……�����校；��蜂，都一事�成。
一九四○年，石��小�同���（已是演�）介��入��，�著他的演�天才，很快便成�著名的��演�，一九四二年被��和�����「演�皇帝」。後�他又�至�影界，成�又�、又�、又演的全才。他因此被加上一�「�影皇帝」的桂冠，成���唯一的影、�「��皇帝」。
石�是一九五七年毛��「反右��」的著名�牲者，叛�他的人包括他的好朋友――大明星�丹。
在那恐怖的年月，每一�人既是被害者，也是害人者，概莫能外。��好像很矛盾，既然被害，�什��能害人？但在那�被��「史�前例」的�代，��如此。
小的例子太多，�也�不完，只�一�大的：�少奇和王光美在文革�受到毛��和江青的迫害，�少奇�被迫害至死，因而後�得到人�的同情；但�道�少奇和王光美就�有迫害�人？王光美�年搞「四清」的�候，不也「整」�人��人？共��搞「��」，目的就是�人（魔��：「�天�，其���；�地�，其���；�人�，其���。」），所�「桃���」，不外是�人的���了。
好友�丹在文���篇攻�石�
每一次「��」，都要�一大批人，死一批人。每��位都有�人指�；大多��位�了表示自己的��性，往往要超�完成指�。每一�共��官�，不�大小，手上都沾��辜百姓的�血，只在於多或少的差�而已！�人，或主�（�了向共��邀功取�），或被迫（�了保�自己而�牲�人朋友），�都逃不出中共「��」的天�地�。所以石��「天下人都是王八蛋」。他��去死，�著�人性的失望，�世道的怨恨……
石�蹈海前�天，上海�影�片�揭�批判了他的所�「右派」言行：�傲自大，跟�����；�反�文章；只知道迎合��的低�趣味，根本不懂��；道德��，吃喝玩�玩女人；流氓成性，��病中的周璇……
哇！一�串的「罪�」！一夜之�，石��人�成鬼，�卓越��家�成「����、�底流�的臭狗屎」。
大凡共��要搞臭一�人，除了政治上�他「反�」、「反�」、「搞小集�」或「�傲自大」之外，最常�的便是以「道德��」���他（她），「罪名」用的是「�搞男女��」，�石�用上了最�重的「��」，因�他的��周璇���，�差�成了夫妻。如果真的犯了��罪，��怎不抓他坐牢？（我��得�年批艾青和孔厥〔《新�女英雄�》的作者〕�也加上了「�搞男女��」的罪名，而最大�搞男女��者毛是不受指�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丹夥同瞿白音（�影��家）在文��上�表�篇批判文章《石�的「�」的��和他的「才能」》，文章�石�充��落��感情、自我吹�、挑�投�、�弄低�趣味、歪曲人物形象、「�正面人物鼻子抹白粉是他�使的拿手好�」……
留美名�演��祥��石�
�是不是�交��丹的一�政治任�？或者是�丹�了表示自己��的忠�，或者是�了保�自己不被��……只有出�朋友，把�方「批臭」？�在已��稽考。一九五五年�大�演史�山便不是��。他�了反抗�要他批判胡�的指令，��了自�，��玉碎，不�瓦全！
在那��代，�了保�自己，必�批判�人，�就是所�的「����」�律。共��逼著每一�人都去揭�、批判、��他人，使每一�人都不再具有良知和人性，像野�一般互相撕咬，��毛���才可以高枕��。
在石�失�之後，上海�影�片�副��、名�演��祥�在《人民日�》上�表批判他的文章（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篇名�《石�是�影界�端右派份子》。��祥��於清�，後留美得耶�大�����的�士�位。
文章��，石�的反�是有一�性的。「�在上海��孤�的�期，石�就煽�人�������的��上海��社，破���。解放以�，石����地，��笑�、�相�到�文章、拍�影，不放�任何��，千方百�地��、�刺和咒��，反��的政策和�的文�路�。在�放期中，他更��『翻身』的��已到，猖狂地�表各�反�反社�主�的言�和文章，�吐出�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君里指石��是流氓地痞�色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中��影》有�君里的文章：《�石�的反�的����》。�君里以《一江春水向�流》和《���麻雀》�名。他�����上批判石�――作���，「石���不放�一�最小的��在正面人物的鼻子上抹灰」；「他狂�地�大了正面人物的所��暗面，用欣�的�度加油加�，�中�造各�笑料，去迎合小市民��的低�趣味」。
作��演，「他可以��地一�勾�了思想��本的指�作用，把解放後演�同志�在各�思想��上的收��根拔掉，把多年�演�同志�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系所取得的�步一�而光，把�思想和��的方法扶上正位，使它合理合法重新�王�霸」。（�：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俄�斯��和表演理�家，在崇�年代，是��界唯一的正宗。）
作�演�，他反�史坦尼表演�系，其典型的反�言�是「英、法的表演大�就不按什�史坦尼，你能不承�他�的��？」
�君里甚至��，石�根本算不上演�，而是一��弄「�性海派噱�」的「�油子」。他的�包��的全是破�，「其中不少的一部份是他青少年�代整天�逛天���的流氓地痞、九流三教的�色，�有�有。」
我�看到了，�然�丹、瞿白音、��祥、�君里等都不是�人，但他�都要�力地批判、��石�；因���不但完成了�交�的政治任�，也保�了自己免受��。
反右中�好友石�落井下石。
害人者，文革被害�一例外
中�的�史是�酷的！�年�文章揭批石�的��份子�，在往後的日子�也不能�保平安�事。他�各自得到共���的另一份「厚�」：瞿白音因�一篇《�於�影�新的�白》，一九六四年就被打入另�，文革中更成了「文�黑�」的代表人物，�受折磨，「四人�」倒台不久即悲�地死去。
��祥�太太周小燕（著名歌唱家）文革�都被��「牛棚」，幸而�有被逼死，能活到八十六�（九六年）才去世，算有後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春�接受江青指令，把知道江青�去在上海�底�的�君里、�而已、�丹等十八人隔��查。一九六九年�君里�死�中；�而已因�法承受非人折磨而上吊身亡；�丹等人出��已�成���年的老人。
�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被捕入�，被捕前後�遭毒打。一九八○年他逝世後做��解剖，�生�他的妻子�宗英�：「�丹身上�有一�地方��，包括��耳朵，太�了。」
由此可知，在毛共的�治下，�是害人者，�是受害者，你能分得清�？他�害死的不��是一�石�，他�事�上是在出�自己的良知，出�自己的忠�，出�自己的理想。一�人要��自己的良知，除非去死，像�安平，像�拓，像田家英，像傅雷夫�、翦伯�夫�，像老舍、孔厥、金仲�、��家、�宗燧、俞大�、周瘦� ……死後�要被戴上一�「自�於人民」的大「帽子」！古今中外什��候有���的�事？！
上影右派多，自�只有石�一人
上海�影�片�一共打了四十六名「右派」，著名的有：石�、�歌辛（著名作曲家，一九六一年�死於安徽�改�）、�永�（著名�演）、�茵（著名演�，�演老太太，��「��第一老太婆」）、�天�（《��人�》男主角）……等，自�的只有石�一人。
有人�，石�自�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然表面上嘻嘻哈哈，�情�和，平日��玩笑、�相�、找噱�，但�心深��是孤�冷寂的。他少年混�下�找生活，遍�人�冷暖，��人性��。在後�出版的《石����》�，他�道：「世界上被人��著的功�和��，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事。」以此��照毛共的所�「�功��」，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如炬的眼光。
�在人���：性格�定一切。我��，石���自�，除了他的性格�定之外，主要�在於一�老友的背叛和落井下石。�也是大��家的�宗江回�，一九四○年代他曾和石�同居於上海的亭子�，石��了一句�他一�子也忘不了的�――「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如果�那�是�民��治的�代，那�在��要「解放」全人�的共���了之後，�什�人和人之�反而�得更加�情和��？！��的世界，�值得留��？！
�一九四○年起，石�演���《大雷雨》《家》《正�歌》《��》《大���》《秋海棠》《�上君子》《林�》《金小玉》《�世英雄》《夜店》《雷雨》等；���本《�南起�》；主演或�演了《世界�女》《�世�光》《假��凰》《太太��》《天仙配》、《��天》《母�》《哀�中年》《腐�》、《我�一�子》《太平春》《姊姊妹妹站起�》、《�毛信》《宋景�》《���》《情��深》、《�海夜航》等二十多部影片。《我�一�子》《���》《情��深》《�海夜航》等都受到共��的肆意批判。
才�之作天仙配�遍港台�南�
一九五五年石��演的�曲��片《天仙配》是安徽�梅�，因曲��美�受�迎，�引起香港、台�及�南�等地的�梅��潮。香港邵氏先後拍了多部�梅��影，出名的有《江山美人》、《貂�》、《���城》、《梁山伯�祝英台》、《白蛇�》等。一��，大家都唱�梅�，林黛演的《江山美人》更在第六��洲影展�得最佳影片��。
《天仙配》中的一曲《�家》，�耳��，�年十分流行，�在也是京�名角李�素于魁智的必唱曲。我��得：
�上的��成����水青山�笑���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把家��你耕田�我�布�我挑水�你���寒�破能避�雨�夫妻恩�苦也甜 �你我好比����比翼��在人�
可�的是演《天仙配》女主角的��英在文革�被��「�民��伏特�」，�遭批�後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夜自�身亡。翌日晨�代表不但���英「自�於人民」，��她肚子�有���，��在�院用�刀的斧��膛破肚，�胸骨一直劈到�骨，把�子都翻出�，只找出一百多粒安眠�，�拿去化�。共��之�暴�有人性，令人�指。
中��影史的�典《我�一�子》
拍於一九五○年的《我�一�子》改�自老舍的名著，是石�的代表作。他自�自�自演，�得了�大的成功。「我」是一�六十多�的老警察，生於清朝末年，一�子奉公守法，吃苦受累，最���困潦倒，家破人亡。主角��清末�雨，八年抗�，�共��，�於盼�了「解放」。一天清晨，「人民解放�」�入北平城，��街�乞丐的「我」��中�醒，在�伍中��了�加八路�的�子，便含著��，跟著�伍向前走去。
影片�得文化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秀影片一等�。
《我�一�子》是中��影史上的�典之作。一九五七年我在�州��，曾��石�表示：《我�一�子》�可以拍下集。�成了他「�右份子」的一大罪�。因�《我�一�子》是控��清和民�的腐�，一九五七年已是共��的天下，你�要拍下集，那�然就是要控�共��了，焉得不「�右」？
著名���影��家�佐���石��「稀有的表演��家」。�在仍然有人�：��界有��人，一�是于是之（北京人民���院名演�），一�是他的舅舅石�，在他�死後的半�世�，不�有人超�去。
石��演的最後一部影片是《�海夜航》。那艘「民主三�」客�，就是《�海夜航》所用的道具。石���「民主三�」自�，是不是想�刺共��本�有民主，�要用�假的民主��扮自己？
太�已�升起，太�不是我�的
《我�一�子》的�束�是：「哎�，我�一�子啊！」石�只活了四十二年，他以死�控�共��的暴虐和朋友�的不�。
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上影�宣��十四位「右派」「改正」。唯�中���、�影史上的奇才和怪才石��有�骨，�有墓地，�有墓碑。他�後人留下了他���「日出」�曲中的一句�：
「太�已�升起�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不是我�的，我�要睡了。」
在中共�制�治下，多少耀眼的巨星，科�上的、文�上的、��上的……都消失在黑暗的夜空中，只留下令人惋惜和�息的悲哀！毛��和共��的罪�，何�才能清算？
二○○七年石�逝世五十�年和中����生一百�年，石��年的太太童葆苓���回��加�念活�，她告��者，石�最後��的一句�是：「�有死�的人是不知道死的快�在哪�，同�，也只有活著的人，才明白活著是多�的痛苦。」
只有活在共�世界的人，才能��活著是多�痛苦。���酷的社�，�道不��早日埋葬�？
二○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於香港�西��――转自《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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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生当为人杰，死亦是鬼雄
--不屈于独裁暴政统治的五七难友马力生
[日期：2012-08-12]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2年8月12日讯）2009年秋，我去云南冲腾瞻仰当年为抗击日寇，保卫大后方浴血奋战达三月之久，而壮烈牺牲的近万名中国远征军，取道保山市看望了那里众多的难友。陪同我前往的是昆明市赵汉科和吴明春两位难友。赵汉科是离休干部，12岁时因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边纵"，出入生死历经多次战斗，为解放云南几乎献出生命，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沦为右派分子。他和我样一直不向毛共"认罪"、"投降"，坚持当局必须为右派彻底平反，发还22年拖欠工资，是云南地区批毛反毛的一杆旗帜，也是昆明难友中的领军人物。
他虽年迈七旬，却驾着一辆面包车全程陪同我翻山越岭足遍滇西。，那晚我们寄宿保山市，临夜叩访了已故难友马力生的儿子。马力生是保山市响当当的人物，在老年的教师中以至全市教育界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他大名的。他是云南保山第一中学教师，1957年受到政治迫害，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被打成反革命蒙冤入狱。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他自始至终不认罪，因此惨遭摧残折磨。二十几年的牢狱生涯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是被单独囚禁在空间狭小，不足两平方米，暗无天日，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囚笼之中，其精神和肉体遭受的双重酷刑前所未有，大大超出了人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但他始终坚守着理想与信念，以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和人的尊严，顽强抗争直到被宣告无罪。
1913年他出生在保山板桥一户回民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酷爱绘画艺术，其绘画天赋曾经受到1942年莅临保山的徐悲鸿先生的高度评价：气韵不俗，笔调大方，将来造诣正未有艾。在悲鸿大师亲自面授指导下，他的书画技艺更上一层楼，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1946年他南下缅甸，在仰光举办个人画展，效果颇佳，获缅甸政府表彰。他才学出众，十八岁即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一直在当地任教。滇西抗战期间，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的宣传活动。在日寇对保山的大轰炸、细菌战中他死去了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数位亲人。虽然每天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他仍然坚持记日记，真实记录下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具有史学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马力生滇西抗战日记》。这些日记尘封了六十多年他去世后才人被发现，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称之为"中国的'拉贝日记'"。
他出生于回族世家，最早受到的是伊斯兰传统宗教思想与文化的教育，后来又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教育。他思想敏锐，见地深遂，儒家称："仁者爱人"。他则认为："大公无私之为仁，仁者智，仁者勇，仁者无忧"。对本民族的信仰他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真主'即'真理'，回族就是信仰真理的民族，'唯真理是从'是做人的原则！"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为犯了小错误的学生遭学校批斗和开除鸣不平，同时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了点建议，竟因此被划成右派分子。在被奴隶般的劳动教养，从事挖矿、开荒等艰苦劳动期间，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但还是愿意通过劳动使自己得到锻炼。然而想不到的是在劳教农场里竟又被强加了无中生有的罪名，受到更加残酷的批斗，被关进了禁闭室，逼他写认罪书，他不写，不几天即宣布他是"反革命"被判刑五年。事情的发展一再触及了他做人的道德底线，使他无法容忍，从此走上了对抗之路。他公开对那些使用暴力企图强迫他认罪的人说："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
在万人宣判大会上他昂首怒吼"我不是反革命！"把判决书当众撕毁。被强行送进监狱后他立即声明："我没有接受过判决，不是犯人，不能以犯人对待！"他无视监狱"抗拒从严"的一再警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签字、不盖手印，拒绝办理任何入狱手续。不接受犯人编号，从不回答监狱里的点名叫号。不穿囚服，甚至自己带去的衣服被打上编号后也坚决不穿。不理发，不剃犯人头。不参加犯人的学习、劳动。于是，从入监当天起他即被戴上脚镣手铐直接投进单人牢房――令人恐怖的小室里关锁起来，随后又组织犯人对他进行了轮番的批斗，但都没有效果，于是，他被长期囚禁在了小室里。
在小室里面的他戴着最沉重的脚镣，重的达三十六公斤，双手被反铐在身后，吃东西只能像猪狗一样匍匐着身子用头去地上拱着吃。时间一长，身上穿着的衣服烂朽了，又因为生满了虱子咬得他无法忍受而被他撕扯光了，因为始终拒绝监狱施舍的衣物，于是，竟到了赤身裸体的悲惨地步。
被长期囚禁在小室里面的他赤裸着身体，手脚又被镣铐束缚着，既要经受严冬的寒冷，还要忍受盛夏酷暑时节蚊虫的叮咬，以及疾病、饥饿和时不时被人拖出去批斗、捆绑吊打等一系列危及生命的考验。
监狱里面的人都知道，一旦被关进小室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自杀。但是，马力生既不投降，也不自杀，而是以钢铁般的意志抵抗着非人的折磨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严峻考验。
在二十多年的冤狱生涯里，他曾被两次判刑（第一次被判五年，第二次被判十五年），监狱还曾上报要将他枪决处以极刑（幸未获批），但不管怎样他就是不低头、不认罪。不论是在批斗场上，还是在万众瞩目的公捕公判大会上，还是在随时都会被处以极刑的死亡危胁中，他从来都是面不改色，毫不畏惧，或者大声作无罪辩护，或者愤怒遣责法西斯暴行，或者当面驳斥监狱领导的观点，或者当众与管教干部进行辩论，还用绝食的方式进行过抗议。不仅如此，还公然向监狱当局递交要求恢复人权自由的《意见书》和《呼吁书》，甚至画讽刺漫画粘贴在小室的墙壁之上。总之，只要一息尚存，他都会用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方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他的这种态度和表现在那个左倾错误思潮严重泛滥，对专政对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动辄施行暴力的年代是极其少见和不易的，以至于连监狱里原来一直斥责他顽固不化的某些监管干部也不得不佩服他是真正的硬骨头，有的还将他的事迹悄悄的传颂到社会上去。
有目击者曾经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述："马力生先生经常被拖出小室外强迫他认罪，不认就打，至少每星期一次，他依旧不服，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动弹不得，但他宁死不屈，一直不肯低头。面对无坚不摧的强大暴力，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坚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在被拷打中，忍无可忍时，他多次发出狮子般的吼声，表明他宁死不屈的决心，因而更加激怒对方，招来更大的灾难，经常遭受毒打，不是鼻青脸肿，就是口眼冒血，临了，仍被拖进禁闭室。想到他生前种种不幸及其威武不屈的精神，不禁为之肃然。如果他没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凡的毅力去承受则早已化作白骨不知去向了！"（戈立德《缅怀马力生先生》刊载于保山一中校刊2003《天南学海》第十二期）
苏渔耕是马力生的学生，当年曾经进到过小室，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老师被囚禁在小室里的悲惨情况而深受震撼，晚年的他虽已近八十高龄仍亲笔将亲眼所见绘制成了一幅巨幅草图，名曰《抗争图》，并附上了祥细的文字说明。（见附图）
苏渔耕先生（已逝）与他亲笔绘制的《抗争图》 （摄于2003年）
经二十二年磨难，铁骨铮铮、坚贞不屈而又大难不死的他终于把牢底坐穿重获自由。一生无媚骨，至死不认罪，该有几人能做到？马力生先生做到了！为了真理，为了信仰，为了人的尊严，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其近二十年被关押在小室里的经历堪称传奇，其精神意志极为罕见！云南著名历史学家马超群教授为此撰文称赞他是"回回民族的光荣，保山人民的骄傲！"
"铮铮铁骨，人之师表，先生气节，万民景仰！"这是他生前人们联名赠送给他的贺词。"为维护人格尊严威武不屈廿二载，乃善养浩然正气贫贱难移九十春！"是他去世后人们书赠给他的挽联。
他是名符其实的钢铁般的冤狱英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禁使人想起李清照的诗："生当为人杰，死亦是鬼雄！"
苏渔耕是一位极有才华且爱好书画之人,2003年已年近八旬的他将当年在狱中见到的马力生先生的情景绘制成了一副高2.1米，宽1.15米的巨幅草图，题名为《抗争图》
（图中题词） 我在1961年住场休整排练演出期间，一日，因事入监狱小室，突见老师戴手铐脚镣，盖一黑毯而卧，其抵墙之足上方贴有速写画五六幅。老师枕被闭目，不顾入门之来者。我步至师长耳边低唤："马老师"。师长入狱以来从未闻过此种称呼，故而睁（开）眼望我，似有惊意的唤道："苏渔耕！"遂少许谈话。此后十八日中，曾见其被立晒于大田。综合所见实情配文绘此草图，技法粗劣，愧于展示，但因恩师归真四十天经诵安灵，仍把此草图解实于抗争图诗里，作为对恩师的凭吊与纪念。 癸未春二月二十四日 学子 渔耕 草图（印章）
注： "盖一黑毯而卧，其抵墙之足上方贴有速写五六幅"――说的是在小室里面的马力生先生没有可穿的衣物，赤裸的身上仅披了点又黑又赃的烂毯子。小室空间狭小，躺在里面的人其头和脚两头都触得到墙了。此外，小室里的墙上还粘贴着好几幅马力生先生画的讽刺漫画。
"曾见其被立晒于大田"――说的是曾亲自看见被从小室里拖到工地上批斗后企图强迫劳动的马力生先生因拒绝服从而被罚站在大田之上遭烈日曝晒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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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记一次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茶叙
来源：�子�件 群 | 2012/8/14
6月8日下午，在北京的一些五七难友和难友子女，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茶叙，纪念55年前的"反右运动"。
（一）
对于五七难友和他们的子女来说，6月8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55年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策划、定题、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论和文件，把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转变为对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大镇压的反右运动。长期以来，由于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压制民间对它进行探究研讨，禁止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因而，反右运动和作为它的转折点的6月8日，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漠了、忘却了。但对于所有因被划为右派而沦为贱民的几十万难友家庭来说，6月8日却没齿难忘。不过，很多难友只记得《这是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而对那个充满杀机、号令开杀的党内文件，却不甚了了。许多难友以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写的，记忆里把发生在6月8日这一天的两件事情――社论和党内文件，搅混在一起了。实际上，那个党内文件的作用，远远超过社论。因为社论虽有号召力，却没有约束性。而党内文件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的号令，无疑更为那些领导运动的干部所重视。毛泽东在同一天里既发社论，又写文件，双管齐下，彻底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打了下去，掀起了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震慑住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而巩固了、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
因此， 在6月8日这个日子里纪念反右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取小规模茶叙的形式，是在国家安全部门严密的专制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近几年来年，国家安全部门似乎患了"会议过敏症"，只要听到有什么见面聚会的风声，哪怕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老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要出来干涉禁止。一方面是警告聚会地点的餐馆或书店，以停水停电、甚至是停业整顿相威胁，迫使他们取消借用场所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对受邀参加聚会的人进行监控、约谈、喝茶、劝告。一部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专政机器，在这一类问题上运转得非常迅速、高效。因此，如果举行正式的会议，势必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干预，不胜其麻烦不用说，最后还是开不成会。为了避免这个不幸的前景，我们不得不采取小规模的茶叙的形式，来实现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心愿。
参与这次茶叙的，有两位当年的罹难者，5位难友的子女，还有两位关心这一事件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因为接到邀请书，受邀参加10日将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研讨会，这几天一直受到警方的干扰，劝告他不要参加会议，并且对他实行24小时监控。来参加茶叙前，他说要出门看朋友，警方说，我们可以用车子送你去。为了不至于连累其他朋友，他把出行的目的地说成另一个地方，下车后摆脱了警方的跟踪，再搭公共汽车来和朋友们见面。这个插曲，为这次小小的茶叙添加了谈资笑料，倒也有趣。
（二）
在茶叙漫谈中，大家一起回忆了55年前那个由民主运动转变为残酷镇压的可悲时刻。在6月8日以前，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帮助党整风的诱导下，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建议。特别是以北大"五一九"为开端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的口号，提出"为民主而斗争"，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对镇反、肃反、反胡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提出尖锐批评，直接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认为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至于在大学以外的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多数是对具体工作中的缺陷，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对建立未久的专制政体的批评和指责，本身就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在6月8日以前，这个社会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专制争自由的民主运动。6月8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在所有学校、机关、企业以至学术研究单位，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独裁者凭借专制统治机器的强大权力体系，对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毫无招架之功，结果，无数知识分子（一说55万余人，一说300余万人），被淹没在"杀人不见血"的汪洋大海里。这就是反右运动――专制统治者的盛宴，知识分子的劫难。
茶叙中还谈到，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发动整风，可能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在1956年就提出要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目标其实是党内最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1953年他成立计划委员会，把高岗从东北调来当主任，就是让高岗来分周恩来的权。他多次找高岗密谈，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让他到东北去调查刘少奇的问题。高岗信以为真，就召开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矛头直指周恩来；又利用饶漱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批判安子文，矛头指向刘少奇。他还找一些领导人谈话，表示要拱倒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分别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毛泽东权衡厉害，一翻脸就搞了个"高饶反党集团"，而对刘少奇、周恩来，仍然心怀警惕。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章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设立名誉主席，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刘周等人为削弱他的独裁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发动整风，可以把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引向某些领导人，借助党员和社会群众的力量，实现他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另一方面，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意识到国内的社会危机，他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的动态。因为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摧毁，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最有威胁的社会阶层。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以，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对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以震慑整个知识阶层，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威胁，就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为了化解社会上骚乱濒发的各种矛盾，发动广大民众和党员积极投入即将开展的政治运动，也为了诱使知识分子大胆"暴露"，毛泽东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且一再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各部门、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的大动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风本来只是党内的运动，但动员的对象却主要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专院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机构等等。出于毛泽东的意外，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后，矛头所向却不是刘周等人的右倾和工作失误，而是他主持推行的反胡风、三大改造、统购统销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直接针对他个人的批评。面对这个趋势，他不得不放弃利用整风来打击党内对手的打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反击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把邓小平推上第一线，任命他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毛泽东后来把反右运动解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行，还要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就是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右运动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当然，把反右运动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反右运动确定无疑地建立并巩固的，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三）
参加茶叙的朋友中有五位是当年右派的子女，交谈时提到了"右二代"。有的朋友不赞成这个称呼，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还有"星二代"，都带有讽刺和贬斥的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的权力和财富而睥睨当代、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的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虽然受了许多苦，并且连累了我们全家，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也引以为豪。我们长期生活在贱民家庭里，在苦难中成长，深知自由民主平等的可贵，我们要接过父母的火炬，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广大，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
有的右派儿女说：反右运动已经55年了，当局至今还坚持"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荒唐的结论，不道歉，不赔偿。近几年来，许多右派老人不断上书，发公开信，写文章，到省会和北京上访，对当权者恳求哀告，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希望他们实事求是地面对事实，但都没有感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就是想把现在还活着的这些原来的右派分子都拖死了，就可以不了了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责任把父母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一方面，深入批毛批邓，揭露他们违反宪法、违反人性理性的狰狞面貌，清算他们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严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当局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承认错误，向我们的父母道歉，赔偿受迫害二十多年的损失，并且妥善解决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果我们这一代达不到目的，还有第三代。现在已经有第三代英勇上阵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的朋友还谈到，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改革反改革、启蒙反启蒙、维权反维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形式，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一点一滴、一砖一瓦的作用。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启蒙，由于当局掩盖历史真相，禁止讨论历史问题，很多老人，甚至很多中青年，至今仍然处在受蒙蔽、被欺骗的蒙昧状态。如有的人在毛派的蛊惑下，认为还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好。这就需要大量说理透彻的文章，揭露历史真相，分析批判那些带有极大欺骗性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和在香港出版的，有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做个"二传手"，把这些好书好文章下载复印，广为散发，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育。
（四）
茶叙漫谈时，有的朋友还对我最近出版的《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作了评说。他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根据切身的感受，对过去接受的一些理论观念，产生了许多怀疑，也进行了反思，又从互联网上读到了大量文章，得到了很多启发，思想认识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问题太多，由于当局推行实际上是愚民政策的舆论导向，广大民众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或者换一句话说，需要进行启蒙性的教育。《回归民主》的出版，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上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这本书对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清算，廓清了许多习以为常的糊涂观念，特别是对像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既从理论上揭露了它们的谬误，又从实践上指出了它们的危害，特别是它们阻碍改革开放的有害作用。十五篇文章和鲍彤的序言，说理明确，论证透彻，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推广《回归民主》，宣传这本书里的理论思想，就是推进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所以都乐于为推广此书出力。
但推广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回归民主》是不被当局认可的出版物。此书原名《评"八确立"、"五不搞"》，有简体字的试印本，在香港正式出版繁体字版时，书名改为《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它刚出版就在大陆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少量逾越海关的严格检查而流入大陆的书，虽然经过复印，仍然不能上市或邮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传播的难度，阻碍了它的扩散。参加茶叙的几位朋友最近奔波于京华道上，分送复印的《回归民主》，十分辛苦，但他们仍为自己能以这种形式促进启蒙运动而感到自豪，把自己称为"民主义工"、"启蒙义工"愿意继续做《回归民主》的"二传手"。我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五）
朋友们还对当前时局和某些社会问题，进行了交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坦率的陈说，也有剀切的规劝；相互支持，彼此勉励。已经到六点钟了，茶叙在舒畅的、和谐的气氛里宣告结束。
同参与茶叙的朋友们握手告别后，我带着大家的祝福和期盼回家。走出几十米后，我回头遥望，几位五七难友的子女还在路那边热烈交谈。一种异样亲切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些朋友是不幸的一代，平庸的一代，但同时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由于他们青少年代成长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家庭里，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社会资源，良好的教育与他们无缘，因而，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他们都不如55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他们不但对于现代社会的见解远胜于父母，而且所作所为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北大"五一九"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但他们当年所举起的自由民主的火炬，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扑灭了。这些难友子女的历史任务，就是重新点燃先辈的火炬，高高举起，照亮争取自由民主的征途，驱除一切黑暗，迎接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在将要来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里，在改革的高潮、启蒙的高潮、维权的高潮里，这些右派儿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怀着颇为乐观的心情，轻快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201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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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主教「被右派」到���主教「被避�」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8/8
中共�反�法的宗教迫害
・申 援
上海市政�委�、中�天主教���常�委�、上海市天主教���副主任���主教（见图）在上海佘山修院「被避�」了。��有隅，�件事令人想起五十五年之前差不多在�在同一��段��生的性�相同的天津市�振�主教「被右派」事件。
�振�主教「被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八月�，正值毛��、�小平搞��抓右派的高潮，中共控制的中�天主教����配合反右��，在北京召�全�代表大�，��主�便是�清�梵蒂�的��，大抓天主教�的「反�反社�主�右派分子」，�振�主教率�天津教�代表��加。
�振�（一九○二──一九七六），天津市人。一九一七年��於天津南��校，一九二五年加入天津小修道院，後入北平文��院（即大修道院）。一九三一年升�神父，一九四五年起任�海教�宗教代理人。
天主教自一八四七年�始�入天津，一八六二年底天津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天津是�和�的中心地�，天主教�受到沉重打�。事件平息後，天津天主教徒猛增至三�多人。一九四六年��梵蒂�教廷宣�在中�正式建立��制，天津代牧�升格�天津教�。一九五一年前主教均�法籍神父，��爆�後中共�逐外籍神�人�，天津教�主教一�位居要津，中共�力�取�「自己人」控制教�。
外籍神�人�被�逐後，�由副主教�振�代理主教一�。一九五三年二月，��教廷正式任命�振��天津教�署理主教，��天津教��有教徒十�人左右。中共��拉��位由��教廷正式任命的主教，向他做了�多「思想工作」，列����象，委以天津市人大代表之�。在以抓右派�目的的���代表大�上，中共逼迫他表����教廷�清界限，��梵蒂�。�振���被�迫表示要��梵蒂�控制，受到中共宗教事�局的�烈�迎。
回到天津，�振�立即反悔。他在九月底一�有一千多人�加的�式上宣�：「人有了罪就要承�罪，有了�就��改�。大家都看了��，我在北京�了不��的�。我回�以後，心�很不安。�在，在上主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
�於服�梵蒂�教宗��，�振�表示：「我不服�教宗是不�的，我如不服�教宗，神父和教�都不服�我了。」�於���代表大�通�的《抗�梵蒂��理��上海教��利》的抗��，�振��：「通�抗���我�有表示反�是不�的。」最後他要求：「�教友�原�我�恕我，�我祈�。」
在��反右派��政治高�恐怖�氛下，�振��中共的反抗，�在出乎中共的意料之外。�位��已五十五�的天主教�者德高望重，平�恪守本份，祥和�恭，深受教徒�戴，享有崇高威望。中共以�拉�了他，便可控制天津教�十�教�。天津教�在全��足�重，如果��中共�梵蒂�一刀��，不愁全�天主教徒不「����」。
�振�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回到天津，天津市人大秘��找他��，鼓�他把「反梵蒂�」的�度�持下去。
�振�公�承���後，中共�羞成怒，�上�他戴上一�右派分子帽子，撤�人大代表�格。可是他那天津教�主教�位是由梵蒂�教廷任命的，中共�然�法�天，但其�力��不及上帝，只好看著�振����教徒做�撒，奈何不了。
一九六三年天津教�的教徒在中共�力干�下自行��主教。�大教徒不�中共���理，��李德培�正主教，依���深孚�望的「右派分子」�振��副主教，��教廷始�未撤��他的任命。
文革中�振�主教被揪出批�，受到�酷虐待，一九七六年含冤逝世於文革末期。
���主教「被避�」
二○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徐家�主教座堂座��席，除了上海教�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外，�有中共宗教事�局的大批官�。他�都��加���神父�升中共控制的中�天主教���上海教�助理主教的祝�典�。
���（一九六八──），上海市人，��於天主教佘山修院，一九九四年��。二○○八年一月八日起出任上海市政�委�，是中共控制的中�天主教���常委和上海市���副主任。
上海教�和天津教�是天主教在中�的�大重要基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上海教�有教徒十四�人，天津教�有十�人。因此��大教�是中共必�之地。可是除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共�不能�保御用���在��大教�的���。
七月七日天主教���祝�典�前，上海教�神父聚集主教府一�小堂，宣���宗座委任�，���作了信仰宣誓。
���在�牧典�上�重宣�，他已是���梵蒂�教宗祝福任命的�理主教，而不是享有自��承�的���助理主教，「�多事情身心��放在牧事上、福�上，所以不宜再�任���的任何��。」
他的��受到在座的神父、修女和教徒�烈�迎，引起一片掌�。�大教徒和神�人�鼓�他忠於信仰、忠於良知，以「�千�人吾往矣」的大�畏精神敢於挑���，向暴政�「不」。因�他在作�番公�表�之前，已知道其後果，�中共的打���已作好充份思想��。
�天下午，���主教便被�位身份不明的人�走了，送�市郊佘山修院「被避�」。�句中共公�法的�言，叫作「��居留」，隔��外界交往。�局限制���主教行使牧�，他的活����限於佘山修院之�。
中共��梵蒂�底�
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後，�然在《共同��》和《�法》中�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在��上，�宗教一直�取限制、改造甚至消�的政策，尤其�怕和仇�天主教和基督教，�指是帝�主�侵略中�的工具。
打�宗教地理位置分��就可知道，世界上政治�明、����的先��家都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基督教的博�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普世�值�，�共��的����、�制�裁水火不相容。
上世�五十年代初，中共一方面通�土改、�反�反、三反五反、整�反右等政治��不�迫害打�教徒；另一方面，用「拉出去打��」的�砂子方法在天主教�成立御用的中�天主教���以抵���教廷；在基督教�部�成立「中�基督教三自����委��」，中共特���傅�山神父和�耀宗、李�文牧�分�被�����和三自��委���任����。李�文牧�的身份在文革中被��兵揭穿後，中共派他到香港��任新�社副社�。
目前中�天主教���官方承�中�有天主教徒五百七十�人，但在��上，如果把不受���控制的家庭教徒和�村教徒也�算�去的�，已超�一千二百�人。中共深知一千二百�教�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影�力，��六十多年�量，在中（共）──梵蒂��拉松式建交�判中，不�����教廷的容忍底�，以��自己作��神�者控制天主教�的利益。
――《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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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宋庆龄公开反对反右运动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4:29
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深刻破解。赫鲁晓夫比痴情痴心痴恋于毛泽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要聪明十倍。
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任何人，尤其是党内高层，必须表态拥护，否则，只要略有微词，无论何人，必定要遭到整肃打倒，身败名裂，直到死无葬身之地，如彭德怀，如刘少奇，如林彪。可是，却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例，就是宋庆龄（1893―1981），她竟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运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反对，明目张胆地说"不"。
反右开始之后，人人都要表态。有人说，沉默是金，但沉默意味着反对，因此，即使像"国母"、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这样的要人名人，她也没有沉默权。她必须表态，公开表态，不能逃避。她在1957年6月21日，即反右开始之后13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妙就妙在此文暗藏玄机，不是表示拥护反右运动，而是表示反对反右运动。。
文章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是在反右开始之后13天发表的，题目立论带有浓烈的批判色彩，吓人一跳："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当时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呀？不言而喻是全国正在批判的资产阶级右派，但如果通读全文就会发现，全文用的是假言推理，而不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此其一，第二是，全文完全没有"右派"或"反右派"的字眼。
开头第一段说："最近我虽然因病而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党员们工作作风的运动。在这以前，各方面已经展开了'鸣''放'。"是从"整风"、"鸣放"立论，好像不存在惊动全国的反右运动。接着，宋庆龄说：
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并且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会起极为良好的作用。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它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无比强大的活力和热情。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领导党和政府的方法上标志出一个新的途径，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我深信，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6月8日宣布发动反右运动之前，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而后，5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的决定。整风运动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号召党外人士参加共产党的整风，提出批评，实行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6月8日开始，风向骤然逆转，由群众的大鸣大放转变为反击右派的向党进攻。毛泽东认为，那些大鸣大放不是群众帮助党整风，而是右派向党进攻，必须击退。
可是宋庆龄的观点截然相反。这篇应当是为"反右"运动捧场的文章，竟然只肯定"整风"、"鸣放"是"健康现象"，是"健康的运动"，一来" 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其次是"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第三"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因此，她说："我深信，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宋庆龄从整风鸣放的正面意义，即毛泽东发动整风之初公开表明的动机来阐述她的认识，所以她开门见山地说"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而不是毛泽东断定的右派分子趁机反党攻击党，她特别认为"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是共产党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示。
第三段她更是批评了毛泽东的反右做法。她说："在人们热烈发表意见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和缺点被揭露出来了。人们认识到，我国革命的新阶段要求我们有一种新的态度，具备一种新的才能，特别对那些身居领导地位的人们更是如此。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见解，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永远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而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的确是无穷无尽的。"这里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那时，中共掌权的干部，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军队里，连长读不懂作战命令，县长读不懂一般文件，是平平常常的情况。不少省部军级干部也只是扫盲水平。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人才，毛泽东却发动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宋庆龄认为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见解"。她耿耿忠心地告诫毛："我们必须永远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但是出身于湘潭农家、依靠井冈山夺取天下的毛泽东这时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
宋庆龄特别指出，右派不是"我们的死敌"。她说："因此，在目前这个为了清除障碍以便加速前进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将斗争的重点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是我们的死敌。"
宋庆龄是一个心地坦白诚笃的人，完全是从发动整风的本初意义、正面意义上来理解。她不认为有所谓右派反党、妄图夺权等等莫须有的罪状。因此，题外之意，弦外之音，表明宋庆龄不同意毛泽东耍弄的"阳谋"。她委婉曲折地表明不同意反右运动，甚至于还有规劝毛氏的意思。毛泽东的头脑当然很清醒，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支"暗箭"。任何人要是玩弄隐晦曲折、暗藏玄机哪能骗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上文发表之后，大概龙颜颇为不怡，所以逼迫宋庆龄再次表态。7月13日，就是上文发表22天后，反右运动早已成了铺天盖地席卷神州的政治运动。宋庆龄又发表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这篇超过5000字的文章，同样没有提到"反右"二字。她仍然采用"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当初"引蛇出洞"的正面说法。她明确主张"团结"，也就是反对破坏团结的"反右"。对于当时认为的右派攻击，在宋庆龄笔下成了"许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发言。缺点与缺陷被揭露出来了。"下面三段话，几乎可以看做是对毛泽东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严厉批评：
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事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尽管它们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宪法，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某种残酷的手段来掠夺它的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呢？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呢？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了解紧张的性质和原因。我们曾用大炮来对付大炮，把我们自己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却不用武力来解决人民之间的分歧。在旧社会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导向苦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个项目。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是追求着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的问题。它们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这一点，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上述第一段，显然是用"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借旧鉴今，警示毛泽东，不要重蹈旧统治者"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的覆辙。第二段，规劝毛泽东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第三段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明这不是"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警告毛泽东不要食言自肥。大概宋庆龄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以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引蛇出洞"伎俩来对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所以她再次写文章表示不同意反右运动。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当时反右进入高潮，宋庆龄竟敢于公开主张"团结"，反对和曾经的反蒋同盟者、战友盟友公开分裂决裂，反对把许多青年学生、青年干部、青年知识分子打右派，再次和毛泽东唱反调，可谓空谷足音，诤言贯耳。
从近年来解密的宋庆龄言论知道，1957年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对反右确实说过"不"。 1957年宋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这封信应该是写于上述两文之后不久，宋庆龄一连提出了五个疑问，不解之情蕴含在怒责之中。她不相信"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她这才惊然发现，她"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把自己的荣誉、生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的一个政党领袖，竟然是一个玩弄权术，搞什么"引蛇出洞"，致人死地的政治流氓。这就像一个痴情女遇到了负心汉，她的倾心之爱受到无可饶恕的践踏与侮辱，轰然倒塌。
宋庆龄说"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们这些右派大学生。以年龄论，官方公布的55万右派分子中，30岁以内的人，包括大中专学生、大中小学的青年教师、青年干部军官等等，占了一半多多。大约5%――10%（各校不等）的大中专学生打了右派。我们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瞬时之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要弄得被迫自杀，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半以上的右派实行劳动教养，最少也是要当22年的贱民，有的后来被枪杀，如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郑介农，是一位优秀的才俊之士，因为写了一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而打了右派，判刑，枪杀于狱中。北京大学有8名学生右派被枪杀，其中包括自由女神林昭。许多年过耄耋的老右派至今还属于"监控"对象！！！而1946――49年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学生的地下党员，参加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战线"活动，全国也没有几个坐牢的。两相对比，毛泽东实在是罪不容诛！这叫宋庆龄愤慨莫名，难以自已。
宋庆龄反对反右运动的态度，在党内高层震动很大。据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王若水回忆："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来到报社，指示反右派宣传。他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开始的话就是：'这次反右派是个考验。郭老拥护，宋庆龄就不支持。主席说，他们两人的表现就不一样……'"（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538页）
毛泽东已经被他臆造的阶级斗争冲昏头脑，喝不进良药，听不进忠言，但是对于宋庆龄的"不支持"态度又无可奈何。一肚子的闷气只能在某个范围内发泄。全中国之大，毕竟还有一个敢在老虎头上动土的人，而且是女人！
宋庆龄不能自觉地和毛保持一致，这是源于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和政治信仰，还因为她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自恃还可以规劝毛泽东，起码是相信毛不敢把自己也打右派，但毛泽东是英明领袖，怎么能容忍这种反调呢?任何别的人，这样说，不打成极右分子就怪了。我们无法知道老毛使用了什么手腕，软硬兼施，最后使宋庆龄终于屈服，到9月9日她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0月1日国庆日发表《中国的光明前途》，就不能不说违心的话，为毛氏酷政捧场，为"反右"张目了，但也只是说些应付的话。
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婉转曲折暗藏玄机地表示反对的人，神州之大，到底还有宋庆龄一人，似乎也只有宋庆龄一人。这是我近年来研究反右史的一个有趣的发现。
毛泽东对宋应当非常厌恶，但仍然需要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装点此关山"，所以还要隐忍，不能也把她打倒。1957年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宋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1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带了宋随行，宋（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是工于心计的高明的政客，政客只讲利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需要顾忌。权衡利弊，毛泽东直到死前，对宋庆龄没有下毒手。毛泽东与宋庆龄之间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孤例。
（2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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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体――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一
作者：红叶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8/5
陈独秀有关民主的论述，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针对中世纪的专制独裁作文章，属于近代民主的范围，后期抨击的是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后近代民主的范围。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发源地
从苏联所谓"十月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基本形态，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权由一党（即：共产党）专制包办，其他政党全部取缔或者只是用于摆设的"花瓶"，而这个党的一切大事又只听命于一位领袖，实行个人独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概由此最高统治者一人说了算，和过去帝王的"一言九鼎"一模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国全党全社会只允许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舆论一律"，只允许一种声音，其他一概排斥、打倒。
陈独秀当年曾用四句话精辟地概括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独裁本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⑴
其实，用它来表述无产阶级政党，最确切不过。正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布尔什维克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党专政"，"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⑵
1917年10月7日，俄国"预备国会"开幕。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仅53人。布尔什维克因处于少数地位，不能随心所欲，遂退出了会议，并于11月7日，发动政变，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此后，他们单独组织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但是，11月12日，选举结果揭晓：在707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仍处于少数地位。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场竟被布尔什维克武装包围，参加会议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并被列宁的水兵残忍地杀死于议院。立宪会议旋即被解散。作家高尔基在《新生命报》上，痛心地写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列宁随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改名为共产党。6月14日，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22年，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俄共实现了自己的"党外无党"的预定目标。⑶
苏共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政见不同，该党于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作为苏共前身的布尔什维克竟将孟什维克清洗出党。1923年，列宁更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孟什维克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实现了"党内无派"，布尔什维克成了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政党"。⑶
只是"党内清一色"还不行，一山不容二主，党的领袖必须同时不断淘汰。1936年，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1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37年，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17人，15人被枪决。1938年，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21人，16人被处死。自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用了十几年时间，至此终于把托洛斯基等所有党内元老全部清洗干净,建立了"党老大"的个人独裁制。
"法西斯"：希特勒把苏联独裁政体移植于德国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体横搜一切、无坚不摧的力量，激发了所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跃跃欲试的情怀。在它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仿照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残暴的、但严重危害世界的法西斯政权。陈独秀揭露说："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⑷
无论党内党外都不允许"异己"存在的政体，与近代民主制，势如水火，彼此不能相容，处处与民众对立。而且，经常还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迫害狂潮。在陈独秀生活的二十世纪，就发作过三次。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在国内对干部、民众的屠杀，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希特勒对犹太人等的残害。陈独秀去世后，五、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毛泽东连续发动"反右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不断折腾民众。每次独裁病毒大发作，暴死者都以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计。
陈独秀亲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的杀人狂潮和当时方兴未艾的希特勒对非雅利安人的摧残。实行同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当时横行世界，打倒一切，摧毁一切的暴行，尤其令他感到触目惊心。他指出：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机器。⑸
中国以俄为师，建立了"人民民主独裁"制度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建立之后，我党何尝不也是如此？我们党同样醉心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当我们力量比较弱小时，为了对付强大的蒋介石，我们曾谨慎搞过所谓"统一战线"，联合民盟等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可是，一旦政权到手，"联合政府"的影子晃动了一下，就迅速消失了。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有民主党派更被全部打垮，中共实现了"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此后的所谓"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独立性，完全依附我党，成为我党用以粉饰"民主"、欺骗民众的"花瓶"。
党内斗争同样残酷无情。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群，一律清除，美其名曰："路线斗争"，实则火拼而已。火拼有文有武，在井冈山杀掉袁文才王佐、"反AB团"等，属于武拼。而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刘少奇、林彪……的被陆续搞掉，则属于文拼。最后，只剩毛泽东老大一人，独占鳌头。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独裁"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至于他自己，更干脆自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现代秦始皇。
"只允许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陈独秀所说的这种扼杀人的自由，摧毁人的个性，将人"变为牛马机器"的独裁政体，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残害民众，危害世界，已近一个世纪，罪行累累。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竟被捧为"民主制度"，而且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⑹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政体寻找理论根据，中共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中国特色"便罢，一有"中国特色"，就像刘谦的天衣无缝的魔术，"专制"一下子就变成为"民主"。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并存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原来，所谓"中国特色"，指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基本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统一"。
但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统一"吗，更不用说"高度统一"了？
不能，绝对不能！
因为所谓"民主"，就是就政府领导人员的产生而说的。民主的精义，就在于：民众自己选举"公仆"，由"公仆"根据民众的意愿，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它是从根本上排斥先验的"领导"的。兵马未动，一个所谓的"领导"已经摆在那里，还再讲什么"民主"，还再有什么可选的？再要"选"，不是假选，就必然是装装样子，走走过程，劳民伤财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了，我们的哪一场选举，村级的，乡级的，县级的
，省级的，全国的，除了今年广东的一个小小的乌坎村而外，可有一场选举不是假选举：所谓"选民"，照例手捧"选票"，像阿Q那样，奉命规规矩矩地，在所谓"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框子里画圈、表示同意吗？
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当然只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后，领导无法同民主选举同时并存、"高度统一"，更不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前。在民主选举之前存在的，只能是民意认可的、其任务仅仅在主持民主选举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尚未选举，就已有一个集团自封为"领导"，岂非"天外来客"？领导同民主不可能并存，有领导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领导。所谓"领导与民主的统一"，根本就是谎言。
"协商民主"论在理论上也根本站不住
我们党创造的另一个新词："协商民主"。"协商"是两个主体彼此商量，"民主"则民众为唯一主体，"民主"与"协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何兼容？要协商，必然不容民众为唯一主体，也就是说，必然冲击民主，使其消失于无形。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正是如此证明的吗？因此，所谓"协商民主"，假民主也，是维护作为主体的"党的领导"的一种说辞、手段而已，掩护着"一党专政"的本质。
"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不能与民主并存，而且恰恰是后民主制的对立物，是必须抛弃的东西，就像在皇权专制时代，要实现民主，必须摧毁皇权一样，在当前的后近代民主时代，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党权，还政于民，实现从党主向民主的过渡。宪政民主的著名学者张博树说：
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结束党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⑺
为此目的，张博树在2007年，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张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陈独秀晚年民主论述在当代的自然发展。但是，热衷独裁、"不容异己思维"的中共，不是感激张氏代它初步完成了本应由它进行的基础工作，张所在的、"独裁思维生产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而敲掉了张的饭碗，使其生活完全陷于困境。张的人现在虽然大受其整，但是他的论述不仅没有因而消失，反而因他人的被整，而更加显现了它的光芒，用又一个生动具体的实例，更加坐实了一党的专制确是一切进步的障碍。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民主潮流的猛烈冲击，中共党内当权的、死不悔改的权贵资产阶级，既恐惧不已，又心怀幻想。妙想天开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结合"、"民主协商"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理论的提出，就是御用文人们苦思冥想的结果。可不是！它既可以标榜"民主"，又不失"领导权"和由这个"领导权"而得到的一切好处，岂不甚好？只是可惜，它经不住科学的剖析。一分析，假民主的面目立即暴露无遗。
中共必须言而有信，兑现原先的民主承诺
实行宪政民主,是我们党早在几十年前就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
1945年10月9日，毛泽东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⑻
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时，说："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还说：全国各族人民、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诚意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间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⑼
1940年2月20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说："中国顽固派国民党、蒋介石所说的宪政，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自由。"⑽
中国今天的所谓"民主化"，就是民众向未经民主选举即把持领导地位六十年不放的中共要权，不是民众在"中共领导下"，向空气要权。我们党早就应当兑现当初的诺言，把自己放在向民众让权、向民众交权的地位，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再继续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夸夸其谈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沿着"加强党的领导"，"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方向前进，越搞，专制越严酷，民众越反抗，社会关系越紧张，还是改弦更张，解套，沿着削弱、以至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方向前进，使民权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完全取代党权的强大力量，使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过渡相对比较平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道不容模糊的分水岭。最好的结果，是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经过种种必要的步骤，水到渠成，最终导致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至于我们党自己能否"凤凰涅�"，在民主大潮中经过锤炼而重生，有赖各方面的努力，目前还看不清楚。关键当然是看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共是继续作为阻碍的力量而存在，还是改变观念，奋起直追，变成促进民主的宪政党？
张博树下面这段话，也正是笔者现在想说的：
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⑺
注释：
⑴《陈独秀诗存》8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⑵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⑶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74年史略》，载《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
⑷《陈独秀书信集》521页，新华出版社
⑸《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7页
⑹李铁映：《论民主》7页，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⑺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⑻四大自由，即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6>》，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5、921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32、735、736页
201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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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8/14
图为文化大革命时批斗专政对象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
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行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征得大多数民意认可，而是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的随意施为。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命运难卜的人群。
专政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不断扮演着进入、退出的角色。演变的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3）
专政对象被统称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对反革命分子界定为"五个方面的敌人"：
土匪头子，中队长以上，惯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青团分队以上；军，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连长以上；政，政府科长、乡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排长以上；
反动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点传师和职业办道人员。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1966）
对专政对象的称谓，简称为"五类分子"。
第一类：地主。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把不法地主列为打击（专政）对象。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专政对象。
第二类：富农。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类：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政治术语，它像一个"筐"，凡是当局认为对政权构成危害或可能构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里装。例如，除了第一次镇反中界定的"五个方面敌人"外，凡历史上担任过反动职务、有过反动行为的人（敌伪军政警宪骨干、托派、汉奸、叛徒、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等），以及虽无反动历史问题，但具有现实危害的人（现行破坏活动，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则分别称为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归于这一类。
第四类：坏分子。毛泽东对坏分子有个笼统的界定，他说："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第五类：右派分子。1957年"阳谋"论的受害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享有右派分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风云变幻，他们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笼，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这个时期，划定专政对象的工作，是混乱、无序的，为所欲为的。专政对象的通俗称谓，叫"牛鬼蛇神"。沦为此类者，遭到法西斯式专政手段的非人折磨与摧残。
对专政对象的具体称谓，除了沿袭旧的名称外，新的花样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保皇派；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子女）；
臭老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在湖南省的邵阳地区，当地的造反派在驻军的支持下，划定21种人为专政对象，大肆杀戮，致资江漂尸月余。他们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党（国民党）、团（三青团）、民（民社党）、青（青年党）、军（国民党和汪伪军人）、政（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工作人员，含保长、甲长）、警（国民政府警察）、宪（宪兵）、会（会道门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汉、迷信职业者）。
那个时候，有人把这"二十一种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即：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
后面跟上一个臭老九。
牛鬼蛇神没个完，
还有军政警宪民青和党团。
会道门，算卦仙，
巫婆神汉站两边。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 ）
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列为"祸国殃民的余孽们"悉数"归位"。接着，党内的一代人杰胡耀邦，连续动了几次大的手笔：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资本家摘帽，一律释放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真可谓日月重光，否极泰来。那种随意划定专政对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当，已成历史陈迹，就连"反革命"这个人人恐惧的"罪名"，也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成为一种政治术语。
那个时代所划定的"反革命阶级基础"，后改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础》一文中写道：
反革命基础，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叫做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或叫反革命社会基础，也有称反革命阶级基础的。这个称谓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群体。
名称的由来
1954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宣布结束。同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公安工作将由群众运动转入经常斗争，重点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为此，调查、监控他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涵盖的社会群体：
反动阶级的人们：那时的反动阶级，是指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子女。特别是被处决和关押者的家属子女；
敌（国民党）、伪（汪伪）、军、政、警、宪人员；
知识界的反动分子；
社会游离阶层。乞丐、妓女、艺人、卜巫之类；
民主党派、宗教、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
并不是上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反革命社会基础，统通被列为调查和监控的对象，而是有选择的。凡选择列为调查、监控对象的人，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地说，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审批；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局审批。如果把有影响的高级人物列为反革命基础进行监控，还要由更高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
实施监控的执行人员，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承担。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国民党"。他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长谢富治视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允许向造反派、红卫兵提供公安机关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会基础名单。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手持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私设公堂，随意确定、升级、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打砸抢烧杀，掀起"红色恐怖风暴"，全国大乱。湖南零陵地区、邵阳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各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吴清濂《难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广西《联指》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杀戮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的惨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
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是人们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革命洗礼"的时代，是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环境中，"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二）、专政惩治、冲击的人数
地主、富农分子
地主、富农分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政对象之一。1946年起，在华北、东北与西北的部分省的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拥有较多土地、房屋、财产，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靠剥削雇工、佃户的劳动成果，或放贷款当高利贷对待，其剥削收入占全家全年总收入达50%以上者，划为地主成分，其家庭成员中有主持、操纵家务的成年人，划定为地主分子，除按人口分给一定数量的劣质土地和偏僻破烂的房屋外，其余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劳动工具与生产技能，自身和家庭成员均参加劳动，雇工或出租部分土地或放贷款，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已达25%以上的，定为富农成分，其主持家务的成年人，定为富农分子，其出租的部分土地和自耕的土地与房屋、财产与划定的地主一样。在东北、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土改中，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对待，作为专政对象进行专政、批斗、吊打。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达到18%的，定为富裕中农，以团结对象对待。
夺取全国的政权后，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按照1950年政务院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富农的部分出租土地予以征收"，"其自耕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受侵犯，受法律保护"。但土地改革运动实际执行中，所谓"征收"，实际是没收。在政治上对富农采取孤立政策。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对富农分子采取专政，被纳入人民群众的"包夹改造"之列，进行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对富裕中农则列为资本主义势力对待，农村有了资本主义苗头，便在他们中找。
1951年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估计全国地主、富农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5%。那时全国总人口4.5亿，90%在农村，即4.05亿农村人口，地主、富农分子有2025万人，以一家5口人计，则地主、富农家庭成员，包括地富分子在内，计有1.0125亿人。
毛泽东这个估计数是否准确？我们根据现有数，并考虑时间的变迁因素，予以验证。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经胡耀邦等于1982年给仍然活着的地、富分子摘掉政治帽子，恢复其公民民主权利。这时，只剩下440万人了。
土地改革运动的年代和以后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形容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地富分子和其家庭成员处于"暴风骤雨"的中心。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到了1982年，30多年过去了，按照人生的自然规律，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的壮年与老年的地主、富农分子，难以活到七八十岁，可能早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些当年40开外或50岁、60岁的地主、富农分子，约占地主、富农总数的一半，即2025万减去一半，剩下1012.5万，是当年的青壮年地、富分子。这些人在30年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累遭批判斗争、吊打，被打死、折磨死的，饥荒年代饿死的，自杀的不在少数。这一少半人，就是1982年摘掉地主、富农帽子的440万人。
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对它的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持敌对态度的人们。这是各种类型反革命分子的总的称谓。
镇压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分子。旧政权下遗留下来的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政对象之二。1950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对"五个方面的敌人"纳入打击对象。他们是：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分子。党，含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以上；军，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军队连长以上军官；政，科长、乡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排长以上为骨干。
特务分子。为国民政府、日、汪伪政权搜集情报的军统、中统、保密局、情报总部、总局的情报、间谍人员与嫌疑人员。
恶霸分子。依仗国民党政权和封建等黑恶势力，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善良，侵犯他人生命、政治、经济利益的人。
土匪头子。从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残害人命，危害社会治安的经济土匪，发展到配合国民党残余分子，杀害干部、群众、颠覆新政权的政治土匪中的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全国匪众达200万人。
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职业办道人员，打着宗教旗号，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在人民群众中秘密串联，发展秘密组织，在网罗人员已达到一定数量与占领一定地盘后，其首领萌发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妄图夺取政权，1952年全国发现其成员近2000万人，骨干分子89万人。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接见傅作义将军部下起义部队将领时的讲话中有一个估计，他说，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留在大陆有1000万人。1950年11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正紧张进行时，他对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反革命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比例高一点，有的地方比例低一点。那时，全国人口4.5亿，1%，是450万，2%，是900万，3%，是1350万。
毛泽东这两次估计，应该是相近的，即前面所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至1400余万人。第一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打击的对象是历史反革命，逮捕判刑、处决、管制共计500万。第二次镇反（1955年～1956年），第三次镇反（1957年9月～1958年），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962年），"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文革"运动（1966年～1976年），对残存的历史反革命的打击，从未停止放松。27年间，逮捕判刑、处决、判处管制的历史反革命也有500万。两者相加，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二十七八年间，共打击处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人。那时，全国农村共有42889个人民公社，847894个生产大队（村）。大部分人民公社中的反面教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门类应该是齐全的，生产大队中的这类分子门类不一定齐全，但最少也有五六人。如果其中一半是残余历史反革命分子250多万个，加上城市中的残余历史反革命，全国未经过打击处理的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数量，将不少于400余万人。
这样，二十七八年间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1000万人，未经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400余万人。两项合计，全国历史反革命的基数为1400多万人，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不多。
冠以各种罪名被专政、冲击的人群
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人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交错被惩治、处理的人。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内部清理那"五方面的敌人"未包含在内，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以及平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的人，有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共12种人。
叛徒。原为共产党员或革命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后背叛了共产党或革命组织，投靠了敌人，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或被国民政府、组织、人员逮捕、关押过的人。这些人在镇反、内部肃反、内部清理整顿时，都被严格审查、清理，有的被逮捕法办而过了关，有的通过审查、清理，问题已弄清，留在内部给以一定的工作，给他以生活出路；有的放回社会，自谋职业。可是到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又重新对其进行审查、清算的人。
内奸。受敌人派遣，隐藏在新政权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或革命组织成员，被敌方策反、利用，按敌方指示进行活动的人；或新政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审查的贪污嫌疑人，肃反嫌疑人，反右倾运动被审查的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认定为内奸。
汉奸。为日伪、汪伪政权和外国势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外国侵华势力服务，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中国人。
托匪。亦称托派，前苏联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斯大林从1920年代开始，在苏联掀起了清剿托洛茨基匪帮的运动。这是一桩被斯大林颠倒了是非的冤案。中国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在其根据地时期和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设置有专门机构"肃托"，对中国的托派进行了镇压与取缔。开始称托匪，后又改称托派，人数较多的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的山东湖西地区、泰安地区的肃托，搞得残酷，泰安地委社会部长武戈（化名）领导的肃托，就处决几百人（抗日时期曾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后任中南公安部处长、中央公安部处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夏新生同志1983年来京时亲自告诉笔者）。
阶级异己分子。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或个人担任反动职务的真实身份，混入革命组织内的人；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帝国主义分子。1949年前，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新政权成立后在华居留的外国人。
买办、洋奴。1949年前，为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驻华机构服务，在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的洋行、工厂、公司、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的中国人；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堂、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的中国人。
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有影响的人士，反对共产党或与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煽动民族独立，分裂祖国的分子。
大汉族主义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认为汉民族是优等民族，主张享有特权，欺压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
叛国投敌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叛逃出境或合法出境，向敌对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机密、情报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败类，应予以严惩。但是，自1949年以来，一些人想往国外生活，非法出境，或因公因私合法出境，滞留不归，并未叛逃、叛国、出卖国家利益和情报，也往往以叛国投敌对待。
以上"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十二种人，全国约有300万。
新的反革命分子
新的反革命，即新生反革命，亦称现行反革命，与老的历史反革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由对政府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有过激、敌对行为的人。如，所谓的"恶攻"（领袖、党、党政领导人）案件、政治性组织案件等等。它的数量是政府历次打击行动中，逐年积累起来的。从毛泽东主政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八年间，几乎每年都对现行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处理，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从来都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列为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定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无论什么问题与是非，都要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识别打击新的反革命也毫无例外。一个人是否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首先要看他是否出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同旧的政权、反动组织、反动人物有政治上的瓜葛，是否具有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反革命家属、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基层政权的保长、甲长、警察、宪兵的一般人员，会道门的徒众的政治身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打架斗殴一类的小事，如果发生在工人、贫下中农身上，就属于一般民事纠纷，各级政府官员是不过问的；如果发生在上述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反动社会基础"的人身上，就是大问题，官员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一般事件就可能变成政治事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就可能变为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用扭曲了的心态，来分析处理社会现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得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1949年至1976年，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00万件，按一案1至2人，被判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是4000万人左右。若按3000万人计，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1400万人，就有4400万人投入监牢、劳改队。
坏分子
坏分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罪名"，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专政惩治的人群之二。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坏分子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样，所谓坏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犯罪分子。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1000多万宗，按一案平均以2人计算，约有刑事犯罪分子2000多万人。
中国与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外国，刑事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是罪人；刑满释放后，除少数依法继续剥夺其公民权利者外，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多留少放"，"刑满留场就业"的政策，即70%的刑满人员则要留场就业，主要是怕这些人放回社会后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这一政策是1952年下半年公安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议，上报毛泽东批准后决定下来的，1953年开始执行。30%的人释放回家。刑满释放的人，还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而留场就业的刑满人员，则被称为"刑满就业职工"，当"二等公民"对待。少数有幸释放回家的人，仍被戴上"坏分子"的政治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坏分子的政治帽子一旦加身，将伴随终生。
"坏分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包括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公众认为是坏人的人"。这一罪名，从来没有作过法律规定与权威的解释，没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随意性很大。这就给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与某些官员，提供了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空间和机会。在农村，贫下中农子女，政治地位高，基层干部对他们比较忌讳，不敢得罪他们，不敢随意加罪。而地富反坏右、刑满释放人员、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和其他被人冷眼对待的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就成了基层干部、某些官员作威作福的发泄对象。什么"谩骂干部"、"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挑拨干群关系"、"维护反动家庭利益"、"反攻倒算"、"破坏生产"、"破坏团结"等等罪名与指控，都可以成为戴"坏分子"帽子的根据。这些怪事非一地专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刑事犯、右派分子中，至少每两人里有一人的子女是"继承父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加上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特人员及其子女家属，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约3000万人。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和没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两项相加，全国坏分子的人数当不少于4000万人。
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营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政权把他们按敌对分子论处，民营资产阶级官方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先是将私营工商业雇工10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继之，又将雇工7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到了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把民营的旅店、商店、作坊、工场中凡雇工（或学徒）3人以上者，定为小业主，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农村土改中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按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势力对待。
当时，城镇里定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人估计，约300多万。1982年，给活着的70多万资产阶级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反党分子
这里所说的反党分子，是指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所形成带有规模性的反党分子。至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对少数人，或个人所定的反党分子，比较零碎、分散，不包括在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专政惩治的人群之四，其中：
右派分子。据官方于198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定资产阶级右派552973人，1982年止，给予改正552877人。但是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说："2005年5月中共中央解密档案，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实际划为右派分子的，是1982年官方公布的55万个右派分子的5.74倍，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定为有右倾思想的有几百万人。对被定为右派的人，绝大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集中监督改造，少数人送农村和农场监督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据中央组织部统计、公布，这一运动在全国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中共党员达365万。
"表现坏的坏人"。这是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的用语。1960年冬至1962年，毛泽东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将公社和公社以下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划分为四种类型：一、表现好的，紧跟党中央部署，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工作有成绩的；二、表现比较好的；三、表现差的；四、表现坏的，指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蜕化变质分子，办了坏事的人。全国有五分之一的社队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列为第四类的人不少于500万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1963年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便于1963年至1967年1月，连续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从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和清理整顿中，清理出来被戴上走资派、四不清干部、有问题的人或坏人帽子的，约有1000万人，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出去。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运动中，基层社队组织、干部，甚至地、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指令基层组织，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小偷小摸、不参加集体劳动、不听指挥和顶撞干部、破坏生产、挑拨干群关系、阶级报复等类罪名的人，非法私设集训队、劳改队、劳教队，进行刑讯逼供、罚跪、吊打、折磨，全国受到惩治的达3000万人，少算也有2000万人。在1959、1960年反瞒产私分运动和大饥荒年代，省、地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将责任推给县和社队基层干部与社员，关押打击了一批人，全国不下3000万，少算也有2000万基层干部与社员群众受到惩治。
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遂向全国进行了推广。这项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全国达2000万人。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文革"时期被专政、惩治冲击的人群
"文革"10年，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文革"中迫害人，给人以罪名的，名目繁多。就反党分子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保皇派"；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找不到合适罪名加害于受迫害者时，就以"牛鬼蛇神"代替统称。前述湖南邵阳地区的造反派，就给被迫害者列了21种名称的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据辛子陵的著述，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指出，"文革"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受惩治人群的估算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地主、富农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冠以各种罪名的人300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包括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划为第四类的坏人）；1958年～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等类人打击2000万人；1958年～1960年基层干部、社员受打击迫害2000万人；"文革"时期的1亿人；1959年～1966年包夹改造五类分子2000万人。
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公办的劳动教养的600多万人，收容审查、强制劳动、集训的200多万至300多万人，更不包括公社、大队私设的劳改队、劳教队、强劳队、集训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
劳动教养
1957年7月，公安部与内务部共同商讨研究，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两部联名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我参加了两部向国务院报告的起草工作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不久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请。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劳动教养就性质来说，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从同年的8月份开始，采取了：
一、1955年4月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和内部清理、内部肃反运动中尚未处理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内部不适当，又无适当办法处理他们，就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城乡定了300多万右派，其中多数送劳动教养场所；
三、按照《决定》规定的四项劳动教养收容范围，以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各种刑事案件中，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放回社会又有危害的人，自1957年8月至1980年代初的二十五六年里，收容劳动教养的人，达500万。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公安部办公厅对1958年县以下的公社私设劳教队，据14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强制收容了300多万人。
四、1983年8月至1987年，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三次严打战役中，对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收容劳动教养，不少于100万。
强制劳动、收容审查
1959年以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犯罪与重大流窜犯罪嫌疑的分子，以及逃避改造到处流窜的四类分子，还对在大饥荒年代大批民众，主要是农民为了求生存外出逃荒乞讨，被当成盲流、流窜犯进行围堵、拦截，收容审查，先后出台了《关于强制劳动的决定》和《收容审查的决定》。
地、县公安机关强制收容和收容审查的人员，从1959年以来，到21世纪初的50多年来，究竟强劳、收容审查了多少人，官方未公布过，只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强劳所、收容所，一个一个地查和搜集，才能弄清楚，笔者估算不少于2000万人（不含县以下私设的强劳、收容站队）。
（作者后记：本文引用了我的同事丁明清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的观点与素材。）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炎黄春秋 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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