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派的当下行动就是“民国当归”
陈永苗
民国派是在大陆民国精神的总体承载者，就是加速度的冲锋军，因此其立场是天然革命的，即使是能皱着眉头容忍改革，也不慢悠悠的等和对改革感恩戴德，也仅仅是把它当做权宜之计，或者退一步的暂时，绝不会陷入对改革教的迷信顶礼膜拜当中，不会是改革教的信徒或者异变者新左派。
当下抗争的行动的民国性，是一种当下就着手的预备，也就是不需要未来，就在当下就是民国归来，并不为大陆民主转型的终末点。这个就意味着民国当归，是中华民国沦陷区的收复，是行宪的扩大和民国宪法覆盖整个民族国家。以行动作为承载体，以行动包裹观念，观念在行动之中，不在其外。这里有着类似先知与启蒙文人的既然不同的路径，对思想革命先行一步带来政治革命的否定。
因为历史是根据律法与制度来标识的，只要回到民国，就意味着回到民国。我自己眼中“民国当归”，是政治主张，并不是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再次消费，也不是单纯是人心归属的争战，而是宪法权利，如民国护照的获得，前二者若不服务于后者，毫无意义。国家庇护人民，人民才会效忠，在庇护与效忠同时在场中，人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人民。效忠不是人民的单边义务。民国政治符号的再次消费只规定了人民的效忠义务，把民国政治热改造为文化热。
对于总体极权，民间的本质就是对抗，自由主义正是在与极权对抗中形成，所以本来的身份建构就是抵抗者，而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着暧昧的身份，双刃剑。抵抗者彰显着法律权利，因此重构与国家之间的庇护与效忠关系，不需要知识分子或者政党分子等中介性身份。
需要全盘推倒的耻辱史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没有中共的生活世界。《让子弹飞》中的那句话，没有你，对我很重要。49年之后，我们都在狼外婆的手掌之中玩弄着死去，负有原罪。
1949一开始就是错的，注定1978年也是错的，生病期间吃药好起来，那还是生病期间。深夜里靠近黎明，还是深夜，不是大白天。1949年陆沉鱼烂，陷入沉沉的黑夜，我们宽容地认为1978年之后改革是下半夜回到光明的过程（其实将是或已是比文革更大的浩劫），那么还是有病毒的夜里，算不得正常人性的白天，只有“民国当归”旭日东升，才开启白天。改革的月光，那是从民国的太阳那里折射的，白天并不是改革开启的。
有毒之树嫁接宪政之花，能开出善果么。在错误的1949年秩序作为前提之下，即使是趋向于正确的宪政诉求，也是在1949年秩序磁场之中，简单的说，是托派的右翼继续革命。这种诉求，与49年出生的学人身体体验共振，没有反思1949年秩序的前提，就会产生能反过来摧毁1949年秩序的信心，但是不可能的，只在1949秩序弹性之内延伸。
如果是迷失在1949年猪圈中的羊羔，所思所想没法超越1949年的魔咒，一开始就是错的，前提是错的推理，怎么推理都是错的。将来的历史会证明改革三十年这段日子无关紧要，其标志是耻辱，而不是做出重要贡献。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所处在的时代，是最为关键的，充满着自我为义。放到世界历史去看，谁会将一个成为“猪城邦”当做重要的时期呢。
1949年包括1978至今的改革时代都是人性底线以下的。所以赞美或者感恩戴德的，都不是人，都是人形动物。关于红色革命的当下选择，提供希望还是绝望，才是当前首要的。首要的，就必须是明白的，绝望希望不能隐藏在人士当中，而是需要表态。
1949年之后，整个思考都完蛋了，到了1978年开始回复，1978年之后的思考，逐渐走在去假大空的过程中，但是不同的代价，不同的生命体验，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包括革命历史，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视角。50年后出生的四五一代，继承其叛贼父亲，很普遍地成为中华民国的精神上的他者。从根本上否定1949秩序，就是让他们成为虚空。
否定民国作为根本性断裂，重生体验，而致力于否定辛亥革命的正当性，这是改革时代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渴望的散文诗而已。在民国格局内，即将消失的陆独，微不足道。只有在猪圈里面的猪，才会去纪念猪圈内的内斗，并且如此刻苦铭心的记忆和怀念。外围的奴才，往往比主子更加维护体制，因为想成为主子。
我们民国派虽然还在猪圈里面，但我们的心是民国的。为了生存，我们是被迫去关心党国，其实心里和灵魂是在另外一个国度：中华民国。我们不能预设了对1949年体制的承认。一开始它的合法性危机存在，也就是即使最强大的时候，还是在心理排斥它的，六十年来的专制者大规模屠杀带来的仇恨，并不来自绝望。
与未来无关的事情，少谈。这样的历史与改革时代的历史，都要埋葬掉，中国方有出路。总之1949年之后的中国，必须当做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中国才是有希望的。1949年之后历史不能倒带，要摧毁，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天平天国的地盘内，今天有谁会去用洪秀全的政治符号标志时间和历史？ 1949年之后历史将在未来的历史书中成为文化现象，而不是中华民族政治历史的有机组成。
在1949或者1978年之后的共党政治历史，掐不出民主的水，在这里边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做无用功浪费时间。1949之后的历史，包括改革时代，封闭了现在和将来的路，窒息封闭了自由的生命，不构成任何历史启示的方向，将来只会是苦难记忆的档案馆。
当认识到专制已经判决死刑，不需要多次重复判决，需要的是如何有能力执行死刑。
伪国家
民国派或者民国当归，在1949年之后，就像被迫离婚的前妻，还是我们家的“组成”人员。有着极为深厚的公民社会根基，尤其在南方诸省。经我们呐喊而热起来，我们仅仅是麦克风中的一个，仅此而已。1949秩序仅仅政体，并非国体，国体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际法上并不存在的国家主体，它混淆了国体与政体，强调国体必须降格来适应政体的改变，这种混乱的逻辑本身也导致了共产党政权对于台湾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从而忽左忽右。著名国际法学家陈体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承认问题》有着论述，在国际上并没有承认另外一个中国的新国家。这些可以从国际法和各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承认文书以及联合国1618号文件与2758号文件的内容和法律程序上，得以论证。
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共忌惮民国国旗，且花大量的金钱去收买邻国，免得说出其没有国际法地位的真相。就像一个租住高级公寓的租户，不是业主，就得贿赂邻居。
民国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民国。蒋介石政府独裁活该被打垮，黄俄豺狼只是赶走了狐狸。但森林还是森林。连中共都不敢明文地宣布民国亡，只敢暗中玩弄语言魔术，强调一个中国，然后鹊巢鸠占为共国。认为民国仅在对岸的，或者不在的，都是1949年猪圈里面的“猪猡”。
起源与目标，会在其后历史进程的任何时间里面。辛亥共和也是如此。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会生病的。生病固然不喜欢，但是是事实。民国奠基已经是共和，后来生病，再深的病，身体还是那个身体。极权主义的病毒侵害，并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身体机能好不好的，民国先天病弱，加上精英阶层本身就是病毒，再加上外在的民族威胁，如此种种，才有后面极权为中华民族之劫难。未来的启示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1949年之后的我们都是错误，都要删除或者编辑，我们在于我们所在的大陆之外，在于民国。不管历史事实如何，我们要管的是将来，不是过去。过去只有为将来打开通道的，才是我们的传统。堵塞的，是我们的敌人。
我一直在预测和预言将来几十年宪政中华的社会心理条件。认为凡是中共侮辱和诽谤的，都是或者将是美好的。类似于基督教那样，把财富积累在天国。整个价值评价体系发生根本性逆转。
Bob Dylan说，无论是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被中共列入黑名单就是纳入封神榜。反抗而获罪的罪犯，历史法庭会判定其英雄，只要我们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英雄，那么将获得胜利。
随着岁数的增长，我慢慢感悟到：解药与毒药同在，毒蛇的巢穴才是出口。在戾气与冲突中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当可以精致地讨论的东西，已经距离僵尸不远了。黑格尔说在黄昏起飞，已经黄昏了，就终结了。
1949年包括1978至今的改革时代都是人性底线以下的，水平面以下，必须捏着鼻子忍受的阴沟里面。所以赞美或者感恩戴德的，都不是人，都是人形动物。一切围绕着1949猪圈，以猪圈为不可避免前提的主义，现在对当下的权力结构和体制性疾病，已经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将来会一文不值。那是因为已经陷入五行之中不可自拔，不敢想象猪圈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一天猪圈倒了，你的思考就没有任何价值。
否定1949年之内的规定性，这需要很多与体制上断掉精神脐带的新人。跳舞五行之外。以民国的超我为自己，把自己认同与中华民国的国民，吐尽狼奶，就像基督教中基督徒把自己当做天国子民。
我们就只对未来说话，这时候极权主义的病毒，在于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又善有恶，敌人并不在外地于我们，而是施密特说的，敌人作为们的存在的形式。所有专制之内，对专制的反抗，都有着毒性，也就是被专制魔鬼攫取灵魂的可能性，例如启蒙，不外乎就是专制的预备役，维权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就在于在法律之下运作毒性得以稀释，“改革之死”确实也有确认中共有改革的嫌疑。从专制内生长出的将来的美好东西，都是美丽的毒菌。也许能食用，也许不能。民国当归，就意味着专制毒性的彻底解除，
中华民国与民进党
正如不是土著而进城奋斗的外地人才是大都市动力之源，正如被排斥的犹太人比德国人更热爱德国，黑人平权运动中黑人更靠近美国精神，我认为并不是从现代以来儒家转化为知识精英，而是底层民众才是中华民国。民国当归就是民众解放。西埃斯呐喊：第三等级就是法国，就是全部。
在历史政治舞台之下的观众，才是民国。与权力结盟的，就是魔鬼结盟的，与民国和人民有着潜在的敌我关系。在野党比执政党更靠近宪政精神。国共两党主导之外的历史，民众的过去、当下和将来的抵抗运动，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之所在。如民进党之台湾建国问题，正是对民族国家原初精神目标的一种地区诉求性恢复的渴望，尽管为整体诉求所恐惧排斥。是对国共铃两党专制的反应，玩不过你，就不和你一家。这间接表达了：人民就是民国，专制败坏了民国。
中华民国从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去中国化的深渊中，慢慢恢复升起。据报道，根据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最新的决议，日后，凡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不应该简称"中国"，而改称"中共" 、"中国大陆"或是"大陆"。涉及政治层面或国际关系时，应自称"中华民国"或是"我国"。
我把民进党纳入中华民国奠基以来的世界精神运行历史当中，而民进党的政治运作也正在进入这样的洪流。而把国民党“赶出”，民进党与中国民主进程血肉相连。不仅自己，而且在他台湾转型作用重大，而且执政时，支持海外流亡民主人士。近十年来支持大陆维权事业。蔡英文说：“ 中国社会正面临重大的转变，它很像台湾在1980年代所走过的「自力救济」年代。那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此起彼落的在社会各地积极捍卫自身受损的权利。依照台湾的经验，这一条路再走下去，就是政治的自由化，然后就是真正的民主化。”
如果民进党没有脑袋，如此跟随国民党与中共结盟，在台湾中间派的印象里面，只会是没出息的通房大丫头，丝毫不会给予能担纲台湾大局的印象。反对党取胜的机会在于政治话题运作，抛弃台独，必须找到新的政治运作话题，未来几年社会运动的潮兴，不付诸于大陆维权运动，与中共结盟，是自取其辱，自取其败。
去政治化，是以己之短衬托国民党之长。未来十年之内，经济实务取向，将是丢分和替罪羊。没有任何经济合作能对抗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导致的政治危机。弱者与群雄博弈的技巧，的确要基于对未来大趋势的正确判断。所以基于此进行政治运作，比国民党更高姿态，向中共要求更多利益，狮子大开口，才是民进党的取胜之道。
这是整个中华共同体的反对党运作模式，又满足了台湾人民一直忧虑民进党所欠缺的大局观和总体整合把握能力，也就是在进攻中才能保守扩展台湾利益。如此又压到了国民党，又遏制对抗了中共，取悦了台湾人民。
中国国民党成了台湾国民党，台湾民进当成了中华民国民进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宣誓。民进党正热烈讨论两岸政策调整，代表民进党参与2008年总统选举的中常委谢长廷2012年4月15日指出，他的“台湾共识”很简单，我们就“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落实“台湾共识”必须从“宪法”出发，首先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对“宪法”有不同意见可以先保留。他说，假如不从“宪法”出发，台湾要从哪里出发?
《北美世界周刊 》今年五月发表 作者陈世耀的文章《当台独认同中华民国时》，文章说，台湾统独对立一直是恶斗内耗主因，民进党如弃独「回归」中华民国，或表示内耗降低，有利两岸关系开展，谢长廷提「宪法共识」，主张民进党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与大陆打交道。蓝绿营对两岸政策看法如逐渐靠拢，中华民国成政治最大公约数，对台湾2300万人是好事。
民族主义保钓转化为反专制战争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在1911年水乳交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1949年之后，仅仅以文化的方式，而不能以政治的方式存在于华人圈内。如保钓运动，要求民国护照，或者厦门游过金门等民族主义运动，则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捍卫中华民国。
我呼吁民国派对于保钓问题上别骂北京政府，要全力谴责批判马英九的民国政府。要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人，你认同于民国，就骂民国政府。三民主义中，民权与民生我一贯坚持，就民族目标我有个政治成熟的过程。大约发生在2005年。
在我初中读历史第一次接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就认定民权、民族、民生内部存在内在联系和均衡，是一座绵绵巍峨大山上的三座山峰。这座山峰就是中华民国。三座山峰并立并不是互相撕咬的。所以“民国当归”还能解决当下无政府主义者白色五毛自由派的政治成熟问题。
政府不爱我，我就痛恨国家，此非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极端自私的怨恨和赌气，不区分国家和政府。国家利益是自由派成为政治力量需要成熟的炼炉，而自由和民生上可以怨恨和赌气。自由派如何面对国家利益，我说有一方便法门：跟着中华民国。
当国内殖民和买办存在的政权存在时，权力的实现，一样兼有民族目标的性质，而民族目标同样是一种民权，争取实现民族目标的权利，保钓首先是争取保钓的权利。民族与民权的目标，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呢，况且保钓最主要的是要保钓的权利，指向了专制和外敌的官僚共同体。一定要压倒民族目标的，一定是白色五毛。
官僚集团对民族主义运动，是敌视的。对任何民众运动都是一样。凡是政府，都倾向于稳定，厌恶民间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所以中日政府之间有着共同利益，也倾向于违背各自民族利益有利于政府的原则解决。民间与政府之间是潜在的敌人，这是宪政应有之隐微。故此民族主义的洪流，一定有着更换政府（或者主要成员）的民主含义，只要更换，激情就大规模消减，不可更换，则大规模激增。
民族主义思潮反正都要受到专制打击，还不如抛弃那一些专制塑造的政治符号，也就是完成与专制的切割。如果扛着民国国旗，还有如孙中山的画像，我相信就会减少很多阻力。
人类历史以来不管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像中国大陆知识精英这样，将民族和民权民生对立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领导权，天生正确，确不知自己才是统治者塑造出来的傀儡：只要派特务参杂进去打砸抢，他们就恐惧起来，全盘否定群众运动，上街群众有没有被利用不知，但恐惧的精英肯定是被利用。
上街中的违法行为自然有法庭来维护正义，追究法律责任，用不着用公共舆论来捍卫，且捍卫不了什么，除了表达自私的恐惧。私人权利的维护，依赖于司法机构，而不是道德舆论，这是法理的常识。政治行动中常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冲突，不能道德评价搞掂。如五四火烧赵家楼肯定违法，但不应否定五四。
这些白色五毛眼中的刺，如抵制日货砸日车，你们无限放大，试图成为压倒上街捍卫保钓权的人们的梁木。除了倾轧堂兄弟，证明高高在上，白色五毛对专制恐惧，与上街青年毫无二致，一样需要专制产生的政治符合“红帽子”来保护。
这一些白色五毛对政府又爱又恨，别转嫁到这边来。反保钓的，99％以上是将对中国政府的怨气和仇恨撒在保钓身上。那说明这一些白色五毛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建立在对政府又爱又恨，儿子对父亲的关系上。保钓最主要的是要保钓的权利，指向了专制和外敌的官僚共同体，那么民族主义的洪流，就会换轨成为反官僚体制的民主潮流。
过去的保钓，和2005年之后的郭飞雄 范亚峰和我等宪政爱国主义方式掺水过一把之后，已经不同，保钓的难度主要在反对了国内的维稳控制：不许保钓。保钓主要是突破大陆封锁的战争。突破内敌的控制才是保钓的主要内容。据《法广》透露，从2004年左右，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对保钓事件有批示，实质性禁止从大陆出海保钓以来，各地警方对民间保钓运动严防死守，极力阻扰，有不少保钓人士被抓甚至被劳教等。而中宣部也是早有命令，大陆的新闻报道和图片中不得出现�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等文字和图片。《美国之音》评论文章也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共经历过多次民间反日情绪转化为反中共、反政府情绪。
保钓成员包括多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保钓的除了刘梦熊都是民主派。反过来，民主派兴起缘由之一就是保钓。腾讯微薄“吉四六”说:参与意识，关注自身与家国的关系，必自爱国主义起。23年前的青年，韩国光州的青年，他们不光是因为德赛先生而站在街头，他们喊出的口号恰恰是爱国。70年代台湾保钓热潮引起了台湾青年对政治的热情，这份热情好像才是我们的青年最缺的。没有这份热情，韩台必无后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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