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良庆：关注李天天
维权律师回家不能，再被国保扣押:*政府打压，亲人难团聚*因发博文被当局拘禁3个月*解除拘禁又遭驱离*
上海艾福荣，曾霞敏，葛丽芳七月一日联合国上访记
铁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红灾降临神州
严家祺：中国经历两次"三头政治"变"个人独裁"
孙文广：中共党员该反思历史——写于中共90生日:（一）、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二）不能用党的纪律剥夺党员的公民权利（三）中共党员有话讲出来，要不虚此一生（四）党庆不要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五）关于大学生入党
洪深：网民抗议中共将"儿子党"党员数量限制为百分之一
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胡星斗: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地方政府债务在14万亿元左右。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5倍。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中国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是十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不但不是政权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总理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2008年3月首尔政府规定，公务员凡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
日本舆论痛斥中共90周年现状 习近平将极为沉重
胡平：中共不亡 天理不容 ——写在中共建党90周年
中共太子党：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危机与蓝图——何清涟：危机意识与未来的政治蓝图:"炸药"的各种成分;十八大后希望会从天而降？张木生在采访中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十八大以后诸事更张。其改革思路主要是两点一是重塑合法性，实施民生工程"还债"，把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变成解决民生的基金，解决社保基金，分给13亿人，解决占人口70%的穷人的民生问题。我不认为是有效的应对危局之策。
中共党庆日给老干部发钱36亿元，基层党员无分文/王宁:在2011年的12月份给上述三种人发的工资是：解放战争干部获得两个月。即12月份再多加一个月的工资，从今以后每年获得13个月的工资；抗日干部是从今年开始享受14个月的工资；红军干部是每年15个月的工资。一位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老人则对记者说："钱多是好，但是就是不像从前（80年代前）那种涨工资感到心里满意高兴那个样子，现在一下子多给了几千块，那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再涨也就那个德行！腐败这么严重，谁看得上这几千块呀，发愁呀！"一位已经拿到这次七一钱的离休老干部说："如果中国现在是多党民主议会制的话，这36亿元绝对不可能白白的给任何一个党的老党员、新党员的。看看台湾的马英九在100周年时敢公开给哪个老国民党钱？""给不给我们也不大影响生活，要是这麽多的钱给了那些贫困山区的破烂学校会是个什么样子？"
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秋风:一、局势已处于危急状态 (一)政治形势危急(二)经济形势危急(三)社会形势危急二、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三、改革必须打破清规戒律(一)"稳定压倒一切"(二)"改革必须坚持新的'凡是'方针"(三)"只要握紧枪杆子就丧失不了执政地位"(四)"进行实质性改革将冒失去政权的风险"(五)"涉及重大个人利益问题的改革难以推动"四、政治家应当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五、朝野需要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爆中共和日本密约 港媒：中华民族到了最窝囊时候——防火防盗防保钓 怕美怕日怕菲越
牛刀：央行正在扮演投机客的耶稣
78市资不抵债 穆迪：地方债务远超估计:地方债务远高于官方统计;78市资不抵债40市县借新还旧 危机浮现;保障房贷或使地方政府债务恶化;银行业绕过房贷限制给地方政府放贷;中国银行业接受政府救助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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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庆：关注李天天
來源:电子邮件 2011/7/6
【新世纪特稿2011年7月6日】
据维权网报道，上海律师李天天（见图）因受政治迫害有家不能回，为了捍卫个人权利和尊严，决定冒险高调返沪，估计将于今天上午10时抵达上海。此前，她曾在微博上表示：将不顾一切阻拦，即使鱼死网破，拼个你死我活，也要于7月6日返回上海家中。
此番政治严打，中共悍然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有组织、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基本上成功实现了封口、止谤目的：几乎所有被任意拘留、强迫失踪者获释后都三缄其口，并且淡出公共视线。即便是勇敢之士，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太史公所谓"积威约之渐也"。但李天天是唯一的例外。遣返新疆后，因为不堪承受酷刑虐待带来的屈辱和心理压力，她不顾警方警告，率先通过微博讲述了强迫失踪期间恐怖经历并接受BBC中文网采访。她的勇敢表现不仅有助于治疗自己的精神创伤，有助于外界了解警察国家的罪恶，也有助于激励那些可能受到更严厉打击的朋友治疗创伤、恢复尊严，尽快走出恐怖阴影，重返公共生活。
如今，李天天再一次作出了勇敢的选择，决定冒险返回上海。与这位女性的尊严相比，那些平日高调行事，一旦入狱就痛哭流涕、大喊冤枉的人，应该感到自惭形秽。我曾经三次入狱，对酷刑虐待、囚徒困境和人性弱点感同身受。当年自己被看守打得忍无可忍时，难免也要大叫几声。我能够同情和理解朋友们获释后的沉默，
更欣赏李天天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
希望大家共同关注李天天律师的命运。
201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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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回家不能，再被国保扣押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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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林仕恩
维权女律师李天天.维权女律师李天天不顾当局打压，星期三再次试图返回上海的家。但是火车早上10点半左右刚进入车站，李天天还没有下车就被上来的便衣警察带走。和李天天同行的朋友肖先生对美国之音讲述了李天天被押走的经过。
他说："下火车之前她就被扣了。火车停稳了就上来了人把她给扣了，上来了四、五个身穿便衣的，穿着黄T恤的、剃着光头的人，上车就把她给扣了，把她连人带行李给带走了。我问说，'你们要把她带到那里去？'，他们说'你就不用管了'。再问(在场的)铁路警察，铁路警察说他们也不知道。"
*政府打压，亲人难团聚*
由于不满中国的人权和法制现状，李天天经常在网络上发表维权和拥护民主制度的言论，为此遭到当局的打压，不准她回上海。
李天天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对美国之音叙述了上次当局逼她离开上海的情况："他们(国保)说你必须离开上海，我说到那里去呢？就到我在深圳的妹妹家去吧。去了深圳以后，我妹妹家也不敢接待，说为准备大学生运动会，正在清理高危人群，(还说)如果我们接待你，房东可能会不再让我们租房子，我们也可能会丢工作。"
为了妹妹的工作稳定，避免给家人带来麻烦，她就暂时住在了旅馆里。但是由于与上海男友分别两地，手上还有代理的官司没有完结，李天天决定回上海。她7月2号在微博上写道，为了尊严她将不顾一切阻拦，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要于7月6日再度返回上海家中。
*因发博文被当局拘禁3个月*
今年稍早，在中国大范围出现茉莉花散步行动前一天，她和北京的律师滕彪和江天勇等几十名维权人士一同被当局强迫失踪。
李天天在博客中回忆说，在网上的"律师群里，我把别人写的周日下午2点去各地广场散步的东西发上去了，有律师说不去，我说不去是驴屎，都应该去。我说去最多流点汗，就是有你们这样的人怕流汗，才总有人为社会进步流血的。"
据李天天说，上海国保将她拘禁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套间中长达三个月，期间经常对她辱骂、威胁，或连夜问话，并询问私生活情况。国保甚至用一段宾馆开房录像诋毁、羞辱李天天，还挑拨她和男友的关系。
她说："进去三个月，他们调查我的私生活。谁知道他们会往这个方向下手啊。我虽然知道他们那么坏，每天被他们吓得胆战心惊，但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调查这些，可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解除拘禁又遭驱离*
2011年5月28日，李天天被释放，上海国保强迫她回到户籍所在地新疆。并警告她三个月内不得返回上海。但李天天确认自己有公民旅行的权利，6月7日和6月28日两次回到上海，但都随即遭到国保人员的驱离。
她说："我第二次到家都到了家门口了，我想这次我可以回家了。结果还没下出租车就看到了国保。他们说在我们在门口守了20多天了。我又不扔炸弹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就是不让我(在网上)说话，容不得我说话。"
国际特赦组织上周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各地有二十多万名律师，但是由于当局的打压、威胁和迫害，只有几百个律师愿意承办人权案件。
相关文章
中国维权律师李天天正在返回上海途中
上海女律师李天天由于不满中国的人权和法制现状，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提倡民主制度的文章，为此屡遭到上海当局的打压，被遣送出上海。
.特赦国际：中国迫害维权律师.
又到律师年检 维权律师喊苦.
网友评论 (9) .
2011年 7月 06日
完全是个警察国家了
维权 中国 2011年 7月 06日
看来仅依靠几个出名的人物来推动民主的进程也行不通了，出了名的都被国保软禁了，所以民主的进程要依靠那些"无名英雄"才能推进，要做地下活动才能长久。
何处可藏身 中国 2011年 7月 06日
中国之大已容不下一个求生的弱女子了。
2011年 7月 06日
美英政客都是畜生
谁帮帮大陆的华人吧！！！ 中国大陆 2011年 7月 06日
为什么西方不能像帮助利比亚反对派一样帮帮苦难的大陆中国百姓呢？想让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是不可能的！希望GCD改良的人还是死了心吧！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怕为自己做的恶而被清算！
到井冈山去 中国 2011年 7月 06日
维权 中国 ：所以民主的进程要依靠那些"无名英雄"才能推进，要做地下活动才能长久——也就是说要高举南昌大旗，重上井冈山才行。
神话 2011年 7月 06日
当局应立刻停止对李天天等维权律师的打压.
见怪不怪 2011年 7月 06日
中共当局的常规习惯动作。
民主 有 2011年 7月 06日
看来仅依靠几个出名的人物来推动民主的进程也行不通了，出了名的都被国保软禁了，所以民主的进程要依靠那些"无名英雄"才能推进，要做地下活动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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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福荣，曾霞敏，葛丽芳七月一日联合国上访记
[2011-7-6 22:57:13] ask4un:
7月1日中午11点，艾福荣，曾霞敏，葛丽芳的先生三人再次来到联合国抗议。
他们向过往路人介绍自己被中国政府强拆，上访无门被迫害，走投无路下只能来联合国寻求公道的故事。
路人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并表示中共暴政下的所谓繁荣根本就是假象，国富民穷才是真相。
大家对他们逃离中共魔掌感到庆幸，并对他们敢于告诉世界真相表示赞赏。
三人说：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是绝不会走上这条路的。这一切都是腐败政府造就的。既然来了，就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下午2点，他们来到了纽约中领馆抗议并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并偶遇了为中共90周年送终的中国民主党人士，大家互相声援鼓劲。
中共一党专政坑害了太多的人，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宗教人士，所有的中国人都身受其害，它存在的意义何在？
请大家持续关注他们！
联系手机：
艾福荣：347832630 曾霞敏：7183005666 葛丽芳：718450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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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红灾降临神州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1年7月3日訊）：45年前的 1966年6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
她曾参加天安门的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
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被无罪释放。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应该说，她可以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早洞悉"唱红"真相的人之一。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44年后的2010年11月，我去重庆访友，目睹了重庆市在薄熙来书记主政下 "唱红打黑"运动的实质，心里突生预感：又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将在中国兴起。回到北京后的2011年1月5日，愤笔写了警世之文：《"尊毛去邓"中国大陆将有第二次"红色血腥"》。国内外许多网站纷纷刊载。我在文中列举了八点事实，现重新回放一下：
亊实之一：在30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的洪流中，早被中共唾弃了多年的"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归位复出，频频出现于国内各公开媒体，特别是建国六十年大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四个方阵独领风骚。
事实之二：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竟无人制止，中央一些领导人还表态支持大加赞赏，恨不得全国山河"一片红"。
事实之三：毛派"乌有之乡"网站，公开叫嚷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平反"，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代走资派"。中宣部从不表态反对，公检法司也不前去取缔制止，而反对制止的矛头却是爱护国家民族的民主人士，和五十年前被批、被斗、被凌、被关，敢说真话的"右派分子"。
事实之四：近年来毛派势力公然在全国各地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党"，竟未遭到取缔，其参予党徒也无一人受到法办。故该党经常在网站上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奇怪的是网警、网管不闻不问处之泰然。
事实之五：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无功无德，也无学识与修养，竟然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家级的《人民画报》用整版封面刊登他的巨幅彩照，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事实之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文革"梁效式的写作班子化名"郑青原"，連续五次发表极左"划线"文章，重申"姓社姓资"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
事实之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晚，看中央台一频道新年音乐会，以《东方红》开场，又大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毛泽东"。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还唱与《国际歌》相对立的《东方红》，使毛泽东统治27年亿万冤死的灵魂无法安宁，使国家民族再次回到动荡年代。这到底是为什么和想要做什么？当年革命后代、作家任彦芳先生发出感叹：地冻天寒江河封，神州人心盼春风！亿万冤魂地下问：何人还颂大救星？
事实之八：近日国内外网站盛传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发布新的新闻管制令，对2011年社会民生和经济问题的报导实施限制，任何媒体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还规定今后传媒上不得出现"公民社会" 和"普世价值"等字句。
没有想到不足半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大肆倡导唱红歌、讲红色故事。杭州难友叶光庭 戴传熹今晚来信说：杭州电信局未征得用户同意，擅自将古典电铃声改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在想，有的地方可能已改成了"东方红"，今年五月我在江西骛源就听到。
第二次"红色血腥"真真实实地在中国出现了。现在只要你一打开电视屏幕，一遍红色的旗帜、红色的装饰、红色的衣服，只差没有红彤彤的血腥"语录"；扭开收音机，全是滚天动地的红歌之声，"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的狼嚎；展开报纸，全是红色回忆的渲染文章，造谣说谎的红色语言。
红，成了国家的主旋律；红，成了社会的声音基调；红，包治百病，不但能化解信仰危机，还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于是，各种违反科学，秽渎神灵，暴力作为的愚蠢行径，公然升堂入室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成为提倡宣传的东西：厦门女子唱红歌，唱醒昏迷210日的植物人丈夫，两名重庆大学毕业生自筹30万元创建红歌网；易如国为进京唱红歌不奔母丧，以及唱红歌的重庆奥体中心举行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108个合唱团登台演出，有老年团、少女团、和尚团、修女团、道士团、神父团、犯人团，以及各种行业团，只差没有洗足女团、三陪小姐团了。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如果这些愚蠢行为，是出自群众一时激情冲动，到无可厚非，但作为新华社在内的官方传媒却刻意去报道宣传，那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与45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何其相似乃尔！再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月，神州大地将会看见司马南、孔向东之流举着"红宝书"，带着"乌有之乡"一帮极左狂热分子，在天安门前跳起"忠字舞" ，又一个新的独裁者—毛泽东似的人物，再次"庄严神圣"地宣布：是资本主义当权派代表人物……
不是不可能，是太可能了！当前各地竟相在比赛：谁的红歌唱得声势大？谁的红歌唱得花样多？谁唱的红歌更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们到不是真想回到那个父辈受苦的灾难时代，而是要借用这个"灾难手段"攀升夺权，挤进18大领导班子。薄熙来是这样，其它的人何常不是这样？因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要有权，就得昧良心说假话，丑表演唱红歌。政冶的争夺战又回到了那个"你左，我更左"，"你忠，我更忠"的砍杀怪圈，受苦受累的却是广大的中国人民。
纵观中共建党90年，都是一个"反右不反左"的党建历史。"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中共历来都是"宁左勿右"。左，就是颠倒事实，指鹿为马，造就集权专制，整人、害人、杀人；右，就是讲人道重良知，不说谎不造谣，认认真真为国家办事。因此，凡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官，都是中共打倒的对像，远一点的陈独秀、张闻天，近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文革"死于非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
要想在中共党内长盛不衰，就是要"左到底"和"左得出奇"，要不就靠边站，重庆的"唱红打黑"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所以薄熙来登高一呼，全国各地不得不响应跟随。薄熙来绑架了中央，中央绑架了中共，要不你就不拥护共产主义革命，就不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当然就不是红色接班人！为此谁敢不跟？惟恐落后挤不进领导斑子。唉，悲剧啊悲剧！中国20世纪最大的悲剧。
我们老百姓无力制止这场红色血腥的到来，但我们可以下参予不理睬，不唱红歌，不看红色电视，不听红色歌曲，可以像王容芬一样向中央写信，直至退党退团，纵是坐监杀头无所惧！为了支持改革开放，捍卫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我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孝子贤孙执掌中国政权，决不容许红色血腥再次残害中国人民！！！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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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中国经历两次"三头政治"变"个人独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5日 转载)
明鏡記者柯宇倩／被稱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落幕。在過去的35年間，社會曾經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批判反思，然而，隨著集體記憶的模糊，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形象也逐漸淡化，甚至興起"平反文革"的呼聲。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在接受《明鏡》專訪時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的過程，雖然中國如今出現的讚譽文革言論，某程度上是社會多元的表現，但文革一套無法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嚴家祺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1989年六四後被中共列為"知識分子的頭號通緝犯"，與妻子高皋流亡海外，曾任總部設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現居美國，與高皋合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另著《首腦論》、《霸權論》、《普遍進化論》（明鏡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中國經歷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的過程
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儘管官方對文化大革命有了定論，社會也普遍進行了反思，但1989年後，反思聲音一度中斷，其後，文化大革命逐漸以另一種面貌在社會中出現。
2007年，薄熙來入主重慶，相繼推出"10大民生工程"、"唱、讀、講、傳"等政策。雖然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獲得許多掌聲，卻也招來不少非議，尤其是"唱紅打黑"一項，被批評是"鞏固集權"、"搞文革大革命"的作法，不過薄熙已斥責此為無稽之談。
重慶之外，以"烏有之鄉"為首的左派網站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指人們能自由辯論、集會，令社會呈現多元觀點，文化大革命也打破各種階級的界線、遏止了官員的腐敗，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民主試驗"。
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確立個人獨裁的過程，與民主毫無關係。"毛澤東利用民眾反對共產黨各級官員"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情緒，摧毀文化大革命前的共產黨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嚴家祺對《明鏡》說明，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雖然也為專制政治，但屬於多頭專制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三頭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形式與個人專制獨裁仍有不同。"1949年後，中共名義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羅馬共和國晚期有'元老院'、'任期制度'，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元老劉少奇、周恩來、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權力，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形成的政體，在形式上與古代羅馬也有相似之處。嚴家祺解釋，古代羅馬共和國轉變為羅馬帝國時，經歷了兩次"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的過程。羅馬共和國的"前三頭"為：凱撒、龐培、克拉蘇。公元前53年，克拉蘇在戰爭中死亡，凱撒進一步消滅龐培，建立了個人獨裁，但沒過多久，凱撒身亡；公元前43年，羅馬的"後三頭"出現：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接著，一人謀獨裁的歷史重演，公元前36年開始，屋大維相繼除掉雷必達與安東尼，確立屋大維的個人獨裁，羅馬帝國建立。
而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將"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後不久，毛澤東去世，中國再度出現"三頭政治"的局面。由嚴家祺夫人高皋所著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出版），便講述了80年代中國這段"後三頭政治"的歷史。嚴家祺對《明鏡》解釋"後三頭政治"權力並不是平衡分配的，鄧小平處主導地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前後，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下臺，鄧小平建立起個人專權，中國在1949年後經過這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的過程，造成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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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中共党员该反思历史——写于中共90生日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1日 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孙文广
（参与网2011年7月1日讯）：中共党员应该回顾历史，深刻反思，应该勇敢的捍卫自己的权力，像张志新、彭德怀那样，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丢官的可能，讲出真话，捍卫真理，无私无畏。
中共编了多种版本的党史，其中包括大中学校教材，这些党史主要是写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
"文革"中，我两次入狱，反复回顾中共历史，看中共党章，发现其中很多不实之词荒唐之语，我写下了批判，提了修改建议，出狱二十年后，2002年我在香港出版了《狱中上书》，其中有《共产党的历史及建设》一章。
我认为现在中共党员应该思考更多的问题，比如：
（一）、关于"土地革命"问题
中共第一次"土地革命"是从1927年到1937年，第二次土地革命，始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暴力土改。
1955年高级社和1958年公社化，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也是"土地革命"，把全体农民的土地变为公有，1958年开始的城市工农业改造，把城市的全部土地变为国有。
这几次"土地革命"，都是在掠夺私人的土地财产权，第一次"土地革命"和后来的土改是掠夺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权，这样掠夺是违背中华民国的宪法的，民国宪法保护国民私有财产。后来的公社化是掠夺全体农民的土地。
把掠夺抢劫说成是"革命"，当然是错误的。中共当局非法掠夺土地的历史，不被中共高层承认，于是在二十一世纪，又出现在城乡社区改造中掠夺城乡居民宅基地现象（注1）。
（二）不能用党的纪律剥夺党员的公民权利
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公民有人身自由，党组织如果侵犯了党员的这些权力就是违法。共产党员不但在党的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还可以上书中央，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党组织不应该用党的纪律来限制剥夺党员公民权力。
最近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文《党纪不允许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2011-05-25)，说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公开发表与党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等，一共讲了五个"决不"。这反映党内产生了分歧，有争议，说明党内又要强行统一思想了，翻看中共九十年历史，中共自己承认的错误决策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革命的理论"，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党中央的决议，后来中共自己承认那是错误的，但在这个理论盛行的年代，谁说错误，谁就是"反革命"，谁就会被枪毙。
现在的中共党员，如果他真要真心诚意代表老百姓，他就应该勇敢的捍卫自己的权力，像张志新、彭德怀那样，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丢官的可能，讲出真话，捍卫真理，无私无畏，党的决定错了，就应该抵制。不能用党的纪律来剥夺党员的公民权力。
（三）中共党员有话讲出来，要不虚此一生
我的一个党员朋友，背后悄悄的对我说："老朋友啊，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随便说话，我更不能随便参加活动，否则马上开除，停发退休金"，为什么如此胆小？
我接触到一些中共党员，私下里有很多高见，我也常向他们请教，并向他们提议，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高见。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如果媒体不让发表，可以寄给党组织。本人不是中共党员，在监狱中还给党中央写了几十万字的上书，你们为什么不写呢？有人说没有用，我的意见是，不说白不说，不写白不写，写了留个底稿，现在没人看，将来给孙子看，说不定多少年后孙子看后会竖起大拇指说：我爷爷当年真了不起！
（四）党庆不要关起门来自吹自擂
为了九十年党庆，中共利用手中垄断的资源，铺天盖地宣传"丰功伟绩"，歌功颂德。投入那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庆祝自己的生日，这是公款私用。
中共九十年大庆，应该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回顾历史的大好机会，中共过去不知道兼听则明，把敢说话的人关进监狱，软禁监控，这是错误的。现在应该开放言禁、开放媒体，停止网络封锁，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听听民众的声音。
（五）关于大学生入党
我住在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常接触一些学生，他们告诉我，文科有的系，几乎百分之八十学生要求入党，动机是：考公务员，找工作。因为有的公务员职务明确规定非党员莫进（注2）。我奉劝已经入党和正在要求入党的大学生，仔细的看看中共党史，不但要看官方编的，也要看国内外学者，独立撰稿人的评论，本人不才，出了四本书，都有对共产党的评论，也欢迎指教！
加入一个政党是件大事，既然入了党，就要为这个党负责，就要了解这个党，认识这个党，它如果有错误，就该批判！
我希望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是有理想的、负责任的、有使命感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有理想的青年，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青年时代，是一个犯错误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失败的年代，孙中山讲过，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的起点，不是停滞的开始！
（注1：本人网文《反对掠夺宅基地》 2010年9年30日）
（注2：见本人网文：《大学生考碗遇非党歧视》2008年2月5日，,另见本人香港出版的《逆风三十三年》185页）
2011年7月1日 于山东大学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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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网民抗议中共将"儿子党"党员数量限制为百分之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1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洪深
（参与网2011年6月30日讯）：南方都市报今天（2011年6月30日）披露：中共将8个"民主党派"视为"儿子党"，将其党员数量限制为中共的百分之一。网民强烈抗议中共如此坚持党天下专利害民。
消息显示，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中央宣言："我国现有九个政党，没必要组建新政党"、"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如此专制狂论，引发全国网民群起嘲讽与强烈抗议。
根据南都报提供的资料——目前中共有党员8026.9万人，而8个"民主党派"总成员只有84万人，即中共党员数量是8个"民主党"党员总量的一百倍！——网民分析，8个"民主党派"总人数只有中共的百分之一，并非人们不愿加入民主党派，而是中共千方百计限制8个"民主党派"自由发展，其限制手段极其卑劣：一不许民主党派有自己的独立经济来源，让8个民主党派皆成向中共乞讨寄居的"食客"，沦为没有经济来源的"儿子党"；二不许8个民主党派与中共平等竞选国家权力，甘为"花瓶党"；三不准8个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媒体独立宣传主张，惨为"无声党"；四不准8个民主党派进入军队系统，让军队永远非国家所有，为中共独占。
一旦这四个禁区打开，18.44万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有盟员、10.9万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 10.2万多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10万人的九三学社、10万人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8.2万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3万人的中国致公党(致公党)有党员、 2100人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就会飞速发展成为真正监督中共的民主力量。而开放党禁让新党自由产生，将更加迫使中共结束一党专制。
更有网友强调，中共统战部无权宣布"中国没必要组建新政党"——这正如中国的国家篮球队无权禁止中国有其它篮球队成立，作为参赛运动队的一员，无权禁止新的竞争对手产生，这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和底线。中国是否需要组建新的政党，决定权在人民、公民、选民，而不是现任的执政党。中共连这样起码的公理都不遵守，岂有资格妄谈什么依法治国？
中共无理宣布"中国没必要组建新政党"，让人们看到了更大的危险与危机，恰恰会激发人民更强烈的组建新党制约中共的决心。
2011年6月30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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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胡星斗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2日 转载)
（我最近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驻华官员如法国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外交部、英国使馆、美国使馆、日本使馆、德国、丹麦、挪威、韩国、安哥拉等国官员进行了交流，以下根据回忆整理出部分内容。）
目前的中国在公开预算、微型金融、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网络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仍有可能沦为"失败国家"，关键是看中国能否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表 "失败国家"名单，中国近几年每年上榜。它提醒我们，中国不能被表面的光环炫晕了头脑，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形态，也就是能否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发达起来的，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虽然暂时比中国慢，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型政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而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维稳经费也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腐败扩散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一些人预测，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
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的选择有三条道路即极左或毛左的道路、权贵社会主义或者俗称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路。极左或毛左的道路试图回归毛时代，更加偏离现代人类文明，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相反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权贵的道路也叫特色社会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经济制高点的国有垄断加上政治上的保守、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会失控，社会将逐渐地陷入混乱；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的道路或许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中国人没有民主训练、不存在公民社会、人治与党治大于法治，所以，实行民主的结果肯定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也就是说红色道路、权贵道路、自由道路对于中国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当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未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前景，一是政权不变，但社会越来越衰微，矛盾越来越多，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执政者应当反思：为什么早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反而越来越不和谐？根源在于不是用现代文明的办法实现和谐，而是采用打压的办法，最终牺牲了社会正义；不是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让人民有话语权、监督权，而是回归毛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社会，那么也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国家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公正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往往意味着不讲原则、没有公正、暴力强压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这不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追求。
第二个前景是军人执政。也就是在当局执政失败之后，国家陷入动乱，军人接管政权。不仅是枪指挥党，而且是枪口威吓全民。这是很坏的结果，还不如一党专政。第三个前景是国家在短暂动乱之后组成民主政府，但社会也陷入了比较混乱的长期痛苦时期。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据银监会的数据，2009年5月，全国各地有融资平台公司8000多家，许多县市的债务余额超过了财政收入；现在又有报道说，地方政府负债10万亿。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负债，超过了国家财税，有多少用在了民生方面？恐怕大部分用在了政绩工程上。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将进一步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市场普遍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在14万亿元左右，有的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往往大量举债。至于债务将来是否能够偿还，则是继任官员，或者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民众的没信用，其实源自官员的没信用。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
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是十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从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4.9万亿元，同时少缴利息、地租、资源税以及获得补贴共计6.47万亿元。同时看看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据京华时报2011.5.11报道，根据2010年年报数据，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虚置，财务监督阙如，薪酬委员会名存实亡，独立董事沦为附庸。真是合法贪污权，合法分赃啊。而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国企几乎都是利用特权来赚国内老百姓的钱的。看看这些国企怎样地掠夺老百姓：中国手机话费比发达国家高出5~20倍，2009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4.77%，占农村居民15.9%，而国际上大多低于1%。
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的效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石化2010年年报，2010年中石化的净利润707亿元，全年管理费用高达577.7亿元。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资回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分之一，如中石油2008年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0.89%，而埃克森美孚为20%。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即使亏本、即使挨骂，也要保持国有垄断。这种观点是陈旧而且极其错误的。过多的国有垄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失败、政府的庞大、对法治的破坏、民生的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难道说这些都有利于执政党？凡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必然是民间活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地方，必然是法治不彰、专断独行、腐败不公的地方。所以，执政者应当头脑清醒：国有企业不但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
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发行都增长太快，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形成滞涨。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增幅21.3%。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矿产权拍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卖彩票收入以及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其他各种预算外收费，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3万亿以上（按照学者的说法，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为1:1，那么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在16万亿左右）。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70%。
2010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近8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万亿，同比增长近20%。M2占GDP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正常的货币水平。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目前全世界实际流通的美元仅4.5万亿美元，仅占其GDP的30%，而且美元60%为美国之外的海外持有。
中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是饮鸩止渴。发行超量的货币既是被动的——由于巨额的外汇占款而不得不发行的，但同时又是主动的——为了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为了GDP政绩，而人为制造了天量货币。根据经济学家的理论，货币或财政投入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提高1/3%左右。根据奥肯定律，GDP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就提高1/2%，但中国仅有1/3%。大量的货币投入到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之中，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积累了长期通胀的祸根，恶化了民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仅仅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相差40%，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40%左右是境外居民创造的，利润流向了境外，并不能造富于中国。而且日本藏富于民，其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仅1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但日本还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6万亿美元的私人企业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无论是国富还是民富，日本仍然远远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人均。对此，中国人必须保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的高得多。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5700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5:1，而北京上海约为40:1，我们不能不成为"房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GDP政绩制度、土地财政和土地的各级政府垄断供应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4.20深圳一人抛售680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2009年，德国57%的家庭租房居住，租房平均使用面积仅69平米，可见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能很好地调节需求。其他如中国买房者太年轻，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是27岁，日本、德国为42岁；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如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达到55.72%都是房价太高的原因，但是它们是次要原因。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
住房难、房奴多一直困扰着政府和居民，成为民生改善的一大障碍。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每年落实的不到30%。为了改变保障性住房落后的局面，福利分房卷土重来。住房应当实行双轨制，但是保障性住房谁来提供？只有政府来提供。如果社会单位——企业、机关也提供保障性住房，企业会偏离它的市场目标，机关则可能以权谋私，目前，社会上最有意见的正是后者。
公务员应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是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根据寻租理论提出者克鲁格的模型计算，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有4.8万亿隐性收入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都证明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据说存在着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为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发达国家对于腐败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因为接受了34场NBA门票而被罚款4.2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共接受免费度假、翻修房屋等好处，折合10.7万美元而被康州议会弹劾，在美国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美元的巧克力，被记者追查到银行，最终引咎辞职。英国一官员因为接受了西班牙的一次免费旅行而被迫辞职。英国贸工大臣曼德尔森因为使用无息贷款买房而被迫辞职。
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所以，反腐败经常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广东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称："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当然，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中国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有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地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目前的中国，一要还权于民，二要还富于民。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财税增收30%左右，外汇储备也激增，令人担忧。
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A股、中小板、创业板的筹资能力很强，圈钱很多，但分红很少，利润率也很低。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但广大的股民却普遍亏损，财富不断地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落后，是权力决定上市；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乏力，不能做到监审分离，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备，独立董事是企业所聘、是花瓶；股民不是真正的股东，没有股东权利，没有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缺乏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存在大量的黑幕交易、虚假信息、坐庄拉升股价、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上亿的股民亏损了，但他们却不长记性，投资了主板又投资中小板，还傻乎乎地投资创业板，他们不能认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勾结下的"合法"抢劫与分肥，在缺乏法治环境甚至法治倒退的情况下，我呼吁股民们抵制股市，大家都不买新股，让股市瘫痪，将股市推倒重来。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人民的思想束缚被松绑，言论自由得到初步的保障，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中国最大的缺憾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后，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仍然主宰着中国，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层层施控可能导致政权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来很可能诸侯割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分裂出中国。
越是宣传爱国主义，就越是害国主义。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目前的中国，义和团的戾气在聚集。
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所以腐败、两极分化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腐败的速度、两极分化的速度远大于反腐败的力度、改善民生的力度。未来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特权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弱势群体难以翻身；加上财税导致国富民穷、垄断的金融导致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壮大以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再加上工人农民的权利贫困导致其收入低下，可以断言：未来的中国无法成长为现代化国家，只能长期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是非经济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做法都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如经济过热，是政府投资过度造成的；通胀问题，是为了政绩投资、滥发钞票、炒作房地产和过度吸引外资造成的；民生问题，是老百姓缺少话语权、资源投入到国企、政府机构等造成的。
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出路。
中国在未来100年内都不可能对美国的超强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内部整合的难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对外称霸。
中国文化虽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她由于缺乏自由、宪政、人权的传统，她不可能引领世界潮流，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导。所谓的道德之国，其实是遮羞布，道德其表，权谋其理。
中国人很聪明，但智慧全部用在了美食和权谋之上，缺乏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智慧。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宪政制度。目前中国不能乱，一要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二要保证政府的一定的权威性。
2011-7-1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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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舆论痛斥中共90周年现状 习近平将极为沉重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7-01讯】
日本一些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发表了评论。
日本一些传媒、舆论周五（7月1日）对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发表了评论。
其中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论标题是"中共90年，走向责任大国的路程遥远"。
内容说："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应履行国际社会要求的大国责任。首先应该改变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近邻各国引起摩擦的姿态。"
忧虑枪指挥党
社论分析说，通过首次制造航母等，增强军力的中国军方进一步加强了影响力，是中共政府目前与近邻发生主权、海洋权益纠纷的强硬姿态中存在的军方背景，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共党与枪的关系。
另一份经常报道中国消息的《产经新闻》社论也是以"中共90年 霸权主义扩大"为题，指中国是经济、军事第二大国，并对内外实施霸权，也定会通过这种"富国强兵"方式加快统一台湾和争夺海洋的速度，来显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日本军事评论家平松茂雄预测，中共将会把统一台湾作为10年后建党百年的伟大政绩。
对内外不和谐
《读卖新闻》的社论还说，在建党90周年之际开通的北京至上海高铁是日本东北新干线"疾风号"改良形成的产物，中国铁道部还与日本提供技术的企业存在不向第三国转移技术的协议，但现在中国不但强调是自己的技术，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向美国等海外五国和地区申请特许，这样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和协议的程度令人惊讶。
社论还提到中国一年平均估算发生18万件的官民抗争和开发引起民族冲突问题，说明中国国民对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和少数民族的不满都达到极限。而中共和政府高于国防费的治安拨款用于逮捕、软禁不同政见者的轻视人权做法，令人非常遗憾。
《读卖新闻》社论最后说，不到人口6%的中国精英们通过党、政府、国企利益成为享受特权的集团，党领导层提倡的"实现和谐社会"实为空话，明年秋天预定接掌政权的习近平承担的大国责任极为沉重。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701/article_197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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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共不亡 天理不容 ——写在中共建党90周年
來源:电子邮件 2011/7/2
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0周年。
共产党在根本没经过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大肆挥霍纳税人的钱，大张旗鼓地给自己庆贺生日，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都21世纪了，中国竟然还有这等景观！
庆贺活动包括推出一部大片《建党伟业》。讽刺的是，很多观众却从这部影片中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当然，这未必是因为影片的编导存心在那里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而是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和昨天的共产党正好构成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好比两头都是刃的一柄剑，握哪头都割手。一头叫革命，一头叫改革。中共成立90年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叫革命，一件叫改革。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事实正是如此）；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别再夸耀什么改革的伟大成就了。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歧途，权贵私有化已经积重难返。共产党先是以革命的名义，凭借血腥的暴力，把所有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倚仗专制的铁腕，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全做了。以共产党这样前后矛盾，翻云覆雨，无耻加残忍，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认同什么原则，只要你当真，只要你一贯，你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反对它的结论——不是从这边反，就是从那边反。那些替共产党辩护的人，其理论之荒谬尚在其次，更要命的是他们都不讲逻辑。这也难怪。因为一讲逻辑，他就辩护不下去了。
七一前夕，中组部负责人得意洋洋地宣布：中共党员的数目已经超过八千万。这有什么可夸耀的呢？要知道，如果按党员在人口中比例算，中国还比不上齐奥赛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而第一大共产党，你猜猜是谁？是北朝鲜。
中组部负责人说，在八千万党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24.3%；在新党员中，大学生占38.5%。
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年人、有这么多大学生想入党？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党员才吃得开，因此，自然会有很多人为了吃得开而去当党员。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青年党员们是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信，意味着什么？不信，又意味着什么？?
不消说，如果他们真信，那是很可怕的。真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意味着要开展阶级斗争，要消灭私有制，要和传统彻底决裂，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解放全人类即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如此等等。这一切已经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实行了一次，其可怕的后果已经举世皆知；如今中国竟有一大批年轻人信誓旦旦要继续干下去，难道不可怕吗？
如果他们其实并不相信，那不是不可怕，而是更可怕。
早先苏联有则政治幽默：正直，聪明，共产党员，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你正直，聪明，你一定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你正直，是党员，你一定不聪明；如果你又聪明又是党员，你一定不正直。这就是说，如果你真相信共产主义而加入共产党，那说明你不聪明，弱智，没头脑；如果你其实不相信还要宣誓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那说明你不正直，缺德，没良心。缺德当然比弱智更糟糕，没良心当然比没头脑更恶劣。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已经破产。不过在那时，还有人号召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加入共产党。他们说，加入共产党是为了改造共产党。是的，要入党就要说假话，就要发假誓；可是在那时，老革命们还控制着党，你必须撒谎骗过他们，然后才能混入党内；等以后这些老革命都退出政治舞台了，共产党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天下了，共产党就和平演变了。
二三十年过去了，老革命都退出政治舞台了。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是改革开放后起来的一代人的天下了，再加上苏东巨变和经济改革的纵深发展，党内党外，大家都是早不信共产主义的了，整个国家也早已把共产主义那一套扔到九霄云外了，为什么不能捅破那张纸呢？为什么还要继续说假话发假誓假装信仰共产主义呢？要说骗，现在又是为了骗谁呢？
这就和"挂羊头卖狗肉"一个道理。明明是狗肉店，店家却要挂出羊头做招牌。在这里，店家不是为了骗他的伙计，他的伙计当然知道他们卖的是狗肉而不是羊肉；店家也不是为了骗顾客。店家希望顾客知道这是狗肉店，而顾客也都知道这是狗肉店而不是羊肉店。这就怪了：既然店家和顾客都知道羊头是骗人的，为什么还要把羊头继续高挂在那里呢？
其实，这里面的奥妙也很简单。因为按照中国习俗，"狗"常常是用来骂人的，吃狗肉是很不体面的。若是把狗头当招牌打出去未免太粗俗太不雅观，让店家顾客都很没面子，都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们要挂出羊头做招牌。挂羊头的目的双方都心照不宣，那就是免得让彼此都太丢脸。
共产专制的本质是蔑视人民。它把人民当个屁（这是深圳海事局官员林嘉祥的"名言"）。它也强迫人民知道他们只不过是个屁。不过这话它不敢公开讲出来。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没有人下贱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乐意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屁。你共产党要是敢在人民日报上、在CCTV上、在党的N大会议上或全国N届人大会议上公开指着人民说"你们算个屁"，那等于逼着人民都去造反。因为谁在这时还不造反，那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屁吗？谁丢得起这个脸啊？所以共产党要给自己的狗肉店挂出羊头做招牌。这就给那些没有勇气反抗的人加上了一块遮羞布，使他们在屈服的同时不至于太难堪。
共产党自己更需要羊头这块招牌。如果没有这层遮掩，共产党的丑陋，相信连共产党人自己看着也会恶心，也会感到羞愧难当。这一期《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发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列昂.阿隆（Leon Aron）的文章"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文章指出，苏联的崩溃实际上就是源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们不堪忍受生活在谎言中。不是别的，而是对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和对尊严的寻求，挖空了强大的苏共专制政权。当民间的抗争超出戈尔巴乔夫最初的预想，冲击到体制本身，戈尔巴乔夫顽固地拒绝斯大林式的镇压，那不是因为他担心军队靠不住，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背叛自己心中的道德信念。
同样的道德冲动或曰良知起义，也出现在中国八九民运的体制内人士。例如在5月4日首都新闻界数百人上街游行，打出的标语就是"首都新闻界要洗刷耻辱"，"不要逼我们造谣"；例如赵紫阳，宁愿放弃总书记的宝座，宁愿被软禁到死，也决不肯赞同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
在今日中国，共产主义的羊头还高高挂在那里，还有人在装模做样地对之信誓旦旦。这无疑就更可怕。过去，有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出于真心信仰的狂热，犯下了骇人的罪行，但他们还有药可医；因为你还可以对他们启蒙，他们还可能幡然醒悟从而痛改前非。可是对于现在那些其实早就不信的人来说，要让他们改正就难上加难；因为你没法叫醒一个假装睡着的人。
有些人入党，仅仅是为了好吃好喝，那倒好办点。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共里还有不少人野心勃勃，热衷于权力。他们是自觉的为恶者。我们就是在被这样一批把良心自愿出卖给魔鬼的人统治着，用不容挑战不容替换没有制约的权力统治着我们。他们还想把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巩固下去，发展下去。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
"中共不亡，天理不容。"这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诅咒。所谓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屈服于恶的压迫，但是我们从心底里对恶总是拒绝的。我们知道，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战胜恶的办法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发扬我们心中的善，让我们心中的善充分彰显。从根本上讲，反对中共暴政的斗争，是一场道义的斗争。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信心。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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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子党：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危机与蓝图
——何清涟：危机意识与未来的政治蓝图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7-05讯】
进入权力交接前夕，无论北京高层如何矫情镇物，总还有些鱼儿跃出水面。从其跳跃姿态可以看出水面下一些端倪。最近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点看头的文章。
该采访很长，关键的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今上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三、十八大以后的改革蓝图。引爆装置在何处？
考虑到张木生与正回归军队权力核心的刘源（刘少奇之子）联手推出过一些文章，如刘源那篇让人浮想联翩的"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读张木生"，以及共识网的背景与其"补屋"的政治使命，这么一篇特殊时期、由特殊网站采访特殊人物的文章，其含义的多重性自不待言。不过我的兴趣只在这篇文章对局势的判断与未来的政治构想。
这篇访谈认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判断比左派新左们意淫的"崛起论"清醒得多。但张木生将局势之危殆比为"定时炸弹"却不确切，因为"定时"意味可控，目前这"炸弹"不仅不可控，甚至没人知道引爆装置在何处，想拆除都无从下手。北京以往认为宗教组织，反对派异议人士，外部反华势力都是"引爆装置"，一直奉行将这些可能的反对势力"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政策。但中东革命后发生在中国那真假难辨的茉莉花革命，却连"引爆装置"都找不到。所以，将中国比做一个不知道何时爆炸的巨型炸弹可能更合适，也因此，目前北京的担忧已经变成"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
"炸药"的各种成分
采访中，张木生提到"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这个炸弹里的"炸药"到底是由哪些成分构成？
北京当局一直相信"面包契约"的灵验，认为中国人素质低，只要发展经济，让国人有口饭吃，就不会反抗。官员腐败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人权恶劣、环境生态恶化、癌症村遍布全国等等，都不会对政权构成灭顶之灾。
问题在于，现在让北京备受煎熬的是用来做"面包"的食材已经远远不够了。首先是导致金融系统危机的巨额债务问题。据央行《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万亿元，保守估计也有近3万亿有违约风险。6月27日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宣称无法偿还人民币900亿元的债务，算是地方政府赖债的多米诺骨牌当中的第一块。
其次，北京如今陷在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的两难抉择之中。现在的紧缩导致中小企业缺乏流动性而大量破产，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但如果继续依靠通胀刺激经济，则百姓将因物价飚升而苦不堪言。另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尚未真正开始，"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制造除了受到东南亚邻国更廉价的产品的挑战之外，甚至还受到美国生产的廉价筷子的挑战。此外还有因房地产滞销而陷入深度困难的地方财政。
面对不可避免下滑的经济增速，北京深感惶恐。官民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泄愤型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一不留神，就会形成广东增城那种事先毫无征兆的大规模事件。
十八大后希望会从天而降？
中国政治高层目前是你吹你的唢呐，我唱我的调。那边厢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刚讲过"五个不搞"，这边厢总理温家宝就在伦敦大唱民主颂（至于如何推行他倒是不操那份心）。作为党政军一把手的总书记胡锦涛对这两位同僚南辕北辙的曲调是不批不驳不闻不问，"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现在抱守的铁律。
张木生在采访中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十八大以后诸事更张。其改革思路主要是两点：一是重塑合法性，实施民生工程"还债"，把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变成解决民生的基金，解决社保基金，分给13亿人，解决占人口70%的穷人的民生问题。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在张眼中也是重塑共产党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党内民主，模仿日本自民党，党内有派别，形成"内部制衡"——按第五代掌权者的门第阀阅，这种党内有派别的"民主"有如清末皇族宗室的"宗社党"之内的派别。至于人民的政治权利，这张蓝图里并没有为之预留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能够沐浴到的灿烂阳光，可能还没有本·阿里执政突尼斯时期那样温暖，因为本·阿里至少还让民众享有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允许党外的反对党存在，也有形式上的全民选举。
我当然很希望第五代能够想出办法引领中国走出困局。如果所有关于张木生与第五代领导群体成员关系的传说是真的，他的这些想法大概就是第五代能够想出来的"改革战略"。有中东北非统治者"面包契约"失灵的经验在前，将未来中国改革的基调定于落实"面包契约"与"党内民主"这两个基点上，我不认为是有效的应对危局之策。
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权贵子弟占了很大比例。后排左一刘延东、右二刘源；前排左二王岐山、（左一王沪宁）。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705/article_19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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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庆日给老干部发钱36亿元，基层党员无分文/王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4日 首发)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为90岁老寿星的日子，中国人都知道长命百岁，那中共离长命百岁还有9年多的光景。
7月1日前中国全国在世的老干部每人均得到了额外的一个月离休工资的现金。因为按照去年以前的政策，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二次大战后的国内战争（当局称"解放战争"）中参加所谓的"革命"的人被成为"解放战争干部"只领取每年12个月的全额工资加补贴；在国内战争之前到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即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中共革命的人被叫做"抗日干部"可以获得每年13个月的工资以及补贴，就是每年多给一个月的工资；而抗日战争以前，即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共革命的被称谓"红军干部"就得到每年14个月的工资。
从今年开始，就是在2011年的12月份给上述三种人发的工资是：解放战争干部获得两个月的，即12月份再多加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从今以后每年获得13个月的工资；抗日干部是从今年开始享受14个月的工资；红军干部是每年15个月的工资。
一位在1949年初正式加入林彪部队第四野战军并参加了横渡长江打国民党军队的老军人王女士从中国北方对记者说："七一前我和老头都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补助，原来文件说是年底才给的，七一前就提前发了，要感谢中央呀，中央对老干部工作做的不错呀。"
另一位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老人则对记者说："钱多是好，但是就是不像从前（80年代前）那种涨工资感到心里满意高兴那个样子，现在一下子多给了几千块，那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再涨也就那个德行！腐败这么严重，人家谁看得上这几千块呀，发愁呀！"
据中共文件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全中国有离休干部102万人，退休干部1620万人，总数超过全国老年人口的10%。目前，离休干部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82岁。而到2007年。全国离休干部人数是116．2万人。就是说2007年到2010年前之间平均每年离休干部死亡7万人。一份中共内部统计预测，再有20年左右，中国离休干部就几乎没有人在世了。相信这是没有包括中国共产党再不到10年的时间就长命百岁了的情况。
如果按照今天中国全国有上述三种离休老干部总数是90万人来算，这次七一每人平均获得4000元的现金结算的话，总共是36亿元人民币。
一位已经拿到这次七一钱的离休老干部说："如果中国现在是多党民主议会制的话，这36亿元绝对不可能白白的给任何一个党的老党员、新党员的。看看台湾的马英九在100周年时敢公开给哪个老国民党钱？"这位老干部还说："给不给我们也不大影响生活，要是这麽多的钱给了那些贫困山区的破烂学校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位中共的老干部暨博讯的忠实读者半年前一度被当地派出所和国保敲门"拜访"，后来一直回避和博讯记者的直接联系。这次是通过互联网说的，而且说的很快，说完就立即断了网。
记者给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的一位接近老年人的牧民党员打电话祝贺他七一。他回答说："七一没有任何礼物，没有红包，活动也没有什么。可能镇上有什么活动吧，可能是唱歌吧。就在家看电视了。"
联络王宁先生：66889966z@gmail.com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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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秋风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1日 转载)
一、局势已处于危急状态
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形势持续恶化，不安定因素剧增，不稳定局势加深，全面危机爆发的迹象日益明显。
(一)政治形势危急
最明显的标志是，官民对立已经达到相当尖锐与严重的程度。由于公信力丧失殆尽，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仇视、抵制与抗争已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了经常公然对峙的地步。问题不在于民，而在于官。道理很简单：非民选的政府通常总是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腐败。致命的问题更在于借以制止腐败发生的真正有效的制度设置，在现行社会政治条件下已经行不通。随着权力丧失道德自制力的状况愈演愈烈，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权力腐败现象的控制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败并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权力腐败严重蔓延与泛滥成灾的结果，势必瓦解其政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治失败。能够有效制止腐败发生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实并不难找，西方文明早已对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种唯一有效的办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办法都尝试过了，结果没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问题不在于是否行得通，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诚意、愿望和决心。
(二)经济形势危急
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但难以找到及时调整与转变的有效出路；现行经济制度的潜力，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前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当前形势不是经济是否再次探底的问题，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走出谷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何时走出谷低的问题，而是社会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为近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代价的问题。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
权力腐败失去控制，意味着政治上陷于慢性自杀；城市房价失去控制，意味着经济上陷于慢性自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着使自然环境陷于慢性自杀。而秩序持久过度依赖暴力得以控制，则意味着使社会陷于慢性自杀。合而观之，社会的主要领域与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已陷于失控状态，而社会的特定反应与人民的权利诉求及意志表达则处于强力控制之下，最终将意味着一个民族与国家正陷于慢性自杀。
也不难理解，国家如果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动用暴力工具无所顾忌，腐败无孔不入，权力意志肆虐，丛林法则盛行，将会发生哪些反应，造成哪种局面。社会离心离德的迹象日益明显，文化、知识或技术精英纷纷移民海外或长期滞留不归，以及贪官中饱私囊后争相外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机关公信力丧失与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日益松弛，边疆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以及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民意动向与趋势，同样已经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及诚信危机的存在与表现，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危害之广泛，恶果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经使社会陷于走投无路的精神处境。
综上所述，危机全面爆发的征兆已经无可置疑。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压迫社会变局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看即将落下。高悬在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摇摇欲坠。
二、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必须承认，社会诸领域所表现的显著的危机特征，其实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此早已心照不宣。无可讳言，问题不在于危机是否已经开始逼近，而在于它何时全面爆发。
诚然，它虽然已对社会生机造成了重创，以至怨声载道，乱象丛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对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加以摧毁。原因不难看出，在现行秩序陷于如此不公正的状态之后，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强维持，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因素：庞大的既得利益队伍的效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威慑，以及普遍表现出来的国民性怯懦与苟且。
即使如此，随着社会形势与生存处境不可避免地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公趋势持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无法及时找到切实可行、真正有效的控制办法，形格势禁、积重难返的结果，就连那些借以维持统治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条件也变得难以为继。政府维持现状的警力调用变得越来越频繁，维持秩序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顶住抗争与维权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吃力，摆脱遭到敌视与对抗的困境越来越困难，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结局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压迫进行种种抗争，包括采取某种激烈反抗行动，从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传统看，就具有天然的道义根据与正当性。这些原则与原理，毫无疑问都为革命与改革的领袖人物所承认、所赞同。那种明知故犯，出于自私自利的卑劣动机，不惜通过镇压抗争活动，力图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免于被抛弃命运的可耻行径，同昔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象与革命敌人的历史表现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三、改革必须打破清规戒律
问题就摆在那里，情况就是如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愿意不愿意正视、敢于不敢于承认而已。即使无视之，否认之，它们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的存在、表现、发展以至结果，其客观性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应当挑明问题症结所在，促成人们冲破思想禁区，摈弃政治教条，摆脱习惯禁锢，重新审查与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针、政治禁忌与思想顾虑的时候了。
(一)"稳定压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论，不可继续老调重弹。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赋予稳定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诚然，稳定具有某些益处，但其价值决不应该被置于正义、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稳定之上，尚有它们存在。如果这些价值也被所谓稳定所压倒，那稳定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害甚巨。
应当指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公众福祉，或者对于公共利益来说，社会稳定充其量只属于条件或前提，决非目的或方针。把稳定视为目的本身，或者视为最高目的，竟至于具有压倒性的价值，这不是对稳定价值的肯定，而是对稳定意义的误解，对稳定本质的曲解，对稳定作用的狡辩。稳定不过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既不应当被强求为目的，也不应当被固定为方针，否则，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对革命党人的镇压行径，或者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活动与战争行为，就获得了正当的道义理由。显而易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辩词，其着眼点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不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其动机是从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不是从被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一句话，此论决非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
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政治变革来说，稳定不仅不属于充分条件，甚至不属于必要条件。因此，稳定既不应当被误判为条件，也不应当被轻信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近30年来的稳定，何以既未能为政治状况带来真正有益的实质性变革，也未能为社会经济状况带来属于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与危机特别是与生存危机伴随的不稳定，及其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倒是促成变革与进步的宝贵的催化剂。这种情况决不是某种例外，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始终。这正好印证了鲁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二)"改革必须坚持新的'凡是'方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对其先驱国民党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30年前，也是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邓小平及其政治伙伴推动的改革，通过对其前任毛泽东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可见，历史变革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
值得庆幸的是，对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经被推倒，也应当被推倒。历史证明这是有益的。然而，对邓的"凡是"，近30年来至今未被推倒，并且被继续坚信无此必要性。这样做，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于作茧自缚，作法自毙，究竟有何不同或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邓小平本人的看法，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应当为三七开，对自己功过评价充其量为对半开。如果不怀疑这一论断是由衷的、真诚的，并且是有根据的、中肯的，那就必须承认，从政治逻辑上说，既然拒绝对毛搞"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对邓持相同立场或态度也同样是正确的和正当的，甚至更加正确和正当。决不能推倒了对一个人的"凡是"，却树立起对另一个人的"凡是"，无论这个人功劳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况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三)"只要握紧枪杆子就丧失不了执政地位"
奇谈怪论，岂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体统!该论点暴露的立场很成问题，无疑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必须给予义正词严的批驳。
对于被革命事业授予政治继承权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违反了当初其革命先辈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与追求，转而力图维护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那就是对先辈的背叛，就是蜕化变质，从而在政治性质上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那种在意识形态上极力颂扬与热情礼赞昔日的革命精神传统，但在现实表现中却无情地以铁腕手段对付与压制群众正当反抗活动的两面派做法，不仅在行为逻辑上陷于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誉上陷于破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是敌视、阻挠、对抗或镇压人民的权利抗争、民主要求与革命愿望的政治势力，无论起初多么富于革命特质，只要它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到了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对立面，就无疑在政治性质上蜕变成为可耻的反动派，就不可避免地最终落到被历史抛弃的可悲下场，概莫能外。
明智的政治家也不会不明白，一个革命出身的政党，如果失去了昔日一贯保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传统，同时又拒绝主动接受新的价值观洗礼，及时实现适应现代民主要求的角色转变，一味因循坐误，依然故我，做不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那它就毫无政治前途可言。历史决不会站在它那一边。结果无可置疑。
(四)"进行实质性改革将冒失去政权的风险"
此言差矣。诚然，改革需要承担风险，但不改革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是现实。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通过政治改革的大关，无论这有多困难，多艰险。以变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阻变革，则稳定亡。
不要忘记，权力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将公器归公，则国家兴；为党私营私，则国家亡。公共权力只是借以服务国家、管理社会、造福人民的手段，绝非追求自我实现的目的本身。决不能把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与意义置于脑后，为权力而权力；更不能把权力的公共属性与功能挪用于党派或个人利益，以权谋私。否则，那就是对权力意义的歪曲，对权力职能的僭越，对权力作用的滥用，对权力价值的败坏，对权力本质的玷污。公共权力应当服务于公众利益，也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并且只能服务于公众利益。
真正的共产党人，作为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决不恐惧失去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那些为了维护党派私利甚至个人私利，寻找种种借口，抗拒与拖延变革，或者一味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置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政客，不仅在政治上不明智，而且在行为上不道德，因而不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名不副实，而且有辱共产党人的称号。
(五)"涉及重大个人利益问题的改革难以推动"
此言不无根据，并非无稽之谈。其实，不论对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人，还是对一个未丧失理智的政治家来说，对利益轻重关系进行权衡并不难，对是非大义问题进行判断也不难。问题不在于进行判断，而在于作出决断。可以理解，作出与党派或个人重大利益相关的抉择，决非轻而易举，确实相当艰难。但是，即使再艰难，也不会比昔日促进革命事业发展更艰难，不会比起初推动改革事业起步更艰难。
面对当前的危急局势，作出明智的决断，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学识，不需要高超的谋略，不需要高难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杰出的才华，不需要非凡的机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胆识，是正气，是血性，是公心，是远见。需要的是责任心，是正义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担当的勇气，是顽强的毅力，是无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怀。
由此可知，时代的召唤是：要做领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统治者。执政党应当勇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政治家需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敢于承担领导责任。时代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社会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国家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人民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
四、政治家应当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尽管问题积重难返，局势危机四伏，形势艰难严峻，但是，据此就对改革丧失信心，断言改革的命运已经注定，仍然失之武断。作出如此悲观绝望的论断，决非建设性的立场，也非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国家并未达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人民也未陷于一蹶不振、万念俱灰的状态。改革的有生力量并未断绝。改革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局势仍有可为的余地。起死回生并非绝无可能。
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们，需要以自己的行动，作出无愧于先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回答，敢于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一场新革命，也是一场新抉择，因而必将以其新表现，使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受到严峻考验。是否敢于否定自己，是否勇于对自己革命，是衡量与鉴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一切有政治自觉性的人们，有政治责任感的人们，应当牢记，权力决不等于权利，也不是利益，不是享受，不是荣耀，而是意味着责任，是担当，是义务，是使命。权力必定与责任密切相关，权力大小必将与责任轻重成正比。权力必定以责任为条件，权力威信必将与责任能力不可分。谁有幸掌握国家权力，谁就对国家与国家的命运肩负了责任，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并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谁有权力领导人民，谁就为人民和人民的生存状态承担了义务，这是一宗极为广泛的义务，并且是无可争辩的义务。
没有人乞求谁接受权力，也没有人强迫谁站在权力岗位上。因此，只要谁掌握公共权力，站到公共事务岗位上，就意味着同意并且已经同国家与人民庄严签定了神圣的合约，从此自愿肩负了相应的重任，自愿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并且立即自动生效。不言而喻，同任何商业性质的合同契约的执行规则一样，违约自然承担责任，违约应当接受处罚，违约需要付出代价，违约必须受到谴责。因此，政治家有使国家免于毁灭的责任，有使公众摆脱灾难的义务。如果不能做到奉公克己，守正不阿，拒绝作出明智果敢的决断，借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致铸成大错，酿成大祸，那就不仅属于政治不作为，政治上不负责，政治上失职，而且属于政治渎职，政治犯罪。
的确，对于那些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权力、站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的人们来说，无论其以公仆身份自命，还是以领导人身份自居，指望由人人都出来担当，这不现实，也不奢望。要求由多数人出来担当，这不易于，也不可得。但是，希望由少数人出来担当，这不强求，也不过分。然而，如果没有人出来担当，那就不应该，不像话。政治自私即政治败坏，政治冷血即政治堕落，政治苟且即政治灾难，政治怯懦即政治沦丧。政治家迟迟拒不作决断，历史最终必定会代其作出决断；执政党迟迟拒不作决断，人民最终必定会对其作出决断。
谁都不希望看到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谁都不愿意发生不希望发生的情况。但是，客观事物的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社会已在火药桶上，形势已如一发千钧。引爆时局的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灾难临头的脚步声日益逼近。剩余的机会一天天流失，留给人们的时间不多了。
谁把社会拖进毁灭的深渊，谁就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谁把国家导向新生的轨道，谁就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因而走向新生，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或者顽固不化，终至遭到抛弃，这是摆在面前的两条道路，或此或彼，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愿与选择。是成为民族功臣，还是沦为历史罪人，何去何从，完全系于当政者一念之间。
五、朝野需要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语曰：主权在民。宪法庄严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主体。公民作为人民之一员、一分子，自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每个公民，既为权利人，自有其权利主张，自有其权利诉求。每个公民，既属权力主体，当有权责成公仆承担维护其法定权利的责任，当有权责成公仆承担保障其利益的义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共领域事关公共利益，公共事务涉及公众利益，因此，公共领域与公共事务需要公共参与。关切、影响进而参与决策国家大计，谋求共商国是，不仅属于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属于公民的道德义务。否则，如果自外于国家主人身份，丧失了主人翁精神，主动放弃公民权利，始终推卸公民责任，一味逃避公民义务，一句话，如果这种国民性表现与精神面貌不改变，就无以获得命运自主权，就不能实现改善命运的愿望，也失去了企望与寻求摆脱受支配、受奴役、受宰割、受压迫的不幸命运的道德权利与道德资格，及其道义理由与道义根据。
时不我待，不应只坐谈局势的紧迫性，必须有行动的紧迫感。民间必须率先有所突破，公民应当尽快有所表现。只有公民自身在社会现实中，首先做到自尊自强，自主自重，不畏艰险，不畏强暴，不辱没公民身份，不愧对主人地位，勇于行使法定的政治权利，敢于尽到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公共事务活动中表现出勇气，表现出胆气，表现出正气，在关涉公众利益问题上行动果敢无畏，行为理直气壮，行事正大光明，才有精神资格向公仆提出严正交涉，才有道德底气向公仆发出郑重劝告，才有人格尊严向公仆进行庄严请愿，才有道义力度向公仆表达正当诉求。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所有关切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全国同胞，及敢于为民请命的忧国忧民之士，应当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广泛动员起来，发扬主人翁精神，不仅以公民的、而且以国家主人的法律与政治身份，不仅凭公民的、而且凭国家主人的法律与政治地位，积极尝试宪法赋予的政治表达权与政治参与权，为促成公民社会的早日实现，争当开路先锋，通过设法采取各种有益的形式，尽力敦促国家公仆，当机立断，采取行动，化解危局，挽救局势。
时间不多了。对国家和人民负有责任的政治家们，不能只限于作出道义表示，不能只满足于显示政治关切，也不能只停留于表现道德义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应当说干就干，不可得过且过。必须正视问题的实质，从速作出政治决断。
形势不等人。有志于献身民主事业与公共利益的政治家们，困知勉行，要克服政治短视，表现出政治远见，本着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敢于表现出政治勇气，果断显示出政治魄力，真正担负起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好政治职责。危急关头需要务危急之举，非常时期需要为非常之事，关键时刻需要做关键之人。当务之急，在于从速在政治变革上求得突破，尽快迈出实质性改革步伐。要有紧迫感，只争朝夕，紧急行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设法扶大厦之将倾，竭力把社会从灾难性局面中拯救出来，全速把民族推离毁灭与沉沦的边缘。要有使命感，奋勇开创改革新局面，毅然开辟民族新出路，尽力把国家导向善治，尽速使社会步入正轨。
在朝在野，同属一国；为官为民，俱出一家。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古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宜共克时艰，共度难关。民族新生之成败，在此一举。开辟历史新纪元，此其时也。
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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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中共和日本密约 港媒：中华民族到了最窝囊时候
——防火防盗防保钓 怕美怕日怕菲越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7-02讯】
南海局势仍然紧绷，钓鱼岛风云又起。台湾保钓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被日本巡逻舰截住，事件引发海内外华人的愤怒。而值得关注的是，内地福建当局目前正在清理渔船，明显是防止保钓船出海。面对主权被侵袭，北京目前的态度是防火防盗防保钓，怕美怕日怕菲越。
去年日本《朝日新闻》旗下《AERA》周刊爆料，二○○四年有七名中国保钓人士躲过日本巡逻舰拦截，登上钓鱼岛，后被日本冲绳县警方依「违反出入境管理法」逮捕羁押，此事引发中国大规模反日示威，后在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治裁量下放人。随后小泉指派外相川口顺子访华，与中国总理温家宝达成「密约」，内容为「中国不放保钓船出海、日本不羁押人」。
这个不平等的密约，相当于现代版的《马关条约》。所谓「日本不羁押人」，实际上是中共政府默认日本海上保安厅对钓鱼岛的管理权，将主权拱手相送。至于「中国不放保钓船出海」，更等于中国不许本国民众保钓，防止给日本添烦添乱。
自我设限 主权相送
正是因为这个密约，中国变相割让了钓鱼岛的主权。这也是为何日本如此强硬的原因，难怪日本政客一再声称「钓鱼岛土地一寸也不会退让」，其所恃者就是这个中日密约。中国自我设限，并没有让日本投桃报李，反而变本加厉，就连在钓鱼岛周边捕鱼的中国渔民都惨遭打压。
中国在东海防保钓，在南海怕菲越，让国人情何以堪？当局的韬光养晦，实际上已是缩头乌龟的代名词。五代十国时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氏，蜀亡被掳入宋，宋太祖召她陈诗，她作了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将那些须眉男子骂得狗血淋头，现今中国周边局势，又何尝不是如此？
满清丧权辱国，但无论如何清政府也与列强们交过手，打过几场仗，最终力不如人。如今中国号称和谐盛世，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军力全球第二，一仗未打，就坐视钓鱼岛、南沙尽落他国之手，如何让人不痛惜？中华民族到了最窝囊的时候。
2008年6月10日凌晨2时23分左右，台湾联合号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相撞后沉没，台巡防舰台中舰、和星舰火速前往救援，日方指控台海巡船只侵犯领海，台湾全家福保钓船十六日搭载着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
台湾全家福保钓船十六日搭载着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不过，日本保安厅巡逻舰出动十多艘，还喷水、企图碰撞、排黑烟、及蛇行引侧浪企图阻挠。保钓人士丢掷饮料瓶抗议。中央社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702/article_19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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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央行正在扮演投机客的耶稣
來源:电子邮件
央行的货币委员又在玩虚的。在本次货币例会上，强调把握政策节奏和力度，将体现有保有压。保什么，压什么？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么不妨来揣摩一番。
首先，本次例会是在江浙一些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的问题的背景上展开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不难？难。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税负过高，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恶劣的通胀首先伤害的普通市民，紧接着就会大量伤害中小企业。问题出在通胀上，所以，要遏制通胀。
说中小企业融资不难，在中国现有商业银行的信贷体系下，中小企业要贷款公关成本至少要突破15%，你说难不难。也就是说，企业要贷款，打通银行行长的关系，要付出贷款总额的15%。中下企业愿不贷款，愿意。因为一年期基准利率只有6.75%，企业拿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转手再放到民间，月息现在高达15%。有的贷款还会流向房地产，继续炒地炒楼，100万的房子，可以重新评估成200万后，再从银行贷出140万的贷款，因为房价还没有降。很少会有人会将这么廉价的资金用于生产上，因为企业生产的利润一年被税赋和地方政府的费用蚕食，自己能赚5%到7%，就已经很了不起。
在这样的环境下，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什么定向宽松，而是应该调节利率市场，不断加息，把民间借贷利率降下来，缩小银行权贵们的寻租空间，实现利率的正常化。恰恰相反，整个货币委员会反向思维，来什么定向宽松，最后鼓励的是中小企业老板在民间信贷互相撕杀，利率只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反对民间高利贷行为，这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却在为高利贷推波助澜，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涛哥在党的90年纪念大会上说：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盈利。此话，犹在耳边。涛哥是你们的老大，你们看着办吧。我的理解是，在货币政策上，就是将利率转正，让存款人能够保值，从而减少中国的投机资金在市场过分波动对中小企业伤害。你们不仅不执行，反而想充当投机客耶稣，普救众生。你救得了吗？
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通胀率并没有我们高，但是，他们的利率水准，比我们高得多。巴西达到11.75%，印度达到6.75%，而我们才3.25%。我本人的分析是，这些国家的通胀在今年得到全面遏制，明年经济全面复苏。未来五年，如果央行在利率上毫无作为，中国将要承担全球60%的通胀，而中国的真正财富很多将要流向欧美、甚至东南亚等小国。到那时，央行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巴西等国也在向国际热钱征税。当然，这个不在央行职权范围，但是，做为中国的货币的最高决策层，难道不应该通知行政当局，对热钱采取相应的措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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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超过15万亿。单从财务方面看，已经显露的问题犹如地雷，如不排除，中国经济将进入危机状态。图为北京一景。（Getty Images）
78市资不抵债 穆迪：地方债务远超估计
【大纪元2011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国际金融评估机构穆迪公司周一发表公告称，中国审计署关于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规模的数据可能少报了人民币3.5万亿元，并警告说，地方贷款数额巨大可能对中国银行系统构成威胁。穆迪表示这一问题或推动穆迪将中国银行系统的评级前景调整为负面。
地方债务远高于官方统计
近日，中国官方首次宣布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该数字占中国经济的27%，不少专家还质疑这个数据的可靠性。
中国审计署公布的统计数据称，银行向地方政府发放的贷款金额约为人民币8.5万亿元。在周二发布的报告中，穆迪将审计署6月27日公布的数据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报告进行核对后发现，审计署可能漏报了3.5万亿元的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
穆迪认为这部份漏报的贷款违约风险最大，回收的可能性很小。并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此前的预期。报告认为，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规模可能占总贷款规模的比例的8%～12%之间，而一般情境下的不良贷款比例应该在5%～8%。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上周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中国的政府负债总额相当于GDP的71%。远高于中国审计署公布的20%。渣打预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欠的4万亿到6万亿元贷款永远不会得到偿还。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说，综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政府平台未偿还债务的估算数字以及审计署的报告，可以得到更真实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通过综合这些数据，他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15.4万亿到20.1万亿元之间，约占中国GDP的40%到50%。
78市资不抵债40市县借新还旧 危机浮现
中国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的市级和县级政府分别达到78个和99个。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进入"拆东墙补西墙"、循环举债的周期。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份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有传言称上海和云南的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在偿还贷款方面正遇到困难，这标志着一波还贷困难潮的开始。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博客)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是他研究国内经济17年来的最大难题，在房地产市场尚未出现任何大幅放缓迹象下，这颗炸弹暂时不会引爆，但中国政府再不出手，很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评级机构惠誉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可能占到中国银行业坏账的30%。
保障房贷或使地方政府债务恶化
《新世纪》周刊周一援引行业人士及政府官员的话报导，中国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金链已紧绷到极致，为保障房住房建设融资发行的企业债券是一根新的救命稻草。然而报导指出，如果监管不当，保障房债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一些新问题。
报导称，许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开始闻风而动，打算借保障房的政策东风发债融资。报导援引某评级机构人士的话称，90%的城投公司都能和保障房沾上边，只要装进保障房项目，就能改头换面去发保障房企业债，还能走发改委的绿色通道。
银行业绕过房贷限制给地方政府放贷
旨在抑制贷款增长的新监管规定出台后，地方政府和银行就设计出了聪明的新办法，绕开官方渠道向患资金饥渴症的企业提供资金。
福建省的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对他筹措资金的办法做了解释。他需要筹资近人民币20亿元建造一座大楼，其中10亿元他通过预售房屋的方式筹得，但大楼要想完工仍有约8亿元的资金缺口。这位开发商现在正转而寄希望于一个创新性的资金来源：保证将未来可获得的个人按揭贷款作为借款抵押品，虽然这一抵押品眼下尚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位开发商要求未来会向其购买住宅的人向给开发商贷款的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为绕开银监会的禁令，地方性银行分支机构安排向它们借钱的企业与它们富有的个人客户"聚会"，会上银行将打包起来的贷款推介给富有投资者。银行会提供"含蓄"的支持，贷款不会出现在银行的账目上。
这样一来，中国的金融系统就成了一个失控的金融体系。这些新的资金来源使人对北京是否有能力控制金融体系产生了疑虑，也令人不禁对它是否有能力缓解通货膨胀并防止房地产市场暴跌心生怀疑。
中国银行业接受政府救助无可避免
瑞信（Credit Suisse）的经济学家陶冬在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中国地方债务数据后发表报告称，中央政府最终需要将地方政府欠银行的债务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并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
路透社报导说，北京正在考虑的一项救助方案是，中央政府可能会接手地方政府人民币2万亿至3万亿元的未偿还债务，以确保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债务违约，这种违约会打垮中国经济。
陶冬说，中国银行体系内部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大，因为土地销售不断下滑，地方政府却有越来越多的债务即将到期，而土地出售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银行越来越担心地方政府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不断恶化。
渣打银行认为，有初步迹象显示，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巨大的财务困境正在形成。
瑞士信贷的陶冬说，中国审计报告将地方层面85%的债务归为由地方政府担保或直接承担责任，似乎是为中央政府最终为潜在损失承担责任铺路。
中港台时间: 2011-07-06 00:28:13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7/6/n33067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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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会印钱的'
大纪元网友
'说白了银行在中国就是党的出纳员，闹心也好开心也罢都是自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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