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中共崩盘前 前深圳书记厉有为急喊：改革就是求存:18大召开在即 厉有为再推政改万言书;厉有为政改言论遭删 媒体人：这国家一定病了;网络引起热议;“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
夏业良谈中国政治改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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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万言书呼吁政改：改革就是求存！
2012-10-24 23:44:44 浏览 26648 次 | 评论 56 条
厉有为（1938年1月—）是中国著名政治人物，辽宁省新民人。
厉有为196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机械系，大学学历。1964年8月起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任技术员，1964年9月任第一汽车制造厂综合计划室计划员。
196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7年调任第二汽车制造厂。
1967年5月任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准备办公室技术员、干部组干事、干部处技术管理组副组长、组长。1979年6月起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化油器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职工医院党委书记。
厉有为在1983年10月后开始出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
1989年6月升任湖北省副省长。
1990年12月，厉有为调任广东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
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
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1995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常务）。
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5年12月—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厉有为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不断撰文力倡政经改革，曾被极左势力无情地绞杀，叫嚣要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政一切职务。但厉有为不为所动，九死未悔地推动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孺子牛”。退休后，仍不辞劳苦为中国的劳动大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追求社会公正、自由平等。中共18大召开在即，他又于2012年10月22日在香港《经济导报》推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笔者读后感到振聋发聩，为体制内有这样的良知高官而兴奋异常。现将厉老此文转载如下，敬请广大网民关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造福当代，缔建未来。
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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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培育中间层公民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调节器，使社会提高组织程度，使政府真正成为有限职能政府，以达到社会和谐。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复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侯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 ，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
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
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 、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2012年8月1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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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崩盘前 前深圳书记厉有为急喊：改革就是求存
【大纪元2012年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有关改革的万言书在网络上流传，这是中共十八大前，外界都看出中共行将灭亡之际，他不得不急喊：“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他的文章引起不少人关注和热议，尽管文章的立足点是想帮中共找出路，但内容有些部份提法比较大胆，在微博上遭到部份删除。
目前中共十八大前，不断释放各种改革的言论，但是民间包括很多精英都认为中共已经无法进行改良了，现在的需要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中共的大树已经烂到根了，回天乏术了。
18大召开在即 厉有为再推政改万言书
厉有为在1992至1998年期间任深圳市长、书记。因其不断撰文力推改革开放，是大陆著名的政治人物，有人称其为“厉大胆”。在1996年曾撰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要求中共的十五大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当时遭到极左势力的绞杀。
中共18大召开在即，近日他在香港《经济导报》上推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引起很大关注，目前在网络上流传。
不少体制内学者认为，文章内容广泛，值得一读。
他认为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他在文章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么民主，不然就是专制。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等。
他还谈到国企的改革问题及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撤销、精简机构和人员等，包括还有农民工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他强调说：“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
他认为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他最后总结说：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厉有为政改言论遭删 媒体人：这国家一定病了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25日0点06分发了一条有关厉有为建言的微博，他后面还跟贴表示，老同志都意识到执政危机了！但这条推荐整改的微博很快遭到删除，杨锦麟不满表示，连厉的建言也删除，这国家一定病了！
深圳的一市民认为岂止是病了可以形容；深圳的霞霞小姐也说，病很久了！已经病入膏肓了！广州也有市民说，病很久了已讳疾忌医了。上海一个诗人表示，一直病着，并已不可救药。
目前网络上厉有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很热，很多人都在谈论，但微博上真正留下的信息并不很多，
网络引起热议
@郭琼虎：【深圳老书记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http://t.cn/zluaCGU
厉有为对政改的呼声，引起体制内一些学者的共鸣，但更多的人则是觉得已经于事无补了。
大陆著名体制内学者于建嵘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呐喊！著名学者吴稼祥则以四字“春江水暖”来形容。
媒体人“边城蝴蝶梦”回应说，有意义吗？你永远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湖南湘潭大学袁建新教授说：在我看来，判断真改还是假改的标准是：是否给网络以自由，是否容许独立于执政党的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存在，是否打破央企垄断实行真正市场经济，是否大幅减税并与利益集团切割！这样做就是真正改革，否则都是假改革！
浙江杭州的黄小姐说，关键是最后谁的胜利？组织的？那不用改了，因为组织一直都在胜利。
广州的Raven-K-德认为说，老书记拳拳之心日月可鉴。只是从其大作中也可以看出，凡是涉及到“动力”问题的地方，老书记不知道是出于“自我坚信”，还是“有意趋避”，总也只说，党人一定可以做得到，此外，并没有实际的理由和依据。这是最为软肋的地方，“动力”问题无法解决，整篇文章就成了空中楼阁，在深水区，也就无法实践。
上海有市民回应说：几个长老，哪个有改革的欲望和动力？他们封妻荫子结党营私，当下的体制对他们最舒服，改了不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吗？即使有良心要改，谅他们也没那个智慧和勇敢。怎么可能至上而下地改呢？
也有新浪海外华裔表示，这是个剥削人的精英社会，再怎么改都是一样为少数人服务，制度太反动了，要推翻它。
“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
在尚存的一些微博上有一些人为厉有为的言论叫好，不过也有一些人表达不同意见，觉得他避开了实质问题没有抛弃特色论，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准备办丧事吧。
北京的陈界融教授认为说：“如果一个制度，需要伤筋动骨的转变，那就不叫改革而叫革命！不要以改革的思维搞革命的事业！现在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不要年年改，越改越不随民愿。”
上海的一位市民也公开回应说：“以中国历史记录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在王朝即将覆灭的最后关头能够起死回生的！崇祯、光绪都想力挽狂澜改革！但是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甚至还有上海市民认为，中共不政改等死，政改找死但能留个全尸。
上海的新浪博友“青衫依旧”认为，可惜当政者已深陷利益迷局，不会回头、不会自宫，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等着下棺材办殇事吧。另有宁波的一个企业主发出疾呼道：“这个国家被‘狐狸精’附体了63年！中华民族再不醒来！华夏魂将散！”
（责任编辑：谢东延）
中港台时间: 2012-10-25 19:04:04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0/25/n3714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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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谈中国政治改革（图）
2012-10-12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对于十八大能否开启中国的政治改革，著名学者夏业良表示他不寄期望。但相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他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这一场变革。
图片：夏业良对中共十八大开启政治改革不寄期望（CK摄）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2009到2011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海内外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目前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夏业良近日接受记者访问，谈到中共十八大能否启动政治改革时说：“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任何改革，要想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宪政、民主、法制和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当政者，他们的家族利益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想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否则他们不会真正触及利益的核心。所以他们的任何改革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假的改革。他们搞的改革跟老百姓所期望的限制权力、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文明相去甚远。他们要搞的改革是管理体制的改革，换汤不换药，就是把大部制翻来覆去的重做，今天并这几个部，明天又拆成几个部，他们只能做这样的文章。”
夏业良指出，人们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不是行政改革，是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不是一定要在一党领导之下，无论那一个党，要想获得权力，这个权力有一个附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民主选举而实现的。在民主选举之前，肯定要开放党禁报禁，能够有各种自由的表达。大家觉得中国要变，不是小修小补，一定是大变，是一百年来、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的根本变革，而它只能是宪政民主的变革。”
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必须从重新评价“六四”开始。夏业良不赞成这种说法。他指出：“如果在一党的领导之下，哪怕你对过去的错误或者罪行部分的承认，仍然不能改变一党专制的根本性质。我觉得‘六四’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要重新认识，对‘六四’做历史性结论。这个结论当然不是过去讲的是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一个自发的公民运动。不管共产党愿不愿意做这个结论，总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会重新评价‘六四’。”
夏业良表示，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他愿意给十八大产生的中共新领导人一点警示：中国面临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他说：“我奉劝他们要主动迎接这场变革，而不是被动的、苟延残喘的去想办法抵制、想办法拖延这场变革。我们是希望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能搞上一场旷世变革。当然希望习近平向蒋经国学习，让中国迈出这一步，走向现代文明。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载入史册。至少不能当一个残暴的刽子手镇压老百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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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走向政治文明 迎接历史性变革
作者: 夏业良
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这一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习，向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一面。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政体，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九十一年前在以苏共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国际之全力支持和帮助下秘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苟延残喘和信息严控之中迎来它的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也面临着自其成立至今的最大危机和全面挑战。党内权力争斗日益明显和激化，既定规则往往被缺乏明确定义的内部（帮派）潜规则或机会主义权宜性决策所取代。执政党威权体制不断受到与合法性与程序正义相关的质疑和挑战。
无论承认与否，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与社会认同程度早已一落千丈，否甚于臧。中高级干部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绝非个别现象和小概率事件，无论如何封锁信息和予以内部淡化处理都无法掩盖千疮百孔般的内部溃败真相。
执政已届63年的政党并非毫无经验可言。然而，以往借助铁腕压制、清洗和强力宣传以维持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威望的习惯做法已日益式微，无济于事，必须另辟蹊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启动根本性变革，才有可能侥幸渡过亡党危机之难关。
长期接受僵化意识形态灌输教育的官员和宣传机构明显落伍于时代发展的潮流，空洞无力的说教与自说自话的推诿、开脱、辩解与自我赞美在80后/90后青年中已逐步丧失说服力和实际影响力。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之历史事实的掩盖、扭曲和篡改激发出更多人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兴趣与澄清矫正之热潮，比如关于西安事变真相与张学良其人的评价、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对待抗战的态度、言论、行为以及各自地位、角色及其实际参与和贡献程度的对比早已超出史学界的关注范围。有关“肃反”、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三年大饥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自治问题、八九“六四”真相和迫害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家庭教会基督徒/佛教徒/上访维权群体等诸多所谓“敏感”话题，更是执政党所无法回避和轻松抵挡的议题。
是否承认普适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政治分水岭，坚持顽固不化地否认普适价值就是拒绝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很难想象一个处于21世纪的现代政党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内核。这充分暴露了该执政党背离现代社会意识主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甘愿与现代政治文明和“西方世界”为敌的落后本质。
甚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至夺取政权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和领导人著述中，也不乏赞同普适价值、宪政民主、法治和“执政为民”概念内涵的表述。然而，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有效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屡屡发生与当年承诺和公开表述相悖的恶行事实。罔顾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基础价值，党同伐异、残害同胞之反人类极端恶行比比皆是。
执政63年来，执政党及其政权和国家机器对不同族群的迫害和控制程度也逐步升级，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不可调和与弥补的民族冲突与对抗情绪。
目前执政党几乎不受监控和制约的腐败行为已从执政初期的零星个别行为，不断发展累积成为全面而系统性的腐败。被执政党称为“普通群众”并被少数飞扬跋扈之官员视为“愚民”的中国公民，甚至难以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和感受。
即便从中国共产党维持执政地位和延续政治权益的自身利益考虑，目前也已到达必须剜疮排毒、紧急自救的地步。明智者知道：真正能够灭党亡党和卖国窃权者并非我等持激烈批评意见之反党异己或文弱书生，而恰恰是党内专权腐败的帮派大佬。
然而，由中共所主导的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达到争取自由与人权之国民所期望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现代共和国之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当政者，他们的家族利益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想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否则就不会真正触及其利益核心。
所以他们口中的任何“改革”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搞虚假的“改革”。他们搞的所谓“改革”，与老百姓所期望的限制权力、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文明相去甚远。他们要搞的“改革”只不过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换汤不换药，也就是把大部制翻来覆去地调整，今天合并这几个部，明天又拆成那几个部委，他们也只能做这样的表面文章。
动辄对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者处以莫须有之罪名的重刑（比如近年来屡屡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施加于有不满之言论的案例），而对民愤极大的薄古集团案却百般掩饰并予以避重就轻之淡化处理，视百姓为草芥，侵犯人权已成常态，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但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在此笔者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这一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习，向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一面。而不是被动和消极地拖延和“维稳”、苟延残喘或做垂死挣扎。
我们当然希望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地实现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制度变革。希望习近平等下一代领导人向蒋经国学习，让中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被载入史册。退一万步说，至少不能重复过去的罪恶，充当残暴的刽子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
正在形成之中的新的领导群体及其主要领导人必须审时度势，以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政治家视野、魄力和决心，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重组式的彻底改造（包括更改早已名不副实的政党名称，笔者提供参考的名称有“中国和谐党”、“中国利民党”、“中国共和党”、“中国保守党”、“中国民生党”等），同时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政体，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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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文章：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
2012-10-08 凤凰网 作者陈中华 （颜昌海摘自网络） 来源：�子�件
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主要呼声。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 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 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 开的就是这种店 打人是家常便饭 我打你是执行公务 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来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拉玛依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 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 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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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务大限将至 清算来临
作者： 牛刀 来源： 博客 2012-10-13 13:10
以前我们讲了，中国金融机构的钱都被外资赚走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再加上很多不良债务，这也就是中国银行股被卖空的主要原因，不管银行股股价如何低迷，也不会有人购买，因为市场明白，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风暴必然要爆发，有些银行的破产是必然的。
债务的解决之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大肆印钞冲抵债务，这样债务在海量的钞票发行中人间蒸发；第二种是债务违约，到期因为没钱支付这些债务，只好采取违约的方式展期，一天一天往后拖，但是，终归会有最后一天；第三种方式是兑美元实行贬值，损坏其他国家利益。显然，利益集团不会选择第三种，因为那时美国正在逼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还是天天由央行确定中间价，那自然就是天天上涨。第二种方式会让中央政府有失体面，也不好交代，所以，选择第一种方式最为妥当，然而要将债务转移出去，没有一点强有力的手段来推动，是完全不可能，也无法将本来属于中央政府承担的债务转移出去，
财政赤字是政府转嫁债务的第一个原因
2008年以前中国政府具体负债的体现是赤字。财政赤字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也是这一年发生的，举国震惊，反对政府三公消费，要求政府简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消除财政赤字成为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如何处理，是需要技巧的。如果小批量印钞，可以冲抵财政赤字，但是于事无补，因为当时奥运和其他基本建设已经耗尽民财，如果物价上涨，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恰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政府找到借口，他们就此搞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制定一个大的计划，把国家债务向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实行转移。很简单，一是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积极性一下就会调动起来；二是把房价涨起来，老百姓一定会被调动起来，全民积极买房，那么房贷就会无限膨胀，也只有房贷才能有效助长私人借贷。这样，国家债务就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全部承担了，而政府、银行和大财团都将大谋其利。
这一招真是聪明啊。第一借助美国次贷危机之际，可以宣布为政府的“救市”高招，因为不仅仅只是中国政府在救市，日本、巴西、印度等国也在救市，从全球大环境来讲，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破产的中小企业繁多，失业的外来工返乡成为一种大潮，如果地方放政府不断兴建项目，那么，还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因为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第三本来过剩的产能导致的是经济衰退，这一下不仅能消化完毕，反而拉动原材料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暴涨；第四是最主要的是，中央政府不仅巧妙地转移出去了所有债务，反而提高了财政收入，银行资产三年暴涨五倍。这哪里只是一箭三雕，而是一箭四雕啊。如此高明的手法，世人皆叹。
于是，地王诞生了。北京中服地块经过96轮叫拍，溢价率超过486%，相当于标准地价的五倍。这种飙涨的地价给了市场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房价必然暴涨。于是乎，全国各大城市地价猛涨，一个又一个地王此起彼伏，房价随之猛涨。房价像脱缰的野马一跑起来，根本挡不住。而房价上涨带来的金融风险足可以摧毁整个金融体系，最后终将得不偿失。道理很简单，100万的房产，短时期内突然涨到300万，实际上还是这个房子，并没有重新创造一分钱新的价值，却突然卖出去却变成三倍的价格，这种现象等于在银行创造了200万的货币，而这200万其实就是泡沫，这种资产一多，货币必然贬值，通货膨胀就会爆发，金融系统的崩溃也就不远。
不错，中央政府是将所有的债务全部实现了转移，看上去，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多少债务，而且财政收入还有盈余，实际上债务只是转移出去，却并没有消除，相反，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经济大跃进中增加的债务逐步形成了天文数据。而地方政府却不懂这些债务是怎么来的，因为当时去贷款时很多项目是国家批下来的，并没有抵押品，也没有说怎么还，只是要把钱花出去，上面的还款日期根本就不是从经营利润中推演的准确日期，而是随口说一年或者三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三年也就是2013年也有很多债务集中到期，所有市长和县长都会两手一摊：没钱还。
这是结局还是终局，没有人知道。如果不处理，银行的坏账烂账就会堆积如山，如果处理，那就不用说，很多银行只有关门大吉。
当时有很多的传说。内地一个二线城市一个地产商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和其他经济犯罪，判其入狱6年，2009年出狱后，正遇4万亿救市，他入狱前圈了两块地，他当时在银行贷款只有1000万，七八年后，这两块地在2009年地王声中价值暴增，后来评估为1.5亿，当即在银行又贷出1个亿，继续开发房地产，一举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开发商。这个故事，我并没有去核实，其实也根本不用核实，与其命运相似的恒大、富力、合生创展等等在盲目扩张面临破产的时候，突然咸鱼翻生，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是谁救了他们？当然，4万亿加20万亿救了他们。
那么，从经济学上来讲，是谁救了他们？当然是全体百姓，这等于中国13亿人平均每人将近拿出2万元的铸币税送给政府和开发商，他们岂不发财？这笔钱是一笔永远无法还不完的债务，总有一天会遭到清算。
1929年，当美联储的信贷与GDP之间的比例超过160%时，全球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华尔街许多投资人排队在跳楼，黑色星期一成为经济史上永远的记忆。中国2012年9月末信贷投放余额66万亿（不包括金融衍生品），按国际通用的数据模型，2011年中国名义GDP47万亿，实际只有40万亿，信贷与GDP之比是165%。这个比例是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时的比例还高出5%。最为奇诡的是，美国这种债务比例是11年的经济周期内衍生出来的，而中国这种债务是短短三年内衍生出来的。这里面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翻江倒海般掀起巨浪滔滔。
“大限将至。清算来临”。这一句话是我在2012年5月份发的一篇微博，短短的8个字，在我只有16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发出来后，很快就有了1000多条转发，700多篇评论。别的可以维稳，经济大衰退绝对是非人力所能为之，谁也没有那个本事。这是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债务海啸，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把全民都拖下水，因为别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纷纷把落水者救上岸，而中国是中央政府把债务转嫁到地方政府和私人，自己先逃，并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境外；然后，任由银行和开发商、地方官员把百姓拖下水。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爆发时，包括巴西等拉美很多国家采取很多手段纷纷削减普通百姓的债务，由政府来为危机买单。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时，拉托维亚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也不增加百姓负担。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宁可雷曼兄弟破产保护，也不让危机的后果让买房人承担。在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一旦发现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时，政府全力帮助受困家庭改善生活。在中国完全不同，一切后果让全民承担。在无锡，一个新区管委会公务员发不出薪水，就逼迫所有公务员去搞大拆迁，强抢百姓财富；在东北，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地方官员就采取收费的办法，巧立名目向街上店铺收钱逼迫整条整条街道店铺关门；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地方税收在下降而税外收费却在狂增。
这一切看上去只是表象，实在是内部已经腐烂透啦。
无论我们的经济数据多么好看，实际上无论是谁都会知道经济危机说来就来。【吴敬琏：中国经济不能靠大量印钞票了】1、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话，再高也没有意义；2、不用老盯着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是一个短期政策调整；3、现在情况就是恶性循环，你用投资拉动，最终需求还是在下降；4、人民币是国民承担，所以要很谨慎；5、流通货币量过多，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
连吴敬琏这样的老人都明白的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在装糊涂？真是奇怪啊！所以，我们是稀里糊涂的在看中国的债务。
公务员太多，是中国政府转嫁债务的第二个原因
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以后会是个大问题。福利增加容易削减难，古今中外如是。如宋代几个皇帝就头疼冗官问题，范仲淹搞庆历新政，主要内容也是针对公务员泛滥现象，最后乌纱�了也解决不了。宋朝从初期几千公务员到一两万好像南宋到极致三四万。那时人口约几千万吧，公务员两三千比一的比例就泛滥了，现在多少了 。
历史的看，在行政层级只有三级（中央—郡—县）的汉代，中国人口和公务员的比例大约是8000:1，唐代为3000:1，清代1000:1，今天变成了35:1，即35人养一个公务员。在中国的西部，甚至是20人养一个公务员的局面，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因此尤其突出。
在中国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够，又要加薪？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说， “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然公务员的工资也好、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好，都要有新的增长。” 呵呵，怕引起民愤，加薪来了个“捆绑”，企业职工与公务员一起涨薪。 理由当然很多，专家们在分析，俺们的“公务员的收入与国内各行业以及海外公务员的收入相比，相对较低。” 拷，你与米国的公务员去比，当然偏低，你不说，俺们中国现在包括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与欧美相比，甚至与香港相比，哪个行业又能高了？ 上次一个结论是啥？目前的现状已是：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民养官的比例：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
西汉，7945：1；
东汉，7464：1；
唐朝，2927：1；
元朝，2613：1；
明朝，2299：1；
清朝，911：1；
现代：67：1。
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仅仅过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从“67：1”升到了“40：1”。不怪农民说：“几十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现在是26：1 了。在这次两会上又公布的一个数据，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 早几年，还常常听说，政府机关要精简机构，这几年不但没听说，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在世人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已非公务员莫属了！还有哪些靠财政全额划拨的事业单位呢，名义上不是公务员，不还是要纳税人养着吗？ 老是跟海外的收入相比，怎么又不比一比人家的效率呢？人家的行政机构才多少人啊？如果现在庞大的机构精简一半，给剩下的人涨一倍工资，俺觉得还是能省下大笔的行政经费。因为不创造价值的“官”，每多一个，就是增加了好几十万的成本。 据《�望》周刊报道，中国内地公务员与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较大。拷，看着来气，你怎么就不将国民的人均收入与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人均收入相比呢！
中国的很多县级公务员平时基本无事可干。我访问过安徽一个县，总共人口只有30万，县城人口将近16万，很多乡镇基本没有事，但是，公务人员包括教师医生和离退休人员等多达3万人，这只是本级财政要养活的人，基本上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三分之一是离退休人员，三分之一是普通公务员，三分之一是有帽子的。除本级财政要养活的，还有一些编外人员，可能多达4000多人，全部是各级官员的七姑八姨。真正干事的没有多少人。很多机构平时根本不需要上班，点个卯就去打麻将。不是什么人浮于事，而是冗员太多，但是，完全不能裁去。这些年县城的主干道每隔三年就重新拆除扩建，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最早只花3000万，后来是一个亿，现在又在拆除新建要花2个亿。老百姓的钱就这么不断被糟蹋。目前，县里欠债36亿，不算多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抵押物品，所有山林水面和未来的土地储备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就连各级办公楼房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以后除非上级政府拨款下来才能搞什么基建，否则，财政岌岌可危。除了投资，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活动能够带来增长。将来钱从何来，根本就不知道。
最后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可能采取由政府债务向全民的转嫁，在往哪个方向转，很难设想。如果转嫁不了，一切就结束了。
第三个原因是投资转嫁
在2011年47万亿的GDP中，有57%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就是说26.8万亿的GDP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GDP最后带来的必然是负债的不断放大。这只是从数据上了解，真实的情况是，目前中国无论出口和内需都遭遇寒流，不可能有增长，同样投资也在下滑，这届政府为了GDP数据好看，不惜加大负债，最后一定会遭到国际资本的猛烈攻击。
中国要不要投资，答案是肯定的。GDP离不开投资，但是，一个健康的经济运行体，投资比重不能超过30%。，超过30%就表明该经济体过热，应该刹车，何况，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超过52%以上，这就说明，终局将出现。因为这个经济体将出现金融危机。这是人民币逃不脱的厄运。
目前，港口码头已经过剩，高速公路也已经差不多，还有空间已经不大，不足以支撑投资增长；机场在三四线城市还有空间，也已经不大，像这种速度，2015年机场基本建完；高速铁路，严格来说，中国地壳已经负载过大，不适宜在建大量高铁，如果你不愿意考虑国家和民族前途而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长，将给中国的未来和儿孙造成灾难。现在地方政府，今天要仿古，明天要造城，没关系，自己拿钱去建，他有吗？让中央政府拿钱，这就不仅仅只是窟窿，而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关键问题是，前期烂尾的项目、缺少资金的项目和低效过剩的项目根本就没有梳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在大手大脚挥霍财富，空耗国力，浪费民财，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但是，这一届政府的末日心态已经显露，只想在换届前再大捞一笔，这才批准一些新的项目。现在的经济增长越多，对下一届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负债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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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呼吁政治改革实行联邦制
RFA �源:�子�件 2012-10-17
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冷杰甫致信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建议中国走向联邦制，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合众国”，顺势解决六四、两岸统一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前政治学系主任冷杰甫教授月前致信胡锦涛、习近平及郭伯雄、徐才厚等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内容剖析中国大陆种种棘手的问题，他认为进行政治改革走向联邦制是解决矛盾及问题的不二选择。
公开信目的
这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中充满了对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忧虑，批评了中共在大陆政权更迭后仍然出现的种种问题。冷杰甫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导致了南北撕裂的问题，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和国际上，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难以逆转的危机。
对于台湾问题，冷杰甫认为台湾马英九的执政是和平统一良机，北京当局可以乘此机会谋取新生。他同时也建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将和平统一两岸摆在日程表的第一位。
冷杰甫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四九年成立，两岸分裂六十年不能统一，那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可谓是呼风唤雨力量很大，都没有解放台湾。现在是三流领导人，他们哪有能力解放台湾。总分裂着不行，还是要强大，只有统一才有发展。
建立联邦制 独立统一并存
冷杰甫认为导致中国大陆地区矛盾升温是民族问题，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群居的地区尤为严重，不断出现自焚、打砸抢等事件。中国政府当局面对此类事件的唯一做法就是打压，而武力解决的后果就是让事件越来越严重。他表示唯有和平统一后在民主下建立联邦制。
冷 杰甫表示在台海两岸发生政治对立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谁都吃不下谁，也不能给出对方认可的和平方案由第三者当裁判。第三者把两个政府的手拉起�，用新思维 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国家新政府，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中华民主共和合众国”。组建包括“新陕甘宁民主共和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台海民主共和国”（包括台湾海南岛福建广东广西浙江）、“藏青民主共和国”（西藏青海）、“晋蒙冀民主共和国”（山西内蒙河北）、“东北民主共和国”（吉林辽宁黑龙江）、“中原民主共和国”（两湖云贵川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河南江西重庆天津）。
他同时认为在民主的框架下，六四等一切历史中存留的问题也都会因此而得到解决和平反。
对 此，中国的历史学家程巢父告诉本台记者：中共不会接受，联邦制在20年代胡适就提出过，那时还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组政的时候各个地方各自为政，南北分裂，联邦制对中国有好处，那时候提出的方案是各省的议会可以制订各省的宪法这样能够限制军人当政的权力，美国实行的就很成功。这个建议是很好的，但是中共目前统治的有太子党、江派，其中有各种利益的牵制，中共不会接受也不会采纳。
冷杰甫并公开呼吁请求美国国会及总统的声援与支持，他在给本台记者的电邮中表示，请求国会议长或总统，拿着他的公开信来中国一趟要共产党接受建议，如此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支持，给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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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论中共的危机感
作者: 吴庸
中共有改变专制独裁、压制人民的本性的可能吗？可以简明扼要地回答：只要它固守党的极权体系，只要它钳制党内异见存在，只要它坚持党权至上而扼杀社会的多元倾向，只要它不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而统御社会群体，中共的专制、独裁本性是无望改邪归正的。只要这些条件不变，对中共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如果它能活到那时），都不宜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中共面临重重执政危机，使党内一部分人深以为忧。最近传播的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表述。
他们忧虑的是什么？
（1）“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基本路线”是中共生存和发展的总纲，是统率中共施政的根本，如此重要的“基本路线”自然是动摇不得。该文所指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点。姑且不说胡锦涛主政的中共是不是施行这样的基本路线，就是依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看，它强调的是镇压异己的专政职能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统制，这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暴力镇压和思想钳制，一武一文，是中共得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因之，该文认为动摇它“决不可等闲视之”。
（2）“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该文忧虑“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大量涌入，�内“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党内一部分人意识到，在当前，这种思想、文化多元的趋向是无法阻挡、无法杜绝的，邓小平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皆以失败而告终，只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而“引领”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如何用“主流意识形态”统一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态势，执政者没有现成经验可资依循，有的只是强制灌输，武力弹压。舍此，则无法应对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严峻挑战。说到底，还是要强制性而非辩论性地解决意识形态多元化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否则，“就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行不成统一意志和行动，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3）“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一个专制型政党提出“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幻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他对修正“权力过分集中”的一种构思。实际上，他无法摆脱随心所欲、一个人说了算的诱惑，高度集权是他行之有效的施政原则，所以，结果只能是有集中而无民主、有纪律而无自由、有统一意志而无被统治者的个人心情舒畅更无生动活泼，造成的是比皇权社会还要专制的中华大帝国。中共党纲还曾明言，它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似乎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面面俱到，其实，在中共的实践中，民主不过是形式，集中才是实质，以民主的形式掩盖极权的运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天生命运。当然，极权的统治必然产生不断的施政差错，乃至危胁政权本身的安稳，于是，党内就会发出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吁，这种声音确实推动中共在党内民主方面做了若干微调。所谓“微调”，是说只涉及表层的改进，不触动极权的内核，中共作为专制政党依然我行我素，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是无法解决的，直到它生命的终结。
至于该文所指“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尽管这些危机都是现实存在的，都在危及这个党的生命，为此而大力呼喊，企图唤起党内良知施药救治。这些清醒的认识，不失为党内长鸣的警钟。但面对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政治肌体，这些钟声能有多大作用却是很可质疑的。亿万资产的富人与贫不得活阶层的严重对立，吏治腐败到彻底黑、彻底烂的程度，官僚资产集团无止境地搜刮社会财富，这些都是不治之症，不是几声“风险”的呼吁就能起死回生的。其实，翻开历史可以知道，江泽民本人就是社会公正严重失衡、上下左右腐败成风、官僚资产集团形成的始作俑者，胡锦涛则是继续推动者。企图呼吁中共的专制集团关注和扭转执政风险，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长文《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临的十大执政风险》是从极力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出发的，是以保护中共的独裁大业千秋万代得以流传为立论基点的，如同大户子弟中冒出一个声嘶力竭地陈言，必须补门阙、修围墙、立祠堂、敬祖宗，其目的乃在整饬主奴关系，使之各安其所，不致败坏祖宗基业，如此而已。
胡锦涛在2011年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中共�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临的十大执政风险》立论的规范，连词句、话语都是照抄照转：“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这是毫不奇怪的，上�一声号响，下�齐声同调，是中共故有的宣传规矩。所以，当胡锦涛在上述讲话中总结中共的指导思想时指出，“这方�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牢牢记取”什么呢？前一个决议树起毛泽东的旗帜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后一个决议重申前一决议的基本精神。中共与毛泽东的暴君独裁体系紧紧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胡锦涛的自供就是证明。
如果问：中共有摆脱上述命运的可能吗？可以简明扼要地回答：只要它固守党的极权体系，只要它钳制党内异见存在，只要它坚持党权至上而扼杀社会的多元倾向，只要它不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而统御社会群体，中共的专制、独裁本性是无望改邪归正的。只要以上条件不变，对中共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如果它能活到那时），都不宜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过，世间事物无不向自己的对立�转化，中共亦不例外。政治上的独裁愈严厉，其对立�真正的普世民主的倾向必然寻找一切机遇而诞生和成长。试举两例：（1）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号称第二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他晚年的2006年9月1日写给丁弘的信中说：“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谢韬的分析描绘了中共向对立�转化的前景。谢韬就是中共权力异化、向极权对立面转化的表现。（2）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在晚年曾与广州《同舟共进》杂志主编萧蔚彬有过一次长谈，着重谈了两点看法（大意）：一、现在这样的“以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可能是把稳定也给压倒了。二、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是万岁的，我认为共产党最好能自己来办自己的后事，勇敢地还政于民，不要等别人来打倒，那就不好了。任仲夷的分析也描绘了中共向对立�转化的前景。任仲夷也是中共权力异化、向极权对立�转化的表现。
目前，像谢韬、任仲夷这样的中共民主派的力量很微弱，远未形成震慑中共当权派的威力。不过，他们预言的中共发展的前景在世界共运中已经得到验证。印度共产党在印度民主制政体的影响下实行了党内派别的真正独立，政见不同的党内派别可以另外组织共产党，因此，形成了4个共产党：印度共产党、1964年分裂出印共（马克思主义），1969年又分裂出印共（马列）、2004年组成印共（毛主义）。印共和印共（马）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单独或与其他民主力量联合�织邦政府，实施对选民负责的政策，成为民主政党。其中，印共（马）曾在3个邦执政，在西孟加拉邦从1977年开始曾连续执政28年。而印共（马列）则编向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印共（毛主义）则公开实行武装夺权活动，甚至袭击印共和印共（马）的地方�织。4个印度共产党的相互博弈过程相当生动地体现了在“共产党”的名义下民主与专制的严重对立状况。它为中国大陆未来的中共前程指出了一幅粗浅的轮廓。
注：《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临的十大执政风险》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新华文摘》旋即转载于2012年第13期，由此，有关媒体纷纷披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它提出的问题引起各方�人士从不同角度进行透视，会看到万花筒中的瞬息多变的彩图，呈现多种变异的画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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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研究生统计称 8成中国落马省部级官员腐败期间获晋升
RFA 2012-10-19
深圳大学研究生涂谦以72名中国落马官员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8成落马省部级官员在腐败期间，仍获晋升。腐败官员一般9年后才东窗事发。
涂谦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星期五的报道说，根据涂谦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所占比例近七成。
涂谦对55个有明确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也就是说，腐败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要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
调查还发现，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等少数人外，有近80%的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还得到了晋升。其中，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深圳社会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份中国官员腐败报告由涂谦这样一个在校学生完成，本身就说明中国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大家已经对贪腐问题已经越来越漠然。
刘开明说，涂谦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无论是干部提升考察，还是纪检部门监督，都形同虚设。
“整个干部的升迁机制，基本上在一个完全不透明的状况下产生，民众、包括党的干部主管部门兼纪检部门，都没有能够很好地监督。”
涂谦在报告中称，中国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中国青年报”援引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专家的建议，称要“建立合法的财产申报制度”，让“民众参与对官员的考核”，才能改善官员的贪腐现象。
刘开明认为，这样的提议毫无意义。刘开明说，“官员财产申报”提了很多年，实施起来都是作秀、走过场，而民众要来参与官员考核，更是没有可能。
“民众参与干部的任免，顶多是告知你，不会有任何影响。干部的选拔是党的组织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在很多地方也是党政机关一把手最重要的权利，不要说民众没有参与的权利，连党委成员恐怕都很少有参与权利。早几年就有人提出民主可以不搞，但是党内民主能不能先做。比如下个月就开18大了，能不能差额选举，7个常委，能不能提出10个、12个候选人来竞争。政治局、中央委员，能不能进行差额选举？能不能在18大的会议上，由代表们直接选举产生？这个都做不了，民众的真正民主（选举）更没有希望。”
刘开明表示，虽然中国近年来有60多万官员因为腐败问题受到处分，但这“60多万”，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大部分官员的腐败并没有被揭发。
刘开明说，加上很多因为贪腐等问题落马的官员，还能异地升官，更让很多中共官员难以抵挡权钱交易的诱惑、铤而走险。
“不如说一个普通民众如果他偷窃（或者其他经济犯罪），并不大的数额，却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但腐败官员可能涉案上千万，判的刑罚却非常低。很多受到处分的官员还很快复职，让民众强烈不满。”
石家庄连云港市市民相庆玉的儿子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相庆玉告诉本台记者，他对涂谦的“中国官员贪腐调查结果”一点都不惊讶。
相庆玉说，毒奶粉事件后，很多涉案高官落马，但不久之后又在异地出任要职。这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根本无需付出代价。相庆玉说：
“习以为常、中国特色么！根本去不到警示作用，起不到惩罚性的作用，这只能让某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据报道，深圳大学研究生涂谦调查样本中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资料，均来自中国官方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和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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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十八大前的信息危机
�源:�子�件 群 | 2012/9/18
信息基础设施的破坏和信息阻塞、污染是中共政权在十八大前面临的全局性危机。它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都丧失了理性决策的基础，生活在不确定性和焦虑之中。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因此充满着变数。
集体行动的困境
我曾经把CPC做过如下诠释：第一个C代表“腐败”，第二个C代表“犯罪”，中间的P代表“污染”。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事件经典地反映出十八大前，腐败和犯罪已经深深地侵蚀到中共领导的高层。当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被末日心态所驱使，拼命地捞财和抢权，共产党内为党国分忧解难的焦裕禄似的官员愈发成为珍稀物种。社会公共产品自然无人照料。现在，社会治安恶化，食品安全不保，教育质量滑坡，生态环境污染，诸多问题交叉感染。这恐怕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动因。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依仗世界最大的暴力机器，对任何反对力量都有不可低估的威慑力。在这种情形下，要克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带来的困扰，中国的民主化力量任重道远。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可以维持千年王国，因为“做免费搭车人”和忽略“公共产品”的悖论同样地困扰着中共。
治理的中枢神经：信息沟通
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是政府的最根本职能。但信息的危机是当前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公共产品危机。所谓信息的危机，不仅是指当下流言、谎言盛行，伪假信息充斥；官媒、官方话语公信力丧失殆尽。而更为主要的是，信息的储存记忆设施遭到破坏（例如，屏蔽“六四”、赵紫阳、刘晓波等历史事件、人物和不断在黑名单上添加的敏感词），信息丧失历史的连贯性。同时，信息系统与全球信息割裂开来（例如，构建“防火墙”和驱逐“谷歌”在大陆的搜寻服务），走向自我封闭，信息又丧失普世价值。加上政府花上巨资打造“大外宣”计划、培育“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中国信息体系里建立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污染源。丧失全面性、开放性和准确性，作为公共空间的信息基础设施遭到了根本破坏。
半个世纪以前，多媒体和互联网还未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有远见的政治学家卡尔∙ 多伊奇已经写出了《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和控制的各种模式》的名著。多伊奇认为，政治沟通的渠道被堵塞或破坏，必然给决策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致驾控的危机，最终出现政治体系衰败和崩溃。信息基础机构的受损不仅增加获得信息的成本，同时降低信息的质量，还会增加决策失误和风险，让整个政治体系和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当权者公信力丧失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至党政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成为了信息危机的牺牲品，生活在不定和焦虑之中。例如，主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李克强副总理曾经告诉美国官员，他根本不相信提供给他的经济统计数据。在审理谷开来的案子时，老百姓不相信出庭的是谷开来本人。在重庆警方宣称成功击毙逃犯周克华后，网上立即盛传“死去的‘周克华’其实是便衣警察。”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围绕着人事变动、接班夺权，更是流言四起，真假难辨。有传言：重庆、四川警方在美领馆就王立军对峙；薄熙来获军中和武警支持，北京出现军事政变。早些时候又有传言，贾庆林的公子在北京车祸丧命；近来海外媒体证实是令计划公子架“法拉利”飞车出事，让老子的官运折戟。
这几天，中共既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十多天来在重大外交场合屡屡缺席，引得海内外疑窦丛生，让京城变得更加诡异、中南海红墙更加神秘。而官方发言人故作淡定，要大家不要过多解读，反而让外界猜疑是否习近平“背部受伤”，或“背部受枪袭”，或习近平心脏病发作，接班安排出现意外，人事配置乱了套，等等。
日常生活决策需要信息
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在失去铁饭碗和被被抛进市场后，他们必须获得、分析各类信息，帮助每天的生活决策。例如，存钱还是炒股，购外汇还是买黄金，买房还是买车，进城还是移民，等等。由于信息不通畅，中国的百姓经常做出非理性选择，丧失利益最大化。比如，老人群体存钱养老防病，但他们不知道银行的实际利率长期以来都低于通货膨胀率，所以银行里的存款实际上在急剧缩水。又比如，许多在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家并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的承销商犯有欺诈前科，中国的股民也不知道许多民营企业向美国提供的是虚假资产和财务报告，结果，一旦美方揭露出这些问题，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纷纷被抛售、做空，光是过去一年就有二十多家公司被迫退市。其中问题的核心是，中美社会、经济信息互流不能全面畅通（“防火墙”当然难咎其责），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最终市场失灵，伤害经济民生。
制度封闭和溃败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问题只是老百姓不知情，领导人知道内幕，甚至享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权，让官员处于优势、百姓处于劣势。其实不然。对于任何政治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信息系统是它的反馈系统。如果领导人在维稳的思维定势下，拼命打压上访人群，钳制媒体自由，屏蔽微博公众心声，同时只是一味依赖自身的特务系统收集情报，他们获得的信息数量会减少，质量会下降。结果导致制度记忆的丧失，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丧失，因此失去对危机的预估、判断和应对的能力。
奥尔森在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突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专制政体》中指出，信息的漏失和扭曲是苏联庞大官僚体制溃败的重要因素。共产主义体系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僚和部门官僚结成了横向和纵向两大利益集团，合谋对上隐瞒和扭曲信息，结果，最高决策层经常是在无知的帷幕后面发号施令。
在此关乎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信息危机，人们难免不担心：盲人瞎马十八大，崛起中国一现花？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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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若不政改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无从解决
2012-10-19
中共中央党校最新出版的一期《学习时报》刊登文章，批评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的六个误区。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想在18大召开前，营造改革气氛，但如果一党专政的体制不加改变，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无从解决。
10月15号出版的《学习时报》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的文章，题为《当前社会管理中的六个误区》。文章说，刚性“维稳观”和只讲维稳、不讲维权是各地在社会管理认识和实践上存在的两大误区。目前，一些人片面地理解社会稳定，以为社会稳定就是一团和气，没有任何“杂音”，没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容不得不同意见表达，对待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横加阻拦。
对于中国各级官员的大力维稳，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评论说，
“地方政府也知道他们这些做法不可能长久下去，仅仅是维持。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上面，因为整个的胡温的体制就是一个维稳体制，他们不想有很大的作为，只想把目前社会上的各种难题交给下一届，所以他们只是在维护共产党的特殊利益的局面。各级官员也都是把维稳作为第一要务，他们不是为了社会、人民的利益去维稳，而是为了特权阶层的利益，稳定下来以后可以赶紧趁机捞取个人利益。”
文章说，群众上访实际是对党和政府信任的表现，并不是要制造不稳定。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需要不断地调整利益关系，需要不断释放社会不满和怨气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在当前社会矛盾高发期，各级官员要树立弹性的、动态的“维稳观”，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耐受力。文章还说，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是维权，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中共政权感到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想趁着18大即将召开之际，对社会管理的模式进行调整。
“现在为了18大要召开，要营造一个气氛，让人们认为，改革是有希望的。正如10年前，胡温一上台的时候，让人们感到有改革的希望，现在让人们对今后，对习近平、李克强抱有希望。”
《学习时报》的文章说，中国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误区还包括，片面强化政府管控；不愿发展社会组织；只讲民生，不讲民主；城市社区滥用网格化管理，造成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并且过度管控、侵占私人空间。
伍凡对此评论说，
“在我看来，无论你6个误区也好，10个误区也好，共产党如果不把它的根本制度进行改革的话，那这些社会维权、矛盾都是派生物，由于共产党它要专制统治，所以这个社会矛盾必然要出来的。如果你不是专制统治，而是走上民主化，那这些社会矛盾就不存在了，或者就大大减少了。所以不能治标不治本，而它现在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看着表面的东西来治理。应该去找一找社会矛盾这么多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这篇文章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
伍凡认为，龚维斌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当前社会管理的6个误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为维护自身统治而设定的，不是什么误区；中国社会当前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引发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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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闻：制度不改，江山依旧——想到了魏巍的一席话
�源:�子�件 群, 照片 | 2:45
图：已故作家魏巍
不管是谁，只要是依靠“隔代钦点”而不是靠选票来接班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对中共自身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祸不是福。
九月二十八日，就在有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十八大常委名单于民间沸沸扬扬地传说之际，中共当局终于打破沉默，宣布中共十八大将于十一月八日举行。此前，由于薄熙来一案的继续发酵、江泽民的在“鸟蛋”音乐厅的高调现身、习近平关键时刻不突然同寻常地沉潜失踪，让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共政局变得更为神秘诡异，难以猜测。不过，可以肯定、不容置疑的是，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中共高层的各方势力会继续较量、继续格杀、继续洗牌，不到十八大名单对外公布、政局格局落定的那一刻，利益纷争会永无休止……
萧规曹随，“隔代钦点”
略考一下，中共当局的接班制度与接班事实几乎全是荒谬不堪、不合规则的。革命时代，是用枪杆子的说话，谁的山头大谁就称王称霸，那时候不叫接班，叫“有枪就是草头王”。到了中共建国之后，接班人依旧没有建制，毛泽东一直到咽气的那一刻，都在掌控着中国，自己生前定下的甚至是写入党章的几个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等，到后来都成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死于非命；到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天天所提的健全政治制度，三十多年后仍是一句空话，如邓小平对待接班人的手法，比起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狠更毒，搞掉了一个党主席华国锋、两任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造成这三个接班人都是郁郁而终的。更为荒唐的是，邓小平居然倒退到封建时代，学康熙大帝那一套，搞了一个“隔代钦点”，让僵化无能的胡锦涛接班，以致造成了如作家余杰所讲“失去了十年”的中国。这种恶例一开，自然成为上行下效范例，老邓能“隔代钦点”，老江为何不能？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习副主席”来为他保驾护航，再过十几天，就要承继大统了。可你老江能干的事情，我老胡又为何不能仿效？于是也就有了今日媒体所热捧的“明日之星”胡春华，据外媒披露，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胡锦涛已经根据这个规则指定了“自己人”作为习近平执政十年后的领导人。 至于几年之后，习近平会不会萧规曹随，也“隔代钦点”一个自己中意的接班人？那就须待以时日、静观其变了。
由此可见，中国高层的权力继承接班机制，不要说是走时下世界流行的“全民选举”之路了，就连八千万党员的“党内民主选举”这一点，都是做不到的。中国的高层领导体系，是一个由前任中共大佬各自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来“传承一方”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我的人”与“你的人”相互掣肘而又共同渔利的领导格局，哪里还有自我改革的勇气？更为可怕的是，邓小平所创建的这个“隔代钦点”的口子一开，将不知伊于胡底？如此十年一轮，隔代相继的统治阶层，自诩是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权力的稳定性”，但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像今天被人所称的“统治中国的五千个家庭”，再经过几轮的代代相袭之后，肯定会呈几何倍数增长，面对日趋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屁民”的中国老百姓，又何堪重负？
胡锦涛把中共推上了火山口
说到这里，想起来这段时间北京流传的一本书《当代鲁迅——魏巍》，是今年八月纪念魏巍逝世四周年时，地下印刷的一本书。撇开左右纷争不讲，其实，无论左派所认定的中共当局是党内修正主义滋生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右派所认定的是共产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约束权力，惠及民生。四年前去世的魏巍，是生前曾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老作家，到了改革开放期间，面对权钱交易、贪腐滋生，他又写下了抨击贪官污吏、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谁是最可恨的人》，因为反对“三个代表”，反对资本家入党，曾被江泽民斥为“最可恶的人”，公开点名批判，之后并屡屡受到迫害打压。书中记述，就在十年前中共十六大之前，江泽民恋权位，不肯交权，还暗中操纵军中大佬们上书中央“劝进”，结果让他得以继续执掌军权。此时，下边的人就此事来向魏巍讨教，魏巍分析说：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中，没有一个是革命的，不要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让某人继续干下去，比由他们同伙中的另一个接着干，对人民较为有利。因为，某人的真面目人民已经看穿，他的名声很臭，已经没有多少欺骗能量了。如果换一个人上来，再说几句好听的话，人们又会上当，就又会像当年对某人那样，从希望到失望，从再希望到再希望，如此反复多年，直到最后绝望，才明白过来。如果这样，那革命的进程就又要往后拖上很多年，损失就更大了。
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魏巍当年的判断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想当初胡锦涛上台之初，好听的话说得还少了吗？什么“胡温新政”，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蒙骗了多少善良的人们，网上天天是“胡哥加油”，一片欢腾。及到十年后的今天，希望变成绝望，欢腾变成的诅咒。中国全社会现在倒有一个共识，认为胡锦涛是一个小心谨慎、极端保守，擅长玩弄政治手腕和战略谋术，是一个典型的平庸之才，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差劲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治下，改革停滞不前，两极分化加大，社会矛盾激化，贪污腐败横行，司法黑暗，分配不公，群体事件，无日无之，早把中共自身推上了一个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天纵英明”的政治闹剧
历史常常上演惊人的相似一幕。十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不也是像当年江泽民的一样，玩起了“劝进”的把戏吗？什么由他“继续执掌军委”对保钓有利，对习近平执政有辅助作用等等，甚至不惜在中华大地上导演了一出现代义和团“打砸抢烧”的大戏，以显示军委主席“非胡不可”的重要性。对第五代习近平，虽然还未入主大宝，但如魏巍所讲“换一个新人上来，再说几句好听的话，人们又会上当”的场景又再现了，什么习近平“勤勉好学、办事果断，贴近群众”了，“简朴果敢，三十岁就谱写传奇，展现出领袖气魄”，是八十年代火爆电视剧《新星》的原型了，甚至连“十八大后，又将是另一个邓小平”这样肉麻的吹捧词句都有了。可以想象，如果不出意外的的话，这样“天纵英明”的政治闹剧，十年后将会在第六代领导人胡春华身上继续如法炮制下去的，再让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
这本书上，还记录了一句魏巍经常说的话，看待一个领导人，特别是看待一个核心人物，不要单听他说些什么，要看他实际干些什么，实际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不看路线是不行的。用这句话来看待中共的接班制度，也是如此，因为这种仰仗上一代太上皇级别的领导人来扶持提携的接班制度，不要说是背离世界公认的民主价值与选举制度了，甚至比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储君承袭制度还落后，只能被视为是个人权力无限滥用下的一种荒唐与野蛮现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制度不改，江山依旧，不管是谁，只要是依靠“隔代钦点”而不是靠选票来接班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对中共自身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祸不是福。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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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
�源:�子�件 群 | 2012/10/17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并未从飞速的经济发展中获利。
在胡温体制交班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胡温领导下的十年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这一结论用来形容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错。
在过去十年中，一个同样重要但是被忽视的变化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里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由于这一政治革命，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场政治革命的效应还没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它已对中国现有的专制体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场政治革命已开始威胁中国一党制的长期生存。的确，中国过去的十年中最值得注意到独特现象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改革及政治改革的停滞并行。但是，拿这一结论来概括中国过去十年的总体发展恐怕不准确。
这场政治革命发生在影响政府合法性，可信度和维稳能力的几个关键领域。象其他静悄悄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开端没有被人注意。但是在现在，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的精英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
危机预兆
在执政的精英中，普遍的体会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和政权危机感。社会各层精英们则日益认识到国家社会关系的紧张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也有另一种政治大变动前特有的一种说不出的预感。
反映这种政治和社会精英共同享有的危机感的一个例子是传说中国某些高层领导人物最近在阅读法国贵族出身的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威尔的名作《旧政权与大革命》。这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作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一般非专业人士不会感兴趣。
如果中共高层确实有人研究托克威尔对大革命的起源的真知灼见，那就说明这些精英已经察觉到中国政治生态的巨大变化和整体性危机的预兆。
道德权威
这场政治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独立公共道德权威的出现。对一个后极权主义体制（即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来说，这类权威是对政权生存的一个挑战。
在极权主义时代（即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这类权威的出现。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共产党采取了政治吸纳的手段（如把社会精英纳入人大和政协这样的组织）使这类精英失去独立性和公众道德权威。
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不少高度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他们遍布各个领域。在商界，有潘石屹，王石等；在公共知识领域，有于建嵘，茅于轼，吴敬琏；在文学界有章诒和，慕容雪村，余华；在媒体（包括新媒体）有韩寒，李承鹏，胡舒立。他们的事业的成就，政治上的独立，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个人的道德勇气使他们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壮大。假如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出现民主转型，这一势力将扮演关键的作用。
诚信破产
这场革命的另一特征是政府的诚信的全面破产。当然，专制政权历来受诚信赤字的困扰。可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的诚信出现了全面大滑坡。普通公众以对中国政府丧失了基本信任。他们对政府讲的话基本上是从反面去理解。
这种诚信破产在中国公众的日常用语中已体现出来， 如“被增长，”“被自杀“等等。 造成政府诚信破产的原因很多。除了政府官员习惯性说谎之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由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带来的信任危机。
因为政府在处理这些社会信任危机的具体事件时采取的是欺骗公众的手段，所以公众对政府的诚信更加怀疑。显然，一个丧失公众信任的政权的治理成本将越来越高，最终不可承受。
这场革命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在目前中国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下降。专制政体得以长期生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其能够阻止各种不同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进行集体行动。一旦这一能力退化，甚至消失，专制政权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从形式上来看，目前中国集体行动呈多样化和高频率的特点。这类行动包括群体性事件，其他形式的和平抗争和“网上群体性事件。” 这类事件的爆发频率在过去十年中以倍数增长。不言而喻，这一趋势使中国政府的维稳成本大大提高和其威信大大降低。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三个特征，不难发现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中国的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提供了催化和放大的功能。由于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已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很难想象现有政权有勇气和能力使中国社会回到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去，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今后会发释出更大能量的相互作用。
假如这一分析成立的话，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政治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他们将统治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照搬过去二十年的所谓“后天安门治理模式”（即专制政体下的经济现代化）将不再有效。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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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数次历史机会
郑酋午 �源:�子�件
我们伟大的国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无法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然而必须明了的是，这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黄帝建国开始上下五千多年来早已形成了“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在这一伟大道统的指导下，我们祖先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都在实行仁政，所以，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是，由于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失去了辨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致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容颜渐失，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人类贡献甚少。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回顾历史，可以从中知道我们中国错过了数次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机会，现在我们又迎来新的历史机会，要让它错失吗？
第一次我们错失的机会是从1769年到1861年的近一百年的第一次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这是“不睁眼看世界”的后果。1769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都纷纷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上层统治者，我们的士大夫精英却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我们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只有具有政治和科技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在当时的天朝中却无人知晓。当时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工业化，不论是已经民主化的美国，还是其他专制国家。大约从1769年到1869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有一些国家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能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中，我国错过了将近一百年，应该说，这不是制度问题，因为不论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专制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君主、朝廷高官和士大夫精英缺乏政治和科技智慧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次历史机会是洋务运动中的戊戌变法。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一群有智慧的大臣，上书朝廷，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工业化，中国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尽管是迟到的工业化，但毕竟天朝有人知道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从1861年到1898年，我国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七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应该向宪政转型，所以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在朝大多数的高官都没有识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他们做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决定，镇压了戊戌变法。也许这里面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的舵手——慈禧太后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宪政智慧。本来，这是一次宪政转型的绝妙机会，被错过了。从现在回望历史，如果那一次变法成功，我国将会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体制，那么，我们不仅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这种宪政体制有助于我们有机会迎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电机、内燃机、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任务，从而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错失的第三次历史机会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已有了民主政体，只要在这一政体的框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充分运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拥有新科技含量的工业化，那么从1912年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就会跟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这一次历史机会的错失是袁世凯个人的私心造成的，他握有实力，如果他有公心没有“只想当皇帝并把权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一私心，中国民主就会走上正轨，社会就会呈现出有秩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割据、中共与国民党的争斗了。从1916年到1949年，中国几乎处于战争状态。从1916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大文化人，比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几乎都是脑残。不知给自己国家带来混乱的原因是军阀混战、内部战争，而这又是因为我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从而带不来要民主要人权的新国民所致，自己又没有能力创造新理论，只是从国外胡乱搬一些教条来攻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陈独秀和鲁迅搬来马列主义、胡适搬来自由主义。领袖自私、大文化人脑残，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错失的第四次机会是，从1949-1976年，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无比绝伦有权谋的野蛮人，从1949年到1976年都是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度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镇反”、“反右”、“文革”等等，斗人和杀人无数，还有一些极左派文人不懂得创造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既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攻击西方文化，似乎只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其他的都是“邪恶”。领袖和文人都中了共产主义的“邪”，哪有不疯狂的？在共产主义的疯狂中既错过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也在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中错过了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机会。
我们错失的第五次机会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这一次民主运动！如不被镇压，我国就能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但被邓小平及其同伙镇压了，这样的只有慈禧太后一样的低政治智慧的人也竟能左右中国局势二十年，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哀！
从1978年到2012年，改革开放已是三十四年了，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上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需要转型时期。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集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半垄断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的“官学”地位于一体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模式的形成意味着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国民道德越来越沦丧和官民冲突越来越加剧，这说明中国模式已是穷途末路，中国社会需要转型！但是现在也和历史上一样，只有少数官员认识到需要转型大多数官员认识不到需要转型，同时，由于实行一党专政权力受不到有效监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部分官员都犯了罪并拥有了巨额财产，为了维护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需要的是维稳而不是转型。但是，这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转型的第六次机会，难道又要让它错失吗？
不要说历史不眷顾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有那么多次的历史机会，却把握不住。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去指责普通百姓吗？他们从古至今都是挣生活，吃吃玩玩，要他们把握历史机会是不是对他们要求太高了？去指责知识分子吗？我们的知识分子，只会在自己确信的教条中争争吵吵，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现在已经争了一百七二年了，现在还没有在大多数人中形成共识，他们这样脑残，责怪他们又有何用呢？我们的高官或者斗斗杀杀、或者买官卖官、或者吃吃喝喝，他们没有心思没有智慧把握历史新方向，去指责他们也吃力不讨好。我们的商人生意做得精明，制假造假天下一流，指责他们，他们只会对你笑笑说，这不是我们的事。除此之外，看来，唯一应该指责的是民主自由人士了，这些人有智慧，有冒险精神，历史给予的数次机会但一代代自由民主人士却没有抓住，那是因为他们不懂精诚团结，没有团结怎么会有力量把握历史机会呢！
20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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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中华需要创造新价值观
郑酋午 �源:�子�件
优秀的民族除了有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创造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创造，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中华天下就一定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中华强盛除了经济、农业科技、政治和军事强大之外，还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不断通过文化向世界输出中华价值观。当今，美国是一个世界超强国家，除了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强大之外，还有文化上的世界影响力，并不断通过文化向世界输出美国价值观。从有国家以来，通过文化创造输出价值观是国家强大和民族优秀的最根本的体现。未来三十年左右中国欲要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工业文明形态下的世界超强国家，除了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强大之外，还必须通过文化创造输出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现状是：只有古人创造的价值观没有中华现代价值观。我们的祖先不同凡响，创造了我们今天还为之动容的优良精神，比如，“仁义”这一中华道统、“仁义礼智信”这一中华五常，“礼义廉耻”这一中华四维，“良知良能”这一中华良心，“伐无道”这一中华革命性，“孝道”这一中华伦理品牌，“忠恕”这一中华“夫子之道”。可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这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上的落后，而且还特别表现在文化上的落后，只有古代的文化和精神，创造不出中华现代文化和现代价值观。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所谓中华现代文化名人，无非就是懂得照抄，特别是抄西方的，比如，从“右”方面抄的有胡适等为代表，抄自由主义的，从“左”方面抄的有陈独秀等为代表，抄马克思主义的。从1949年中共获得政权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为“官学”，全盘马克思主义化，全中华上上下下就是抄抄抄，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千万种“风情”（灾难）。现在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有一大堆文化人，不思创造，又主张照抄，不是主张抄西方的，就是主张抄古代中国的。前者比如，刘晓波等主张抄自由主义的，刘国凯等主张抄社会民主主义的，傅希秋等主张抄《圣经》的，后者比如，蒋庆、秋风之流主张抄儒家的。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化人就这么个德性，还自称是思想家呢！没有创造出独特的思想体系，只是抄别人的东西算是哪号子思想家？中华民族要拿来的应该是民主宪政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其他不必实行“拿来主义”。因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已被两三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并且从可以预见的未来几百年内还无法超越，但其他的东西中华古文化里就有，没有的，是需要我们去创造而不是照抄，创造出中华现代文化，并通过中华现代文化向全球输出中华价值观，特别是中华现代价值观。
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在哲学上，价值既是一个关系范畴又是一个属性范畴。它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外界事物的客观属性对人所发生的效应和作用以及人对之的评价。而关于世界或具体事物具有的价值性质和能力的观点就是人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简单说，价值观就是一种处理事情判断对错、做选择时取舍的标准，不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
全球的基本情况是，中华古代价值观处于强势，现代价值观几乎没有，西方是现代价值观处于强势，古代价值观处于弱势。西方人创造和发明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我们中国的统治党——中共由于认识与利益问题还在进行抵制，但又不能创造出适合于现代以及未来人类生活的新价值观，还在固守已被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是十足错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比如，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集体主义”、什么“共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等，鼓吹的不是暴力就是屠杀，不是专政就是集权，不是权力滥用就是特权。这样的东西传进中国来后，在党化教育下，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成为暴民（文革时期有极端表现）就是刁民（改革开放后有极端表现），大多数中国的官员不是酷吏（毛泽东时代有极端表现）就是贪官（改革开放后有极端表现），这些东西还要向世界输出，笑死人了。现在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也只有那么几个落后国家保持着，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民主宪政，我们中国应该跟随世界一起前进，彻底抛去本来就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垃圾价值观。
在全世界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过三条道路的竞争：一条是民主宪政道路、一条是法西斯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竞争的结果是以法西斯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的彻底失败和民主宪政道路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法西斯主义道路是二战结束后宣告失败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以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失败的。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坚持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是目光短浅，既没有现实眼光也没有未来眼光。
在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国际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候，在全球都把目光投向中国看中华如何选择的时候，中华应该向世界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不得不令中国文化人进行思考。中国人需要学习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因为中国缺乏这些已被证明是人类优秀的成果，但是中国要输出这些“普世价值”世界各国各民族就会笑掉大牙，倒�小指头说：中国人真是抄袭大王。因为这些毕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需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固有优良精神，但是，中国如果也只是向外输出这些的话，世界各国各民族也会贻笑大方，竖起中指说：中国的古人真行现代人不行。因为这些是古人的东西不是现代中国人的东西，世界各国各民族就会讥笑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们要前进就需要创造，创造出适合于工业文明形态以及未来的中华现代价值观。只有这样，当我们通过文化载体向全世界输出中华现代价值观的时候世界各国各民族才会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行，中国人优秀！
当今的时代也正是世界创造最好的时代，我们中华民族在向伟大国家目标航行的时候庆幸有机会遇到这么光明的时代。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经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接下来的是根据这种科学基础理论发明非线性机器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并且建立在这种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哲学——系统主义哲学也已经孕育而生，这种哲学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我们有必要学习这种哲学以便拥有全球新眼光，再用这种新眼光考察中国和世界形势发明中华新价值观。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价值观体系，在如此庞杂的价值观体系中，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有些已成为普世价值，比如，中国的伟大道统——仁义、管子的四维“礼义廉耻”、孔子的“忠恕之道”（主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良知良能”等等，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等。在这些普世价值照耀下，人类社会光明无限，但随着历史前进似乎又发现“黑洞”，所以，需要人类迎接新科技和新哲学之潮，发现新的价值观。我推荐几个，让大家议一议，看能不能作为中华新价值观核心概念，它们是：分异与集中化、层次发展与整体突现、动态有序、生态思维、竞争协同、自组织性，等等。这些新概念只是在讨论中，凡是中国人都可以献谋献策，如果能有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达这种新价值观以便向世界推销。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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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官员财产申报测试共产党改革决心
作者：卢宜宜 �源:�子�件 中国实时报
核心提示：最近中国媒体的一些评论认为，北京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无法再进行拖延。公众的愤怒在增加。共产党的信誉已经被太多丑闻损害。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要启动一项困难但是势在必行的改革，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作为这种改革的起点。
原文：A Test Cas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s Commitment to Reform 日期：2012/10/23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也参考其他同源译文。
【路透社】
中国共产党18大将在11月初举行，计划宣布下一代领导人；随着这个日期的邻近，人们对18大的猜测甚嚣尘上。除了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另一个在坊间广泛讨论的话题是，随着领导人更新换代，共产党是否会推出社会急需的政治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批评者都同意需要进行政改。批评者认为，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共产党会很快失去权力——党的最新一期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同这种观点，呼吁进一步改革开放。文章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宣布需要进行改革，他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警告，共产党必须"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但是即令如此，这番讲话也未能令批评者们相信，共产党真的愿意，或者能够推行改革，这些改革将实实在在地解决腐败问题，威胁到既得利益集团。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可能性的推论往往是高度揣测性的，由基于高级领导人以往言行和背景的学术性猜测所构成。但是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看共产党是不是动真格：让我们静观在18大之后，领导人是否能够在官员财产公开问题上迈一大步。
近年来，公众要求党政官员建立透明的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于一个自称"共产主义"的党，拒绝公布其官员财产状况，这明显站不住脚；特别是，这种信息公开在其他许多国家早已是常态。
由于政府在铲除腐败方面成效甚微，北京控制腐败问题的能力广受公众质疑，建立这种制度的需求日益迫切。最近《中国青年报》引述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用官员财产申报这样的举措，来抑制腐败现象的进一步蔓延和严重化，是现在仅剩不多的有效措施。
中国政治精英及其家族据传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阻止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自己谋取财富。前任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妻子谷开来在一起丑闻中的行为逐渐公开，他们被控滥用权力，大肆腐败，这些指控增加了上述传言的可信度。
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除了规定所有党政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公开财产之外，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更好地展示它对改革开放的承诺并对批评进行反驳。
官员财产申报并不是一个新想法。自1995年以来，北京已经发布了要求官员及其家庭公布财产的规定。新疆、湖南、四川、宁夏、浙江和江苏省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一些实验，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公开范围。最近，官方和商业媒体都提高分贝，要求执行更加严格的规定。
目前规定的问题是，他们仅要求官员将财产信息内部提交给相关的党和政府机构。这些信息不会公开，使得媒体和普通公民无法检查官员的财产申报是否真实。
在最近一期广受关注的丑闻中，广东省一名官员遭到开除；网上论坛上的一份帖子披露他和其家人一共拥有22处房产。在财产申报中，这位官员，现在网民称之为"房叔"，报告他家只有两处房产。此案之前，一位被称为"表叔"的陕西省官员被开除，他被发现拥有过多超出其工资水平的豪华手表。
这些案件以及其他类似案件表明，如果官员财产信息不对公众公开，目前的申报要求无法有效阻止和发现腐败。
地方级别的实验被证实对国家层面的改革并无多大影响。事实上，这些地方改革不但没有推动全国改革，这些尝试本身在几年后就偃旗息鼓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只公布低级官员的财产，而允许高级官员的财产保密，这样的改革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誉和支持，因此无法持续下去。如果共产党真心准备拥抱改革开放，那么官员财产公开就应该从最高级别开始。
怀疑者指出，共产党没有多少动力来采取行动，因为这可能暴露党员群体中的劣迹。最近的历史似乎表明，当敏感的改革将会挑战既得利益时，共产党可能愿意采取试探性步骤，但是没有表现出决心采取果断的行动。尽管如此，最近中国媒体的一些评论认为，北京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无法再进行拖延。公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共产党的信誉已经被太多丑闻损害。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要启动一项困难但是势在必行的改革，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作为起点。
卢宜宜，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专家，目前工作于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项目。她著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独立自主权的兴起》（Routledge 2008年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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