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就违反宪法的"党国体制"，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中国党国体制的特点;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化: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权贵集团利用党国体制控制了党和政府。
依娃: 大锅(公共大食堂)害死多少人？受访人：潘永修，64岁， 山东省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人 时间：2012年5月10日应有国家政府出面，为三年大饥荒建一个资料库、立一座纪念碑、铸一口警世钟。不去写他们，我觉得我是在犯罪。
作者：博讯螺杆:竟然是八人帮 毛泽东安排的三代党魁接班路线图――原标题：毛泽东的"顾命八大臣"
作者：侯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党的指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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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共还把毛泽东当救命稻草
来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6/26
【原题：再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06-2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2年发表的。毛的讲话已经变成共产党的经典之作，讲话还有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就是他引了列宁的话――"文艺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和齿轮"，毛泽东就把这句话当成绝对的真理，然后在他文艺座谈会上赤裸裸地强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
这在延安来讲，他要作家只能歌颂革命，不能写革命中间的黑暗面，不能暴露所谓革命的缺点。这跟在国民党区不一样，国民党区你可以尽量暴露，所以毛泽东也是歌颂鲁迅的杂文骂国民党，可是要骂他自己的时候，这就不能用了。
所以在延安我们就发现鲁迅的杂文是禁止写作的一个方面。像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讽刺了共产党，丁玲也讽刺过，都受到镇压，还有萧军在内。这些人都是佩服鲁迅的，都是仿效鲁迅的杂文写作的。可是到了延安就不能这样做了，所以王实味后来就被杀掉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政治挂帅、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就变成绝对的真理。所以以后的创作就决定了，事实上以后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有原创性的作品了，都是遵命的文学了，都是给共产党粉饰太平的、粉饰革命的。
这个讲话在毛死以后、1978以后，大体上没有人相信这套东西了，早已被抛弃了。可是现在因为共产党恐怕失去政权，有些人就要拿毛泽东来做一种精神上的依据，所以又回到毛泽东，就包括唱红，也是用毛泽东来延长政权的寿命。
所以，现在在这一方面，它又想起了毛泽东讲话的重要了。讲话70周年的时机，就到处都有纪念的活动，跳舞唱歌种种，很多规模很大的会。但是严肃的中国作家出版社出面，向共产党的作家协会的会员100个人要求，希望他们每个人抄一段毛泽东的讲话，和起来就成一本书，都是作家的真迹，然后集合起来变成一个纪念 册，拿这个纪念册来卖钱，据说还卖得非常红，非常热闹。
可是这个事情一做，对这100个作家，网民意见就非常强烈了。这100个作家每个人得到什么报酬呢？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说这样写一段，就可以拿1000块钱人民币。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市场的运作，也可以说是一种广告书，是不是真的佩服了讲话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这100多人中间有很多人是很有名的。其中有我所认识的、或者是听说过的，有王蒙、莫言、二月河、李希凡、叶兆言（叶兆言是叶圣陶先生的孙子）。出版社在介绍这批人的时候说的几句话是值得注意的，它说这些作家热情很高，有些人现在对这个讲话的原文还记得很清楚，有些还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出讲话的内容。所以他们抄写的时候是一丝不苟，而且非常认真，有些人甚至抄了好几遍，充满了感情。
这些话不一定能够真的相信，不过可能其中也是有这样的人。所以这100人中间动机可以完全不同，有的人是因为后来被网民骂得太厉害，有些人就出面澄清自己的立场。他说我并不是真的怎么样投身于党、或者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而是因为朋友的关系，不好意思不写，以为写这几句话也没有什么大关系，而且还可以拿1000块钱，那就算了吧，那就写了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叶兆言、就是叶圣陶的孙子，就出面做了这样的声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出来，作了声明。
所以这事引起轩然大波，网上的意见多得不得了。最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点是对于出版社来说的。出版社根本不应该出这样的书，这是一种很邀宠的、讨共产党好的一种可耻的行为。另外是对作家，这些作家，100个人，自己心甘情愿地做这样的事情，不但没有知识分子的骨气，也没有知耻的观念，是羞耻观念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评论是非常强烈的。
我今天并不是要来做道德谴责，所以我不谈道德谴责的问题。我只是说这样事情可以反映出共产党现在政权是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的事情。同时也可以说明中国所谓作家、尤其是作家协会里面的成员，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些人显然没有自信心，也没有自尊感，就是随便东西都可以写，而且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而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以后，可以表示他是跟共产党政权是站在一个方面的，这才引起网上如此强烈的反应。
另外一方面，最近西安组织了一个对延安文艺20世纪中国文艺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由陕西师大跟延安大学出资办的，主要也是要捧毛泽东的讲话。另外，也要同时歌颂在讲话影响之下所发展出来的延安的文艺、延安的文艺跟艺术上的创造，是要歌颂这个东西的。所以由这两个学校出面，由国家社科基金会给了很多的钱，据说师大就拿了70万。同时说是要召开国际会议，但国际会议就很难找人，所找到的是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几个地方，一共才7个人。所以事实上这个会是零零落落的，参加会的人也都不是有名的人。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除了冠冕堂皇捧场的话以外，私下在会上也有许多批评的。有些人就强调为什么讲话左的方面所发生的坏的影响完全不提、只提它好的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抗议，文艺完全为政治服务在今天是站不住的。
所以从这一会议，从到会的人、而且到会的人都不是知名之士，就是国外的所谓7个人我们也都没有听说过，可见这个规格并不是很高，至少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不过无论如何也可以看出来，共产党现在还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救命的稻草，他的讲话还是希望能够发生作用。而事实上可以说适得其反，我们从会场上到会的人一共才120、130个人、加上7个外国人、也不到140个人，所以从这样少数的人、而且也不是很知名的人，反应都只有平平常常的，没有完全一面倒的歌颂，也没有显出任何热情、任何对毛泽东佩服万分的这种感觉，一直都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可见毛泽东的讲话，尽管用国家的权力、拿了很多钱在后面推动着，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作用。所以，这就是跟中共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靠这些毛泽东70年前这些废话，想挽救今天的精神危机，我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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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就违反宪法的"党国体制"，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
[日期：2012-06-29] 来源：参与 作者：辛子陵
（参与2012年6月29日讯）邓小平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过："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 苏维埃体制不属中国特色。这个体制的特点是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所以被称为"党国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2] 个人独裁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因为"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性的矛盾。"[3] 从1919年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一党专政。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4] 这个体制是列宁的独创。党国体制不属于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民主政体。巴黎公社是他们的理想模式。第一，巴黎公社不是军事强人坐天下，也不是各派政治力量分肥，而是全民投票普选产生的。第二，巴黎公社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联合执政。第三，公社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劳动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有权监督和随时撤换官员，取消官员的高薪制和一切特权。1891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撰文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麽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 这时恩格斯更加看重巴黎公社继承民主宪政的一些优点，就在三个月后，恩格斯进一步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 这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绝无共同之处。毛泽东继承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说成是天经地义，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立国63年，发生了三次大祸乱：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1989年"六四"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死亡713人，都是党国体制造的孽。
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和发生中，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明知是错误的，但在党国体制下无能为力，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使局面变得不可遏止，不可纠正，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走向大灾大难。"（还应该有反右派运动吧，共划3178470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控制市场经济，政以私行，官以贿进，产生了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坚持党权至上，抗拒分权制衡，抗拒媒体监督，抗拒司法独立，虽把党内反腐高唱入云，但选择性反腐事实上已成了党同伐异的手段。"不怕贪污受贿，就怕站错队"成为流行的官箴。只要上面有人罩着，可以一面贪腐，一面提拔，造成党国体制整体性、制度性腐败。须知没有不倒的和�，没有不死的皇帝，没有不灭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7] 继续抗拒政改，只能走向自我毁灭。著名学者萧默提出："凡我党内同志，主张解决权贵资产阶级问题的才是真正的改革派，漠不关心或只跟着说说的是假改革派，压制和消音的是反改革派。"[8]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限制和触动权贵利益集团，还是维护和发展权贵利益集团，成为区分真假改革派的试金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和平理性地处理了乌坎事件后，又于2012年1月4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9] 汪洋成为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中敢于挑战利益格局的排头兵。真改革派会跟上来。现在是全党大醒悟，废除党国体制的时候了。
中国党国体制的特点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毛泽东这个讲话，成为共产党的宪法观[10]。中国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化。现分述如下：
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要害是这几句："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这篇谈话，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是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共产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不怕独裁的坏名声；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就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接受宪法的约束。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执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党国体制是毛泽东玩宪法的舞台。制宪行宪是一场文明戏，毛泽东不是剧中人，他是编剧兼总导演，领导和主宰每一个剧中人，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
在中国，党章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
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的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1]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文革中他竟超越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长期囚禁并迫害致死。
毛泽东是法家，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二是军权不在政府。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在毛泽东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
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剥离"出来，是暗渡陈仓。后来宣称这是"党指挥枪"，把毛泽东篡夺军权的行为合法化和庄严化。所谓党指挥枪是虚，毛泽东独掌军权是实。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凭枪杆子做后盾，一个人打败了国会，打败了政府，打败了执政党。
三是政权二元化。
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一个政权，两套班子，两个衙门。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
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
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在民主国家，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法。权力的一元结构是民主宪政，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四是民权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30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仅以言论出版自由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3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3年，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公民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评说时政和历史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
大陆人民的"当家做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前年李锐遇到一件事情：《周小舟纪念文集》在编辑过程中，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时被删。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政府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政府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在党国体制下，连国家总理的施政演说都受到审查！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这就是党在国之上，中宣部长的权力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只有在党国体制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没有领袖不行，没有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那就像一辆高速列车没有制动装置一样，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制动装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履行议会的三大职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党国体制将这种职能阉割了，人大成了橡皮图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国人大能起民主国家议会的作用，不仅能从根本上避免那一场饿死人的滔天大祸，也能制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能妥善处理"六四"危机，避免血案发生。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提交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粮食产量3920亿斤。[12] 按照宪法，这个指标既经人大通过，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经全国人大复议，别人是无权修改的。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推波戏浪之间，这一问一答，就决定了钢产量翻一番，把指标修改为1070万吨。粮食产量，毛泽东和谭震林商量的结果是6000-7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也接近翻一番。两个"翻一番"，对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定了。若是在民主国家，议会会弹劾毛泽东违背程序民主，他不经国务院乱提指标非法；不经全国人大修改人大的决议违宪。两个"翻一番"不算数。如果人大的权威超过毛泽东，坚持已经通过的周恩来总理关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和指标，则后来四年，河清海晏，天下升平，绝不会发生"大跃进"那样的劳民伤财的大闹剧，也绝不会发生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工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推动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猛整周恩来的"右倾"。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众常委一致挽留。毛泽东见不能撤换周恩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第二天（1958年6月10日）他专门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13]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披挂上阵，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高举"三面红旗"，发起了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他随意讲话，随意批文件，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公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14] 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鼓动各省竞放高产卫星，稻谷亩产量吹到了13万斤；他根本不懂炼钢的炉温和烧砖窑的炉温是不一样的，劈柴是炼不成钢的，提倡所谓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用烧砖的办法炼钢，闹了国际大笑话。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民生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降临了。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和罪孽。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成为多数欺负少数，多数打击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民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
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纳彭德怀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转入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饿死人的势头蔓延。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
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询问，笔录口供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全国出现大饥荒。还在批彭德怀，"反右倾"。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因为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实力。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
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那个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15] 参加这个会的是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各级政权的领导骨干。毛泽东认定这批干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刘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县以上干部统统打倒。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国殃民，当然有他个人品质问题和知识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政府迟迟无作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所以，在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党国体制是最落后、最反动的体制。
权贵集团利用党国体制控制了党和政府。
十八大后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民主宪政代替党国体制，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实现共同富裕，长治久安，对外与美国、欧盟携手，实现和平崛起；或者权贵集团以党国体制为依托控制党和政府，实行国进民退政策，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囊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会陷入长期动乱，对外打出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旗帜，以社会主义阵营残余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与美国和欧盟对抗，党和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沿着毛泽东式的惯性，多次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干政"。[16] 八老在粉碎四人帮，克服"两个凡是"的桎梏，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有功劳的；但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又对改革开放有诸多干扰阻挠甚至破坏。八老多数没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邓小平拥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杨继绳称之为"双峰政治"。他们的权力来源当然与他们的资历、威望有关，但主要来源于军权，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就当军委主席。他这一票就压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是邓小平等八老推举上去的，又是他们废黜的。胡赵要挑战"左"的意识形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要带头废除终身制，赵紫阳说"清查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们一带头别人怎么办？这成为废黜胡赵的直接原因。六四镇压表明党和政府没有站在反贪腐、反特权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一边。在党国体制庇护下，权贵集团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的主要罪责。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7] 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18] 两极分化世界第一。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失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挽救这个败局。对于邓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当毛泽东的家臣，拒绝给江青当萧何，使中国避免了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改变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支持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亲自举行五老火锅宴。[19] 把资本家请回来，把私有制请回来，在政策上把中国领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但对于邓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邓小平的特殊强势地位是党国体制推举他独掌军权造成的。这个推举，在当时是尊敬他，后来却害了他。在党国体制内，邓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键时刻，权贵集团把他推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枪指挥党"，废黜拒绝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制造了"六四"惨案，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经过22年历史之检验，那次镇压的长远后果是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1989年5月13―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与万里就如何对待学运取得共识。5月24日，万里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所以，全国人民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5月21日，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24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这是中国人大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万里决定提前回国。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把他截留在上海。官方报道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直到他改变态度，于5月27日发表了与党国体制保持一致的"书面谈话"，5月31日，才允许他回到北京。党国体制是不允许人大常委发出独立声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机会，避免流血的最后机会，就这样眼睁睁地错过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人大常委会有权力约束邓小平，实在是对邓小平最大的爱护，对执政党最大的爱护。邓小平欣赏党国体制，讨厌三权分立。他曾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20] 掌握大权的政治家都是栽在"我说了算"的问题上。
张万舒1989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年过七旬的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委从五大军区调集10个军沿六条线路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以及两个军化装进城等。书中引人关注的是张万舒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是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谭云鹤是站在红十字会立场讲话的，这时还没有与北京市委对口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后来向中央报告，说有241人死亡，其中学生和群众218人，戒严部队23人），所以是可信的。在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是不允许分开的。如果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小布什留任二年三军总司令，奥巴马当副司令，一定会全国哗然，世界哗然。宪法至高无上，绝不允许变通。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情在中国竟然发生了。八老干政使离退的党国元老干政潜规则化。
毛邓之后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的政治家。2010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分配政策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利用党国体制绑架党、绑架政府，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中宣部封杀，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十八大领导人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民主宪政的大旗，才能从党国体制中突围出来。
党国体制是产生独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现新的独裁者，慎重选人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打破党国体制，关键是要把毛泽东"盗"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民主宪政要从这里起步，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这里开始。不允许有一个独掌军权的"狄克推多"监国。要恢复1949～1954建国初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共掌军权，国防部长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常务。国家主席为法定军委主席，总理、委员长为法定军委副主席，设委员若干人。举凡对外宣战，对内用兵，顶层军事将领（大军区正职以上）的任命，军委作出决定后，人大常委会票决，三分之二赞成方能生效，命令下达须主席副主席三人联署，使军队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个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有三：（一）不设党的军委，以避免在"党指挥枪"的名义下产生毛泽东式的个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军权，不使军权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1989年"六四"那个痛心事件重演。（三）对顶层军事将领的任用，由军委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制，将保证军队国家化。不打碎党国体制，以上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国家都会出现混乱，统一的局面被破坏，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将要玉石俱焚。维护党国体制的当政者们也将自掘坟墓，步刘少奇、赵紫阳等人的后尘，被这个体制吞没。
改革苏维埃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最近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发表重要谈话说：
如果大陆方面解除党禁报禁，台湾政党将赴大陆参选大中华区国家总统、内阁总理等职位，大陆和台湾统一将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湾没有独立倾向，如果大陆实现民选政治普世价值观，台湾没有理由拒绝和大陆统一，并表示'希望对岸在人权自由上取得进步是统一的前提。'我们期待被解放的那一天。这不是奇谈怪论，不是"西化"的阴谋，是延安时代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主张。
1944年毛泽东把"我党的奋斗目标"，定位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21] 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将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开地说明：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22] 改革开放中我们把毛泽东政治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丢掉了，而继承了一些封建性糟粕。日本明治维新靠"脱亚入欧"崛起。在国体政体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脱苏"，毛泽东主张"入美"，合起来是"脱苏入美"，来一个根本性的拨乱返正，抛弃苏维埃体制，抛弃列宁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希望十八大领导人不要错失建功立业的机会，接过马英九的橄榄枝，以大陆实现民主政治转型的实际行动，回应台湾方面的善意，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谈判成功是双赢，我们接受了马英九的条件，但这又是毛泽东、周恩来1946年和平建国蓝图的实现。这将是我党中兴的起点。
现在国际社会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文明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加入WTO融入全球共同市场，但在政治上继续坚持敌视民主制度的苏维埃制度，坚持反对普世价值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民主国家面前，以社会主义阵营残余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自然引起人家的警惕。尽管你说没有扩张的野心，但始终面临世界的敌意。政改兴邦，脱苏入美，开创民主宪政新局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才能实现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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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2]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218页。
[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45～246页。
[4]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页。
[5]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229页。
[6]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7] 2003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党国体制面临执政地位的危机，向党内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
[8] 萧默：《声讨权贵资产阶级――为辛子陵一辩》，2011年5月15日发表于五柳村。
[9] 2012年1月6日《联合早报网》曾实广州报道。
[10]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据说现存中央档案馆一室，但不准查阅。我相信这些话出自毛泽东，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也相信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毛泽东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毛泽东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是这段话真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12] 薄一波：《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13] 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七册第268-269页
[14]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1968年武汉造反派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
[15] 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写到："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坚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会场贴出反动标语，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是说在"七千人大会"召开过程中，有些干部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所以，他们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贴出了康生所谓的"反动标语"。 这个批件存中央档案馆。
[16] 八老是指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八位元老。他们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邓颖超、李先念、王震。八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突出贡献和业绩。这里的"八老"是个体制的概念。
[17]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18] 岳健永：《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领导者》2011年第6期第26页（18）
[19]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胡厥文，（8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机械工业巨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胡子昂，（82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四川民营钢铁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63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纺织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周叔�，（88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天津民营水泥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古耕虞，（7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称为世界"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五老火锅宴"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把资本家请回来了。从此，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中国从空想社会主义绝境中走出来。
[20]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一把手说了算"必须变更》2003年3月1日世纪环球报道，本报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21] 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22] 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的答复。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945年10月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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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娃: 大锅(公共大食堂)害死多少人？
受访人：潘永修，64岁， 山东省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人 时间：2012年5月10日
采访形式：电话
大饥荒饿死人： 祖母，潘康氏，终年79岁，山东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人，饿死；
父亲，潘XX，终年49岁，山东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人，饿死；
大姑，潘吴氏，终年59岁，郓城县杨庄集镇辛集村人，饿死；
潘玉山，终年40岁左右，山东郓城县潘庄村人，饿死；
潘永河，终年50岁左右，山东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人，饿死；
王慎义，终年60岁，郓城县潘渡镇王屯村人入赘潘庄村，饿死；
依：潘永修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空闲，给我说说你在大饥荒中的经历？
潘：好吧，现在没有事，我说到那里算那里吧。
依：我是没经历过的人。国内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人敢写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是一无所知，对你们经历的一代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怎么能忍受这么多年？你随便讲，凡是你记忆中的，随便讲就好了。
潘：好的。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那时候属于杨庄集人民公社李垓大队，因为是六个村庄合建的，所以又叫"六一大队"。到了59年，李垓六一大队解体，我们村独立，成为潘庄大队。仅有两个生产小队，分为一队二队，也称为西队东队。我们家在村子西半部，属于西队。那时全村大约有五百多口人 。
我是普通农民家的孩子，1948年出生。五八年的时候，我刚满十岁，能记得好多事情了。当时，我在李垓村上小学三年纪。五九年到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一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那是政府推脱责任，把罪过推到大自然身上。其实，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山东及中原地带，那几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自然灾害。除非六二年秋天有过一次涝灾，但那已是大饥荒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跟三年大饥荒没有关系。我记的五八年那一年，风调雨顺，什么灾害都没有。我们那里收成很好。首先，小麦是大丰收，因为那时还没成立人民公社，当时叫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自收自吃。所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高的。但是收获了以后，到了农历六月初就嚷嚷着要归大锅、吃大食堂了，从那时起，人们都一反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家家户户都飞吃海喝，把家里的好粮食都吃光了。到了七月中旬，果真要归大锅了，预先在村前一个废弃不用的车屋里盘了两口大锅，蒸了两锅白馒头，家家户户按人头去领，小孩一个，大人两到三个，炒的豆角黄瓜，还有肉，用小盆去端。那馒头个儿还挺大，领的菜也不少，一家人吃不了。大伙子都很高兴。接着第二天就把家家户户的大锅小锅都揭了，上交到李垓大园里（原先六一大队的办公处）后来不久就全砸烂去大炼钢铁了。与揭锅同时，把群众家里所有的粮食、面粉但凡能吃的，都收缴起来，集中到生产小队仓库里。起初还过过秤，记记账，后来干脆一伙端，有多少收多少。说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从此都实行公有制了，饭尽吃，物尽用。那时，一开头也的确是饭尽着吃，物尽着用，大吃二喝炒豆芽，啥好吃，就吃啥。没有多少天就把仓库里的小麦面吃光了。剩下一点留种子的，就不敢再吃了。然后高粱下来就吃高粱面，豆子下来就吃豆面。高粱、豆子吃完了，就吃地瓜。我记得到八月十五中秋节，队里就已经没有多少粮食面了，大伙房里一天三顿煮地瓜。刚刨的地瓜不甜，不好吃，吃多了胀肚子，还烧心。尤其是老人、小孩更受不了。伙房里就把鲜地瓜切成块，再摊到碾盘上轧碎，加上点面粉和成团，捏成窝窝头，蒸了吃。也不好吃，甚至比鲜地瓜还难吃，但吃下去不那么烧心了。在这期间，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成筐成篮吃剩的地瓜倒到粪坑里，白白烂掉。没人管没人问，大家都认为：上级既然叫归大锅，国家就得有吃不完的粮食。个别有头脑的人虽然也疑虑重重，觉得这样子下去，将来会出大问题。但也就是心里怀疑而已，谁也不敢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就这样一直吃到十月里，鲜地瓜没有了，就开始吃又黑又臭的地瓜干了。到了阳历年（那时我们都搬家到明楼去住），队里连地瓜干也没有了，就吃胡萝卜。过了阳历年以后，各地各村的仓库里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大食堂只好就关门了，当初红红火火的大食堂连烟也冒不出来的时候，大小队的干部一个个像煞了气的皮球，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他们虽然当干部，其实家里也没存下什么粮食，即使生产队里剩下一点残渣余孽，他们偷偷私分一点，偷偷吃一点，也是很不光彩的事。
从一九五九年元旦那天开始，所谓的三年的大饥荒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们家是中农，入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家本来有一头牛，我父亲看着集市上牲口便宜，就又买了一头牝牛。买牛那天，我母亲报怨说："都要入社了，你还买头牛干什么？"我父亲说："太贱了，光想买。"所以到入社的时候，我家投进去两头牛，一辆大车，一个打麦场，一个车屋，把一个中农的全部家当就都投进去了。那时候，我哥哥正上小学六年级，就要考初中了，因为生产队里缺少一个会计，我哥哥就在我父亲动员下，没再升学，回家来当会计。到了五八年吃大锅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表现积极，当了个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保管什么？就是从群众手里收缴的粮食、农具什么的，都放在一个很大的仓库里，让我父亲拿着钥匙，成了队里的大保管。所以，在我父亲的带动下，我们全家积极性特别高，我母亲把我们家所有的粮食都缴到队里去，就连喂鸡鸭的那些糁子、麸子都送到牛屋里当饲料了，交完后，我们家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人人都以为就要到共产主义了，过上好日子了。所以到了五九年春天，我们家饿得最惨。
依：那时候入大食堂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
潘：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说自愿，根本不可能。谁愿意把自家的粮食缴上去搞共产？那时候，都是听信了上级的宣传。说什么快到共产主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高调唱得人们冲昏了头脑，人人也就以为共产主义真的快来了，也就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粮食不当回事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不会把自家的粮食全缴上去，五八年秋天收割时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浪费。你想想，你把粮食都糟蹋了，浪费了，你下一步吃什么？那时，人的头脑都发昏，都想着国家有的是粮食，吃不了。队里仓库里吃完了，还有国家呢，到时国家会给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大饥荒饿死人就是必然的了。
其实，五九年春天我们村里就陆陆续续饿死人了。不过还不多。五九年夏天，我哥哥从徐州6057部队回来探亲，看到人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很惊讶，心里也很难过。回部队的时候，反复嘱咐，千万要照顾好我奶奶和我父亲。但是到了六零年冬天，我奶奶还是被饿死了。我奶奶是我们家的第一个。然后，到了六一年的春天，我嫁出去的大姑也饿死了。大姑是第二个。到了六一年底，农历的腊月初十，我父亲也饿死了，那年父亲才四十九岁。我们家饿死了三口人。
依：公共食堂关闭后，家里又没有粮食吃，你们是怎么度过灾荒呢？都吃了些什么呢？
潘：第一个饿死的是我奶奶，五八年住在敬老院。敬老院到了五九年的夏天就解散了，就各人回到各人家里去。当时粮食就是分一点吃一点，也不是分，就是在大食堂里，把麦子磨成面，蒸成小窝头小馒头，每天中午每人就发给那么一个，二两重，这就是一天的口粮，就中午这么一顿。当然吃不饱，一天一个小馒头怎么能吃饱？所以把这个馒头领回来以后，已经是熟的了，还要再做一次，把它搓碎，切成片，剁碎，拌上野菜，重新再在锅里面蒸，蒸出来吃，就是为了加入野菜、增加分量，为了把肚子填饱。一个小馒头，二两面一天，谁能吃饱？
我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村里的孩子都不上学了，肚子饿得没法去，都去找野菜。我们村东头是一个大洼，我们叫它李垓大洼。早春二月，大洼里率先长出萋萋菜。萋萋菜叶子上有刺，扎手，平时我们割草，都不愿意割它，就是因为它扎手。每天队长带领我们几十号人，早早去挖，然后称出重量，收起来，让专门的人担着挑子回村，送到大锅上，赶紧洗、剁、和面、蒸熟了，先派人给我们送到地里来。然后，剩下的再发给社员。那时候我们已经饿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就躺在地里等那个菜窝头。拿到的窝头五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都是萋萋菜，只有很少的一点面粉，差不多是个绿菜疙瘩。就那样也吃得很香甜，狼吞虎咽。因为太饿了，吃什么都香。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萋萋菜有止血功能，农民在地里干活弄破了手呀脚呀什么的，拔一棵萋萋菜，用手搓一搓，弄碎敷在伤口上立马就能止住血。所以那时我们很担心，吃萋萋菜多了，人身上的血肯定就少了，是不是会贫血？但这些担心也顾不上了，先填饱肚子要紧。初春时节，别的野菜也没有，萋萋芽出来得最早，我们只好吃那个萋萋菜。孩子们挖这么一天野菜，除了在家里正常的一个窝头外，我们在地里干活的可以多领一个，干一天，就是为了多吃这一点。
我记得，除了萋萋菜，还有杨巴狗，就是杨树上的杨花，我们叫它杨巴狗。它出来的最早，它出来的时候就是春天的第一个信息，其他什么树还没有发芽。在那之前，我也没有吃过，不知道杨八狗是能吃的。我奶奶是穷苦出身，她知道杨巴狗能吃，就对我说："乖，去，赶快把杨巴狗扫回来，奶奶给你做好吃的。"我们村杨树很多，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大的杨树林，奶奶让我去把杨巴狗都扫起来，拿回家，说她有办法。我就扫了很多很多的杨巴狗，一趟一趟地往家送，我奶奶把杨巴狗用一个大盆泡起来，用冰凉的井水泡，大概泡个一天一夜，其间不断地搅和搅和，把杨巴狗上的毛都泡掉了，最后剩下的是那种黄色的丝丝儿，像麻绳似的。奶奶像宝贝一样放在案板上，用刀先剁碎了，如果有面粉就用面粉粘成团，没有面粉就用榆树皮粉粘，然后蒸熟了吃。
榆树皮粉就是把榆树皮外面硬的那层削去，只用里面白色的那个嫩皮，就是树干和外皮之间的那一层，然后切碎，晒干，放在石磨上磨，或在碾上轧，然后用筛子筛出面来。筛出来的叫榆皮粉，味道有点儿甜，有点滑润，就那样和杨巴狗掺在一起蒸熟了吃，有好多天就吃那个。当然不怎么好吃，但是没有办法，也得吃，总比饿着肚子强呀。
再一个，是五八年秋天浪费掉的那些地瓜。这些地瓜分为好几种，先是吃烂在地里的。前边我不是说过吗？五八年秋收的时候，壮劳力都抽调到田里深翻土地，据说：地能挖多深，小麦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产量就可以成倍增长。还有的去修建水库，叫什么青年突击队。我姐姐就被编在青年突击队里，去二三百里外的曹县挖河。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幼在村里搞秋收。我记得：那年的豆子、谷子、高粱什么的，成熟以后，根本就没认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来了，也就原样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好长时间不往村里运。当然也没人去拿，那时候伙房里发的还吃不了呢，是不会有人去偷的。
在刨地瓜的时候，干活没有积极性，反正干不干，都是吃一样的饭。那时候就是拣好刨的刨出来一些大个的地瓜，送到大伙房，蒸了以后，每家用秤称了以后分那么一筐子，吃来吃去地瓜也吃够了，吃厌了。人们因为不喜欢吃地瓜，所以也不认真刨，有些人图省事，只拔了秧子，下边的地瓜根本就不刨。总起来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地瓜都烂在地里，根本没有刨出来。地瓜和胡萝卜不一样，胡萝卜不怕冻，冻得再很，化了冻还一样吃，但是地瓜就不行了。经过冬天一冻，化了冻，立即就烂掉了。味道就和臭狗粪似的，别提有多难吃。到了五九年春天，人们饿极了，才想起烂在地里的那些冻地瓜。再把那些地瓜从解冻的地里挖出来，那时候，完全腐烂了，根本拿不成个，就和一摊烂酱似的。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大街上时常看到的那些喝醉酒的酒鬼呕吐出来的东西一样，花花达达的，乱糟糟的。就那东西，还和宝贝似的，用双手捧进篮子里，尽量保持完整一点，拿回家去，放进水里小心翼翼地洗。这种地瓜，即使看上去是成个的，但外面的皮都长着一层白醭，把醭子洗了，把黑皮揭了，里面才是腐烂的地瓜。味道早变了，就跟那个烂酒糟味儿一样，挺熏人的，刺鼻子。后来过了多少年，我在地里偶尔看到冻烂的地瓜，就想到五九年在地里挖地瓜的情景，肚子里就反胃，想呕吐。那种气味，连闻都闻不得。这是吃的一种地瓜。
另一种吃的是地瓜干。五八年收成好呀，地瓜吃不完，上级指示把地瓜切成片，晒成地瓜干。说起地瓜干，在那之前也晒过，那是为了炒炒面吃，先洗干净，然后一刀一刀切得很薄，再摆放在席上或簿上，赶上好晴天，晒得很透，白生生的，当然好吃。但是，五八年晒地瓜干用的是新发明的切地瓜机，上边是个木斗子，底下设计了几个刀片，有把手，一拧，底下就哗哗地出地瓜片了。这种机器就拉到地里，就地刨出来，也不洗，泥泥巴巴的，扔到机子里就切。切得厚薄不匀。切出来之后，直接就往新刨的地面上一扔，与泥土混在一块，就不管了。那几天正好是连阴天。地瓜这种东西，如果赶上好晴天，连着晒上四五天，晒干了，吃起来也好吃。可那年切完以后就往地里随便一撒，摊得又不均匀。心想，反正都是队里的，没人管，没人问，瞎了坏了也不心疼。下雨的时候就让它淋，下了几场雨，没几天就长出黑色的霉菌来，里里外外都是变成了黑的。就跟牛粪似的。直到快下霜了，大伙房里也没啥东西可下锅了，才想那些烂在地里的瓜干来。就那样草草收起来，该做饭的时候，往锅里倒上几筐，加水一煮，开出去了。五八年底的十几天，伙房里就天天煮那个。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明楼，俺住的院子里，有一个废弃不用的猪圈，猪圈里有一个大条筐。我家每次从伙房领来的烂地瓜干，挑挑好一点的吃了，剩下吃不了的，都倒在那筐子里。十几天，积了满满一大筐。后来，多亏了那一筐黑色的地瓜干，五九年春天，我们全家吃了好长时间。虽然又苦又臭，虽然说是有毒的，但那时候都顾不得这些了，管它有毒没毒，只要能填饱肚子，不饿得难受就好。
还有一种地瓜是什么呢？前面不是说过吗？那时候很浪费，群众领来的熟地瓜吃不完，就直接把吃剩的地瓜倒进臭水塘里。倒的时候也不忍心，但领的多，吃不完，送回伙房里，伙房不收，嫌是陈的，没人肯要，于是就干脆倒掉。食堂后边正好有个臭水塘，就倒进水塘里，有的漂着，有的就直接沉下去了。谁倒的谁知道呀，到了后来，饿得实在没法子了，就用个长竹竿子，头上绑个笊簏去捞。已经在臭水坑里沤了几个月了，再捞出来，还能吃吗？但还是吃掉了。这也叫自作自受吧！
另外，还有一种地瓜，就是扔到伙房房顶上的。有整个的，也有半拉的，也有地瓜皮皮子，都成干的了。五八年秋天，地瓜多，人吃不下，随手一扬，就扔到房顶上了。现在饿了，想起来了，再爬到房顶上，把那些风干的地瓜扫下来。经过风吹雨打，雪埋霜冻，这样的地瓜，跟烂柴禾一样，扫下来，放水里泡了，反复淘洗了，再煮了吃。这些我也吃过，而且还当作好东西，掺上更难吃的谷秕子，和成团，蒸到一块吃。我最讨厌吃的就是这种谷秕子。好谷子脱了皮，那是小米。我说的谷秕子是没有成熟的谷穗，颗粒不饱满，但多多少少又有一点淀粉的谷子，我们叫它谷秕子。在正常年经，拿这东西喂鸡鸭，都不肯吃。到了五九年春天，我们把打场时丢掉不要，堆在沟里壕里的谷秕子，从打谷场边上，扫起来，用水淘了，再晒干，拿磨上磨碎了，与烂地瓜掺一块吃。我记忆很深的是，吃完之后，牙龈上、舌头上沾满了很多小毛刺。因为每个谷秕子上都带着一个刺，当时又没有粉碎机，碾又碾不碎，吃到嘴里那小刺就沾到牙龈上、舌头上，吃完了饭，还得照着镜子用手一个一个地拔刺，真让人哭笑不得。
经常吃这些谷秕子、谷糠和野菜，没有淀粉，更谈不上什么油脂，时间一长，人就拉不下大便来。怎么办呢？那时候，医院里有一种蓖麻油，就是蓖麻籽榨出来的油。只要让生产队里开个证明，拿到大队里盖了章，就可以从医院买两角钱的蓖麻油回来。自己带上碗，或者买一个小瓶子，医院也不多给，就卖给你一点点。（蓖麻油喝多了会拉稀）蓖麻油很灵验，喝一点就见效。因为拉不下来，大人还好点，作为小孩，光知道哭，憋得肚子胀、疼。有的小孩因为拉不下来，蹲的时间一长，就容易"掉迭肚"。啥叫"掉迭肚"？就是把大肠头从肛门那里翻卷出来，血糊淋拉的，很吓人。大人就只好用个木柴棍一点一点给孩子抠，疼得孩子哇哇叫。把干屎蛋抠出来，抠得流血，再把大肠头慢慢地送进去。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在那几年很常见。
吃完烂地瓜，就吃胡萝卜。胡萝卜还是比较好的，那一年，胡萝卜根本就没来得及收。五八年底，天冷得特别早，阳历年之前，山东就下了一场大雪，胡萝卜没来得及刨，就都冻在地里了。幸亏胡萝卜不怕冻。那期间我也不上学了，每天上午，看着晴天了，就提着篮子，扛着铁掀到地里去，等太阳出来高高的了，把地面上的冻晒化了，就挖胡萝卜。但是想深挖是不可能的。因为地都冻着，只能从表皮化冻的地方，用铁掀铲一层，铲出来的胡萝卜一片一片的，就像中国象棋的棋子一样，挖一上午，到下午天快黑了，一刮北风，地又上冻了，挖不动了，就提着篮子回来。那一年的胡萝卜吃了好长时间，多亏那个胡萝卜。但是胡萝卜是蔬菜，没有淀粉，人吃多了身体越来越弱。人是需要吃粮食的，需要淀粉，需要蛋白质，需要脂肪，但是这些都没有。那时候，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五九年春天，杨巴狗吃完了，就吃杨叶，吃柳芽。柳芽有苦味，不好吃，就用面粉或者榆树皮粉拌上吃。那一年，就是因为榆树皮能吃，我们村上的榆树皮全都被剥光了，白花花的长在那里，看着怪怪的，像没穿衣服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树被剥了皮，当年就死光了，一点都不能成活。后来又吃槐叶，槐叶吃着不苦，但是吃下去之后，第二天脸就浮肿，眼皮肿得睁不开眼，所以也不敢多吃。后来又改吃杏叶、葡萄叶。五九年春天把所有的树叶都吃遍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每种树叶的味道。
那时候的粮食贵得要命，市面上也根本买不到。所有能吃的食物，啥都贵。别的不说，就说地瓜秧子吧。我说的是干了的地瓜秧子，那时候是十块钱三斤。简直就是天价，粮食是多少钱一斤就没数了，有钱也买不到，再说农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我父亲联系到一个人，常庄集理发店的老板，姓什么不记得了，名字叫慕真（或穆真），一脸麻子，弟兄五个，都会理发，还会吹喇叭，附近村上有红白事时都找他。他对我父亲说他家里有地瓜秧，说的是十块钱三斤，让我们来取，但要晚上来，白天怕被公社里查着，给没收了。那时候是不允许私人交易的。到了晚上，我父亲带着我和姐姐，三个人，推着个小车，拿着个大包袱，带着钱去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理发店里就一个小煤油灯，黑糊糊的。地上堆着好大一堆地瓜秧子，都是干的，过了秤，大约二十来斤，六七十块钱。我们放在小车上，高高兴兴推了回来。到了第二天一看，全都是发霉的，黑呼呼的，这个叫慕真的人真不地道，为了骗我们，让我们晚上去，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第二天发现霉了，要退给他肯定是不行了，还不敢嚷嚷。没办法，就吃个哑巴亏吧。拣能吃的留下，不能吃的扔掉。先把地瓜秧剪成段，然后放在碾上压，筛出面来，根本不是面，看上去土黄色，尽是一些植物纤维，闻着有一股呛人的霉味。就这东西，加上水，再掺上树叶或野菜，和到一块蒸着吃。没几天就吃光了。别提有多难吃，咽不下去。以前喂牛、喂猪、喂鸡、鸭，都不吃这东西。
那几年，我们吃过的的东西五花八门，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有：麦秸、谷糠、稻子皮、茭草种子、高粱壳子、玉米芯子、花生皮、花生秧，这些都是粉碎成面吃。野草类有萋萋菜、富民秧、铁镰头棵、马蜂菜、米米蒿、灰灰菜、灰灰菜的种子、蓖麻花、南瓜花、�叶、豆丝的种子，水里的有�草（剁碎了用面粉和成团蒸熟吃，特腥气）、水稗子草及其种子（把草种子晒干用面粉和了烙小饼吃，感觉是唯一好吃的东西），此外还有用牛皮做的皮绠、皮带、皮鞋帮、车马�具里的皮件，把这些东西剪碎，用水泡涨了，放锅里长时间煮，吃的时候，感觉是牛皮羊皮，有很浓的毛硝味，难以下咽。那时，人都饿极了，什么都敢吃，也有因中毒而死的。中毒死跟单纯的饿死没有多少差别，凡是都是死，感觉无所谓。
依：那时候，国家的征购怎么样？多不多？
潘：那时候我年龄还小，还不懂事。只记得，每季庄稼打下来，堆在场里，第一是先满足交公粮。一布袋一布袋的装好，过磅，用牛车拉到红门厂粮所。一趟不行就再拉一趟，先把公粮交足了，然后才能分配给社员。那几年是怎么交的，我不知道。后来，正好我们文化馆的杨巨用（人名）会计，那时候曾在杨庄集粮所当会计。我问他："五八年、五九年粮食是不是征收过头了？"他说："当然过头了，每亩产量吹嘘得那么高？怎么会不收呢？"五八年，正是刮五风的时候，粮食征购没有什么阻力。为什么呢？五八年粮食丰收了，群众又管不了这些事，你收走了，我们的家里仓库里剩的少了，保管员更省心。反正，将来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再跟国家要，让国家替我们保管着。但是征购容易，再返回来就难了。
到了五九年，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收成很差。你想想，大搞深翻土地，把上面有肥料有营养的土壤都翻下去了，上面的都是生土，没有肥料，那时还不兴化肥。种了麦子根本就不好好长。麦子打下来，首先是完成征购，那时候群众就不满了。但也没有办法，拦也拦不住。到最后，分到社员手里的就很少。我记得麦子也就是每人平均二三十斤，谷子、高粱各是十几斤。这就是一年的口粮呀。说实在的，那时候，粮食不到成熟就被群众偷得差不多了。那时有个顺口溜："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我也去偷过呀，在地里割草的时候，用个小镰刀把还没有成熟的麦穗头割下来，放在小筐里，拿回来蒸，然后揉出麦粒吃。怎么都比野菜树叶好吃呀。到了五九年秋天再收地瓜的时候，就不是五八年那个马虎样子了，地瓜秧都成了宝贝东西了，地瓜本身就不用说了，地里刨的很干净。秧子疙瘩，就是秧子和地瓜之间的那段老根，都不舍得扔。有条件的就存起来，我奶奶就把地瓜秧疙瘩剁碎了，晒成干，到冬天压碎了吃。
到了五九年冬天，我的三个姑姑听说我奶奶饿病了，来看望我奶奶。本来我奶奶是穷苦人家出身，又是个大脚，能吃苦能耐劳，但毕竟吃的粮食太少，没有多少营养，慢慢就撑不住了。那时也不能说我们年轻人不孝顺，大家都是天天吃一样的野菜，都吃不饱。我奶奶我母亲的腿都浮肿了，肿的老粗，我经常去看我奶奶，她总是把裤子卷起来让我看她的腿，很白很粗很亮，用大拇指一按，就马上一个深坑，好半天都起不来，这就是水肿。那时候，我们家就是公社医院，来看水肿病的人太多了，前后大约有六七千人。特别是６０年春天，大量的水肿病人涌现出来，全公社二十多个村庄的水肿病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医院里应接不暇，我们潘庄村家家户户的闲房子都住满了水肿病号。那时候的卫生院几乎成了专科水肿病院。得了这种病的人，男人都是先从肚子开始，有的是脚、腿先肿，最后才肿到脸上来。而女人正好反过来，先是从脸上肿，肿得两个眼睛都睁不开，脸肿得就像洗手盆那样大。严重的水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持续恶化，尤其是腿部，皮肤会裂开，流黄水，再到溃烂化浓，直至死亡。其实，这种病就是缺乏营养，只要能吃饱饭，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来住院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男人比较多。有的拄着棍子，有的被儿女搀扶着，有的扶着墙走路。有好多病人来医院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腿肿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脚面肿得像发面馍馍，穿不下鞋，只能趿拉着。有的腿肿得流黄水，已经糜烂了，气味熏人。一旦到了这种程度，护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给病人涂抹紫药水。紫药水有拔干、祛湿的功效。但不抹还好，一旦抹了紫药水，皮是干了，可里边的毒水渗不出来，憋得发胀发疼。有的病人疼得大声呻吟，疼得睡不成觉，成夜的叫唤，搅得四邻不安。病人没治好就死在医院里的也时有发生。我就曾亲眼目睹过一个年轻小伙子，中午开饭前，因饥饿突然休克，做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就死在我家的大门洞内。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单独从我家大门洞里穿过。
我有个二表嫂子到我们家来看病，住在我家南屋里，我母亲让我去看她，和表嫂说说话。我跑去一看，哪有什么表嫂子，一屋子病号，脸都肿得老大，哪个是表嫂子？多亏表嫂子首先说话了，听声音我还知道，我经常上外婆家去，二表嫂的声音我是熟悉的。但那张脸太陌生了，我就问："哎呀！二嫂子，你咋变成这样子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她的眼睛本来就小，这一肿肿得没有眼睫毛了，就一个大白脸。表嫂哭着说：因为挨饿，大表哥赵延歧、二表哥赵延作和人搭伴先后逃到新疆去了。有的当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伙夫为人做饭。那时候，各处都是定量供给。因为吃不饱饭，闹水肿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认识一个河南开封人，是个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过晚饭后，那人仍在旁边坐着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锅准备把泔水倒掉的时候，那人站起来说："好兄弟，你那刷锅的泔水留给我吧！"表哥说："你要那做什么？"那人说："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说："你不是吃过饭了吗？"那人说："我饭量大，吃不饱哇！"从那以后，每次打饭的时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给他打一点。
这些事情说起来就太多了，在这之前，我的大表哥和二表哥每个人都有一个儿子上东北了，是我的三表哥赵延勘带去的。在五三年、五四年，我的三表哥为了逃兵役，因为我舅舅、舅妈思想比较保守，不让儿子去当兵，认为当兵就是打仗，打仗就要死人，所以他们不让我三表哥当兵，就跑到东北去了。还幸亏他当年来到东北参加了工作，到了五八年底，他听说家里开始挨饿了，大锅饭不冒烟了。他就火急火燎地跑回来，要把我舅舅、舅妈带到东北去，就是哈尔滨郊区的阿城县。带我舅舅去的时候另外又带了两个男孩，一个是我大表哥的儿子庆聚，二表哥的大儿子庆池。为什么带他们去呢？我三表哥说："我只给你们带一个男孩，就是为你们每家留一条根，将来好传宗接代。"其他人，他也顾不上管死活了。但三表哥还特别嘱咐一句：留在家里的，要真的饿死，宁肯先饿死孩子，再饿死大人。为什么呢？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长，没爹没娘的孩子更可怜。三表哥带着两个老人两个小孩一路上的辛苦就不必说了，那时候，出门逃荒的人太多了，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连个站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到了东北，我三表哥辛辛苦苦求人找关系的把户口迁了过去，办了购粮证。只购了一个月，在第二次去粮店购粮的时候，由于庆池年小不懂事，把购粮证给弄丢了，这不是要命吗？丢了以后，一家人，三个月，不发给粮食，那时候我舅舅、舅妈老少一家人都是吃白菜叶，在垃圾里找烂东西吃，土豆皮、葱根什么的，舅舅、舅妈年纪大了，牙又不好，咬不动，连半饱都吃不上。为了糊口，庆聚、庆池跟随当地的孩子爬火车到６０里外的庄稼地里拣拾发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拣上四五斤，回来轧碎掺上烂菜吃。那时候高价粮３块多钱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资才５０多块钱，只能买一提包冻鱼。小庆池好多天吓得不敢见人，也不敢上饭桌吃饭，饿得皮包骨。真是很惨。三表哥后来每说起这事，都忍不住流泪。
依：你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家里人饿死的这个过程，身体的状况，他们说了什么话，都详细说一说，好吗？
潘：好的，再回过头说我奶奶吧，奶奶病重的时候，我的三个姑姑来看她。那时候，不论谁出门，都要提前从生产队大伙房里把中午的饭领出来，拿手帕包着。姑姑来看望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好礼物，就是带几个菜团子，另外若带点儿干面，就是最贵重的礼品了。菜团子是留给自己吃的，如果不带给养，自己就得侵占别人的。那时候的母女亲情就到了这种程度。那天，我奶奶躺在床上，我姑姑们用面粉烧点糊糊，下了点小疙瘩，让我奶奶吃，其他人各人吃各人带来的菜团子。到了五九年的末尾，记得快要过年了，奶奶住在我们东院的一个房子里，房子是三间，奶奶就睡在东间里用柴草搭的一个地铺上，睡地铺是为了暖和。半夜里，我就听奶奶喊叫："哎哟，哎哟，给点吃的呀，我饿呀，给点吃的呀？"就这么哀求着，我母亲也没有办法，家里没什么吃的呀，什么都没有呀。我就听我奶奶这样一夜一夜地呻吟哀求："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没有人能满足她。一天的傍晚，奶奶就那样饿死了，当时是七十九岁。我奶奶是穷苦出身，没怎么裹脚，脚长得很大，在农村来说，大脚的女人都特别能干，做啥事都特别泼辣。在那之前，我奶奶本来身体很好，可就因为归大锅，就这样饿死了。我记得她死的时候，是傍晚五六点钟，我正在另一个院子里玩。我父亲本来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我姐姐告诉他我奶奶快不行了，我爹就不得不起来，披着棉袍子急急忙忙向外走。我问："爹，你干啥去？"我爹说："你不知道，你奶奶就要死了！"我那时候我太小，还不明白死人是怎么回事。以为人死了，就是到别的地方住两天，以后还会回来的，所以也不怎么悲伤。到了第二天，我的三个姑姑、姑父都来了，是来发丧的。那时候，死的人太多，办理丧事也很简单，把尸体用木头匣子一装，亲属哭几声，村里人吊唁一下，就把奶奶埋了，就入土为安了。这还是五九年的冬天。
两个多月后，刚过了六零年的春节不太久，我的大姑母就饿死了。她家在辛集村，距离我们村十几里路。我大姑家本来是一个富裕中农，本来生活都很好，大表哥还是一个中学教师，二表姐还是一个公社的副社长的媳妇，二表姐夫赵传美是个副社长，就是这样的家庭，我大姑姑也没办法，没熬过去，生生饿死了。大姑姑的年龄是五十九岁。我记得很准，因为我们家死的人都跟九有关系，我爷爷是六十九岁时死的，我奶奶是七十九死的，我父亲是四十九死的，我大姑姑死时正好是五十九岁，都占一个九字。大姑没名字，就叫潘吴氏，大姑的婆家姓吴。我的大表哥叫吴兴孝，退休前是全县有名的郓城县第二中学校长。
到了六一年的年初，我记得好像是农历的腊月初十，继我奶奶和我大姑姑之后，我的父亲也饿死了。我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从我记事起他就生了一种病叫"膈疝"，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那个膈有问题，如果饿得很了，就产生一种疝气，学名叫"膈疝"。五四年五五年我父亲曾专门去济宁州大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看好。他身体虽然不好，但是如果是正常年景，吃的好一点，不挨饿的话，不至于刚四十九岁就饿死。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身体一直很消瘦，因为他就比较馋，挑嘴，总想吃好吃的。我父亲没有文化，不识字，就是会打算盘，刚归大锅的时候，他给生产队里当保管。后来搬到明楼村之后，他的保管职务就免了。大锅饿停火后，我们家吃的不是烂瓜干，就是清水煮萝卜，我父亲嘴馋，不符合他的口味，他就到常庄集上下饭店，买杂菜汤喝。一来二去，把我们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换成钱，在集上买东西吃了。后来还是得了水肿病，住进了水肿病院。再后来，父亲已经动不了了，下不了床，我就给他去打饭，端给父亲吃。在路上，闻到那个饭香就流口水，因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肚子里饿得扁扁的，闻着那饭菜真香。父亲有病，也比较自私，自己有什么好吃的，从来也不让给别人，当然也不给我吃。到了那时候人的自私性就暴露出来了，什么廉耻礼仪、尊老爱幼都没有了，丑陋的天性就暴露出来了。就那样只顾他自己，父亲还是吃不饱。
那时候，我已经到常庄读小学五年级了。我记得到了腊月初十快过年了，村里人没什么东西吃，只有少量的胡萝卜，老吃老吃都吃翻胃了，就变着样儿吃，怎么吃呢，把胡萝卜切成片，放在碾盘上轧，把那个讨厌人的甜水压出来，然后和上面吃。我父亲嘴馋，想吃糖，又没地方买去。因为胡萝卜有甜味，父亲就央求我们用那种胡萝卜汁熬水喝，当糖吃。我和姐姐就到碾盘上，把别人不要的胡萝卜水接回来，熬水给他喝。那时候，我父亲最想吃的就是鸡蛋，可到那里搞鸡蛋去？那时找个鸡蛋，比找颗原子弹都难。整个村上，早就没有鸡了。人还没吃的呢，拿什么喂鸡？想买个鸡蛋也没地方买去呀。如果有个鸡蛋吃，我父亲也不至于饿死。那时我们都不懂，胡萝卜是凉性的，喝多了就会拉肚子。父亲嚷着要喝，我们也没有阻拦他，连着喝了两天胡萝卜水。到了夜里，他就喊肚子疼，老是拉肚子，一直拉，拉虚脱了，没睡到天明人就不行了。我父亲住在西院里的堂屋里，就是两年前曾当过医院中西药房的那个房子。我们住在东院里，离得远，父亲的喊声听不到。多亏住在南屋里的一个水肿病号老太太，因我父亲喊得久了，就来敲我们东院的门，叫我母亲："你老头子饿了，喊也喊不应，快去看看。"我母亲就起来，冬天穿一身棉衣服就赶紧到西院去了。据我母亲后来说，她弄了一点面粉，给父亲做了一点疙瘩汤，煮熟端过去，对我父亲说："煮了点小疙瘩，你喝吧。"我父亲不吱声。我母亲以为他睡着了，就摇他推他，怎么喊也不吱声。用勺子给他喂，父亲含在嘴里，已经不会咽了。我母亲就害怕了，赶紧回到东院里，把我和姐姐、嫂子喊起来，说："快起来，起来，你爹不行了。"我赶紧穿上棉衣，吓得浑身哆嗦，脚不会迈步，从东边院子到西边院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跑过去的。过去一看，煤油灯下，我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只有微微的呼吸。我姐姐，比我大五岁，也就是十六七岁吧，就赶紧奔医院去敲人家的门，让医生快来看看。人家医生很好，我记得医生姓苏，叫苏茂芹，男的，是个老中医。他就起来，到我家里，摸摸我父亲的脉相，说："人是不行了，虚脱，缺乏营养。"那时候，父亲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没有几十斤重。我们慌张了，怎么办呀？我们连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棺材了。苏医生说："这样吧，我先给他打一剂强心针，你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什么是强心针？我们也不知道，就打了一个小针，医生说别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想，那时候，如果医生像现在这样打个点滴，输上营养液，也许能抢救过来，但即使抢救过来，以后又怎么办？没有吃的，照样是救不了父亲的命呀？
打了一个强心针，苏医生就走了。那时天还不亮，我母亲就把邻居几个大娘大嫂子都叫起来，赶快弄点布，弄点棉花，给我父亲做寿衣。人死了，总得穿件新衣服吧。从四更天到天亮这段时间，因为打了强心针，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他当然不想死，刚刚四十九岁，他还想多活几年。我记得，我父亲微微睁开眼，看着我们，他虽然不能活动，但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想说话，想告诉我们什么，但他的舌头根儿已经硬了，只是发出"啊――""啊――"的声音，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他想要说什么呢？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徐州6057部队当兵服役，父亲是要我们给我哥打电报，让他马上回来呢？还是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嘱咐我们？ 也许是对自己的后事有所安排？我们猜测父亲肯定有很多话要说，但就是说不出来。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要死去，要一去不返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当然，他也可能只是说自己肚子里很饿，饿得难受，让我们给他弄点好吃的。但是，不论他想说什么，都已经说不清了，无法表达了。我和姐姐就趴在床前，一声接一声地哭着，叫着："爹___"，"爹___"， "您想说什么呀？您说呀？"……（被采访者说到这里时，已是泣不成声，哽咽不止，录音时断时续）……总之，那时，我父亲一定是很痛苦、很难受，他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想表达的意思无法表达，自己很无奈。于是，就有泪水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渗出来，顺着眼角往下流。就那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父亲的叫喊声越来越小，只剩下短促的呼吸声，再后来，就和睡着了一样，呼吸也慢慢地越来越细，到太阳初升的时候，人就断气了。那时，尽管人已经没了呼吸，但是他的下体还在不停地排泄，稀便像清水一样顺着褥子往下流。都是因为喝了太多的胡萝卜水，胃里没有一点淀粉，他怎么能受得了呢。后来我常想，如果父亲每天能吃上一点点淀粉，能有一点点营养补充着，再怎么他也不会四十九岁就死去。
那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本来，五八以前，好好的日子着过，为什么要归大锅(公共食堂)呢？上级领导都昏了头了？这是谁出的主意？那次大饥荒又不是十里八乡，据说全中国都这个样子，这是谁造成的？这不是作孽吗？这不是活活坑害老百姓吗？
依：你说说你们村的情况，你当时看到的知道的情况，你们村大概饿死了多少人？
潘： 我们潘庄村比较特殊，我们杨庄集公社周围有十几个村子，我们潘庄就处在这十几个村子的中心，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到了五八年的秋天，公社领导一声令下，让我们大搬家，全村人都搬出去了，有的搬到明楼，有的搬到周胡同，还有几户搬到曹庄。把我们全村的房屋都腾出来，变成了医院、青年突击队、敬老院等等，都变成了公共设施。把我们的房屋庭院都占掉了。就是一声命令，什么房租？什么商量？至少也该打个条子吧？什么都没有，就是共产风，限你几天之内，必须搬出去。设想，如果不搬家的话，我们村就不会那个样，就不会饿死那么多的人，至少不会那么惨。搬家之前，我们家里有很多方方正正的石头、大梁、木材等，父亲准备盖新房屋的，预备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搬家时也没法搬过去。等过了一段时间回来，整个院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充公了，唉_____！到五九年春天，我们从明楼搬回来的时候，别人家回来有家住，我们回来却没有了家。我们家、我伯父家、还有我们的邻居王姑奶奶家，三家都成了公社医院。我们的堂屋变成了公社医院的中西药房。搬家前留在家里没搬走的三个粮食囤，还有很多杂物，都给清理得没了踪影。
那几年，我们村的人死得可多了。那年月，死一个人就如同死一只鸡，一只耗子，没有人觉得惊讶，就过去了。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十月份，天气还不太冷。有一天中午，我午饭后去常庄上学，我母亲说："你爹赶集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顺便看看怎么样了？"我刚一出村，路上就遇到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潘庄的，我说是呀，他说常庄集头上躺着一个老头，听说是你们潘庄的，四五十岁，穿着长袍子，瘦脸，黄胡子，饿死了。我一听，心想肯定是我父亲。我就使劲跑，跑到常庄集南头，果然看见好多人围着一个老头，那老头跟个大虾米似的蜷曲在地上，听人嚷嚷这人是潘庄的，我的头懵地一下胀得很大，差点哭出声来。我扑上去一看，幸亏不是我父亲。这人叫潘永河，村子东头的，和我是平辈，我喊他大哥，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还不到五十岁。那是真正饿死的。那时，有好多人饿得头晕眼花的，也许正走着路，忽腾一下子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就那样饿死在路上的，死在城里大街上的，经常发生。
我们胡同最北头的一家，一个叫潘玉山的，当时也就是四十来岁，他辈份长，是我们村上的最长辈，全村人都喊他爷爷，我得喊他老老爷爷。他人很老实，嘴浓，不大好说话，但长得很壮实。那时候最先饿死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很壮实的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也就大，因此就很能吃。但是大锅上能分回来的东西特别少，他们又有孩子，要省给孩子们吃。结果营养供不上，身体很快就垮了。潘玉山是我们村里饿死比较早的，在他之后就逐渐多起来了。
我们的近邻老王姑爷爷，全名叫王慎义，本是郓城县潘渡乡王屯村人，入赘到我村。那时候也就五十多岁，早年曾在张作霖部下当过兵的，因为剃发比较早，从部队回来时，村里人还都盘着辫子，就他是个光头，因此都称他叫"王秃子"。王秃子姑爷爷家三栋房子都被公社医院占着（作外科门诊和注射室），他们夫妻两个只好借住在老聋子家的房子。老聋子的儿子早年下了新疆，因为挨饿，夫妇俩早早地投奔新疆儿子那里去了。也就在我父亲饿死之后不久，王姑爷爷也饿死了。并且死在别人的房子里，连丧事也没能在自己家里办。
我们村东队饿死人更多。我记忆中最惨的要数潘若松一家。解放前，我们村过得最富的是潘若松一家，全村唯一的楼院就是他家的。只是到了土改时，他们家的地已不多了，所以只划了个富裕中农。但他们家的楼院成了乡公所。到了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取消了乡一级政府，他家的楼院又成了敬老院。潘若松一家老小就住在东边一个大园另盖的土房里。三年大饥荒中，潘若松家里先后饿死了至少是四人：若松的老伴、他的大儿子潘永行（小名猫眼）夫妻二人和他的二儿子潘永礼（小名二虾米）。若松的老伴当时也不过六十来岁。永行夫妇和永礼都不过是三四十岁。永礼一家人都长得身高体壮，被饿死时，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永行死得更惨，据说是孤身一人死在逃荒的路上，连个尸首都没见踪影。潘若松的堂孙一个叫小瓜的小伙子（想不起大名了），五九年正是十七八岁，人长得帅着呢，成天笑嘻嘻的，就因为长时间饥饿把肠子饿细了，偶然一次去红门厂粮所为队里拉黄豆，见了黄豆吃得太多，到家之后，又喝了不少水，接着就肚子疼,到了夜里胀肚子给活活胀死了。
我还亲眼见有这么一回事：我们胡同北头的潘耀坤，（排行老五，我应叫他五爷爷）那时还没五十岁，因家里孩子多，他顾这个顾那个，自己饿得日渐消瘦。一天下午，他坐在大伙房门口，饿得回不了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个为伙房帮忙的妇女看着，觉得就这样活活饿死，心里过不去，就央求小队会计潘耀魁（兼司务长），开开恩，行行好，把中午开饭时多余下来的几个菜团子让他吃了吧，还说，"真不行的话，你就从我们几家里扣下来，算我们几个可怜他！"在几个妇女的反复哀求下，耀魁把几个剩菜团子给了他。耀坤五爷爷接过菜团子，狼吞虎咽，一气儿吃完，噎得直打嗝儿。从那以后，他又活了三十多年。每见到救过他命的那几个妇女，就感激不尽地说："多亏了你们哪！"
我们家前边姓刘的一家，爷爷叫刘心强，有一手好手艺――会炸绿豆丸子，在常庄集上卖丸子汤，名气很大，在我们那一带堪称地方名吃。刘家在归大锅前过得很富有。长子刘学进家五八年生了个三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赶上了挨饿，到了五九年，因为缺乏营养，一岁多了，还不会坐，一直躺在被窝里，也跟大人们一样，顿顿吃野菜团子。我曾经去她家看过，那三妮长得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一双呕喽眼，看上去很�人。哭声又小又弱，像小赖猫的叫声一样。到了夏天快割麦子的时候，终于饿死了。为了能多领一个人的口粮，刘家仍旧把三女儿的尸首留在被窝里，一瞒好多天，从门口走，都臭气薰人。……哎呀，这些事儿说起来，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那年秋天，我在村东李垓大洼里拾庄稼。已经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一阵东南风吹过来，一股子烟熏火燎的夹杂着烧煳了什么的怪味儿，有人说："那边有人烧死孩子吃哩！"我一听说，再加那难闻的气味儿，立马就反胃，恶心得不行，又害怕，吓得连腿都不会跑了。回到家，连着几天作恶梦。
我们村还算好一点的，邻村一个叫红门厂的几千口人的大村子，死的人太多了，一天都往外抬十几个死人。抬丧是个力气活，那时候，人都饿得不是皮包骨，就是得了水肿病，哪有力气干这活呢？到后来，连往外抬丧的人都找不到了，谁家死了人，孝子跪在当街，求人行行好，帮着把尸首抬出去。据说有的干脆套上牛，用拖车往外拉。
要说我们潘庄村那几年饿死了多少人？记得五八年归大锅以前，我们全村有三百五十多口人，到后来统计，大概死了有三四十口人，再加上跑到东北、新疆逃荒的，人口最少时只有二百多口人，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一。有些一家人一家人都走了。去东北的如二蛮子夫妇等。去新疆的，我们队里随便想起来的就有老聋子一家、潘若冉、潘若银、潘永富等。有些人后来又陆陆续续回来。去青海的有张青河（他父亲也是饿死的）连带他的母亲、妹妹一家人全迁，到现在也没回来。他家的房子当时空出来，我们从明楼回来正好就当做了大伙房。东队去新疆、去东北的更多。我们山东那几年逃往东北的，上百万人都不止。那个年代，哪个村上不是几十口上百口的往外跑呀。
那几年出外逃荒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扎堆。一听说哪里好，就趋之若鹜般朝那一个地方奔。我们村逃荒最多的是去泰安地区的肥城县，肥城与东平县交界的一个叫林马庄的地方。给我记忆最深的是：男人们到那里是挖"毛地粒"――一种类似三棱草一样的植物，它的根茎是一个黑色的圆球状的东西，外边有毛，去皮后，里边是细白的淀粉类，可以煮食，也可以切片后晒干，打面吃。我没有吃过，但我对邻居家的战果一直是垂涎三尺。而女人们去之前，都提前打点好粗布、线子、衣服、棉被等，到那里走村串户，用棉布类（肥城不种棉花，缺这些东西）换食品。如：地瓜干、萝卜丝什么的。与去东北、下新疆比起来，去肥城逃荒的好处很多：一是不需要多少盘缠（路费），二是去来方便，二三百路，步行两天就到了。农闲时去，农忙时回来，家里外边两不误。所以，我们村里去肥城的好多好多。
在我们村有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铁的事实：五九年全年，我们潘庄村只出生了一个人，就是我的堂侄潘爱民。那还是得益于教师家属。爱民现年五十多岁了，全村上男的女的没有与他同岁的。那时妇女断经，男人水肿，人的生育能力都没有了。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时候，我去常庄小学上学，正好路过集市，时常在集市上看热闹。我最感兴趣的是看人家卖烧饼、卖肉合的，自己没钱买，全当是精神会餐。另外，就是去邮政局门口看明老头给人写信。那时，常庄集十字口东北角是个邮政局（其实不过是个邮政所），绿色的木门外边置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总是坐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姓明，叫明传福，是明楼村的。据说明老头上过私塾，在我们那一带是很有名的文化人。这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白净，留着山羊胡须，长得慈眉善目的。平常戴着黑帽垫子，前额帽垫下方夹一张白纸，当作帽盖儿遮避阳光。一到冬天，就穿着长袍马褂，袖筒掖着一方粗布手帕，说话时笑咪咪的，不时地用手帕擦一擦溅在胡子上的唾沫。这老头坐在那里专门替人写信。每到一、六、三、八集市日，明老头就早早地背着褡裢（有时也骑自行车）来到邮局门口，把八仙桌架出来，从褡裢里取出蓝底白花的印花包袱，抖开，铺好，再掏出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往桌面上一摆，他在长条凳上端端正正一坐，不大会，就有托他写信的人陆陆续续来到。那时候替人写一封信两毛钱，要是用他的信笺信皮和邮票（八分），另外再加一毛钱。那时农村识字的人少，会写信的人就更少。再加上六一、六二年，下新疆、去东北的人多，家信来往频繁，因此，明老头桌前常常是门庭若市。明老头为人写信时，往往先把托付人对方的家信打开，读上一遍。这老头读信有个特点，每一句首都要加上一个"是"字，有时遇着拦路虎，还需要额外再多加几个"是"字。如："今去信不为别事"，让明老头一读，就成了"是――今去信――是――不为别事"。你要想听得懂，就必须把他加进去的那些"是"字儿删掉，才能理解。那时候，我正读小学五年级， 说来惭愧，愚顿的我竟然还不会写信。我之所以观看明老头写信，一个是觉得稀奇，好玩，另一层就是想跟明老头学习一下写信的诀窍，以便给在徐州当兵的哥哥写信。一般来说，写封家书报平安，这是人之常情。但那几年正赶上亘古未有的大饥荒，这老头写信的大多数内容竟然都是写信报丧，报死人。老头一边听人家口述，一边握着笔杆一笔一划工工正正地写。信写完了，还要给对方念一遍，让人家听听是否按照对方的意思写的。这老头念这一遍，我就听得很有意思，他不厌其烦的总是重复"饿死"几个字。什么你大爷爷因饥饿而死，你大奶奶也因饥饿而死，你爹因饥饿而死，你娘因饥饿而死，你什么什么人也因饥饿而死，另外不过是加上几月几日，何年何月而已。这老头写的信竟然都是报死讯的。我每听过之后，觉得很不服气。心想，难道除了报丧，报饿死人，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然而，最最想不到的是：等我父亲饿死之后，我竟然真的就效仿明老头的口气，给我哥哥写了第一封书信：哥哥，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咱父亲已于腊月初十日，因饥饿而死。……除此之外，竟然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为好。
从明老头写信这一个细小的方面，你就能看到当时饿死人之多之惨，已然达到什么程度！
我那时候常常饿得四肢无力，中午放学后，饿得回不了家，趴在地里吃麦苗子。就因为那几年挨饿，我落下了饿伤症，用医学名词叫低血糖。每到饥饿时，便头晕眼花，虚汗淋漓，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因此，无论到哪里去，我衣兜里都忘不了带着饼干糖果这类，以备不时之需。小时候挨饿，落下一辈子的病。
依：在你们那里，据你所知，有没有发生过食人事件？
潘：有，全国其他地方有，我们那地方也有。吃人不仅现在听起来，就是当时来说也是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声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历届的政治运动我都亲眼目睹过，我知道说出这件事的事关重大。我就按我本人是如何耳闻目睹的说吧。
本来，在我们郓城县，类似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了三起。其它两起，由于我没有去亲自访问、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暂且搁置不提。只说我多次接触到的大樊庄一起。
大樊庄位于城东七八里路，属戴老人公社管辖。戴老人公社一九五八年"五风"刮得最厉害，因此后来饿死人也最多。这是全县人所共知的。本来，在六零年春天，就听到大人们议论大樊庄吃小孩的事。那时候，我还年少无知，只是感到害怕，并没意识到什么。后来，一九七一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郓城县土产公司有个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他的家乡就是城东大樊庄。平时茶余饭后，他曾多次提到发生在他们村上的那件事：一个中年妇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刨根问底。一九八一年，我调到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到了八四年，新调来一位副馆长叫王彩银，他的爱人叫李作帅，刚从县人武部退休，我们是近邻。他对这事讲得较为详细：一九六零，他在县委宣传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党委书记王云亭（梁山县虎台庙人）和社长宋廷诗（现住郓城馆前十一巷）报上来一个案子：他们所辖的大樊庄有人煮小孩吃。那时候，县委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拿不出意见来，只好报告给驻县的山东省工作队。省工作队立即派了几个人下去，经过调查了解，确有其事。这女人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三儿子饿死了，她舍不得扔掉，而是煮熟了吃掉。这女人不疯不癫，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为肚里饿极了，才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虽然令人震惊，但由于吃的是已死去的孩子，况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么罪。省工作队也拿不出处理意见。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很留心，所以就把这事记下来，并且专门访问了宋廷诗，得到证实。又骑车到大樊庄实地采访了一次，村上人说，这事是真的，但因为名声不好，说起来都是含糊其辞，甚至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更说不出具体细节。
说来凑巧，直到两年前，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东逸安园公墓（墓地所占土地都是大樊庄的）。立墓碑那天，天气很冷，看守逸安园的老人樊作运把我领进接待室，一边围着火炉取暖，一边聊天，无意中才得到详细情况：樊作运正是大樊庄人。一九六零年，他任大队团支书，那个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发现的。他说：那天大队委员们都在大队部里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会。他从屋里出来，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那时候，家家都揭不开锅，哪里还会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寻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产队的樊兆祥家。那时候，樊兆祥已经逃难去了新疆，只有兆祥家老婆在家里。喊了半天门，兆祥家才来开门。樊作运问她：锅里煮的啥这么香？兆祥的老婆眼神慌乱，然后低头不说话。作运就直接到厨房里察看，屋里点着煤油灯，锅里还冒着热气。作运把锅盖掀开，就看见一个蜷曲着的小孩，锅台上还放着扒下来的小衣裳。那时，他完全惊呆了，吓得魂不附体，胸口一阵阵恶心。他怒不可遏，问她为啥煮孩子？那女人可怜巴巴，用蚊子叫样的声音说：那是她的小三儿，下午饿死的，她已有两三天没饭吃了，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饿得说话都没力气了，就想把小三煮了吃。大队班子立即将这事报给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后来，这事传开了，樊兆祥的老婆遭到人人唾骂，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全家迁到新疆去了，在也没有回来过。人饥饿到吃亲生儿子的程度，不知道应该怪罪谁？
我头几年回老家的时候，正赶上村里响应政府号召写村史。那时，我就曾建议村里干部把那些饿死了的和逃荒到外地的各做一个花名册，做得越详细越好。不然，像我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年轻一代就根本不知道那些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当然，如果一个政府愿意为老百姓做事，愿意对历史负责的话，就更应该做这些事情。
我也曾在互联网上发出过呼吁，为正视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并且为那些因饥饿而死的数千万亡灵讨个公道，我们是否应有国家政府出面，为三年大饥荒建一个资料库、立一座纪念碑、铸一口警世钟，但反响寥寥。苏联发生在1932一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一直沉默了73年，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为那次大饥荒搞了个纪念活动。我们中国大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依：我采访亲历人，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下来的，特别是过程和细节。
不去写他们，我觉得我是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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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是八人帮 毛泽东安排的三代党魁接班路线图
――原标题：毛泽东的"顾命八大臣"
【 阿波罗新闻网2012-06-29讯】 作者：博讯螺杆 原创 阿波罗网首发
毛泽东，说到底，他并不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所以他才自认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认真地评价，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远在张闻天王明和刘少奇等中共的其他领袖之下。但是，毛泽东生平阅尽中国古代二十四史，通晓《资治通鉴》，熟读《三国志》等驭世经典，对中国历代封建皇帝的治国权术领略的炉火纯青，应用的登峰造极。如果时光倒退几个世纪，他一定会成为今天的中共的御用文人笔下的"千古一帝"。怎奈星转斗移，人类文明噎进入二十世纪，全世界各国都在向民主道路迈进，即使是专制制度，也改变了"家天下"的个人世袭体制，转变为一党独裁，一个利益集团的专制。但是毛泽东骨子里的皇权思想并没有解除，他在世时，一直也为家天下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中共集团，远比北韩古巴一类的共产主义独裁者庞大，中国的共产革命过程也远比北韩古巴一类的国家艰苦复杂，这个过程甚至超越了老大哥前苏联，号称三千人头打的天下，所以毛泽东想变集团利益为个人利益谈何容易？
首先，他要效法封建皇帝，将太子送到前线打仗建立功勋，这样他的皇位世袭才能令天下臣服，我在旧文《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中噎阐明了这个动机，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到抗美援朝战场，就是历代皇帝搞的太子亲征。因为毛岸英的资格阅历太浅，除了当翻译和搞了几天土改，没有一丝战功和太多的政治资本，太子亲征建功立业才是毛搞世袭的真实意图。如果真正的想让子女做表率保家卫国，他应该命太子下连队去当普通士兵，一级一级的靠战功提升，但是为什么要安插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呢？显然，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彭大将军，即封建皇帝搞的太子监军。另一方面是战功的起点高，因为这个资历不是从士兵开始，而是从指挥官（参谋）开始的，因此彭的所有军事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也不敢否认）。怎奈太子违反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算了，无论如何，彭德怀于此都是奶其责的，从此彭大将军也就成了他的仇敌，加之功高盖祖和庐山会议上的操娘大不敬，所以是不除不快的。
太子毛岸英的早逝，肯定是对中国政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也弥足至要。试想，如毛岸英从战场荣归，那么他肯定会一跃而进入中共高层，中共元老们从整个集团的大利益出发，在毛有生之年推举他接班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也许就避免了文革的发生。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表面上有冠冕堂皇的"反修防修"理由，但反修防修这种路线斗争，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来实现。文革的真实动机，实际上是借群众运动来扫荡一切对毛家天下有异议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集体领导，其中最大的障碍则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噎在批评毛泽东的七千人大会上体现了震摄力，所以只从中央高层解决刘少奇是不行的，军事政变也不行，因为老帅们不一定都支持他和林彪，只有发动文革这样假借民意的天下大乱，不破不立，乱中求治，斩草除根的消灭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名正言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所以文革，就是毛泽东将与他一齐打天下的功臣们兔死狗烹，来个一勺烩一网打尽。
毛的生平，与朱元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第一，毛与朱都是农民出身，都是都靠农民起义打天下坐天下；第二，都在生前为皇权世袭扫平障碍杀戮功臣。毛岸英的早逝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使得毛不能顺利的将权力交到自己后代手中，这才是他如此绝决的打击中共元老的主要动因。毛这种心理，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中有很深刻的揭示，麦克白斯说："他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麦克白斯这段话，在中国官场政治权势斗争中就是架空的意思，是典型的欺君罔上，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被架空，最有条件架空他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所以他生前一直都在担忧被接班人欺君罔上，少奇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可靠，都抢班夺权，所以就都他被干掉了，因为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孩子，"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不会挖祖坟"（陈云语），当他选定了毛远新接班后，还是不放心，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没除掉，这就是恩来同志，临终前还在念念不忘的批林批孔，批《水浒》，痛斥孔子复辟杀少正卯，痛斥宋江架空晁盖。
虽然大太子死了，二太子是个精神病，但是亲侄子还在，毛泽东又将家天下世袭的计划落到毛远新头上。但是，这个亲侄子的个人能力和表现实在是不尽人意。文化大革命前夕，民间曾流传过毛远新和毛主席的《谈话》，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爸爸在敌人面前是英勇不屈的。换了你，早就哀求饶命了"。因为对这个亲侄子很不满意，毛泽东就打算象封建皇帝调教太子那样"历练"他，安排毛远新一路顺风的从清华转到哈军工又到部队当炮兵，并期望他能在文革中一炮打响，但这一切都没能如愿以偿，毛远新在文革中的号召力甚至还不如王洪文。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象金日成培养儿子那样放手交权，而在文革中不给毛远新任何名分，只是让他做个"联络员"呢？这是因为，一是毛泽东过于自信，认为自己精力旺盛，还有的时间培养接班人。二是他权欲太重生怕篡位，即使是被自己的后人篡位也不行！毛泽东和中国那些所谓的"千古一帝"一样，不到最后一口气，都是牢牢抓住权力不放的，这恰恰是他的最大失误，临终交权的结果反而促成了"打倒四人帮"的宫廷政变，彻底的丢了家天下的权。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帝们，其实并不担忧太子们互相争权，他们担忧的是继位的太子无能，丧失家天下。朱元璋也是看到大太子朱标与人太善软弱无能，才下决心除掉家天下的威胁隐患，这个威胁隐患，就是那些早年追随他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以淮西子弟为主的，掌握军权的骄兵悍将们。朱元璋对不满他杀戮功臣的太子做了个比喻，手里紧握一条荆棘，不顾疼痛流血的撸掉荆剌说：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一根没有剌的荆条交给你，让你拿着不扎手，这个疼痛是我替你承受了，你为什么不理解？朱元璋扫除障碍，是效法刘邦剪除韩信的过程，利用功臣间的矛盾逐个收拾，最后再收拾那个最大的功臣也是最忠于他的徐达，毛泽东也是这样，发动文革利用 "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剥夺其他开国将帅的兵权，最后再让他折戟沉沙。有人会说，不还是有个周没被打倒吗？但是什么叫家天下？周和刘林不一样，是无后人的，他怎么家天下？所以毛对周尽管不满意，还是放心的。
象古代的封建皇帝一样，不争气或年幼的皇位继承人，都要安排有顾命大臣摄政扶佐，毛泽东在临终前也安排了"顾命八大臣"，所谓四人帮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八人帮。这八人帮八大臣是：一把手华国锋，二把手毛远新，三把手江青，四把手姚文元，五把手王洪文，六把手陈锡联，七把手张春桥，八把手汪东兴。但是不管华国锋继位，还是毛远新取代华国锋，那么也是七大臣才对，但毛生前还有交待，就是要张玉凤进政治局，这似乎是跌人眼镜，但张玉凤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讲的，再说凭毛泽东的魄力，王洪文能当国家主席，谢静宜能当北大书记，陈永贵能当副总理，张玉凤进入政治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算起来还是八人帮八大臣，至于今后江青能不能当女皇，也不过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家天下内部的事情了。
以毛泽东的帝王意识，他不会将权力交给任何一个非嫡非亲的人。所以有传闻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本来是毛泽东年轻时与一位山西籍姚姓女同学的私生子，论年纪应该是长子，此说虽然可能有些穿凿附会。不过，华国锋的确非常受毛泽东赏识。据人们所知：最初华曾任毛泽东故居湘潭的地委书记职务，这个职务相当于看守家园祖坟，为什么偏偏选择华呢？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华将毛家的祖坟旧宅料理得很好，又为老毛修了滴水洞等行宫，每次毛回韶山省亲，华都要亲自陪同起居，从这点看，华被毛选中，非亲即故，起码是看中了他那愚忠的品格。毛泽东这个八大臣的选择应该是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策略也是有其阶段和过渡性的，我们从一张八人帮的合影就能看出一点端猊。
众所周知，这八个人都是文革大功臣，也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作为毛家王朝的世袭人选，除了华，还有两个人够家族血统资格，这就是江青和毛远新。中共选拔干部，都是按"参加革命"时间先后来论资排辈的，即：长征干部，抗战干部，解放干部，土改干部（包括抗美援朝），这些辈份的年纪，相距大约是十岁。从"八人帮"的组成来看，长征干部有二人，抗战干部三人，其余算是土改干部或文革干部。
先说王张江姚，这个"四人帮"，是八人帮分化瓦解的结果，八人帮解体，完全是江青女人之见造成的。华国锋，前头噎说了，他有毛家后人的影子。汪东兴是个内臣，相当于太监的角色，掌管着御林军。陈锡联，这是个最能见风使舵的投机家，最能揣摩上意，但他还没有老帅们的威望高，所以上位还太早。尽管毛泽东为了世袭问题，曾在文革中力图打破"资产阶级法权"，彻底破坏党内民主，但在中共元老的阻挠下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毕竟中共还不同于朝鲜劳动党。
选择华国锋做党政军一把手，应该是个过渡安排，这个安排的顺序论资排辈应该是：华国锋→江青→毛远新。文革后重新启用的中共元老们，有可能干预朝政的年限，从七五年算起应该是二十年，也就是说只要再过二十年，最老资格的长征干部也会全部死掉了，按中共所谓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华国锋只须执政四年，等军队的实权全部抓到手，江青是抗战干部，当然也就够资格上台了，此时江青的年纪还不算老，可以象慈禧晚年那样，再掌权二十年，那时的毛远新也就胡子一大把，够资格接班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老毛的失误就在于他生前没有包权问题处理好，有几个老军头居然还活得挺硬实，而且叶剑英还是军委副主席。因为有老帅在，军队的中下级干部就不可能服从一个资历浅的军委主席，更没可能听从一个女人的调遣。另一个原因，就是林彪事件后的大清洗，这次大清洗，反而替反毛的右派势力解决了军队中长期以来的派系斗争问题，把许多文革中提拔的，本来是忠于江青的人马肃清了。如果老毛抓权不是太紧，早一点时间包权交给华国锋，给他几年在军队中培养自己羽翼的时间和机会，就不会有他投靠右派这个结局，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直到临死咽气前，老毛还紧紧地抓住军权不放，结果造成了天时地利都不利于他所选中的接班人，他一寿终正寝，右派就立即翻了天，这简直是天意。是天灭毛家天下！
毛泽东驾崩时的八人帮照片：
阿波罗网螺杆 原创 阿波罗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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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党的指导理论
作者：侯工 来源：�子�件 日期：2012-5-20
【提要】
◆一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决定它存亡的关键是导航系统；决定一个政党的命运的关键是它的指导理论。
◆中共是执政党，中共的指导理论，不仅决定中共的命运，而且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福祉。
◆今天，党提出了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中国现在正在推进的政治改革，有的提要党政分家，有的提要司法独立，有的提要三权分立，有的提要一人一票……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关键。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党的指导理论。党的指导理论，也就是党章里所说的"行动指南"。党的指导理论的改革是纲，其它的都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党的指导理论不改革，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伪命题，毛思是魔咒，党应与之彻底决裂。
◆普世价值理论是全人类的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普世价值理论的核心是人的价值。普世价值主张保护人权，主张国家实行民主、宪政、法治，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接受公民的监督。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那一套"，在东方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都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说明中国也是适合的。其实普世价值几乎适合所有国家。实践证明，普世价值是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普世价值应该作为我党的指导理论，党的指导理论不应冠以个人的名义。苏联的解体已经证明共产主义之路行不通，所以党的名称也应改为"社会党"。然后加入有100多个政党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
◆中国的改革，应以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蓝本。
【本文】
一看题目，就知道这是个敏感话题，有人退避三舍，有人噤若寒蝉，有人偏要"绝不"。可偏偏就有个"侯工"，哪壶不开提哪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气，然而吃了以后，也就开了先河了。今天，我要议论这个话题，并不想倨"先河"之功，实乃尽"抛砖"之力也。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什么是党的指导理论呢？党章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细细品味，这句话本身就犯了常识错误：一个人只需戴一个表就行了，如果你戴了两个表，那么以哪一个为标准呢？看看这句话里"戴"了多少个表？一马，二列，三毛思，四邓理，五江三（江一个人就占了三表），一共是七个表，怪不得有人说："看到三戴表我晕菜了！"，如果你戴了这么多表，试试看？左四个，右三个的，这不250了吗？
有人可能会说："那么，我就只坚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行了吗？"答案是："不行。"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伪命题。马克思（1818-5-5～1883-3-14）是马克思，列宁（1870-4-22～1924-1-21）是列宁，两个人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学识深浅不一，修养和人品各异，实乃风马牛不相及。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与环境：马克思长期生活在工业发达的英国，当时英国已经是民主制国家；列宁生于工业落后的俄国，当时俄国还不是民主制国家。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会对他的思想和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1820-11-28～1895-8-5）两人共同创建了马克思学说，他们奋斗了一生，写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计50卷，平均每卷59万字，一共2900万字，如果你每天坚持阅读2万字，也要4年才能读完。可以说马克思学说浩如烟海，一般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马克思全集，由于种种原因，要想领会马克思学说的真谛，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几十年来我国只强调读毛的著作，多数人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而教材里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被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了的，再加上党文化对人们的大脑进行长期的洗刷和"思想改造"，很多人被忽悠得云遮雾罩，一片迷茫。于是乎就人云亦云，以盲导盲，亦步亦趋，滑向苦难的深渊。今天，党提出了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怀疑我们的指导理论有没有错误？我们前进的方向对不对？马克思原来是怎样说怎样做的？列宁又是怎样说怎样做的？马克思和列宁是一致的吗？我总觉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双头连体怪胎：一个头是马克思，另一个头是列宁。两个头各说各话，各唱各调。两个头共用一个"主义"身体。身体下面还长着四条腿，两条腿向前走，另外两条腿往后扯。
在这里，我想精简扼要地把马克思学说概括如下：马克思学说是主要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它早期试图通过阶级和阶级斗争解释人类社会，用劳动和剩余价值解释资本主义，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用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哲学。从1847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的空想，到1859年马克思发表"阶段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2年间资本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由于大机器的使用，工人的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劳动的强度减轻了，工资收入提高了，劳资关系融洽了，阶级斗争缓和了。马克思的观点也随之有了重大的转变：马克思认识到：随着社会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根据1847年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形势而提出的工人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已经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人类社会是一步一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而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只有具备了自动化、机械化的高效率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才能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某一国家所具备的物质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所处的社会阶段。人们不可能跨越他们所处的阶段，也是不可能凭某个人的主观意志去改变的。因为你不可能在封建时代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同理，你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求的物质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加丰富。贫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的乌托邦。所以，后来马克思评价《共产党宣言》是"粪，是污秽之书。"针对某些人利用《共产党宣言》狂热地鼓吹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的现象，马克思愤慨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针对那些篡改马克思学说的人，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连马克思都不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何来列宁、斯大林（1879-12-21～1953-3-5）、毛泽东（1893-12-26～1976-9-9）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事实确实如此，列、斯、毛等人，是马克思的叛徒。如何对待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马克思与他的叛徒的分水岭。马克思已经以"阶段论"修正了"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论"。按照马克思的阶段论，资本主义是不需推翻的。资本主义本身在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母亲。我们不但不能推翻资本主义，而且应该帮助资本主义的发展，让它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孕育社会主义的胎胞。当社会主义的胎胞成熟了，社会主义就会自然地分娩出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现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原素：生产高速发展，社会实行高福利，劳动者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丰富的物质享受，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社会风气良好，官民和谐，国家繁荣富强。反观被马克思主义叛徒统治的国家，生产率低下，人民长期贫穷，社会低福利甚至无福利，政治独裁，政府腐败，社会风气恶劣，官民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国力凋敝，在国际上形单影只，势单力薄，只剩几个难兄难弟。
列宁在"阶段论"这个关键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提出了可以在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实行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192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俄国的二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临时政府，将要在俄国实行资本主义建设，这是符合马克思的"阶段论"的，也是符合俄国的客观实际的。但是，列宁和德国皇帝勾结，接受了德皇大量黄金的资助，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贩卖其独裁专制的私货，背叛了马克思的"阶段论"，列�在《论欧洲联邦的口�》一文中，由"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大生�，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这就是后来被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美的"列�主义"，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关於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论和阶段论。以民粹主义利用流氓无产者，联合德国反动势力，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十月革命，扼杀了新生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然后推行一系列的暴政：残暴地灭绝沙皇一家，连小孩也不放过，建立"红色恐怖"的暴力组织"契卡"，大量杀害国民，大量搜刮农民粮食，用毒气杀害拒交粮食的农民，甚至镇压帮助过他的十月革命的水兵。在舆论上封锁了言论自由，在经济建设上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横征暴敛，穷兵赎武，搞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据统计，由于饥荒，饿死了500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列宁死后，继承者斯大林不但不修正列宁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红色恐怖，通过"大清洗"甚至把列宁交给他的干部队伍也杀得七零八落。干部尚且自身难保，更遑论黎民百姓了。斯大林强迫农民搞集体农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国营化，不但阻碍了大型企业的发展，而且扼杀了中小民营企业；斯大林穷兵赎武，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重点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忽视民生的轻工业，不顾人民死活，而官僚阶层却享受各种特权，过着比封建帝王还腐败的生活。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如1919-1921年间农民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后经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改革，终于结束了列宁建立的黑暗的独裁体制，从此俄国恢复了民主体制。
在中国，毛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列宁手中接过的二手货。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列宁炮制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假货到了毛的手里再那么一"发展"（其实是加进中国帝王术和厚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思想"，这玩意儿离马克思学说何止十万八千里？毛泽东大言不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他把马克思学说糟蹋得不如《水浒传》了。按照毛的意思，在中国只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可以象梁山好汉一样打家劫舍，烧杀抢掠，然后就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枰分金银了。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搞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粹主义，是农民战争，是由农民中的痞子组成的"绿林好汉"，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搞得兵慌马乱，生灵涂炭。毛夺得帝位以后，照搬苏联那一套，政治上搞独裁，经济上搞垄断，思想上搞愚化，舆论上搞控制，对已经沦为无产者的"地、富、反、坏、右"实施血腥镇压，对异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在土改、镇反杀害了几百万人，在反右运动中迫害了几百万人，无独有偶，在大跃进中饿死了3700万人，也发生了人吃人现象，在文革中整了一亿人，2000万人死于非命，8000亿财产化为乌有，几千年的文明文化被破坏殆尽。难道这些是马克思要他做的吗？马克思有提到过要搞农民革命吗？毛的倒行逆施还不足以证明他是马克思的叛徒吗？吹鼓手们还吹嘘"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不知羞耻。
虽然马克思在早期曾经批判过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当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把它发扬光大。马克思恩格斯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贡献了如下理论：阶段论，个人自由发展论，个人所有制论，自由人联合体论，股份制论，民主论，修正论，工人阶级通过竞选争取政权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等。
马克思学说主张人道主义，要让每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发展，让全人类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列、斯、毛的言行正好与马克思学说相反，这足以证明列、斯、毛是马克思的叛徒，由他们炮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适宜于做党的行动指南的，也就是不适合做党的指导理论的。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更进一步完善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由马克思早期主张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阶级专政，到主张以选举为主要斗�形式的社会革命、把股份制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把民主共和国当作无�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它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於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其次，由主张消灭私有制到主张保留股份公司。恩格斯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定的计画进行的社会主义生�，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已不再是私人生�，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著和垄断著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可以不经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然后，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阶级专政。"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引自《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民主共和国就是宪政民主，就是政党参加竞选上台执政，就是三权分立。既然不宜用暴力夺取政权，就只有在承认宪政民主的条件下，在竞选中取得政权。
由於这三个修正，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用大半生构建的共�主义理论，把关於无�阶级革命和无�阶级专政的整个理论体系否定了。1889年，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创建了有22个国家的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国际。从此，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走上正途。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继承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多年的努力，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第二国际（1951年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以普世价值为行动指南，除去了马克思学说中不符合普世价值的糟粕（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等等），继承了马克思学说中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社会主义论，更增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公正、三权分立等宪政理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要改革的是党的指导理论，彻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划清界限，代之以普世价值，根据中国的现实，优先考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现已改为社会民主义）。由于苏联的失败，东欧各国的转制，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失败了，必须另寻出路。由于社会党的节节胜利，实践证明，社会党的路是可行的。所以，我党应该改名为"社会党"，我们的社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然后我党加入社会党国际，我国与美国统一价值观，与所有民主国家结成战略伙伴，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朋友就会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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