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律师探监二审料不开庭 浙警阻异议者清明聚会（图）
封从德：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值得敬佩（图）
宋永毅评薄案即红卫兵内斗 抢班夺权不成终倒台
陈破空:温家宝提“平反六四”？乐观其成
温家宝提出让六四后流落海外的一些人，探亲访友回国看看/樵夫
陈破空:薄熙来倒台，民间期待政改
打破银行垄断 国有民营并存
温家宝：高层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温家宝：引入民营资本 打破国有垄断*金融垄断弊病多*仲大军：适度民营化 避免走极端*改革能否奏效需拭目以待*
人民日报透露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请新华社为自己造谣、传谣、违法辩解/清流浦
杨国英:改革“发改委”迫在眉睫
姚明、红二代解读收入、欲望与幸福感:*姚明反驳芮成钢对其收入质疑*前美高官建议关注不劳而获者的收入*李鹏之女：攀比和欲望是导致不幸福的因素*建议学习幸福的贫穷小国:援引不丹为例，希望所有人思考为什么这个人均GDP只有一千多美元的小国却能跻身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列。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2010年对全球155个国家调查后发布“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榜单，丹麦、芬兰和挪威位居前三，而GPD总值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的排名为125。
网友评论摘录:2012年 4月 02日:清明节到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 ☆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么？ 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问：劳动人民还当牛做马吗？ 答：不劳动了，都下岗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 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扬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 答：都改当公安和城管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么？ 答：都入党了。 ☆雷锋问：那资本家呢？ 答：都进人大和政协了！ ☆刘胡兰问：同志们都藏好了么？ 答：都隐身上网了 ☆毛xx问：大家现在都在忙什么？ 答：都在斗地主 毛xx：那我就放心了
乌有之乡创始人倒戈 要求查薄熙来政治献金:孔庆东自曝收受重庆100万元“课题费”
作者：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张杨决裂;张宏良的是是非非;“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中左领导全赢，极左领导就全输;如果听我的，怎么会一败涂地?结果如何?被我说中了;总之，真的是完全冲昏了头脑;重庆模式以去年2月份为分水岭;4月份以后，主要错误是抓律师，和北京极左派结合;我们提了这么几条建议;应该先给李庄平反;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结论;乌有之乡就成为宗教裁判所;杨帆：我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为什么?8*8 以后就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 * * * * * * * *
朱虞夫律师探监二审料不开庭 浙警阻异议者清明聚会（图）
2012-04-04
今年2月被杭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的异议人士朱虞夫，其代理律师上星期接到法院通知，要求提交书面辩护词。代理律师李敦勇表示，这意味着朱虞夫二审判决可能不开庭；而如果法官维持原判，朱虞夫将会提出上诉。
图片：朱虞夫（右）与近期被秘密判刑四年的薛明凯（朱虞夫提供/记者乔龙）
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因为去年“茉莉花革命”期间，发表短诗《是时候了》被捕，今年2月10日被杭州中级法院被判刑七年。
对此，他提出上诉后，等待二审判决。
朱虞夫的儿子朱昂告诉本台，代理律师上周前往看守所探望父亲。
“我父亲现在还没有消息，他现在还在上城区看守所，律师上周二从北京赶过来，见了一次（朱虞夫），就聊聊家常，跟他说家里面的情况还好，然后让他放心，我托律师带的话也跟他说过了，让他在里面放心，外面很多朋友关心他。”
去年3月5日，朱虞夫因在网络发表《是时候了》，被公安抄家并带走，指他支持“中国茉莉花行动”，4月11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控方指朱虞夫将诗歌《是时候了》转发给二十多人，构成煽动罪。
朱虞夫的辩护律师李敦勇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告诉本台，上周接到法院通知，前往递交二审书面辩护词，意味着朱虞夫案将闭门宣判，不会开庭。他此行也与朱虞夫短暂会面。
律师：他在里面都很好，有可能他的案件不开庭，法院说让律师把辩护词交上去，交辩护词上去的话，就是不开庭。
记者：这样做正常吗？
律师：大部分案件都可以这样。
记者：朱虞夫什么态度？
律师：肯定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记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宣判。
律师：没说，但是快到期限了。一般一个半月（法院接到上诉书起至二审判决日）。
记者：法院什么时候通知你们把辩护词交上去？
律师：上个星期亲自交的。
记者：如果判有罪，会不会提出申诉？
律师：有可能。
李律师说，二审辩护词与一审基本相同，他说，朱虞夫的《是时候了》包含的内容没有任何涉及到改变政权或者是推翻当前制度。
一审辩护词提到，朱的言论谈到独裁专制，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他只是说政体的改变，而政体的改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进行的，符合《宪法》精神。
他谈到，当局囚禁朱虞夫，主要还是和“茉莉花革命”有关。
“肯定是跟那一个......他如果在平时，肯定是无罪的，他跟去年的茉莉花有关，因为这是体制内的一些事，法官对这些都无能为力。”
59岁的朱虞夫，1978年与人合作发起民主墙运动，1998年加入民主党的筹备成立工作，一年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其后判刑七年。2006年9月出狱不到一年，又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两年。加上这次，合共刑期至少16年。
朱虞夫被判七年的当天，美国政府发言人努兰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对朱虞夫因为写一首诗就被判七年监禁的消息感到深切的担忧”。又一次表明“中国人权状况在持续恶化”。
努兰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普世权利，释放朱虞夫以及所有因行使公民权利而被囚禁的公民。而几乎是同期被判刑的包括四川陈卫被判九年，贵州陈西被判十年。
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认为，朱虞夫被判刑是担心茉莉花行动在中国蔓延，试图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茉莉花事件影响太大，当时在风头上，因为朱虞夫这首诗的影响力比较大。第二，他们一贯的作风都是为打击民主党，要想维持一党独大，排除异己的专制作风延续。第三，还有可能朱虞夫脾气比较暴躁，跟公安执法人员不仅是原则上不妥协，连态度上双方对抗也比较强硬，（这次判刑）可能执法人员个人因素也有作用。我认为主要是这三方面，至于判决书上写的东西都是形式上的牵强附会，无非是应付一下。”
星期三是清明节假期。陈树庆说，当地公安和以往一样，再次跟他们打招呼，严防民主党人聚集。
“公安就是来问问，你们清明节有没有什么活动，他们担心我们要给民主党2001年去世的聂敏之上坟，他们最怕我们上坟，说白了就怕我们聚在一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
封从德：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值得敬佩（图）
2012-04-04
近来网上盛传中国总理温家宝向中共高层提出平反“六四”，“六四”后流亡海外中国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反应是：犯下杀人罪的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但如果温家宝的提议是真的，他对温家宝表示敬佩。
Photo: RFA图片：89民运学生领袖、“六四”亲历者封从德（CK摄）
前北京大学学生封从德，89民运期间为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副总指挥，“六四”后遭中国政府通缉在国内逃亡十个月，而后流亡海外。他先后在法国和美国读书和工作，著有《六四日记》一书，创办了《六四档案》、《人权档案》网站和网络《孙文学校》，目前居住在旧金山。
封从德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网上盛传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向中共高层提出平反“六四”一事时说道：“如果真的是温家宝有这种表态，那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知道‘六四’是共产党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滔天罪行，如果温家宝提出来，从共产党的角度，平反也好，纠正也好，当然是个进步，我个人表示支持和敬佩。因为温家宝在中共党内高层提出，他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切实的去推动真正的去落实。”
封从德表示，他个人认为，政治反对派阵营里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他说：“这个罪行是要拿到未来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的法庭去审判的，好像审判纳粹战争罪犯、审判日本战争罪犯一样，不可以轻描淡写的就此了事。审判当然有以功抵过的问题，像温家宝这样的态度，我想人民会给他记功的。但其他顽固坚持的，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封从德指出，平反“六四”阻力重重，并非轻而易举。
“主要的阻力就是权贵阶层。因为‘六四’之后进行过大清洗，中共党内把赵紫阳体系和胡耀邦体系的大量人员边缘化甚至清洗掉，新上来执掌权力的人，这些人是‘六四’的受益者。‘六四’是一场反贪腐、反官倒、要民主的运动，那么这些反对民主利用独裁专制和后来的经济发展，来为自己捞取了很多权利和资产的一群上层人物，也就是国际上广泛流传的500个家庭，他们掌握了中国90%以上的资产，这些人是最大的阻力。”
封从德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在于中共一党专政，包括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包括台湾问题，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问题，当然也包括平反“六四”问题。
他说：“只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才谈得上这些议题。在中共一党专政下，所有这些议题，在我看来都是空谈。大家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联合阵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
宋永毅评薄案即红卫兵内斗 抢班夺权不成终倒台
�源:�子�件
2012-03-29
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任职，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把薄熙来被免职一案视为 “红卫兵内斗”的闹剧。宋永毅根据薄熙来在文革期间策动“红海洋”等事件，和近几年在重庆高调唱红打黑，展现出多年未变的政治性格，最终把自己推向倒台之境。
图片：宋永毅在洛接受本台访问,指薄熙来犯中共”抢班夺权”之大忌.(记者萧融拍摄)
旅美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引述马克思说过的话，视薄熙来遭免职事件为中共党内一场闹剧。
宋永毅表示：“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我把薄熙来的悲剧定位成红卫兵内斗，用马克思说的话即是‘革命事件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时，常常是悲剧;当悲剧第二次被模仿和重复时，常常是闹剧，在薄熙来身上，这闹剧成份非常清楚。”最近几年，薄熙来在重庆高调唱红，强力打黑，宋永毅说，薄熙来旗帜鲜明的极左路线可追溯到文革期间，他还是一名高中红卫兵当时的诸多作为。
宋永毅指出：“文革初期有一批高干子女创立了红卫兵，他们当时有两个‘杀手锏'，其中之一是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打江山，我们要坐江山'，换言之，这些高干子女想要掌权。当年薄熙来在北京四中积极参加红卫兵活动，高唱所谓 ‘毛泽东主义'和造反精神，这就是唱红。当时有所谓‘红海洋'，他们上街张贴毛泽东像，戴起红袖章，把北京城搞得像红色海洋一样，这就是薄熙来等人搞出来的事。”
宋永毅再以薄熙来与同学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突显薄熙来数十年来政治性格并无改变。宋永毅说：“我认识一个薄熙来的同学，这人后来毕业自美国耶鲁大学，这位同学出身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出身党员干部家庭。当年他俩是同校学习，也是薄熙来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之时。薄熙来曾经当众打了这位同学两耳光，指他是‘狗崽子'，可是，薄熙来明明知道他出身是好的，为何又要打他骂他呢?那是因为薄熙来要建立一个专政的红色恐怖，就像后来在重庆打黑一样，当年薄熙来打人两耳光，不是为了‘打黑'，而是‘黑打'，他明知这位同学不是黑五类子女。
今日在重庆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不是打黑，是黑打!我为薄熙来感到悲哀，他几十年来没有进步。”
当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被免职，是为他的极左作风，但宋永毅有不同见解。宋永毅表示：“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的‘左'是导致倒台最主要因素，他之所以倒台和1966年12月老红卫兵倒台一样，就是挟持中央抢班夺权。当年老红卫兵以为已得到毛泽东支持，就想借着唱红打黑挟持中央，结果把毛泽东惹火了，不再用中学红卫兵，把他们全数打成反革命。 ”
宋永毅分析，薄熙来高捧毛思想并大声唱红，令熟悉文革历史，已知他父亲薄一波与毛泽东宿有积怨的一代人深感矛盾和讽刺。此外，薄熙来对权位的意图高调外显，都是走到今日境地主要原因。
宋永毅说：“首先，薄熙来近年在重庆表现出文革时期的行动模式，是对第一次悲剧性革命事件闹剧性的重复。第二，他的问题不在于 ‘左'，而是自以为自己的革命干劲可以挟持他其实撼动不了的中央，这一点和老红卫兵当年犯了相同错误，自以为可以挟持毛泽东。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红卫兵内斗，薄熙来野心之大，想成为‘薄泽东'，想要一人专政，甚至想把习近平搞掉，最后被搞掉的人当然是自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
温家宝提“平反六四”？乐观其成
陈破空 �源:�子�件
三月下旬，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提议重评“六四事件”。这则报道的可信度如何？应该说，比较高。不仅在于英国《金融时报》极高的权威性和信誉度，还在于，报道的内容符合逻辑：温家宝连年提政改，对外有一套说法，对内也很可能有一套说法。区别只是：内外表述，轻重不一。
该报道还指出：温家宝多次提重评“六四”，每次都遭到一些同僚反对，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就是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是众所周知的毛左派，在意识形态上，连年与温隔空叫阵。薄阻扰平反“六四”，符合其本色。
只是，平反“六四”，薄绝不是中共高层的唯一障碍，更高层里，还有周永康或新“四人帮”等顽固派、死硬派。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在薄熙来倒台的背景下，消息应该来自温家宝一派的放风，反映中共权力斗争的常态。
3月14日“两会”结束后的温家宝记者会，最具看点。由于近些年温家宝常提政改，但未见落实，雷声大，雨点小，而被外界讥讽为“作秀”。温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记者会上表示：“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鉴于胡温当政10年，政改未启，经改迟缓，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温家宝也在记者会上表现自知之明：“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在最后一年，我将像常年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这是一种公开道歉的姿态，为中共领导层仅见。对照前任总理朱�基发誓反腐、任内腐败更重、卸任时却毫无歉疚之词，温家宝的姿态，应该说，又进了一步。
正是在这个记者会上，温严厉批评“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第二天，薄熙来就应声落马。这证明，温家宝一派，在中共党内、乃至高层，拥有相当的权力基础，这不仅证明，（笔者从前分析）温已经从第一任的弱势总理，成长为第二任的强势总理，而且预示，自1989年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溃败以来，历经二十余年周折，中共党内，改革派终获重生，且羽翼渐丰。
温家宝并非势单力孤，相信在中央高层，温背后还有人，否则，温不至于自顾自地鸣放如此；高层中，是否有胡锦涛或习近平的默认或背书？尚待观察。在地方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大胆尝试、创立官民和解的“乌坎模式”，也恰恰是对温政改呼声的行动响应。在今年“两会”上，汪洋抱怨：“改革的阻力来自中央”，“我们想改，中央不让改”；还放言：“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国际民主版图日益扩大，国内民众权利意识日渐高涨，都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成长，培植了氛围，拓展了空间。诚如温家宝所言：“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作为政治反对派，我们无须对中共政改抱幻想，但以社会变革的低成本计，也乐见中共改革派有所作为。旁观中共，改革派既然已经成势，政改就应该摆上议事日程。说到“平反六四”，牵一发而动全身，确为化僵局为活局的关键。
对中共改革派而言，或以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安排平反顺序。首先，平反胡耀邦，这在中共党内，共识最高，阻力最小；其次，平反赵紫阳，这在中共党内，更具震动，但也不见得有多大阻力，进而确立赵紫阳于中共经济与政治改革进程中的旗帜地位，取代邓小平。
接着，平反“六四”，顺理成章，此举，不仅能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也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甚至于，感动香港和台湾，相关涉港涉台问题，或迎刃而解；再次，平反法轮功，进而全面保障民众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接下来，化解西藏和新疆问题，尤其，迎接达赖喇嘛归国，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甚至可以考虑让声望崇隆的达赖喇嘛出任荣誉性的国家元首（如国家名誉主席），进而实现汉藏大和解、大团结，重塑国际上的中国形象。
在此基础上，重建宪政，开放言论，解封互联网，废除报禁党禁，普选各级官员……中国民主化，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些中共领导人或担心“清算”，而忧疑于改革。何不放眼南望？已经有一个现成模式可供借鉴，那便是，缅甸改革模式。曾经以血腥镇压为本而备受国际孤立的缅甸军人政权，近年，不动声色地安排了有序政改：从建立名义上的“文人政府”开始，解除对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长期软禁，与少数民族展开和谈，停止反西方宣传，废除新闻封锁，释放政治犯，迎接流亡人士归国，允许反对党重新登记并加入国家政治进程……
缅甸军政府不仅主动展示政治改革的诚意，而且不断推出具体改革的举措。一年多下来，官民互动，朝野和解，国际制裁相继解除；缅甸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转机，“清算”一词，民间并未提起。所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应验于缅甸军政府。笔者还是那句话：难道说，中南海诸公智商，还不如一班缅甸军头？
（2012年3月2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03272012163355.html/
-------------------------
温家宝提出让六四后流落海外的一些人，探亲访友回国看看/樵夫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2日 首发)
温家宝最近提出，六四以后一批学生流落海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不让他们回国，甚至在他们的父母弥留之际，也不让他们回国，见上最后一面；父母去世，也不允许他们回国奔丧，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很不人道的。应该让他们回国，探亲访友，回家看看。这是最起码的人之常情。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是最讲人情的。所以我们不能连这种起码的人情都不讲。再说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而且有些人和六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海外批评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罢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们已经流落海外二十多年了，让他们回国，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温家宝还批评一些驻外使领馆，动不动就把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划入另类，要么取消他们的护照，要么不给他们的护照延期，更不发给他们签证。这种敌视一切的做法太左了！温家宝还说，一个政府如果敌视自己人民的批评，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的。温家宝表示，其实海外敌对势力肯定是有的，可是它也仅仅是一小撮人，不要把善意批评我们缺点的人，都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
但是，周永康对于温家宝的指示非常不满，只是他不能直接反驳温家宝。所以一方面表示会执行温家宝的指示，另一方面又以维稳为借口，拟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甄别标准，此外更拟定了一个有数百人的黑名单，绝对不允许他们入境中国。
据悉，截至目前，仅有十几人因温家宝指示，获得了中国护照的延期或中国的入境签证。
（樵夫，推特：@qiaofu88）
---------------------------
薄熙来倒台，民间期待政改
陈破空 �源:�子�件
薄熙来“下课”，胡温当局强化当地“维稳”。只是，这回，维稳防范的对象，不再是“国内敌对势力”，而是党内敌对势力。重庆大小官员纷纷表态，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他们是被党中央勒令表态，来个“人人过关”，否则，就要随同薄、王一起“下课”。
实际上，中南海对重庆官场的清洗已经开始，薄熙来旧部人人自危。新近加入秘密拘捕条款、将“被失踪”合法化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才刚刚经由 “人大”通过，首先要以身试法的，竟然就是薄熙来、王立军这等中共大员。请君入瓮，这个成语，凝结了多少古典智慧！同期开始的微博实名制，意味着中共对网络控制的升级，左派网站首当其冲，遭到关闭，反对民主自由的毛左派，终于尝到被剥夺自由的滋味。
胡温搬出当年对付陈良宇的老招式：办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却放过上海市长韩正。如今，扳倒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却放过曾紧跟薄的重庆市长黄奇帆。黄“蒙赦”感恩，发誓效忠胡温，要在重庆“统一思想”、“让中央放心”，要帮胡温看住重庆，“严防社会政治事件发生。”黄某属于这种人：被人骗了耍了，还乐得帮人数钱。区别只是，昨天忙着帮薄熙来数钱，今天忙着帮胡温数钱。
中共主张“唯物主义”，鼓吹“阶级性”，强调组织性，要党性，而不要“资产阶级的人性”，长期以贯之，党内早已没有人情，甚至没有人味。不用说文革中互相厮杀，文革后，全党以利益为中心，争权夺利，唯利是图；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毛泽东确定的一条：党指挥枪。其实，那是对外，用党控制军队，进而控制人民；对内，却是枪指挥党，即，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党权、政权。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软禁赵紫阳，凭的都是自己手中的军权；如今，胡温扳倒薄熙来，倚仗的，仍然是手中军权。
枪指挥党，有此法宝，中共内部，自己人对付自己人，比对付党外、国外的敌人，来得更容易。故而，无须惊奇：薄熙来倒台，重庆并无异动而相对平静。
温家宝指控薄熙来，复辟文革。左派叫屈：唱红歌，未必就是复辟文革。然而，右派不也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主张民主的自由派，更被扣上“投靠西方”、甚至“卖国”的帽子。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原本就是中共专长，薄熙来本人，不也精于此？才有以“打黑”为借口、铲除党内政敌的大动作。以路线斗争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从来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实质。
如果说，温家宝与薄熙来两派，当真是路线斗争，那么，这种路线斗争也未免太低级：文革已经结束36年，中共路线之争，居然还停留在要文革还是要改革开放的层次，何其落后，何其低水平！停留在1978年，甚至不如1978年，哪里是与时俱进，简直是与时俱退！
如果今日中共路线之争，是要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是要改革开放还是普世价值？或者还有一线展望的意义。成功扳倒薄熙来的温家宝一派，能否从薄熙来“唱红、打黑”迷雾中跳脱出来，升级换代？薄熙来既倒，民间谈论的，又岂止是民生？温家宝信誓旦旦的 “政改”，能否真正起步？才是民间关注所在。
（2012年3月20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3202012111821.html
-------------------------
打破银行垄断 国有民营并存
2012-04-04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广西和福建等地进行经济运行调研时表示，中央已经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近年来充其量是雷声大雨点小，长期滞后于其它经济领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短板。现在，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打破五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长期呼吁大力发展中国民营银行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教授表示，这并不是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方面政策的突然转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加大改革力度的时机更加成熟。
“在这几年民间已经汇总了三百多家民营银行了，而且经过一番试点之后，已经找到了开放民营银行的道路。主要是以推出法规作为前提，在批准一家新的民营银行之前，当它把推出之前的所有程序都做好，并且进行资本充值率监管。只要做到这个，多放，不要说是三百家，放两千家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把现在中国的地下金融全部摆到桌面上进行规范化，而且打通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这个事情是在按部就班，稳稳当当地做着，已经做了有十年之久了，并不是说现在来个突然的转变。”
中国有媒体星期三评论说，银行垄断在中国导致无法回避的两大恶果，一是国有银行赚取巨额利润，二是垄断致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贷款难。
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近日公布的2011年净利润总额高达近7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赚取接近19亿元,比石油和烟草两个传统的暴利行业还暴利。
认为打破银行垄断利国利民的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宋圭武提醒，打破银行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注重监管和诚信制度的建立。
“目前我们国家的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尤其缺乏诚信。所以在打破银行垄断的时候一定要健全规范管理体制，尤其是民间融资问题一定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来。现在一方面放开资本市场，有可能提高流动资金的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引发许多由于诚信缺乏而导致的坑蒙拐骗的问题。”
当问到这次温家宝总理说破除银行垄断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最终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宋教授表示，这取决于中国政府高层的决心有多大。
“只要中央下定决心还是可以的，中央高层坚定决心是最关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秩序是垄断行业，各个行业都在互相博弈，看哪个能左右中央高层的政局。这回中央还是统一了思想就是准备打破这个垄断，总之方向上有可能加快这个步伐。”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近日有报道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掌门人在中国政府中都拥有高级行政职位，同时在中共党内也拥有强势地位。
不过，徐滇庆教授表示，打破银行垄断的格局，进入金融领域的民营资本与国有银行所起的作用是相互补充，而非迎头竞争。
“大马拉大车，小马拉小车。大家并不是处在一个竞争状态，而现在中国有大量的金融业务是四大国有银行无力去做，而且也做不好的，这个就交给民营银行来做。这就和咱们工业企业一样，比如说铁路、交通、通讯、石油现在还是交给国企来管的。但是其他的没有涉及到资源垄断问题的应该完全放手交给市场做。就是说不要去禁止民营银行的发展，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以前过于谨慎，根本不允许民间资本来涉及金融业。”
中国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过半，但广大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在中国只有三到四年。中小企业寿命不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短缺，融资无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 * * * * * * * *
温家宝：高层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
记者: 张楠 | 北京 2012年 4月 04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份在北京“两会”后举行记者会(资料照片)
中国政府高层决心打破少数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中央已就此统一了思想。
在国有银行垄断下，中国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迫使它们不得不转向私人借贷。但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些民营企业处境艰难，无力偿还民间高利贷，导致债务人走的走，藏的藏，甚至飘洋过海逃往国外。
*温家宝：引入民营资本 打破国有垄断*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开始在浙江温州进行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的试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星期二在福州调研时表示，温州试点的一些成功做法，要向全国推广，有些可以立即在全国实行。
温家宝说：“现在所以要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体系，根本来讲，我以为，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在温州进行试点。”
温州有40万家民营企业，被称为中国私营企业的摇篮。可是那里的大银行宁可把钱贷给国营企业，也不愿费时费事费力借给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民营企业。
去年，90多名负债累累的民企老板被迫藏匿或出逃的事实，给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温家宝总理星期二表示：“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能贷得来，而别的地方很困难。”
*金融垄断弊病多*
有分析认为，金融垄断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银行业的巨额利润，用温家宝的话说，就是赚钱太容易；二是金融短缺。
中国《新京报》说，在美国，以银行命名的机构有8500多家，而中国称之为银行的机构只有300多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村镇银行更是奇缺，仅有10余家。
难怪地下钱庄见缝插针，趁机发展起来。路透社说，地下信贷的利率高达100%。2010年3月底，中国地下信贷市场的规模为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整个信贷规模的5.6%。
长期以来，如何对待国企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决策者争论的焦点，有人主张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另外一些人则呼吁“国退民进”，扶植私营企业。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仲大军表示，如果完全打碎国企的话，那么在强大的西方企业面前，中国企业很可能不是对手。
*仲大军：适度民营化 避免走极端*
另外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且有钱有势，高福利，高待遇，以致形成腐败。
仲大军说：“我想各种方法都应该尝试一下，特别在银行这个领域，改革30年来一成不变，始终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能不能适当的尝试更市场化一些，更民营化一些。”
仲大军反对过于极端的方法。他说：“欧洲正在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向国有化的趋势发展。中国银行现在是高度垄断的状态，反而要适当的民营化。太私营化了也不好，太国有化了也不好，要适当地互相调整一下。哪一极走得太极端了都不好。”
中国政经形势今年面临一系列挑战。温家宝上个月在人大会议上表示，要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改革能否奏效需拭目以待*
温总理的任期已经进入最后一年，一些观察家对他的期望值开始下降。仲大军表示：“能不能适当更民营化一些，是多少年一直讨论的事了，到现在也没有起色。光说不干没用。温总理这次说话能产生什么效应，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过，按照温总理的说法，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统一了思想。仲大军说，既然如此，当局应该会推出一些可行的举措。
相关文章
国有银行金融垄断 中小企业高利贷敲门
中国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断链再次表明，金融垄断是背后的主要原因，不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垄断，民营企业的发展就会困难重重。纽约时报1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经济降温，高利贷来敲门”的文章。
网友评论 (11)
ll cc 2012年 4月 04日
温家宝还是没说到点子上：什么银行垄断？问题是政府控制金融，官办金融，官商勾结，将银行的财富分配机制发挥到了极致。迄今为止，从央行到国有商行，再到一般商行，都没有认真改革，老百姓与银行长期不对等，利益被银行压榨。这也回答了中国到现在是不是市场经济！
2012年 4月 04日
打破党垄�先。
实事求是 中国 2012年 4月 04日
想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铲除和消灭独裁专制的共匪流氓政权，建立民主自由联邦政府。
自然上海 法国大巴黎 2012年 4月 04日
温家宝还是走邓小平的老路，解决不了最根本问题，不用法律去解决。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法律是对人人，法律不是对个人和局部。千万不要再人为的制造地区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已经30年了，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动力了，必须要靠法律去解决问题。必须先政治改革一人一票选举，有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繁荣。如果靠政策能解决问题，温州经济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现实。温州经济的失败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简单地讲就是没有法律保障私人经济体。温家宝这条政策，我认为是为了其个人目的，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哈哈 2012年 4月 04日
民主化政治变革无望那就给点实惠打破国有垄断、实行金融改革吧。
u 4 2012年 4月 04日
温州的民间信贷乱象把中共逼得没办法了，只能开放民间资本进入。
中共牌坊 中国 2012年 4月 04日
共产党不下台 永远是一句空话
2012年 4月 04日
在我心里温总理已经干的不错了。下一个不期望超过他，能及七成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诚如美国之音所说，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改变的。官场、社会那个不讲关系。至少温总理卸任之前也不遗余力。中国人多，事多，关系多，问题更多。我怎么都觉得我们温总理比你们美国总统办的事多。
白头翁 乌干达 2012年 4月 04日
中国今天要改革的，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百事待兴！喊改革也喊几十年，但其效果就是为那些各方诸侯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最后是借改革之名大施贪污，上上下下同流合污！高铁是好事，但大小贪官一经手，就会成为危险工程！豆腐渣工程！所以真的改革应该首先从人民监督开始，那种左手管右手的是没有效果的，“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财产成了党的私产，要是银行私有化，那些贪官更是乐开了花，今后洗钱就更方便了，更进一步还可以自己在幕后开办几个私人银行！
早该如此 2012年 4月 04日
不要求国企退出，关键要允许民企进入
信成 天津 2012年 4月 04日
希望打破银行垄断后，马上打破政权的垄断！！！
----------------------------
人民日报透露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3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洪深
（参与2012年4月3日讯）《人民日报》昨日（2012年4月2日）强调“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 透露中央和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人民日报》昨日在四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引起强烈反响——统一思想凝共识 稳中求进谋发展》文章后，凤凰等各大官网均以《人民日报：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为题显要转载。文章说：“ 3月29日、3月31日本报先后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集中精力把两会精神贯彻好》、《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各部门党委中心组纷纷把文章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大家普遍认为，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有助于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尤其在当前社会上出现一些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文章准确体现中央精神，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利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了稳定人心、团结鼓劲的积极作用。”
一些网民分析，表面看来《人民日报》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报道全党对人民日报提出“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的重视与共鸣，但凤凰等官网却改其题目，突出全党恐惧“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这就说明代表中央的人民日报与各地党政官员，都在感觉类似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风波“，又在逼近重演了。
专家指出，官网敢于将《人民日报》有所遮掩的“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直接挑明，表明中共又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危急关头。清明期间是否会有因祭奠文革死难者和六四殉难者而引发的大波动，六四期间是否会全民要求公决平反六四的逼宫，都存在许多可能性。从历史来看，《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往往是乌鸦嘴，忧什么就真来什么——文革晚期人民日报曾发文章担忧文革会被否定，资本主义将复辟，结果就真有了“十月春雷”！
2012年4月3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
请新华社为自己造谣、传谣、违法辩解/清流浦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3日 来稿)
2012年04月02日新华网发表署名石一的文章『要坚决对谣言跟风者说不』（以下简称“谣言跟风”），为配合权力方抓捕普通民众，压制网络信息提供理由。本文在此给新华社背书。
一，『谣言跟风』说，“跟风传谣不可取。造谣违法，传谣同样违法。”此话对一半，错一半。“造谣不可取”原则上正确，而说传谣涉法则属于不懂法。说“传谣违法”的法律根据是什么？『谣言跟风』作者滥用违法恐吓信息传播涉嫌违法。
二，自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千呼万唤“新闻法”，但国家就是不出新闻法，现在来给信息传播扣“造谣、传谣违法”的帽子，是谁违法？！不为者违法。
三，『谣言跟风』一文混淆了两个概念：谣言与不确定信息。当一条信息不确定之前，如何能定性为“谣言”。否则天下大乱，人人都可能成为“谣言者”。『谣言跟风』说他人谣言，依据只是自以为是，其实，『谣言跟风』作者石一有什么依据证明自己说的话不是“谣言”？！交流不确定信息无罪，以传播不确定信息抓人犯法。
四，新华社应该被追究的三项责任。
其一，在不确定重要信息传播期间，新华社不及时发布真实可靠信息，导致不确定信息流传，应该承担失职责任。新华社是政府机构，使用国民税赋工作，有义务及时为国民报道重要事件的真实信息。新华社应该对信息报道工作向国民述职。
其二，新华社要为国家信息真实性和公信力丧失承担责任。远的不说，新华社在1960年大饥荒时期大量发布虚假信息，在文革中积极配合“四人帮”制造冤假错案，在四五运动、六四血案中说假话，做虚假报道；每次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时期都扮演权贵压制信息的打手，使国家信息机构传播可信度降至为零；如今搞到连官僚们都不信新华社。
其三新华社要对国家信息机构使用文痞负责。新华社在文革后依然使用姚文元式的文痞、打手，使用文革思维和语言，推行封建意识形态，遮掩国家真实信息和大量事实真相。
五，『谣言跟风』文证明新华社依然是从属于专制者的专制工具。新华社恶习不改，网络信息传播就是国民对抗信息封锁的有效武器。
附：新华网：要坚决对谣言跟风者说不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02日10:34 新华网
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近期网上谣言的查处结果，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6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网上一片叫好声，网友皆称“造谣传谣者可恶，理该领罚”。也有争论。有的说，“造谣者该罚，传谣者似可网开一面”。但马上就有人反驳，“造谣固然可耻，传谣一样也不光彩”。
我赞同后者。
传谣就是跟风。“风起于青萍之末”，造谣者是源头，跟风传谣者是助推，使谣言广为扩散。
谣言跟风者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一点点小事、一些只言片语，被跟风者接力编造、层层放大，最后变成天大的事，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据网络媒体透露，此次所传“北京开枪”的谣言，原是某作者为电台编写的节目台词：“一声枪响，明天又是特大新闻”，并发在自己的微博上。这个虚构的句子，被好事者无限联想、编撰，最后变成“北京开枪，出大事了”。无独有偶。几个月前，媒体披露了有关部门查处的一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某军事论坛的网络编辑看到论坛帖子里有“铁鸟回光返照、化作青烟”的诗句，又结合其他网民的只言片语，竟编造出“空军掉了一架飞机”的“爆炸性”新闻，此消息又被一些喜好谣言的“重口味”外媒广泛转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此谣言与所谓“北京开枪”的谣言炮制出笼过程是何其相似！所以，一定程度上讲，跟风者就是造谣者。
谣言跟风者的特点之二，就是“集体无意识”。造谣者少，传谣者众。一些人热衷于与他人分享所谓“小道消息”、“政治段子”，又相信法不责众，因此便放心、踊跃地到处转贴、广而告之。有意无意间，许多“坊间传说”、“京城耳语”得以广泛流传，以讹传讹，扰乱视听。可以说，没有跟风者配合，谣言不会传播扩散得那么广、影响那么大。造谣者和跟风传谣者，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谣言跟风者的特点之三，就是好奇、从众和喜欢起哄。看到网上谣言，明知漏洞百出、可能性极小，但仍然怀着极大的好奇，在微博客上打听、求证，参与起哄。特别是一些网络名人，其粉丝数量众多，一条微博“广播”消息，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听众，虽本人也许无心传谣，客观上却起到了传谣的效果。这类名人的举止，倒是让人看到了某些名人的弱点和毛病。
造谣者和跟风传谣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互联网是公共舆论场，人人都有权在网上发言，但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造谣者也罢，传谣者也罢，拿社会安全稳定的大事“找乐子”、“逗焖子”，不仅是对社会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十分有害的。在世界各国也都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两名英国青年准备去美国旅游，行前在美国微博客网站推特上放话：“要炸平洛杉矶” ，“把玛丽莲•梦露挖出来”，结果一进洛杉矶国际机场就被美国警方拘了起来。尽管两人反复解释只是个玩笑，但仍然被关了17个小时，并于次日被遣送回国。这件事对广大网友来说，应该有所启发吧？
总之，跟风传谣不可取。造谣违法，传谣同样违法。(石一) [博讯来稿]
------------------------------
主题：改革“发改委”迫在眉睫
作者：杨国英 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日期：2012-3-29�源:�子�件
在呼吁中国须加大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里，许小年可能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在3月25日召开的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许小年剑指发改委，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
针对发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里已屡见不鲜，在去年9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张维迎即指出“自从成立发改委后，中国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缓”。而此番许小年的“解散发改委”言论，其字面逻辑则显得更为彻底一些。
不可否认，自2003年5月发改委成立以来，其对宏观经济的统筹、区域经济的平衡，以及产业分布的调整上功不可没。而其在快速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是一度让包括非洲等落后国家、甚至欧美在内的市场化国家奉为榜样。
但是，在承认发改委部分功绩的同时，我们不宜“一白遮百丑”，从而忽视其巨大的负作用。发改委的负作用，最为核心之处即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不仅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的审批，而且还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
发改委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全面渗透，以致其一直被戏称为“小国务院”。而其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已造成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还大幅增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以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为例，物价调整本应商务部最具发言权，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应更具专业性;再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为例，当下项目投资走完全部审批流程，最快也要10个月时间;最后再以违背市场经济属性为例，由发改委主导包罗万象的物价审批，尤其是事关食品、消费品等价格的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还使近两年的通胀治理已然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
从市场主体的事实层面看，正是因为发改委具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且在资源配置的实施中过于向国企倾斜，从而导致当下“国进民退”的日渐严重，而以民资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体，自去年以来“倒闭潮”更是频频发生。
从宏观经济的现实趋势看，发改委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主导部门，在其快速应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仅使当下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通胀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发改委经济运行层面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资源配置对国企的明显倾斜，其实质呈现的更多是“计划”的影子，而非真正彰显“改革”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称进行字面解构，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对市场化改革的事实阻碍，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过“发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称解构，不难看出当初成立时“改革”为“发展”服务的逻辑设定，亦即是说，只要“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得到实现，“改革”可以相对忽视、乃至阶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能够长久存在吗?依赖行政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能够不带来隐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之于当下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已趋下行通道、出口顺差更是4年来降幅最大高达47.5%，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债务、银行潜在坏账率、通胀水平的“三高”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下，市场自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已经持续萎缩。此外，过于违背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干预，亦已严重弱化发改委之于宏观调控的核心职能，比如，近年来，其调控通胀，物价却屡屡攀升，其调控房价，房价却企高难降，其调整产业结构，真实成效却微乎其微。
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亟须改变，在其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同时，应彻底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应逐渐向具体职能部门过渡，其与微观经济牵涉的具体事务，应尽快纵向转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转移给市场中介组织具体操作。
而如果深究发改委名称的设立逻辑，则有必要将“发展改革委员会”变为“改革发展委员会”(即“改发委”)，甚至可以直接改为“国家改革委员会”(“国改委”)，从而从根本上明确“改革”之于发展的结构性、且现阶段无法回避的意义。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
姚明、红二代解读收入、欲望与幸福感
记者: 方方 | 华盛顿 2012年 4月 01日
姚明(资料照片)
曾经年收入将近4千万美元的前NBA球星姚明在中国一个青年领袖会议上被质问其高收入是否合理。在另一方面，一位与会的前白宫高级官员说，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怎么工作却拿到很高收入的人”。
*姚明反驳芮成钢对其收入质疑*
前著名NBA球星姚明星期天在参加2012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时被主持人问到他曾经“年收入4、5千万人民币（此处数字为主持人原话）”，而扬州市市委书记年收入不到20万，为什么“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回应，两人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主持圆桌会议的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追问姚明能否将其收入和与会的前美国官员韩磊做比较，以及做投行和做经济学家的两个教育背景相同的人为何收入差距巨大。姚明表示，“每个行业背后都有自己的背景和制度。”
*前美高官建议关注不劳而获者的收入*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的主任韩磊(Pau Haenle)本人在会上表示，自己虽然挣得没有姚明多，但他“一点都不恨姚明”，因为姚为社会贡献了很多，韩磊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怎么工作却拿到很高收入的人。”
*李鹏之女：攀比和欲望是导致不幸福的因素*
这次“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的主题为“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姚明认为幸福在于上限与底线之间，上限是控制自身欲望，底线是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
对于“欲望”，中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前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作为此次圆桌会议的特约观察员表示：“攀比和欲望是不幸福的因素”。 “官二代”、“红二代”在垄断企业或裙带企业中担任要职、以权谋私一贯广受社会抨击。
*建议学习幸福的贫穷小国*
芮成钢在会议结束前的总结发言中援引不丹为例，希望所有人思考为什么这个人均GDP只有一千多美元的小国却能跻身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列。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2010年对全球155个国家调查后发布“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榜单，丹麦、芬兰和挪威位居前三，而GPD总值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的排名为125。
相关文章
从革命儿女到红色法拉利 太子党接班民可安？
网友评论 (10)
至良知 中国大陆 2012年 4月 03日
违背良知不能赚大钱，只能赚5毛！
joe china 2012年 4月 03日
姚明收入越多，证明他的贡献越大，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但垄断国企的高官是靠有背景上去的，对他们的一切收入都要问一个问号。
是也 大陆 2012年 4月 02日
姚明四肢发达，脑子也聪明，知道违背良知能赚大钱。
中国人 中国 2012年 4月 02日
低能儿李鹏之低能子女们为何如此�心人类？总有一天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者动物园。
哈林 联合国 2012年 4月 02日
李鹏之女也配说话？她老子就没人性。普通老百姓的女儿怎么当不上国企董事长啊？
2012年 4月 02日
清明节到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 ☆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么？ 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问：劳动人民还当牛做马吗？ 答：不劳动了，都下岗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 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扬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 答：都改当公安和城管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么？ 答：都入党了。 ☆雷锋问：那资本家呢？ 答：都进人大和政协了！ ☆刘胡兰问：同志们都藏好了么？ 答：都隐身上网了 ☆毛xx问：大家现在都在忙什么？ 答：都在斗地主 毛xx：那我就放心了
2012年 4月 02日
环境崩溃 黑龙江旱区大力节水增粮
维基揭秘 CHINA 2012年 4月 02日
“攀比和欲望是不幸福的因素”，李小琳此言谬矣。专制强权不合理体制、倒行逆施、腐败、社会严重不公才是不幸福的主要因素。体育、艺术界明星过高的收入也是不合理的因素之一，一个歌星、小品相声或魔术明星的收入远比作品创作者高就是一种不合理现象，因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远比创作者或科学家来得低、花费的心血来得少。
2012年 4月 01日
那些太子党就是现中国的最富有的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权力、批文发家致富，不象姚明靠自己打拚而成功，所以才会使中国人产生仇富的心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权贵阶层靠的是掠夺民众的利益（如强拆）而成为富翁的，所以民众才会心理不平衡，才会反抗。
------------------------------
乌有之乡创始人倒戈 要求查薄熙来政治献金
中共“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近日倒戈，不但与其他“左派”的纷争升级，还要求重庆公布赞助极左翼的情况。图为杨帆新浪微博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大纪元2012年04月03日讯】中共“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近日倒戈，不但与其他“左派”的纷争升级，还要求重庆公布赞助极左翼的情况。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自曝收受重庆100万元“课题费”后，“左派”阵营接受薄熙来政治献金问题备受关注，杨帆的呼吁如火上浇油。 广州《时代周报》上周报导，杨帆接受该刊专访时声称，其目标是“要把乌有之乡封掉，把张宏良（左派学者）送进监狱”。但杨帆随即在微博发表自己的专访问答版，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强调自己的目标是：“清除极左、发展中左。”
据《苹果日报》的报导，杨帆的专访问答版至少透露了两个杂志版未刊登的消息：一是杨帆声称：“上边可能有意保留乌有之乡，作为左派力量制约右派。”二是杨帆要求重庆公布对极左翼赞助情况，“左派哪里来的钱？无论是来自打黑抄家还是财政，必须要全部公开和清退。”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后，毛左的“乌有之乡”一度封闭，近日又爆出内部内讧，“乌有之乡”的创站元老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他们这群人。他甚至表示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而“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则指责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
之前，曾经有“乌有之乡”的管理层人士承认：“3月15日下午我们也接到政府有关方面的暗示，告知网站面临生死危险。后来经过抢修，网站内容做些调整，始得以恢复。”
“乌有之乡”现在新发表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是力挺薄熙来和所谓的重庆模式的文章，及继续散布反美言论。其中有司马南的重庆打黑的成就谁能否定？“重庆模式”与“科学发展观”、重庆经验不容折腾、宋鲁郑：对重庆模式盖棺定论为时尚早、重庆共富发展路线是中国未来唯一出路、崔之元：我对重庆的看法不变等等。
杨帆本人也一边高叫左派“不能拿着重庆的钱干扰中央的部署”，一边继续赞扬重庆模式“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重庆利益格局”。
（责任编辑：林锐）
------------------------------
主题：“乌有之乡”分崩
作者：徐伟,巫秋君,李活妙
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日期：2012-3-29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 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 “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 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 “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
主题：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作者：杨帆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4-1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 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杨帆：不知道。后来就说不清楚了。
记者：我看书店里面卖的书好像都是以红色经典为主。
杨帆：不是。什么书都有。我自己也买过很多书。我有一个广州开发区的朋友，我向他推销，买了三次，每次上百本。在前期完全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发起和赞助。
主要几次大事件我出的主意，都取得了成功。基本思想是中左的。当时的主要思想来自“经济学非主流派”，乌有之乡只是一个平台。以后才自己主导思想路线，走向了极左。
1994年经济学非主流，到2004年和2005年，是中左思想的成功和胜利，是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当时上边政策比较右倾，理论界是新自由主义控制。我站在中左的立场上是正确的，策略也正确，所以取得了成功。
记者：现在有人怀疑乌有之乡背后是否有政府经费的支撑。
杨帆：我就不清楚了。上边可能有意保留乌有之乡，作为左派力量制约右派。这是错误的。利用极左制约极右的基本考虑是不要民主，上边不喜欢中左和中右，宁愿让极左极右打来打去，形成几年一次的思想和政策震荡。2004年就是极右闹事，这次是极左闹事。希望中央能够通过这次总结教训，支持中左中右，走民主法治道路。
我提出重庆方面清查经费，张宏良马上就急了，策划一小撮人在网上谩骂。
记者：是不是说重庆出钱给他们?
杨帆：我哪里知道?我要求重庆公布对极左翼赞助情况。马上炸开锅。左派哪里来的钱?无论是来自打黑抄家还是财政，必须要全部公开和清退。
记者：据您所知，现在还不确定，就是有可能有?
杨帆：我不知道。等重庆答复吧，大家可以呼吁。
乌有之乡今年1月1号，请了一千多人开会。一说要查经费，他们就害怕了，谁的经费都应该公布，这是国际惯例。说什么“网友捐赠”，要公布是什么人。经费的事，我提供不了更多消息，关键是敦促重庆公布。
记者：我看司马南在微博上说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他说“只有我资助别人，没别人资助我。”
杨帆：我不知道。
记者：单纯从乌有之乡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讲，乌有之乡网站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收入的话，它的唯一合法收入来源只能是卖书的钱。
杨帆：根本不够。现在要求他们把赞助的钱公布，看看是不是跟重庆有关系。
记者：谈谈千人大会吧，它是什么性质，你是怎么评价?
杨帆：这个就不用问了，你自己去看看我的新浪博客。是张宏良先点我的名，要封我的嘴。
他们这伙人骨子里信奉文化革命，在活动中间有意识加入文革思想。比如对茅予轼不叫起诉，而叫“人民公诉”，这就是文革语言，且变成行动，50000人签字，是一次文革性质的发动。张宏良号召抓汉奸，是更大的一次正式发动。“汉奸”，已经成为他们打击他人的口头语。
我杨帆一贯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我1995年第一个提出增加军费，1998年出版《大国战略》，这是第一个提出大国概念的;2000年最早提出国家安全，以后提出国家战略产业。敢骂我是汉奸，这谣言也造的太没边了，只有疯狗才能这样咬，这是诽谤名誉，我要把他们送上法庭。
记者：你说他们是张宏良背后的一些跟随者，把乌有之乡夺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 2006年很有影响了。来了一个人，是文化革命三种人，现在他没骂我，我也不点他的名。
中央定了几十万人为三种人。是陈云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算学生，在工作单位里当头，有武斗，打过人，有人命的。大多数人戴了个帽子，像反右派一样，这次是反左派。三种人不许调工作，不许当官。辞职可以，评教授可以，政治权利都有。要调工作，调查是不是三种人，有没有参加法*功，这三十年还没有放。对三种人内部整得极其严。
那人是三种人，没工作，跑到乌有之乡，说文革中林彪、张春桥、江青做得对。我坚决把他赶走了，当时我说话还管用，我找了政府的朋友，请韩德强范景刚吃饭，对他们说，这个人不能在这里讲，删除所有为文革翻案的言论。当时他们心理不愿意，但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后来他们自己闹翻了，此人就走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2006年，张宏良有备而来，那段时间每天都发两三万字，他带几个人当托儿。到处讲演，在开会有几个人帮他骂。
在去年7月，乌有之乡开什么学术文化讨论会，完全是张宏良的人在控制，一个河北老刘在会上多次喊“张宏良是左派领袖!”我制止他们说，这哪像学术会议? 此人站出来破口大骂。我退场抗议，他们说“赶快滚蛋”，鼓掌欢送。我说你们是左派历史虚无主义。张宏良装着没事。当时我感觉这个人是阴险的煽动家阴谋家。有年轻人注意了张宏良七八年，原来是右派说普世价值，没什么名气，是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是不是做股票亏了?看到乌有之乡起来了，就到这里来了，表现挺积极的。我说张宏良不错，拿他当兄弟看，还请他吃饭，他叫我杨老师。
我找左大培韩德强签名修改《物权法》，致两会，我起草的信，我说把张宏良也写上，我挺提携他的，他很感激，说杨老师谢谢您。他们三人思想比较左倾，我说这次上书我来写，你们签名。最后成功了，物权法修改采纳了我的提议。之前半年，有六百多左派签字中央都不采纳，因为他们极左。
中左领导全赢，极左领导就全输。
张宏良后来不断煽动。我不断提醒他们，但他们不听，我的底线是不能给文革翻案，不用阶级斗争语言。我有中左说法，我也批判极右，说得比他们到位，更有效。
极左说法，右派根本不理，中央也不理，最后就是煽动老百姓，社会基础转移到边缘知识分子。他们社会基础并不大，只是利用了网络。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这些人当不了官，下海失败，没正式工作，有文化。他们不是穷得没有饭吃，有的还有车，但很多人家庭分裂，没有小孩，就一个人生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心理上受不了，失魂落魄。
记者：你在乌有之乡是不是一直都比较主要的身份呢?
杨帆：我在学术方面是主导，前期组织了一些重大活动。
核心的问题是，操作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前期他们太年轻，当然是比较听我的。
他们掌握财物，包括组织活动，请谁不请谁，都是他们说了算。真正操控的是他们两人。他们想请谁就请谁，不想请谁就不请谁。前期我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也听。以后他们私下里背着我搞很多活动。我不赞成的他们也搞，我就不参加了。我发现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排挤我，比如说给每个学者设专栏，就不给我设，把我挤到一般专栏。他们三个月在首页推出一个学者，推了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推我。我的文章发过去，有很多不发不回复。很多这样小动作。开纪念成立6 周年的会竟然也不请我。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帆：2007年开始的，后来越来越疏远。郭松民组织学术活动，对我很尊敬，虽然他自己宣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重庆模式证明了共产党传统模式可以成功。这次我让他带话韩德强，组织创始人开会，反思极左，韩德强置之不理。就是不想反思。
2011年我和张宏良吵架那次，乌有之乡学术组织者换了人，是一个法律博士后，此人宣布法律都是骗人的，据她调查完全是帮助权力资本欺负老百姓的。我批评这次不像学术活动，她给我发邮件说，本来我们就不是学术性的，根本没有诚意。
他们元旦开千人大会，也不通知我。意图就非常明显了。这是搞组织行动的会议，张宏良做政治报告。我如果去了，我能让他们干吗?这就是他们一定要排挤我的原因，完全是思想路线不同，哪里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怀疑他们参与了重庆方面的政治活动。再次呼吁重庆方面进行清查!
此时王 还没有出事。他们现在大骂我见风使舵。当时是什么风?极左之风最盛!多少人都卷进去了?对重庆进行政治投靠。拿钱。以后揭发出来你们会大吃一惊!我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没有拿他们一分钱，一直坚持原则，一再批评劝告，可惜他们不听，却和极左互相呼应。
如果听我的，怎么会一败涂地?
记者：网上这些文章都要给稿费的吗?
杨帆：一分钱没有。我们都只掏钱。没有拿过一分钱。
记者：是这些学者主动把文章给他们，然后他们发到上面?
杨帆：是的。后来就不知道了。他们有钱也是从这一二年开始的。有钱了他们就更左了，更不听我的了。
记者：也就是说，从2006年张宏良来了之后，慢慢地在乌有之乡占据了一个主导的位置。
杨帆：是的。实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操作的，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把张宏良放进来当煽动家，排挤我的学术地位。我是他们推行极左的主要障碍，我把握中左方向。他们搞签名我都不参加。
张宏良来了把中左变为极左。篡权，是指篡夺话语权。李北方这样的人进来瞎掺乎，他在广州知道什么?
有些老左派朋友虽然思想极左，但是因为比较老还有道德，不公开跟我顶。2011年7月见面，他们非常亢奋地和我说，左派能有今天大好形势，我们不会忘记你杨帆，在左派最困难的时做的贡献，你是最有战斗力的。
我说，你还有良心，不像那些小年轻拿我当障碍。但左派有什么大好形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留神乐极生悲，唱一出历史闹剧。
结果如何?被我说中了。
韩德强范景刚在背后搞小动作，扶持张宏良，把我赶走，排挤王小东，利用黄纪苏、祝东力。这些都瞒不过我去。
记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就是想搞极左。骨子里从来就是极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喜欢马克思，但喜欢文革。
记者：他们是如何绑架整个左翼和重庆模式?
杨帆：张宏良在网络上煽动，带着死党参加会议。就这样绑架。
我去年7月份特别找韩德强谈一次话，要赶走张宏良，纠正极左的错误，韩德强根本不听。完全是思想路线之争，现在为什么要否认，说成是个人恩怨?我和他们有什么个人恩怨?根本没有。他们比我年轻，我一直说他们是未来左派领袖，不希望他们走向极左，是为他们好。
韩德强也被形势冲昏头脑。他说，党已变质退化成官僚资本主义和汉奸买办。改良改革没效果，要依靠人民革命。我说我是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应该有发言权。他说，没有发起人。现在左派有了领袖，形势不同了。现在的极左都是网络造成的，和他们无关。
总之，真的是完全冲昏了头脑。
2011年7月份，有老左派写长文，力图整合左派内部思想，提出口号“共富为纲领，西来当总理”。策略说的很清楚，利用社会矛盾，闹事逼中央分裂。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文人。对形势判断是错的，方法也是错的。
就是在 2011年7月，乌有之乡完全实现了中左向极左的转变。标志就是这篇文章，韩德强谈话，张宏良和我打架，特别是元旦政治报告。
我发微博警告，这是害薄。不要搞历史闹剧。
这都是王出事以前说的，见什么风使什么舵?
那时候，真正的风向是极左。我是开顶风船的。
记者：您现在对重庆模式有没有新的看法，就是重庆事变之后?
杨帆：我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看法，没什么变化。我在共识网上已经发了两个月了，把我去年的微博和我几次会的发言都整理出来，很长。那时点击就上万，今天晚上会更高。
重庆模式以去年2月份为分水岭。
那以前它是民粹主义模式，用警察抓人，政府干预，干部实行共产党传统作风，依靠领袖个人权威，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重庆利益格局。特别是打击了有钱人和腐败干部。
保留一部分国有企业做主导，暗含因素。可能出现权力不受制约，安插私人。前提是能限制腐败。这是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占主导甚至还占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点是政府强，市场也强，两个都强，这就需要唱红，创造气氛恢复共产党传统作风，让党团干部去联系群众，做准备工作，我认为做得很成功。只是不能持久。
第三点就是用警察，用群众揭发。群众揭发并不是群众运动，这和文革不一样。鼓励群众揭发、提供线索，接着用这个线索让警察去核实。不能认为全是逼供打人出来的，他有基本的线索。
4月份以后，主要错误是抓律师，和北京极左派结合。
记者：这个群众揭发和过去的斗私批修有什么不同?
杨帆：当然不同。群众揭发是依法揭发。法制社会没有证人还干什么?西方那套东西说得好听，没有证人，你就谁都逮不着。你说保障人权，但你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权，你保障的是犯罪分子的人权。
记者：现在重庆唱红打黑可能争议最大的是打黑，有人说是黑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杨帆：发动群众揭发没有问题。重庆市长发了个信封，绝密，请你揭发问题，前提是相信薄 ，一般的政府老百姓信不过也不敢。这很有效，确实薄很有威望。不能说什么好事都没干，那不是事实。在揭发这一点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实名。历史上许多积案也有线索。王特能干，效率就是高，抓人多。这是打黑的特点，比其他的有效，因为发动群众了。发动群众不是抄家，是让群众揭发，这是正确的。
记者：这里面有没有程序不正义的地方，有没有冤假错案?
杨帆：揭发就是程序，完全正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讲法治是假的，没有效果。别的地方就抓这么几个人，重庆就抓那么多。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全国以后抓腐败也得用重奖。汉武帝武则天都重奖奖励揭发，不问动机。奖励额还要非常高，要不人为什么要揭发?核心就是没有证人这一点，他解决了。
第二点是警察刑讯逼供，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可通过法律程序，让律师进行复查，有多少纠正多少。
第三条，不能够干预律师去办案。李庄这件事去年4月份我正好在重庆，听了检察院的说法、教授们的说法，中产阶级都不支持。以后又打电话问了问北京一些朋友，他们也说做得不好。所以我5月份在共识网周志兴请我去讲重庆模式，我说我是这书作者，但我写书的时候，没抓李庄第二期。第一期已经判了罪，怎么二期还抓啊?政府整律师怎么也站不住脚。整黑社会如果有错，要放的还得放。整律师怎么说也没大意思，刑满还不让出? 这件事我认为是重庆模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为什么?这是历史规律，凡一个人太顺，他就经不起挫折。他没想到会受挫，一旦受挫会继续犯错。比如说1988年抢购风之后变成政治动乱。比如顾雏军2004年纯粹就是他自己犯错，到香港起诉郎咸平，让人家交不起律师费，让他破产，这就没必要了吧。兵败如山倒。
抓李庄的错误非常大。我一再地劝重庆说，赶快向右转。细看我的博客，一步一步，说到后来越来越厉害。最后我说，千万不能勾结北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要用中派学者，也包括中左中右。我特别把萧功秦请去看重庆，看了之后都说好，很可惜重庆也不听。我说的东西他们都知道，就是不见我的面。到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局内人都知道，说真听杨帆的了，搞民主法治。我说好，可惜晚了半年。
这是10月底我想帮它转型，把萧从上海请到重庆。包括黄纪苏，提出一些建议不要再唱红，改为社会主义新文明。
重庆没有多少红色，尤其警察局里全是黑色，一点唱红也没有。王根本就反对唱红，并没有搞成红海洋。那都是自由派的想象。你看的是经济建设热火朝天，廉租房也盖得很好，我说它不能持续，因为没有退出机制。
萧功秦说挺好的，是桃花源，农民都能起个房子。他回去以后给重庆说好话。包括他哥哥，在北京癌症住院都病危了，他和他哥哥说了一下午重庆好。他哥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知识分子对重庆有偏见。后来到北京开会，发言就说重庆好话，他是自由派。同时说唱红有文革因素，应坚决划清界限，坚决不能和北京左派混;打黑是法制的问题，应该进行复查。我和他观点一致，应赶快主动地进行复查。因为开始已经抓了，不抓的话就跑了。抓起来以后有对有错，给人平反要主动，不能整起人来没有止境。
我们提了这么几条建议：
一、重庆的发展一定说是中央的成就，锦涛同志主政治以来十几年的成就。不要强调自己，这是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中央政策支持。
二、共富不要提新阶段。不能说现在才开始共同富裕，这是极左纲领。应该讲注重民生，缩小贫富差别。
三、唱红要和文革划清界限，要明确表态。
四、遵循法律程序，对打黑进行复查纠正。
总不可能全部都抓错吧?如果全抓错，就彻底纠正。
应该先给李庄平反。
这是见风使舵吗?当时王问题没有出来啊!所以现在出来诽谤我见风使舵的，是别有用心，他们是上重庆贼船下不来了。
如果当时做，重庆模式不一定就站不住。可惜他们不听，反而听极左的。
另外打黑这方面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的空缺。不能用意识形态的说法。我说超越左右就是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能不能站得住。按照现行法律有没有错?现行法律应该修改什么?一个修改法律，一个纠正错误，就可以了。
记者：据我所知，他们讲的黑打就是对律师权益的保护，就是律师的伪证罪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就是有没有刑讯逼供这件事情。
杨帆：有刑讯逼供应该纠正。但变相的看守所，变相的刑事逼供，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这是法律欠缺，警察恶意利用法律空缺，这可能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限制律师的条款要改，什么叫强迫做伪证?那一条应该改掉。让你三天三夜不睡觉，叫不叫刑讯逼供?刑诉法要有细则。大量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上黑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区别，黑社会非法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区别，黑社会资产和个人资产的区别，法律有没有详细区别?好像没有。
这就成为政治问题，现在只能从政治上平反了。
记者：在薄下课的那一天，乌有之乡那个网站刚好被关掉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还是说这是偶然呢?
杨帆：当然有联系。刚刚那话我还没说完。
如王不出事，会有一种处理办法，出了事又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这就是政治问题。现在只能平反，那没办法。
早复查政府比较主动，他还要感激你。现在不一样了，王进了美国领事馆，政治上错了，一败涂地。有大反复，基本上该退的都退。说是黑打，完全否定，在历史上也站不住脚，将来哪天又翻回来。实事求是，倾向于被整这一方，要赔偿。
处理薄是必然的。王进了美国领事馆，是严重政治错误，现在证明他填了表，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希望能宽大处理。比如保留公职到大学当教授，我们学校有证据学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可做研究员。如果有其他罪，那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薄被撤职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按照党政干部问责制度，调离是完全正常的。
小道消息我不能讲。从两会上我就知道他回不去。我料事如神。我没什么消息，就是认为共产党组织原则不能变，忠诚于组织原则，我这辈子没大错。
人是你提拔上来的，是不是神经病都无所谓，就得辞职。他请辞了是应该的。怎么处理查清楚再说，因为王的事还需要查实，他和美国说了什么，重庆又揭发了什么。张宏良说我告密。告密的人不是我，因为我什么密都没有。告密的人应该很多，揭发很多东西，核实后才能定案。
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结论。
薄被调离职务非常正常，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须要做的，不能让他回重庆。因为你那里出那么大事，第一把手要问责，最轻的就是调离工作，原岗位不要干了。孔庆东说是反革命政变，他不懂共产党组织原则。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这么点规矩都没有，想走就走?有什么委屈冤枉，也不能进美国使馆。自由派是不是觉得投奔自由世界，他们不谴责王。是不是大家可以往里跑?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极左领袖出来干扰中央部署，瞎闹什么呀?装神弄鬼。“间歇性神经病”，有也不能说，什么叫间歇啊?如果承认这个，那整个法律就别要了。我现在揍你一顿，说是间歇? 什么时候是间歇，什么时候不是啊?
出了事以后，他们表现太坏。我没法容忍极左派的做法。他们说我是左派领袖，我一直说我不是左派。但是现在我还真得尽这个责任，就是打掉极左。搞宗派搞到这种程度，网上说什么反正王是打黑英雄，进了美国使馆也是打黑英雄，这种话都有。
张宏良抓汉奸?王是不是汉奸?最简单的，极左道义制高点没了。不能维护叛国的人。还抓别人是汉奸，有道理吗?
第二个，不能拿着重庆的钱干扰中央的部署。
第三个就是围攻杨帆。
由中左打掉极左，才能保留左派。
张宏良他们有组织，微博是很重要的平台，集中来围攻我, 说我是汉奸。我只要抓到证据，告他诽谤。
他所谓抓汉奸是极端恶毒的，文化大革命模式。
我刚解释了半天重庆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只是一种民粹模式。但抓汉奸运动绝对是文革模式，一模一样，就是提出了一个汉奸帽子，这帽子没有法律确切概念。文革提出，重点是整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神蛇，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
第二条就是不通过公检法，用群众组织决定人命运。群众说话是最没有谱的，没有操作性。用投票办法，是多数说了算，还是少数说了算，什么叫群众呀?
这两条就构成文革基本特点，必然是大规模滥捕滥杀。
乌有之乡就成为宗教裁判所。
记者：所以温家宝说文革还有可能?
杨帆：是有可能。不在重庆，而在于张宏良抓汉奸，他不是说说而已，是已经做了。他们说辛子陵也说了要杀左派。辛子陵说了，但他没有做。
杨帆：我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为什么?
我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左派因素，但是我也承认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比如说个人人权保障，特别是民主，我一直是坚持的。我的思维不是左派思维。我从来不用这些基本理论去反映问题，基本思维方法不是左派。世界上还有保守主义思潮，我有保守主义。
他们认为我是左派的头，实际上我是一个中派。中间派领导左派能赢。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是一个山沟里的土包子，他领导红军。那些学资本论的，跟着莫斯科跑的人，反而不行，这是一个道理。
等形势大好，他们必然要排斥我。我这人从来不走极端，都认为我脾气极端说话极端，实际思维和说话从来没极端。
记者：能否谈谈您在天津搞的民主实验?
杨帆：其实我就是民主派，在天津开发区，就是搞得竞选，后来为什么走到左派，是因为江泽民时期右倾。我主要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8*8 以后就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记者：您怎么看待边缘知识分子?
杨帆：王接触的是这类人，他不接受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喜欢搞阴谋的，江湖小神仙，这种人在中国民间特别有市场。
记者：您如何看待左右分歧，观点相互撕裂的状况?如何去寻找共识，好像完全谈不拢，是一个对骂的状态。
杨帆：极左、极右是不可能的，要坚决封掉他们的言论，要用行政手段做。他们都涉及刑法，涉及垄断舆论，他们没有言论，全是骂人。政府不能给骂人以自由啊。
政府压制的是中左中右，纵容极左极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想搞民主。中左中右都是想搞民主的，所以上面有意识地来压制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就可以同时出现。这回伤到他们自己了。
记者：秦晖有篇文章，中国是左得势还是右得势，您如何看待?
杨帆：就是在不搞民主的情况下，极左极右互相争斗。中左中右永远成不了势力，为什么呀，因为上面的政策造成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赞成我的看法，成不了主流是上面纵容极左制约极右，专制不变。期望这次有大的改善，就从清算极左开始。
中右的自由派也不要幸灾乐祸，不要以为可以彻底铲除左派。如果左派真是这么恶心，被你们铲除了，那你们就成了左派。中国仍旧没有民主自由，而是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还是专制。还是诚心诚意和中左做朋友，进行思想交流和争论，造就真正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环境。现在好像有些人看热闹说风凉话，挑拨关系，唯恐天下不乱，没有意思，遭遇意外收获，适可而止吧。
咱们经过大折腾应该成熟了，再来一个极右派翻天，那么10年以后又是极左派翻天，中国就彻底玩完了。
--
国内的网易163邮箱 126邮箱 搜狐邮箱 新浪邮箱 QQ邮箱 263邮箱 新浪cn邮箱 都用屏蔽,过滤敏感词，且它的容量很小，常常造成退信。建议您使用:gmail Hotmail邮箱。够您享用一辈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