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得救之路
朱欣欣
回顾信主，感慨万千。虽历经坎坷，蹉跎半生，罪孽深重，但蒙主不弃，用祂独子耶稣的宝血，赎回我的生命，呼召我投入主的怀抱，一点点更新我的生命，使我不断认罪悔改，在主里得到生命与永恒同在的平安喜乐。
如今想来，主在我儿时就已向我显现，只是我浑然不知。我虽出生在诗书世家，文革期间有幸与名师学画，通过美术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但对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作品只是当作神话传说，无神论垄断的文化环境以及修养的欠缺，使我难以对被灌输的官方文化加以警惕与反省，从未没有认真研究宗教信仰。一直到大学，只知宗教的皮毛知识，不知信仰为何物。始终钟情于文学艺术，而缺乏对终极真理的进一步探寻。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对供职的官方媒体的僵化体制倍感压抑，受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社会气氛影响，曾两下海南，寻求自由的绿洲。1989年六四之后，我因积极参与而受到处分，寄希望于明君贤相的幻想破灭，与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样，我陷入幻灭的苦闷、彷徨之中：一方面毅然离开官方媒体，逃离体制的压抑；另一方面，仍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感。九十年代初期经商热兴起，我虽未陷入追逐物欲，但忙于打工生存，无心学习思考。九十年代中期，我通过《方法》、《读书》等杂志以及一些书籍，接触到西方自由主义，了解到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思想，人文精神的讨论使我耳目一新，给我带来精神启蒙，开阔了视野。进入新世纪，我开始写作，表达对现实、历史和文化的思考。随着接触各种思潮，我又陷入相对主义的困惑，似乎每种学说都有道理，缺乏一种终极的判断标准，世界观、价值观难以统一整合。与东欧变革的历史相比，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愈来愈严重，我既愤慨又无奈。对于一个对生活持认真态度的知识分子，我感到仅仅依靠自由主义式的生活态度无法自足，它与犬儒主义有某种暗通的地方，会导致自义，缺乏终极性的支撑，难以使生命在宇宙观意义上消除虚无，找到重心感与安全感。2002年8月，我离开一家杂志社时，一位年轻的信教女同事赠我一本《圣经》，我当时觉得很深奥，便收藏起来，没有读。成见与狭隘，让我错失了主的呼召。
2008年7月7日，主引领我见到了一位神交已久的著名基督徒作家余杰，他赠我一本谈信仰的新作和他所在教会的刊物，并转赠我其好友、成都秋雨之福教会长老、宪政学者、作家王怡的新作《与神亲嘴》。我第一次认真地了解基督教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令我震动，对基督信仰相见恨晚。于是，我开始寻找家庭教会，经那位基督徒作家和朋友介绍，2010年3月1日，我终于找到了家庭教会，开始与主内的弟兄姊妹，参加查经班的学习，使我的对主的了解和信心大增。10月9日，一位传道人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主的恩典与呼召，把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宰。2011年7月17日，我接受施洗，向神告白，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与世俗分别，成为神家的儿子，成为主内弟兄姊妹的一员。
从人本走向神本，基督信仰使我打开了新的视野，以往的知识积累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对自己的生命，对人类历史及其社会，以及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有了新的、整全的理解。作为人类文明源头的基督教，其《圣经》是神启示我们的终极真理，让我懂得，神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我们的生命乃至宇宙都是上帝的创造，认识神，信靠神，顺服神，是我们这些儿女的本分，是安身立命之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我们由于人类始祖对神的冒犯，而与神隔绝，成为罪人，无论我们在理性、哲学、文化等方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找到终极真理，使这个世俗社会完善，尘世建不起天国，只有在信仰里才能找到精神家园。没有神的恩赐，不可能有人类的创造；不信靠神，这些创造也会失去根本性的意义。由于创造人类的神爱我们，给予我们恩典，用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独生子，才赎了人类的罪，并通过耶稣基督作中保，让我们重新找到神，与神和好，使我们败坏的生命得到拯救，得到永生。而我们的报答就是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本性的败坏，靠主帮助我们悔改；同时，在主安排的事工中，尽自己天职的责任，做让神喜悦的事，成为主所造就、所使用的器皿，借以荣耀主，传扬主的福音。只有归向神，社会才能整合起来，实现天下一家、人类大同，与神立约，人与人才能信守立约，这个世界才有和平与公义。
委身与神，我才对自己本性的败坏有了认识，尽管自己明白，但靠自身无法摆脱这些败坏，即使信主后有所自觉，努力遏制，但老我不时发作。作为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最大罪是"骄傲"，缺乏谦卑，一是理性的，二是道德的。过去我以为人的理性、哲学是世间最高的智慧，如今我知道它不过是上帝所赐，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无法替代信仰，反而需要信仰的引领。过去我认为自己忧国忧民，有种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感谢主，让我明白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亏缺的。记得一位弟兄初次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现在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点公义之事，不过是神的被造者应尽的本分，是主的荣耀，与主的恩典相比，毫无值得自我夸耀的资本。
主让我懂得信仰就是爱，我们在与黑恶势力征战的时候，不能被撒旦的黑暗所捆绑，不能被仇恨所同化，陷入冤冤相报而不能自拔，那样反倒抬举了黑暗的地位。主给我们的旨意要远远胜过黑暗，有更大的事工要我们去做。正是由于主的引领，我的文字事工在深度、高度和广度上有了进步。顺服主的旨意，让主的喜悦，这是最大的幸福，胜过世间一切荣华富贵。今年5月29日，我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袭击而负伤，种种迹象表明，这与六四纪念日到来和我多年来写作抨击当局有关，但是我没有恐惧和愤怒的失控，对受雇伤人的凶手有怜悯之感，对与黑恶势力征战更增添了信心和坚忍。这种内心的平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这是主给我带来的改变。耶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同时，我因此也体验到教会弟兄姐妹的亲情：众多弟兄姐妹为我祈祷；有的弟兄看望我；有的在查经后开车送我回家。
主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变化，让我看到主神奇的做工。真是一人信主全家幸福。今后，向更多的人传福音，是我未竟的负担。
回首信主的经历，不能不为主对我这个罪人的耐心与大爱而感动，而且为主奇妙的大能而赞叹，完全是超自然的，其奥秘超越人理性智慧的理解能力。"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8-9）我的信仰还处于初期阶段，灵修水平远远不够，灵命还很稚嫩。但我相信，有主的恩典，有主对我的计划，有弟兄姐妹的关爱，加上我的信心，我的生命一定能不断更新，用我在世上作光作盐的侍奉，荣神益人，永远做主喜悦的器皿和仆人！
主啊！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你是我脚下的灯，
永远引领我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
阿门！
2011年10月
|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9/2012 |
如果说历史的叙述主要涉及具体事实的真伪判断，其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中国大陆思想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则涉及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等是非判断，充满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对人的毒害是深层的、持久的。正常的文化领域不允许强权的存在。思想政治、哲学类教科书不应兜售一党私货，变相成为中共的党员读本。本文结合大陆部分教科书，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毒素进行初步的剖析，旨在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解毒工程。
从大陆教科书看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
朱欣欣
在《捍卫历史记忆，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一文中，我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部分历史真相进行了辨析。如果说历史的叙述主要涉及具体事实的真伪判断，其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中国大陆思想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则涉及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等是非判断，充满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对人的毒害是深层的、持久的。甚至许多异议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历史观等方面却是"共产党员"式的。可见一个人青少年精神发育期的烙印是多么重要。
剖析这种毒素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正常的文化领域不允许强权的存在。思想政治、哲学类教科书不应兜售一党私货，变相成为中共的党员读本。
现代意义的政党，不过是由社会治理诉求相同的人们自愿组成的，并无神圣可言，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利用公权力以公共资源诱惑或强迫人们加入，对内无权采取非法的强制手段，从精神（个人信仰）到肉体（双规）控制党员，无权通过操控司法迫害党内外反对人士，更无权将一党的意识形态，利用公权力强迫党外的国民接受，尤其是灌输给没有判断力的未成年人，否则与黑社会组织无异。而中共就是这样的组织，其政教合一的执政体制，使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倒退到欧洲中世纪时代，其专制的严密程度超过历朝历代，是反文明反人类的，它不仅独霸政治、经济权力，还要控制人的头脑和心灵。在这个文化专制的国度，谬误往往被当作常识而流行。
本文所涉及的是大课题，不可能在有限的文字中展开，只是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简略表达个人观点，揭露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旨在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解毒工程。
一 分裂的世界观
1．世界的本质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课第一节的题目是"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第28页写道："世界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14页从三个角度定义人的意识。从形成的角度："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机能的角度："……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器官，意识只是人脑特有的机能。"从内容的角度："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前两点将人脑意识功能的形成，建立在"进化论"的假说上，毫无根据；第三点无法解释诸如人的良心本能、道德感这种无形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仅仅从切身体会，能够感知自己灵魂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命之所以是独特的，不仅在于肉体形象的特征，更在于其灵魂的唯一性。人就是物质与灵性的统一体，人肉体的物质元素与土壤一样，正是人体DNA上携带的遗传密码，这种非物质的、属灵的生命信息，才决定了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再看那些动物、植物，它们的基因信息也不是物质的。人与人交谈的声音是通过物质的空气震动传播的，但语言声音所携带的信息是非物质的。一本书的纸张和油墨是物质的，但这本书的文字、图片等符号所表达的内容是非物质的。
因此，除了物质存在，还有无形的灵性存在。世界同时存在着"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这两个客观实体。唯心论纯属主观，唯物论则有失全面。"（检索参看《游子吟》，[美]华裔医学博士里程，[美]使者协会，1998年）
2．宇宙及万物的来源
关于宇宙及万物的来源，《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6页写道："科学材料说明，每一个天体都是按照自然界固有的规律而形成的，有着自己的变化过程，每个天体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宇宙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或者诸神居住的'天国'，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上帝或诸神创造天地的活动。"第8页写道："大量的科学材料表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有自己产生的客观过程，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自然界既不是什么神的意志的产物，也不可能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自然界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
这两段话没有回答宇宙万物来源的终极性，前者没有回答"固有的规律"又是从哪里来的，后者否认了神之后干脆武断地说"自然界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自然界（物质）本来就是自有永有的，这等于没有回答其终极来源。这种观点声称以科学材料为依据，却把被造性的自然规律和物质，当作自身的来源，等于用被生下的孩子证明其就是生命的来源一样荒唐。上帝的创造物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事件在能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的意义上，只属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企图用自然测试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东西，这是不合逻辑的……"（《神学的科学》第369页，[英]托伦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在宇宙及万物的来源问题上，存在着"创造论"与"进化论"的对立，无法回避上帝的话题。（在中国大陆，宗教虽然不再是个禁忌的话题，但在教科书里大都在批判时提及。在影视片里，和尚老道与古刹道观随时可见，基督教元素却几乎完全禁绝。这也反证了何为真信仰。）
我们面对一幅画，不能把它当作这幅画的作者。面对简单的杯子或筷子，我们即使没看见它的制造人和制造过程，谁都不会否认它是被智慧者创造的，而不是物质自然进化或自己形成的。同样，把所有的电脑零件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无论摇动多少次，自动组装成一台电脑的概率绝对为零……推而广之，难道更复杂自然和生命能够自己产生吗？
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150亿年前，一个质量极大、体积极小的点，在出现的同时爆炸了……产生了时间和空间，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宇宙万物。这个爆炸不是杂乱无章的，1992年美国太空总署根据卫星观测，宇宙膨胀的各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几乎完全一致，只相差万分之一凯尔温度，即爆炸产生的波动出奇地均匀、光滑。这个完美的原始爆炸点从无到有是如何产生的？宇宙被何种力量维护着？这必然引出一个来源、一个有位格（智慧、情感、意志）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人们把祂称为造物主、上帝或神（与迷信的偶像之"神"的概念完全不同）。根据知识的第一原理，即论证的前提自身不需要预设任何其他条件作为其证据，它是不证自明的，它自身就是证明（《新铁证待判》第672页，[美]麦道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上帝自有永有，是一切存在的前提。祂对人类启示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圣经》出埃及记3:14）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7页以核酸和蛋白质为例，证明"生命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由非物质进化来的。"事实恰恰相反，产生生命的DNA分子是由4种核苷酸相连而成的长链，4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它生命所必需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这4种核苷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十分巨大（次数是把亿连念1614次），其随机产生生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在实际的组合中却一次性成功。同时，DNA分子形成时，需要有蛋白质的参与，二者必须一起形成（类似鸡和蛋的关系），实际上也真是同时形成。对此科学家不得不惊叹，将此归功于神。（检索参看《科学与信仰——写给中国知识界朋友的一封信》，微言）
提到生命的创造论，不能不提及进化论，大陆教科书仍在宣传这个漏洞百出的假说。进化论贬低了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地位，如同潘多拉的盒子，给种族主义和独裁专制者提供了弱肉强食的借口，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人是大地上的至高者，人就是人，绝不是"高级动物"，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假如人不是自从上帝而来，而是从动物而来，是自己慢慢地'进化'而来，那么人就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人是他自己的赐律法者，是自己的主人与主宰。这一切都是从（唯物主义的或泛神主义的）进化论而出，并且在当今文学、艺术、设计则很难公测与科学中暴露无遗。"（《我们合理的信仰》，[荷]赫尔曼•巴文克，南方出版社，2011年7月）详细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谬误可以检索参看《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审判达尔文：这本引起争议的书动摇了科学的基础？》（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进化论的圣像——课本教的错在那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等。
上帝不仅创造了物质和自然律，是非律同样证明上帝的创造。"若有人肯花工夫去比较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有关道德的教导，他会对这些教导之间以及这些教导与我们自己的教导之间的相似性感到惊讶。""正如乘法表，是与非不只是个人的喜好与观点，它是客观的存在。"（《返璞归真》第23页，[英]C·S·路易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名列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本基督教书籍第一位）即使是抢劫杀人犯也明白是非，虽然不愿遵行，但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是非律带来的道德良知，它不是教条理论，是内心的属灵存在。
法国戴乃脱20世纪初的调查显示，正是对自然的深入研究，世界300位科学家中有92%相信有神，6%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不相信的只有2%。（检索参看《游子吟》，《世界名人宗教观》，章力生）爱因斯坦就反驳宇宙诞生的偶然性："我不相信上帝会跟宇宙掷骰子。"他还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祂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发明家爱迪生在实验室的座右铭中写道："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3．为何中国人迷信无神论
我们先来看三个国家的航天员飞上太空后所说的话。1961年4月12日，人类首次飞上太空，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不见上帝。"1968年12月21日，人类首次载人绕月飞行，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和奥尔德林，在月球轨道中展开圣经，向全世界诵读《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2003年10月15日，中国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后，对地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感觉良好。"
航天员观照同样的宇宙却产生不同的感受，是由于配戴了不同文化塑造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眼镜"，影响了对宇宙本质的判断。一个用四维空间的目光，一个以穿透宇宙的信仰和理性。苏联和美国宇航员的话，体现了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对立，也是两种对人的宇宙定位的认识：人是在宇宙创造者上帝之下，还是以上帝自居。而杨利伟的话回避了宇宙的终极问题，看似很务实，但折射出后极权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冀教版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论及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时，写道："《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把无神论制造的人间偶像高举上太空，用地上的"大救星"与上帝叫板），从他以及官方后来的言论看，他们的无神论已无力面对超越性、终极性的真理，只能自我消费，无论是人还是科技，都缺乏超越性背景，只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正如杨利伟所言："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光荣属于祖国，光荣属于人民，光荣属于千万个航天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样的"骄傲"不过是少数人自愚自乐，与人民的真正福祉无关。
由于官方宣传的操纵，中国大陆的人们大都只知道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的这句名言："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可是对人类来讲，却是巨大的一步。"而不知道他们还在那里读《圣经》中马太福音26章26～28节，并祷告说："借着这次登月得以进一步地感谢、认识创造宇宙、人类和维持宇宙的神。"他们还把《圣经》中诗篇的第八章诗文和美国国旗一起插在月球上。更多的大陆人不知道，自从美航天员国登月以来，有13位航天员辞职成为基督教传道人，至少已有71位航天员决心全时间侍奉神。
在中国大陆，文化专制的环境使人自幼只能被灌输无神论，而无法通过与有神论的比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加上人对权势和权威的迷信与屈服，许多人便"被"成了所谓的"无神论者"，久而久之，就自以为真是个无神论者。可事实表明，在这个无神论统治的国度，迷信遍地，从领袖崇拜、党崇拜、权钱崇拜到泛神论的各种偶像崇拜（全球人口85%是信神者，基督徒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球不信神的只有13亿人，亚洲占79%，中国不信神者又占其中的88%），完全见证了无神论灌输的恶果。"人的傲慢只能为自己创造一偶像，决不能面对宇宙之主。"（《神学的科学》第11页）当不信仰真神的时候，假神取而代之。
所以，无神论是一种分裂的宇宙观、世界观，它割裂了物质与灵性、世俗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无神论的世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是无助的失丧羔羊，不会仰望星空，只在黑暗的大地上，寻找信仰的替代物作为生命的倚靠。
如果把中共的无神论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观察，就会发现无神论源自并迎合了人性的自私自傲。（参看《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人文主义批判》，章力生，基道出版社，1982年。等等）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将政治变革、市场经济、科技文化和个性解放，始终谦卑地置于上帝的公义之下；另一条是提倡"非道德化"的人性解放，否定了上帝的公义及其对理性的引导，最终，天地间唯我独尊，以人为神，把崇尚科学当作自我迷信的资本。当绝对理性主义随着二十世纪的灾难而最终破灭，随之而来的是连理性也否定了，于是走向了后现代的存在主义。（中共教科书有意忽略前者，导致许多人只知道后者）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正是这种从以人为神最终走向犬儒主义的缩影。六四之后，信仰上帝（据官方统计，大陆基督徒已超过一亿人）和追求欲望就是两类国人分别走上的道路，在另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入口，中共意识形态的路标成了聋子的耳朵（有报道称，连官员们也不看马列毛邓的书，而热衷《厚黑学》之类，研究投机权谋之术）。
二 人本的真理观
1．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的谬误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同上）19页写道："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该书同时承认，人的立场、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知识构成的不同，制约着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4页写道："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人的意识既然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一个人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证对所有事物的反映都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马克思的理论，也不能靠专制权力定为至尊的"偶像"，强行灌输。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的文化环境，马克思的理论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中共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学说，当作意识形态"权威"，维护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抵制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恰恰是反马克思的。马克思曾嘲笑教条地理解他的弟子们："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现代思想史》第303页，[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8月）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预设了无神论的前提，不包括造物主和属灵存在的全部"客观实在"，因此，这种认识所面对的世界是有限的、分裂的，不可能涉及世界的终极本源。有如婴儿接受父母的亲近才能认识父母，人作为被造者，只有寻求自己的创造者，通过上帝对人的启示，才能认识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5页写道："任何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同时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第66页写道"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中。"这种观点，混淆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真理判断的相对性。真理的绝对性是指人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作为具体存在，是唯一的，并不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是人的主观判断，所以与客观不符合的判断是谬误而不是相对真理。例如，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报道说，天下第一田《亩产早稻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不能说是现在是"谬误"，在当时是"相对真理"。
把真理判断的相对性当作"相对真理"，是对待真理的相对主义，为以"相对真理"之名，替罪行和谬误辩护，维护专制制度提供了借口。中共把60多年来专制统治造成的死亡八千多万人的悲剧，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毛泽东的错误、党的失误，是"探索"必需的代价。把苏东巨变说成是"悲剧"，是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7页写道："真理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真理与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70页写道："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共产专制的特点，决定了在一元化、绝对化的权力手中，真理不过是玩弄于股掌中的工具。文革后，由于唯物论变成唯（独裁）意志论所导致的失败，中共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补资本主义的课，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借鉴它批判过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1963年，苏共在公开信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领袖与谋士——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第200页，[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表面上走向务实，由于没有终极真理的标准，仍然是唯意志论支配的投机的功利主义。因为，"实践"作为"唯一标准"，开始之前先要确定"行动方案"，选择何种方案也存在标准问题。例如，面对八九民运，官方采取何种"实践"解决，首先需要确定"行动方案"，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还是武力镇压，两种方案选择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标准——法治还是人治、人权至上还是权力至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70页写道："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按照这样的观点，通过武力镇压八九民运的"成功"实践，"一党专制"就是真理和价值？
如果没有终极真理（上帝）作标准，在公共领域的决策中判定谁的认识正确，就只能止于这些办法：或依靠权威（易导致独裁），或依靠多数人的认同（易导致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政，即使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也不能避免多数人的失误），或陷入相对主义（易导致犬儒化）。在所有无神论共产专制国家，都经历了从盲目崇拜到犬儒化的过程。
人的认识和实践，都要以终极真理为标准，不断纠正。公共领域的"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手段，不能以实用目的而无视公义，不择手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就是跛足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化的全面开放，人民的宪政权利得不到全面落实。就是因为中共拒绝源自终极真理的普世价值，拒绝民主制度的实践，摸着"中国特色"一党专制的石头不肯前进。
2．认识终极真理
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被造物，宇宙的自然律与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律，都来自造物主。在上帝那里，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灵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从创造者的角度，上帝是主体，是主动的，人和世界是客体，是被动的。对一个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其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展示，同样，人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上帝，而是从上帝的自我启示去理解上帝。终极真理只在上帝的手中，人通过上帝的启示，才能理解真理。人们常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圣经》以赛亚书55：8～9）正如蚂蚁与人类不是一个等级的智慧，人类不主动与它沟通，它永远不会知道有人，要让它听懂人的话，人必须化作蚂蚁，用它听得懂的话语与之沟通。同样，上帝赋予的灵性本来使人能与祂沟通，但是人自傲悖逆，使自己的悟性与圣灵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圣经》以赛亚书59：2）因为上帝爱我们，属灵无形的祂"道成肉身"，主动降卑成人的样式，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祂的真理。因此，终极真理是上帝启示的，不是人类自明的，人只能认识、顺服，被终极真理所掌握，而无法掌握"终极真理"（谁声称掌握"绝对真理"，不是野心家就是骗子）。人要认识真理，就要以神为中心，借神的启示观照世界和自我，"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箴言1∶7）
许多人无法相信圣灵通过处女玛利亚生下耶稣以及耶稣的神迹和死而复活，认为神迹违背了自然规律。这种观点是把被神创造的规律当作神本身。人可以对自己的创造物进行改变，神更不受自己创造的自然规律的束缚，否则就不是神。上帝的"奇迹并不违反自然，只是违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人本身是一个比任何通过人产生出来的奇迹更大的奇迹。"（《论三位一体》，[古罗马]奥古斯丁）"神迹是神的特殊行动，而自然则是神日常行动的结果。"（《新铁证待判》第748页）所以早期教父德尔图良提出"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88页，赵敦华，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在所有的宗教中，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其实，人类历史的兴衰就是神迹的见证。（参看《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完整版]，香港宣道出版社，1983年；《如果没有耶稣》和《如果没有圣经》，[美]甘－雅各布、杰利－纽康，橄榄出版社，2000年3月。等等）最常见的神迹就是在基督徒身上所见证的新生命。（参看《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美]李可柔、毕乐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信仰的力量》，[美]塞谬尔•斯迈尔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7月；《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湾]张文亮，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英]布兰德尼，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力阻狂轮》，[德]温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美国总统的信仰——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美]丹尼尔•蒙特，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等等）
认识上帝和研究自然一样，不能先入为主，"谈论上帝与谈论世界这两者的区别是太大了。……如果我们不打破普通语言对我们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就学不到新东西。"（《上帝与理性》第15、16页，[英]托马斯·陶伦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6月）
凡事都以有限的科学来衡量，是将科学教条化，让事实符合科学，而不是根据事实做出判断，本身就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将科学当作偶像来崇拜，"'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它科学地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15页，[美]郭颖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科学只能研究上帝的创造物，并通过被造物得知上帝的至善至能。以有限的科学否定和取代无限的上帝，无疑是现代迷信之一。有如人的创造物否定自己的创造者，并把自己当成创造者。原因正如数学家高斯所言："微小的知识使人远离神，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神。"清末以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与统治者一样，一直放不下天朝的架子，急功近利，看不到精髓，即使对待科学也是非科学的态度。"中国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同上，第3页）
3．中共为何反宗教
政府是公共服务机构，宗教组织是个人信仰的共同体，现代文明的政教关系在世俗社会应是分离的，但政教双方都应统一在终极真理的公义之下。
马克思等人用对宗教现象的批判，代替了对宗教的分析。现在，中共教科书常常用科学的名义反对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仅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的具体表现，也是反科学和违背历史事实的。目的是通过迫害宗教，压制个人信仰自由，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国教"垄断地位，巩固愚民体制，强化其特权利益的"合法性"伪装。所以中共意识形态是中西文化中最坏成份的结合，形式上借鉴了马克思理论对基督教的模仿，以及中国的迷信方式。中共把马列主义当作自己的"圣经"，以示"授命于天"，利于"挟天子以令天下"，同时蛊惑无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自己则是领导"选民"的"先知"。回想文革时国人的狂热表现，看看今日中共政治的仪式性，党文化的"媚俗"性（"媚俗"本意是将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而不是迎合世俗），以及新老红色"经典"和红色"圣地"等，无不充斥着现代迷信的愚昧与荒诞。
4．何为宗教、信仰和迷信
中共反宗教使许多人失去了寻找灵魂皈依的机会，他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欺骗灌输，不了解宗教信仰与迷信的区别，有的把二者混为一谈。对所有的宗教信仰，或者仅仅当作文化，或者当作特殊人群的个人修养和伦理教条，或者不懂得信仰是真正的自由而愿继续被私欲所辖制。他们不懂得真正宗教的普世性，信仰是每个生命的核心需要。
文化具有个体性、民族性、时代性，而真正的宗教是超越的、普世的。宗教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对个人信仰的外在命名（"宗"反映了中国人祖先崇拜的特点，国人用"宗"教命名信仰并不确切，不能涵盖对超自然的终极信仰）。在对神即终极真理的认识上，人的有限性造成宗教的繁多和差别，但不能否定宇宙终极真理的唯一性，因此，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引向终极真理。又真又活的"神"只有一个，许多宗教的"神"不过是"偶像"的代名词。真正的信仰源自神的启示，面对天国与世俗、此岸与彼岸，是整全的而不是分裂的，在超越时代、民族、地域方面具有最大的普世性。
相比之下，被一些知识分子当作最高智慧的哲学，是以人为根基的（与神学以上帝为根基相反），囿于人的局限，来自少数人的理性，虽然各有所长，但缺乏整全性，只是属世的，是诉诸理性的抽象理论，本身不具有影响生命的属灵力量。即使是先哲的圣言，与神的智慧相比，不过是"小学"。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圣经》歌罗西书2：8）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齐宏伟（著有探讨基督教文化对鲁迅影响的《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101年12月）回顾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理念只能改变理念，只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信仰首先是意志抉择，而非理智认同。"（《信与思》第205、195页，齐宏伟，商务出版社，2012年2月）许多人拒绝信仰往往出于不愿放弃自我为中心。
真正的信仰以神为中心，是生命体验和理性的统一，是自我被归正到真理之中。所以，即使一个人完全具有某宗教的知识，并不等于了解该宗教，好比一个人具有关于苹果的知识，如果不吃苹果，并不等于真正了解苹果。真正的信仰是被神呼召后接受神的拣选，是对宇宙万物本源即真理、上帝的信靠和崇敬。信仰具有真实性（上帝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圣灵与信仰者同在，与信仰者的生命相交），超越性（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结果），终极性即唯一性（信仰目标即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祂的公义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启示性（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普世性（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个体性（信仰是上帝对信仰者的拣选和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实践性（真信仰要在世俗生活中践行）。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信仰与理性分离，失去信仰的引领，智慧变成了智能，人的理性脱离了价值，变成了欲望的工具，完全知识化、技术化了。人失去了完整的生命感，生活品质完全被物质化、功利化，失去了从容、自由、潜思，不再有大爱、感恩、敬畏、悲悯等巅峰体验。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2011年7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调查指出，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等都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这些职业类别占忧郁症就诊人数的30%。
迷信是人性需求的产物，以人为目的，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偶像（有限的被造物）的盲目信靠和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加以崇拜，对其它任何非位格（无生命）事物（物质、金钱）、某种组织、概念（政党、国家等）和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的崇拜。迷信具有世俗性（崇拜的目标属于世俗或是人所创造的，不具有超越性、终极性）、盲目性（对崇拜的目标缺乏了解，是被灌输或被强迫接受的）、实用性（为了满足现世功利）、狭隘性（只能为特定人群所拥有）、符号性（有具体的标志及其衍生品）、仪式性（有表达形式）、分裂性（崇拜的目标与崇拜者生命的正常发展不能真正相交）。
三 中共世界观和真理观的具体表现
1．人义论的价值观
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和真理观，不是将人置于上帝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地位，而是僭越上帝，高居在万物之上，必然导致"人义论"的价值观——即以人为核心，人成为万物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70页写道："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第71页写道："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客体对于主体就有价值，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这一观点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从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功利角度衡量价值，没有对价值的超越性极其来源的认识。
第74页写道："正确的价值观是先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在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促进作用。"没有终极真理为标准，正确的价值观就只能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靠权力和欺骗强加给所谓"人民群众"。所以，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是很自然的。但他们无法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为何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即普世价值，它来自超越性的神圣权柄。联合国总部大厦建成时，各国政要提醒人类联合国创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于是，在大楼前竖立雕塑《打结的枪》，用《圣经》为大厦奠基，墙壁上镌刻了一段《圣经》经文："祂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其创始人孙中山、时任总统蒋介石等40多位政要，均为基督徒。）
分裂的世界观和人本的真理观，决定了中共的价值观是投机的、功利的、分裂的。毛泽东执政时期，他被奉为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共把共产主义运动当作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断输出革命，出人出资，扶植亲中的外国共产政权和恐怖组织。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的衰亡，中共为了自保，实行双重标准，对外不得不顾忌国际准则，淡化意识形态，对内却强化意识形态。对外表面上韬光养晦，搞"务实"外交，大谈"包容性发展"、"尊重多样文明"、"坚持求同存异"（与美国坚持普世价值的外交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原则性强、保守的美国共和党）（参看《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于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实际上，一方面或明或暗地支持各国独裁政权，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和文化的所谓软实力搞"大外宣"（例如在海外建孔子学院，用文化和新儒学装饰中共形象），伪装和美化自己，欺骗国际舆论，与国际民主力量对抗。同时，对内绝不包容，只求同不存异，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向国外学习，以加强"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但拒绝世界文明最核心的普世价值及其民主制度，以反对干涉内政为由，为国内侵犯人权的罪行辩护。甚至蚕食香港的"一国两制"，最终是要将香港逐步"大陆化"。
对于类似中共这样对外鼓吹的绥靖政策，弗兰西斯·薛华在30年前就警告说："'合'的观点在铁幕两边都赢得人心：人民看不见绝对的固定的是非标准，无论内政或外政，无论处理公事或个人道德，是非混杂"，"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从'合'得来的概念、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外交上，只要目前得到安定和富足，就不惜牺牲一切。脆弱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都不足够。"（《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第212、213页）
拒绝又真又活的最高主宰和终极真理，人的价值观就失去了坚固的支撑，成了无源之水。就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只有在绝望中追逐今生的成功与享乐，没有基于超越性价值的自我肯定，没有对灵魂永生的盼望。"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雅各书4：4）"对自由的历史的惟一理性的、也是惟一的基督教的态度是，我们自己承担自由的历史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我们的伦理教育和我们的知识教育一样，都坠落了，……这种教育系统的根本基础就是权力崇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藐视成功和奖赏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不需要谁来发明，这些不是新的东西，至少在基督教的早期，它就被教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408、414页，[英]波普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鉴于人类生活的道德和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卢梭已经感觉到人类生活在道德和政治上将要面临的危机，……一旦人们的生活形式脱离了传统宗教的神法规约，国家必将强化政治权力，随之出现的是私人领域（所谓的'社会'）与国家的对抗，自由主义的自由诉求不过就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然状态——结果就是道德的自由放任和堕落。"（《施特劳斯的路标》第155页，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11年4月）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就交给权力和欲望，后两者是一回事，在专制国家，对权力的"效忠"与名利所得往往成正比。那些党国的所谓"英雄"，不是受骗者，就是投机者。
人类追求自由正义的历史证明，信仰与自由民主是统一的，但二者不是一个等级，信仰是个体的，是上帝真理的引领，高于人类自由民主的事业，二者的位置不可颠倒（大卫赞颂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圣经》诗篇8：4～5）：人类是为了信仰的公义而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而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而信仰，否则就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就贬低了信仰，将信仰政治化、工具化，极易导致将信仰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走上歧路（如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信仰而走向异化悖谬的教训）。
真正的多元化是顺服一元终极真理统摄的多元化。否则，没有是与非、善与恶的绝对准则，人必然从自义的空中楼阁毫无底线地跌落。今天中共权贵们的人格分裂就是证明，他们一方面鼓吹无神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只能靠强取豪夺、满足物欲，来填补无神论人生观的绝望。而普通人的价值观同样是分裂的、犬儒的。最新例子就是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入党前，他递交了18次申请书。他献媚说："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接着又吐露了部分实话："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针对这种分裂人格，鲁迅剖析道："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
上帝创造的生命越高级，其可能堕落的空间也越低下，正如动物的堕落绝不会低于人的堕落。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角色之口说："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可以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国人的灾难超过任何民族，但无法变为精神成熟的资源，除了专制对历史的遮蔽和思想的压制，更重要就是缺乏终极性的信仰。"只有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圣存在，才构成了对人间罪恶的绝对否定"。（《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增订本]第32页，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07年9月）"正是在宗教内，人们的自我审判才能达到顶峰和最精致的形式。"（《上帝与理性》第49页）失去上帝爱与救赎的公义，人的幸福与苦难都毫无意义。中共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在演讲中也承认："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信念与道德》，2005年）
上帝启示我们，人来自祂的创造，是上帝治理世界的代理人，高于地上的一切，任何人不得主宰和奴役同类。上帝通过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示人与人生命的平等，真正维护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我们看到，无神论的国家最无视人权、没有平等。中共的价值观体现出其伪宗教的迷信特点，把党当作凌驾一切之上、永远"伟光正"的"神"，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最高荣耀（例如有本书的名字就是《把一切献给党》），让党内外所有的人都效忠于"党"，过去主要宣扬一切为了党、为了共产主义，现在又突出所谓"爱国主义"。
与人荣耀上帝是出于上帝对人的爱和拯救不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价值观仅仅把人当作材料和工具。因此中共通过教科书，向几代人宣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党的人"，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工具型科学家，而不让人们认识遇罗克、林昭等反抗中共专制而牺牲的民主先驱，以及顾准、陈寅恪等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文学者。如今，随着意识形态的失败，中共的"共产主义信仰"宣传有所改变。例如，冀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虽然还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人生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这段话删去了后面关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文字。同一页还有张海迪关于生命的几句话，除了提到"要活出生命的诗意"，也没有具体的价值内涵。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官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少先队标志命名的少儿节目《星星火炬》，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消失了。
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软实力"就没有硬的力量。每个民族的价值体系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具体化。真正的价值体系是水到渠成的、可以真实感受到的精神和现实存在，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招牌。它可以人为努力，但无法人工组织制造，它应该是从个人良知开始，通过自主选择地认同，从每个人心中伴随行动生长起来，并真实地体现出来。中共企图靠专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对抗，完全违背常识，只能是豆腐渣的形象工程。"意识形态终究是意识形态，不是神启。……'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以其'权力性'为前提的"。"如果古代真理观的公式是——'知识——德性——权力'，那么，现代真理观则是——'知识——权力——德性'。"（《西学中的夜行》第19页，张志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得好："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哪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力量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中国出口的不是思想观念。"
2．决定论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47页写道："人类社会必然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暂时的曲折倒退，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总趋势。"第85页写道："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第115页写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第16页写道："马克思主义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学说，而是运动，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之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仅仅是民粹主义的空洞概念，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民"一样，毫无具体的自然人、公民、纳税人的人权内涵，共产国家往往以"人民"之名行专制之实，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到"人民币"。东欧各国民主化之后，国号反而都取消了"人民"二字。
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人类便僭越神在人间的权柄，成为世界的主宰。诸如马克思这样的人就成为人间之神，不顾超复杂的社会系统，将某些社会学发现当作世界历史的规律，并指出未来历史的终极目标，仿佛预言家为人类指出一条清晰大路。这种"进步"历史观，使人自以为可以充当历史的主宰（《国际歌》就是人自居为神的宣言，反抗压迫的口号之下是"主奴轮回"的意识）。如此诱人的乌托邦图景，当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共产专制总是高唱"明天"、"未来"（中共十八大又拿出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的"画饼"，为一党专制永久化寻找借口，可耻可笑），蛊惑人们跟随，服从集中领导，忍受现在的苦难，去奋斗、去牺牲，哪怕血流成河（极端的例子就是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消灭商业、货币、家庭等，屠杀200万平民包括20余万华裔，占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随着前进的脚步，人们发现，那个模仿基督教的红色"应许"，仿佛不断退后的地平线和海市蜃楼，越来越远，越来越虚幻。在拒绝上帝的地方，"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通往奴役之路》第143页，[英]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对此，鲁迅先生早有预见，他的朋友李霁野回忆，去世前鲁迅曾对中共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后，我第一个要逃跑。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如果旧社会崩溃了，我将穿上红背心，在上海马路上扫大街。（《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最没文化，不可能再出鲁迅》，《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2月）果然，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新版，南海出版社，2006年7月）一书提到：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谈话之间，翻译家罗稷南大胆地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会暴露无疑，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乌合之众》第149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历史，就是以自由民主的名义，通过一党专制的手段，用一亿多人的生命代价（包括中国的八千多万）进行的失败实验。
中共历史观的欺骗性还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由于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传统，没有权利的国人缺乏独立人格，佛、道世界观非位格化的天道，以及儒家将天道的伦理化，与人生割裂，造成文化精英在人生观上入世与出世的分裂，或依赖权力，或遁入自我（或在修行中孤芳自赏，或放浪山水逃避，或把文化艺术当作偶像，在把玩中沉迷）。他们看不到超越的终极真理、最值得荣耀的神，总是在世俗中追求"内圣外王"的政治和人生理想，立功、立德、立言，无论光宗耀祖，还是青史留名，都是以自义自高为旨归。这种人格与混合了乌托邦梦想和基督教平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加上急功近利的社会改造理想，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促成了由失意文人创始的中共夺权成功，与其说是符合历史规律，不如说是权谋对人性弱点的成功利用，是历史的倒退，是成王败寇的一时得逞。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圣经》彼得后书3：8）此后的历史证明，上帝任凭国人将独裁者当作大救星，用事实启示人们迷信的恶果，可至今仍不乏执迷不悟者。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庸俗进化论的产物，物质、科技的发展带来许多恶果，并不代表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的变化不过是永恒的人性不同形式的展现，现代人及社会在信仰等许多方面甚至落后于古代。神的启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有终、非轮回的。"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你若把时间想象成一条直线，……上帝则从上方、外面或四周包围着这整根直线，看得见它的全部。"（《返璞归真》第166、167页）（检索参看三集电视片《优雅的宇宙》；四集电视片《时间——加来道雄谈时间》，英国BBC公司，2006年）在上帝掌握的宇宙时空中，历史早已预定，对祂来说，没有过去、将来，永远是当下的临在。上帝的权柄决定了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沿着真理的主轴，偏离与归正的过程，有如司机不断左右调正方向盘，让汽车沿着路线前进，一旦偏离就误入歧途，难免灾难。
神的公义是历史的坐标，人性的无法摆脱的幽暗注定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只能谦卑地对待历史，敬畏圣道。波普尔指出："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构造了地狱，它导致了不宽容。""政治家应该集中精力与罪恶作斗争，而不应该为'积极'或'更崇高'的价值，如幸福等而奋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361、415页）"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而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37、38页，[英]波普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代替历史决定论的应该是"渐进社会工程"，对社会进行微小、可逆的变革。"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她的灵魂。"（《革命心理学》第4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对待历史，理性的清醒与行为的坚定，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合一。"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在民主先烈中，"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与神亲嘴》第78、73、68页，王怡，2008年）另一位女烈士王佩英，则具有基督教的教育背景（毕业于民国的教会学校静宜女子中学，今台湾教会大学——静宜大学的前身）。
3．一党专制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214页写道："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取得胜利。"第一句表明了"一党专制"的立场，第二、三句是借神化"马克思主义"和虚构乌托邦，进行"自封神圣"，第四、五句是"一党专制"的借口。
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拒绝彼岸和天国，不承认上帝在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权柄，这种世界观是分裂的、属世的，却模仿宗教中的神，整合世俗的一切，建立比君主专制"家天下"更严密的"党天下"（"家天下"尚存民间的江湖，"党天下"直到每个角落，这也是1949年后大量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无法谋生而自杀的原因之一）。无神论政治观实行政教合一，以领袖或党为至尊崇拜（如共产国家领袖各自称王。毛泽东被称作"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等，金正日更有"人类的太阳、人类和平守护者、世界第一名人"等超过1200种称号），将政权神圣化，政治极权化，好大喜功，制定宏大的社会计划，结合一整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统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和教育的官有化垄断，党文化的"五个一工程"），以权力为核心构筑和统治世界（包括用网络警察打造网络"柏林墙"，同时雇用30万"五毛党"左右网上舆论），在党治基础上，用暴力和恐怖解决矛盾。这样的社会是金字塔式的、封闭的、专制的，中国的五星红旗图案就是象征（王怡在《与神亲嘴》中形容其封闭性如日心说的宇宙论）。而有神论世界观是面向整个宇宙的，承认上帝对此岸与彼岸的权柄，"宪政的意思，就是'人民没有主权，国家不是偶像'"（《与神亲嘴》第52页，王怡）。因此，以上帝为至高信仰，有神论政治观不搞圣人政治、领袖崇拜（作为对比和嘲讽，网友曾制作美国版的《新闻联播》，凸显专制的荒谬可笑），而是常人政治，不搞大一统的专制，国体上实行政教分离，政体上实行分权，经济、文化等领域多元化，致力于具体的目标，进行改良，以法制为核心，有限政权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世界，在法制基础上，用民主和协商解决矛盾。这样的社会是扁平化的、开放的、共和的，美国的星条旗就是象征（王怡在《与神亲嘴》中形容其开放性如银河系的宇宙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使后人自以为能发现历史规律，并加以操纵，彻底改变旧世界，开始自己的"创世纪"。因此，那些狂热分子崇拜权力而不是改良社会。但是，宏伟的理想并不能解决人性的弱点与权力巨大的腐蚀力之间的矛盾（早在列宁刚夺取政权、高歌猛进之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列宁曾经的战友普列汉诺夫等，就严厉抨击红色恐怖，预言了苏联崩溃的命运）。《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版删去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但却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它使用人的尊严和人权词汇，却没有就基督教所赋予的内涵，直至它夺得政权，就露出本来的面目。从过去的历史看，共产主义一旦夺得政权，没有不随着实施迫害的，人民对它的寄望也随之变成泡影。"鲁迅的感受就是国人的命运："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文化专制也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最终，虚伪的意识形态破产，"在后全能主义阶段，全能主义体制下创制的精细的和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官方规定而存在，但在众多领导人中，对于乌托邦的执著和信仰已经减弱。在多数民众中，官方的规定被看作是一种义务般的仪式，而对于'平行社会'或'第二文化'中的团体而言，他们一直都将第一文化看作是'活谎言'（liveing lie）。它'掏空'（hollowing out）后全能主义政体表面上的力量"。（《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专制者只能靠伪造、美化历史和犬儒的功利主义，提供专制"合法性"借口，乌托邦理想被贪腐的强取豪夺所替代，昔日狂热理想的革命党堕落为特权集团。当权者煽动犬儒主义的双刃剑，虽然使人们暂时忽视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但也削弱了统治者的政治动员力。
中共鼓吹"五不搞"，是自我否定过去的承诺："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坚持一党专制而不是民主法治，并不能改善中共的退化机制、自残体制，这样的分赃组织必然导致内部利益冲突，正如网民所言："十八大真可怕，公仆都在打群架。"贪官和富豪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或移民国外，也用脚证明这个体制的众叛亲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六四民运被罢黜、软禁后，对中共体制进行了彻底反思，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月）
为了巩固这个体制，中共把古今中外的厚黑权术发挥到了极致，不断创新。在这种人治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经典的民族，或者崇尚权谋与暴力，或者走向虚无，没有共同信仰所铸就的绝对标准，产生不了靠平等协商、妥协而来的公共规则，孕育不出人权、法制的精神，无法形成基本的政治伦理，不仅难以解决社会矛盾（印度独立和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废除，在于对立双方拥有起码的政治伦理），内部纷争也毫无规则（最新的例子就是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大小官员也人人自危（此次中共十八大竟然动员140万人投入安保，天上不准放鸽子、气球、遥控飞机，乘出租车经过长安街要签协议书，车窗摇把被拆除，商店里菜刀下架，公交车配备警察……中共内心的阴暗、虚弱可见一斑，暴戾往往是恐惧的表现）。（参看《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胡旭晟，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美]伯尔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美]玛戈•托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等等）。这样的社会，只能盛产伪明君、伪英雄、伪君子和草民，伪道学掩盖的厚黑学，成王败寇。"德国哲学家舍勒以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增订本]115页，刘小枫）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韩国正是在基督徒占三分之一（也是全球基督徒的比例）的时候，成就了民主转型。远东一位权威学者2003年说："是什么导致了西方的成功，让它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起初，我们认为原因是你们的枪炮比我们的更厉害。接着我们又认为你们有好的政治制度。随后我们又关注起你们的经济制度。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你们的文化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第183页）可喜的是，六四之后，以海内外余杰、王怡、张伯笠、远志明、熊焱、柴玲等为代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从血泊中抬头仰望，听到了上帝的呼召，在神的启示中看到了真理和希望，在圣灵中获得新生，以整全的目光观照世界，开始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侍奉神的公义。中国大陆悄然迎来了基督信仰新一轮的快速复兴……
四 结语
在后极权时代的今天，教育是中共意识形态最封闭的苟且之地，严重阻碍青少年的精神成长。这种反教育的体制是近代以来无神论启蒙主义的延续，最大的危险是与信仰、价值分离的所谓知识，不但不利于人的完整发展，反而加剧人的堕落。长期以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所造成的后果是，从过去领袖崇拜的现代迷信，到今天权钱拜物教的犬儒人格，国民精神整体上长期处于类人孩状态，人格分裂，缺乏理性，更无信仰，中国被称作"未成年国家"、政治文明的"史前国家"（官媒每天展示的人们对中共或真或假的献媚，与大量的社会丑闻和人们的真实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堪称世界最荒谬的国度），文化专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这种文化专制的退化机能，甚至像衔尾蛇一样吞噬自己。如今，中共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但是真正信仰的自由空间又被压制，于是造成目前许多人空虚、迷惘的精神状态。
针对党化教育，今年两会期间，作家、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尖锐地指出："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但是，要求中共丢弃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除非它被迫放弃专制，因为有宪法无宪政，无真正的选举，意识形态是它唯一的"合法性"伪装，即使现在成了"皇帝的新装"，还是要自欺欺人地穿下去，不断宣扬，"……为什么宪法序言里，一定要写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宪法体制，是共产党人的世界场景的一部分。不能不写，不写就要垮台。这不是统治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二种最完整的世界观（除基督教之外——引者注），它凭着这样一个对世界场景的理解，来建立它的国家学说。所以它的宪法序言里，不能不讲宇宙论，不能不去描述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不能不去杜撰一个'创世记'。然后在这个图景中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摆在那个偶像的宝座上。"（《与神亲嘴》第54页，王怡）
中共十八大修改党章，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去毛化"，而且加上了"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说："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真理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完全是对基督教表述上帝"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模仿。
中共意识形态"紧箍咒"被废除之时，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解放、文化复兴之日。
2012年11月1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科学、信仰与迷信
朱欣欣
人每日都需要物质维持生命，作为人的核心的灵魂更需要滋养。权力和商家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或明或暗地引诱和控制人的精神，使人成为非人的工具或消费物。每个人在精神成长中都需要不断启蒙，对被灌输所留下的烙印进行清理，反思警醒，重新归正。人的本质是灵性的，灵性的需求只能靠圣灵来满足，而无法用物质等代替。
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说："在心灵境界的提高和肉体享受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他大小事情都做不成。"如今，物质丰富与人心败坏成呈反比，证明唯物论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的错谬。新一轮信仰复兴正在中国悄然呈现。
世界的本质是有形与无形的客观存在，不依赖人的头脑，也不依赖科学。科学知识是人对宇宙万物的阶段性认识，来自宇宙万物而不是人的头脑。科学不是万能的教条，仅仅是对已知事物的认识，需要不断发展。科学精神就是要勇于面对未知和陌生的存在，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要求未知和陌生的存在符合科学。科学是对世界研究的结果，但无法创造和控制世界；科学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但不能创造和违背自然规律。科学可以通过实验和观测，了解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自然规律，但无法了解它们又从何而来。同时，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质世界，而无法解决道德、价值观和信仰问题。多元的世界及宇宙必然有一个核心，自然律和道德律来自并统一于其创造者——终极绝对真理。
一根简单的筷子，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制造过程，也会相信它是被智慧者创造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比筷子更复杂精妙的人类和有序有规律的宇宙万物，不可能自然产生，更是由一位全能智慧者创造和主宰，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或神。上帝是无形的属灵存在，如同每个人的核心"我"是无形的灵魂。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来源，是决定一切存在的存在，祂自有永有，无始无终，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既在宇宙万物之外，又与宇宙万物同在，既是创造者也是主宰者和维护者。无论人对上帝相信与否，祂都通过所创造的自然律和道德律掌控着宇宙和人类。
与科学相比，更宽泛的知识受个人和社会势力所影响。在专制社会，知识的传授被专制者所垄断和控制，教育和传媒等被用来对民众进行间接隐蔽的精神控制。因此，有限的知识有时比无知更危险。面对各种知识，需要开放的文化环境，通过广泛的知识接触，相互对比和独立思考，才能减少被错谬所误导。但由于人们往往因最初接受知识的烙印，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以自我为核心而不是借上帝的眼光去观察和认识世界，往往使已有的知识成为认识和思考新事物的障碍。所以，知识是双刃剑，是工具又会是枷锁。大数学家高斯说："微小的学识使人远离神，广博的知识使人接近神。"
人类是如何知道上帝的呢？孩子即使没有见过父母，也本能地知道自己是被产生的；人类也同样知道自己和万物是被造的，也会寻找造物主。但是，孩子无法靠自己确认父母，人类也只能被动地等上帝找自己。父母生下自己的孩子，必定亲近孩子；同样，上帝也时刻呼召和看顾自己的羔羊——人类，为了克服渺小的人类与自己直接沟通和理解的障碍，上帝便通过启示先知并用圣灵通过人（童贞女玛丽亚）生下独生子耶稣（上帝创造自然规律，也能超越自然规律，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如同人类不受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一样）["神迹是神的特殊行动，而自然则是神日常行动的结果。"（《新铁证待判》第74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所以早期教父德尔图良提出"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88页，赵敦华，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在所有的宗教中，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人类也通过耶稣这一中保回应上帝。这就如同人类要与蚁群沟通，需要化作蚂蚁或训练一只蚂蚁，才能与蚁群互动。存在两种真理：一类是以来自于人的相对的自明真理；一类是来自于神的绝对的启示真理。经济学家何清涟说："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
宗教信仰与迷信是对立的。宗教信仰给人和社会带来益处，受法律保护。信仰的前提是以神为中心的奉献，而迷信的前提却是以人为中心的索取。宗教信仰是对真神的崇拜和信赖。迷信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假神、偶像的盲目信靠和绝对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把任何非位格的事物（物质、权钱）和某种组织或理念（政党、国家等）当作神，把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当作神。简单说，迷信就是把非神圣、非绝对的东西神圣化、绝对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宗教信仰是超种族超地域的。中国社科院刘澎教授认为：选择信仰一要比较鉴别，二要看它的历史，看信仰它的人，三要看其是来自神还是人造的，如果是人造的都是骗人的。
识别迷信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认同无神论或有神论，无神论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之一。"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很有趣地发现：任何时期都有对神灵或上帝的崇拜。……根据现代的观点，神经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中存在宗教中心，换句话讲，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的信仰。社会和教育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消除人们对所谓神灵的信仰。从这一角度来讲，无神论就是洗脑的产物。"（《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真信仰来自真神，"忠言逆耳"，但无神论来自人，靠迎合人性的弱点而诱惑人。许多人是没有研究过无神论的伪无神论者，易导致拜假神及迷信偶像，而有神论者是否是迷信要看其所崇拜的"神"是真是假。宇宙只有一个来源，也只有一个真神。无神论和迷信都产生不了科学，反而导致愚昧、落后。"有神论的反面并非就不是宗教，无神论是地地道道的宗教。"（《圣灵降临的叙事》增订本132页，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全世界70亿人口中不信神的只有13亿人，亚洲占79%，中国由于缺乏宗教自由的环境，许多人往往将信仰当迷信，把迷信当科学，所以不信神者又占亚洲不信神的88%。全世界85%的人信神，基督徒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欧美、澳洲、韩国（1/3人是基督徒）等先进发达的地区。科学第一强国的美国也是信神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为何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美]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已故华裔经济学家、基督徒杨小凯指出，与"复杂性理论"相比，"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杨小凯《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
基督教信仰是对上帝的信靠和崇拜，是与神恢复生命的联系，人最根本的生命需求。对于宗教信仰，如同面对未知和陌生的存在，除了与其接触没有其它途径。如同一个没有见过苹果的人，不能因为不知道和没见过苹果而否定苹果的存在；同时，即使见到苹果并知道苹果的知识，也不能代替吃苹果。所以，了解宗教信仰需要理性和体验。宗教信仰不是接受某种知识，而是与又真又活的上帝恢复生命的关系，如同重新与亲生父母相认。
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律和英国政治制度一起，是西方乃至现代文明的四大来源。基督教源于东方的亚洲中东地区，经欧洲传遍世界，促进了自由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等94%的大科学家，还有许多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名人，拿破仑、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但丁、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泰戈尔、舍斯托夫、齐克果、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马丁·路德·金、哈维尔、金大中、曼德拉、图图大主教、特丽莎修女、比尔盖茨夫妇等和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第一个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和13位宇航员后来都成为基督教传道人。
西周之前的中国人都信唯一的神——上帝，此后尽管受世俗化影响，但信神者不绝。民国时代，中外基督教会建立的学校（13所大学，6000多所中小学）与官办、民办学校三分天下，还创办了900多座医院。1949年，大陆有基督徒370万人，目前基督徒已超过一亿人，30%是青年。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大、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福建师大、上海大学等都成立了基督教研究机构。许多大学都有学生团契。据2011年对北京55所大学的调查，有3.9%的大学生是基督徒（《国学与西学》2011年第12期）。
历史上除了沿海，许多西方传教士深入西南大山中传福音，一些人甚至死在那里。几十年来，福音在云南福贡县成倍发展，如今，全县8万人口中90%以上是基督徒，成了美好的福音县，其临近县吸毒严重，但这个县无一人吸毒，当地政府赞成人人都信耶稣。山西交城县政府看到基督教对文明的促进作用，在民间教堂拆迁后建新教堂资金不足时，官方拿出几百万元补贴教会……
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有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冯玉祥、王光美（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马英九等，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张伯苓（南开之父）、陈鹤琴、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和吴贻芳（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等，出版家邹韬奋，作家闻一多、冰心、林语堂夫妇、柏杨等，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谭抒真、医学家林巧稚等。还有当代许多科技、法律、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界华人精英，如医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经济学家杨小凯（已故）、赵晓等；海内外学者、作家何光沪、刘小枫、余杰、王怡、远志明、范学德、任不寐、艾晓明、基甸、王东成、谢有顺、江登兴、齐宏伟、程乃珊、史铁生、北村、华姿、陈映真、张文亮、张晓风等；还有实业界的李开复等；维权律师范亚峰、李柏光、高智晟、李和平、王光泽、张星水等（北京超半数的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是基督徒）；大陆基督徒画家有五、六万；演艺界有孙海英、吕丽萍夫妇，周杰伦、远征、蒋雯丽、王力宏、蔡少芬、蔡琴、陶喆、孙越、张信哲、费翔、童安格、梁咏琪、郑秀文、温兆伦、吴奇隆、任贤齐、朱茵等；作曲家黄安伦等；体育界的美籍华人篮球明星林书豪、前中国女排队长李国君等。据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原名周志荣，小时候被教会医院治好病后信耶稣，改名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年轻时曾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周恩来曾为北京天坛医院题诗："……奔向天堂荣光照，靠着耶稣真是好。切愿同胞走天路，灵魂得救靠耶稣。……"
远东一位权威学者2003年说："是什么导致了西方的成功，让它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起初，我们认为原因是你们的枪炮比我们的更厉害。接着我们又认为你们有好的政治制度。随后我们又关注起你们的经济制度。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你们的文化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无论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在口述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因为信仰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而繁荣昌盛的。"（《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基督教经典《圣经》是世界第一书（记录着上帝对人类的启示，内容完全真实），译本最多、销量最大。到1998年年底为止，全球共有 2212种语言的圣经译本。仅1998年就销售五亿八千五百多万本。建于1986年的南京爱德印刷厂（所有设备均为西德、美国、日本捐助），是世界三大《圣经》印刷基地之一。至2012年7月，已印刷《圣经》超亿本（除六千多万本中文《圣经》外，还为70个国家和地区印刷了90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四千万本，可绕地球55圈）。
如同父母希望孩子既孝顺又独立，不希望孩子不认自己并为所欲为；上帝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掌握着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也希望人类既顺服又有自由意志。但由于人的罪性，往往目中无神，滥用自我意志，以自我为中心，于是上帝往往借助恶势力、困苦和死亡加以惩戒。"基督教主要的悖论是人的一般状态不是他正常或明智的状态；所谓正常本身其实是不正常。"（《回归正统》173页，[美]切斯特顿，三联书店，2011年5月）人如同孩子离不开父母一样，生命离不开上帝掌管。无信仰者自助，有信仰者神助。人最难的是知行合一，只有把生命回归永恒终极的上帝，日常生活才能时时有正确的引领和依靠，人生才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才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否则皆虚空。孟子曰："不知死，焉知生？"唯有基督信仰才能解决生存、死亡与永生的根本问题。信仰就是爱，爱上帝，爱真理，爱生命。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的独生子，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
请购买或上网检索：《圣经》（有电子版）、《游子吟》（[美]华裔医学博士里程，[美]使者协会，1998年）、《迥别的人生》、《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美]兰西·佩尔斯 查理士·撒士顿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完整版]，香港宣道出版社，1983年）、《如果没有耶稣》和《如果没有圣经》（[美]甘－雅各布、杰利－纽康，橄榄出版社，2000年3月）、《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美]李可柔、毕乐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新铁证待判》（[美]麦道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于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南京大学副教授、基督徒齐宏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等书，批驳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审判达尔文：这本引起争议的书动摇了科学的基础？》（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进化论的圣像——课本教的错在那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等，以及电视片《福音》、《神州》，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彼岸》（大陆华人在海外的信仰历程），电视片《优雅的宇宙》、《时间——加来道雄谈时间》，中国社科院刘澎教授《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文章及视频）等。网站：信仰之门、中国基督徒网址大全、网络基督徒使团、基督徒生活网、福音影院等。
（作者为基督徒，联合国国际笔会所属"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宗教的实质在于信仰——执着的、坚定的、绝对的信仰——执着、坚定、绝对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是纯感性的东西。我本人终于决定不信任何宗教，理由是：我的身上有太多的束缚，不想再增加了。刘京生--
在 2013年11月7日上午12:19，anpliu <anpliu@gmail.com>写道：
--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宇宙间是否有上帝或神灵存在，反正我是将信将疑。不过我建议有坚定宗教信仰的朋友先解释清楚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法轮教等等宗教之间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再说，别搞得教外人士一头雾水莫衷一是，换句话说，到底谁是正宗，谁是老大，谁是终极真理？因为这些宗教都声称自己是唯一真神，是宇宙绝对主宰，是世间终极真理，搞得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谁是真神。尽管我的想法可能很天真，却是困扰普罗大众的真命题，没有一个人给出满意的答复。
发自我的 iPhone彭先生的看法也是一种信仰，自我信仰。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宗教"异端"，不加了解地一律反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即将人类当做上帝，无所不知，缺乏谦卑。这种绝对理性主义已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解构。还是多读一些书，脱去中共的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这里先推荐曾经是基督教的强烈反对者所著的《新铁证待判》（当当网有售），不知能否啃下来？另附见附件
在 2013年10月28日下午1:57，彭定鼎 <deanpeng@hotmail.com>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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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好！
你的文章没有设计基督教，是郭永丰莫名其妙地在评论中说到基督教引发了我的批评，进而引起争论。
我不赞同你的"宗教问题说不清"的蒙昧主义观点。
我的看法是：一切宗教都是邪教。
我的定义与官方定义不同。我定义的邪教是反逻辑反理性，例如强奸犯杀人犯上帝用土造男人、抽根肋骨造女人，神灵受孕、复活升天，或者大胡子使者骑着白马上了七重天，或者秃头佛陀下到地狱拯救众生......而官方的定义是反政权，例如法轮功在包围中南海之前一直被官方媒体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当教权与皇权勾搭成奸之后，宗教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基督教统治欧洲一千余年，制造了黑暗的中世纪。现在威胁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是不容否定的。
我不会沉默！只要有人宣扬宗教，我一定口诛笔伐。
凑巧你的最新的文章又是说伊斯兰革命的。我希望你明白，知识分子是无法在宗教与无神论之间保持中立的！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宗教！
彭定鼎
From: swemoli@gmail.com
To: ChinaRights@googlegroups.com
Subject: 【权利:4699】 小文一篇
Date: Sat, 26 Oct 2013 08:23:39 +0200
Minnie Chan 你好！ 问候各位！我并没有基督教信仰，我的那篇关于韩秀的书评也没有涉及宗教。不知为什么会引发争执。信仰的问题是说不清的，信者永信，不信者永不信。建议大家保留自己的看法。下面这篇文章我谈的是伊斯兰革命。茉莉－－－－－－－－－－－－－－－－－－－－－－－伊朗前王后与她昔日的死敌
——伊斯兰革命的反讽
（瑞典）茉莉
刚开始拍摄记录片《王后与我》时，伊朗裔的瑞典女导演娜希德·佩尔松遇到了麻烦，因为她的采访对象——伊朗前王后法拉赫发现她曾是伊朗共产党员的历史。采访一度中断，直到女导演寄给前王后一些自己的作品剪辑，重新赢得王后的信任，两个曾是死敌的伊朗女人才继续合作起来。这个记录片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吸引力，在北欧获得一片好评。影片里有两个昔日政治对手之间的接触与对话，也有两个流亡者共同的怀乡与忧国忧民之情。在两个女人失去亲人与家园的共同命运中，我们看到伊朗革命残忍的反讽，看到共产党极权如何影响了伊斯兰宗教极权，使伊斯兰主义者在掌权后变成凶猛的秃鹰。
◎ 三十年前死敌，今发现共同点
导演娜希德出生于伊朗平民家庭，而法拉赫出身于上流社会。1959年，法拉赫成为巴列维国王的妻子。那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漂亮的王后，豪华的王宫，盛大的酒宴，一切曾令童年的娜希德神往不已。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很多伊朗年轻人一样，青年娜希德受理想所驱使，参加了一个反抗巴列维国王的共产主义小组。他们游行示威，组织起义暴动，结果娜希德的一个哥哥被当局处死。在1979年巴列维王朝垮台后，参与推翻国王的娜希德与其他共产党人，却被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逼得逃亡异乡。流亡瑞典的娜希德后来成为瑞典著名的记录片制片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之际，她寻找她童年时期的偶像、青年时期的敌人——前王后法拉赫。此时，当年端庄秀丽、楚楚动人的王后法拉赫，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从加冕的高贵王后，降为流落异乡的平民，她经历了丧夫、丧女等长期的痛苦。然而，这位前王后不是传统的王后。年轻时风华正茂，法拉赫曾留学巴黎学习建筑学，并做过学生会主持人和篮球队长。在成为伊朗王后的近二十年间，她非常积极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花很多时间关注国家教育机构和人民医疗保健项目，并为伊朗妇女争取权利，她因此曾被视为伊朗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守护神。正因为法拉赫是一位如此现代的有头脑的王后，她才会在长期流亡中带着哀伤思考伊朗问题。她竭力为丈夫巴列维国王及其政策辩护，捍卫丈夫在国王期间所做的将伊朗现代化的努力，并反驳对王室的一些过分指责。但是，她对其夫当年的政策失误不是没有认识的。娜希德的记录片拍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导演必须一切服从前王后的时间安排，摄影组得跟着王后前去巴黎的豪华公寓，也要去王后的儿子所在的华盛顿豪宅，有时还得在某地白等几天。麻烦还在于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当昔日的对手提出令王后不舒服的问题，她们之间的关系有时会紧张起来。到拍摄中途，娜希德惊讶地发现，她本人对这位前王后产生了很大的同情，这会妨碍影片的客观性。最后，导演终于鼓起勇气，坦诚地提出她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关于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腐败与压迫，以及政治犯被处决等。前王后有点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仍然表现出她的睿智和="#0000a0" size="3" face="宋体">前王后有点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仍然表现出她的睿智和教养，她愿意聆听与自己对立的政治观点，并让自己接受对方的挑战。对于那块魂牵梦萦的故土——伊朗的现状和未来，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流亡者有着共同的看法与梦想。◎ 一个致力经济改革的国王为何垮台？
巴列维王朝于1979年1月覆灭，国王于流亡的第二年病逝于埃及。在临死前，巴列维接受记者采访，把自己的致命错误简单地归咎于：盲目相信西方，让国家超出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实行民主和现代化"。这个自我总结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巴列维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完全相信西方的制度，他在伊朗搞的是开明专制和经济自由化，超前而不合时宜地实行了经济现代化，却在民主政治方面明显滞后。对于当今很多中国人来说，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是值得赞许的。于六十年代开始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分红制等等，它推动了伊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七十年代的伊朗狂飙猛进，其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百分之十五。然而与此同时，伊朗实行的还是王权独裁政治。巴列维建立的国家秘密警察， 监视、逮捕和拷问不同政见者，处决政治犯。国王控制新闻媒体，废除公会等民间组织，不允许反对声音。这样，被镇压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为反对独裁，暂时与宗教势力结成同盟，导致反对力量空前强大。除了政治压迫之外，伊朗的白色革命与中国式改革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严重的分化，贫富悬殊。当时伊朗的暴富阶层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从荷兰买鲜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而普通的工人、农民不但没有到享受经济改革的成果，反而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这就导致社会底层的普遍愤怒与不满。一心搞现代化的国王搞得天怨人怒，激发了强烈而广泛的社会抗议，他对伊朗传统文化的漠视也是其政治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巴列维视该国传统的伊斯兰信仰为落后，一味推动世俗化运动，他低估了教士们的能量。结果，伊朗最大的宗教势力——伊斯兰什叶派点燃了穆斯林的民族情绪。当宗教势力狂热膨胀，很快就要摧毁巴列维王朝之时，伊朗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它了。巴列维的政治专制摧毁了其他政党、工会和协会，使得民间组织无法存在，于是清真寺成了唯一取代王朝的势力。如果巴列维早先给予伊朗一个多党派的政治环境，那么他们此时就可以协商建立一个宪政体制的王室。然而一切都错了，悔之已晚。到了1979年，一个黑色的幽灵萦绕着伊朗。那个留着大胡子头缠头巾的幽灵就是穆斯林激进主义。曾在巴黎遥控伊朗局势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着一群人乘飞机归国，在万众欢呼中抵达德黑兰。伊朗自由派诗人玄鲁形容当时的情景："'太阳升起'的预定计画已经完全取消。一群黑乌鸦正鼓翼飞来，全面占领这个地域。"◎ 黑色革命对伊朗共产党人的反讽
记录片中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片段，娜希德询问前王后法拉赫：当年王后在王宫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她的平民家庭却失去了生活来源，她没有钱上学，处在那样困境，她应该怎么办呢？那位前王后很仁慈地回答："你当时可以写信找我。"也许当年的王后能够解决娜希德一个女孩的经济困难，但她无法解决她丈夫的那个制度造成的巨大社会不公。巴列维的开明专制和经济成就，加剧了底层人民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伊朗民众的抗议与革命都有其正当性。然而娜希德等年轻热血的共产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联合各方面势力终结了白色革命，迎来的却是更为可怕的"黑色革命"。黑乌鸦们在伊斯兰革命后掌权，他们首先清洗自己过去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伊朗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被取缔，很多共产党员被以叛逆罪被捕。此时，伊朗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傻眼了。他们曾抗议巴列维王权时代有几百个政治犯被处决，而霍梅尼仅仅在执政之初期就杀了几千政治犯。其中五百名被处死的，是曾与宗教势力并肩作战的学生组织"人民圣战者"的成员，其领袖萨泽加拉曾是霍梅尼的核心智囊。再次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说，宗教政权的监狱比国王的监狱要阴森恐怖得多。伊朗的经济也一落千丈。当初底层民众支持霍梅尼，主要是因为他做出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承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是："伊斯兰教是解决问题之道。"民众误以为伊斯兰可以让他们丰衣足食。但教士们管理经济的能力很差，他们一味排外，不投资不外销，巴列维创立的工业因此解体。直到今天，伊朗经济仍面对欠缺资金和科技、高通胀、财政负担过重等严重困难。如果没有石油外销，这个国家早就崩溃了。在巴列维时代头发把染成金黄色，穿着鲜艳服装的伊朗女人，在霍梅尼时代被迫穿上黑色的罩袍了，只能露出一张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女人的头发是情色的象征，是引诱人沉沦的，所以必须严禁袒露在外。在多重的压迫下，女共产党人娜希德和她的同伴只能吞下自己种下的革命苦果，除了逃亡别无他途。
◎"清真寺内的斯大林"模仿共产极权
在娜希德等共产党人看来，伊斯兰主义者在当反对派时是只和平鸽，一旦掌权就变成凶猛的秃鹰。由于瑞典长期接受伊朗难民。我因此在学校和社区中，和伊朗共产党流亡者有所交流。他们痛恨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却很羡慕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没有宗教势力，让共产党人摘取了革命成果。这就是这个记录片无法深入的原因。娜希德等伊朗共产党人完全认识不到，霍梅尼严酷的宗教专制，其导师正是他们信仰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古代的伊斯兰政权还相对开明和仁慈，而现代黑乌鸦却从他们的敌人——共产党极权那里吸取了严苛的执政经验。
法国著名学者索尔孟在《伊斯兰制造：寻找现代伊斯兰》一书里，把霍梅尼称为"清真寺内的斯大林"。索尔孟说："我们后来在伊朗也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如何深入影响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主义者。所有这些运动，它们都模仿现代的极权模式，但却是反历史的。"这就让我们多少理解一点，为什么当初伊朗共产党人会热衷于与霍梅尼合作，他们甚至计划创造一种"伊斯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以伊斯兰信仰的力量来动员民众，然后由共产党人来设计一种新的制度。然而，伊朗共产党人毕竟天真一点，他们远不是老谋深算的大胡子教士的对手。斯大林、毛泽东的统治模式与伊斯兰专制模式的相同之处很多，例如：他们都大搞领袖崇拜，没收私人企业，建立集体财产所有制，新闻检查制度，取消结社自由，打击自由化思潮，镇压反对派铲除异己，煽动对西方的仇恨……。不同的是，过去苏共和中共的革命成功大都依赖于人民的贫穷落后，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却是在经济成功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说明，经济现代化不一定带来政治现代化，而且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甚至有可能在政治上大步倒退，造成更为可怕的黑暗。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都错了。因为革命有如此残忍的反讽，一些专制国家的人们宁可维持现状，统治者对这一类"告别革命"的论调大为欣赏。然而，如果没有革命，专制依旧，人民没有明天。要使革命获得好的结果，关键在于，革命成功后要立即实现社会权力的多元，即多党制。这样，某一政治势力——不管是伊斯兰还是共产党都无法独揽大权，都无法从鸽子变成秃鹰。－－－－－－－－－－－－－－－－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九月号瑞典茉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wemoli瑞典茉莉—万维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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