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共�集】(十三)
2009年度白宫工资单:一、2009年度白宫工资单;二、美国总统平均45年加薪一次，实际工资逐年缩水;三、美国总统越当越穷;四、从美国总统家书看总统的拮据生活:美国总统的工资及美国的强大正验证了中国古人提出的治国理念—官富国衰，官贫国强。可惜的是中国把它给丢了，被美国拣了去，如获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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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白宫工资单
�源:�子�件 『经济论坛』[经济杂谈] 作者：清与浊 提交日期：20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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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白宫工资单��
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应该称民主国家吧——徐）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No law, vary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take effect, until an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intervened.）
美国总统权力再大，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举个例子，1995年11月，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7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一、2009年度白宫工资单
美国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家安全、经济、金融、健康卫生等各个领域显赫的人物云集那里，构成总统的智囊团，但总统不能随便给这些政府雇员定工资标准，根据1995年生效的法律，总统必须每年把白宫的工资单报给国会，并在各种媒体公示，接受监督，国会和人民对工资单没有疑义，方可得到拨款支付工资。
奥巴马总统报给国会和向人民公示的白宫工资单显示，白宫共有487名职员，其中女性243名，男女平衡。美国白宫2009年度工资总额是39147222美元，人均工资80384美元，男性平均工资为82346美元，女性为72956美元。工资最高的是总统公共卫生参政大卫・马克兹博士，大概是由于甲流的缘故，他的工资是192934美元。接下来22个人的工资都是172200美元，他们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和21名总统高级顾问，白宫笔杆子28岁的乔纳森・法夫劳和66岁的老将军琼斯也在此列。白宫最低工资是36000美元，有51名职员领这一标准的工资。还有2名高官分文不取，那就是奥巴马总统资深经济顾问迈克尔・沃伦和总统顾问帕特丽夏・麦克尼斯，他们自愿放弃领取年薪，并解释说，干这份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热爱这个职业，要为祖国义务服务。美国对高薪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极为谨慎，怕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如奥巴马总统一上任就作出决定，冻结年薪超过100000美元公务员工资的增长，这意味着白宫年薪超过100000美元的147人在4年内工资不会增加一分钱。
总统和副总统的工资都由国会制定，2009年，奥巴马总统的年薪是400000美元，拜登副总统的年薪是227300美元。根据法律，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首席大法官的工资相同。
二、美国总统平均45年加薪一次，实际工资逐年缩水
我们看看白宫的工资增长情况。2003年，白宫共有435人，工资总额为28620231美元，平均工资为65795美元，到2009年，白宫公务员的工资平均每年增长3.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没有增加。2003年，副总统的工资是181400美元，到2009年，平均每年的增幅是4.2%，刚好抵消物价的上涨幅度。总统的工资从2001年到现在的9年间没增加一分钱。
从1789年华盛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共有5次加薪。华盛顿总统的年薪是25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566000美元），但他没有领取，都捐献给了国家。1873年格兰特总统的工资涨为50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865000美元），美国总统的第1次加薪等了84年。36年后，美国总统第2次加薪，1909年塔夫脱总统的工资为75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1714000美元）。40年后的1949年，美国总统第3次加薪，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工资涨到100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906000美元）。第4次加薪是20年后的尼克松总统，1969年他领取的工资是200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1175000美元）。1999年，克林顿总统和国会签署法案，把总统的年薪从200000美元调整到400000美元，但美国法律有个利益回避制度，谁提加薪不给谁加薪，即使国会批准加薪法案，工资调整当任不得受益，要从下任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其目的是防止公务员不安心为人民服务，天天忙着给自己加薪，侵占人民利益，这颇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味道。所以，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加薪法案是2年后在他的下任小布什总统开始执行的，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的第5次也是最近一次总统加薪是2001年开始执行的。
根据法律，奥巴马总统在他这个任期内没有加薪的可能，美国总统从1789年到2013年加薪5次，平均45年加薪一次。尽管有5次加薪，但由于美元贬值的缘故，总统的实际工资是逐步下降的，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工资相当于1789年华盛顿总统的71%，相当于1873年格兰特总统的46%，相当于1909年塔夫脱总统的23%，相当于1949年杜鲁门总统的44%，相当于1969年尼克松总统的34%。可见，美国总统的薪水逐年缩水，加薪，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
三、美国总统越当越穷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因为当总统富起来的，相反，总统越当越穷，不少总统卸任后债台高筑、贫困潦倒。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卸任后，靠卖地和心爱的藏书维持生活。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离任后卖地还债，最后连居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得搬到女儿家依赖女儿女婿生活。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离任后也是出售了所有财产才还清债务，留下的遗产就是3柄剑，要求子孙们在必要时保卫合众国宪法。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离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靠卖地生活，后来国会给她一笔救济金，使她勉强维持生计。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也越当越穷，离任时无力还债，但他很走运，1858年2月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婚，新老伴替他还清了债务。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后期连打官司支付律师的费用都拿不出来，是朋友捐款帮他请律师。第四十三任总统小布什手头也不宽裕，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经常因为经济拮据和他吵架。
美国总统虽然看上去工资也不算少，但由于总统工资相对高，税率也很高。如罗斯福总统，他当时的工资是75000美元，每年纳税后拿到手的只有30000美元，60%的工资要交税。还有，由于总统身份、地位和职业的特殊性所在，花消也大，要经常招待客人，要雇家务总管、厨子、清洁工、保姆等服务人员，这一切费用政府不给买单，都要自己掏腰包。这点还不如29年前的我呢，那时我在部队当文书，洗衣、扫地、整床都有勤务兵给做。我们也不能只看美国总统工资的绝对值，美国总统的工资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全国平均工资比较，也高不哪儿去。
美国2009年全国工资报告要到2010年5月份出来，我们只能拿2008年的工资作比较。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从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总统工资是400000美元，仅高出全国平均工资的8.5倍。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按平均工作时间2080小时计，法律规定的最低年工资是15080美元，总统工资高出最低保障工资的25.5倍。美国2008年的人均GDP是47440美元，总统工资是人均GDP的8.4倍。
中国读者也许对此难以置信，在中国，恐怕一些村官的收入也比美国总统高。这就是美国，别看它综合实力世界排在第一位，别看它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美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各级公务员的薪金，除了总统、议员、州长外，也有法律限制所有公务员的工资。2008年12月2日的法律就规定：“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一级别职工的工资标准一致。”（Federal pay rates be comparable with non-Federal pay rates for the same levels of work within the same local pay area.）实际上，美国公务员领到手的薪水要比同一地区私营企业职工低不少，所以，在美国不会出现中国报考公务员的场面：几千人、几万人挣一个职位。竞选总统、议员、州长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可不是为了工资去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等几个州长都主动放弃工资，有的只领取1美元的象征性工资。从以上工资单和法律都看出，在美国当官是发不了财的，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件极少发生。美国2009年破获的一起腐败大案震惊全国，中国人肯定以为涉案金额至少要和人民币几十亿。这个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的涉案人卡马拉诺市长仅收了25000美元的贿赂，大约是美国平均工资的一半，相当于中国贪官受贿5000元人民币，这在中国简直就是“毛毛雨”，单位内部就处理了，这在美国可成了多少年不曾出现的特大腐败案件。
四、从美国总统家书看总统的拮据生活
如果读者还有怀疑：美国总统真的这么寒酸吗？总统的一封家书应该让你动容了。这是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写给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选自《美国总统家书精选50封》第194页）：
“由于新的所得税法，毫无疑问，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净收入将缩水，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减少白宫的食品开支。现在，我每月的食品支出是2000美元，也就是每年24000美元。明年，我75000美元的薪水扣税后的可支配收入30000美元，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了！我想，我每月的食品开销不超过1500美元，我一年共给奈斯比特太太18000美元的食品费用。
“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裁减我们所供养的白宫服务人员。因为他们具有公务员身份，我们当然能看到他们在政府的其他部门继续工作。还有一点我们应清楚，我平均每月大约有10天外出，这还不包括像上次那样的出远门，我每年至少出远门一次。当你不在时，我最多招待一次四五人的晚餐会。
“我确实意识到了食品价格的上涨。但是，我要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控制每份餐的供应量。
“例如，我提议，我的午餐——如果供应鸡蛋——每个人就一个鸡蛋，然而，我们现在经常是2个人供应4个鸡蛋。同样，我们还可以从晚餐的蔬菜和肉上做文章，因为每天晚餐后，盘子里的一大半又回到了配膳室。我知道，除了我偶尔上第二道菜外，从来没有人再上第二道菜的——要是我不上第二道菜就更好了。”
美国总统的工资及美国的强大，正验证了中国古人提出的治国理念——官富国衰，官贫国强。可惜的是，中国把它给丢了，被美国拣了去，如获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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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耿松：中国地方政府法制混乱亟待整顿
作者: 吕耿松 �源:�子�件
浙江省杭州市公民陈渭湘等173人最近向最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申请，要求国务院根据《立法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办公厅的两个文件即《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份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予以撤销，并责令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制订执行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后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对当事人的侵害。这是杭州市公民维权近二十年来首次向国务院提出对政府的抽象行为进行审查。
浙江省杭州市公民陈渭湘等173人最近向最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申请，要求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办公厅的两个文件即《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份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予以撤销，并责令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制订执行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后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对当事人的侵害。这是杭州市公民维权近二十年来首次向国务院提出对政府的抽象行为进行审查。
自从共产党实行第二轮圈地运动（第一轮是所谓土改，以国家的名义反把公民的私有土地和房产占为公有，第二轮是所谓改革开放，又以国家的名义把公有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圈占给权贵集团）以来，杭州的拆迁户们不知道跟政府和开发商打了多少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官司，但每次都是败诉。拆迁户们认识到，恶法不废，老百姓永远别想打赢官司。杭州市政府办公厅的文件，竟然大于宪法，中国的法制已经混乱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陈渭相等173位申请人曾于2012年8月10日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审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 11号)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以及两个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对利害关系人的不利后果进行调查和监督，但2012年12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对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个文件申请合法性审查的答复函》（浙府法函【2012】361号）既没有对申请的实体进行审查，也没有对其后果进行调查、监督，所以他们只好依法向国务院申请审查，对申请的实体问题作出公正的处理意见，并请求对浙江省政府的不作为进行监督。
这次提请国务院审查的理由是：
一、杭州市政府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市政府责成实施行政强拆权”、“申请法院司法强拆权”、“对直管公房的行政裁决权”、“对私房和单位自管房的行政裁决权和申请司法强拆权”、“具体组织行政强拆权”及各类应诉义务全部下放到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该行为破坏和扰乱了法律规定的征地拆迁秩序。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无论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还是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地方性法规定，都明确规定只有市、县人民政府有权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城市房屋，并没有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授权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杭州市政府以市府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显然不具有法律效力。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04年9月3日发布《建设部关于清理城市房屋拆迁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建【2004】154号)中指出：“一些地方性法规定、规章违反《条例》的规定，将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的权力授予了区人民政府”，认为应该清理。《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是杭州市政府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发布的，既不属于地方性法规，也不属于规章，早就属于清理之例。然而，杭州市政府却在其2011年9月29日给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杭政公开办【2011】122号）中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系现行有效文件”。2011年6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住建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8号），指出“这次清理的范围是有关征地拆迁的现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发布的有关征地拆迁的现行规范性文件”。因此，陈渭湘等申请人强烈要求国务院撤销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个祸国殃民的文件。
2、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对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个文件申请合法性审查的答复函》（浙府法函【2012】361号）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制订依据是《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称未发现有合法性问题。而《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超过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搬迁期限，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搬迁的，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市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强制拆迁，或者由市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该条文明确规定“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强制拆迁”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的权力属于市人民政府和市土地管理部门，并未规定市人民政府可授权给区人民政府。应当指出，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个文件的用词是不严肃的。这两个文件的标题中都用了“下放”（权力）一词，但在正文中，前者用的是“下放”，后者用的是“委托”。严格来说，下放和委托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是下放，还是委托，都是一种授权行为。行政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授权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授权是无效的。
《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1997年10月17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8年6月26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199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制订该条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是“有关法律、法规”。所谓的有关法律、法规，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首先涉及到的是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征用，土地征用合法是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的前提，但该条例规避了土地征用而只讲房屋拆迁。适用该条例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批准征用集体土地，也就是说，只有国务院批准了征用杭州市集体所有的土地，其中涉及拆迁房屋的规定才能适用该条例并进入该条例设定的行政程序。
《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订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事实上是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被2001年6月13日公布、1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305号令被废止，而305号令又于2011年1月19日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代，该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由此可见，《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早已没有了法律依据，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它又与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抵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强制拆迁的条款都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而根据这两个条例制订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当然无效，应予废止。
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制订的程序不合法。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第119号令)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第六条又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之日起30日内依照前条规定报送备案。”但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2011年11月10日给申请人的回函（浙府法信函【2011】270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4月l 5日和7月21日发布的“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政办函【2005】211号”两份规范性文件未向上级行政机关报送备案，违反了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119号的规定。
三、《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的内容涉及到公民合法财产等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国家对公民私有房屋的拆迁，实际上是国家对公民合法财产的征收（国家只有在征收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后才能进行处置，拆迁属于一种处置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六）项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所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没有规定强制拆迁。《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在立法的层级上只是规范性文件，严格来说它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本没有权力将强制拆迁这样涉及到宪法权利的事项授予下级政府。一个市政府的直属机构竟然越过宪法将处置公民财产权利的权力授予下级政府，说明我国的法制紊乱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整顿，依法治国如何谈起？民主宪政又如能实现？
自杭州市政府上述两个文件出笼后，杭州市所属各区政府成立了各种以行政首长为总指挥、副首长为常务副总指挥的名目繁多的征地拆迁指挥部，再以指挥部身份申请建设项目立项，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划拨建设用地，申请房屋拆迁，申请银行贷款，等等，其间再用公权暗箱运作，将房地产业和政府合为一体。政府通过各式“指挥部”把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合为一体，政企合一，政事合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与民争利抢利，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领域引发、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有的是全国性的热点、焦点问题，杭州市表面的所谓“发展成就”和“政绩”，掩盖了巨量的掠夺速度、深度和广度，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广大的被拆迁户，特别是被赶出家门的房屋强拆户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失去家园的被强拆户和失地农民受害后根本得不到实质上的法律救济，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渭湘等申请人恳切希望国务院切切实实地整治地方政府法制混乱的局面，并首先从废止《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108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相应下放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处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杭政办函【2005】211号）开始。这是就早就该废止的文件，但现在废止，亡羊补牢也不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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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谈十八大政改与薄熙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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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4日，香港《明报》助理采访主任李泉在家中采访了胡德平。
李：对于中国改革困难重重，有很多人说十八大解决不了问题，只是作秀，对此您怎么看？
胡：首先，如果说十八大是作秀就不对了。因为从习近平总书记个人成长历史来看，对于很多问题应该是作过深刻反思的，所以我确信他的内心是一定要改革的。但是改革如何来走，如何来冲破利益集团所设置的阻力和困难，就不是我们说一句话说今天改就能改的了，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我就说一句话，要改革就不可能做到让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人都满意。中国最早的改革是商秧在秦国的改革，他的改革内容非常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平民参加军队可以军功获得爵位，加入贵族行列，而原来的贵族没有取得军功，那么爵位就会递减。也就是说极大的剥夺贵族的即得利益，而这种作法却极大提高了普通士兵杀敌的积极性，使秦国的军力异常强大，有虎狼之师一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使秦国强大就必然要得罪秦国的利益集团。所以当商秧的后台秦孝公去世之后，商秧就被利益集团五马分尸了，很残酷。我们七十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让那些基层干部没有了权利。也就是说砸了当时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些干部的铁饭碗，所有人都要劳动，这些干部不劳动就没有收入。这就把当时那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给打翻了，把他们的利益分给了老百姓，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来的分配机制不合理，农民干活是出工不出力，因为干一年活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贴，这也造成了生产率低下。我们的改革是要把这些利益集团利益打破后，把利益转换给多数人，让多数人受益，这就是改革的目的。
李：您认为现在的利益集团是指哪些人呢？
胡：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披露了很多了。比如说占了二十几套房子的人，往国外转移财产的人，这些都是利益集团。再比如说薄熙来，查他就有百十来亿，他就是利益集团啊，还有李春城，这些都是典型的。
李：现在您怎么看毛泽东这个人？
胡：这点在1982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就已经说的很清楚。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连毛泽东自己都说，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为中国赶跑了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独立。一是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制造了灾难。
李：最近《南方周末》被查封了，现在还有人举着毛泽东像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示威，对这事您怎么看？是否在这些人心目中毛泽东还是代表了某些群体的领袖呢？
胡：这点我不知道，不能妄下结论。
李：您怎么看在十八大之后，《炎黄春秋》网站被注销，《南方周末》报社被查封这种事件呢？
胡：这整个事件的详细情况还是要去问掌管注销和查封的部门。我只觉得，我们国家宪法里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如果相关部门没有理由就给注销、查封了，这是违法的。如果有理由就要讲出来，如果不讲，那就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制说的跟做的有很大的差距。
李：现在面对王歧山很强的反腐手段，是否说明十八大后反腐工作要更上一层楼呢？
胡：我只能说，我们现在通过各种媒体已经揭露出来很多有问题的官员，比如薄熙来、李春城，我没别的信息来源，都从网上知道这些人，咱们党的报纸也不登这些。我从网上看到李春城本来就是带病提拔的，本来就是买官卖官上来的，薄熙来在提拨时也有很多人实名举报。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举报他们还是能提拔到如此高位呢？究竟是谁提拔的？他们跟提拨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没有人说了。我对王歧山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做事，如果能够把李春城、薄熙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案子一追到底，就象温总讲那样要能经得起法律的考验，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果是能够把所有牵扯到的人都公知于天下，那这王歧山就是好样的，要做不到这点就要打点折扣了。我不听你是怎么表态的，我要看你是怎么做的，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
李：有媒体统计过在十八大后那段时间，有许多政府官员出事落马了，是否显示了中央整治贪腐的决心？
胡：这些我们过去知道的多少年的情况了，但是我们就是不查也不说，因为已经是个利益集团了。别的案子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薄熙来、李春城案件。当时薄熙来案件刚查出来时，我们党中央里有人就说，这是个孤立的案件，这只是薄熙来自己的案子，跟其他人都没关系。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首先一定跟薄熙来有关系，否则为什么还没查他就会说跟其他人没关系。能够讲这话的人，一定位高权重，一定跟薄熙来有关系。比如你我跟薄熙来没关系，自然就不会说他的案子跟其他人没关系。而讲薄熙来案件跟其他人没关系这话的人，一定是要隐瞒某些东西。这些人要不揭露出来，我觉得反腐工作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李：那是不是太高层了，如果把他揭露的话是否会引起社会动乱，政权不稳呢？
胡：不会的，这是利益集团用这种说法吓唬老百姓。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被弹劾，但是美国并没有乱。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贪污22万美元也被弹劾下台，但是日本也没有乱。为什么中国彻查一个干部就会乱呢，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做的连美国、日本都不如，那还能说我们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起码是不正确的。因为有贪官而不去揭露他，就是不正确的。更比如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后，1956年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第一个上天，载人航天也是人类第一个飞离地球进入太空，当时苏联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美国。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苏共不但没有完蛋，还让苏联跑到美国前头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象你说这些话的人在怕什么呢？是怕查到自己头上？怕查到自己头上，所以就说这个人不能动，如果动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既然尼克松不能影响美国，田中角荣不能影响日本，斯大林不能影响苏联，怎么我们单单彻查一个干部就会影响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呢？这样我们党还算是伟大吗？还正确吗？起码是是非不分，明明犯罪了却说不犯罪，那就没有是非、没有公正、没有正义。
李：现在一再说政改，是不是就希望向这个方向走？
胡：这我不知道，我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怎么说的不重要，说要再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一律平等，这些我都不听，我要看是怎么做的。如果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平等不。我们说平等是每个人都平等，不能是在你这圈里的人平等，圈外的人就不平等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不平等。
李：这次十八大召开时，有人在会场挂出了胡耀邦先生画像，但很快就撤掉了。在习近平总书记去深圳渔民村参观时，也是有人先把胡耀邦先生参观那条村的画像挂出来，但是第二天也被撤掉了。这些说明了什么？
胡：这就说明老百姓是希望挂的，但挂这像的人没有请示上级，或者是只请示了基层上级，没有请示到党中央去，党中央知道后就给撤了。我只能说咱们的上层领导大概不喜欢我父亲，要是大部分都喜欢他就不会撤了。这挂谁的画像就说明热爱谁，比如家里挂家庭、孩子的画像，就说明我们热爱这个家庭热爱这个孩子。所以老百姓心里是有我父亲的，老百姓是怀念他老人家的，是希望挂他画像的。比如我们不喜欢希特勒不喜欢蒋介石，自然就不会挂他们的画像。
李：可能不一定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在政治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人不愿意去触碰六四的问题？
胡：首先，敏感什么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敏感的？其次，这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我父亲在六四前两个月就去世了，他能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是他领导六四了吗？他没有领导。他知道六四这事吗？他在六四前两个月就去世了。你说六四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党的宣传部门从来对这点说的都是含含糊糊的，这应该由咱们党中央的宣传部门来解释，不能由我来解释。只能说深圳渔民村的老百姓很热爱我父亲，很怀念他。我父亲是1979年第一个去渔民村的人，这点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而我们党的部门是不希望老百姓老怀念他。我父亲1979年到深圳后，看到咱们这边的人都是整村整村的在逃亡，咱们边防部队就开枪，开枪老百姓也在逃亡。我父亲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一直在说，我们社会主义就是比对面香港的资本主义要优越，人民生活要幸福。但是幸福不幸福不是党报上说幸福就是真幸福了，老百姓心里是有体会的，老百姓就是认为当时的香港比深圳强，尽管当时党中央的报纸说的再天花乱缀，老百姓也还认为当时深圳的生活就是不如香港。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本能，如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也就不会干革命了，就是为了好好的幸福生活，我们老辈才会闹革命的。至于你个人幸福不幸福只有你自己知道，四人帮那会控制着《人民日报》，就一直在宣传我们的生活比对面香港的资本主义幸福多了，但是没有人信，大家往外跑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到深圳后，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先去看望了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说，你先到下面去看一看。我父亲便坐交通艇围香港转了一圈，回来后便说，首先不要开枪，跑就让他跑，给大家一条生路。就像柏林墙一样，开枪也挡不住。说咱这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好，但是大家都往那跑，所以说是没用的。为什么要跑呢？那边是灯火辉煌，这边是漆黑一遍，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还什么优越性呢！就像当时的叶帅说的，现在我老家人的生活还不如我出来闹革命之前生活的好。我父亲和叶帅都是有大慈悲心的人，看着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接受不了。
李：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是否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要怎么样改革呢？您期望有哪些方面的改革呢？
胡：我不是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也不知道我们下一任的改革总设计师是哪位。但我觉得如今年《炎黄春秋》元旦祝词里所说：我们有了1982年的宪法，这部宪法是我们中国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我们只要落实宪法里的每一条，这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比如我们要落实每个人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罢工、个人财产受保护等权利。
李：胡耀邦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胡：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身教，言传不多。他有骨气，不向恶势力低头，坚持实事求是。这些他不用跟我说，我看他怎么做就够了。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所需要的，我希望他们都具备。
李：《纽约时报》报道，温总理家里有很多财产，这个您相信吗？
胡：这个我不知道，但温总理表态过：如果我的家人犯了罪，一定会依法惩处。我们国家个人财产是不公示的，现在连代表资产阶级的台湾都对人民财产公示了，我们虽然是代表了人民，但是我们是不能够对人民公示的，我觉得这就不对了。
李：这么说因为财产不公示，反而没有还他清白的证据了？
胡：对啊，大家都应该公示的。你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是公示的，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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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微博被禁言 网络审查难阻民众发言（图）
2013-02-18
李开复因发表质疑人民搜索网内容的微博被禁言三天，长期敢言态度为被指留下埋伏。网民尝试躲避审查发表大量关于“六四事件图集，短时间内遭删除。
图片：李开复在推特表示自己的微博账号被禁言 （心语截图）
著名互联网企业家，曾任Google全球副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周日晚间在推特发言表示在新浪和腾讯的微博都被告知禁言三天，大家可以在推特找到他。
评人民搜索网被封号？
随即有大量的网民分析评论李开复被封号的原因，有的表示极有可能和他发表的一条质疑由执政党任命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当总经理的人民搜索网的微博有关，本台记者周一尝试通过微博搜索，发现这则微博已被删除，但有网民的存图为证，李开复质疑人民搜索网四点内容包括：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做搜索引擎；做搜索引擎，却没有信息通畅开放的信念，可能有戏吗；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老总，为何由党来任命？如果当年美国民主党任命菲尔普斯出任谷歌CEO，谷歌能打败雅虎成为搜索老大吗？
敢言的李开复
拥有三千多万关注者的李开复是微博中敢言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声援过南方周末，也声援过被封号的伊能静，同时也关注各大民生事件。
对于此次李开复被禁言三天，网络技术专家香港BarCamp策划人李学斌周一告诉本台记者：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断的打擦边球，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里发生这些事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反正不是出人命这样的大问题。我是觉得可以乐观发展下去，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小黑屋”（封号，禁言的代称）但是没有摩擦就没有进步。
网络舆论严打风波逐渐蔓延到名人们的身上，网民做出统计敢于说真话的明星和企业家包括姚晨、孙海英、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他们曾遭遇过封号和所发的消息被删除。
网民巧妙发表六四图集
虽然当局不断加强网络封锁的力度，但网民们仍然不断尝试突破审查，发表敏感内容。周日晚间八时左右，微博出现一个名叫@-我-们-都-是-勇-气-�-剑-的网民，他发表了超过50张的关于“六四事件”的照片，内容中不配任何文字，但一个小时之后也遭到了删除，著名网络博客作者龙威廉告诉本台记者：新浪微博审核是有自动审核和人工审核，自动审核主要是通过关键字，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对（图片）进行处理，人工的话就可以一张张看，这样非常的浪费人力成本。
@-我-们-都-是-勇-气-�-剑留下的唯一文字内容说“人世间还有种东西叫做精神，这个东西是不死的。纪念为理想牺牲的人们。 纪念535（六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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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是���年的，你信�？（��）
2013-02-10 12:48 PM
【新唐人2013年2月10日�】（新唐人�者常春��）2月9日是中�大年除夕，�百��家可�的�民在除夕夜聚集在北京南站，在寒�中，�民�的心在滴血。�民�感�：「�腐官�酒肉臭，�民露宿街��寒交迫」。
下�政府App �年玩透透
�中�年 �不�的�� 外�同��
�年吃�子是中�北方大部分地�的�俗。�年的�候，全家�聚其�融融的包�子吃，是年味最�的�候。�子成��年必不可少的食品。然而在中�首都北京，所�的��大都市，�民����子，�口��都吃不上，在一���自�高速�展的�家，人�在���年，你信�？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有一群人是���年的（知情者提供）
�民�表示，他�中有些人是�家可�，有些是有家不能�。「�不�意在家�年，�有冤情�能在大�年��京上�？」
�民��霞表示，全�各地的�民�代表全�受�官�削和�迫的人民，�中共����近平在�的中共官�拜年。「��霞�有死，�活著！感�中共�官，�我明白了�今的社���是一��腐遍地、�法�天、公平�地的人吃人的社�！」
在北京有��的人因�上���，�有�法和正常人一���，�吃�住沿街乞�。��霞��，����必�引起全�人民��政�民怨的�升！而中共的�政地位也在民怨高�中��欲�！
http://www.ntdtv.com/xtr/b5/2013/02/10/a845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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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被降级和被“释兵权”，废除劳教制度更指向了政法委的要害，至今云南和广东两省都先后积极响应叫停劳教。2月6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新浪、滕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实名举报周永康，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大纪元合成图片）
大陆知名律师三大微博实名举报周永康罪行 呼吁清算
【大纪元2013年02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上位3个多月以来，“中共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被降级和被“释兵权”，废除劳教制度更指向了政法委的要害，至今云南和广东两省都先后积极响应叫停劳教。2月6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新浪、滕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实名举报周永康祸国殃民，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
值得注意的是，浦志强的博文受到网友的广泛阅读和转载，目前新浪网已删除博文，腾讯和搜狐保留了长一点的时间，再次凸显中共高层在此事上的搏击升级。
浦志强的博文已被三大微博删除，但实名举报周永康引发民众共鸣和声援。（网络截图）
浦志强实名举报周永康祸国殃民
北京时间2月6日上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曾代理多起知名维权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发布博文称： “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现其他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联）。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浦志强：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一个祸患
据美国之音记者援引采访浦志强的报导称：浦志强始终认为，中国要改变现状、要有所变化，必须要清算维稳思路，而这个周永康明显是要承担责任的。
浦志强：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的一个祸患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年1月7号，孟建柱（现任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召开的电话会议，要求进行改革，尤其是对信访制度、司法制度呀，这些改革。我们也期待着，需要在公平和正义上，更多地去树立这种法律的权威。我相信领导人也会能够注意到这一些。我们是期待一种变化。
浦志强认为，周永康对这样一个十年，应当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他所代表或者他所实施的这样一个路线，事实上是把中国引导着走向今天这样一种地步。他需要说清楚，我们自己也要说清楚，并不单纯地针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包括周永康。我是觉得中国必须告别周永康的路线。
浦志强：胡、温10年没有解决“六四”、法轮功等问题
浦志强认为：在这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了解决，比如说“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的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秩序问题。周永康负责的对社会的控制，或者说维护社会的稳定呀，或者说公检法这个系列呢，应该说呢，是使得中国司法的信用几乎降到一个没法再低的程度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要真正的反思，是需要清算周永康的路线的。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正面对待这个问题的话呢，所有的社会矛盾应当还会继续积累。那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改变现状从改变周永康的与民为敌、与民争利的维稳入手
浦志强呼吁：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呼声，就是改变现状，从改变周永康的维稳思路着手，从改变现有的权位架构，这个与民为敌、与民争利的施政方针入手。
“另外，中国需要讲规则。你不能说，既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然后你又要要求三个至上，说宣传党的领导；你不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又到处封锁，建防火墙，这是不行的。”
云南叫停全部劳教审批
2月5日，云南官方宣布省内全部停止劳教审批；同一天，北京朝阳法院对涉入黑监狱的截访人员进行宣判。习近平对政法委系统开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据新华网报导称：云南政法委书记孟苏铁表示，将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对其它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全部暂停。对目前在教人员应继续执行、自然消化。原则上不受理涉及劳教制度历史问题的上访，确有执行错误的，按个案处理。
10名截访人员被判刑 官媒追击幕后主使周永康
北京时间2月5日上午，中共喉舌新华网首次报导截访人员被判刑，截访人员主要是当地公安及政法系统人员。
报导称：北京朝阳法院对去年4月发生的一起非法拘禁10名进京河南访民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黑监狱多日案进行宣判，王高伟等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六个月至两年不等，其中三名未成年被告被判缓刑。
有评论认为，现在喉舌新华网高调报导意味当局今年停止劳教制度的问题上再往前一步，习近平进一步打击周永康，警告政法系统维稳官员，不要再乱来，否则可以成为下一个，并为下一步处置周永康做铺垫。
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免职
2月2日，中共官媒证实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被免职。中共“十八大”后，被称为“第二权力中央”的政法委降级，政法系统频发地震，多名高官被调查免职，政法委官员自杀的消息频传。日前中共新任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武警部队时，也发出收缴政法委兵权的信号。中共政法委系统罪恶深重的官员预感末日来临。
习近平反覆提“宪法梦”直指江系“第二权力中央”
1月7日，《南周》事件在国内国际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罕有强硬讲话，强调政法工作要顺应人民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据新华社报导称，习近平要求，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民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提出“宪法梦”，想要依法正常治理中国。而当今中国社会司法黑暗的根源在于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而强化起来的“政法委”。
去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伴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中共政法委的黑幕越来越多地被曝光。原中共政法委头目周永康的罪恶一桩桩被揭露。
政法委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武警等均具有管辖权，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更将其扶植成“法外授权”机构，并成立盖世太保式的“610”办公室，成为第二权力中央，无法无天。
习近平要实施“宪法梦”，按宪法办事，江系建立的“法外授权”的政法委及“610”罪恶面临被揭开，这成为江泽民为首的镇压法轮功的血债帮最恐惧的事情。
18大后政法委大地震 453人被逮捕
中共政法委在过去数年中一直在扩权，并且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法委系统是习近平施政的主要障碍。许多基层干部认为，最近这一波是北京新领导班子针对政法系统的“整肃”，许多公安干警和政法干部不清楚新政策的“精神”，导致政法委和维稳系统出现巨大震荡。
据新纪元周刊报导，有来自北京的消息，政法委主要官员的背后，不但有政法系统官员的支持，也有地方和部委的财团力撑，更有一些党内大佬的全力支持。习近平想要扳倒这些人极为困难，除非拿出“非杀不可”的铁证，否则未来的斗争可能将充满意外的血腥。但已经肆意了十年的政法委体系的全面大坍塌，恐怕无法避免。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原政法委某位高官最近向胡锦涛递交报告，其中内容包括，过去三个多月以来，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多达453人，其中公安局系统392人，检察院系统19人，法院系统27人，司法厅（局）5人，非公检法司系统的有10人。另外，还有12名政法高官自杀身亡。
政法委被习近平“释兵权”
1月29日，习近平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武警部队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忠诚于党始终是党的武警部队第一位的政治要求。”中国武警系统一直被称为“江泽民的第二武装”，是支撑江派第二权力中央的武装力量，过去武警部队一直受周永康把持的政法委系统控制，中共军委难以插手。
此番习近平同时携军委副主席与政法委书记视察武警部队时，重点强调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其用意显然是希望剥夺政法委对武警部队的控制，并将其纳入中共正常领导机制中以及自己的麾下。
习近平上台后，要改变胡、温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境况，特别是薄熙来、周永康曾密谋计划实施以政法委为大本营发动政变废拙习近平夺取最高政权的背景下，习近平与胡、温连手，拿政法委开刀，对江派人马进行大换血。
去年底，各省检、法两院负责人密集调整，有十几位副部级高官履新。在各省“两会”召开前，经过调整的这些政法系统领导纷纷出任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另外，在以往地方人事安排中，政法委书记往往兼任当地公安局长，权力过大而没有限制，对地方正常行政与司法造成严重干扰。而此次调整后，中国大陆31个现任省级公安厅（局）长中，仅七省份仍由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规模进一步缩小。
时政评论人士张粟田表示，目前习近平对政法系统进行大换血，清洗掉江派的人马，提拔新人上位，同时削弱公安系统的权力，目的是为实现他的“宪法梦”扫清障碍，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毕竟此前薄熙来及周永康利用日益坐大的政法委试图政变的图谋让习近平不得不防。
习近平阵营废除劳教 击中江系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要害
去年年底，美国、奥地利等国家的圣诞节饰品中均发现来自中国劳教所中的求救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自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并被强迫做奴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生产包括圣诞节饰品在内的各类商品，出口获利。
在江系的政法委治下，镇压法轮功的血债帮不仅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其尸体的滔天罪行，还利用劳教系统强制被劳教人员做奴工牟利。废除劳教制度，是击中了血债帮的命根子，将会使时局发生大的变化。
去年重庆事件发生以来，胡、温、习一直在想法拆解政法委，从一开始的削权，到“十八大”将政法委降级。习近平上台后，更是直接针对原政法委头目周永康，反腐开始就拿周永康的亲信李春城祭刀，1月5日又将同是周永康马仔的原四川省长蒋巨峰拉下台，将周永康在四川培植的势力连根拔起，并牵出周永康。
“周、薄政变集团”曝光 习近平放言严办薄熙来
王立军事件曝光了“周、薄政变集团”主谋者包括周永康、江泽民、曾庆红及薄熙来。“周、薄政变集团”原计划在中共“十八大”上推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替周永康出任政法委书记，延续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并在习近平上台后的两年时间内，发动政变夺取中共最高权力，在必要时动用武力逮捕习近平逼他让位。
但这一计划在去年初，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将该计划交给了美领馆方面，随后被美国媒体曝光。这事件直接导致薄熙来下台，使周永康、江泽民和曾庆红势力受到摧毁性的打击。
去年9月初习近平“神隐”期间路透社发表独家报导称，习近平近日与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胡耀邦之长子）举行了私人会谈，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中共和江泽民集团罪恶定要被清算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捆绑了中共，十三年的镇压，中共犯下了活摘器官等反人类的惊天罪恶，将中共拖入解体的泥沼，中共劳教所的黑幕面临全面曝光。”
石藏山表示：“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内部高层或广大的官员，谁善用权力为人民做好事，中国民众会记住他，神也会看到，但中共和江泽民集团的罪恶一定要被清算和被送上法庭审判。”
（责任编辑：高静）
中港台时间: 2013-02-07 02:09:28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2/6/n3795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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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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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恐怖主义
由于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了震惊世人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恐怖主义”这个名词被广泛的使用。那么，什么是“恐怖主义”呢？它的确切定义到底是什么？的确，对于“恐怖主义”一词的界定，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阐释，甚至在一些具体的说法上还有很大分歧。比如：
（1）《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
（2）英国学者哈利戴提出：“恐怖主义是指战争或内战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暴力行为。”
（3）美国国务院的解释是：“由组织或代理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常这种行为是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4）《美国法典》中的定义是：“恐怖主义”是指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并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社会公众。
（5）美国国防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个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或暴力，用以强制或胁迫政府及社会”。
（6）中国最近出版了一本《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书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残害无辜，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是恐怖主义。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联合国也试图就“恐怖主义”再次定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民族及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当中的暴力手段是不是恐怖主义？。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针对恐怖主义已经通过的12个公约或议定书，由于都是针对一些具体的行为，所以都避开了要给“恐怖主义”下定义这个难题。
尽管如此，综上所述，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基本要素还是有共同的认识的。所以我认为，恐怖主义的定义应该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政权针对无辜者的，有政治性目的的恐怖暴力行为。
在各种恐怖主义形式中都有三个要点：一是有一定的社会性、政治性目的；二是针对无辜者，以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为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手段）；三是制造恐怖。而其中，制造恐怖是核心。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的实施和结果都是为了让人感到恐怖，从而屈从于某种势力。
另外，根据以上定义，恐怖主义活动的实质是，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不使用暴力的政治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比如：罢工、和平示威、请愿等等。
二、恐怖主义都有那些种类
恐怖主义大致可分为四类：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
1、个人恐怖主义
是指以个人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个人以绑架、暗杀、劫机、爆炸、散布恐怖谣言等恐怖手段恐吓、胁迫社会，以普通平民作为暴力攻击目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称为“恐怖分子”。
比如：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发生在美国奥克拉荷马的联邦大楼爆炸案，三十二岁的美国人麦克维，在联邦大楼爆炸案中令一百六十八名无辜的市民死亡，当中有十九名儿童。这一案件是典型的个人恐怖主义。麦克维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
另外，中国发生的“石家庄大爆炸案”也是“个人恐怖主义”事件。爆炸事件针对普通百姓，连炸四栋大楼，炸死两百多无辜民众。按照目前中国官方的调查结果，认为是个人所为。那么这个人也是恐怖分子。
2、集团恐怖主义
是指以团伙、帮派、组织等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这些组织以平民为目标；以恐吓社会、政敌、政权等为目的，采取暴力攻击行为。这些团伙、帮派、组织是恐怖组织。恐怖组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组织内部的人也是采取恐怖手段进行控制。
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是典型的恐怖组织。另外，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西班牙的民族组织“埃塔”，令斯里兰卡政府最头疼的“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等，都是国际著名的恐怖组织。
3、国家恐怖主义
是指以整个国家政权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它依靠国家机器，盗用政府权力，合法使用暴力，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其最大的特点是：暴力与权力的结合。
国家恐怖主义的早期形式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后来像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统治下的朝鲜等，都是政权依靠国家机器，政府合法使用暴力，剥夺本国人民的全部自由权利，对全体人民实行暴力恐怖统治的典型。
4、国际恐怖主义
是指以恐怖组织或者恐怖政权为主体实施的超越国界的恐怖主义行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是对人类自由威胁最大的国际恐怖主义。它们的组织、触角曾经遍布于世界。它们的目标是以恐怖主义统治世界，彻底消灭人类自由。
也有许多恐怖组织成为跨国恐怖集团，形成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
三、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恐怖主义特征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四大种类的所有恐怖主义特征。
1、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前，崇尚的是暴力恐怖理论：共产党早年赤裸裸地鼓吹暴力革命，标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号召工农民众“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鼓吹社会变革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等等。
共产党在夺取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采取大量的暴力恐怖手段。但是，由于共产党建政之后，全面垄断了所有新闻、舆论、出版等等人们获知讯息的渠道，并对历史事件真相进行大量歪曲和篡改，使得我们无法获知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共产党依靠掌握的信息舆论工具，任意极大的美化了自己早年的形象，使得我们只能按照共产党刻划的形象去了解共产党。但今天在及其有限的条件下，还是能够找到许多当年共产党大量从事爆炸、绑架、暗杀、酷刑等等恐怖主义行为的铁证。
如果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敌对双方都会采取一些非正规手段对付敌对一方，但是，共产党当年有多少恐怖主义行为是针对普通民众的。
2、早年的共产党人是恐怖分子
早年的许多共产党人个人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在暴力革命理论的灌输和煽动下，许多青年革命知识分子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比如：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夏曦，本来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之后，在1930年湘、鄂、西苏区肃反中，采取极端恐怖主义的手法，在共产党内部大开杀戒，用尽酷刑，许多人被处决。许多死者甚至都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和朋友。夏曦在那次肃反中，屠杀自己的同志一万多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害了一万多名自己的战友。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
周恩来和康生，1931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惩治叛徒，亲自带领人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个人。
3、早期的共产党是恐怖组织
建政之前的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不仅枪杀国民党军官，镇压旧体制官吏，绑架暗杀土豪劣绅，也以烧光、杀光的恐怖主义政策来迫使农民就范。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如此来形容共产党当时的恐怖主义政策：“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穷苦百姓，无家可归，骨肉离散”。但是，后来共产党把这些做法完全栽赃到国民党头上。
数十年过去了，现在在一些国内地方性的小的档案资料馆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历史记录。
香港《开放》杂志刊登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中共血腥序幕》一文介绍中共党史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教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富农和普通民众进行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更甚于土匪。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这是典型的暴力恐怖主义的教材，也是中国共产党集团作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铁证。那时的共产党，还不精通美化自己的技巧，大概那时也不认为这样的行径需要遮盖，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恐怖主义教材。
4、早期的苏区是国家恐怖主义的雏形
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苏区，也叫“解放区”，事实上已经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它不仅对社会大众实施恐怖手段，对内也实施恐怖统治，精神控制。
中国著名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韦君宜，在她临去世前出版的《思痛录》中，真实记录了她本人早年跟随共产党，亲身经历的无数次的在共产党精神控制下的惨痛经历。她指出，令她一生恐惧的这种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的登峰造极，并不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发生于1942年的号称“抢救失足者”的延安整风运动甚至于更早。她列举了大量事例来描述共产党当时制造的恐怖气氛，人人自危的恐怖效果，说明，当时共产党在内部实施的完全是恐怖主义的统治。
由早年共产党权威人士一手操纵的集团性、运动性的精神控制与制度行的组织清洗，当时并不仅仅限于革命圣地延安，而是遍及中国各地，更造成数十万人被无辜杀害。
四、中国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
共产党在暴力恐怖理论指导下，通过暴力恐怖手段，特别是经过暴力恐怖实施的积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政权——中国国家恐怖主义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对中国人民实施了长达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
联合国指出，由于国家恐怖主义事实上是政府对其本国民众实施的恐怖主义，所以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恐怖主义。它所造成的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联合国委任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特别委员库珐女士，在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指出：国家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比其它任何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所有种类的恐怖主义特征。其中，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1、对社会进行全面恐怖主义统治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它实施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它依靠国家机器，盗用政府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运用司法、警察、监狱、特务等权力系统；垄断新闻、宣传、出版、舆论所有信息管道及传媒领域；控制人们生老病死，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资源；钳制人民心灵感受、思想观念、情感表达、行为方式的所有方面。在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民没有选择的余地。
由于国家恐怖主义实施的恐怖是全方位的、铺天盖地的，它对人从心灵上进行扭曲，从精神上进行摧残，从尊严上进行羞辱，从思想上进行控制，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四清、文革、一打三反、四五、六四、镇压法轮功等无数次血腥恐怖大事件的中国人民，已经在铺天盖地、永无休止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吓破了胆，甚至麻木了，甚至渐渐适应和接受了这种恐怖统治。
2、持续不断的制造恐怖暴力事件
近年，有许多研究和著作显示，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下，至少造成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第一年里，就大开杀戒，上千万人在镇反中被处决。
50年代杀人如麻：
五十年代一系列的镇压行动中，被贴上“坏人”标签的人，几乎没有活路，许多地方甚至集体屠杀这样的人，造成千万人死亡。
中共党史的正式说法是，从1950年毛泽东发表「双十指示」开始的“镇反”运动，到1953年11月结束，长达三年。这次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五十年代中共究竟镇压了多少人？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说「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57年2月最高国务会上透露50年至52年杀了七十万反革命份子，之后三年又杀了八万。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1949至1955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从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令展开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六十年代苍天无泪
六十年代初，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人死在共产党所推行的灭绝政策的灾荒中。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千万人头落地。
史料记载，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时期。
以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间，恐怖暴力的打人之风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毛泽东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一个月之内，在北京被打死的各类人就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放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爆发了杀人狂潮。「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全国在这场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文革期间的一年多的武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另外，死于晚期的“清队”运动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写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郊区大兴县屠杀事件。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广西省灵山县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类分子」二千一百三十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杀人还普通伴随着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
七十年代变本加厉
七十年代对反革命的镇压没有丝毫手软，张志新因为对毛泽东提出质疑，被打成反革命，被处决前已经被逼成神经病，临行前被轮奸，被割破喉管。恐怖政权杀害张志新的手段让多少人午夜惊梦。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八十年代动用军队公然镇压
八十年代初的严打，将许多无辜的青年人镇压，有统计数字显示，83年的严打镇压了一百多万人。举世震惊的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次充分表现，也把它的残暴展示在世人面前。一个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大批正规军和坦克兵团，公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杀戮。“六四”屠杀之后，马上就是镇压带来的大批人入狱和立即开始的处决。恐怖气氛像战争年代的敌占区。
九十年代铲除异己镇压法轮功
九十年代，中共政权对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民主人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法轮功的镇压，正在造成新的成千上万冤魂。而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反抗人士的镇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蒙、维、藏被杀人数无法统计
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据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维族学者安瓦尔于1999年在澳门召开的“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根据中共官方资料：“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于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次。”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么大的数字！它相当于近4个台湾，11个香港的人口；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持续不断地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成为维护恐怖暴力统治的有效方法。
五、中国政府使国家恐怖主义达到极限
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怎么样造成恐惧心理，国家恐怖主义比起任何其它恐怖主义都更加有优势。因为它手上有国家权力，它可以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全方位地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恐怖主义统治。
中国共产党政府能维持到今天，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结果。这与其它恐怖主义分子所采取的暗杀、绑架、爆炸，在指导思想和性质上都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死于中国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民众，已超过一亿。一般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在进行恐怖行为的组织能力、动用物力、调动人力、组织实施的规模上，以及实施恐怖行为的经验上都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低档了许多。故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才要来中国接受培训。
1、范围上，全方位
政治权利的剥夺、经济利益的垄断、文化信息的封锁、日常生活的控制。
政治权利的剥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全部控制的社会。早些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从上小学开始，你就会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要求加入红小兵；到了中学要求加入红卫兵，要求加入共青团；工作以后，更是积极要求入党，就是要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进入这个恐怖组织，主动接受控制。我并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因为在理念上和共产党有高度认同才这么做的。而是因为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明白，中国社会是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社会，你必须要在政治上有了保障，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你在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其它领域的权力才能够得到保障和提升。
曾几何时，中国人都积极靠拢党组织，自动接受管制和控制，这样做可以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全感。而不积极靠拢党组织，不把自己交给党的人，在政治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真是什么遭遇都有可能发生。前一阶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说，要争取资本家入党，这实际上是要政权和金钱的结合，是让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给他们一种保障，实际上是进行一种更紧密的控制。
经济利益的垄断：共产党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包括对所有人民实行经济上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封锁及对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的控制和垄断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是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太子党和整个特权阶层先富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到5％的人，掌握着95％的财富，另外95％人，在拼抢着不到5％的生存资源。而近些年爆发的一个个经济大案，无一不是因为中共政权内部利益分配，或者权利斗争所引发。
文化信息的封锁：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还包括在舆论、传媒、新闻、文化上的封锁。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对这种封锁都会有非常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在中国国内，整个新闻媒体没多少可看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前更不用说了，那时中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当中，有多少是因为什么收听敌台、收藏禁书、或者只是看了当局不许看的一篇文章。许多反革命集团案都是一些年轻人处于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在一起看书讨论聚会等等。连中共高官郭沫若的儿子，也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整肃而跳楼自杀。
几十年里，所有国内的报纸，头版全是一样的新闻，因为不可以有其它的新闻报导。这样，人民所知道的就是共产党需要人民知道的那些东西，人民无从得知其它的信息。我写作出版了《远华案黑幕》一书之后，因为这本书揭露了远华案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中宣部立即下达紧急文件，宣布这本书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禁书，在全国收缴。有不少人因此被抓被判。照理说，高科技的信息手段应该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机会。可是中国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下做了什么呢，中国目前有至少三十万网络警察，专责监视网络内容、阻断信息、封锁真相、关闭网页。《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网警有这样的描述：他们虽为警察，却身着便装；他们时时与犯罪嫌疑人短兵相接，却不用枪支弹药、擒拿格斗；他们没有防暴队员那样矫健的身手，却拥有一个装满尖端科技的大脑，对计算机、对网络，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就是网络警察，全称：国际互联网安全监察专业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
中国多次封锁国内一些不同政见的网站，有些根本连政见都没有，只是当局不喜欢。中共还封锁了海外五十万个网站。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见解被秘密逮捕，北京师范大学的20岁女学生刘荻，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乱说话，被监禁了1年多，家里人不许看望，不许请律师，不许和外界接触。中国政府正在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国家公权力，去进行恐怖主义统治的新闻和信息封锁。
日常生活的限制：我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经历。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户口制度，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地方；还有，过去几十年一直实行的票证制度，是对中国人生老病死，甚至饮食起居全方位的控制。以前我们过日子每天都必须依赖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副食卷，那时包括花生、瓜子、火柴、卫生纸都要证。没有这些证券人怎么活呀。
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人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就是说，当你不肯屈从于给你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你的生活状态引起官方不快的时候，官方就可以完全切断你的生存来源窒息你的生存空间。设想一下，你要想脱离那种控制，你可能几天都活不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哪也不能去。所以，这种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应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最完美的一种体现了。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呢，现在国内城市实行暂住证，相当于从石家庄搬到北京居住要办签证。不久前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一个工作，他到广州去上班，当天傍晚上街忘了带暂住证，结果被强行收容，几天后在收容中心被活活打死。
2、做法上，不择手段
监视、监听、胁迫、收买、人质、酷刑、侮辱、公审、连坐、关精神病院。在心灵上进行扭曲、尊严上进行剥夺、思想上进行控制、观念上进行引导、肉体上进行消灭、行为上进行限制。
共产党在人的心灵上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暗示，使人常常在自己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一种观念，知道什么能做能说，什么不能做不能说。人心里自己已经有了一把尺子，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配合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从而帮助恐怖主义完成了对个人精神上的控制。另外，共产党长期在观念上对公众进行误导，在人的思想上进行限制等等。上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还记得早请示、晚汇报这些事。那时不管你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肯定做过思想汇报，跟领导谈心；红卫兵、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要每个礼拜过组织生活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个人进行控制的一些很具体的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喔，这些事情发生过，但并不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好，那么看看今天我们的身边吧。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不是仍然鼓励民众之间监视、举报、揭发这样的做法么。仍然可以看到随意监禁、逮捕、甚至绑架这样的现象么。时代变了，但是共产党统治方式的本质没有变。
包括公审制度，这不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公审制度公审大会——是一种非常不仁道，非常残暴的一种制度。而它正是对一个社会或者对人的群体进行恐怖、威吓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对人的精神、心灵、人格、尊严等等，彻底击溃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一种很好的示范。
公审制度是及其残酷和不人道的，何况，犯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基本尊严，他的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保护。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常年实行这样不人道的统治，让中国人习惯了这些残暴的做法。而实际上，政府这样做最主要的效果就是恐吓。
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把人送进精神病院，王万星的遭遇就是例子。他92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的字条，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共产党经常用人情、亲情和人性作为要挟。
对人进行肉体消灭这样的事情常年来一直在中国非常普遍。多少年以来，中国判处死刑的数字总是远远高于整个世界，常常是全球的总和。
“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千1百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千9百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国际大赦”的报告）“1996年，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有4千3百6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几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纽约时报》2001年6月19日的报导）。
2001年，中国一共判处了四千五百人死刑。有时候我在想，难道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命贱，不把生命当回事？或者说中国人骨子里面有犯罪基因，总是有这么大范围的人会去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触犯刑法。事实上，最基本的原因是政府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恐吓的控制，用严刑酷吏来管制社会，用杀人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对社会进行要胁。这种手段是从建国起就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几年中国社会道德丧尽，社会矛盾激化，贫富悬殊加大，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共产党杀人的借口也就更多了。
3、中国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秘密逮捕在中国仍然时刻在发生。在前一个阶段，有几位海外学者回国，包括从美国回去的徐泽荣，搞文革史研究的宋永毅，都是在国内做社会调查的时候被秘密逮捕的。在国内，北京安全局2001年3月秘密绑架了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杨子立，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师大的徐伟，广播学院的张洪海，以及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他们不是民运人士，不是下岗示威抗议的工人，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不是上访闹事的农民，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任何行为可以被划分为政治异己份子，他们仅仅是关心社会的学者。杨子立回老家奔丧，在回来的路上就失踪了，他太太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探，才知道他是被国安部秘密逮捕了。这难道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付人民的手段么。
我们知道，异议人士长期以来被以各种名目迫害，甚至可能被政府以嫖娼罪逮捕；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秘密杀害；自由知识分子被监禁或被迫流亡；下岗工人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被逮捕下狱；包括抗税的农民，被指是非法越级上访。中央甚至还下令要坚决打击非法越级上访。他们随时遭到关押毒打遣返等等。所以，就算你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人，就算他们都和你无关，可惜你也不是安全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杨子立被捕后，他太太写的一封信，他妻子说：「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关心政治，我也不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直到我丈夫被秘密逮捕之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迫害是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说，这样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否感受到或者意识到了，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特务国家、暴力国家、腐败国家。
六、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
针对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包括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和对国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它对个人的影响。我相信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体验，感觉到长期生活在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恐惧之下。特别是经历过中国这么多次政治运动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有深刻的体会的。人长时间生活在精神和心理的恐惧当中，人的心灵就会有一种扭曲，会经常伴随有恐惧、多疑、不安、怨恨、仇视等等情绪，这种影响是很深刻的。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人。
国家恐怖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毕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心怀恐惧，有不健全的心智和心态，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是个正常的社会。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之下，人人自危、互相为敌、互相算计、互不信任、互相仇视。我想很多上点年纪的人可能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面对面批判，背对背揭发」，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期人和人之间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关系。现在这种状况稍有缓解，但是，由于中国专制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专政机器还像过去一样在运转，这种状况还会持续。
1、恐怖统治使社会失常
鼓励人民互相举报揭发、互相监视，这是中国政府一直惯用的手法，也是恐怖主义典型手法：我们可以看看这三年多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国政府在镇压法轮功成员上采取很多非常极端的做法，有很多典型的例子。除了用尽各种手段对他们刑讯逼供酷刑虐待之外，举报揭发可以说是政府鼓励的最普通的手法。现在，政府甚至奖励一些人举报，规定举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可以获得多少多少钱奖金。被中国释放的法轮功学员林慎立，来到加拿大之后，向外界介绍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狱方甚至让犯人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迫害，如果犯人能够帮助狱方转变一个法轮功学员，甚至这个犯人可以被减刑。它发动全国人民来参与恐怖主义的行动。它实际上还是在利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它把触角直接深入到人群当中、社会上去，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影响一种控制。
2、恐怖统治使国家多灾多难
另外，让我们看看恐怖主义对国家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经常说，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可是，今天的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什么呢?中国总是被国际社会批评为是人权最差的国家。联合国的人权报告也好，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人权报告也好，总是罗列很多很多中国迫害人权的例子；包括中国领导人出访，到处都受到抗议，中国驻外机构也总是受到示威抗议最多的。
联合国每年有一个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指数的综合评比，中国排在100多位以后。这跟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是非常不相称的。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在大批的移民潮，通过留学也好，或者出访滞留不归也好，或用钱来做投资移民也好，甚至冒着死亡的危险偷渡。反正是用各种方式，想方设法来离开那个国家。
3、恐怖统治让中国人四散逃亡
事实上，中国人的出国潮和难民潮己经持续了数十年。当然，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出国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很少人能够有正当机会和权利出国。只有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民众，冒死游泳偷渡到香港的，有些人后来又辗转到了西方国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批中国人向海外走。89年六四屠杀，引发了一个持续到现在的难民潮。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并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到海外寻求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很多人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宽松的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心灵上的安宁、一种安全和和平。
中国《人口与经济》双月刊2001年第1期，刊载署名黄润龙的文章，“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指出：中国非法移民的数量是个客观存在而又十分难以统计的数据。中国自1978年到1995年，每年约有10万以上中国人移民海外，而同期偷渡出境的非法移民相当于当年合法移民的21%，合每年1.8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不包含流入到港澳地区的较保守估计。作者又引证不同消息来源说，1997年戈德斯通评估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海外移民为每年18万，其中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每年达2.5万人之多，与到美国的合法移民数字相当。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迈尔斯则估计，从1990年到1993年间，每年仅福建就有1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1995年以后有了明显的下降。这期间，另外每年有一万多人次从中国偷渡失败被抓。
中国的偷渡潮涌向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各国，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尼；和南美各国，反正凡是能够让中国人自由呼吸自由生活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艰辛跋涉的身影。
七、中共向外输出恐怖主义数十年
那么国家恐怖主义对于海外华人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我们生活在海外，国家恐怖统治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吗?
首先，中国向外进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输出已经几十年了。早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自己也从来没有避讳过，叫作：暴力革命的输出。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柬埔寨的柬共、马来西亚的马共、印度尼西亚的印共等，一直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长期对这些国家的暴力革命进行支援和指导。在这些国家和国家之间，制造了很多内部和区域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政府支持下的缅共、寮共、马共、印尼共产党和菲共、泰共、日本赤军都是恐怖分子，中国为这些恐怖分子设立军训基地，提供培训和活动经费，甚至在中国境内为他们架设广播电台，让他们利用中国国土进行针对自己国家的煽动、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直到今天，这些受各国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还住在中国为他们提供的安全场所养老，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然，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在这类做法上，是没有当初的那么直接了。
东欧剧变之后，好多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自动解体，那么向外输出共产主义这种行为恐怕己经过时了。但是，中共输出恐怖主义却没有停止。
八、海外的中国人并没有免除恐惧
当然，东南亚很多当年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也在变化。可是，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恐怖统治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今天，中国政府正在全面对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社会进行恐怖控制。现在主要是通过它的驻外机构，通过所在的华人社团，包括寻求代理人，对一些人、一些组织、甚至整个华人社区进行控制。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社会，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这种控制。
千万里之外的恐惧和沉默
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好像不觉得受到了这种恐怖主义的影响，是不是我们身边没有了那种受监视、被秘密报告、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安心踏实地在这里生活了。
我想到一个例子，89六四屠杀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悲剧，死了那么多人，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在1999年的时侯，正好是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前夕，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向在座的人介绍六四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当地将举办纪念活动。这时在座的一位朋友立即说：“哎，我可是从坦克的履带下逃生出来的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又长时间的关注六四真相和死难者的命运，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敏感，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一说当时的情况。他说，当年他也是一名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六四凌晨，他随着从天安门逃出来的这些学生，走到六部口的时候，遇到了两辆坦克冲进了学生队伍，当场压死了１２个人。他自己因为是刚好站在马路隔离带的栅栏旁边一个缺口处，结果当坦克冲过来时，他被人群从缺口处挤了出去。当坦克过去之后，他说，回头一看，地上一片尸体。听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就说：“哎啊，你能不能接受我一个采访？”我想，这个悲剧经过了这么多年，坦克碾压人群的事我早就知道，但是，对我讲的人在国内，我无法引用这样的资料，怕给国内的朋友带来麻烦，那么，今天过了十年之后终于在海外碰到了一个当事人、一个见证者。
但是这个时候，他太太在他身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冲我大喊说：“你要干什么?”当时我很吃惊，我说：“我没有要干什么，我想给他做个采访。”他太太当时非常愤怒地跟我说：“我们己经逃了这么远了，你还要给我们找麻烦！”。听到这样的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难过。
九、打破恐惧从我做起
毫无疑问。六四这样的事本身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记住它，反省它，并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悲剧过去那么久了，却连它的真相都无法了解。而一个见证者，一个当事人在经过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还是由于恐惧，不能够对世人讲这样简单的真相。我真的是意识到了内在恐惧的深远影响。我们很多中国人虽然说远离中国，隔了千山万水，但是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种恐惧、这样一种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
那么我们应如何避免并制止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呢?
我跟一个朋友谈到，我正在做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专题。结果他突然反问我：“你就不怕被他们对你使用恐怖手段?”我当时一惊，想想也觉得，是啊!共产党的势力和耳目在海外也到处都是，他们一贯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那一套的。可是，我转念一想，要打破这样的恐怖统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己首先要在心理上摆脱这样一种内在的恐惧心态。如果我们自己个人不能够摆脱这样的恐惧，那么，实际上你还是在不自觉地接受这样一种洗脑、一种控制、一种恐怖统治。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从心灵上解放自己，摆脱恐惧，并在政治上争取自由和免除恐惧的权利。从政治上争取权力，就是打破一党独裁的统治结构，改变专制的制度。同时，很关键的就是，要争取在新闻上突破封锁，让整个社会愈来愈多的人知道真相。
恐怖统治的实施主要是依靠两样因素：一个就是恐惧；一个就是谎言。当真相被揭露的时候，实际上谎言就被打破了，谎言被打破之后，恐惧也就会随之而消失。
但问题是，现在谁来揭穿谎言。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敢于站出来讲真话的人，不断被惩罚、被投入监狱、被处死。而看到的人不断被暗示、被警告、被震慑，知道那样做只有惩罚没有出路。所以，长期下来，人们习惯了谎言，习惯了欺骗，习惯了噤若寒蝉、习惯了彼此为敌。而且，习惯了看着身边的悲剧不断发生、重演，总希望自己能够侥幸躲过。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悲剧发生时，旁边总是站满了围观但绝不出手相助的人。
不要等自己成了受难者
我想到当年二战之后，一个德国人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当他们冲着共产党而来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所以我没有站出来；但他们冲着社会主义者来的时候，当他们冲着工会会员来的时候，因为我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所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那么，当他们冲着犹太人来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又没有站出来替他们说话，那么最后呢，当他们冲我来的时候，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为我说话了。”
我想，现在中国人应该特别记住并且用心去体会这样一种忏悔的心情。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的恐怖统治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悲剧时时刻刻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要等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或者成为一个死难者的家属的时侯，我们才意识到这种迫害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要打破恐怖主义的统治，最主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从自己内心免除恐惧影响，拒绝接受恐怖统治。
十、中国的恐怖主义正在被打破
近几年来，当一些民主人士、异议人士、作家、记者被捕时，事态发展却与以往有了几乎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当这些人一被捕，海内外众多的人士就会立即站出来揭穿当局的恶行，怒斥中共镇压民主人士的倒行逆施，而且，国内众多著名教授、学者、律师、记者，包括体制内的众多人士经常联署公开声明，并致函胡锦涛、温家宝抗议，要求当局尊重现行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人们从这里似乎看到了，一方面，当局钳制言论自由、镇压异议人士的恶行激起了人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另一方面，国内的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众多人士再也不是沉默的羔羊，已在毫无畏惧地激烈抨击中共压制言论自由、摧残人权的恶行。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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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今日之中共，几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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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辛当年在坦克上发表演讲……
【新世纪特稿2013年2月10日】现在人们知道了，习近平年初时在中共中央党校讲的话，其实是他去年年末视察广东时讲话的翻版，而他在广东讲话时，看来是直抒胸臆，讲得更为坦率。特别是谈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习近平的议论很有激情，他的真实思想，清晰地显露在人们面前。
■正视苏共与苏联的教训
看来，“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的确是萦绕在习先生头脑中的大问题。那么，就再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苏联是联盟国家，而旧的联盟体制走入困境，在改革中受到强烈反对的压力，联盟国家争取独立成为明显的倾向。于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而苏共保守派眼见情况不妙，则悍然发动政变。他们仿效当年保守派趁赫鲁晓夫休假而发动政变的先例，对戈尔巴乔夫也来这一套，而这些人在习先生眼里，被视为“还想挽救苏联的人”。然而，旧苏联实际大势已去，新苏联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保守派企图以发动政变维持旧体制，其实救不了苏联，反倒使苏联无可挽回地解体。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苏共保守派不懂这个辩证法，中共保守派到现在也还是不懂这个辩证法。
在习先生看来，那“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然而，那几个人分明是命令军队开着坦克进入了城市的，就象苏联军队在1956年进入布达佩斯、1968年进入布拉格，也类似于当时的两个月前，中国军队进入北京。但是，苏联军队也许是从1956年的事变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布拉格被捷克人包围，在自己国内的城市被苏联人包围，都小心谨慎得多了。
习先生为苏联军队在反对政变的苏联人面前保持“中立”而感到遗憾，认为那是“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的恶果。殊不知，军队在政治争议中保持中立，人们才能真正看清楚人民的选择。中共不是喜欢说“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吗，那为什么偏要让军队用刺刀强迫人民接受共产党保守派的政治选择呢？
习先生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那么，“理想信念动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既然讲究认真，那就认真地追问下去呵。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讲得很清楚，是否能够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否成熟，取决于旧社会的母体中是否孕育出了新社会的胎儿。列宁也很明白，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那只是“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了变化，而苏维埃俄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在俄国实现工商业文明。尽管苏联人后来标榜他们已经进入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其实那不过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相对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已比较接近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而已，若论市场化孕育出新的社会，那还差得老远呢。
苏联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落后于西方社会，偏要标榜自己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而实际经济只有在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才能显示活力，否则就停滞不前，那就分明是道路失败、理论失败、制度失败。
苏共没有尝到经济市场化的好滋味，苏联没有坚持到建立新的联邦体制就解体，它们的失败教训很清楚──苏共的“发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在工业化、市场化的时代，只能老老实实走资本主义之路；即使共产党执政，也只能审时度势，适当地为民众谋取更多些的利益，难以改变大局，而若一味坚持自己的专政而压迫民众，坚持专制的联盟体制而压制联盟国家，就迟早要走向失败。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事情。
■正视历史唯物主义
显然，面对苏共和苏联的教训，已经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野。
看上去，习先生很是信仰唯物史观，很是相信历史规律，那么，不妨就此讨论一番。
习先生以为，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强调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能够挽救共产党的专政。他告诫他的同志们，要依照唯物史观，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知道“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要怎样走下去”。
在习先生看来，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唯物史观，而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可惜，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习先生应该想一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坚定的“理想信念”、也靠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支撑，是什么道理？是什么史观？
那么，习先生怎么会陷入到以“理想信念”支撑他的“主义”的地步呢？他认为不能否定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正视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的现实，走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步，而共产党从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而且无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反思，不在乎“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变化的深刻涵义，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终于在数十年后遭遇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失败。
身为中国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习先生应该知道，无视这一历史事实，无视这一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现实变化，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陷入唯心史观而无力自拔。
说到信仰，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朝闻道，夕死可矣”，描述“闻道”而来的思想上的快感。共产党的问题与这种快感有些相象，是为“朝闻道，夕实现可矣”，亦即，只要发现了历史规律，发现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那我就跳过资本主义，立即去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实行“社会主义”。
即使实践证明这样行不通，只能走市场经济之路，只能实际接受资本主义，但是，习先生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共产党专政不能丢掉，而市场经济阶段上通行的宪政，则被他们视为“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与其实践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并发展为一条深深的鸿沟。
马克思看得很清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际而设想的一种政权形式。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从体现阶级斗争的政党政治到非政党政治，马克思设想，会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时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是针对过渡时期，而且很可能是一个不长的过渡时期，考茨基不觉得它有多么重要，甚至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提到的“一个词”，同样，普列汉诺夫则根据实际发展变化，认为这个过渡很可能转瞬即逝，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自然也就消失了。
但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背离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它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那个过渡阶段，视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时的专政，也就无可避免地从工人阶级的阶级专政，蜕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共产党本身也在蜕变，从代表工人阶级掌权、为人民掌权，转变为它自己永久掌权，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它的永久专政。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上，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专政，逐渐发展为当今的宪政体制。所谓“资产阶级专政”乃隐藏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之中，且受到体制进化的制约，也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不能不发展变化。
相形之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习先生承认，“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还辩解“这不能说不改革”。这没有丝毫的道理。很明显，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全球化的潮流面前，死抱着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放，无可争辩地表明，它只是共产党的一党之私，与所谓信仰，所谓道路、理论、制度，所谓历史规律，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
有意思的是，习先生借用古代中国失国君王之妃的诗句，慨叹偌大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垮台、解体的命运。这位中国共产党新任总书记看来气魄不小，他要唤起中共全党的男儿之气，或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历史规律抗衡。其实，习先生应该看到，在历史规律面前，在历史潮流面前，顺应而行方为正道，“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才比较明智。
习先生觉得苏共解散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是悲剧，那么，他不妨想想，当中共全党跟随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大反“资本主义复辟”，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将无数的男儿女儿，包括女党员张志新迫害致死，那数十年里，中共之中有几人是男儿？他也不妨再想想，在当今庞大的中共党政官僚机器之中，难道为其党员的男儿之气留下了丝毫的生存空间了么？
曹孟德对自己的对手不乏尊敬，他称刘玄德与他自己同为当今英雄，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那么，习先生不妨放下架子，对戈尔巴乔夫，对蒋经国，学学他们的男儿之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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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中国持双重国籍逾800万人
【大纪元2013年02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郭惠综合报道）去年，香港《动向》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香港《争鸣》2月号消息称，中国持双重国籍逾800万人，而且这些人大都不报告。 报道称，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大多不报告，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估计有800万人。
此前报道称，至2012年3月31日，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187名委员、142名候补委员、113名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
据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2012年调查显示，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表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3/2/9/n3797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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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执政10年的“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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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胡温执政10年政绩大盘点，中国特色主义第三代领导核心—胡温执政，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来，中国经济似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近年来，又是奥运会、又是世博会、又是亚运会，让世界眼花缭乱—中国真的强大了？真的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真的提高了？当今特色中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说得清楚。据不完全统计，在此列举若干：
正面的“世界第一”
（一）金融：
1.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2.中国出口额世界第一。
3.中国持有美国债券世界第一。
（二）农业：
1.中国的粮食产量世界第一。
2.中国的肉、禽蛋类产量世界第一。
3.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
4.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养禽业大国。
5.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羊大国。
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
7.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吸烟人数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增加数量世界第一。
（三）工业：
截至2008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种。
1.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
2.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
3.中国煤炭产量世界第一。
4.世界第一水泥生产大国。
5.世界发电设备第一制造大国。
6.中国的造船工业世界第一。
7.中国服装的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
8.世界第一大家具出口国。
9.中国盐的产能居世界第一位。
10.中国28种家电产量世界第一。
11.中国纺织品产量世界第一。
12.中国鞋产量世界第一。
（四）互联网：
1.中国电话用户全球第一。
2.手机、微机、彩电、显示器的产量全球第一。
3.我国是世界第一电脑生产大国。
4.中国电子商务参与人数世界第一。
（五）教育：
在校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
（六）出版业：
中国图书出版年码洋数、动画年分钟数、电视剧年集数均居世界第一。
（七）科研院所和人数：
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综合与规划处处长王瑞军2009年8月25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截至2009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
（八）军事：
1.中国陆军世界第一
2.中国的轻武器世界第一
二．负面的“世界第一”
（一）中国教育投资人均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二）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JP的3倍。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三）中国九亿农民的医疗社会保障之低劣，世界第一。
（四）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世界第一
（五）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卖淫嫖娼业、解救了无数妇女，但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世界第一；中国扫除卖淫嫖娼业的行动，一般仅仅针对最弱势的妇女施用暴力和法律，堪称世界仅有。
（六）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在一个发展水平，相差之强烈堪称世界第一；
（七）中国完全不具有城市人身份和福利待遇，但却在帮助建设城市和服务城市的所谓农民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那些在现代工厂工作的打工者们，其工资待遇远低于墨西哥甚至远低于其邻国越南等国家，工资收入最低堪称世界第一；
（八）中国与非洲小国一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出口贸易廉价程度堪称世界一。
三．让国人愤恨的“世界第一”
（一）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程度绝对堪称世界第一；基尼系数已达4.8以上，远超国际警戒红线。0.4%的极少数官僚买办特权资本家和权贵资产阶级掌控中国70%以上的财富资本，80%的贫民老百姓日益陷入生不起、养不起、学不起、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绝对贫困处境。
（二）“中国特色”官场腐败程度和官员腐败人数绝对堪称世界第一；
（三）“中国特色”官员腐败和新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增量绝对堪称世界第一；
（四）“中国特色”官员贪婪程度、暴孽程度、淫乱程度等N项皆绝对堪称世界第一；
（五）“中国特色”权、钱、色商品交换等一系列游戏潜规则横行于官场、商场、职场等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绝对堪称世界第一；
（六）中国近10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堪称世界第一；
（七）“中国特色”政府官员每年“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费用、公款旅游和公款出国）化费财政资金1万9千亿元人民币以上，绝对堪称创世界第一；
（八）“中国特色”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九）中国官方公布的其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当代中国官民比例之高举世罕见。尽管统计资料的来源各不相同，但官民比例的数字大致差不离，从纵向看，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绝对堪称创世界第一；
（十）国家重要资源被贱卖，不可再生资源遭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等，绝对堪称创世界第一；
（十一）中国纳税人赋税世界第一。据新华社媒体报道，中国税收超过GDP增速两倍，二零一0年中国税收已经达到创纪录的十万亿。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税收增幅和税收占国民经济产值的总冠军。官府赋税重，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高税收带来的高福利，中国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在世界属于低水平，它和经济强势发展极不相称，官府没有把取之于民的税收用于民生，至少用的太少。
四．让国人难过的“世界第一”
（一）中国房地产业N个世界第一
1.中国的房价与人均年收入之比高达12：1，世界第一。
2.中国房地产平均利润率30%，世界第一。
3.建设部称，我国城镇住房私有率接近82%，高居世界第一。
4. 房地产泡沫世界第一。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曾表示，“目前2／3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而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一。”
（二）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数字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人的差距。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三）教育收费之高世界第一
据2005年5月8日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收费排行榜”，日本为全球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为8930英镑，是中国学生的10倍左右。
（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世界第一
著名的调查公司零点公司2005年2月份，在全国7个城市以及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做了一个人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占65．7％。即13亿中国人中，8．45亿人没有医疗保险。2004年，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32．3％，小城镇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59．9％，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79．4％。
（五）中国的自杀率世界第一
中国自杀率偏高，约为每年23人／10万，而世界其他地区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每年中国自杀者数目大约是世界总自杀人口的1／3。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论文，自杀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最为常见的死因；中国妇女的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在有确切自杀率统计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显着超过男性的国家。农村人口中的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近年来，官员的自杀率也呈快速上升趋势。
五．让国人尴尬的“世界第一”
（一）仅烟草一项，中国便雄踞8个世界第一：烤烟种植面积第一、烤烟产量世界第一、烤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
中国烟草生产占全球的35%，烟草销售占全球的32%，卷烟年产量达1.7万亿支，我国有3.2亿烟民，占世界烟民总数的25%。
（二）矿难事故死亡人数“世界第一”。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同年，美国产煤近10亿吨，但煤矿安全事故中总共只死亡27人。我国2004年的每百万吨死亡率为3.96，而美国是0.039，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是美国的100多倍。
（三）中国“拜金主义”世界第一。美国媒体（世界日报）2010年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全世界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民众最相信“金钱万能”，并列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尤为如此。环球网24日就此发起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网民承认中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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