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美国教育和中国的14个不同之处
胡星斗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胡星斗:对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进行违法审查——在高考移民研讨会上的讲话:一、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二、建议对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进行违法审查;三、对高考及招生制度进行公平性改革
纽约时报 | 李家真：中文真的遏制了“深层创造力”吗？“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绊脚石不是中文，而是重精神轻物质、重伦理轻实用、重高远目的轻日常手段的整体传统。《论语》当中，孔子和学生宰予讨论服丧三年的必要性，宰予考虑的是服丧三年造成的现实损失，孔子考虑的却只是，如果不服丧三年的话，“于女安否？”（你能够心安吗？）。终极的标准是，它能够培育什么类型的人性、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再是一个“君子”和“淑女”的国度，不过，这仍然不是中文的过错。
勤劳是中国奇迹的根本: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
胡星斗:关于将世界第一教育家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教师节的建议书
胡星斗:关于在学校设立公益学分、鼓励学生做义工的建议
万润南：另一个中共权力接班人的夭折: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莫札特;蒋南翔器重的第一笔杆;写作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文革后不计恩怨的党委书记;厄运：仗义直斥陈云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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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史真实回顾以及著名学者的批判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吴玉章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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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美国教育和中国的14个不同之处
�源:�子�件 网络 2012-06-27 09:27:18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
首先，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连书本费都没有教科书学校统一发放，读完的时候在还给学校，如有损坏眼中的才需要赔偿。升级新版本是学校的事。学生只需要自备书包，纸笔。并且每个学生可以借一个柜子放书本，杂物。因为教科书都超级厚重，所以一般不需要带回家。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二
严格禁止老师动手打人或辱骂（当然禁止打人是对家长也实行的法律，虽然我觉得对家长可以放宽松一点。但美国是一个非常清楚人性的劣根性，并且敢于面对并且防止的地方。因为知道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迁怒小孩，并不是所有家长都那么无私的爱护自己的小孩，所以用法律制约那些少数，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殴打小孩，否则家长会被起诉，小孩会被政府带走送去领养的家庭）。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三
上课时间，初中高中都是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放学。初中的时候逢星期三会提早放学。中午不回家，都在学校吃饭。吃饭时间50分钟。学校有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餐�。当然也可以自带便当。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四
除了禁止老师打人，对学生也是严格禁止。意思就是在美国学校里，哪怕你作弊都没有打架严重。这锻炼了青少年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人的尊重跟忍耐能力。很少很少有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动手，或找一群人打别人这种事。当然出了校门还是会有一些，但毕竟在学校里才是最容易跟同年级的人发生冲突的地方。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校就不会管这种事了，但到大学的时候人也就比较懂事不会那么冲动了。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五
考试成绩都是保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考试成绩，但你要是自愿告诉别人也可以。中国正好相反，觉得羞辱可以鼓励学生，其实这种丢脸的事情对人产生的负面作用绝对比正面的大得多。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心智还不够稳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六
所有的学校都有残障的同学一起上课。经常有坐着自动轮椅的，眼睛一直翻白眼，看上去像低能儿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如果能跟上就可以读普通学校，校方会有特别的老师照顾他们。而这样的学生因为习以为常，所以旁人并不会另眼相看，更不会去歧视他们。当然极少数的也会背后嘲笑。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七
初中开始教育女生如果拒绝男朋友提出上床的要求。“如果你不愿意就说不，并推开他”一般这样就够了。男生不会强迫女生，因为比较有绅士风度。还有如果真的不小心怀孕可以打什么电话请求帮助。慈善机构会让你免费堕胎，或如果你想生也可以，当然这些都必须通知父母。在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不拥有任何法律的自主�权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意思就是不管堕胎，还是生必须父母或监护人签字。哦，连打个耳洞或纹身，未满18岁也要父母签字的。买烟要超过18岁，买酒要到21岁，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买。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八
电视，电影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也就是韩寒一直提倡的那个。根据暴力程度跟色情程度来分，分为所有年龄都可以看，7岁以上可以看，14岁以上，或18岁以上。所以你要看18岁以上的电影也得要身�份证才能买票。而14岁以上的必须成年人陪同。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比较单纯，甚至长大以后都还是很单纯。就是因为成年人对他们的细心保护。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成长速度来成长。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九
初中开始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办几场舞会，逢年过节的时候。8点开始，11点结束。然后就会看到一对对可爱单纯的小情侣搂着跳舞。呵呵……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
然后周末都不上课。我觉得下午3点多放学并且基本没多少功课是为了让学生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学生当然也会被家长安排去学些别的东西。何况本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校注重的不止是成绩，也非常注重课外活动。有什么特长，帮慈善机构做了几个小时的益工之类的。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一
高中开始有几个大的转变。一是教室不再固定，像大学一样选课，然后根据课程去不同的教室。所以同学并不完全固定。课程分为几大类，每类完成多少学分（多少课程）就可以毕业。英文，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第二语言，美术，体育，科学类里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地球宇宙学。所以我张这么大只学过生物，没碰过化学跟物理。而对数学的要求也就是学四个学期，但对程度不要求。程度低的人学两年学到几何，程度高的人两年学到微积分，都是一样的毕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二
然后高一生物课老师会教怎么用避孕套。强调安全措施，并告知女生堕胎三次以后很可能就会再也生不出来。这点是中国很多小女生都不知道吧，不然也不会玩命一样堕胎，像吃饭一样正常。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三
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谁成绩不好而看轻那个学生。虽然对成绩好的难免更加喜爱。但也不会去打击成绩不好的。实在太差的也只会私下劝劝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四
而且老师非常注重人性教育,多数老师都非常正直，善良，耐心,少数的即使没那么好，严格一点但也不会对学生有负面影响,他们都是因为想当老师所以当了老师，而不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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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胡星斗 �源:�子�件
如何克服中国大学行政化的现状？我认为，唯有大学私立化之一途，其他的手段如校长去行政级别、大学自主招生、教授治校等皆是隔靴搔痒、空中楼阁或末梢枝节。
只有将主要的大学私立化，加上政府的法治化，才能解决政校不分、大学官场化、学术不独立不自由、学术成果指标政绩化——追求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博士生硕士生数量等学术泡沫的现象；只有大学私立，才能提高教育和科研质量，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也只有大学私立，才能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且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捐资助学（大学）的风尚。
目前，中国对官办大学与民办大学采取亲疏有别、娇惯前者歧视后者的差异化政策，凡是官办大学，在招生、就业、教师户口及社会保障、评职称、评优秀学生、申请课题与经费、助学贷款、学生医疗保险乃至于购买半价火车票等方面皆有特权；凡是民办大学，不但只能招收高考淘汰生，而且在办学条件与政策、教师与学生待遇方面处处受阻，甚至遭遇人为的打压，以至于如今民办大学生存困难，教育质量无法提高，形成“差学生——差学校——差待遇”的恶性循环。而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则垄断了一流的资源与生源，同时生产大量的垃圾产品与成果——论文数量全球第二，但99.9%是垃圾论文；博士生数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是官员们权学交易的产物；各大学以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论英雄，但近60%的经费没有用在科研上（新华社报道，山东省2006年审计报告公布，高校科研经费直接用于课题研究的费用仅占40.5%），即使用在了科研上，大部分也是浪费掉了。一些科研人员年复一年地申请课题，经费到手以后基本上都由博士生硕士生们干活，想方设法花掉经费，然后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大部分课题要求的成果形式是发表论文或获得专利，这就形成了中国专利基本上都是垃圾专利的局面，属于发明专利的仅有19.9%，而且是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重复的发明），最后，召开科研成果鉴定会，邀请一帮朋友专家相互捧场，吹嘘“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等等而完美结题（短短的半天或一天时间，专家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核实成果与数据。大家心照不宣，今天你给我捧场，下次我给你捧场）。随后又开始另一个巨额经费的课题。
这就是官办大学的弊端：由官员分配研究经费、支配研究经费，而经费的使用几乎没有监督；由官员评判学术（所谓大师、院士皆是官方喜欢的人，而像黄万里那样“长了反骨”，批评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即使是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大家，也不可能当上院士。不仅如此，其水利著作也不允许出版），由政绩标准催生教育产业化、教育大跃进，而不关心教育质量、学生质量的滑坡；国有大学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一样，由于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科学，大学领导们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糟蹋学校的名声——北大清华挂靠了多如牛毛的培训班、赢利机构。如果是私立大学，他们就会爱惜羽毛与品牌，绝不可能这么干。
所以，目前的中国只有官学，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大学私立化，废除对于民办大学的种种歧视，才能逐渐地提高教育质量、科研质量，如此才能谈得上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所谓的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只能沦为政绩口号与作秀。只有大学私立化，由企业家等组成学校董事会、由教师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社会名人等组成理事会，才能实现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加强对于大学的监督。大学私立后，财政拨款的经费主要用于举办义务教育（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教育经费用在了高等教育上，损害了义务教育），这样才能保障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从哪里来呢？从慈善捐赠、大学科研服务中来！美国的大学大部分是私立的，但其经费却异常丰裕，如哈佛大学总捐赠基金超过360亿美元，耶鲁大学229亿美元，据CNBC报道，2007年全美的大学捐赠基金会在股市及业界的投资总额超过3400亿美元。美国由于慈善捐赠抵税及免税，以及慈善体制的完善，富人、企业家、校友、普通国民皆捐献成风，其公益慈善组织120万个，一年的捐赠总额在六七千亿美元。中国也应当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捐赠，形成回报社会、投资大学的社会风尚，由此促进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作为大学私立的试点，我建议首先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2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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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进行违法审查
——在高考移民研讨会上的讲话
胡星斗 �源:�子�件
一、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
2001年8月22日,青岛市三名考生就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中国第一起宪法诉讼；
2005年6月27日，《�望东方周刊》报道：海南省取消340名同时在两省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考试资格；
2005年07月14日，《新闻晨报》报道：海南高考状元被指“高考移民” 被取消报考一本资格；
2006年6月5日，《燕赵都市报》报道：数百名在天津就读的外省籍考生在高考之前被取消高考资格；
2008年5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政府部门政策“打架”，“高考移民”群体诉讼，14名从外地迁入西安的考生状告西安教育部门欲讨回高考权；公安机关表示：买房落户，户籍迁入程序合法；市、区教育部门表示：随父母正常落户，学生学籍不受限制；可是省招办表示：户口非正常迁入取消高考资格。试问：“高考移民”标准谁来制定？“高考移民”谁有资格认定？“高考移民”要实行“有罪推定”？
由于各省区直辖市的高校数量差异、考生数量差异，致使高考分数线在各地相差巨大；人口大省分数线居高不下，录取的机会大为降低；有的省市之间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相差100分到200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上重点大学的分数，在有些省份连大专也不一定能上，“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多的达100多分，在其他省只能上一般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被北大、清华录取！”据对2005年有关数据分析，录取机会较大的省区直辖市有天津、上海、青海、海南、辽宁、北京、吉林、西藏；录取机会较低的省份有山西、甘肃、四川、河南、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
录取分数线的差异、公办大学招生的本地化、高校按户籍招生、回原籍高考，考生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地区以及父母是谁。这种分数线的不公平、地方歧视，实际上造成了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成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据报道，2006年全国高考违规的考生就有3千多人。其实，该谴责的不是考生的违规，而是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和歧视。歧视产生仇恨，仇恨将可能毁灭和谐社会。
二、建议对高考与招生的户籍歧视进行违法审查
1995年9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而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中强调：
各省级招生委员会要切实加强本地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要根据本地实际，完善户籍学籍双认定、高中学籍电子注册、居民身份证核查、报名资格公示等各种行之有效的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办法。对边远地区和高考录取分数线通常较低、高考移民现象较易出现地区，要在高考报名工作开始前，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考生情况的审查。对于持有外地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身份证的考生要重点核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凭虚假材料报名、在不同省份重复报名或通过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后报名的考生，一经查实，应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考试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应取消其学籍。
我认为，该通知涉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审查室对之进行违法审查。
一些地方、城市为了招商引资，规定投资或购买商品房即可落户，有的先取得蓝印户口，待遇与当地人一样，两三年后取得正式的红印户口。现在，这些地方、城市招完商后就关门打狗、卸磨杀驴，惟恐减少了当地人的录取机会，规定蓝印户口或者移民年数不到的高中生不允许在当地高考，可是他们的原户籍已经注销，也不可能回原籍高考。这种做法野蛮地剥夺了青少年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极大的犯罪，建议司法部门按照教育法第八十一条及民法条款予以惩处。
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包括部属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的纳税和财政援助维持与发展起来的，理应对全体人民平等开放，地方财政建立的大学才可以向当地倾斜；国立大学照顾所在城市、歧视人口大省是一种违法行为，建议考生起诉北大、清华等大学，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中央政府应当进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帮助人口大省、落后地区建立更多更好的大学。
美国大学也有倾斜性的录取政策，但他们是向弱势族群、贫困社区倾斜，决不是像中国这样向发达地区、富裕城市倾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国家公平的重要体现，教育公平应当包括学生受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只有按照人口或者考生数量科学合理地确定各大学在各省的招生人数，使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起点的公平”，才能为社会的公平、国家的公平奠定基础。为此，我建议国家对高考及招生制度进行公平性改革，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制定《反歧视法》、《教育公平法》。
三、对高考及招生制度进行公平性改革
有人说，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是最没有效率的公平，也最终是最不公平的。此话固然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否定相对公平的存在。国立学校按人口分配录取指标，或者按考生的比例安排指标，同时照顾经济落后地区、民族地区，是相对公平、也可能是最优的做法。
中国政法大学已经按各省区直辖市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是一个突破。中国政法大学的做法是：用学校计划招生的人数除以13亿，再乘以各省区直辖市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地的指标数。同时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确定本科招生分省计划。
有人提出统一高考分数线、统一高考命题，由国家统一命题，所有省区直辖市纳入统考范围，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划定出统一的分数线，按照分数高低公平录取。此种做法是次优方案，不如按人口分配或者按考生的比例分配指标。
统一高考分数线，可能导致另外一种不公平：基础教育发达的地区、大城市的高考升学率将遥遥领先，教育不发达地区、贫困省份将成为高考的沙漠；同时，统一高考分数线必然要求统一考题，统一考题相对于目前的各地自主命题，可能是一个倒退。
曾经有人提出废止现行高考招生制度，这是矫枉过正。高考是当今中国唯一的相对公平的做得比较好的制度，在中国这样的人人走后门、缺乏法治、腐败生活化的社会，其他的招生方法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腐败。甚至所谓的“自主招生”，在中国如果推行、监督不力的话，也可能酿成很多的腐败。
在目前大的环境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高考改革的正道应当是，推行“一年两考” 或“一年多考”，以最佳考试成绩的那一次为准选择大学，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面试，面试要占一定的分值；推行素质教育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
高考分数线差异源于教育资费的分配不公。以后国家财政对各地教育的投资必须均等化，不得把教育经费重点投入一个或者几个城市的学校，基础教育更是如此；国家应当切实鼓励私立大学的发展，在高考录取、助学贷款、评奖评优、落户进人、学生优惠待遇等方面做到公立与私立一视同仁。
通过对高考及招生制度、户籍制度、教育投入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解决高考移民背后的不公平制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教育公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实现。
2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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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李家真：中文真的遏制了“深层创造力”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相继刊发了“汉字阻碍创造力”以及“难写的汉字”两篇报道。作为一个多年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我觉得报道当中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新颖观点，同时又觉得，文中的说法与我的体会和认识颇有不同。
四岁之前，我已经认得《参考消息》上的大部分汉字，不是因为我喜欢这张报纸，是因为父亲用它来充当教我识字的工具。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有中文难学的感觉。我并不觉得自己天资特别聪颖，只不过，众人皆知，童年的记忆力格外强大，何况我生于斯长于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我依稀记得，那时满街都有大字报，虽然荒诞恐怖，却也是学习新字和巩固成果的好材料。父亲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把大字报上的字指给我认的情景，是一份永远的记忆。
当然，认得许多字不等于掌握了中文，就跟背下字母表不等于掌握了英语一样。真正掌握中文，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需要知道单字的所有意义、字词蕴含的文化背景、偏旁部首的意义、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字词组合的可能性和限制、习用词汇的流变乃至字形的流变，如此等等。身为中国人，努力学习了三十多年，我依然不敢说，我已经掌握了中文。
以我和我相熟的一些人学习英语的体验，要学好英语，情况也是一样。
实际上，任何文字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其中蕴藏着近乎无穷的观念和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仅涵盖了生活本身，甚至对生活构成了限制（我们无法表达以至无法思考语言里没有的东西）。相较于我们有限的寿命，它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事物。即便只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不应该对任何一种文字轻言放弃。
相反，如果只把语言当做日常生活的工具、只满足于谈论天气和柴米油盐，那么，中文不难学，英语也不难学。就这个目的而言，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已是太多，英语单词也只需要几百个。按我的感觉，今天的中文和英语，在新词迭出不穷的同时，都呈现了简单化的趋势。
然而，简单就完全等同于好吗？易于普及完全等同于好吗？“效率”完全等同于好吗？为了“效率”，我们已经牺牲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手写的信函，比如等待的耐性，比如从容淡泊的人生态度，比如停下来反思生活的能力。要想约略了解速度的害处，去看看米兰・昆德拉的《慢》吧。这部小说当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
要说中文培养了顺从的态度，我觉得并非如此。就我阅读所及而言，从先秦到明清，流传至今的经典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降书顺表，多数都包含着新奇的想象和真率的性情，以及，用今天的话来说，“非主流的思维方式”。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统治者的帮凶，因为它们推崇非物质的精神目的，与此同时，物质才是统治者最容易掌控的东西。同样是中文，林语堂用它来叹赏往昔风雅，鲁迅用它来痛斥传统文化。不过，鲁迅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犀利且不乏优美的文字也是拜受祖国传统之赐。
要说中文遏制了“深层创造力”，因为不知道“深层创造力”的确切含义，这一点我无从置喙。但我承认，我们的文化确实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绊脚石不是中文，而是重精神轻物质、重伦理轻实用、重高远目的轻日常手段的整体传统。《论语》当中，孔子和学生宰予讨论服丧三年的必要性，宰予考虑的是服丧三年造成的现实损失，孔子考虑的却只是，如果不服丧三年的话，“于女安否？”（你能够心安吗？）。同样是《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想省去祭祀用的羊，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凡此种种，都是将精神目的置于实际效果之上。按照今天的投资回报率标准，与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相比，郑和七下西洋无疑是一次赔本买卖，因为劳师动众的中国只达到了“耀兵异域”的缥缈目的，并没有借此换来实实在在的版图或者资源。然而，对于郑和船队所经之处的人民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幸运呢？
至于当今中国某些机构剽窃技术的指责，即便属实，也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结果（原因恰恰是中国某些机构正在按照西方的发展逻辑“奋发图强”），并不是中文的过错。
要说不利于科技发展是中国传统的致命弊病，前提是科技发展是人类最为重要乃至惟一的目的。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将近一百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当中写道：
在我看来，要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终极的标准并不是这个文明已经建造或能够建造怎样的庞大都市、怎样的堂皇屋宇、怎样的上乘道路，也不是它已经制作或能够制作怎样精美舒适的家具，怎样巧妙好用的器物、工具和设备，甚至不是它创造了怎样的制度、艺术和科学，终极的标准是，它能够培育什么类型的人性、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辜先生的说法不见得是惟一的真理，但这个衡量标准，至少与科技发展程度和GDP同样有效，只不过不容易数字化、“没有效率”而已。从这个标准出发，熟谙中西文化的辜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优越的国度，因为它培育了“君子”和“淑女”。
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再是一个“君子”和“淑女”的国度，不过，这仍然不是中文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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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勤劳是中国奇迹的根本
来源：�子�件
专制制度、对市场的全面干预和国企垄断，等等都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中国仍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经济学家茅于轼和苏东认为，原因是中国人民勤劳。他们指出：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了资本主义最初形成时期人们的辛勤奋斗和节俭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人身上却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另外，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当然，这一特点并不全是优点，正如很多人所说，还是很大缺点，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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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世界第一教育家孔子的生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教师节的建议书
�源:�子�件
全国人大、国务院：
我建议尽快将孔子的诞辰（阳历）9月28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的教师节，以彰显中国人民尊师重道、传承文化、提升道德的大国风范和气魄。
一、世界教师节——孔子感动了世界、惟独没有感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世界教师节”；1971年，美国参众两院立法确定孔子的诞辰9月28日为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均把孔子的生日定为教师节或庆祝日。可见，孔子不仅是中国教师的鼻祖，也是世界教师的荣耀。
二、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孔子的教育思想属于世界普适价值。其“有教无类”（不分阶层，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是当代“平权”运动、“教育公平”理论的先驱；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后生可畏”等思想，以及孔子所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的教、学态度等，堪称古今通用的“师道”、“学道”；儒家追求真理的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仁不让于师”，“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如果现在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变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挺身而出）”，“志于道”等思想，是教育界永远的座右铭。
孔子以“仁”、“爱人”为教育的核心，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中庸中和、温柔敦厚的君子（以及后世所谓的“儒将”、“儒商”）风范——“君子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君子中庸”，“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君子矜（矜持、坚持原则）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无众寡，无大小”（君子无所谓人多人少，官大官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
孔子极为注重道德、诚信、气节、人格的教育——“道之以德”，“为政以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放肆地追求利益，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信用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些光辉思想可以作为今世中国建立道德秩序、信用社会、清廉国家、正气民族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还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以及君子在言行、修身方面的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仁者，其言也韧”，“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坦荡荡”，“赦小过，举贤才”，“无求备于一人”（对任何人不求全责备），“道不行，乘桴（小木筏）浮于海”（面对挫折，保持达观）。
从上可见，孔子丰富的教育理论，其道德、信用、人格、修身言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思想，不仅可以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指南，亦可作为当今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教育家。
三、孔子的历史地位。孔子是人类的精神导师，是人道主义的启蒙者，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并名列榜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思想流派——儒家的创立者，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格独立的教师，首开私人讲学之风，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孔子还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保护者，他整理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
诚然，孔子在历史上曾经被统治者所利用，变成了“神”，到近代又被激进文化所玷污，被斥为“孔家店”、“孔老二”，遽然成了“鬼”，现在该是还孔子作为“人”、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为孔子“平反”，并不意味着儒家学说完美无缺，不可以批判，事实上，我也曾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思想中存在的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东西；为孔子“平反”，更不意味着要开展所谓的“读经”活动，盲目掀起新的尊孔热潮，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搞复辟倒退！而是要——海纳百川、融通中西，继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中的优秀成分，“拿来”现代人类文明的精髓，共同铸造“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没有传统文化的根，现代文明的大树不可能在中国成长；没有现代文明的嫁接，传统文化只能生长出人治、专制的苦果。
为孔子“平反”，将孔子诞辰确定为教师节日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承认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伟人、世界第一教育家。
四、孔子的深远影响。凡有中国人和唐人街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像。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有“孔教”和“孔教学校”。美国加州把9月28日定为“孔子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孔子奖”，奖励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可见，儒家在其发展中功不可没。
日本企业界对孔子顶礼膜拜。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公司准则）。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更是孔子迷，其管理文集经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处处体现儒家思想。
五、确定孔子诞辰为教育节或新教师节的意义。
（一）有助于弘扬尊师重道的民族精神，提升全体国民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民族文化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二）有助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掘传统教育资源，振兴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
（三）有助于继往开来，传承文化，接续传统，保护国粹。
（四）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提升国民的道德信用水平，改变道德滑坡、信用堕地的现状。
（五）有助于促进两岸统一，团结海外华人华侨，强化华人与大陆的政治、文化、亲情联系，促进大陆的经济发展。
总之，我认为，定孔子生日为教育节或新教师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迟早的事，晚做不如早做。而且，确定9月28日为教育节，可避免与现有教师节的冲突，更容易实施，更可行。随着教育节的推行，原教师节自动废止。以上建议，敬请全国人大、国务院早日定夺。此致，
敬礼！
胡星斗 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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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学校设立公益学分、鼓励学生做义工的建议
尊敬的教育部领导：
我建议在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中设立公益学分，鼓励学生做义工、志愿者，中招、高招皆应参考学生的公益评分。
义务工作，是公民精神的体现；公益活动，是文明国家的标志。义工（志愿者）旨在弘扬人性、人道、公义、公共精神，传播现代文明，弥补功利文化的缺失，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和灵魂升华，应当大力提倡。现代文明，并非只有市场经济的自利主义、惟利是图，还有公民社会的利他主义、公益慈善。可以说，市场经济与公益社会是现代文明的两个车轮。托克维尔说，美国的个人主义被义务组织控制着，美国人一方面追逐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大量地从事慈善、义务工作。50%的美国人是积极的志愿者，每周平均义务工作4小时；75%的美国人经常捐款，每年捐款总额达2~3千亿美元；美国拥有公益组织120万家，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在美国，所有的中学都有严格的义务工作时间要求，美国大学尤其是长春藤名校，录取学生时不完全看成绩，而是看义务工作记录。2004~2005学年，美国有330万大学生做义工。
目前，中国人的公共精神、公益道德明显缺乏，富而不捐，见死不救，危难不助，已经成为民族心灵的伤痛。据报道，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接受的捐款75%来自国外；宋庆龄基金会70%的捐助来自境外；希望工程基金的一半来自跨国公司；中国人均捐款是美国人的万分之三；中国目前仅有慈善公益组织100余家；2005年才成立了第一家国家级私立基金会。而中国需要帮助的人口有：每年6000万的灾民，2200万城市低保人口，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6000万残疾人，还有农民工、下岗工人、孤儿、老人、流浪者、爱滋病患者，等等。
因此，为了唤醒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关怀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公民的爱心、健全人格以及奉献精神，塑造现代公民，有必要从学生抓起，设立公益必修学分，鼓励学生做义工，同时，改革中考、高考制度，将公益成绩和评语纳入招生的综合评判之中。
以上建议，敬请教育部领导研究为盼，此致，
敬礼！
胡星斗
20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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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另一个中共权力接班人的夭折
来源：�子�件 【阿波罗新闻网2012-08-07讯】
也许，我们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总书记。
他叫罗征启，我们清华建筑系的学长。一九三二年出生，比胡锦涛大八岁，比我大十二岁。他也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学生时代的政治辅导员，文革前，他已经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清华的文艺社团的党组织归口宣传部领导。当年，文艺社团的书记是印甫盛，团长是胡锦涛，我是文艺社团的普通一兵。所以，印和胡是我的领导，老罗则是我领导的领导。
我曾经这样评论他们三位：罗征启英气逼人，印甫盛霸气凌人，胡锦涛和气煦人。在政治上，老罗是我们共同的引路人。
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莫札特
罗征启曾经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曾经在《清华岁月》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在清华文艺社团被吸纳为�伟光正�的一员，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成员谈一次话。老罗约我到他的宿舍，在荷花池畔。我心里怀有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也有点忐忑，因为他是太上领导。
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里的乱。那时候清华的教工宿舍，走廊里拥挤杂乱，每家的厨房就在走道里。进了门，就整齐多了。他招呼我坐下。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他微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札特？�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札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札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诒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蒋南翔器重的第一笔杆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成为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造反派去抄了罗征启的家。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向我展示从老罗家里抄来的几本印刷得极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著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几天以后，趁一个晚上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送到荷花池宿舍。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那位同学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参与。为了赶出第一期《四一四井冈山报》，我们几乎包揽了大部分文章。第一期的社论是他和我一边讨论一边写就的。记得社论的标题是：《对革命干部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当我写到�当大部分干部脸上还是黑乎乎的时候，他们就……�，老罗大呼：�形象！生动！�
如何对待清华的教工干部，是清华两派的主要分歧点。有两副对联，惟妙惟肖地反映了两派的对立。在清华教工干部的食堂大门前，蒯大富的团派张贴了一副对联：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一群混蛋。四一四派则贴了另一副对联：铍镁钙锶钡活性稍差；比学赶帮追赶快革命。清华理工男的文思确实与文科生不一般。
写作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这一切，现在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浪。周泉缨因为炮打陈伯达而坐牢，这篇大字报也是罪状之一。罗征启则成为团派的眼中钉，他们把老罗看成四一四派精神上的教父。蒯大富们整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罗文李绕反革命集团�，动用私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罗征启被团派关进三堡，那里是清华原来的一个干休所。在三堡，他饱受了酷刑。王立军在重庆黑打时的那些手段，老罗四十年前就领教了：用大灯泡照，不许休息；左右开弓的毒打；被罚站了三天三夜，站得小腿和大腿一般粗……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老罗从三堡逃出来了。他是从二层楼跳下来的，着地时扭了脚。他几乎是一路爬到了昌平。他在被抓的时候，机智地在鞋底里藏了十元钱，现在派上用场了。他搭长途车进了城。既不能回学校，又不敢回家。他藏身在日坛公园，通过在人大的姐夫和我们联系上以后，他被接出来安排在科学馆。接送时，前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我和印甫盛都是其中的一员。老罗在科学馆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是我负责照料。建七的沙春元陪他同住。
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
恼羞成怒的老团，把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抓起来当人质。为了防止他出声，用棉丝堵住了他的嘴。很不幸，他弟弟在被抓捕的过程中窒息死亡。老罗的悲痛可想而知，他还不能出面料理这一切。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表，穿梭在科学馆和他家之间。他家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老罗的母亲慈祥、睿智，大姐和姐夫都是人大的老师，大姐文气、姐夫厚重，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姐是芭蕾舞演员，漂亮得让我不敢正眼看她，她热情地把我当作自家的弟弟。在家人眼里，我代表了老罗。在老罗那里，我带给他所有家人的慰藉。
清华园的武斗在升级，科学馆不再安全了。于是我们把老罗转移到李衍平同学的老家——广东汕头。李同学也是我们文艺社的笔杆。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京广线的列车，我护送他们到了保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从保定下车，折回了京城。期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工宣队进校后，老罗回到了学校。因为他参与写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事情，宣传部的专案组曾经来找我调查。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据我所知，罗征启同志是一位马列主义水准很高的同志。�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专案组的人一下子把他面前的那张桌子掀翻了。我不动声色。在边上旁听的工宣队朱师傅，对他们的粗鲁非常不以为然，却对我的不胡说八道大表好感。
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成了清华的新贵，他们也想用老罗这杆笔。但罗征启看不惯这两位的做派，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能干又有品有脊梁有担当的，却不是很多。所以在文革结束后，老罗在清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提拔为清华的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不计恩怨的党委书记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罗征启四十四岁，成为中共接班梯队中的头号种子选手。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更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第一件我称之为�推恩报怨与人善�，这件事至今为所有的人所称道。
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耘，也是清华的高材生。后来他主动承担了刑责。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哈工大的研究生。高分，哈工大却不敢录取。这时候，孙耘夫妇到东总布胡同找到我，希望我给罗征启转一封信。另外，我的岳父李昌曾经是哈工大的老校长，也许能说得上话。老罗很明确地给哈工大回了话：孙同学已经为文革中的问题承担了罪责，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应当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的激赏，据说另有亲笔批示。当时哈工大的领导有一位亲戚也有造反派的案底，就顺势一起打包概括接受了他们的入学。这件事，改变了孙同学一家的命运。
厄运：仗义直斥陈云邓小平
第二件事我称之为�仗义直言斥帝京�。这样的壮举，老罗平生干过两次。
第一次，是�仗义直言斥陈云�。但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老罗本人的命运。也许，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话说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和我在清华是同届校友。恢复高考后他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式得到，结果在清华引起了公愤。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但人们寄予厚望的老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胸怀，而是勃然大怒。认定罗征启�有自由化倾向�、�清华的团派是造反派，不能用；四一四也是造反派，也不可重用�。这不仅阻断了老罗的仕途，也腰斩了许多清华人的仕途，据我所知，当时有一批人受到了影响。如果没有这封信，也许，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位�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陈元在清华也待不下去了，转到社科院继续读研。老罗被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外放到深圳办学，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在一九八九年的风暴中，罗征启再次�仗义直言斥帝京�。这一回，他斥的是邓大人。他要求邓小平结束垂帘听政，让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通过党代会的决议表达的，所以被定性为�官办动乱�。老罗被双开。他的夫人梁鸿文，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才女。老罗曾经这样调侃自己：�我现在是四无一有：无党籍、无公职、无户口，无工资，有夫人。否则连饭也吃不上。�多年后，他们夫妇俩在深圳合办了一个建筑设计院，现在已经相当有规模。
今年三月，是罗老师七十八岁生日，我写了一首七律，以表寸心：
荷花池畔雅弦声，水木清华雏凤鸣。
一日从师聆教诲，终身受用谨躬行。
推恩报怨与人善，仗义直言斥帝京。
看淡浮云舒卷起，但求夤夜不心惊。
�看淡浮云舒卷起�，内心的安宁，比什么都重要。当今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我相信，罗老师是其中之一。有一位朋友评论说：
�理想主义太害人，罗征启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政变，不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
�但如果你以为中国没有希望了，我想提醒你，六四的发端就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也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底线。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开放》杂志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12/0807/256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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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罗征启的两封信 胡锦涛的一顶盔
�源:�子�件 群, 照片 | 2012/6/27
细纱博前两天发了篇《“朱、胡、习”的清华逸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一个本来也许能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罗征启（图）。
（一）
罗征启是胡锦涛的清华学长，比胡大8岁，建筑系毕业后从政治辅导员一直干到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以此推算，他应是后来的政治辅导员、学生会舞蹈队队长胡锦涛的顶头上司和引路人。
文革中罗征启是保守派“414”的骨干，曾被蒯大富的“井冈山”抓走又逃脱。“井冈山”后来抓了他的弟弟，工人罗征敷，打成重伤后，塞进汽车后箱被尾气熏死。文革后，罗征启升至清华党委副书记。而致死罗征敷的造反派刑满出狱后，报考清华达标，招生办拟不予录取，罗征启批示，此人已为其行为负了刑责，不可再因历史恩怨剥夺其学习的权利。
罗征启的批示得到胡耀邦的激赏。耀邦当时为尽快清理文革积案，把党心民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出处理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宜粗不宜细。坏头头、三种人要查清楚，其他的一风吹。如果怨怨相报何时了，那我们民族肌体上这道深深的伤口就永远不能平复。从政治运动治国走向法制治国，耀邦的远见、胸怀和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拨乱反正，远远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甚至直到今天，薄熙来及其追随者们还想走回头路。
经过耀邦亲自考察，罗征启被选进了接班梯队，当了全国青联主席，准备经党校学习后接团中央书记韩英的班。接着就发生了陈云的儿子利用特权侵�清华出国留学名额的事。罗征启竟然给陈云写信，希望陈劝儿子放弃以示大公无私，挽回影响。不料陈云大怒，批示：“这种人不可重用！”。面对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之一，耀邦徒呼奈何。
不知可有网友还记得，那时沙叶新写过一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还有一首长诗《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反对特权，依法办事，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如果不是因为这封信，我们今天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团派，一个不同的总书记——他也许不是罗征启，但肯定不是胡锦涛了。
（二）
罗征启被延后结束党校“栽培”离京南下，出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梁湘陪邓小平视察时，指着一片空地说要建大学，秋天就要招生。邓当了真，回京后就宣传这是改革精神、深圳速度。害的梁湘不得不拿出当年一半的财政预算大干快上。罗征启这一段办学的故事就略过不表。
1989年5月16号，在天安门广场数十万民众的抗议请愿声中，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下午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为避免客人形成中共有两个核心的印象，透露说邓才是后台老板，我们两党上午已经关系正常化了。此言一出，风云突变，学生市民，全党上下一致声讨现代慈禧。邓小平认定赵背叛：本来是只拍板、不负责、你办事、我挑眼的太上皇，怎么？你现在把我拱上来，要我为4。26社论和广场上的造反民众负责吗？好，我就负责给你看，调兵、戒严、将赵拿下。
这时罗征启又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而且以深圳大学党委的名义，要求邓结束垂帘听政，让13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结果可想而知，六四之后，罗征启被双开，下海，成了一个儒雅的企业家。
一个已经身处接班梯队的干部如此耿介，以两封完全可以不写的信，把最有权势的“两宫太后”都得罪了，书生意气，侠士风骨，不由人不扼腕，不由人不钦敬。
（三）
万润南在《清华岁月》 “我的学长胡锦涛”一文中说，胡在给党委办学生文艺社团时“听话，出活”。在文革中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安排事情，思路缜密，处处让你觉得舒服。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的性格，让他最终成了全国的 “大帅”。
胡德平最近在口述史中也澄清说，从未向父亲引荐过胡锦涛。想想理由其实也简单，一个“听话，出活”，而没有改革热情、改革思路的人，见了干吗？耀邦最反感拉关系、串门子。
关于胡锦涛的崛起，几乎找不到任何出彩的地方，众口一词，无非就是人缘好，不犯错，各方都能接受。
87年1月耀邦跌倒，他的纠正文革、柔性治藏的政策遭到质疑。88年6月曾当过喇嘛、由班禅力争、耀邦钦定的的藏人书记伍精华心脏病突发，送北京治疗。同年底，胡锦涛成了驻藏大臣。
胡锦涛起初也想延续前任班子的做法，解决遗留的问题，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出活。很快他就发现，藏人的自治诉求与中央“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的方针，缺口太大，不是人缘好、办事细，就能应付的。胡赵政策的惯性加上藏人书记的班底，胡锦涛除了向中央汇报，一筹莫展。
89年2月7日大昭寺升起了雪山狮子旗，自治区党委和当地公安踌躇不前，中央震怒，直接派武警进驻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堂，引起藏区民众的激烈反弹，除拉萨外，日喀则、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现抗议声浪。除了抓人，胡锦涛不敢与藏民、僧侣有任何良性互动，以求事态和平落幕。他的恩师宋平提醒他，这不是清华党委布置的学生宣传工作，这不是《东方红》舞台上要求的二号微笑和整齐蹦�，这也不是清华两派武斗你可以逍遥世外，这是对敌斗争，是和非我族类的分离主义势力和党内绥靖路线的较量。
怎么做成事也许要筹思数月，怎么表态只要十分钟就能想明白。
由于在中央，赵紫阳与乔石、杨尚昆意见不一，在拉萨，三套班子与胡书记也有分歧，致使3月25号拉萨连续的骚乱，终于，邓小平下了戒严的决心。于是3月8号《西藏日报》出现了胡锦涛头戴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
这顶钢盔，给六四后心有余悸的邓小平带来了安慰，他最后把它点化成了皇冠。这顶钢盔，保护了胡书记的脑袋，也箍住了胡主席的思维。于是我们有了十年对贪腐的“善解人意”和对民众维稳的对敌斗争意识。
结语
继上篇《风雨苍黄话当年》之后，这又是一篇与六四有关的话题。
CCTV上次说，理想主义太害人，罗征启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你看到吗，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快活今生的现实主义，让浙江永康的官员集体强奸女孩。理想主义者害自己，现实主义者害别人。等到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时，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万劫不复了。
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政变，不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
但如果你以为中国没有希望了，我想提醒你，六四的发端就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也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底线。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8mjszikMDVCxksycSv2UwvDtYvFegrrEhG04G4CubG8/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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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兵：中国文化思想为何越来越落后？
�源:�子�件
图为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02月13日 03:36 搜狐博客 那小兵
最近读到余秋雨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中国文学到司马迁就进入了顶峰，唐宋八家加起来也不如。同时，也读到陈丹青先生所谈的“中国文化不断退步”的观点，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思想文化从一开始就步入了退化通道？”。翻开中国文化历史，最震撼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武力逼迫思想自由事件；第二件是汉武帝独树儒家，把思想文化变成了统治工具，把学者偶像化；第三件是清朝乾隆的文字狱运动，把思想文化变成了民族压迫统治的工具，把汉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奴化。然而，这些都是古代史，而最彻底最残酷的则是现代的马列主义文化运动，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摧毁了中国人所剩不多的做人良知。这所有的流毒都可以归结到中国现有教育体制里，教育的退步是社会文化退步的决定性原因。
教育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18个了，仅2008年就出了3个物理学奖。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60年了，至今还是零。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9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2010年4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2010年5月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5月12日公布的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2010年5月21日，在2010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2010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11所顶尖高校拒收，2011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11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2005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1980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AB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然而，仅仅6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
1988年2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2008年3月，时隔17年后，72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共60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毛泽东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957年，内战结束仅仅7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5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62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六十二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10年、20年永远等下去。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
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
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1927至1937年10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1930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早在1916年10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早在1993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10年，还是没有达到。2010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要到2012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达7.4%，比中国大陆的3%（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印度1947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1949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200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10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1.2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12卢比（合2.4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学生每年只需要缴144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300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5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5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2011年2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3,400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12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但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教育部官员8月16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10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12年义务教育，还得等10年！而据媒体报导，2010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作家韩寒说：“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10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2010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这就是答案。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2009年北京大学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深知这种教育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因为它拒绝改造，谁要敢于提出改造就会被“改造”，除了移民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除非你能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一个思想自由国家来。（小兵编辑）
http://lunannanlu.i.sohu.com/blog/view/254931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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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之恸
作者：赵向中 �源:�子�件
邓小平说，中国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那么，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误”具体在哪里呢？老人点到即止，没有再往深里说。总之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既是以教育为“最大”，那么贪污腐败，吃饭财政；资源耗损，环境恶化；警匪相结，执法犯法……等等一干，也就再与“最大”无缘了。
想中国近三十年来对教育的调整，就其大者不外以下三项：一是恢复高考，二是教育的产业化，三是对外语教育的大力推进。这其中，高考的恢复，既叫“恢复”，那就不能算是改革，而教育的产业化与外语教育，这在西方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搞的，可为什么一到中国内地，就被弄成了“失误”呢？
教育的实现，一在学校，二在社会。学校教育主要是有目的，专业集中地给受教者以能力才干的引导与培养，而社会教育则是由社会人自觉不自觉地，间断地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使潜移默化。
能力才干重要，还是道德品质重要？司马光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于社会，就如爱国与卖国之于国家一样，益损悬殊。
那么请看中国学生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当今凡能叱咤风云，随心所欲的，必是做官为宦的人，他们升官发财凭的是侵吞国家，贿赂上峰，讹诈百姓，拉拢私人；其附庸则紧跟国家政策实惠，善避“市场”经营风险，他们虽是给权贵挡前哈后的，但在世人面前，仍能颐指气使，风光豪华。当今中国凡能抵挡得住门户，遮护得住妻儿，处于社会中层的，必是嘴上手下都能来的，非奸即霸的人，他们从事业则多靠使奸耍滑，门面唬人，否则正当经营遇上恶性竞争，必遭排挤出局；处社会则强凶霸道，撒泼使赖，否则一旦露出了窝囊架子，自家的食盆子，随之就会有人谋算。剩余多数没权没势，又不会巧取豪夺，一根筋只会死受的人，那就只能是出门遭人欺，回家妻儿怨的“没本事”的社会底层了，他们的劳动所得，除去权势讹诈，奸霸掠夺以外，所剩无多。
请问，让中国的儿童青年，处于如此的社会环境，去“三人行必有我师”，能学成个啥？他们要想适应社会，要想不受人欺，要想出人头地，将只能被磨砺成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当今的中国，所谓大企业，都是侵吞国家的官僚资本，所谓中小企业，都是投机暴富的文盲资本，所谓外资企业，都是西方淘汰的垃圾资本，他们热衷权术，迷信钻营，蔑视知识，鄙视国人，在此种地方，中国学生就是学成了能力才干，又岂能讨得一口好饭？
社会既乌烟瘴气，无可救药，那么“祖国未来”们的道德品质，也就只能听凭学校书本的“正确导向”了。于是开思想道德课，讲政治经济时事，吃水不忘挖井人；于是学雷锋，学赖宁，学张海迪；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于是十佳少先队员，优秀共青团员，预备共产党员……可是，步入社会以后呢？还不是痛心疾首，洗心革面，回头再向领导学厚黑，向同事学廉耻？
其实，在中国，自从独尊了儒术，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二十四孝图；愚忠愚孝，盲从盲信，天地人伦；就一直是古代私塾教育的基本内容，根本目标，这也成为历朝封建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共同手段，更是中国古代朝野相结，桎梏国人思想，扼杀中华学术的千年祸首。
在儒家私塾普及以前，在先秦社会，难道中国大地，也是滥官刁民成灾吗？——决不！据记载，在儒家的“亚圣”孟轲少时，其母为了给他选择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曾几迁其家。起先他们是住在乡下的一处墓场附近，结果远近经常有人送葬上供，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孟母觉着于儿不利，于是就搬到城里住；但新家又近闹市，人们成天熙熙攘攘，西邻打铁，东邻杀猪，孟母觉得着不理想，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是搬到了城东的学宫旁边，此处书声朗朗，论辩诘难，射御术数，学风甚浓，孟母终于如愿以偿：“此真可以居子也”！并最终造就了一代学人。
先秦时候孟轲所处的环境只不过是送葬哭啼，闹市熙攘，其母尚以为不行，那么现在中国社会上盛行的贪污腐败、偷抢拐骗、欺软怕硬等等切身其家，左右其学的冷风恶气，又将让贤母学子们搬家何处？
诚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也开思想道德课，但人家于此的目的，是要树立学生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等事关民族兴旺的健康品质的，并无所顾忌地支持学生走出校门，体验生活，感受社会，以企理论联系实际，然后再用实践回过头来检验真理。哪像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说了是糊弄别人去做，做了还遮掩不让人说。——既要以基本原则遏制政治改革，组织调动不起人来，那经济也只能在量上硬撑，形成资源的透支，环境的恶化，危机的积累；既放任这半吊子的改革，畸形的增长与分配腐化蚕食基本原则，那稳定就越来越成为“重中之重，压倒一切的大事”；既担心政治不稳，要控制人心，愚民易制，那社会上好奇怀疑，批评进取，自由创新的发展风尚就不可能形成。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第三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多了，但据此得以强民富国，兴旺发达的极少；社会主义既要代替资本主义，自有其举贤任能，杜绝腐败，高于民主的政治体制在，但决不是走民主过场的封建专制，论代禅让；如果说“民主集中制”真的适应中国，那贪污腐败何以如此的猖獗？吃饭财政又何以如此的严重？封建权力泛滥而法制基础脆弱的国家，任何先进的与更先进的观念制度到了他的手里，都将变质搞臭。
比如教育的产业化，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早经证实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善举，凡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名艺术家、优秀管理人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知名院校，必能得到举国的尊敬与向往，并且捐赠拨款，财源广进，因此学校办学都是极尽全力，深恐自家出不了人才。然而一到中国社会，凡有真才实学的，必不懂或不甘趋炎附势，于是倍遭排挤打击，只能沦落潦倒；凡夸夸其谈，善于钻营的，必能左右逢源，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才干已扭曲变形，学校就是个出学历的，要成功先得抹杀了良心，学历只给权钱帮凶；结果一个产业化，不仅使中国教育的应试做题，高分低能变本加厉，更又加上了学校搂钱，穷人失学。
其实，应试做题，白首穷经，代圣人立言，这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现代只不过穷的是西方的经，转而代“公式”、“定律”立言而已。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变化发展观，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你看三皇五帝时候，咱们的祖先，财产公有，分配平均，相互间多么体贴，多么仁义，哪来的纷争？未来到了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人们也不过如此吧？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不是越变越坏了？社会不是越变越乱了？与其向前走，环地球绕一圈，哪顶如来个向后转，不是一下子也到了？——于是儒家向往周公，墨家推崇大禹，孟子一看不行，忙又抬出尧舜，连孔圣人他老人家都“述而不作”，后世儒生，还不乖乖地子曰诗云，循规蹈矩，也好指望将来能金榜题个名，光宗耀到祖？——又有哪一个狂徒胆敢指师摘祖，离经叛道，眼睁睁硬寻着要自甘堕落，不务正业？
两千多年的痴迷倒退，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才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逐步给打开了眼界，敲响了警钟；面对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沉痛现实，一些读惯了圣贤书，虽“信而好古”的人们，也不得不开始承认西方科技的威力了。可是，中国毕竟是儒家的发祥地，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中国教育还得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再踌躇半个世纪，一直拖到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才慢慢革舍了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
然而，此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东邻日本的科技、生产差距已经拉得很远了，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图强争胜的前景，而只能是挽救危亡的急务了；于是“西学”的教育意义，也只能局限于图现成救急，消化吸收的高度，继续延用“中学”死记硬背、应试做题的致用体制。
但“救急”与“图强”两端，于国家或许因果相承，可以混为一谈，于教育却有“造就重复性致用奴才”与“培养研究性创新人才”的不同，于生产也有“填补国家空白”与“步入国际先进行列”的悬殊；因此，“图现成救急”的中国教育，只能使中西差距进一步越拉越大，越救越急；而这个“越拉越大，越救越急”，反过头来又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在媚外引进，消化吸收上再加一把劲，继续“图现成救急”。
但是科学技术，生产工艺，那可也是人家的心血所系，吃饭家伙啊！绝对先进的，谁都不给，相对不落后的，能给，然而条件呢，报酬呢？当年苏联人只是想让中国俯首帖耳，中国人还觉着有伤自尊，现在美国人更狠，一开口就人权呀，自由呀，民主呀……实在是没办法！于是，“素质教育”总算提出来了——然而，这是一个突破，一个伟大的突破！
要这么说，那素质教育就是要中国教育，从“学以致用”，转到“学以致创”了？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了：“当你把所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来的就是教育。”——就夸谈者而言，“学富五车”的确是耀人的资本，但是对于创新家来说，知识就是成见，要创新首先要摆脱的就是这成见的纠缠，历史的惯性——“学”，怎么可能致创呢？
如此也许有人会问：“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无知又成才了！你这不是又走入了知识的循环论吗？按这么说，教育也不用再搞了，大家都安心地无知吧！”诚然，环地球绕一圈，与一个向后转，在方位上的确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个人要能拔山涉水，环地球绕一圈，其在身心上所能感受得到的，又岂是一个“向后转”可比的？当然，“拔山涉水”于一个人的成长，“走了多少里程”，“吃过多少美味”，“记得了多少个地名”等等，没有多少用处，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解决了什么疑难，领悟到了什么道理。——牛顿还不知道相对论呢，据此难道我们能说他没水平，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吗？慈禧太后还没吃过味精，没穿过的确良呢，据此我们又能说现今中国的百姓，都已过上了皇家“老佛爷”的日子？
一个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养成，并且这能力一经养成，那就是“包罗万象”、“永不过时”的了；而作为知识则永远没有最新的，如果单从“求知”这一面讲，“终身教育”与“白首穷经”没有什么两样，那可又成了“学海无涯”，又要 “知识过时”了；但是一个人只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掌握了过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任何“最新的知识”， 陌生的领域，到了他的手里，都将是似曾相识，一经投入就能抓住要领，变成内行。
其实，“学”只能致“知”，要再“知以致用”，那到底还得有一点“能”；而“研”所能致的，其实也就是“能”，要再“能以致创”，那还得看历史的必然，环境的偶然，以及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活力等等，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知识成见的依赖程度。这是另一话题。
那么，我国又该如何从根本上转变现行“学以致用”的“应试教育”模式，首先在学校引领学生形成一种求索问难，思疑论辩的研究风尚，使他们轻松愉快地走过一段能力的成长过程呢？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硕果仅存的一个大国”，其执政党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政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应该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寻求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就是不孤立，历史就是不静止，这两者相结合就是，当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或者一段过程的时候，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只看到这一个问题点或者过程线，而是要联系它所处的环境空间与其所经历的演变过程，把它置于一个时空系统中去全面地、动态地分析解决，以免流于片面与武断；而唯物又是指观察问题需投入，分析问题要冷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本身就是一门用以指导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的方法论，它既是前人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成为指导后人实践的得力武器；并且，人类至今还没有哪一门方法学说能够超越它。
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既要立足研究，搞素质教育，当然应该全面推广、深入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变逼迫学生以“死记”、“做题”的手段达成对定律公式的熟悉、理解与应用，为引导学生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去分析定律公式的发现、实证与推演，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为向学生灌输抽象理论，而给马哲另立一科的孤立僵化做法。
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西学”各科及其内部分支，应依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源流，破立关系，编排课程先后；对比较重要的原理、定律，更应逐个予以深入研究，具体分析当时社会的经济需要，学术环境，相关学科的准备，验证手段的提升，知识成见的导向等等；应指导学生使用当时简陋的工具去再现实证过程，“重走长征路”，并尽量鼓励学生阅读原著以感受其开发者艰苦的心路历程，体验酸甜苦辣。因为做研究工作本来就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若都轻松给出简单公式，而不使踏踏实实地体验前人曲折，极易使学生养成轻率心理，产生急躁情绪，形成急功近利、眼高手低局面。
对于历史一科，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客观决定生产关系的升级趋势——不由人；上层建筑人为能动经济基础的进退快慢——促发展”的根本论断，应着眼于国家民族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前途，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史，也就是在物质上由强权人治走向有序法治的发展史，与在精神上学术文化的争鸣盛衰史；既要承认少数革命人物其一时的英雄事迹对历史进步的主观推动作用，更需明确多数帝王将相其经常的谋略运作对历史进步的客观阻滞现实，以此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树立投身人类学术文化事业的远大理想，并从根本上打消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势欺怕观念与“学而优则仕”的庸俗追求。
对于地理一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是引领另两个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并对它们起乘法效应的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基本要素”的论断，也应“以人为本”，着重研究人文地理——海湾国家凭石油致富，我国能学得了吗？——日本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资源能源比中国少得多，但其科技经济却比中国发达富裕得多，为什么？从国家制度上比较比较，从社会文化上分析分析，君子坦荡荡，比出差距来，我们优势的继续发扬，劣势的认真调整，不是就进步了吗？还有其它国家，其它民族，有特色的都比一比，让学生都认清自己民族的不足，从小培养爱国热忱，然后再发动他们从自己做起，以至影响家人，影响社会，有什么不能呢？
对于汉语言文字一科，作为社会上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论能力首先就是熟悉应用，只能来回磨慢功；因此中国教育的传统，“学以致用”，“学而时习之”，“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等等，在这里应予继续发扬。但是外语教育一科，对于中小学生，还是取缔的为妥，因为第一，作为一种境外的交流工具，文化载体，多数中国人学了也用不上，学会了也还得忘，少数人要搞翻译、外贸的，到了大学，专业学习也不迟；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原因是植根于学术制度之上的文化，而不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菲律宾人都说英语，难道依此也发达了？第二，学外语与学汉语一样，本身就是磨慢功的活，多数学生为之耗掉了比学中文还多得多的精力时间，但毕竟环境不行，效果还是一般；试想，让法国人学英语，恐怕比让中国人学文言，北方人学广东话也费劲不了多少，可是中国人呢？让一个作家写一篇小说，描述数学家研究双曲线容易，可是要让一个数学家为介绍其对双曲线的研究，写好一篇小说，那就难了。
对于音乐、美术等艺术科目，研究创造恐怕尚须天才爱好，但熟悉了解以资欣赏陶冶，鉴别吸纳，则于每一个人的能力成长，品质养成，甚至开拓创新，都是可能的，也是很必要的，因此应该当一回事普遍予以深入，而不是单给少数天才开小灶。体育一科，也属同类，再结合中国人体质普遍较差，社会上赌博取巧之风甚浓，平等竞赛之气极淡的现实，更应大力推广，甚至重开“劳动”一科亦无不可。
从“死记做题”到“素质教育”，虽说需要一个大转变，但看起来倒并不至于直接触到国家政权稳定的根本，但接下来如何给“素质”出题，“考试”能力，进而依此导向教育最终从“致知”，切实转到“致能”，那可真要成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自古对“科考出题”，本来都是存有私心的，其实他们首先要验明应试者的，是这些即将长成的“祖国未来”们，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软磨硬刻之后，是否已成功地完成了由学生敬，由敬到顺，由顺到孝，最终再大孝成忠的“人格升华”，并依此差别了高下亲疏，吸纳之，摒弃之，以期从最初的选料上即打下其稳定政权的可靠基石——文革时期废止高考，突出政治，群众推荐，组织选派的升学制度，即成为此务发展的顶峰——因此，对于“做题应试”者而言，与其说成，为了给国家民族担当更大的责任，而参加考试，升学再造，倒不如说是为了能挣出社会“抬轿者”大众，跳入“坐轿者”行列，而迎合统治者需要，加入了一场黑色恐怖的私利争夺战斗。所以，现在真要当局就学生升学，由为权造势，转到为国选才，拆自家墙角，实在难哪！
更何况既是要为权造势，那重心就只能放在灌输自己的说教上，而设科场选拔几个“人才”，那本来只是个引子，树个榜样，又何必为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于是，十年寒窗，一考而决；于是，八股取士定型了，程式化、标准化出现了；于是，学生负担越来越重了，考试出题越来越怪了。
其实，对一个学生能力素质的考察，最确切的，还是其在受教过程中的点滴体现，得靠老师在传导过程中观察积累，进而由招生学校去分析综合。美国大学招生，要提前考察学生在中学时的在校课堂表现，读书笔记，实验记录，社会实践报告等等，就是在向这方面探索发展，相反作为“考试”，虽增强了可操作性，其作用却越来越淡了。
可是，这种针对一个学生能力素质的具体考察，具体分析，无标准程式可言，全凭责任良心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或可行之有效，但要拿到中国，恐怕又只能说说而已，行却是决计行不通的了。因为依照中国古来的腐败传统，私利观念，对于中国的高校及其教师，当“社会用人选择”与“个人能力才干”已经脱节，从而使“输出高素质人才”与“招收可造之才”之间也可以脱节的时候，能抵御得了权钱的诱惑吗？中国学生的家长，为了自家孩子“登入天子堂”的前途命运，能不舍命陪君子吗？因为中国社会对用人的选择，论的本来就是权势金钱，机会关系。而现在天子堂已经爆满，大学生都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中国教育只能做做改革失败的替罪羊，还怎么能承担得起为国家挑选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呢？
前文已经说过，封建权力泛滥而法制基础脆弱的国家，任何先进的与更先进的观念制度到了他的手里，都将变质搞臭。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法律体制不动，政治体制不动，其它任何的改革措施，即便说起来全对，可一到做下来，那就只能是“造出了新腐败，加深了老腐败”。社会大体制不变，考试小体制不论再怎样变，着落到素质教育身上，最终也还是来回折腾，又等于说了一堆空话。
中国现在已经被誉作是“世界工厂”了，其出口总值所占世界的比率，虽远比当年作为“世界工厂”时的英国小，但由于所出大多属于人们常用常见的低级工业品，所以在量上显得特别庞大。但就是这些耗能耗人的粗加工，要出口到国外，内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由于没能掌握核心技术，还得付给国际跨国公司高额的“产权使用费”，最高的达到销价的一半以上；随着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降低，需付的“产权使用费”也逐步降低，可是当我国商品开始在价格上显示出劳力的优势以后，进口国随之就又加上了“反倾销税”，最高的也达到销价的一半以上。
不是“费”，就是“税”，总之中国为之付出沉重环境代价的多数生产加工，要想出口，必先得划出一半以上的销售额上缴给人家的跨国公司或国库，然后才能考虑上市；这一半以上的销售额，就等于90%以上的利润，这样中国工厂最终所能落下的，就只剩下那10%以下的微利了；并且，这10%以下的剩余利润，还是在中国劳动力低廉，国家为了“保增长”而补贴水价、电价，不计环境后果，有的还给“出口退税”的前提下得到的，以上条件一旦有变，这些工厂立马就得赔钱关门。
大家没听说过古代的奴隶社会吗？国际跨国公司，就是凭着其先人创造的产权，做着奴役中国工厂劳工的当代奴隶主！他们国家的普通公民，或则直接为奴隶主提供高级服务赚大钱，或则即便“下岗”也能坐享他们国家从我国工厂劳工剥夺而来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福利，从而轻松做到奴隶主的家臣；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投资办厂，克扣劳工，精打细算，为人作嫁，其实只是给国外奴隶主做着工头的营生；而我国千千万万卑贱的劳工，为养家糊口，多做计件，没明没夜，痨病早衰，那就是当代世界活生生的奴隶！
当然，我国人民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呢！
是了，我国人民在教育上，素质上的确与其他第三世界人民没有多少差别，都是在强权的压制之下，丧失了创新的勇气；但我国人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啊！再加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能源；还有，环境污染我们也不怕，那就像共产主义一样，离我们远着呢！
最主要的是，我们更有紧密团结、尽职尽责的，强有力的、大大小小的工头，他们一直带领我们在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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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史真实回顾以及著名学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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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只要一有人想到了提出来了就是大问题？那么我们的大问题就太多了！面对这么多的大问题，我们还需不需要研究重点问题？当前的重点问题或者说根本问题是什么？既然是学者，恐怕不应该连这点也分不清吧？遍天下的学者都在研究不同的问题，问题多如牛毛，都去当做大问题对待，那我们都让那些“大问题”累死、困死算了！谁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大的能耐去研究、解决所有的问题？
学者要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最起码要求。否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学者，顶多也只能算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的庸俗学者。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能把中国推向宪政民主吗？
在 2012年11月27日 上午10:24，孔�仁 <justicelove1911@gmail.com>写道：
这不是一小问题，文字语言是文化的大事。文字简化和拼音化，以图废除汉字，这是中共1949年以后摧残中国文化，把中国强行转变为共产主义化、马列主义化的文化战略之首。
诸公不可不察，不可不深思。
孔识仁敬上
简化字史真实回顾
虽然政府通过行政方式颁布简化字是在耶元1956年1月28日，但是，废除汉字的主张却是五四时期提出的，在当时，汉字被认为完全是垃圾，是坑害中国的毒瘤，钱玄同、瞿秋白和�迅，都认为“不废灭汉字，不足以国强”，耶元1931年，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要用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的主张，同年吴玉章等人便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20年后，毛泽东主席确定了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简化汉字的目的是要最终废除汉字，而实现拼音化，简化汉字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被简化出来的如果不能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内涵反而更好，至于简化得好坏并不重要，反正早晚是要废除的。这个大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简化字能不是错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反对呢？要知道，在耶元1973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先后发表文章，说反对文字改革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这么吓人的大帽子下，谁敢反对简化字？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
吴玉章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
1955-04-07
我国汉族人民使用的汉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功绩，就是在今天也还起着伟大的作用。但是跟全世界其他各国各民族通行的拼音文字比较起来，不可否认，汉字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它已经不能充分有效地适应现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由于汉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的艰难，使得我国的小学、中学和业余学校中，学生和教师都要耗费一大部分时间在文字教学方面。就我国现行学制来说，中小学所占年数比较长，主要塬因是由于学习文字所需要的时间占得太多了。而且就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以后，很多人仍然要常常读错字，写错字，讲错字，仍然要常常遇到说出写不出，写出读不出的字。汉字不能正音，也不容易分出词的界限。汉字教学上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汉字在实际使用上也有许多不方便。由于汉字形体的繁复，用汉字书写、记录、打字、印刷、收发电报、传达信号、编辑字典、编制索引，比使用拼音文字，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方面要发生很多困难。这一切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当然都是不利的。
早在一九四○年，毛?就指示我们：“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一页）。近年来，毛泽席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是说必须把汉字逐渐改变成为拼音文字。
但是我国使用汉字，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要改变成为拼音文字，自然不是很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汉字仍然是我们必须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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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到汉字简化，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于汉字改革前途的关切，特别是引起一部分人对中国文字拼音化的一些顾虑或误解。在这里我想附带对叁种比较流行的顾虑作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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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顾虑是怕汉字消灭。在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拼音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人数一天天扩大，汉字的使用范围虽然将要相应缩小，但是仍将作为一种古典文字永久地保存下去，供高等学校、科学机关和专门书刊使用。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甲骨文，我们尚且要发掘出来研究，对于发生了伟大作用的现行的汉字决没有把它消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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