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著名法学家江平、张千帆、梁治平、贺卫方北大精彩演讲：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江先生说: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殊性。为什么我们要讲国情，别人很少讲国情。这个值得特别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不断的批斗所有地主反坏右，不断的说这个国家95%是好人，5%是坏人，这次搞5%，下一次再搞5%，最后发现这个国家没好人。
重庆的模式是一种以公安为主导的法治模式，这个我觉得很危险。李庄的核心问题是要揭发公安里面的刑讯逼供。由于在中国社会里面长期存在着刑讯逼供。所以我是很不赞成让公安局长来做政法委的书记，这个太可怕了。这样一个模式就造成了公安主导法治，危险太大。如果再加上三长共同来办案的话，那就变成了检察院和法院只能听公安的。这就太危险。我们今天的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限制甚至扼杀民间的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们社会的活力和生命，我们已经几十年在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国力最大的一种戕害。
美国防部：网络攻击构成战争行为 可军事反击：美国国防部：网络攻击为战争行为；美国：与同盟国保持同步：美国面临巨大网络攻击危机，国防部的网络每天受到几百万次的攻击。美新网络战略：应对巨大网络攻击危机：美国在内的全球电脑系统都已成为中国骇客入侵的目标。中共首次承认网军存在：外媒：中国黑客攻击与官方有关：加拿大电脑安全专家罗贺辛斯基经过2年的调查发现，造成近两年内全球103个国家至少1,295台政府和民间机构电脑遭到渗透的间谍网络“鬼网”，几乎全部设在中国，而“鬼网”是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韩国国情院追查发现，黑客的地址和IP地址来自中国境内。《朝鲜日报》2007年9月中共早在1997年就成立军方下设的黑客部队，并在北京、广州、济南、南京四大军区运营网络黑客特殊部队。中共军方还拥有利用电脑病毒扰乱其它国家武器系统的电脑病毒部队。07年6月份中共成功侵袭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网络，导致它近乎瘫痪。调查发现，黑客行为来自中共军方。日本也遭到过中国黑客的入侵。
苏明评论：中共的崩溃会提早到来：中石化集团广东分公司经理竟然花出了259万的天价买了瓶茅台酒自己享用了。中国现在是除了骗子是真的以外，什么都是假的。沈阳市发现了5万多瓶假葡萄酒，知情人透露说，这种酒是用水、色素和香精为主要原料，然后再用八种化学添加剂勾兑出来的。
假货是一年比一年多，物价还一年比一年高。平均每二十多位居民当中，就供养着一个吃党饭的干部；在农村平均每十五、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吃党饭干部。
第一个数字是2010年经过充分的调查，得出的共党贪腐和窃为己有的钱的总数占每年GDP的30%.第二个数字，是由于遍及全国各地的豆腐渣工程这个事实，经过充分调查，得出的每一项的投资建设的工程款当中，40%到60%的工程款是被共党层层狗官们劫持、贪污装进自己的口袋。根据行业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说，其中4万多亿是假名存款，所谓的假名存款就是指公款私存和贪污受贿得来的赃款。那就只能说明共党在造假，于是制度在造假，社会在造假，所以民间也在造假，自上而下的造假就形成了。十二年间的物价却至少提高了十倍不止。在2010年的年底，总共印刷出了43万个亿的新钞票，而其中仅2009年和2010年的两年之内就总共印出了17.5万亿，而今年新钞票的印刷量还将更大。大家都知道在二十年前苏联解体的前后，一美元可以兑换3万6千多到4万卢布，那就是与现在的中国大陆是完全相同的情形。破坏了国力的共党们，凭借着印钞票和造假确实也蹦达不了几天了。这些所谓的国情论和特色论，完全是共党们为了一己之利益，而去蹂躏和残害人民的说辞，是强加在中国和中国人头上的荒谬之论。其实质是共党造假是中国的国情，共党贪腐抢劫是中国的特色。
朱�基清华谈话曝光 痛批房地产政策错误
程晓农：朱�基不告诉你的真相：在《宪法》里加了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这一句话在修改之前并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修改之后也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宪法》上加了这么一句话，他们的房子底下那块地就已经被抽走了，而且政府是一分钱不补偿。很多屋主的主人，比方在城市里他有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一夜之间他们祖传的房产就只剩下房子本身了，房底下的地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变成了所有土地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就是买房不带地。地方政府就从中赚一大块。这个结果最后情况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市、上海市的财政，它的全部收入当中大概有50％－60％是靠卖地得来的。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土地拆迁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土地拆迁导致了各地到处征地盖房子，然后把房价越炒越高，因为地方政府从中拿了一大块。每一栋房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钱是被“土地财政”拿走了。老百姓买一栋房子，政府刮掉三分之一。
周西：从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到中国GFW之父方滨兴
陆媒称“特供”拖垮苏联 暗示中共未来：特供使得苏共官僚丛生；中共特权部门“特供”蔓延
萧强：中共的“海关特供菜” 网上热传中宣部指令
“低调”种菜 中共各级政府特供基地曝光：“低调”种菜 戒备森严；特供基地遍布中国各地；当局吃特供绿色农产品 百姓吃有毒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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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著名法学家江平、张千帆、梁治平、贺卫方北大精彩演讲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25日 首发)
5月23日晚7点，宪政讲坛第二期在北大法学院开始，主讲人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由张千帆教授主持，梁治平、贺卫方评论。可谓阵容强大。
中国近年司法是进步还是倒退？宪法内写明的各项自由有无落实？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这两个“凡是”存在什么问题？十八大后汪洋管司法会比别人管的好？
这些问题都在本次演讲中提到，江平先生特别谈了李庄案。这可能是近年精彩的、很有深度的、尖锐的演讲之一。从听众的反应能看出对主讲人民主、自由理念的支持，例如，江平先生提到“中东...”，听众哄堂大笑。演讲一共分8个视频，文字附后。
现场爆满，博讯义工一直站着拍摄，很辛苦。
主持人张千帆教授：
江平先生：
以下三个视频是江平先生讲的内容，约45分钟，非常深刻。
梁治平教授：
以下是梁治平和贺卫方教授的评论：
贺卫方教授：
以下是问答，回答也很精彩：
宪政讲坛第二期全文（主办方整理公布，博讯转发）
张千帆：我们这次请到超强阵容，我们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的长者，他现在年过80，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这个洪亮而悦耳的京腔。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浮现，一个循循善诱会人不卷的导师，一个为法制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这，这一位和中国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他被政府选派留苏学生，在当时看来是幸运的。听说他当时还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学习。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到首批右派。79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
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担任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红矾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也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中国法制走过30年中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迷失方向，中国法制遇到什么障碍？我们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 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昆，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制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制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制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制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国家还有什么民族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唤)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或者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制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词)，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风波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制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们现在也提出来搞两院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它也是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也没说两院制就是资本主义的。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两院制。所以我们不能拿一种形式来确定它是什么主义的，就像小平讲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出来绝对不能够搞两院制，绝对不能怎么样。也有些问题还是值得继续思考。因为终究我们是人，我们是有思维的动物。我们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比较一下哪个好，哪个坏。这就是我很重要的想法。今天并不是我主讲，还有两位要讲，今天就讲到这。
张千帆：江老师说没有准备，但是一口气侃侃而谈好几十分钟，很难得江老师谈宪法和行政，江老师主要是民法学者，但是说起中国宪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连串的伤心故事。江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思路，能不能从法制逐步走向宪政。比如说从行政诉讼走向宪法诉讼，值得我们大家思考。下面我们就有请梁治平教授点评。
梁治平：谢谢主持人，谢谢江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点评二字谈不上，只是讲一点学习的体会。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江老师要讲什么。听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讲演之一。江老师在很短的时间里非常紧促的一个论说，也提出了中国法律人和整个中国社会都面对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我就想从里面挑三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我自己在想的，也是可以展开的，甚至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来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江老师讲到私法和公法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然江老师自己的背景他是一个民法的专家，在他数十年工作、教学和社会实践经历当中，作为一个民法学家，最后他发现你很难守着自己一个领域，不是说你有更多的想法还要去开阔别的领域，而是说你不去考虑更大的问题，像法制宪政跨越私法的整个的问题，你守不住私法最基本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在不同的社会里面，我们看有一些不同的经验。比如说法国，它的宪法更迭比较多，我很早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讲法国的宪法更迭虽然非常快，并且给社会造成了很多的震荡，但是法国的司法系统非常稳固，而这个司法系统稳固实际上带起宪法某些很重要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讲到公民私法的保护，在私法基础上一套社会秩序和维护这套秩序的这套司法的制度这个体制它是相当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历史经验，在这些不同的经验里面私法和公法之间有另外一种互动的关系，显然就不是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的情况是非常极端的另外一种典型。就是说宪法的问题或者公法的问题似乎是决定了私法的命运，而宪法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重要性，不是因为宪法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非常地崇高，非常地重要，是因为宪法内容不够好，或者宪法不够稳定而产生的问题，而是因为直接通向政治。换句话说，在中国是因为政治，是因为政治体制，政治的实践，还有支持实践的那些理论和论说，这些东西决定了私法的命运，也决定了公法的命运。简单的说是政治决定了法律。
我今天来之前还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谈私法和政治的关系。文章也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同年级一位同学江瑞新，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在09年求是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转这个文章的人很有意思是一个学生写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谈了很多关于耶鲁法学院，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很多论述，这个学生就说你看这篇文章和你传的很多耶鲁法学院的论述非常接近，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民主最自由国家法律的最前沿的理论是非常吻合的。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和那些那么前沿的理论关系到底怎么样。在中国思想界我自己收到这样大量的信息，有一部分学者他们讲很多这类的事情，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材料，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和法律显然不是简单的关系。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我们说的时候似乎界定政治和法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是有问题的。像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政治法律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们是不是说因为是这样，所以中国的情况跟这个情况没什么区别。显然又不是。如果是一样的话，起码不会出现一个现象，中国移民往美国跑，或者跑到欧洲去，中国的贪官把大量财产放到这些发达国家，法制保障很充分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民营企业家，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虑投一个什么领域最赚钱，第二个就是怎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当然他们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如果没有什么区别，至少我想在这个问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比他们更好，我们利益基础更广泛，我们保障更好，那应该出现美国欧洲移民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这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的不一样，但是理论论述上又有接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稍稍提一下，江老师中间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诉讼。自从齐？？案例以后，关于宪法私法化给中国宪法学界注入一点兴奋剂，一时间文章和书很多，当然解读也有很多种。包括对这个案子的正面反面和各种不同的角度，我觉得都蛮有意思。因为它激活了我们一种对宪法重新认识和对宪政的可能性的想象。这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然宪法的诉讼，怎么样通过宪法的诉讼推动宪法权利的实现，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宪法法律化的问题。就是宪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宪法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宣言，一种纲领，一种飘忽不定的文本放在很高的地方跟我们实际没什么关系呢，还是说具有可司法行，一个法律的文本，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当然宪法和其他的法律不一样，如果它有法律性，它也和其他的法律不一样。因为它还有政治的，哲学的，政治道理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从宪法的文本当中，从宪法的解释当中可以去生发出很多不同的论述。换句话说也可以在这个解释过程当中，论述里面加以很多法律以外很多的东西，政治道德，政治伦理的，政治责任的，政治哲学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宪法是个很特殊的文本。
那么宪法的法律行在中国当然就是刚才江老师讲到的，从它的可诉讼性上的缺乏，我们看出法律性是很弱的。宪法的法律性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可宪性的审查，这个从理论上似乎很容易被我们所接受，被中国现有的这种法律理论所接受，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比如宪法的至高无上是民法，是根本大发，是要指导其他的法律，我们又特别强调法律的为接性，我们还非常强调法律的统一性 ，如果你要维护法律统一性，它要统一宪法，最高位是宪法。如果宪法没有违宪审查的功能，不管是私法体制，普通的法院去做，还是由一个高级法院去做，还是宪法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如果没有这一套程序，就意味着宪法的统一性，最高性，根本性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不能成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完全从内部升华出来的问题怎么样把你这个理论变成一个现实。实际上这个和国家整体的利益，不管这个国家偏向左还是偏向右都是需要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法律是不统一的。出现民族问题，我们说看宪法，宪法里面有民族区域自治，我们这个民族问题应该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出现了言论自由问题，宪法里面有这样的公民基本权利，我们也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解决，它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能，但是目前来看不管是在宪法审查的层面，还是在宪法自治层面都是很缺。
宪法诉讼一方面在技术上我们可以去想象，通过权利的救济，而推进实体权利的落实，或者权利的保障，实际上这一块的技术问题会比较多。宪法的这些概念我们说它这个文本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这样的一些概念它的权利怎么样置换成一个在制度层面上，技术层面上可以操作或者维护司法的统一性，这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案例，实际上我们是有齐瑞林案例也有其他的案例，比如说关于一个人的日记被别人偷看了，甚至拿去传播了，侵犯到什么权利？很困难。法官从宪法里面推导出公民通讯自由不受侵犯，推导出隐私权。诸如此类的很多私法的实践，点点滴滴的经验，有可能从学理上被观察，被归纳，被整理和总结。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是它是有特殊的难度，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
从宪法的法律上来说，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宪法百姓如此之弱，除了观念上的认识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宪法是什么？到底我们如何对待宪法。我说的我们首先是指的有权力的人。是国家的统治者，我们到底要如何对待宪法，我们到底是认真的对待宪法，还只是把宪法当成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一个华丽的外衣，一个表示和国际接轨的证据。我觉得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
从法律性的问题很自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法治问题。宪政法治这个概念我觉得最好我们还是分开把它讨论。最后江老师就讲到法治，他也提到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稳定压力一切，一个是国情论，这个论述里面可以继续分解。如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和法治是什么关系。我理解江老师还是讲稳定压倒一切之后是人治的问题。如果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们可以在稳定的口号下做很多事情，确实我们今天在稳定口号下做了很多事情，而这很多事情都被公民本人，当事人或者一般的公民，或者知识分子，或者法律学者等等从法律的角度来提出质疑，你们这些稳定措施可能不符合法律，超出了法律的戒律。
在这个地方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稳定的价值，而是人治的问题。法治的障碍不来自于稳定或者其他的社会价值，稳定是一种社会价值，就好象说我们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价值，那么稳定当然也是，稳定有它的价值。只是说把稳定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把稳定的价值或者在实行这种价值的时候，你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和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矛盾，能不能够融洽。这是法治论题里面解决的问题。
就用深圳这个例子，这八万人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家属，还是一些代理人，还是一些打抱不平的学者，甚至是一些维权律师，我们代你申诉这个案子，深圳市的这个规定根本没有规定，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有一个基本要素具备的法律体系，有一个能够忠实于法律的司法体系，那么这个案件到司法，它可能会做出一个裁断，来看你这个措施，不管是用稳定的名义，还是社会治安的理由制订的这个政策，它能不能成立。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症结还是人治的问题，你到底实行人治还是法治。一个权力机构它如何实施它的权力，他是在法律的界限以内实施，或者谁来判断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能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判断。如果这个司法判断做出来以后，这个判决能不能受到社会尊重，能不能有利被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国情，这个国情非常有意思。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情，中国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区情，深圳本身也有它特殊的问题。比如深圳大量的外来人口，它和一个内部的省份不一样，它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它的法律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里面会有差异。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经验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它也要去解决。但是这个很奇怪，印度有没有特殊性，巴西有没有特殊性，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殊性。为什么我们要讲国情，别人很少讲国情。这个值得特别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就法律而言，我觉得我们讲国情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说这个国情是谁在讲国情，它如何被定义的。今年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了，这个对法律人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已经看到，法律界也已经出了很大布头的书来阐述这个东西。我自己的解读，从官方的叙述到学者们的解释这个特色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原则性，一个部分是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部分可以不去讨论，其中有一个归纳说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有特色的法制是集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又很好的借鉴了外国的经验。这是个技术性的概括，这条有很大的问题。基本上前一个说法，继承了中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基本是完全错误了，我们没有继承我们的传统，而且比别的国家离我们传统还要远，比别的地区离我们的传统还要远。比如跟香港和台湾的法律比我们离传统很远，跟东亚日本、韩国、欧洲的国家德国在一些传统上，比如家庭伦理关系上我们比他们离传统还要更远，我们大义灭亲，最近有一个说法解释还在讲大义灭亲这个价值在法律上怎么掌握。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根本不存在。
借鉴别的国家的优良传统，我不知道借鉴了多少，肯定不是中国特色，德民法典影响这么多国家，日本也是借鉴，中国从清末开始借鉴，这不是中国传统。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不去讨论。
那么在前面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特色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管你讲社会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好，最后的一点或者适合中国国情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党领导的地位，我们宪法上是有规定的，在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工人和农民我们把它看成领导阶级是对我们的讽刺，是对工人和农民的不尊重。党是不一样，党是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的一整套的机构人员，而且有自己的意志，它很清楚他想要什么。当然他想要什么，不一定都是很明智的。但是他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他想要什么，所以他才是真正的。
我认为在中国特色里面党的领导是最关键的。那么在学者叙述里面说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说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各种理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对立的，冲突的对立面放到一起。比如说党的领导和民主法治，比如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百花齐放。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非常完美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中国的特色，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东西既然它是一个对立的，冲突的，它有没有可能调和，它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这个里面江老师讲到法治，特别强调法治，这里面法治和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法律体系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比如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包含江老师讲的很多，比如我们现在的物权法，这个在世界上应该是有它自己的特色，这个是法律体系的内容。中国的法律体系结构也有它的特点，也跟很多国家不一样。
所以这个中国特色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不合适，但是我们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真正构成一个挑战的是说这个中国特色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怎么样和法治和宪政能够很好的容纳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如果说党的领导是排斥法治的，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我的意思说党要坚持法治。
我的证据在哪里，我的证据很多，全都是官方文件。宪法里面我们知道宪法修正案，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最早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法治我认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的表述。基本的意思就是讲要让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化，法律制度要稳定性、连续性、极大的权威性，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未必比就。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要具备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第三层含义要让任何人都不能够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都要在法律之下。这些在后来的宪法里面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完善，关于最后这一条宪法里面从序言到宪法第五条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按照这条表述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都是在法律之下。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典的法治的表述。包括江老师刚才讲到的法治三层含义，这三层含义超出了刚才我引述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法治的一个表述，法治作为一些理念有共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或者用现在更确切的说是个普遍价值。在我刚才引述的这个法治定义里面没有这些问题，我自己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法治的定义。因为它具备了法治最基本的一些要素，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是把它与其他民主民权上的价值理念做了一些区分。我们可以设置法制，我不问你的内容，你可以是对人民不太有利的法制，对统治者有利的法制。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行政的手段，不同于伦理道德的手段，是有它法律规范性上有些要求，你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法律才可以有效的指引人的行为，你才可以实现法治。比如说你要公开、透明，你要普遍性，这个规则容易理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律至上，一旦制订出来，包括制订者你都要遵从法律，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你制订一个对你有利的法律，可以，但是你必须遵守这个法律，你不可以在法律之外用其他的手段干涉法律，扭曲法律，随时随地让这个法律服从于你的想法。而法治一个很基本的含义也是说你让这个社会生活所有需要依法来解决，来处理的问题都用法律来规范。应该是有法可依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们刚才引述的定义里面都有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的法治定义，这样一个法治和党的领导有没有矛盾。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怎么界定党的领导。如果说把党的领导理解为领导人民去制订法律，制订出来的法律让大家来遵守，这就实现了党的领导，这也是一种权威的，官方的说法。没有问题，党的领导和法律和法治，这是能够融洽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党放在法律以下，放在自己的法治之下，不是用党的机构直接去管理国家事务，直接处理法律事务，这样做的时候，因为那些部分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一个人不可以去起诉中宣部，中宣部可以管理许许多多关于公民、国家的事务，法律的事务，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就做这样一些引申。谢谢。
张千帆：志平教授给我们提出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私法和公法的问题，法治和宪政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实行宪政的条件下实行法治，法治的必要条件究竟包括哪一些。尤其是有没有可能同时坚持法治和执政党权力的至高无上。
贺卫方：今天晚上的主讲人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校长，我1982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十年一直承蒙江老师的关照，没有江老师就没有我。我去年写过一篇庆祝江老师80寿辰的文章，就知道他对我学术道路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我跟梁教授是同学，毕业以后都考入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外国法专业硕士生，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外国法的专业硕士，今天能够既迎接我的老师，也迎接我的老同学，我代表北京大学欢迎。
这两年大家都在关注学界学者一些动态，有一个动态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法和法学两巨头多多少少都在转型。比如江老师和吴敬琏老师他们两个人是非常好，原来吴先生一直强调市场，几乎市场万灵的感觉，但是他这些年越来越关注市场，有好市场，有坏市场，好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制调整下的市场，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市场，这一点江老师也不谋而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吴先生跟江老师一直保持非常活跃的对话，即便不是当面对话，也经常是隔什么对话。
江老师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江私法变成江公法，江老师这两年有更多的呐喊推动这个国家的公法事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张教授一定要安排江老师到我们这个会场来讲宪法，而不是讲他最专长的民法或者商法。因为江老师这些年我觉得他在推动过程中可以说有许多的感受，有许多的经历，当然也有太多的挫折，这也是为什么江老师身体一下子有点毛病，这是国家的法制给你气的。当然今天这个会堂可能是第一次在这边做一个大型的学术活动，有江老师来为这个会堂开光，也是一件幸事。
梁治平教授前面已经做了非常具体的点评，我简要的谈一下我听了江老师的报告一点点体会。
第一个体会正是江老师这样的转变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曙光，就是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我自己想这些年来整个国际学术界对于宪政史都有一些新的看法，退回去四五十年前，百年前，大多数倾向于宪政是一个近代的史，而不是一个古代史，但是我觉得过去这些年看研究古代宪政的著作变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像英国的斯金学派的，研究中世纪13世纪到16世纪宪政发展，他研究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时候，他认为在13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政的发展，当然也有人追诉的更远。北大法学院的薛军博士他也是研究罗马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罗马的公法，罗马的宪政，是不是可以说有国家有政府的时候，该在那个地方都会产生某种对宪政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产生某种体制，只不过有些地方能够产生宪政，而有些地方产生不出来宪政。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感受，江老师只提了两三句话，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时期两千年专制历史，这两千年专制历史是不是有某种宪政的发育，我们看《万历十五年》那是非常悲壮的宪政努力，大家试图去把制度的枷锁套在皇帝的身上，想方设法让皇帝能够严格的循规蹈矩，马克思有一种所谓的君主官僚化的理论，君主的权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他给公的给废了名誉还保存在，比如英国国王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平常对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日本的天皇在国会那个地方有一个座位，第一个年度会议开始一场他一定要出席，来了以后也不怎么说话，听完第一季开幕式他就走人，我听说他个很好的植物学家，研究植物很好。我说叫他到东京大学兼一个植物学教授，日本的朋友说他是专职的天皇，那不能随便兼职的。我说他专职干吗？专职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把君主公的给废了，名义保存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行政。
另外一种宪政法逐渐他自己变成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服从事先所设立的所有的规范的一种制约，而这种规范就像梁老师刚才讲的执政和领导下的法治和法治之下的执政，他永远只在法律之下，不可能超越法律之上。这是君主官僚化非常重要的努力。
我们中国的历史怎么就搞不出来。我觉得悲壮。你看李志的著作，甚至孟子的著作，我去年做过一个讲座，读孟子想法志，孟子甚至都想到了我给你废了，对国王你按照正常途径提意见，我们现在经常说你对学校有意见，按照正常途径提，我提，我给国王提意见，但是你老不听，一味的作恶，这个时候对大臣来说怎么办？孟子说如果你跟他是一个姓的，你就再三劝说，他还不听，废了他，改立新的国王。开始我一听非常愤怒，接着孟子说，当然异姓不一样，我再三劝你我不听，我可以走人。孟子特别的了不起，你这个小子会堕落，你可能会成为独夫民贼，听说过杀一夫很早就萌芽了，但是这个制度一直形不成，我们搞中国的法律人应该多多告诉我们根源到底在哪，这甚至涉及到刚才梁治平说我们继承了古代的优良传统，我们没继承，古典时期君子不受限制的权力全给继承了，只不过不叫皇帝而已。
第三点江老老师提到的就是实行中国宪政的途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走向宪政。江老提出强调了英美法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力。学外法史的人都知道在程序的夹缝中间不断的产生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间，英国的宪政就慢慢发育起来，可以说它是一个程序主义跟私法的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宪政发育模式。我们中国就目前的体制之下，如何去推动宪政的发展，也不仅是张老师宪法学家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搞法律的人，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家有一天不宪政我们没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没有正义，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
宪政怎么去推动？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觉得宪法学家应该给我们宪法条文的含义给它解释清楚。宪法序言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要解释起来很麻烦。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包不包括信仰邪教的自由。宪法规定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消灭其中的冲突和差异。我们想起13世纪最伟大的教会法学家（安格尔）一辈子写那本书叫《不和谐教规之和谐》，那本书之所以当时那么重要，是因为它就是把教务法内部的体系进行了特别好的协调，但是我们现在谁去协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言论自由之间的貌似冲突，谁来协调新闻出版自由跟新闻出版商之间的貌似冲突，通过诉讼来说，首先宪法学界要做非常大的努力。还是有一种违宪审查制度，只是宪法委员会也要有，你不能没有，这里面为什么在中国的框架下一直搞不出来，张老师你为什么老搞不出来这个东西。
再接着来市民社会的形成特别重要，就是社会结构的力量，这个宪法学家在一个国家宪法没有尊重，宪法没有权威的时候，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多多少少是法学家自己觉得自己特别重要，仅仅通过法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宪政化的结构社会，这个社会中间的宪法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付诸实施。这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觉得律师协会的独立性，大学的独立性，大学的自治，我们关注农民的问题，农民没有农会，没有农会就没有一个农民作为一个行业的整体的利益组织化的存在。这些东西跟我们宪法中间另外一个结社自由就有特别深刻的关联，这方面可能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推动和社会的保卫。前一段时间许教授写了一篇李庄案的评论，内容非常好，李庄这样的做法破坏我们社会，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鼓励自己律师的客户去揭露自己的律师，就像文革期间夫妻之间揭露，父子之间的揭露，我们没有一个社会，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四个方向，江老谈到李庄案跟宪政之间的关联，我觉得非常大的问题。更多的江老师说的倾向于人治，稳定压力一道，稳压论、中特论都似乎回归人治。李庄案例，包括重庆的打黑我感觉不是人治，它就是运动治。法治，人治，运动治，人治还是非常诚恳的，非常慈祥的君主或者一个集团，非常认真的善意的对社会的通知，而我们过去运动连天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不顾及个人尊严，不断的批斗所有地主反坏右，不断的说这个国家95%是好人，5%是坏人，这次搞5%，下一次再搞5%，最后发现这个国家没好人。李庄案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启发，最后江老师不断的奔走呼号，为这样的案例江老师说了很多很多话，我觉得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去完全。李庄案的处理方式，重庆的打黑到底它跟法治的逻辑，跟宪政逻辑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点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在这样会场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学校朋友，许多机构也很关注我们这场讲座。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大的热情，还是乐观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让我们觉得良好的司法制度，包括私人的法律私法，也包括司法，对于宪政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需要多学科的交叉，需要法学界跟其他领域的更多的努力，需要公众的努力，我们不努力，不去呼吁，最后毫无办法。有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但是大家都不努力的话，最终我们只能有一部法律这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张千帆：贺卫方教授很有意思的转向，无论是向江老师这样的民法学者，司法学者，吴敬琏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慢慢向公法和宪政这个领域转，我也代表宪法学界欢迎你们。
提问：十八大政治前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江老师：按照过去的惯例，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要提出一些新的口号也好，新的方向也好，所以我认为我们从可以预见的法制进城来说，十八大应该说有可能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更令人鼓舞的纲领。但是中国的情况又很复杂，也就是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真正的政治前景也好，取决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虽然叫做集体领导，但是不可能每一件重大的法律，或者类似的问题都通过集体领导，所以这个其中很关键的是政治局常委里面负责政法的人是谁。如果你是汪洋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好一点，如果是另外一位那有可能麻烦一点。一个希望是纲领，一个希望是行动。
提问：我是北大法学院学生。在中国当下思想观念非常复杂的状态下，你觉得如何通过中国的宪政挽救中国的道德。
江老师：第一个首先要把宪法现有的规定认真落实，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没有落实，至少宪法里面所规定的人权自由很多没有落实。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集会游行示威法还有一些问题，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现代的宪法也应该修改，就是宪法本身还有更完善。因为我们现在宪法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或者根本不应该属于宪法所来规定的。至于说是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观点。左中右在任何社会都有，不仅我们国家有，美国也有，哪个国家都有。所以如何在宪法范围内要求得共识不可能的。
提问：法治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是否如官方所说是一个突破口。
江老师：我觉得法治跟民主当然是有密切的关系，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权力分公，权力制约，而这个就是我们法治的基本要求。我们国家是不是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我可以同意这个观点。这也仅仅是其中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是党员，但是我在党内自己没有感觉到有多少民主。因为哪个党的代表也好，党的领导人也好都不是真正经过民主的选举来产生，甚至连选举的结果我都不知道。哪个人得了多少票，这个至少应该让每个党员应该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我是同意这个观点，把党内民主作为第一步的起点来健全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
贺卫方：我表达一点跟江老不同的看法，如果真的党内搞民主，逻辑上来讲不可能不在全社会搞民主，否则很难解释。我先在党内玩真的，你们先别玩，我们自己先玩玩看这个东西很怪，如果真的是把民主视为一个治国也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不需要分阶段。首先结社自由，包括政党自由，大家必须在这样玩的过程中间逐渐锻炼民主的能力，学习民主的技能，最后才能真正把民主搞起来。否则我觉得很难想象这企业千万党员内部自己先搞，搞好了再推向社会。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提问：请问各位老师，在中国走向宪政的道路中，是不是首先要建立公民意识，每个国家国民觉得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奴才，每个人享受所有公民的待遇，每个公民应该建立公民意识。
贺卫方：所有的民志未开，一个是说某些统治者不愿意把权力放给人民的借口。领导人你的智又有多少，你当领导人之前还不是民的一部分，你不就是一个民吗。袁世凯当总统之前也就是个民，他在智方面有都是能够超越国民的水准，我觉得这点真的不必再去说民智未开。而且说民智未开逻辑推理上有一个冲突的地方，农民民智未开吧，为什么首先中国的民主从村民自治开始搞起。全国人大代表水平非常高，受教育程度最高，那咱们就玩真的，下一次谁做总理，就出来竞争。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就是真的做起来，人在水里边学会游泳，那首先把民智开了，谁去开民智？凭什么你来开我的民智，你总是把我当成教育的对象。
江老师：刚才我说党内民主，我不是说阶段的先搞党内民主，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只不过真正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做也不错，也有它的合理性。
提问：你刚才始终提到李庄案，现在有一个重庆模式，各位老师对于重庆模式未来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看的，以及重庆模式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力是什么。
江老师：我觉得总的来说重庆是个运动式模式。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黑社会的存在，重庆这个社会里面黑社会因素由于过去包哥这样一些民间组织的存在，它也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把打黑用一种运动方式来解决，我不太赞成。而且我也不太赞成把打黑扩大化了。欺行霸市在任何社会都有，也不能把欺行霸市都叫做是一个黑社会，这个就是有点过分。
另外我还有一个对于重庆模式的看法，就是重庆的模式是一种以公安为主导的法治模式，这个我觉得很危险。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警察的作用过大了，导致社会专制的倾向就会更多，民主的倾向就会更少。因为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拿李庄这个案子来说，李庄的核心问题是要揭发公安里面的刑讯逼供，一旦揭发了刑讯逼供就可以推翻这个口供，这种情况在我所听到的过去的刑事诉讼案件中情况也不算少，包括沈阳的刘勇案件，我们的田文昌律师回来跟我讲，他当时在法庭上提出来，当场能不能让刘勇看看，把衣衫打开看看有没有刑讯逼供的痕迹，但是始终不开，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没有做到。由于在中国社会里面长期存在着刑讯逼供，所以公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太愿意承认我有刑讯逼供，而要做到不让社会揭露他刑讯逼供，把每一个揭发他刑讯逼供的人搞掉。所以我是很不赞成让公安局长来做政法委的书记，这个太可怕了，我们现在中央也是这样。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副书记是公安部长，这样一个模式就造成了公安主导法治，危险太大。如果再加上三长共同来办案的话，那就变成了检察院和法院只能听公安的。这就太危险。
提问：宗教信仰和法治的关系。
江老师：我觉得法治当然包含了宗教信仰，这是绝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宗教的自由信仰不能够写进人权保障里面，我们的人权就落空了相当一部分。我们现在只强调信仰自由里面应当包含不信仰的自由，这句话本身对不对？当然对。宗教信仰当然包括不信教的自由。但是信教自由对于一个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面这一点更为突出。我觉得像现在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就已经是违背了信仰自由里面所坚持的基本东西。你比如说有的人感觉到现在没有信仰的场所，没有教堂，家庭的教堂也受到了限制。我觉得这部分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梁治平：我觉得同学们提的很多问题都特别大，有些问题不是太清楚，回答起来挺难的。这个问题分两个问题，特别你讲的传统社会，讲法治在传统社会上，比如法律秩序，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社会秩序它和宗教的关系，这可以作为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能不能够建立对法律的一种信任，或者法律能不能比较有效的实施，这是另外一个含义。
前一个含义上，我去年去台湾的时候，到台南有一个人他在北大读过书，他跑到这边学法律，好像是跟江老师学的。他专门来找我，他建议我你一定要去哪个寺，在他的理解中，这些寺庙系统，台湾的这些宗教和法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法律。当然这个判断究竟我们怎么理解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传统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的维护或者建构，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法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说没有软的部分补充也好，礼教也好，道德伦理和宗教，尤其是宗教，建立在法律秩序上的社会秩序是脆弱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关系很密切。
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刚才江老师讲的这个信教的自由或者宗教政策对于教会发展上的互动关系，比如限制甚至是打压，实际上对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破坏冲击。这恰巧是宪法的问题，在今天如果你没有结社权一定程度的实现，那么民间的社会发展是及其困难，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社会它的活力最后都是民间，就像我们说北京大学，如果我们只能在一些收入多少的阶层里面招生，只能在富裕程度达到多少的程度招生，这个北京大学你就会看到它马上衰落下去，我们面向全国全世界，所有有意愿有追求的学子都进来，通过一个公平的竞争程序进来，你才有资源，才能生长起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从古到今，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限制甚至扼杀民间的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们社会的活力和生命，我们已经几十年在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国力最大的一种戕害，这是一个含义。
另外一种含义，你刚才假定的那样，没有宗教，没有宗教的信念，法治就不能实现，或者法治的程度就很低，你的意思似乎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判断大有问题。随便举两个例子，我们要去理解传统社会，你要在那个语境里边它的法治概念，如果我用这个概念，法制是存在，官僚体制也是存在，他们也在运作，你去看当时的尽管这个礼法不分，我们现在把道德法律分得很清楚，是有区别。但是它的案例，几千个案件，刑案对各个省报的案例批复的认真程度，一层层的批复，光是文字极其精炼，马上就能够把案件最核心的问题全部给你点出来，这是一种传统和一种经验的积累，这个经验在中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在现在社会可以转化的经验，我个人持肯定的态度。如果说我们一个社会对法制，哪怕今天当代法制没有丝毫经验的话，你如何建立法制，几乎不可能。所以怎么去重新理解这一部分，把它吸收进来，我觉得依然是有它的价值。
另外一个例子转化的过程当中，北京的大理院，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02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大理院这些当时中国最高的司法机构，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日本学回来，受过现代的法律训练。在那样一个政治上非常混乱腐败的年代，这样一个司法群体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榜样。这些人非常高效，非常敬业的精神，而且专业的程度很高，尽管他们实施的法律比如在民法方面可能涉及到婚姻继承的，他还是实行前清的律例，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有改造，怎么去改造传统习惯，让它和新的法律精神相结合。这些人的勤勉，这些人的效率，这些人的敬业和他们的专业素质，我觉得可能到今天为止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不要对传统有一个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张千帆：我手上还有两个问题。在当下学术救国或者通过学术道路法律救济价值有多大，我们大学生如何从职业选择上帮助法制。第二个问题专门给江老师，你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我正是看到了您才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但现在法律人陷入一种困境，一是法律和利益越来越挂钩，很多法律人的初衷好像不再纯正了，二是法律人的出路从体制外看，律师受到刑事责任的危险等等。总之法制梦很可能丢失。您觉得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要如何继承您的中国梦，该怎么做。
江老师：我很无奈，无奈的情况下就是多呐喊一点吧。所以我最近两本书都带有呐喊的意思，一个是我做的《只能是呐喊》，还有一个我自己整理的学术论文集，叫《私法的呐喊》。我觉得法律人的初衷已经不能够很纯正了，这个应该这么说。因为法律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法律既是谋生的工具，也是治国的工具。你作为谋生还是第一位。但是不能够为谋生而忽视了法制的理念，这个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但是以逃避法律，规避法律为目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律师如果走到这一步尤其可怕。所以我是特别劝在座的诸位，不要忘了古代的学法律和学医学都是最古老的两门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但是这两个要求他的道德理念特别高，因为最精通医生的就是谋杀人的一生，因为他最懂得怎么能够想法子杀死一个人而不被察觉。那么法律也是这样。如果你运用法律去逃税，去搞一些逃避法律的事务，应该说还好。但是我如果用了法律来亵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道义上的责任。
张千帆：很无奈，今天晚上热烈的讨论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话题本来是中国法制，但是从江老师开始大家不知不觉都往宪政靠，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种必然性，因为我一直在教学生法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法制的最高阶段。就像党内民主直接到了人民民主阶段，是一级一级走上去，但是从刚才这几位老师的演讲，还有从我们法制30年走到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法治和宪政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础宪政制度，那么这个国家法制很可能实行不下去，如果说你没有象样的选举，所有的人大代表都不得选民负责，这个团体会制订什么样的法，如果政府官员不受代表权利人的监督，他们怎么会不滥用自己的权利，司法又怎么会公正，枉法裁判还不让别人说话，这个国家的法律怎么可能实行。今天晚上最大的主题就是法制和宪政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都知道中国宪法没用，但是大家不学宪法千万别感到庆幸，我学的是民法，国际经济法，都有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宪法不管用，无论是民法、刑法、行政法，什么法都不管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宪政，还有我们的宪政讲坛。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参与，尤其感谢我们今天的评讲人和主讲人。
（完）[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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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得出结论说，来自另一国家的电脑破坏行径可构成战争行为。（网络截图）
美国防部：网络攻击构成战争行为 可军事反击
【大纪元2011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静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表示，来自任何国家的计算机网络破坏行为均将构成战争行为。该结论首次为美国使用传统军事力量对付网络攻击打开方便之门。
美国国防部：网络攻击为战争行为
华尔街日报31日报导，美国国防部得出结论说，来自另一国家的电脑破坏行径可构成战争行为。这是五角大楼首个正式的网络战略，预计其中非机密部份将于下个月公开。该战略表明美国开始初步尝试应对互联网给世界安全形势带来的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一名黑客对美国核反应堆、地铁或石油管道构成的威胁，可能堪比一个敌国的军队给这些设施造成的威胁。
报导说，某种程度上说，五角大楼打算藉此计划警告潜在的敌人，让它们明白通过互联网攻击美国会有什么后果。一位军事官员说，如果你关掉我们的电网，我们也许会向你的一根烟囱里投下一枚导弹。
这份报告还将就一系列范围广泛、五角大楼未解决的敏感问题展开辩论，包括美国是否能够准确判断攻击的源头，如何判断网络攻击严重到可视为战争的行为等。这些问题早已在美国军方内部掀起争议。
据悉，“对等”的概念在五角大楼战略中得到强化，即如果网络攻击造成了传统军事攻击能够造成的人员死亡、物质损失、破坏或大规模扰乱社会秩序等后果，那么就可以考虑“动用武力”，以传统军事手段进行报复。
美国：与同盟国保持同步
这个网络战略还强调，美国及其盟国在网络战理论上保持同步具有重要意义，并将为新的安全政策制定原则。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年采取了初步措施，决定当一个成员国遭到网络攻击时，北约将会召集全体成员国对攻击行为展开“会商”，但不会要求各成员国在应对攻击方面相互帮助。北约各成员国目前尚未就网络攻击事件展开过会商。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曾表示，美国面临巨大网络攻击危机，国防部的网络每天受到几百万次的攻击，国防工业的网络也面临被渗透的危机。林恩说，去年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以及北约各国等友邦，共同建立网络安全体系。
此前，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6大重要部门（白宫、国务院、司法部、商务部、国土安全局、国防部）共同宣布一项针对网络空间的计划——《网络空间国际策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奥巴马总统在这份计划书的前言当中指出，这是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设定全盘计划，并且结合政府部门与民间，以及国际友人来共同努力。
美新网络战略：应对巨大网络攻击危机
华尔街日报说，五角大楼正式制定的这个应对网络攻击的战略，是因为军方意识到，美国应对此类攻击的防卫能力建设一直进展缓慢，而与此同时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对互联网的依赖却越来越深。去年，军方新成立了一个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局长任负责人的司令部，将军方的网络安全和网络攻击力量整合在一起。
最近电脑蠕虫病毒Stuxnet攻击了五角大楼的电脑系统以及伊朗的核项目，这使得美国再次迫切感到需要开发出更正规的方法来应对网络攻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承认，它曾是一起网络渗透活动的受害者，但表示所受影响不大。
2008年的那场网络袭击让美国五角大楼感到紧张，以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都汇报了此事。五角大楼的官员说，他们当时以为袭击源于俄罗斯，不过他们并未透露是否认为袭击与俄罗斯政府有关。俄罗斯否认参与袭击。
2010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报告中国军力时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电脑系统都已成为中国骇客入侵的目标。该报告补充，当时还不清楚这些入侵是否受命于中共军队的相关部门。
中共首次承认网军存在
不过，最近，中共军方首次公开承认，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网络军事力量。这支网络部队由30名电脑专家组成。据《泰晤士报》日前报导，一位前解放军将军称，中共军方拥有规模巨大的网络人才库：“这就像乒乓球运动，我们有更多的人参与（网络战争），所以我们对此很擅长。”
《泰晤士报》作者科格兰（Tom Coghlan）的分析文章说，美国政府在八年前指中共秘密进行网络间谍计划，现在中共终于承认有“网军”。“从2003年开始来自中国的有系统入侵网络的计划，直接针对包括英美政府和私人公司。网络间谍快速发展，进入间谍世界更加容易。”
去年，美国反病毒软件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的一份关于网络间谍的报告显示，逾四分之一的网络信息窃取行动源于中国。德国内政部去年12月表示，据德国宪法保护局调查发现，德国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受到的网络间谍攻击一半以上源头指向中国国家部门。很多西方情报人士认为，许多源于中国的黑客攻击与中共军队和官方有关。
外媒：中国黑客攻击与官方有关
近年来，中国黑客攻击外国政府及民间机构多有曝光。《华盛顿时报》09年5月消息，加拿大电脑安全专家罗贺辛斯基（Rafal A. Rohozinski）经过2年的调查发现，造成近两年内全球103个国家至少1,295台政府和民间机构电脑遭到渗透的间谍网络“鬼网”，几乎全部设在中国，而“鬼网”是由中共政府资助的。
去年10月15日，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韩联社等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披露，中共黑客盗用韩国总统府和外交部相关官员的名义，窃取机密。韩国国情院追查发现，黑客的地址和IP地址来自中国境内。
《朝鲜日报》2007年9月5日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共早在1997年就成立军方下设的黑客部队，并在北京、广州、济南、南京四大军区运营网络黑客特殊部队。中共军方还拥有利用电脑病毒扰乱其它国家武器系统的电脑病毒部队。07年6月份中共成功侵袭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网络，导致它近乎瘫痪。调查发现，黑客行为来自中共军方。
据报导，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8月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时，提出了中国黑客利用特洛伊木马入侵德国政府计算机网络的疑惑，并对此表示担忧。此外，日本也遭到过中国黑客的入侵。
中港台时间: 2011-06-01 00:46:53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1/n3272963.htm
我要发言 看留言 大纪元网友
支持国际正义力量联合欧盟和英美多国联军向中国法西斯势力实施军事打击.
大纪元网友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和党外围组织联合呼吁中国大陆民众消极拥军,私下串联抵制加入中共的法西斯"党卫军"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私下支持国际正义力量联合欧盟和英美多国联军向中国法西斯势力实施军事打击.当外国军队对中国政府和军警设施实施军事打击时,民众切记远离战区,千祈不要受骗上当让中共绑架充当人质和炮灰!
大纪元网友
阴沟里的流氓,世界的恐怖分子,早在两年前我就说过,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不是拉登,是中共
大纪元网友
针峰相对:对待小人最有力的方式,即是针峰相对,如何抗衡中共的间谍战,超限战,鬼网.美国政府多参考大纪元网站,智慧全在这里.奥巴马政府深陷中共圈套不自知,狼狐在华盛顿丑剧屡战屡败...当务之急,第一拿下朝鲜救水深中的人民,第二针对世界最恐怖最邪恶之中共,高科技网络战进行到底,第三帮助北非中东民主革命同时,更应帮助中国茉莉花革命.消灭战犯,消灭反人罪行,消灭匪魔.世界人人有责.........茉莉花...
大纪元网友
如果美国政府立法制裁如思科那样的本国无良企业帮助中共建立互联网防火墙的恶行，将会是对中共的一大打击。击败中共无底线超限战的最好做法是打破中共信息封锁，帮助中国人获得自由资讯。
大纪元网友
该出手时就应该出手！
大纪元网友
别指望美国佬对共匪形成威胁！美国佬没想过要对付共匪的？美国佬要是想对付共匪的话？只要冻结贪官在海外的账户和把贪官子女驱逐出境。共匪就慌了！所以，世上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只有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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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评论：中共的崩溃会提早到来
成文日期：2011-05-25 18:33:42 更新日期：2011-05-25 18:33:42 点击:4983 31283
造假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已经严重到了无事不假、无物不假、无处不假的地步上了，真的东西反倒成了稀世之宝，旷古罕见的珍品了。例如贵州的茅台酒在二十多年前，虽然是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但价格却只是4.70毛钱一瓶。
前 不久一则报道说，中石化集团广东分公司经理竟然花出了259万的天价买了瓶茅台酒自己享用了，这种酒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呢？二十多年间涨价了50万倍。 有同胞告诉我说，如此昂贵的就必然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真茅台不会是假冒仿造的；第二是这瓶酒一定是经过了多年的窖藏，属于是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值钱。
可 当我进一步追问如何知道这瓶茅台是真货和这瓶酒究竟是窖藏了多少年的时候，这位同胞笑了，对我说其实这就是炒作。中国大陆现在是除了骗子是真的以外，什么 都是假的。听了这位同胞的话，再联想到中国大陆始终是个粮食的进口大国的国情，人们勉强才吃饱了饭，又哪有那么大多的粮食去做酒呢？
另一则 假酒的报道说，5月6号在辽宁沈阳市发现了5万多瓶假葡萄酒，知情人透露说，这种酒是用水、色素和香精为主要原料，然后再用八种化学添加剂勾兑出来的。这 种葡萄酒里是既没有一点葡萄汁，也没有一滴酒精，八种添加剂中有六种是严禁使用的，而其中的一种是硫酸。一瓶葡萄酒的制作成本不到一块钱，送到市场上的销 售价格就变成了几十块钱。
这倒是证实了那位同胞说的话，没有葡萄都能做出葡萄酒，造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共党的丰功伟绩之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任何一位国人百姓，买回家一瓶这样的葡萄酒，其后果不是被送医院抢救，那就是极有送命的可能。
共 党历来最恨的就是国人中有今不如昔的感觉，或者是说出了今不如昔的这句话的人。前30年就能够因此被梗，甚至送命，但是前30年，凡是四、五十岁的人，绝 大多数的人确实感到了共党治下的一切，那就是不如1949年以前；在共党治下的这后30年，凡是四、五十岁的人，又确实感到了无论是商品的质量，还是物价，无论是上学，还是就医，无论是生活，还是就业等等方面的压力和提心吊胆不如前30年。
现在人们甚至感到这日子过得是一年不如一年，假货是一年比一年多，物价还一年比一年高。去年的高物价或许偶尔还能买到一件真货，可是今年花出去更多的钱，买回来的就可能是假货。去年花五、六毛钱还能买个真馒头，可是今年买回来的，不是上海温州的染色馒头，就是深圳的污水馒头，明年馒头的价格将更高，可买回来的是什么馒头呢？现在无法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不如今年的染色和污水馒头。
这正符合了民间的一句俗话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可是共党宣传造势的丰功伟绩和巨大成就，反倒是一年比一年的铺天盖地了。前不久共党说，做出了隐形战斗机，5月9号又说做出了无人驾驶的直升飞机。
这些东西究竟和民生又有什么关系呢？民生问题，老百姓是吃饭要紧，廉耻的东西都敢于粗制滥造的造假、罔顾人命，那么谁还敢保证，这个所谓的隐形战机和无人驾驶的直升机不是造假呢？吃了假东西，用着假东西，整天生活在造假中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会发明创造出真的东西了。
有人说造假不是政府的责任，是民间的一群混蛋所为。即便就是民间的混蛋们在造假，那么这个政府又是干什么的呢？造假泛滥到了今天的这个程度上，这个政府我们要它又有什么用呢？近代的政治观念是小政府大社会，共党是反其道而行之 ，是无孔不入的庞大政府。于是民间就没有社会了，共党就把一切都领导了，也都给了代表掉了。
在中国大陆的城镇，平均每二十多位居民当中，就供养着一个吃党饭的干部；在农村平均每十五、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吃党饭干部，那么平均一个吃党饭、为党工作的人，就监管着二十位公民，人们不仅仅被监管着什么该干，什么不需干，而是连思想言论，那至于生孩子生几个都监管到了，难道民间造假这种危及健康和性命的大事情，共党不知道吗？共党当然知道，不仅知道的很清楚，而且还参与造假，甚至当后台，从中获利。
胡锦涛是号称他的这个党有7,600万党员，又强迫着纳税人去供养这9,300多万为党工作的人，把持着一切民生的渠道。任何的真假商品，从生产到运输，再到市场上销售的层层环节，共党都设立了层层多如牛毛的关卡去收费、罚款、勒索、白拿和从中取利。
每 一件造假案件的背后都少不了共党这个阴影。我这样讲的根据有两点：一是共党一贯的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人命大如天，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又是现实的普世价值。从共党90年的桩桩件件所组成的历史上去分析，共党从来把人命当作是蝼蚁；二是共党一贯的投机取巧，乱中取利，为了既得利益，从不顾及人格、物欲、物性的意识形态。
君子喻于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人性的普世共识和价值，但却是共党90年来始终理解不了的且有横加批判的。我们只提出两个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了，第一个数字是2010年经过充分的调查，得出的共党贪腐和窃为己有的钱的总数占每年GDP的30%.
而第二个数字，是由于遍及全国各地的豆腐渣工程这个事实，经过充分调查，得出的每一项的投资建设的工程款当中，40%到60%的工程款是被共党层层狗官们劫持、贪污装进自己的口袋。根据共党的这两大特色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事事处处造假。
本 人找出了1998年的几个数字来证实共党的这个特色。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是8.5万亿，共党的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再到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加上国有和地方的企业，仅现金就花掉了1万亿元。共党的审计局对这1万亿经过了检查和调查以后发现，其中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是7,500亿元属于是不合理的开支，而同年四大国有银行私人存款的总数是8万多亿元。
根据行业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说，其中4万多亿是假名存款，所谓的假名存款就是指公款私存和贪污受贿得来的赃款。仅从12年前的这几个数字上看，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存在着严重的贪腐，而且是制度性的腐败，贪腐的胃口和规模是大的惊人。
十 年后的2008年，共党报出的GDP的数量就变成了26万个亿，是1998年8.5万亿的3倍还多。这就说明平均每三年中国大陆的GDP就增长了一倍。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七个工业国，还是三、四十个发达国家，或者是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任何一国的政府都要竭尽全力的致力于本国经济，但是最终能够把增长率提高1%都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工业国和发达国家，在计划中的2%和3%的增长率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再增长个0.1%，或者是0.2%都能成为皆大欢喜的骄人政绩。这里我就不得不怀疑，共党们究竟是有何德何能能够使经济增长是3年就翻一番，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达到了33%。
今 年初就有同胞十分乐观的对我说，2010年全年的GDP总量是40万个亿，再用不了两、三年就可以达到60万个亿。这就是说经过了09年和2010年仅两年的时间GDP的总量就从08年的26万个亿变成了40万个亿，两年增长了50%以上，这就不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了，而是使所有有正常头脑和思维的人根本就无法相信了。
既然无法相信，可是数字又出来了，那就只能说明共党在造假，于是制度在造假，社会在造假，所以民间也在造假，自上而下的造假就形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国人民众的感受却是真的也永远假不了。
自 1991年到2002年底的十二年间，百姓们是否感到了收入提高了三倍半，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提高了三倍半。有人说现在的收入确实比十二年前提高了，有的说提高了50%，有的说提高了一倍，也有人说提高了两倍，但是这十二年间的物价却至少提高了十倍不止。1999年的物价就比1998年的物价上涨了近 50%。
十多年间物价上涨的幅度那是有目共睹，人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尤其是近两、三年物价涨得是不像话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也正是因为最广大的国人民众确实感到自己的日子是过得一年不如一年，一个月比一个月更艰难，所以共党造假就与时俱进，一年比一年造假更大，大到了超乎所有的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之上。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三年，也就是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随着物价的上涨，人民币平均每年贬值20%。进入 了这个世纪，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加快了，物价持续上涨是一个因素，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由共党炒作和吹起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泡沫是先后破裂了。每破裂一 个泡沫都会出现一个经济上的黑洞，这个黑洞其实就是一笔巨大的国债。
日积月累，是泡沫就一定要破裂，于是债务就越积越大。截至到2009年的年底，国债总数已经到达了48万个亿，这还没有把各省、区、市的总共6万多个亿的地方债务算在内。
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财源已经是枯竭了，生产的能力低下，年产值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所谓的GDP的数字和增值率完全是假数字，毫无事实的依据。可是共党又要拼命的制造虚假繁荣，否则它就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霸占公权力了，于是印新钞票又成为了共党自救的稻草了。
至于确切的说从哪一年开始大量印刷的，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金融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却已经计算出了，在2010年的年底，总共印刷出了43万个亿的新钞票，而其中仅2009年和2010年的两年之内就总共印出了17.5万亿，而今年新钞票的印刷量还将更大。
当 一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印刷着天文数字的新钞票，其目的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以此来苟延共党这个政权的残喘，其后果则是货币的贬值、缩水， 同时也说明经济的破产了。大家都知道在二十年前苏联解体的前后，一美元可以兑换3万6千多到4万卢布，那就是与现在的中国大陆是完全相同的情形。
二 十多年前，一美元可以兑换6块钱人民币，二十多年后物价至少上涨了三十倍不止，就等于人民币贬值了三十多倍，加上50多万亿的国债和43万亿的新钞票流入市场，当然又使得人民币再次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目前真实的币值应该是多少，仅凭着物价、通胀率、国债和新钞票，仍然无法准确的计算出来。
在 强大和盛世辉煌的谎言宣传之下，国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使用的货币和辛苦积攒下来的储蓄究竟还值不值钱？究竟还能值几个钱？共党这个团伙走到了今天，国民百姓们对共党的暴力、贪腐和谎言还能容忍多久，共党也在拼命的强撑着这个政权，但是究竟还能撑几天，失去了民心，破坏了国力的共党们，凭借着印钞票和造假确实也蹦达不了几天了。一个孩子都知道，撒谎和造假是错误的，一个成年人的撒谎和造假，那是要负上法律的责任的。
德国的前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在今年的2月份被人揭发出来，他在博士论文中涉嫌造假和抄袭，但是他本人是极力的否认，可是大学方面就立即收回了他的博士的头衔，并且展开了调查，民众的舆论也不容任造假的政治人物，迫使古藤贝格在3月份就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经 过了两个多月的调查核实，就在今年的5月4日，大学方面发布了调查的结果，证实了古藤贝格在他的这一篇博士论文中大量的复制照抄他人的论文段落，并没有注明出处，完全是属于学术造假行为，于是撤销了他的博士学位，这一结果不但使得这位先生重返政界成了泡影，同时还使他面临一百多项侵权的指控，一旦这些指控 成立，他还将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和入狱的惩罚。
做人就要诚实本分，不要造假，不要虚报，东西方文化都是人性的文化，就是说，在人性的本质中都容不得谎言和造假。中国人更有待人以诚的古训。本人家族中的祖训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 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更不承认中国又有什么与世界各国不一样的特色，这些所谓的国情论和特色论，完全是共党们为了一己之利益，而去 蹂躏和残害人民的说辞，是强加在中国和中国人头上的荒谬之论。其实质是共党造假是中国的国情，共党贪腐抢劫是中国的特色。
就在这几天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分析了中国大陆导致经济崩溃的三个问题：一是房地产炒作的泡沫已经破裂了，带动了各行各业停工、下马、失业率，再攀新高；
二 是长期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是指长期推动外向型经济，是因为内需从来拉动不起来。从二��七年开始，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毒的商品致使出口大大的减少。中国人又是长期的低收入，于是就造成了库存积压，重新调整经济结构，那么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但是三、四年了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
三 是政治问题，中国大陆的抗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共党一直试图以经济的发展来避免政治的动乱，但通货膨胀率一直是高居不 下，是造成民众起来抗议的又一个原因，在加上阿拉伯世界正在进行的茉莉花革命的推动，全国性的政治动荡通常是发生的出乎人们的预料。民怨沸腾是政治不稳定 的最大原因，可以直接造成经济倒退或者是崩溃。
美国人还是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所谓国情和特色，但中国人是了解的，在这三个问题当中再加上造假和贪腐强劫，那么共党崩溃的日子要比美国人所估计的要提前的多。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909/189277-1.asp
tonyngan 06/02/11 06:45:59 PM
造成人民恐怕心理.是中共早日崩�之源.. ��中共在大力派糖了.��持或崩�之留后路了..
游客 05/26/11 04:15:38 AM
分析得好！符合大陆实际。
游客 05/26/11 04:06:26 AM
虽然广东中石化的酒涉嫌违规，但请搞清楚是一瓶还是一批，除了茅台还有拉菲，自以为是的算出几十万倍后得意洋洋的言论实在让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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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基清华谈话曝光 痛批房地产政策错误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26日 转载)
(凤凰周刊)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基讲话实录》一书)。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朱�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来源：凤凰周刊 文中涉及朱�基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视频整理)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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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朱�基不告诉你的真相
【大纪元2011年06月03日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观察》节目邀请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程晓农夫妇解析中国经济、社会万象。访谈内容如下。
近年来，因政府强征、强拆迁所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暴力冲突已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根源。为了能够制止，今年初，当局出台了新的拆迁条例和法规，国土局也下发了紧急通知，公安部甚至放话“零容忍”，但暴力强拆不仅依然在继续，反而越演越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甚至是执法人员，可以毫不顾忌百姓的生命，不惜采用断水、断电、偷袭、恐吓、强奸，甚至逼人自焚等手段强征、强拆居民的住宅，这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法律为何在政府官员身上不灵？今天我们就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来为我们做个分析。
主持人俞珊：与非法征地和强制拆迁有关的话题近年来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年初， 当局为了应对因强拆而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和暴力冲突，推出了新的拆迁条例。但从实际情况看，新条例的出台对遏制和缓解暴力事件的发生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强拆过程中的恶性事件还是不断发生。据报导，今年一季度，全国各地非法征地案就有近万起，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5%。对此，国土资源部近日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行为，但仍未奏效。如此看来，强拆的悲剧可能要无休止的在中国大陆上演下去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今这样一种局面？政府为何会热衷于此，动力又来自于哪里？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便公开的“黑幕”？程老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首先有几个概念请程晓农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最新的拆迁条例叫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那么在中国存不存在私有土地？这里这个国有土地是个什么概念？
程晓农：实际上在1978年以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的。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还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一直到1978年，土地按照中国的宪法都是私有的。那么，在农村它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毕竟集体所有也还是农民私有并不是公有，不是政府所有。那么，在城市除了像街道还有政府建筑占用的地以外，居民住宅的宅基地也是属于屋主所有。所以，它也是私有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在1978年突然改变了。
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有部份农民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时候在中央政府方面，包括邓小平在内其实都是反对的。当时赵紫阳在四川推行这个做法，万里在安徽推行这个做法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中央政府官僚绝大部份是反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的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在《宪法》里加了一句话，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这一句话在修改之前并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修改之后也没有通告全国老百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宪法》上加了这么一句话，他们的房子底下那块地就已经被抽走了，而且政府是一分钱不补偿。所以，很多屋主的主人，比方在城市里他有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一夜之间他们祖传的房产就只剩下房子本身了，房底下的地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变成了所有土地国有。但是，所谓国有并不是指中央政府所有，而是具体化到了每一级地方政府，也就说这块地在哪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实际上它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所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据这一条就可以随便的支配土地。
但是，在90年代期间，基本上中国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因为征地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当时的政府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去强拆。强拆是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21世纪这头十年。当然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主持人：那就是说，现在在大陆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底下那块地也不属于自己。
程晓农：这在中国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全世界独一无二，就是买房不带地。我们知道在全世界你买任何地方的住宅，住宅所盖的这块地应该是归物主所有，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无权侵占它一分一毫。比方，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是如此，日本也是一样。但是，中国不同。中国规定的是城市居民购买住宅，住宅所占的这块地他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这使用权是所谓有限期限。这个有限指的是70年，这是条文上这么说。但实际上政府并不尊重这一点。在去年的时候，建设部有一个官员就明确的在媒体上发言说，在中国1995年以前盖的房子质量不好，全部要拆。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想法实现的话，那么很多人1995年以前买的住宅，尽管没到70年，政府想拆就可以随便拆掉。换句话讲，这70年的土地使用权是个空的。全指着政府能不能够尊重它。如果政府不想尊重它了，那么，这70年的使用权就一风吹了。
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有人在一块地上盖了房子，而这个房子是1995以前盖的，而政府决定要把这块地征了派别的用处。那政府就可以把它拆掉。那么，这个人花钱买这块70年使用权的这个钱就泡汤了。那如果政府盖了新房子以后，这个人还想在原来的地段再住下去，那他同一块地要买两次，买第二遍的时候他又得付这个地价。我们知道一栋房子它真正的建筑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一般只占这个房子售价的百分之四十不到，剩下的大部份主要是地价。所以，政府如果用这种做法是可以把一块地卖好几次，刮好几遍房主的钱。
主持人：从被曝光的暴力拆迁案例中，我们看到暴力强拆的发生不仅仅是开放商所为，很多案例中都有当地政府和执法人员的影子，大陆媒体也报导说，强拆，虽然有的是开发商所为，但背后如果没有当地政府撑腰，是玩不下去的。比如说，2010年9月10号发生在江西宜黄 “9．10”强拆自焚事件，执法人员就曾经威胁户主说“你们今天不拆，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有今年4月初湖南株洲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记者事后打电话给当地公安分局，局长王波以“我正在开会”为由，挂断了电话。等等案例中都可以看到背后政府和执法人员的操控，那么，政府为什么会热衷于此哪？
程晓农：我们都知道胡锦涛在几年前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这个说法，那个和谐社会所针对的就是中国在过去这7、8年以来，每年的在中国叫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在急剧上升。其中，群体性事件每年大概是从一年5、6万件，7、8万件上升到十几万件，到了前年，中共政府不再公布数字了，因为可能数字更大了。
在“群体性事件”当中，主要的是与土地拆迁有关，就是强制拆迁。那么既然中央政府在讲要实行和谐社会，而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又直接造成了“群体性事件”。那么，按道理讲，中央政府应该严厉追究地方政府破坏和谐的这个行为。因为这是直接违反中央方针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并没有追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一面在空喊和谐社会，一方面放任让地方政府强制拆迁。那这里面一定是有名堂在里头。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不管，为什么地方政府这样恶行恶状。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现在是靠强制拆迁发土地财。 在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土地财政。它指的是说，从1994年朱�基推行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税源减少。而地方政府还需要不断的膨胀，养活更多的官，官的开销也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所以，地方政府是不断的想要从老百姓身上刮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2000年以前，地方政府主要是从农民头上刮，就是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强制摊派。那么，最后就造成了所谓的“三农问题”。从2000年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2007年，温家宝最后不得已下了决心，宣布停止对农村征收税费，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源又少了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拆迁、圈地、转手倒卖，从中牟利。
这个做法上大体上是这样，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合谋。当然有的时候地方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修建公共设施为名直接做，然后选择一些他们需要开发的地，然后先是动用房地产公司雇用的人去强制拆迁；如果不行，那就干脆动用警察，动用警力去强制拆迁。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像江西宜黄、还有湖南的强拆案件，比较典型的案例都是有警方介入的。等到把居民的房子拆掉以后，把地夺来了，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虽然要给被拆迁的户一些补偿，但一定给的很低。原因是，地方政府本身并不是直接用地的，它还要把地卖出去，卖给房地产公司。当然它必须要从给拆迁户那里的补偿，这么一块算是买地的费用，还有他卖给房地产公司的卖地收入中间要赚一大块。就是说，他如果能够尽可能地压低给被拆迁户的补偿，又能够尽可能抬高给房地产公司的卖地价格，那么，地方政府就从中赚一大块。这个结果最后情况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市、上海市的财政，它的全部收入当中大概有50％－60％是靠卖地得来的。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一个政府是秉公办事，自己不图私利，这个地什么价买进来就什么样卖出去，这样的话，地价会便宜的多，房价也不会那么贵。但是，地方政府从中通过拆迁赚了很大一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在很多中小城市地方财政的收入很大一块就完全依赖于卖地的。
上个星期前总理朱�基在清华对清华的学生有一个演讲。其中提到说大家对他1994年税制改革批评很多，他认为是胡说八道。其实，我想朱�基在清华的演讲掩盖了很多真相。他利用了清华的学生都是学工科，不懂经济，所以糊弄了他们。
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分三块，朱�基在清华讲话只说了中央财政预算内收入，就是明面的税收跟税收有关的收入。那么，卖地的收入在地方财政那里是不计入税收的。因为它不是税收，他是一次性收入。在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是分成三块。一块是预算内收入，主要是有名目的税收。第二块叫预算外收入。指的是各种摊派和各种收费。第三种，是预算外之外的收入，而土地收入就在这块里。所以，朱�基讲说是地方财政不缺钱，这个话如果把地方财政的第三块收入刨掉，地方财政钱就不够；或者说他们要花的数字远远大于他们能够得到的预算内和预算外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他们的全部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就是刚才讲的三块合在一起，居然当中卖地收入要占五、六成。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现象，就是政府在做生意。而这个生意的全部来源就是搜刮被拆迁户的房产和他们的土地价值。
准确的讲，政府拿到的这一块也就是被拆迁户损失的那一块。一年我想估计有几万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会那样不折手段如此的猖狂的去拆迁。而中央政府之所以对地方政府只是口头上说说，把自己的责任撇清，好像他没有制造这样的问题，就像朱�基说的那样。但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这些恶劣的“土地财政”做法是纵容的，因为他从来不严惩，从来不制止。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讲，官员的轿车、官员的公费吃喝、官员的各种收入、官员住豪宅、官员出国公费旅游，这些开支就都在“土地财政”里头了。要没有这笔钱，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下子就会变的非常清汤寡水，那这样，所谓用中国的话讲，叫做干部的积极性就没有了。没有地方政府干部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政令就更加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纵容地方政府的原因。
主持人：这部份预算之外的收入，地方它是不会公开的了？
程晓农：从来不公开。这一点甚至连中央政府也搞不清。通常讲地方政府的财政有三笔帐。第一笔是税收，讲的是预算内收入，这笔帐基本算公开。所谓公开只是对上级政府公开，不是对老百姓公开。中共政府的各级财政从来不对老百姓公开。第二部份是预算外收入，这笔帐就是已经开始瞒着中央政府。第三笔帐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小金库，那是绝对的地方机密，完全不公开的，恐怕只有一、二把手知道，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钱。中央政府曾经多次调查过这个数字，得出来的结论大大小小各种数字不一。没有一个靠得住。
主持人：这部份钱就变成了当地“政府的私房钱”了？
程晓农：对！这就是干部们能够盖出豪华的白宫似的办公楼，能够天天在色情场所公费消费、能够出国、能够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所有这些开支也都在这里头了。
主持人：那为什么还会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够的这种现象哪？比如说青海省在编制2010年预算的时候，预算收入103亿元左右，而必须列支的支出110亿左右。显然支出大于预算，如果有地方小金库，他为什么不用这部份钱？
程晓农：这个问题问的挺好。首先我们要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当地方政府讲钱多钱少钱不够的时候，里面不包含小金库，不包含他那个“私房钱”。他向中央叫穷要钱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是第一本帐，就是对上级公开的预算内收入，算的都是那个帐，按那个帐算。根据朱�基1994年税制改革的结果，多数地方政府是支大于出的。所以中央政府又要用叫做转移支付把中央政府收来的税当中拿一部份去补贴地方政府，这是中央政府操纵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这一点，朱�基是不会点穿的。因为要保持这个手段，地方政府才能完全听话。但是，地方政府喊穷并不等于说他没钱。你去问上海市政府它一样喊穷。但是，上海市政府他有自己的小金库，有大笔的预算外收入之外的收入，就是“土地财政的收入”。刚才我讲的占上海市全部收入的50-60%，就是大头不公开、不报帐，由地方政府自己捞、自己花；小头才向中央政府报帐。这一点，中央政府心里一清二楚。但是，中央政府只能讲装作没看见，装作不知道。
主持人：其实就是中央默许了他们。
程晓农：是。
主持人：这部份私方钱是不是只在官员之间运作？
程晓农：这笔钱是肯定不会完全用到百姓头上去的，因为用到百姓头上地方官员哪有积极性哪。但是，如果这笔钱动用一部份，修了一座桥，修了一个路，给官员升官当了垫脚石。这时候你还不能说这钱一点跟百姓不沾边。当然了，每个具体的个案要具体的分析。比方讲，盖县政府大楼花了很多钱，其中从小金库里动用了一部份。但这个钱应该讲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提高了干部的办公条件，不会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如果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花了很多钱，但是并没有多少车辆通过，这个时候这笔钱也是白花了的，但是可能其中有一部份来自小金库，但地方政府肯定会吹嘘说这是为地方造福。所以你还不能完全说跟地方老百姓一点边都不沾。但绝大部份地方“土地财政”的钱是用在政府相关的利益上头。
大概是几块：第一块就是地方政府给机关干部盖各种豪宅，比方讲用高价买地盖各种豪宅，然后再用低价供给地方干部。第二部份就是地方政府小金库用来覆盖各种各样的不能在明面帐目上开支的钱。比方讲，地方政府孝敬中央大员的钱、接待中央大员到地方来视察的各种不能报销的开支；地方干部出国公费旅游包括出国赌博；还有地方政府的胡吃海喝，公费嫖娼，这些开支也都得在小金库里报，他毕竟没办法拿到财政部去让国家审计署审计，所以审计署是审不到这一块的。
主持人：看来的确是土地买卖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难怪他们这么热衷于此哪。那么最新的拆迁条例中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改行政拆迁为司法拆迁。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杜绝政府部门之间的黑箱作业？，老百姓是不是就可以依法维权？这个司法拆迁和以前的行政拆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程晓农：这个问题问的很妙。所谓的司法拆迁从本质上讲，就是把政府用行政命令作为拆迁的理由，变成了用法律作为拆迁的理由，就是用地方的法规作为拆迁的理由。结果呢，只要老百姓如果对拆迁不满，就由对政府不满变成了犯法。实际上就是给地方政府强制拆迁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所谓的法制这个“制” （不是指统治的“治”，而是指制度的“制”），这个法制在中国指的是，政府用法律作为武器去统治老百姓，去管制老百姓。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拆迁被纳入了用法律来管制老百姓的范畴，政府就可以随时拿出一条政府公文来说：你看我们通过了新的法规，这条街要拆；你要反对，那么就是违法，我就依法处理，这叫依法拆迁。所以，实际上是把政府拆迁的手段合法化了。把不合法的侵占百姓利益的做法，通过依法拆迁这个制度框架变得合法化。就是剥夺百姓财产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他只是改变了拆迁的名义。所以应该讲，比原来更恶劣，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在新的拆迁条例实行，如果地方政府拿出来一个地方法规，说是依法对某一个小区拆迁，如果说过去老百姓反对拆迁是反对政府的政策不对，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反对政府的法律了，变成抗法了，老百姓的罪加重。但是法律在政府手中永远是一个玩具，是一根打老百姓的棍子，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在中国法律从来就没有什么严肃性。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谈到了，中国的宪法加上了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这句话，按道理来讲，他把城镇居民的土地国有化了，国有化的时候他应该是要给补偿的，因为这块宅基地几千年来都是房主的，你在《宪法》里加一句话把他这块地拿走了，不给他了，他从此没有地权了，只剩下房子本身的所有权。那么，政府剥夺老百姓地权的时候他是应该有补偿才对。但中共政府当时根本没考虑过这件事，拿了就白拿了。叫做，拿也白拿，不拿白不拿。
问：说到这个非法拆迁合法化，这让我想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训斥外国记者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那当局这么做，就不怕老百姓说他在那法律当挡箭牌吗？
程晓农：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看谁来怎么理解。我们知道被拆迁户很多去上访。上访的时候他们的依据都是法律条文、政府的文件，根据政府几号文件哪一条说应该怎样，或者根据法律的哪一条。但是很少有胜诉的，有胜诉的基本上很少很少。现在干脆上访也禁止了，用姜瑜的话讲，就是你“别拿法律来当挡箭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法律本来是政府对付老百姓的，那是打你们的棍子。你还想拿法律倒过来作为打政府的棍子？门儿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法制就是依法管制老百姓，这个法只是政府打老百姓用的。姜瑜那句话讲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就是政府如果犯了错谁也管不了它。老百姓不许对这个说三道四。但是反过来政府要想对付老百姓，他用政府命令也行，用政治运动也行，或者干脆拿法律做棍子，都可以管制老百姓，把老百姓管的服服帖帖。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什么依法上诉、依法上访很少有成功的。
主持人：现在看来，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法律手段，当局对自己一手酿造的暴力强拆已是无能为力。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制止暴力强拆的继续发生？
程晓农：事实上很难，因为拆迁都是发生在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或者一个乡村。而当地的老百姓通常是事不到临头他是不管的，每个人都觉得不想惹事，只要没拆到我家，哪怕拆到临村我们也不会站出来，更谈不上大家怎么样合作起来，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而且政府千方百计的去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不让老百姓有组织化的来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其实基本上没有办法通过有组织的抗争来用民意去抵制政府的这些行为。他们只能在事后被拆完了，跪下来求政府能不能可怜可怜我啊，你看我多惨啊，能不能再给两个钱，我就不闹了。如果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拆迁对政府来讲不但是一本万利，而且是畅行无阻。而中国老百姓实际上也不具备抵制的手段。
但好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土地拆迁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土地拆迁导致了各地到处征地盖房子，然后把房价越炒越高，因为地方政府从中拿了一大块。据一些调查的结果是，大概每一栋房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钱是被“土地财政”拿走了。就是老百姓买一栋房子，政府刮掉三分之一。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房子越卖越贵，老百姓就买不起了，最后就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全国到处是过剩的房子。还有大批的土地圈了以后现在没有钱盖，同时还造成通货膨胀。所以，现在中共政府正在设法降低通货膨胀、设法遏制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那么，只要房地产价格往下一掉，中国房地产的动力就没有了。现在国内有一些人在预测今年或者是明年房地产价格会掉百分之几十。中央银行也对各商业银行做了一个测试，要求各商业银行计算，假如房地产价格掉50％，各银行会不会破产。这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撑不下去了。
一旦房地产价格撑不下去，“土地财政”也就撑不下去。因为政府圈地的目的是为了卖地，房地产公司买地的目的是为了高价卖房子，如果房子卖不掉，价格掉了20%、30%，甚至 50%，那么这个时候房地产公司首先就不会再买地盖房子了，现有的地它也用不了。这种情况下，“土地财政”就变成了无源之水。他这个政府是二道贩子，在倒地呢。它没有了下家，没有人买他的地了，房地产公司实在是没钱了，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卖不出地，他也就没有动力去圈地。所以，不是因为政府不想圈地，而是政府圈了地卖不出去。这个可能会减轻今后强拆事件的发生。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并不甘心，现在还在拚命的挣扎，希望房地产泡沫不要破灭，房价不要继续下跌，这样他们还能够靠圈地发财。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场游戏最后玩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主持人：好！谢谢程老师的精辟分析。
程晓农：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主持人：听众朋友，今天《中国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港台时间: 2011-06-03 02:51:39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6/3/n3275100.htm
我要发言 看留言 大纪元网友
看见了吧！中共的历届‘总理’，无论是谁，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地，维护中共这个非法政权；连‘××，××口棺材’，‘自己滚地雷阵...’，‘义无反顾，死而后已...’的朱�基，也毫不例外！
大纪元网友
h朱�基还有两罪大家没说：1）教育市场化弄得小孩都上不起学，2）医疗市场化，弄得大家看不起病。这个猪头嘴上说得好听，但做得事都是丧尽天良。这次维基解密又曝出其（亲戚）在瑞士银行的钱挨到第十名，有五、六十个亿，你们能信猪头当年的豪言壮语吗？
大纪元网友
说的好，分析的对！奶奶的，成天“被自由”，成天享受“自由”，“自由”的连看个文章都翻墙。。。
大纪元网友
在中国好人是做不了官的被当成是好人的官才是最大的奸人
大纪元网友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话啦 朱�基在批评地方政府的敛财造成房价高涨 老百姓民不聊生 地方腐败 朱�基现在没有实权，现在依然爱国爱民，是最敢批判官员，对贪官永远都是最痛恨的 期待他的新书发布
大纪元网友
我想来看些信息还的翻墙过来，言论自由啊，自由的什么都干不了啊
大纪元网友
朱�基 现在可以告诉你 ：全国的下岗职工至今年岁都在50左右 这个年龄上有老 下有小 自己又没有稳定收入 医保费至今未交【交不起】 住房又买不起！ 腐败你是知道 也不想讲。 与其苟生 不如轰轰烈烈来推翻共产党。 只要国人起来消灭共产党 我必须冲锋第一！ ‘以血还血’‘以暴制暴’
大纪元网友
作为生活在基层大陆老百姓对朱�基没有什么好感，他更为严重的犯罪就是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大纪元网友
这个国家是没好了，从上到下全是贪官，就苦了百姓了。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这么腐败的国家，卡扎菲都比中国的贪官强。
大纪元网友
通过此文，看见了吧？中共的任何历届总理，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地，维护这个非法政权；连××，××口棺材的朱�基，也丝毫不例外！
大纪元网友
近几年，中共抢土地手段精致化了，用中共的话，把经济发展提高到共产党长期生存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利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名义，把动拆迁套上城市发展建设规划的法律帽子，使得政府抢劫合法化。比如以配套建大型停车场，大型绿地的名义，大肆动拆迁，大量囤积优质地段土地。比如，上海当局以世博名义在浦东新区、卢湾区、徐汇区沿黄浦江两岸一带，囤积了数个超大停车场（世博后，任其空关滋养蚊蝇）和滨江绿地，还有无任何名义的飞地，现在都成了中共变现的土地银行。
大纪元网友
可恶的中共，在中国真的己经没有乐土了。中国就要重新进入混乱了。
大纪元网友
说的非常正确 资改派的杂种 就是现在的太子党 宪法被修改了N次了 妈的杀光共匪。
大纪元网友
共产党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这个毒瘤，一切现存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大纪元网友
盗卖工厂下岗失业、盗卖土地高薪养廉、盗卖资源分赃暴利、盗卖民权贪赃枉法——无本生意，不腐也不行，不官商勾结也不行，不非法强迁也不行，不野蛮也不行。
大纪元网友
'谢谢你的精准分析'
大纪元网友
【一句话翻墙】“真象，目田，河蟹，白鸽，长城，穿墙，柏林墙，英雄” 八个词任选三个在一起搜（用谷歌），可立刻弹出翻墙软件下载地址，粘取网址直接进入即可下载，搜索时关键词可随意组合变换。
大纪元网友
共党非法伪政权的所谓法律实在太恶了，在非法的基础上滥定的所谓法律是无效的、非法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藐视它！
大纪元网友
作为生活在基层大陆老百姓对朱�基没有什么好感，他进行的税制改革，无非就是让税务部门多增加一套人马，对制止税务部门的腐败没有任何帮助，以前企业只要喂饱几只狼就行了，现在要喂饱一群狼。还有就是对会计进行限制，每年都要进行会计证年检，本人不到场没关系，只要交钱就可以，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财政部门的收入，实际是走过场，效果一点都没有。他更为严重的犯罪就是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我们江西矿产丰富，但矿山的职工往往会祖孙几代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几代人都生活在山沟，难以接受外面的世界，一下岗他们就都没有生活着落了，有的人就杀死家人后自己自杀；有的抑郁成病，无钱治疗，默默而终；有的就靠种菜、捡破烂维持最低生活。再就高唱高薪养廉，把自己和公务员的工资提得高高的，结果怎样？公务员越养越贪，我们连退休工资都比人家差好几倍，国企的工人都恨朱，他就是一头猪。
大纪元网友
共产党玩花样是数一数二的。它要没收你的财产随时都可以用任何理由，以及“巧取豪夺”的方式。或者干脆就用暴力拆迁收回。所以还是最根本的方式，也是最彻底的方式，就是不要信这些共产狗党的一切。只要靠人民一起来推翻共产狗党的政权。
大纪元网友
此外，还有彩票税。在西方，你要是购买彩票，如果没中奖，你留着彩票。等中大奖后，这些没有中奖的彩票，也可以累计一起来计算要交的税款。在中国，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你要是中了500万，还要扣掉100万的税。即20%的税。政府想法收税，重复收税。
大纪元网友
明白了很多道理，想通了很多事情，看清了政府嘴脸
大纪元网友
试想世上连动物都不想生活在牢笼中，何况人乎，中国人民绝对不是阿Q，可以任当权者宰割自由呼吸，自由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中国人民是时候团结起来抗争了，一定要打烂中共这个铁桶！中国反共联盟：http://www.chinaanticommunistalliance.blogspot.com/\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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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到中国GFW之父方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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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有消息说，被称为中国“长城防火墙”(GFW) 之父的国家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近日在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被愤怒的同学们“赐予”了扔鸡蛋和拖鞋的“礼遇”。对此，有武汉大学校友在其博客中写道，不管那位同学是不是武大学生，作为武大学子的我，还是为在母校发生的这次“壮举”感到十分骄傲与自豪。同时，也促请那些此前在网络上曾为此举贴出悬赏的网友们，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尽管如此，据我所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方校长的这次遭遇打抱不平，认为方不过是一介技术人员，只是在忠实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而已，因此，针对其个人采取的这种行动未免过于偏激。
中选网上作者杜次郎的博客文章说，其实，这种论调并不仅仅被拿来为方校长辩护，针对近来某些事件中的无论是城管也好，法官也罢，也总是有人以所谓“身不由己”为理由，替这些人开脱。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作为一个可恶制度的体制中人，如果不能按照体制的要求去作恶的话，那就意味着其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永远都只能在体制的边缘徘徊，甚至说不定哪天就会因为坚持原则，而被这个体制淘汰出局。如此看来，他们的确有着种种“身不由己”的理由，但问题是，仅仅因为这些所谓“身不由己”的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个人难道就应该无条件服从于这个邪恶的制度，进而为其助纣为虐吗？！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那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为德国纳粹党的高级官员，艾希曼曾经是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可以说，其手上沾满了数千万犹太人的鲜血。但他本人却并不是一名丧心病狂者，就是在履行其“刽子手”的职责时，他的心中也曾经有过那么几分钟的傍徨。但最后，在所谓 “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他还是将无数的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继而又送进了毒气室。面对这样一个仅仅只是“忠于自己责任”的犯人，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决呢？当然，历史对此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最严厉的判决 ----- 绞刑。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位曾经的东德士兵，被指控枪杀一名企图翻越柏林墙的无辜平民。当那名士兵以这是“长官的命令”为自己辩护时，那位法官却说出了一段至今都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那就是：你虽然被命令向平民开枪，但却没有被命令必须杀死他，你当时完全拥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义务。的确，在良知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义务。再回到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所谓“身不由己”者并非真的“身不由己”，尽管体制是罪恶的，但这也并不能成为你协助作恶的借口。
杜次郎的文章又说，就算方校长的确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也许他的内心深处也曾有过对这种行为的怀疑，但只要你做了，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道理很简单，上级领导们并没有让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逼迫着你去开发什么“长城防火墙”，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即使不接这项工程的话，也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或体制外生活得很好，但是，你却在强权和良知面前，还是选择了强权，抛弃了良知。所以，这绝不是一句什么“身不由己”就能为自己开脱的。
与此同时，那些为这类体制内作恶者辩解的人，不知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并非真的无从选择，比如说，当今已经被公认为是全民公敌的那些城管之流。难道说，这个可恶的体制真有逼着他们去为非作歹的力量吗？难道真有人拿枪顶着他们的脑门，去逼迫其对小贩们大打出手吗？难道他们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不当城管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了吗？其实，身处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面临这样的选择，总会有那么几次，人们被迫在坚守良知和为这个体制充当打手之间作出抉择。要知道，坚守良知很难，屈服于强权和种种诱惑却很容易，但良知和正义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许说不定哪天你就要接受应有的“审判”了。这种“审判”，可能是未来某一天被送上法庭，也可能就是眼下的飞鞋和鸡蛋。
文章最后强调说，在我们这个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风险和成本都相当高的国度，人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能够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但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守住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改变自己，或者说，别让这个专制制度改变你，固然并不代表就能改变这个国家，但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国家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不要让自己堕落成为新时代的“艾希曼”！这就是本文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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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报导的中共特供食品供应点。（网络图片）
陆媒称“特供”拖垮苏联 暗示中共未来
【大纪元2011年05月23日讯】2011年5月19日，大陆《时代周报》报导了一条由余以为撰写的“拖垮了苏联的‘特供’”的文章，该文指出特供体系导致了苏联庞大的特权阶层，使苏联经济沉�难起，最后苏联解体。该文发表以来，立即引起国内外很多中文媒体转载报导。
“特供”使得苏共官僚丛生
报导指出，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则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特供体系，一部份是普通商店。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与国际接轨，普通商店不仅价格高，而且长期物资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
在苏共的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为维护干部队伍的稳定，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便终身任职不用退休，特供系统不仅按级别照顾领导干部，而且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该政策严重阻挡了年轻干部的晋升通道。
为了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苏联政府不得不增设机构以增加领导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20个之多，其中大部份与政府机构重叠。
虽然苏联的生产效率较二战前有一定的提高，因为庞大的特供体系占用了苏联的经济增长的大部份成果，所以苏联的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特供系统稳定了干部队伍，但是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是沉�难起。虽然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改革，但由于在特供这一政治、经济混合的体制下，根本动摇不了这一庞大特权阶层，适逢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发钞失控，以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社会压力。
然而当一触即到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共党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都有特供食品点，百姓所吃的有毒有害食物，跟“国家公仆”们毫无关系。（网络图片）
中共“特权”部门“特供”蔓延
2011年5月11日，《南方周末》报导了一篇《中国‘特供’食品供应商不完全名单》的文章。文中详尽列举了很多特供食品，这些包括了人们常吃的各种蔬菜、水果，而且还包括了羊、鱼、鸡、鸭、蛋、大米等各种肉食、主食食品；特供不仅是北京仅有，其他各地的政府机关部门都有自己的特供基地。
文中还列举了一个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证实的实例。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的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
这些基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无化学污染，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提供的食品是“四保”，即“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中南海吃“特供食品”也已经见诸海内外媒体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报导与披露，中南海与奥运会都专供“三元”奶，且三元企业自己也对外声称：“三元奶极品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座上宾。给中南海特供的三元是优良品种的母牛乳液。”
“中国‘特供’食品供应商不完全名单之一的一供应站。（网络图片）
有评论文章指出：“大陆毒食品肆虐因高官富豪食特供”，当今中国人吃的是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有色馒头、瘦肉精、2000多种各种添加剂，这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体质，而且很多有毒食品能导致各种疾病、生育能力下降等。
也有评论指出，中共当局放任“特权”部门“特供”蔓延，只能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影响整个社会稳定，更严重的是会加速社会公众利益保障体系的崩溃。
美东时间: 2011-05-22 16:47:36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23/n32646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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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准有一天会有人在特供里下毒。
大纪元网友
我只想说，我要在路上探索积极拯救我的人民大众的方法。无论中共、国共、苏共，海外人士，与我中华民族人民为敌者，毁我人民生活者，虽强必诛！
大纪元网友
中国的特供历史悠久，从红军时期到建国，建国后更是肆无忌惮，三年灾害时期尤甚，今天中国的百姓吃的是农药和添加剂，喝的是毒药和三鹿奶，权贵们都是靠特供基地的生态食品饲养它们和家人。这群靠纳税人养活的寄生虫靠独裁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
大纪元网友
中共领导层的特供，更无视老百姓的死活，反正影响不到领导。
大纪元网友
我发现‘高层’的专政状态，导致‘中下层’也跟着学习‘专政’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不学，就学坏的’悲哉！
大纪元网友
一九六六年群众中造反派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反特权,特别是在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有反特权思潮的几乎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六八年这些造反派被镇压以后,特权成了中共当权派最得力的工具和武器,邓小平当政时更把特权与金钱的紧密结合成一党独裁的权贵资本.邓小平及其追随者竭力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连的目的也在于维护特权,从施实的结果来看是卓有成效.在中国只有大民主才能竭止特权,大民主的进一步就是革命,这也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义的必然特色.
大纪元网友
在中国5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能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5千万中国人？在中国5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能在和平时期62年内竟然杀害了至少8千万中国人（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国再乱还能怎样乱？在中国5千年历史上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俄寇侵华共匪邪党的邪教暴政下更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徐焰评说：“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干革命呢？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跟其它各国搞好关系呢？”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俄国）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中国）里干革命呢？俄国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中国）内政、颠覆他国（中华民国）政府吗？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搞好关系呢？没有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邪恶疯狂侵略，没有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汉奸卖国贼黑帮-中共邪党，中国怎么会分为分裂的几块？自从1920年8月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汉奸卖国贼黑帮（中共邪党）之后，中共邪党通过打家劫舍内斗外骗的无数非法武装暴动，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权建立所谓“新中国”后，就把中国和中国人带进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既成了文化精神上的亡国奴，又成了不断散失国土家园的亡国奴。中共邪党窃国62年来，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不可饶恕的滔天罪恶，其罪恶铁蹄打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苦难和耻辱的一页。中共邪党不仅以恶魔般的疯狂导致至少8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还以卖国贼的疯狂出卖割让了至少4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给周边国家（其中，中共邪党卖国把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永久划割给俄国）。
大纪元网友
俄国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汉奸卖国贼黑帮-中共邪党窃国后，中共邪党出卖割让中国领土的恶劣史不堪入目：一、承认外蒙古独立，算上在划界时把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古及察哈尔部分地区送给外蒙古，共散失土地160万平方公里；二、将藏南10万平方公里出卖割让给印度；三、承认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失去17万平方公里；四、把面积 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送给缅甸；五、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六、把部分西沙群岛，30多个岛礁，云南南部，老山，广西法卡山等地送给越南；七、把部分喜马拉雅山送给尼泊尔；八、把东海的苏岩礁送给韩国；九、把部分长白山，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和天池的一半送给朝鲜；十、把云南南部等多个部落送给老挝……除此之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至今仍占据中国的20多个岛礁。毛泽东时期，周恩来甚至将新疆和东北约2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中共邪党为了换取日军不针对共军而针对国军，周恩来还曾和日本签订密约，将一些土地让给了日本。1953年，中共邪党夺取政权后，竟鼓励支持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独立，实际已经心许给日本，只是碍于中国人民的巨大的爱国热情，现在还在装腔作势。中共邪党丧权辱国的罪恶不断加剧，中国近年来与邻国签署卖国条约，连续割让土地给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最为恶劣的是，江泽民与俄总统叶利钦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约》，胡锦涛同时在条约上签字，中共邪党再次以疯狂荒唐的丑行出卖中国北方领土多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实表明：中共邪党不仅是当今世上最大的政治黑手党集团，还是当今世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中共邪党为了保持其非法政权的为非作歹，从来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私自将中国领土不断出卖割让，不断以利益交换统治权。中共邪党无数毫无尊严的罪恶卖国行径，都只为一党之私利，为了换取邻国对其非法政权和罪恶罪行的支持。
大纪元网友
中共邪党是俄国为侵略中国而派来的侵略者.中共邪党是苏俄反华势力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汉奸卖国贼黑帮,流氓恐怖组织, 是俄国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是西来的共产邪灵,是一个为害人类的共产邪教.中共邪党的本质就是“谎言、暴力和卖国”。中共邪党是靠“谎言、暴力和卖国”来起家和维持邪教暴政的。中共邪党卖国把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永久划割给俄国。中共邪党窃国62年杀害了至少8千万中国人，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邪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绑匪和人质的关系.中共邪党是中国各族人民所有苦难的根源.中共邪党是万恶之源,万毒之源.只有彻底消灭中共邪党，中国各族人民才能摆脱苦难。2011年，军民合作，歼灭万恶共匪！歼灭万恶的俄寇侵华共匪邪党！打倒共匪邪党！打倒邪教暴政！起来吧!不愿做共匪邪党奴隶的中国人民!大刀向共匪邪党头上砍去！共产党是豺狼，走到哪里哪遭殃，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没法活，只有消灭共产党，人民才有好生活。只有解体共匪邪党，才能彻底解除中国各族人民的苦难。退出中共邪党、邪团、邪队吧，向群众传播《九评共产党》一书，让群众彻底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残暴面目，解体共匪邪党。中共邪党是魔鬼，赶快脱离它，不要做陪葬！
大纪元网友
这群贪官流氓，和萨达姆一样被绞刑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大纪元网友
丧尽天良的中共掌权者，得不了好下场
大纪元网友
中共说中国强大实为称中共自己强大，吓唬别国，好笑的纸老虎。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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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在北京学习和工作时，北京市香山植物园就是中共中央的特供基地。我一个朋友的爸爸就是这个特供基地的工作人员，他还出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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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搞特权，它就是想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上帝之上，凌驾于宗教之上。
大纪元网友
中国人民从共党治政以来什么时候过上过平静安宁和详的日子，从共党治政以来，共党就是把人民当奴隶，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在老毛时代如此一直到现在，看看百姓的生活是每日具下，他们还有脸在世界上吹虚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富起来的是他们这些官员盗取人民的利益，看看这些当官的吧，那个子女不在国外化天酒地，毁霍无度，天天喊着西方国家怎么不好却有把子女送到这些不好的国家去，自己打自己的脸
大纪元网友
中共对人民的初级战争早开始，用的不是飞机炸弹，而是默认市场有毒食品，对散播毒食企业网开一面，并嘉奖“有功人员”。“借刀杀人”是中共惯用伎俩。中、后期战争会彻彻底底将中共狐狸尾巴暴露于世，场面更血腥。mq
大纪元网友
丧尽天良的中共掌权者，得不了好下场，人民是他们的公仆，人民在为他们服务，人民只是他们的奴隶，是他们随意乱杀的对象
大纪元网友
军人后代：我在大陆网络发了不少评论帖子，去年被恶警发现后上门来找我，随后将我的论坛屏蔽至今，中共是多么的虚弱！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为了讨好你们的上司，为了立功心切的中共网络警察们，（其实你们的内心并不喜欢你们的上司，也不喜欢中共恶党，但你们的内心世界也是很猥琐很肮脏的，我是非常清楚的！）你们迫害讲真话的无辜的民众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我是中共过长江时的老军人老处长的儿子，你们是知道的，我并不怕你们！中共很快就会灭亡，到那时你们不要推说你们的恶行是为了执行公务而不得已为之，就像纳粹希特勒的军官们在隐姓埋名逃亡了几十年后还会被逮捕，被绳之以法被处以绞刑的，你们想想你们的未来！我没被你们吓倒，我继续在网络发帖，从未停止过，并会一如既往直至共匪被消灭！
大纪元网友
中共把国产变成了党产,是全方位的特权,不单在特供方面,如中共为防党员退党,党员每月有钱(党薪),而且还不断增加.组织党员公费旅游,提干必须是党员,不管做什么党员优先权等等!
大纪元网友
贪官污吏吃特供，吃了特供长绝症，心肝五脏烂黑洞，遗传子孙都送命！
大纪元网友
历朝历代的最乱时期仍有清官，仍有为国家为人民而冒死直谏的正值大臣，仍能够流传千古。而今，诺大中国，竟连一个清官也找不到了，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丧尽天良、厚颜无耻、穷奢极欲，它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渠道吸榨着中华百姓的血汗。它们不仅抢走了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千年古刹。。还多次通过大屠杀的方式，把多年积聚的财富据为己有。而今遍地是极度腐败，到处是有毒食品，天价房子令普通人再也难圆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梦想，万恶的户籍和计划生育制度是人们失去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大纪元网友
中共邪党的官员吃着特供，当然它就绝不会管中国的有毒食品泛滥，中共官员的品行就是希望天下人都死，只剩它和它的二奶，最多加上做炊饼的，至于必需品如伟哥，提前买下。
大纪元网友
近期翻墙（突破网络封锁）和翻墙软件下载方法：【一句话翻墙】“目田，河蟹，白鸽，长城，穿墙，柏林墙，英雄” 七个词任选三个在一起搜（用谷歌），可立刻弹出翻墙软件下载地址，不要点击搜索结果，粘取网址直接进入即可下载，搜索时关键词可随意组合变换。以上一句话翻墙无法使用时可直接使用以下网址：【近期适用网址】网址:“ http://url.ie/b340（备用：http://goo.gl/LUl7m 或https://www.google.com/reader/view/feed/http://qxproxy.appspot.com/ip）”可进入翻墙软件下载页面(其中备用网址还可进入最新动态网链接)。
大纪元网友
自取灭亡！共匪早就知道，所以在死之前绝望的挥霍腐败.
大纪元网友
怪不得毒食品无人管.
大纪元网友
让他们吃好了特供后，立既死掉。乃国民之幸！
大纪元网友
中国共产党特供集团一直在系统的分期分批地谋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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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海关特供菜” 网上热传中宣部指令-【特供,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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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海关特供菜” 网上热传中宣部指令
【 阿波罗新闻网2011-05-19讯】 作者：萧强
我看到一条在中文互联网上热传的真理部指令。所谓真理部指令，也就是中宣部、或者国新办这类媒体管制机构下达的宣传、审查命令，这是中国的网民对这些机构的一个昵称。这条指令是“关于《南方周末》报道海关特供菜一事，所有媒体不转载、不讨论”，而且还加了一句：“凡是涉及国家机关特供食品的不良信息，均按此要求处理。”
这条指令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对国内一些比较有改革意识的媒体，特别是像南方报系、财经、或者是现在的财新等媒体，常常会有打插边球的报道，而中宣部以及其它网络管制部门，也经常会发出这种“不准转载”的指令，这是多年一贯的做法。
比如我随手对比一下手头上收集的2007年北京网管部门给各大新闻网站发的禁令中就比比皆是。比如2007年3月23号北京网管办副处长范涛指令说：“高耀洁的事件不要炒作，昨天《南方周末》的《光荣属于说出真相的人》一文，不转载。”
那么这一次《南方周末》这个海关特供菜的报道，又到底触动了真理部哪一根神经呢？我先是在《南方周末》的网站上找到了这篇报道。这是一篇调查报道，名字叫 “低调种菜”，说的是北京顺义区有一个特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除了描述这些特供蔬菜所谓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的生产过程之外，这一篇报道还进一步揭露说，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而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考察。
这篇报道还说，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最后这个报道还说，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特栽基地。
原来如此。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社会上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普通的民众对于从婴儿奶粉到日常的蛋肉蔬菜食品安全都有很多忧虑。而政府公开一再三令五申说要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政府机关和高级官员们却不让民众知道自己其实是享有特供渠道这样一个信息；而且一旦被报道出来，还要通过宣传部门发禁令，以防止扩大影响。
那么，这条禁令的效果究竟又如何呢？我在百度和谷歌上随手用“海关特供菜”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即使在禁令之下，还是出现了几百条传播这条禁令本身的网文，特别是在微博上；而且还不是仅仅在防火长城挡到了外面的推特上，更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等在防火长城之内的有着巨大量用户的国内微博上，我都看到了传播和热议这条消息的网民。他们中间有大报的记者、编辑，还有著名的音乐人，每个人都有着成千上万的粉丝。
还有一个叫“139社区”这样一个网络社区，上面也有很多人在传播。这个“139社区”上面还有一个广告词，这个广告词是“随时一句话，传遍好友圈”。
那么，看来真理部对于国家机关特供食品这个欲盖弥彰的指令，显然也是应了这句广告词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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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简称“海关大棚”，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据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中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网络截图）
“低调”种菜 中共各级政府特供基地曝光
【大纪元2011年05月07日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简称“海关大棚”，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中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低调”种菜 戒备森严
据《南方周末》报导，占地两百余亩，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
工人们都是当地村民，个别工人来自东北。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通常都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该基地一位人士说，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基地遍布中国各地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如果没有条件自僻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份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北京一养殖场的孙先生表示，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高官，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表示，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份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表示，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当局信赖，三年前，部份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当局吃特供绿色农产品 百姓吃有毒食品
新浪博客称，从这些享受“特供”单位的性质来看，无外乎都是手中握有行政权力或垄断资源的强势单位和企业。租地种菜实行“特供”，虽然保证了食品安全，但如果按市场经济常规计算成本的话，租地雇人种菜肯定高于市场价格，说不定还是“天价”蔬菜。
作为大多数只能发放基本工资和福利的机关和企业来说，职工是无法享受到这种“特供”的。因此，这种“特供”往往和“特权”、“垄断”等强势词语联系在一起，应该引起大多数无法享受“特供”待遇的公民们警惕了……放任“特权”部门“特供”蔓延，只能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影响整个社会和谐。更严重的是会加速社会公众利益保障体系的崩溃……
专家认为，这种权力部门、垄断企业的自我保护体系会损害公众利益。权力部门为自保实行“特供”，等于承认放弃或放松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管理。尤其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参与其中，负面示范效应更加严重。
网友arick表示，怪不得人家不管咱们死活。百姓吃有毒食品，当局吃特供绿色农产品。真是无法比啊。
责任编辑：李平
美东时间: 2011-05-06 20:42:52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7/n3250192.htm
我要发言 看留言 大纪元网友
推翻共产党封建王朝
大纪元网友
吃吧，吃饱了好上路。让领导先死。
大纪元网友
'灭了它吧主啊！'
大纪元网友
她妈的，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鬼话连篇啦，以前电视上放的毛那个年代怎么为老百姓服务，原来都是骗人的
大纪元网友
共匪搞阶级斗争是让愚民们盲目自相残害\r\n高官们却作享安日虚无荒淫贪腐\r\n现在中国阶级分名 社会不公不平不义 都是共匪干出来的 可恶!
大纪元网友
空气，江河湖泊，近海，土壤都是污染的，连人心都污染了。他们会信任那些在特供单位工作的普通民众？那些民众会心甘情愿永做奴隶？恐怕下来连呼吸的空气都要用外汇从美国进口。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人心里恶毒，造孽多端，享用再好，结果照样恶病缠身，不得好死。大家不是都看到了从阿毛老贼到江青同志到春桥洪文的下场？那些刘少奇林彪高岗可没少吃特供呐，结果如何？就在上星期，还看到了红卫兵总司令拉丹同志的死相。他太有特供了，连喂鱼仪式都是美国人民出钱给他免费优惠的。
大纪元网友
天上人间一类的地方也要特供，否则它们难免要中招，那时就比P民更惨了
大纪元网友
中国社会无论如何糟糕、乌烟瘴气，红色权贵及他们的附庸似乎都有办法来免疫自己，而不受侵袭！而普通百姓呢！却只能忍受他们所营造的让人无法呼吸的社会气氛跟氛围！
大纪元网友
事实已经明摆着,怎么还不觉悟?
大纪元网友
优供特供，究竟谁在为谁当牛作马？为了让人民拥护支持，信誓旦旦许诺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哪里啊？是谁在享受幸福生活？吃地沟油、毒奶粉、苏丹红，被拆迁的“幸福”人民还要继续犯傻吗？
大纪元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纪元网友
不知道那个“鸡猪牛羊粪”是不是绿色的。
大纪元网友
中共大贪官有海外存款有护照签证，中贪官有别墅有名车，小贪官也有福利分房有公费医疗有特供食品等等。普通老百姓有啥？最可怕的是有些老百姓仍然相信中共官员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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