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所属全国各地法院在适用《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存在巨大的宪法问题，颠覆了宪法的根基，党政国不分，应该承担非常严重的违宪责任。而党政国的区分，是宪法性的巨大抗辩理由。
如下：
一、执政党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可混淆
国家是什么，《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什么，是先锋队组织。国家不等于执政党，执政党也不等于国家，执政党在宪法中没有法律地位，而国家可是明明白白规定的。如果执政党等于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必然有明确的规定。
中共当局提出以宪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意图使治国方略实现根本转变，即从过去依靠党的政策治国、依靠领袖权威治国转向法治。要实现法治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这就要求首先将党和国家区分开来，不能认为党即国，弄得党国不分，党权政权混为一谈。
中共的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指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而且彭真十多年前也说过：“党在十亿人民中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非党员。我们不仅有党，还有国家”。“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在四十年代说得十分明白：“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为‘党员高于一切’……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一11页，第12页。）
中共理论导师列宁曾就执政党与国家政体的关系，做了正确地阐释。他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 在党与国家政权、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 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列宁说过， “我们都知道，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二、政府与国家不同，不可混淆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简单地说，政府就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见政府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机构都不等于国家，更何况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对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批评、指责、控告、揭发、检举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就是针对政府的偏激语言，也是宪法权利。
对于国家，按照中共的学说，一般解释是：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但是这里是国家而不是我们要说的政府。国家具有保护公民的义务，公民也授予了国家这个权力。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权力机关，而政府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机构。国家和政府之间，宪法明白规定了他们的严格区分。
从宪法中可以看到，政府四年换一届。每一届政府，是不同的机关。那么每一个国民对政府没有忠诚义务，而对国家负有忠诚义务。所以对政府的批评和异议，可以帮助新一届政府的生成，是对国家履行忠诚义务。宪法就是规定了公民和国家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批评，并不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下法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具有很严重的宪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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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12/29/2009 01:42:00 上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附录】
崔卫平的电话煲
【新世纪编者按：在现今中国大陆的环境，崔卫平 @cuiweiping不谛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创举，有人形容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拷问，可否动员更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或刘晓波的朋友在各个行业、领域中推广，将其作为公民运动的一个新的步骤……】
石扉客按：以下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电话采访推特记录整理，她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界动员工作，更是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一个创举。
另，崔的电话采访都已经过事主授权公开。这个创举还在继续中，用她的话说，那就是“从明天起，谁接到我的电话，心里也许就会说‘鬼来了’”。童庆炳之前 （含童）是1225宣判前的采访，之后是宣判后。为规避传播风险，我已将里面的部分敏感词做了处理，最敏感的三个字人名都置换为一个字：“他”。
以下记录，请尽快转走：
崔卫平的电话煲
诗人芒克称自己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他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他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他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他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他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他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他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他近况之后，想对他说：希望他“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20091225——
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他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五三五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他有什么 罪。”不一定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县长，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县长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章诒和的看法：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袁伟时的看法：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他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徐贲的看法：一个中国公民以宪法给他的权利，善意地对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感到难以置信。中国是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 家，中国要在国际上崛起，必须建立良好的言行一致的信誉。从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报道来看，这是一件使中国信誉受到损害的事情。
秦晖的看法：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县长的签名者，但我懂得“不赞成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道理，我坚决反对对他搞文字狱。
徐友渔的看法：宣判他，罪名中有08县长。县长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胡杰的看法：社会已经如此开放，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对待）谭作人到他，怎么还会出现如此荒唐、倒退的现象？
（转自http://www.changp.com/2009/12/768.htm）
纽约座谈会：声援刘晓波
中共重判《零八宪章》起草人、著名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激起海内外公愤。纽约各界人士将举行座谈会，声援刘晓波博士，谴责中共迫害，籍此呼吁中国民众，无畏中共暴政，继续为民主中国而奋斗。
时间：2009年12月29日，星期二，下午4时
地点：《北京之春》编辑部，42-20 Kissena Blvd, Apt A16, Flushing, NY 11355
联络人：胡平，王军涛
联络电话：718-66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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