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心的痛楚化成歌声
———周云蓬和他的民谣
茉莉
聆听周云蓬，不必要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只要让我们易感的心，跟着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这位自九岁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于北京圆明园开始卖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马、高渐离等盲艺术家一样游走他乡。他的歌声如此悲怆："这时我们离家去流浪，长发宛若战旗在飘扬，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每次聆听周云蓬，我总是想哭。吉他的拨弦声如山间泉水叮咚，他磁性而厚实的嗓音，带着平静、忧伤而深沉的力量。周云蓬的歌声并不张扬，但人心中某处柔软的地方，就在他那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给触动了。我们和戴着特大墨镜的歌手一道，面对惨淡的人间真相。◎ 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国歌手
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最抽象的一种，但它也可以体现对人类苦难的关注。音乐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是透过歌词的文字描绘，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运用旋律、和声、节奏、不谐和音以及半音体系来配合词句，表达人的感情。周云蓬的歌声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中国孩子》。此曲如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一般震撼人心，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盲人歌手，用耳朵和心灵感受社会低层的悲惨现实。他的控诉，声声带着血泪：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在幽咽中最后爆发的歌声，伴以孩子们童稚的声音，形成一种强大的人性的力量，为当今中国一系列惨案留下历史的记忆。周云蓬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孤独而悲苦地倾吐底层人民的命运。多少听众为他的歌声潸然泪下，颤然心动。周云蓬歌咏底层，他本人来自底层。身为盲人的他饱受社会歧视，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被骗，想要做盲童学校的教师也被排斥，无路可走，他只有卖唱一途。中国孩子险恶丛生的生存环境，周云蓬感同身受，他心里郁结的情感，需要用音乐表达出来。也许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这种具有公共言论性质的歌词，能引起人们的震动与关注。
当中国流行歌曲大都虚饰柔靡、陷入卿卿我我的情爱怅惘之中，周云蓬坚持歌以载道，将让人心的痛楚化为歌声，以激情而忧伤的赤子之心承担社会责任。《失业者》一曲诉说着："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之中的失落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 继承中国讽喻诗歌传统
周云蓬的一些精美的歌谣是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他既是一个歌者，更是一位有深度有水准的诗人。他继承了了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其中最显著的是讽喻诗歌传统，这一类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体现文学的社会功能。例如，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杜甫提出的"即事名篇"，即如实记录社会事件。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周云蓬说："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 他把读社会这本书的感受和心得，纪录在他的歌词里。"你呀美丽的小白领/ 可别瞧不起人大民工/ 民工虽然不太卫生/ 总比很多人心要干净""谁敢把穷人打晕/ 谁敢拿豆包不当粮食/ 穷人急了可会咬人/ 咬完男人还要咬女人"（《黄金周》）"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我努力地还，我拼命地还，我要一直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买房子》）
至今为止，没有一位当代中国歌手像周云蓬一样，如此细腻地描绘人们日常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在官方渲染的"和谐社会"中，周云蓬这类"穷人急了会咬人"的歌词，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这令我们忆起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诗歌名作，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时，周云蓬也深受西方文学的熏陶。过去他曾用按摩赚来的钱，雇人读书给他听，现在他在电脑上用盲人专用的软件读万卷书。他的歌词创作，和苏格兰诗人彭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彭斯撰写的民歌富有音乐性，表达平民阶级的思想感情，被评价为："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他?母枭！?
◎ "中国的迪伦"生不逢地
背着吉他走遍大江南北，周云蓬的演唱在各地受到欢迎，人们打开窗户为他鼓掌，有时甚至有上百听众和他一起合唱。他的民歌风，他的音乐魅力和反抗精神，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歌手迪伦（Bob Dylan）有相似之处。
迪伦曾以他乡村风味的摇滚民歌，作为诗人革命者蜚声美国，被誉为"美国的良心"。1963年，他曾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民权运动游行中，高唱多首争取民权的歌曲。马丁·路德·金也在这场合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和周云蓬总是吟唱悲剧性小人物一样，迪伦歌曲中的主角，也经常是穷困的乡巴佬，流浪的吉普赛人，以及被欺凌被侮辱的黑人。例如，"我听说一个人饿死，我听到许多人的笑声；/ 我听说一位诗人的歌死在贫民窟里。""纽约镇冬天的时候，大雪飞旋狂风怒吼，此刻走向何处，有人冻得寒彻骨头。"两位歌手都善于融合诗歌与音乐，赋予他们的演唱以社会意义，但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迪兰在全球卖出一亿多张唱片，拥有一大群追星族或迪伦迷。瑞典皇家音乐院颁给迪伦"北极音乐奖"，其赞颂辞说："借助他的朴素的、诱人的音乐手段，他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激发我们去质疑最强硬的政治势力，去反对一切形式的偏见，同时对弱小的不幸者给予不断的支持。"而周云蓬来自底层的呜咽的美丽歌声，却无法像美国的迪伦一样广泛流传。中国的唱片工业仍然受政治的影响，周云蓬演唱的一些曲名就足以让有些人皱眉头。时不我与，在追求奢侈品和小资情调的物资主义时代，人们空虚而冷漠地树起自我的壁垒，周云蓬哀伤的歌声，只能感动那些本来就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位抒情的盲歌手仍然在各地咖啡厅和酒吧流连，一唱三叹婉转缠绵："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往昔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不会说话的爱情》）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
描述极权制度带来的恐怖
——诺贝尔奖得主米勒的写作主题
茉莉
在诺贝尔家族里，有一串各国政治流亡者的名单。?衲辏鸬湮难г喊雅?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获奖名单上增加了一位女性??尽管流亡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处境，但比较起仍然留在祖国的作家，流亡者享有写作的自由，带着故土文化和苦难经历进入异邦，他们跨国界的作品往往更丰富更具活力。就如一位哲人所说，植物的根往往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有信心的智者可以引导他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笔者认为，这次颁奖是近年来瑞典文学院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很符合诺贝尔设立此奖时的期望──给予人们反抗极权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诺贝尔就预言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开展活动，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果然，极权主义在一百年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以一支纤笔，不停地书写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怖，还有谁比赫塔·米勒更配获得诺贝尔的这份奖赏呢？
◎ 她揭开欧洲的另一伤口
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共产专制，是米勒笔下三十年如一日的不变的主题。对此，米勒解释说："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寻找我。"那些主动寻找米勒的题材，是她本人和家庭的身世，也是他们那一代罗马尼亚人及其少数族裔的命运。一般认为，欧洲上个世纪的伤口就是纳粹大屠杀，但在米勒的描述中，战胜纳粹的东欧共产党所施行的政治暴力也同样可怕，他们以新的压迫代替了希特勒。米勒的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德裔农民，在二战期间，她的父亲曾在德国党卫军服役，后来成为一个酒鬼。母亲在二战后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关进苏联劳改营五年。和她母亲一起遭到驱逐的，有大批17至45岁的德裔罗马尼亚人。劳改营归来的母亲于1953年生了米勒，这位女儿后来成了德裔罗马尼亚人悲惨受难史的记录者。米勒的最新作品《呼吸秋千》写的是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被送到斯大林劳改营的故事，将共产党极权下的恐怖描绘得淋漓尽致。以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专制社会的非人性进行了控诉，这部纪实文学被认为是米勒的巅峰之作。米勒揭开这一历史伤口，对东欧的民主化具有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在共产党垮台后实行民主制度，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出身于共产党，他们不太愿意推动全面的转型正义。而米勒却执着地用文学作证，并严厉批评那些曾与安全警察合作的东欧作家，指责他们既不道歉，也不对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两德统一后，为抗议西德笔会要与前东德笔会合并，米勒退出了德国笔会。◎ "我写作是因为我恐惧"
在一篇散文里，米勒说一些德国评论家希望她与罗马尼亚的过去告别，转而撰写今天的德国。但是米勒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过去里，因为巨大的伤口未曾愈合。她还说，至少有几百个作家可以描写今天的德国，但她从罗马尼亚带来的经历，仍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必须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发生那一切？"我从未因为想要成为作家而写作，我写作是为了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一些。"早在七十年代，年轻的米勒?驮诖笱Ъ尤肓艘桓鑫?学青年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反对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追求言论自由。毕业后米勒成为一家工厂的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被解雇，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描述了一个说德语的小镇所遭受到的残酷镇压，该书很快招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的查禁，她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米勒散文的一个重复的主题是恐惧。"当我开始思考，对恐惧的兴趣是我最大的收益。"在获奖之后，米勒对媒体说：极权统治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她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那么记忆犹新。离开罗马尼亚时，米勒才34岁，但无休止的政治迫害令她的神经被撕裂，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女人了。她曾做代课教师谋生，常常被学校解雇。安全警察要求她定时报到，威胁说要监禁她，或者制造车祸消灭她。即使在德国安全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米勒回忆当年在罗马尼亚的恐怖生活，仍然会很神经质。例如有一次，她在柏林家中看见一张搬家公司的广告："我们可以给你的家具安上脚。"这就勾起了她可怕的回忆，当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光临她家，常常留下痕迹，例如搬动她的家具，或把另一个房间的椅子移到厨房里。◎ 展示极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作家，米勒在文学上的一个贡献是：通过她那些反思故国生活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专制政治所控制、所影响。她让读者注意到，在专制制度下，恐惧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心理，并在人们的未来生活中留下痕迹。那里的日常生活是灰暗而耻辱的。在罗马尼亚的学校里，米勒看见共产党统治者是怎样给孩子们灌输谎言。她代课的一个郊区学校，孩子们来自贫穷家庭，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肮脏的书本。但是，课本里却充满荒谬可笑的内容给孩子们洗脑，例如社会主义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办公室，同事们不敢接触米勒，无人和她说话，孤独而忧伤的她每天到洗手间去偷偷哭泣。米勒的故事总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的专制时代，往往是一个灰色的、破损的角落，一个被监视的地狱，深夜有人被抓走或被谋杀。在那里，甚至隔壁无辜的邻居，随时可以转变为敌人或潜在的告密者。在小说《约会》中，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工在生产出口西装的工厂中工作，她往衣服里子中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娶我"，并写上她的名字和地址。这位女工因此被秘密警察逮捕。迫害像气味一样弥漫，到处都存在危险。米勒天生有一种描写具体细节的才能，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她锐利的眼光。那些很轻微很奇怪的细节，却是权力侵犯人权的见证。《纽约时报》在评价米勒的一部作品时赞扬说："作者在罗共的专制下，在形神皆丑的生活中，以栩栩如生的细节创造了某种诗意。"－－－－－－－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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