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楼，有一部黑色的小车等在小区的一个路口。他们让我上车，然后在后排位置上被两个人左右夹在中间。出了小区，一路向南行驶。我知道去的是奉贤区的所在地南桥镇。我想，这些人应该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吧。我在去杭州湾海滩玩的时候，路上看到过奉贤区看守所，就在镇北的大路边。不知他们是否要将我直接送到那个看守所里去。
一路上，那位出示国安证件的黑衣人，用一副很随意的口气和我"聊天"，问我是怎么认识一个叫杨健的人的。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又问，黄山诗会你没有去，我说没有。他便又问我成都一些朋友的事情，主要提到廖亦武、冉云飞、文强等，还有大凉山的周发星。
车子到了南桥，没有开进我想像中的看守所，而是拐进了一家名为"古华山庄"的花园式宾馆。下车后，穿过几处小桥流水的景观，他们将我带进一个房间，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布置桌椅凳子，各就各位，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讯问，笔录。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在我面前放一杯茶请我喝，以示他们很客气。他们除了继续问我路上提到的杨健、周发星，以及成都的冉云飞、文强、廖亦武等人的事情外，还提到了我的朋友，河南开封诗人于亚非。在他们提到的人中，除了云飞和文强与我接触比较多外，其他的联系并不多。特别是杨健，我们就根本不认识。看着从我这里问不出多少这些人的情况，他们就转了话题，开始问我再后来在黄山太平湖时的情况，问我在那里都接触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并问项丽敏和崔剑明的情况。我和这两位黄山太平湖的作家都是因为写作认识的，交往交谈，也都是写作方面的内容。并且，我们的交往情况，都在我的博客上公开记录着，他们这些"最关注我的人"，应该比我还更清楚吧，所以，我实话实说，他们也就无话可问了。最后，我想也是他们最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是问我都写过些什么东西，在境外哪些媒体上发表过。他们问的重点是我和美国纽约《民主论坛》的情况，这其中重点的重点又是我和《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的关系，以及都在那上面发表了些什么文章，得到了多少美元的酬金。
我所写的文章，基本都是公开的，都是发表了的，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或回避的。
我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反思批判，也都是公开的。至于为什么选择在海外的媒体上发表，我的态度也是很明白的。一是他们有稿费，可以补生活之需；二是在国内无处发表----无论纸媒还是网络，都发表不了。
讯问一直从15日的上午持续到第二天，也就是16日的下午2点。他们是轮番休息，但我却在整个的夜晚和白天，在20多个小时之中，只在他们讯问的间隙，靠在椅子上闭目片刻，就又被叫醒，继续讯问。
他们将我的笔记本电脑拿到了里间屋里，要我说出所有信箱和QQ的密码。我对他们说，其实根本不用我说，相信我的所有信箱你们都看过不止一遍了，并且会截屏复制，存入档案。我的密码，对你们会有用吗？但他们却很执著，似乎逼我说出这些密码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伟大事业。
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我可以说是一个透明人。无论是有密码的信箱，还是QQ聊天，以及所有的文章，都是不怕公开的。于是，他们很得意地说，他们掌握的我的情况，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多。这一点，我信。因为我是一个记性非常不好的人，无论什么事情，过了就忘。我惟一保存记忆的办法，就是写下来。
他们没有没收我的手机和相机，但手机已经不许我接听或拨打了，放在他们的桌子上。刚好，我的手机也没有了电，这似乎又让他们很失望。相机里面有些图片，但无非是上海郊外和黄浦江边的香樟花草，也没有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在询问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颇深。因为天还热，他们看到我口袋里装有几张银行卡，就要我掏出来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然后问我里面有多少钱？我说，大概有三千多点吧。他们听了就用一种很不相信的目光看着我，半天才说，不会吧，三张卡才三千块钱啊？我说，我很穷，这三张卡里有三千元钱，对我已经很多了，这还是刚刚收到的一本书的版税，六千元已经花掉了一半。不信，我可以告诉你们密码，你们去查好了。他们啊啊了几声，就让我把卡收起来了。
最后，也就是16日下午，在做好了所有笔录，要送我回去的时候，他们的局长来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不是上海市安全局的，而是安徽黄山市安全局的。他们总共来了7个人，浩浩荡荡的一个团队，就为了请我喝这场黑白茶，为了给我离开上海送行。
令我不解的是，我在黄山太平湖的一年，几乎没有给《民主论坛》写过什么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什么活动。也许，是2007年5月底与黄山区地税局合办的那场笔会，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吧。但我离开太平湖到上海，也已经整整一年，想不到他们还在一直跟踪我，监视我。他们说，国家安全局是全国统一的，我的这个案子归他们管。我2006年10月离开成都一到太平湖，他们就开始关注我了。
他们最后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一份保证书，内容是不再写对中共及其政府不满的文章，不和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员接触。再就是不让我把这次的"被喝茶"告诉任何人。并且更为可笑的，是要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无论搬迁到那里，都要告诉他们我的行踪。并且威胁说，不要觉得你一走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即便跑到国外去，我们也一样能找到你。
他们还说，只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他们可以申请这方面的专项经费等等。
这让我不能不想到一个成语：为虎作伥。我想，很多的线人，告密者，大概都是被他们这样制造出来的吧。
我的数码相机和手机，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归还了我。当他们送我回去的时候，扣留了我的电脑，直到第二天，也就是17日上午才交还给我。
我不知道他们在我的电脑里面都看到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手脚，是否暗中安装了监视器之类的玩意。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中的一位，说非常同情我，并很欣赏我的作品。送我回去的时候，他随我一起进入了我的住室，让我给手机充电，并翻看我的手机通讯录，从中记下了几个人的手机号码。但当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马上要来看我时，却立即起身离开了。
他们的确是一个神秘的组织，除了一个写在半张"古华宾馆"信笺纸上的手机号码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被喝茶"的痕迹。
我想，多亏我的这次跨省"被喝茶"，没有真正"被失踪"。如果我从此失踪，也就没有这篇被他们看到后一定又要愤怒或惊诧的文字了。
2008年10月18日，我离开了旅居一年的上海。
我知道，这件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他们为了扩大成果，一定会想法拉拢我，控制我，以备利用。不过，他们其实并不真的了解我，才会想出这要"帮助我"的主意来。我需要帮助，但肯定不是他们的这种。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首尾，经历过两次牢狱囚禁，对于抓捕和牢房，并不陌生。所以，尽管我对于牢狱生活依然心有余悸，但如果必须再次尝试，也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
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文明点，更文明点，不要总是与世界的民主和文明潮流相背而行。这样，作为一个政党，才能避免尽快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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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11/16/2009 11:53: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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