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伏初:多维：三股力量对决，决定中国未来走向:一、中国社会的主宰者—特权集团;二、中国社会的启蒙者—自由派知识分子;三、中国社会的思想毒瘤—毛左愤青;四、走向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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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三股力量对决，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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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三大社会力量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他们是：特权集团，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毛左愤青。
一、中国社会的主宰者——特权集团
特权集团数量很少，但他们掌控着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国家资源。他们以1%的极少数掌控着80%以上的社会财富（一说0.4占有70%的社会财富）。其中的800名顶级富豪就占有20%的社会财富。
相比之下，占总人口99%的平民百姓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特权集团拥有的巨额财富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通过勤劳智慧所得；绝大部分财富则是通过“公权私用”的非法手段聚敛的。
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例最能说明问题，占有80%以上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邀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5%；美国富豪的比例是1%，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不到30%，可他们承担了3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中国的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比例高达50%；美国的同一数据则不到5%。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绝大部分为特权阶层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广大平民尤其是城市市民则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日益陷入实质上的贫困。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走向尖锐化的对立。
特权集团除了掌控着无可匹敌的公权和财富外，还掌控着无可匹敌的“话语权”。几乎所有的影视电台和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工具都为他们服务的。
特权集团的主体舆论导向是“稳定”和“发展”；同时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不时对某法治国家提出“严正抗议”。不过这些抗议多是口不应心的，都是说给国内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听的。中国是一个不爱思考的民族，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占国民的绝大多数，所以这些“严正抗议”有时能引发全国性的排外浪潮。当被煽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闹得有点过火，威胁到特权集团的实际利益时，“点火”者又不得不站出来“灭火”，因为他们的自身利益与“严正抗议”的某法治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拥有更多“知情权”的缘故，特权集团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媒体宣传出来的那种“信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拥有较强的“个人危机意识”，既担心“动乱”和“突发事件”；又担心贪腐罪行“东窗事发”被集团同类当作“替罪羊”。在这种“危机心态”主使下，很多人利用职权把财产和子女家属转移到他们曾“严正声讨”的那些法治国家。“坏人心中也有杆称”，尽管他们口头上“严正声讨抗议”某国，但内心知道这些法治国家比自己的国家理性健康得多。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大力声援北朝鲜、缅甸、古巴等专制独裁国的“独立自主”和“内政不容干涉”，但内心知道它们都是些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无赖混混”、“白眼狼”和“王八蛋”，杀死也不会把财产亲属转移到这样的国家。不但不会移亲到缅甸、北朝鲜，甚至连谋求结为“国际统一战线”但民主法治成果还不稳固的俄罗斯也不会去。特权集团首选的移亲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加拿大，第三是澳大利亚，都是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
上述例子说明一个人的内心价值取向是由他的“行动”决定的，“对外言论”多数言不由衷。所以一个成熟的公民要少听上面“怎么说”多看上面“怎么做”。
所以别看今天中国的媒体舆论走向是“亲俄反美”，但中国绝不会回到毛中国时的外交政策对俄“一边倒”，因为中国外交政策是由特权集团决定的，而特权集团的财产和亲属多数在美国不在俄罗斯。单从个人利益来说，特权集团也不会冒着资产被冻结子女受歧视的风险和美国决裂。如果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走向美国”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亲俄则是“与狼共舞”。美国没有侵占中国一寸领土而俄罗斯则侵占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直接策动了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脱离中国。
特权集团虽然利用手中的职权干了很多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但他们并非象毛左愤青断言的那样都是天性邪恶之辈。任何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修其善则为善，修其恶则为恶。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专制体制限制了他们发挥灵魂深层的“天使”力量。我在《贪官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贪官悲剧。
特权集团不但不是天性邪恶之辈，相反在集团内部还存在部分有远见卓识和较强民族责任心的开明人士。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的社会转型离不开这部分人士的配合与努力，或者离不开他们的“领导”。
二、中国社会的启蒙者——自由派知识分子
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第二大力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是政府和特权集团的主要批评者，是民主法治精神的主要传播者，是开发民智的启蒙思想者，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灯塔。这部分人的数量和特权集团一样少。如果说特权集团拥有过人的权力财富；那么这部分人则拥有过人的才能见识，拥有不受官媒影响的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属中产阶级，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一份稳定的收入，生计和尊严不成问题。他们之所以担当很大的风险充当批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灵魂深层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心使然（史伏初：不，还有热爱受掠夺、受压迫的民众的爱民心），对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热情远远大于个人富贵享受的热情。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最真挚的爱国者；也是最有责任心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经常被毛左愤青污为汉奸卖国贼。
自由派人士的观点文章很难被电台报刊等大众传媒公开发表。他们只能借网络这块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情怀。近五年时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网络的言论自由度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他们在论坛发文越来越困难，连天涯、凯迪等一度相对开明自由的论坛也对他们的文章设下了“五关六将”。一篇内容很普通的文章都可能因含有“敏感词汇”无法响应“发送”请求……
自由派人士对“权力”没有多少欲望。他们批评政府和专制文化不过是充当“体制森林”的啄木鸟角色，实质上是执政府“勇于说真话”的参谋和智囊，丝毫也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自由派人士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法治式的政治变革，但他们的改革设计是循序渐进式的，不主张在中国一下子实行“全民直选”；而是从“基层政务官直选”、说真话政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逐一实践。他们深知在没有作好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做过于猛烈的急刹车，没有经受任何民主历练的普通国民缺少必要的政治眼光，“报复嫉恨”的情绪主宰政治情感，很可能上演巴勒斯坦选出“哈马斯”的悲剧。本人在近年有幸被划为自由派写手，拙作《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表明了渐进式政治变革的主张。
自由派人士对特权集团并没有毛左愤青那种“深仇大恨”心理。他们撰文抨击特权不过是基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良苦用心，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驱动。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利于特权集团的“急功近利”，但有利于特权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不但不主张对特权集团实行毛左式的“流血清算”，相反还希望特权集团中的精英人士能给中国的民主变革提供领导。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软肋”是缺少群众基础。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以唤醒国民、启蒙民智为己任，对浸染“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和“官本位病毒”的普通国民没有多少号召力。他们的文章以“说理”为主，而讲明一个道理往往需要很长的的篇幅。今天的中国人有“不爱阅读”的毛病，没耐心看完他们不具煽惑性的长篇大论文字。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读者并不多。如果今天的中国突然实行全民普选，自由派人士远远不是毛左愤青的对手。
自由派知识分子数量少且没有多少权欲，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是最远离“功利”的一大社会力量。
自由派知识分子以黎鸣、杨恒均、李悔之、韩寒为代表，体现了老中青式的“接力棒组合”。从唯心的角度来看，自由派知识分子后继有人，是一个有希望有生命力的团体。
三、中国社会的思想毒瘤——毛左愤青
改革开放的最后十年，中国步入了堕落的时代。燎原烈火样蔓延的权力腐败消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繁荣发展的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贪污腐败的加速蔓延催生了一个毛左集团——未来中国的最大风险种子。这个集团的主体是奴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失意青年和城市无产者，一个有很强失落感的群体。
毛左集团的社会情感特征是强烈憎恶贪污腐败，对特权和赤裸裸的社会不公正义愤填膺；同时仇视整个上流社会。毛左集团基于知识和阅历的缺陷，不可能了解社会不公正的真实根源是落后过时的专制体制；消除社会不公正的不可替代良方是民主和法治。因此毛左们一方面大骂特权和腐败；一方面又不自主地跟着特权集团的舆论导向把攻击矛头对准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法治国家等“假想敌”身上，不自觉地成为特权集团在舆论界的“冲锋队员”。
毛左分子既渴望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又渴望自己能跻身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基于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矛盾心态，他们对特权集团既恨又怕。一方面极为仇恨贪官权贵，恨不能把特权阶层砍尽杀绝；另一方面又深怕得罪能主宰他们命运的体制内人物，力求在舆论导向上和官媒保持一致，希望自己的吹鼓手角色能引起上层的注意。
毛左分子虽然游离于体制大门之外，但身上却感染了专制体制的所有病菌，在制造谎言、耍阴谋搞小动作和不择手段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体制内的腐败分子。因此他们身上集专制体制劣根性之大成，并且因其行为极端不顾后果比腐败分子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
毛左分子热衷于制造谎言和造谣惑众，尤其是在美化他们的精神领袖毛太阳和丑化西方法治国家时谎话连篇，无视最基本的历史国际常识。在造遥惑众方而则远远不是“无中生有”一字能够概括的。近来毛左骨干在网络扯起了迷天大谎，说什么右派阴谋对左派实施大屠杀？纵观左右两派的网络言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毛左分子鼓吹暴力喊打喊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血腥暴力。从某些毛左分子的不择手段来看，我总算领略到了什么叫“贼喊捉贼”。
毛左分子的行为特征是盲目排外；打着“爱国”和“民族主义”旗帜，干着伤害国家民族的“红卫兵”式暴行。他们的骨子深层欺软怕硬，在“爱国”表演上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向，对没有反抗力的假想对手慷慨激昂。
绝大部分高呼爱国的毛左愤青，实际上只是跟在爱国旗帜后面瞎起哄。他们组成偌大的群体，攀附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让自身的卑劣本性有机会释放。至于对祖国的种种不足或恶劣之处，他们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说，因为祖国有第一流强大的国家机器等着他。所以愤青式爱国是欺软怕硬的，是披着硬盔甲的软骨头。历史的经验一千次证明，凡是欺软怕硬者都不可能成为坚定的爱国人士！
一位网民这样评价毛左愤青的“爱国”。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
所以毛左愤青的爱国在本质上是表演给他们切齿痛恨梦想取而代之的特权集团看的，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得到特权人物的青睐，把他们的精彩表演者纳入特权阵营……
毛左分子多是一些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被洗脑者。他们把已故的毛太阳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因为毛领袖在文革期间把特权阶层的绝大多数划为牛鬼蛇神打倒在地，任红卫兵愤青批斗凌辱。他们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出现难以容忍的腐败和不公正，恰恰是毛太阳当初缔造的那套专制体制结成的恶果。他们梦想中国出现一位新的毛式独裁者，领导他们向特权集团反攻倒算并最终取而代之；同时把整个上流社会踩在脚下。毛左愤青要么是不了解真实毛领袖的小青年，他们心目中的毛领袖不过是影视剧中唐国强扮演的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英雄，与真实的毛领袖相去甚远；要么是风光不再的文革既得利益者。
毛左愤青虽然没有掌握电台报刊等大众传媒工具，但在网络上却能自由兴风作浪。他们的文章尽管文理不通，有的甚至就是几句骂人的脏话；但因揭露了社会的部分不公正现象和充斥着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极容易混淆视听，对不爱阅读不肯思考又有潜在暴力倾向的普通国民来说有很大的煽惑性。随着社会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毛左愤青的舆论影响力也水涨船高。
毛左分子多数没有撰文才能，因此热衷于在网上灌水骂人。灌水是不需要水平的，只要会扣帽子打棍子会骂脏话就成。毛左分子在文章后面写回复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亮明身份；毛左分子则匿名躲在背后骂人。从这点可看出毛左分子的阴暗虚弱心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行为则要光明磊落得多。
和自由派人士不同，毛左分子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他们骨子深层的帝王思想和专制情结决定了他们是一台追逐权力的冷酷无情机器。他们对特权集团怀有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但他们仇恨的是“特权人士”，而不是“特权”本身。如果让他们得势，一样会大搞“特权”，对“特权”的爱好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特权集团。同样是抨击“特权”，但目的有天壤之别：自由派人士是为了在中国取消“特权”；毛左愤青则是梦想取而代之。
四、走向未来之路
今天的中国社会，特权集团掌控着公权和社会财富；毛左愤青操控底层社会的民意；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把握着中华民族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的钥匙。
毛左分子基于无知和势利的双重因素，把攻击的矛头不是对准“社会不公正”的始作甬者特权集团，而是首先对准了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起初本无意和毛左愤青分庭抗礼，但在毛左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疯狂嘶咬下被迫应战还击。于是最不应该搞对抗的两大集团相互嘶咬得不可开交；特权集团则乐得隔山观虎斗。
毛左分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要争执体现的在对外策略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亲美防俄，对北朝鲜、缅甸、古巴等无赖小混混厌恶反感。毛左分子则一律反美亲俄，把金家王朝、缅甸军政府和卡斯特罗当作一条战壕里的阶级兄弟，甚至无视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常识鼓励金胖子拥有核武器？对于左右两派在外交争执上的是非，特权集团心知肚明。他们深知毛左分子鼓吹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存在的，英、美等法治国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狼子野心，否则他们也不会把美国当成财产亲属的首选避难所。他们之所以在大众传媒上经常对美英两国“严正抗议”，主要原因是对方的民主法治体制成功地“把政府送进了笼子”，成功的遏制了贪污腐败，消灭了特权。他们害怕中国人了解这一科学的政治体制并起而效之，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地位。基于这一自私的动机，特权集团常常利用毛左愤青的排外狂热来诋毁英美，把子虚乌有的“美国威胁”植入普通民众的潜意识深层，从而不能理性认识美国法治体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特权集团为了长期把持自己的特权利益，巴不得左右两派斗得越火越好。他们在左右两派之间玩平衡术，并且把天平不明智地向左边倾斜。自由派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章动则因“敏感词汇”在网络“被拒”或“被删”，甚至封杀博客。毛左分子公开否定改革开放，公开叫嚣“反邓”和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文章居然能通过审查？这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特权集团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过是体制森林里的啄木鸟；毛左愤青则是吞噬毁灭一切的蝗虫。如果自由派知识分子得势，特权集团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不能继续享受特权，多数的生命尊严则有保障，很多人还能保住部分甚至全部既得利益。前苏联的特权集团在自由俄罗斯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毛左分子一朝得势，绝大多数特权人物则会被赶尽杀绝，亲属也会受到残酷的清洗。就算不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单从特权集团自身的狭隘利益来说，特权集团也应该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结盟，把毛左愤青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这里有必要拿法国大革命的两大政治力量来对比：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当于立宪派。立宪派得势不过是限制王权增长民权取消民众痛恨的特权；但皇帝路易十六照样是行政首脑，特权集团的人身尊严和既得利益受到了尊重。毛左愤青则相当于雅各宾党人。雅各宾党一朝得势，皇帝路易十六即刻被押上断头台；所有的特权集团都在断头机下身首异处。亲人被无情屠杀，财产被没收充公。
道理虽然明摆着，但在“奖恶惩善、劣胜优汰”专制体制的长期作用下，跻身于特权阶层的权力人物并不都拥有那样的智商和眼光。如果某位势利短视的顽固分子得势，极有可能雇佣蝗虫来对付体制森林里的啄木鸟。
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之路是：特权集团中的精英人物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结合，由特权精英中的“命世英雄”提供领导，在中国推行“明治维新”式的民主法治变革。
这条转型之路其实就是百年前的“光绪皇帝”之路，如果成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福祉。中国将自此踏上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的阶梯，为改朝换代进行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将一去不返，中国人将走出周期性“自毁文明”的怪圈，文明成果将长久积累下去并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二十一世纪将真个成为“中国世纪”。
俄罗斯的转型模式已经证明了民主变革是特权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双嬴”之路，特权集团不但逃脱了“清算报复”的“循环报应”噩梦，还保住了大部分既得利益。平民百姓也普遍走出了“饥饿”和“疯狂”，公平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成长为幸福感和尊严感远超中国的“现代公民”。
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坏之路是：特权集团中的极端腐败顽固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急功近利”，不惜和极具破坏性且不留后路的毛左愤青结盟，向忠言逆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建立高度集权式的独裁政府。
这条转型之路实质上是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之路”和毛太阳的“文革之路”，结果是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
独裁之路的受害者不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权集团也是灭顶之灾。这条路如果失败，特权集团就会象满清权贵一样受到残酷无清的报复清算，不但丧失所有的既得利益，多数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象毛一样取得暂时的成功，毛左愤青的屠杀机器一旦开动，就不会自动停下。他们的“偶像领袖”为了赢得毛愤的支持，同时也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身上，就会象毛一样把绝大多数特权家族定为“牛鬼蛇神”批倒批臭，然后送上监狱刑场。
毛左是一群只会破坏没有建设才能的群氓，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长期容忍他们，等利用价值一完后就会把他们“一锅烩”。慈禧把义和团赶尽杀绝；毛领袖把帮其夺权的所有“红卫兵”送往荒僻落后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特勒则干脆把自己的打手“冲锋队员”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
所以“慈禧太后之路”没有胜利者，自由派知识分子、特权集团和毛左愤青都先后成为打击对象，是一条“双输”之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位集野心、阴谋于一身的“毛式独裁者”。天道从来不可欺，独裁者的最终结局将是难以逃避的“天谴”？
最令人痛心的是：屠杀自由派知识分子等于是屠杀“民族智慧”，屠杀“民族责任心”，屠杀真正的“爱国情怀”。“真话”和“智慧”一旦灭绝，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全社会灾难就会卷土重来，普通民众就会在“饥饿”和“疯狂”两点间摇摆，中华民族将会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最终错过了“现代化末班车”退化为“印第安人”，并永远错过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评】文章对三股力量对决的分析可说入木三分。但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软弱看得一成不变，不是动态看问题。
当年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时，就看准了只搞宣传、动员群众的软弱无力，对待专制暴政最终只能以暴制暴，军事夺取胜利。广东的陈炯明就不这样看，极力阻扰、对抗孙文。结果，终遭铲除。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所以，孙中山的终极主张就是三段论：军政、宪政、民主。如作者所言，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民众第一期盼实权领导认清形势，抑制毛左愤青，铁腕反腐，钳住既得利益者，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如俄罗斯成功的作为。但十分担心有无照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积淀。事态的发展极有可能既得利益群的千方百计抵制和毛左愤青乘势横行夺权，而激起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奋起一搏。导致一段时期的乱象将难于避免！最终，不言而喻，自由民主将在中国大地取得胜利！！！
史伏初评
此文分析水平高，可惜不具姓名和发表时间。我在文中用绿色显示若干重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我也是该文中所划“自由派知识分子”，我称之为“民主宪政派”。我补充两点意见：
该文中所指“特权集团中的精英人物”就是我文中指的体制内“改革派”，我有时又称之为“习政权”、“习家军”、“习中央”。现在的“特权集团”已经明显严重分裂为两大派：在特权集团中占比不足1%的“改革派”，占据中央大权，但人数很少；特权集团中占比超过99%的“反改革联盟”，他们由贪官淫吏、既得利益集团、血债派、顽固派四部分官僚组成，就是该文中所指“特权集团中的极端腐败顽固分子”。如此说来，目前中国有四大势力。未来的大趋势是：体制内“改革派”联合“民主宪政派”知识分子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反改革联盟”拉拢“毛左派”破坏政治改革，两阵营决斗。有迹象显示，体制内“改革派”也可能暂时鼓励和利用“毛左派”搞小型的可控制的“文革”式群众运动，用整党名义大面积地打烂“反改革联盟”，然后再进入“制度建设”。 “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应有思想准备，不必惊慌。“毛左派”的领袖人物是想取而代之的阴谋家，但广大下层群众是潜在的民主革命力量，“民主宪政派”要有气度和能力引导他们脱离阴谋家，回归民主宪政大道。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还有小部分过激派，分布在国内和国外。国内的过激派，是些受过专政机器致命打击的知识分子，至今生活困难，仇恨淹没了他们的智慧，希望彻底毁灭这个社会，极力主张暴力革命，首攻体制内“改革派”，成为“反改革联盟”的帮凶，他们是不举毛旗的造反派。国外的过激派，是些受过专政机器致命打击外逃成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百姓没有责任心，拼命鼓励国内暴力革命，希望自己享受坐山观虎斗的乐趣。“民主宪政派”应当与过激派划清界限，别受他们牵连之害。
史伏初 201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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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人格缺陷：自卑情结与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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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个人格缺陷是深重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这是他最主要的心理疾患，若干其他人格缺陷尤其是妄想型人格失常（详见下），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情结的衍生物。
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样，毛的自卑情结也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觉遭受歧视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创伤。他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是在17岁进入东山高等小学之后：“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到北大图书馆打工后，他再度蒙受了类似刺激：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中央苏区与苏联留学生们发生的冲突，愈发强化了毛泽东原有的心理疾患。他不但被架空，而且失去了话语权。国际共运本质上是宗教运动，其领袖必须是 “口含天宪”的所谓“理论家”。在动辄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海龟面前，这位没看过什么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张口结舌，自惭形秽，自尊心多次受到强刺激。任弼时只是没点名地批评过他“狭隘经验论”，就被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要反复提起。博古、李德等人告诉他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以及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笑话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在得志后反复提起。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1948年，千家驹等人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问起千的姓名和经历，千回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毛的一顿牢骚。毛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毛对张怀恨在心，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张申府是管理他的图书馆助教。张有次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却全部写错了，张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如此区区一件小事，却让毛记恨了一生。张却还不知道闯了祸，1945年毛到重庆，请张吃饭，开头还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只不过因为张在那书的扉页上题了：“润之吾兄指正。”中共建国后张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向毛求情，让张出来工作。毛却拒绝了，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怎么安排呢？”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遭遇，让他养成了对知识分子偏执的憎恨仇视心理，在当国后便动用国家暴力，持续歧视与迫害知识分子：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由此出发，毛堕入反智主义泥塘，以其拥有的巨大权力与感召力，将蔑视与否定知识的反智主义化为全民意识形态，更将全面系统摧毁教育化为国策：
“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反智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特有的现象，也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并不见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换言之，它不是从苏联进口的，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是与毛相伴生、相终始的历史现象。列宁和斯大林当然仇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但并没有迁怒到知识本身上去。相反，列宁的名言是：“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个政治决策，亦即不相信旧知识分子能为己所用，但从未否定过书本知识与专门技能的作用，盼望的是用自己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知识分子取代老一代。然而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病态的偏执发泄，毫无理性可言。即使是在50年代初期学苏联办“工农速中”、“人民大学”那阵，他也从未像列宁那样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迅速掌握为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文化知识的重要，从未流露过迅速培养自己的专家去取代旧知识分子的急切心理。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就公开打出了反智主义的旗帜，“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成了国策，“大老粗”变成了一种尊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人人熟知的口号。
毛泽东执政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奇特的独有的反智主义偏执，我看完全是其深重的自卑情结使然。他之所以在反右后抛弃了苏联那一套，转向反智主义，我看就是所谓“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诸如“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党派有学无术”等等诱发了他深重的自卑情结。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入骨鄙视与嘲骂，使得他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欢心，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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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美俄邪路，再登西柏高坡
作者：老桑 �沙夏雨推荐 �源:�子�件 2013-07-14发表于博客中国
新朝领袖三月登基，先是当月携夫人去那“俄坦南刚”欧非四国走了一圈，后又于上月再携夫人去美洲“特哥墨美”四国转了一圈。两圈下来，共计8国。若再加上总理前不久访的“印巴瑞德”亚欧四国，新任领袖在这3个月内，共在亚非欧三大洲走了12个国家。
但，有点令社会主义十几亿中国同志不解的是，两位领袖上任以来走的这12国中，竟无一国走正道儿，全是那走邪路的货色！但，这好像倒也并不妨碍咱领袖，与那些走邪路的资产阶级头领，一起把盏言欢、一起花园信步、一起畅叙感情、一起共度良辰。这不，前两天“主席特别代表”又在美国本土，连“中美像夫妻”、“不走离婚路”这样的悄悄话，也都向着全世界——公然说出口喽！
“主席特别代表”这番“夫妻”高论，确实有点让俺国人——醒不过窍来。因为，领袖主宰的主流媒体与喉舌，多年来国内一贯教导国民，那美帝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头号代表，且年年“亡我之心不死”，更代代都在走“邪路”。这怎么一出国，您们的脸——就变啦？就和那美帝成了“夫妻”了？您们啥时谈婚论嫁？您们啥时明媒正娶了？您们啥时又开始“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您们啥时又跟“敌对势力”滚到了一张床上？您们和那美帝头子究竟何夫何妻？您们的“夫妻关系”怎样发生又如何进行？——哦，也许问多了，也许这些都是领袖的——“夫妻私密”，俺屁民是无权过问滴。
不过，俺还是忍不住要说道两句：你们天天要俺们红着眼对着那走邪路的资产阶级，要俺们守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可怎么你们见了美帝头子，那眼睛就都变绿变蓝了呢？你们和美人打的火热、称夫道妻，眉来眼去、如胶似漆。可俺们屁民若那赞美人几句，你们就又封又删、又堵又截，轻则劳教、重则下狱。这、这、这！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公平呢？这叫又俺们怎能不生那——羡慕嫉妒恨哩？
罢，“夫妻关系”这个话题咱就不纠缠啦！下面再说说领袖前几日在西柏坡发的最高指示吧。
也许是去了一大批走邪路的国家，领袖的正能量消耗太大。这不，昨天主流媒体报道——领袖又去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补充正能量了，并在补充正能量的同时，还向俺们国人做了愿景规划，请看新华社报道：
新华网石家庄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九月会议旧址……总书记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这段最高指示中，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补充正能量；第二是重申“两个务必”；第三是论“红色江山”。下面我们逐点领会之。
其一、领袖在革命圣地，参观了众多旧居和旧址，及时补充着正能量。其实，高端若靠参观旧居旧址以补充能量的话，依老夫蠢见，北京城内就有一个绝佳去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领袖此次返京后，不妨把办公桌就摆到水晶棺旁，那里的正能量，一定居全国革命旧居和旧址之首。长之以往，领袖肯定能在极其充盈的正能量驱动下，带着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其二、领袖又重申了前任伟大领袖的“两个务必”。其实，这一招并不新鲜。早在11年前，前任胡领袖就已经做过一回，请看当年报道：新华网西柏坡2002年12月7日电 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学习考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重要论述，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唉，“两个务必”，是毛老人家1949年进城前提出的，一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一个务必“艰苦奋斗”，至今组织各届领袖已不间断地讲了64年！可结果呢？现在组织系统内，谦虚谨慎罕见、骄躁二气横行，至于“艰苦奋斗”嘛，已经“艰苦”到连官员财产都羞于向百姓公布的份上喽！是他们已经清廉的都不好意思示众了吗？
其三、“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又是陈词滥调。中华江山，何时又仅是“红色”一色所组成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素来就有“中华五色土”概念。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有“社稷祭祀”的制度，以“五色土”建成的社稷坛，则着代表着中华疆土本色。至今北京中山公园内明代社稷坛中，依然可见的还是五色土壤：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这“五色土”代表神州大地，并寓意着中华疆域的多元组合。
可为什么，到了这几十年，组织就非得要把“五色”之国变成“红色江山”呢？这符合自然规律吗？真若此，我又想问一句，那么如此世界，又是什么颜色？它不也是五颜六色嘛！非要人为的让地球某一部分或者整个世界，都变成单一“赤红”，这能做得到吗？这是不是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份？
哦，也许组织一直认为，说不说是一回事，梦不梦是一回事，至于做到做不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如此，俺们屁民倒也能理解。反正：不说白不说，不梦白不梦，且不管它——说了也白说，梦了也白梦。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了哟！
罢，今天对“西柏坡”话题，就议到这里，打住，收笔！我也要补充点儿正能量——早饭还没吃哩！
2013年7月14日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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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绝密卖国指示 偷听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八届八中全会是神仙会还是群魔会？
作者：任冀璋
【大纪元2013年07月28日讯】鲁迅妻许广平侄许杏林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1943年3、4月间，日寇5万余人利用其精良装备，协同共产党唐天际部对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所统帅的40军（马法五）、新5军（孙殿英）和27军（朱怀冰、刘进），在豫北林县和晋东南陵川一带进行夹击。国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共军从背后插刀，致反攻无力，在溃退黄河以南之际，大部份官兵被共军缴械，甚至活埋枪杀。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阀在北平南郊发动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宛平县驻军突然袭击，我国民政府陆军第29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全团官兵对日寇侵略军予以迎头痛击：面对现代化优势、轻重武器和精良装备数倍于我的侵略者，以大刀片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我军以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短兵相接，拚命斯杀，杀声震天，把日寇杀得尸横桥头沙滩，永定河水为之悲呜。我军的英勇行为，告诉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是不好欺侮的！”
10日后即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决心对日本一战！中国人民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对日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就此开始了。
半年之后，即1938年1月7日，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国民政府所属全体将士正在和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沦陷区大批不愿意作亡国奴的青年志士逃亡到后方，沦落街头，缺衣少食，嗷嗷待哺。蒋委员长忍痛割掉自己的右臂左膀，免去陈公立夫所有职务，专任教育部长之职，以解决抗战期间青少年就学受教育的大问题。
陈公一上任，立即招收沦落流亡街头之沦陷区教师和青年学生，成立战时流亡中学。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县上集镇、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成立，并责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厅成立流亡小学和中学。例如，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厅，在厅长许重远先生主导下，在洛阳东南百余里之伊川县白杨镇，建立河北省立中学，专职收容河北省籍的流亡师生。
对流亡学生施行收容教养，绝对不是中共掌权后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性劳动教养。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收容起来、接受正规教育并养育起来给饭吃。陈公立夫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任教育部长7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万的流亡青年免于冻馁，而且也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和庸才。笔者就是当时被收容教养而后成为庸才之一。据说在成才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
1943年3、4月间，日寇5万余人利用其精良装备，协同共产党唐天际部对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所统帅的40军（马法五）、新5军（孙殿英）和27军（朱怀冰、刘进），在豫北林县和晋东南陵川一带进行夹击。国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共军从背后插刀，致反攻无力，在溃退黄河以南之际，大部份官兵被共军缴械，甚至活埋枪杀。这次战役后使日寇无后顾之忧，乃于1944年3月在新乡开封一带集结13万余部队，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打通平汉铁路并占领关中平原和陕北毛泽东共军会师，为击败国民政府，活捉蒋介石，建立中共日本“新中日提携”而大打出手。国军和日寇激战数月，在牺牲四名将军后，豫中重要据点新郑、许昌、洛阳等地先后失陷。洛阳保卫战中，国军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继续沿陇海铁路西侵，企图一举攻下潼关，占领关中平原，目的是和毛共会师。当时日军整个军力已成强弩之末，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已基本上被美军消灭殆尽。它向关中侵占的势头被国军马法五部、孙桐萱部等截堵在灵宝山区，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寇在1945年8月无条件向盟国投降。关于这一段中共和日寇的暧昧关系，为了对历史和后代子孙负责任，有必要在这里，据我所知道的线索，费些笔墨简述如下：
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毛共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这也证实九十年代中期中共为潘汉年平反后所拍摄的电视剧“潘汉年”中，记述1942年返回延安亲见毛泽东之历史事实。
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就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了。笔者有一个至亲和中共地下党员王礼宗同时充任华北治安军团长。日本投降后，二人曾由聂荣臻接受投诚书，答应投诚后当即升任共军师长。王礼宗投诚成功，后升任共军中将。我的至亲投诚未成，若非池峰城将军赦免，差点被孙连仲将军枪决。我的这位至亲在1947年曾亲口对我说，当他21岁升任团长后，某假日在齐元总司令家中，曾亲眼见过由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五人签名给新四军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的手令拍照，命令他们加速和日军与汪伪缔协谈判。饶、杨、潘到南京后，当即遭到汪精卫的拒绝。
汪精卫：“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网路图片）
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饶、杨、潘被汪精卫拒绝后，竟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在电视系列片“潘汉年”中介绍，潘汉年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伪勾结，以至犯下历史误会。共产党就是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任何中共党员乃至一般干部都明白：在复杂条件下，宁可犯政治上错误，绝不可犯组织错误。潘汉年是早期中共党员，经过长征，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情报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中共抓住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消耗八年的厌战机遇，内战三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当即着手杀人灭口。首先把和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并继而从速把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毛泽东这个帮会头目，为掩盖罪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流亡中学。1944年5月间，洛阳沦陷后，即由豫中地区步行穿过豫西伏牛熊耳山区，下秦岭过渭河，八月间落脚在渭河南岸一个小县城郊的庙宇内，暂时上课休息。每星期日，天刚��亮，同学们都在熟睡之时，我则和平常日子一样，拿着古文观止和英文课本，找一个安静地方去小声朗读。那天正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忽听隔墙庙后杂草乱生的小荒凉院内有脚步声，我则停止诵读。洗耳听之，原来是我的美术老师瞿瑞周先生（他的女儿与我同班同学六年，“解放”后证实瞿老师是1930在北平美专上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高中老大哥许杏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侄子）和刘裕隆、王玉珩等同学（四九年以后均系中共党员），听声音约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可能是赵淑英老大姐（北师大党组成员）。瞿老师小声但很沉重的声音说：“现在请许杏林同志传达在西安听林伯渠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精神。”
许大哥的说话很多听不清楚，但总的是说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官，由小到大掌握军权、党权、政权、财权，抗日爱国口号喊得越高越好。要千方百计地发展武装力量，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怕被他们发现，就静悄悄地走回宿舍了。这件事几十年来，我连妻子都没说过，直到今天才写出来，公诸于世。
毛共最卑鄙龌龊的恶劣行迳，就是劈头盖脸地向其打击对像泼污水，栽赃诬陷，使对方出乎意料，措手不及。共产党员，按斯大林所说“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说得不错。历史事实证明：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高级动物，而是越演化越低级的两条腿无恶不作的双脚野兽。被毛泽东赐予马列主义大骗子桂冠的陈伯达，曾任毛机要政治秘书30年，最后被中共判刑18年。陈伯达这个中共狗头军师写过一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后由中共党员余敏辉所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梦断总统府：蒋介石文秘录》一书所推翻。该书38页－46页证明：在国民政府任高官的陈立夫先生，竟然和于右任先生共命运──“同是清风余两袖，剩有忠胆诉与谁。”赴美后，以每日养鸡售蛋，清粪、积肥、种菜，维持生活。中共骂国民党制造两个中国，真是贼喊捉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中共就在事变两个月后，迫不及待地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谁乘国家民族之危，制造两个中国？是毛泽东！是共产党！毛泽东骂彭德怀里通外国！把彭德怀气得肺都炸开了。这个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的元帅，把地板踏得咚咚响，恨不得骂毛泽东八辈祖宗。这个为民请命、良心未曾完全泯灭的中共元帅，死前高呼“我不吃毛泽东的饭！我不喝毛泽东的水！”这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元帅，终于在监狱中含恨而亡。毛泽东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历史上没有一个胜利者，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甚至毛泽东当真能够一手遮天。
1949年，毛泽东驻进紫禁城当了共皇之后，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吃奶的劲都用上，宣传抗战八年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从来没有抗过日，日本投降了，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吃胜利果来了。幸亏老天爷睁了一只眼，存有公道，美国送给日本长崎、广岛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冷不防地投降了，才使毛共和冈村宁次要夹击国民政府的缔约协定变为黄粱美梦。否则，满洲国当和今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与中国版图无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抗日的弥天大谎，还是被他自己藏不住的狐狸尾巴戳穿了。1959年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据他说是“神仙会”，其实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的鬼怪会。
当毛泽东和一伙良心丧尽的双脚野兽们，对良心尚存的中共高级党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阵鬼哭狼嚎狂吠之后，毛泽东得意忘形地顺嘴于出，竟把中共“抗日救国”的弥天大谎，用他自己的嘴揭穿开来了。由毛泽东秘书李锐先生所写，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即载有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称：“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抗日一来，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中国人啊，中国人！应该猛醒了！还要昏睡到几时呢！？
---转自黄花岗杂志社
（责任编辑：刘晓真）
中港台时间: 2013-07-28 11:44:17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7/28/n3927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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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以宪政民主消解毛左民粹
作者: 杨 光 �源:�子�件
凡是民粹主义兴盛的地方，总是要么没有民主，要么没有宪政，总之是宪政民主坎坷难行、不太成功、让一部分民众感到失望的地方。如果人们认为宪政民主根本上不适合本国，或者人们认为宪政民主远水不解近渴，民粹主义的思路和行动就会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当今中国毛左民粹主义的流行可以视作宪政民主阙如的心理补偿，或者说，毛左思潮是没有民主的代价，是民主的低级替代品，但它却是站在现代宪政主义的对立面，试图以非宪政的方式寄希望于“伟大领袖”精神复活，或诉诸群众运动式的直接民主（或曰“大民主”）。而要消解此种毛左民粹主义对中国政治的长久危害，治标之道是大张旗鼓批毛、非毛，治本之道则只能是构建宪政民主。
一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亦称平民主义，它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持之一贯的政治主张，甚至没有明确的思想内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民粹主义有大不相同的政治诉求，可以和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相结合。最早倡导“到人民中去”的俄国民粹派，南北战争之后以激进农民运动为基础的美国平民党（the People’s Party），20世纪三十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运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拉丁美洲以劳工+贫民+魅力领袖三者为基本结构的“庇隆主义”（Peronism）现象，这些老的民粹主义大都可以划入左翼范畴：它们通常以所谓“人民利益”、“社会公正”为政治口号，反对商业资本主义——尤其反对金融资本主义，要求财富再分配、资源国有化。此类民粹主义在广义上可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军；而当今世界的新民粹主义则呈现两极分化格局，欠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仍大多举左翼旗帜，如拉美查韦斯之流政治人物与社会运动，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则已转向右翼或极右翼，如法国的勒庞(Jean-Marie Le Pen)及其“民族阵线”（The Front National），奥地利的海德尔（Jorg Haider）及其自由党，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右翼联盟和“五星运动”，澳大利亚的汉森（Pauline Hanson）及其以排斥亚洲移民为纲领的“一个民族”运动（One Nation），这些民粹领袖与民粹运动均具有明显的右翼色彩。右翼新民粹主义经常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相联结，他们强调种族性或地区性的身份认同——即强调“人民”的种族性、地区性，操弄族群争议，反对外国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跨国资本，反对区域政经一体化，将众多性质迥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归咎于所谓（外国势力与本国精英的）“阴谋”与“背叛”，借这些极具情绪化、对抗性的议题吸引无知民众的支持。
民粹主义尽管人多势众，但因组织化程度低，排斥制度化，成员缺乏持久热情与忠诚，且政见多变，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民粹领袖擅哗众取宠者居多，有真才实学者甚少，能够取得稳定执政地位的似乎只有意大利和拉美一些欠发达国家。超凡魅力型民粹领袖一旦以民选方式上台执政，往往也会有所变化，变得不那么民粹化，因为他既要执掌政权，便很难不与民粹主义人士所痛恨的精英阶层有所妥协和合作，更不可能按照民粹主义的梦想，完全甩开现成的政党、议会和官僚机构而直接走进乡村、走上街头、面对“人民”、服务“人民”、将事无巨细的一切政见政策直接诉诸平民大众。掌握政权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成为独裁者，这是非宪政国家或宪政传统薄弱的国家必有的情形，二是民粹派掌权之日，便是民粹主义偃旗息鼓以至走向反面之时，这是成熟宪政国家常有的情形。
民粹主义虽然多变，但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此即：抬高平民、推崇“人民”（但不同的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定义和范围是很不相同的）、主张“人民第一”或“人民优先”，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且蔑视权威、贬低精英，并将民众的全部苦难归咎于精英阶层。民粹主义认为真理永远在平民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手中，光荣与美德也永在平民一边，而精英则是腐朽堕落的代名词；他们相信精英终将消亡，因为精英是有害无益的经济剥削者、社会寄生虫、道德败坏者。民粹主义或多或少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它反官僚、反政党、反权威、反体制，因为这些机构正是精英集结的大本营，也是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的依据；民粹主义者是天然的政治反对派，即使在民粹领袖当政的时候，他也更适宜于象反对派一样行事，更乐意充当呼风唤雨的“人民领袖”而非循规蹈矩的政府领导人；民粹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并不属于学术权威、院士、专家教授，智慧只属于人民、只在于民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高于一切书本知识，所以他们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贬低科班化的正规教育，轻视以至蔑视传统上被视为文明载体的知识分子和文人绅士。
民粹主义既可左可右，亦可善可恶，端视其具体情形而定。民粹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当然是精英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也是对专制主义的直接反动。专制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而且是一种坏的精英主义，它以统治阶级——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精英阶层——的利害为利害、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而根本漠视平民大众的利益和是非，民粹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也可以视作是对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以个人权利为依归，并以个人权利抵御“集体”、国家或“人民”对自由的侵害，而民粹主义则习惯于将“人民”当作所谓“有机整体”，以整全性的“人民利益”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宪政主义不同意将公民分为“人民”与“精英”这样的政治分类，公民的权利、政府的权力系由宪法所定，既不因种族、阶级构成的不同而有别，亦不应因平民、精英的分野而有异；宪政主义本质上是限权主义，不管是国王、贵族的权力，还是精英、“人民”的权力，都应一律以宪法为限，绝不存在“阶级敌人”不许乱说乱动、“人民领袖”却可以为所欲为的宪政区别，而民粹主义则认为要限制的只是精英的权力，而“人民”的权力则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
二
近代中国没有持久化、派系化的民粹主义团体，但中国有深厚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更有诸多深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乃至被民粹思维所支配的政治人物，民粹政治现象近代以来数度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从《尚书》到孟子，民本主义是其突出的思想传统，而民本主义若不能发展为制度化的民主政治，就必然会寻找一个反制度化的政治出口，民粹主义正是这样的出口。中国数千年里周期性发作的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即是中国式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墨子》的平民意识和尊重体力劳动意识，《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些思想也壮大了中国民粹主义的传统渊源。
近代以来，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二者均是自下而上的平民政治运动，其鼓吹平等，幻想大同，排斥智识，宣扬异端，渲染仇恨，制度上并无创造力，但破坏力大得惊人。至清末民初，章太炎将国人道德分为十六等，以农民道德为最高，并声称知识愈进、地位愈高，则道德愈退；孙文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推行“土地单一税”；李大钊模仿俄国民粹派，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五四时期民粹泛滥成一时之盛，时兴“劳工神圣”、“劳农万岁”等左翼民粹口号，舆论以“劳动阶级”、“农工”、“民间”为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新派政客无不以“人民”为招牌，更举国痛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颇有道学面孔的军阀吴佩孚、后来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派”首领的蒋介石亦不例外；此间，中华民国夹生半熟的宪政体系——难产的宪法、苦命的国会、动荡的内阁、混乱的地方自治和央地关系——岌岌可危，遭到了新派人物的一致鄙弃，襁褓期的代议制宪政民主被人们无情遗弃；此后章士钊提倡“以农立国”，梁漱溟热衷“乡村建设”，都是五四民粹精神的余绪；共产党则自诞生之日便以“劳动人民”、“劳苦大众”的不二代言人和唯一“救世主”自居，最后在正统马列主义道路之外独辟蹊径，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革命”之路，此中不无民粹主义的功劳。
毛泽东是中国民粹主义之集大成者，更准确一点说，毛泽东是以民粹主义话语立言、以民粹主义思维行事的专制极权主义者。毛终生醉心于民粹化的“群众运动”，反知、反资，反智、反制，厌恶条条框框，蔑视制度规范，尤其无视程序规则；毛虽是所谓“社会主义中国”的缔造者，但实际上毛的一生于文明破坏如鱼得水，于制度建设一事无成：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井冈山暴动”是颠覆别人的体制，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颠覆本党的体制。毛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撇开制度直接“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起纷争、“暴露矛盾”为能事，只要打上了“人民”的旗号，只要宣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或者为了“消灭人民的敌人”，就可以翻云覆雨、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无所不用其极，就可以不受人世间任何规范化体制的约束——不仅不受“狗屁仁义道德”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约束，也不受他和他的党“亲自缔造”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约束。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式民粹主义极权政治风格。
毛时代的中国政乱经弱、人民贫苦，创下了和平时期国民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因此，毛泽东去世以后，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人民战争”为手段，以“一大二公”、“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毛左民粹主义迅速式微，“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逐渐沦落为民间边缘思想。然而，因为中共始终不肯按照事实真相公开清算毛时代的政治罪恶，导致毛死近四十年来毛左派作为一股可与中共当局分享正统地位的政治势力始终沉而不寂、消而不散、崩而不溃、衰而不亡，毛式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曾经比正统马列主义更加活跃的政治思想仍然活跃在官方文件和民间思潮之中。薄王“重庆事件”当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它正是中共拒绝“非毛化”的恶果之一，它说明毛左派在当今中国政坛仍有市场，毛左民粹主义仍有死灰复燃、登堂入室、卷土重来的重大危险。
三
中共官方不肯正视本党丑恶历史，不敢直面毛时代无法无天的政治罪行，这是毛左民粹主义消而不散、衰而不亡的原因之一，然而也不可否认，毛左思潮仍能吸引相当一部分底层人民——比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支持，毛式民粹主义在当今中国仍有旺盛生命力。毛泽东的思想遗产里仍能榨出一些可用的“剩余价值”，不然，薄一波的儿子未必会公开打出毛左旗帜，习仲勋的儿子也未必会满嘴毛式话语、大走亲毛路线。
那么，毛左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何在？归根到底，民粹主义的吸引力来源于广大民众对民主的渴望，以及或多或少对民主政治的误解。因为人民一向无权，因为底层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地方官僚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盘剥下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弱势民众的人格尊严被官员、富豪、“执法者”毫无顾忌地肆意践踏，所以，一些心怀愤懑的民众对满嘴“人民”话语、成天“群众路线”的毛左民粹主义表示支持、颇有好感，这并不奇怪。
有人说过，“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Edward Shils）。当人民对专制政府非常不满意、严重不信任，而又毫无体制性的办法——比如通过周期性改选或临时启动弹劾、信任投票等宪政程序——来更换政府，那么，有正统资源的民粹主义就成了一个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凡是民粹主义兴盛的地方，总是要么没有民主，要么没有宪政，总之是宪政民主坎坷难行、不太成功、让一部分民众感到失望的地方。如果人们认为宪政民主根本上不适合本国，或者人们认为宪政民主远水不解近渴，民粹主义的思路和行动就会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民粹主义的“人民民主路线”或是塑造并追随自己的“人民领袖”，或是“走群众路线”，发动仇官、仇富、反精英的群众运动，从事这些破坏性政治工程远比建设一套规范有序的民主宪政秩序要简单得多，也痛快得多。“人民群众”也很可能更喜欢这样的“人民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毛左民粹主义的流行可以视作宪政民主阙如的心理补偿，或者说，毛左思潮是没有民主的代价，是民主的低级替代品，但它却是站在现代宪政主义的对立面，试图以非宪政的方式寄希望于“伟大领袖”精神复活，或诉诸群众运动式的直接民主（或曰“大民主”）。而要消解此种毛左民粹主义对中国政治的长久危害，治标之道是大张旗鼓批毛、非毛，治本之道则只能是构建宪政民主。
2013年7月22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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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毛泽东导演的吃人宴席
——杨继绳等《人相食的年代》
作者: 余 杰 �源:�子�件
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第一步。而“去毛化”则是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所憧憬的“宪政大开张”的起点。中共不会主动“去毛”， 十八大开幕式上，与会者首先为毛等“革命先驱”默哀，胡锦涛的讲话多次提及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统治的重要性。对十八大“去毛”充满憧憬的人们不得不失望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在讲话中频频引用毛的言论和诗词，并将毛统治的三十年和后毛时代的三十年紧紧捆绑在一起，以此维护党一贯的光荣、伟大、正确。在此背景下，“去毛”有赖于民间水滴石穿的努力，比如每一位见证者勇敢地讲出真相，每一位历史学家严肃地陈述历史。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四川农民，无不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妇女停经和子宫脱出、小儿干瘦等几乎无人幸免。全家死绝、全村子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吃人的事多有发生，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食……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近期备受瞩目的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一改过去冯氏作品惯有的王朔式喜剧风格，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大饥荒为题材，沉重而悲怆。电影上映后，有人在微博上写道：“一九四二年侥幸活下来的，一九六二年终于饿死了，然后，他们在二零一二年，被平坟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文字狱的阴影下，最擅长“影射史学”，如履薄冰的冯小刚再三强调观众不要“过度阐释”，他害怕人们由“一九四二”联想到“一九六二”——而这恰恰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所在。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哪个导演敢于拍摄《一九六二》：与一九四二相比，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延续三年的大饥荒，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祸”，这段历史更有拍摄的价值。但若拍摄这样的题材，后果将会“很严重”。
二零零五年，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所作的最后一场公开演讲，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我当即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至少三千万无辜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这时，有一名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你说三千万人饿死，有什么证据？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后来发现了好多万人坑；你说饿死三千万人，怎么没有发现一个万人坑？”后来，左派学者杨帆向校方告密，致使邀请我的学生社团受到查处。如今，这本只能在海外出版的《人相食的年代》，掷地有声地响应了那些质疑大饥荒的声音——这本论文集收入二零一二年春在华盛顿举办的“大饥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近二十篇，与会者或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或是大饥荒的亲历者，他们从各个侧面论述了大饥荒的起源、发生、经过及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暴君毛泽东的一次缺席审判。有一天，这本书必定会成为中国大学通识课程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3D版”的当代流民图
北宋时，地方官郑侠画成《流民图》，与上书一起送达朝廷。其流民图描述百姓在旱灾中扶老携幼，疲夫羸老塞道，忧愁困苦，身无完衣的情形。“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次，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司农发放常平仓粮，停止王安石的新法，又下《责躬诏》。民间欢呼相贺。
而《人相食的年代》堪称一幅“3D版”的中国当代流民图。所谓“3D版”，就是立体的、栩栩如生的画面。这本论文集中，既有对大饥荒发生根源的宏观分析，也有对重点灾区的局部研究，更有幸存者个体化的、让人身临其境的证词。在德国，大屠杀的历史无人敢公开否定，否定大屠杀不是受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乃是犯罪行为；而在中国，大饥荒的历史仍然是官方媒体和教科书的禁区，否定大饥荒的左派常常大言不惭、颠倒黑白，研究大饥荒反倒要冒巨大风险、承受诸多非难和辱骂。在此背景下，《人相食的年代》是一本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历史学者是客观、冷静、严谨的，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习惯用证据说话，以推理服人。学者宋永毅多年来研究“文革”、“反右”、“大饥荒”等课题，在搜集原始史料方面贡献甚大，甚至为此付出入狱的代价。本书收入宋永毅的论文《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作者指出：“现在的网络上，常常有一些善良的年轻人不相信当年有过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祸’。看了本文所列举的‘人相食’的案例，应当开始直面这一由白骨和尸体构筑的血淋淋的史实了。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的生产队里（四川省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如果在一个大队——‘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二十九个自然村中，有二十六个（约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六）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果在一个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公社）就发生详细记录在案的十六起‘人相食’的事件；如果仅一个省（安徽省）就有过因饥饿造成的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九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们便不难想象当时整个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一个怎样的人间地狱，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绝对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天方夜谭’！”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统计材料中的资料，而不是所谓“海外反华势力”的“造谣污蔑”。对于这样的铁证，那些强词夺理地否认大饥荒的毛派还有什么话说？鲁迅以“吃人”一词隐喻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残酷性，即便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评估专制之恶，做梦也想不到，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在和平时期，“吃人”居然由象征变成了血淋淋的事实。
毛泽东是“形而上学的杀人者”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有言：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而刘晓波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入狱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杨继绳的《墓碑》一书写的书评《毛泽东怎样杀人》。刘晓波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前，毛通过对全民洗脑的宣传教育和深入到每个村庄的专政机器，使得数千万人坐以待毙而社会大致保持稳定；如今，薄熙来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在重庆掀起“小型文革”，胡锦涛以“反日”为幌子唆使民众在数十个城市上演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打砸抢闹剧，中共当局“以意识形态杀人”的统治术一以贯之，毛时代并没有划上句号。
《人相食的年代》收入杨继绳的《执政者怎样应对危机——大饥荒期间中国领导人的作为》一文。作者指出，大饥荒的根源并不是“自然灾害”，实际上那几年“风调雨顺”。大饥荒也不是因为粮食匮乏，就在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之时，政府的粮仓中堆满粮食，而且，当局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出口粮食，甚至无偿援助“小兄弟”们。换言之，这场亘古未有之大饥荒，百分之百源于“人祸”而非“天灾”。毛将中国当作他的私人实验室，亿万国民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试验品。《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作者、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etter）指出：“这一实验的最终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杀戮，至少四千五百万人被饿死或被打死。”古代的皇帝听闻民间灾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责、夜不能寐；毛却无耻而冷血地宣称，倘若粮食不够吃，饿死一半人，其他人不就够吃了吗？他的数学成绩很糟，不过这点加减法还是会做的。
中央有一个毛泽东，地方上则有千千万万个小毛泽东。在本书中，有多篇文章论述了四川、河南、贵州、安徽等大饥荒“重灾区”的惨状。在每个重灾区，必定有一个缩小版的“毛式土皇帝”。他们对毛个人忠心不二，对下级和农民则心狠手辣。大饥荒过后，不仅毛泽东纹丝不动，这些执行毛政策的大小官员也都安然过关，可见他们是一条在线的蚂蚱。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实贯彻毛的激进政策，导致四川一省便饿死超过一千万人。面对遍野之饿殍，李井泉无动于衷，心如铁石，照样打麻将、玩桥牌到深夜；他还跳舞、看旧戏，看内部电影，特别喜欢看香港电影；他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文革”中，李井泉受到冲击，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对其恨之入骨，咒之为报应。“文革”结束后，李井泉却因与邓小平关系良好，得以复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呈现历史真相，才能成功“去毛”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之王”，他一辈子都处于战争状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击败国民党以及党内的竞争对手之后，毛又将矛头对准那些对他俯首帖耳的、并未威胁其统治的农民。将他拱上皇位的农民，反倒成为他杀戮的对象，只是清洗功臣的朱元璋亦自叹不如，用学者高王凌的话来说就是：“大跃进是一场‘战争’，是建政后农民和政府间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一方有着全副武装，从武装力量到意识形态，一方则几乎一无所有。”这是一场胜负早已确定的战争：毛一个人大获全胜，数亿农民则家破人亡。
在这个意义上，毛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但是，不同于在全球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于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并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饥荒等惨剧的真相仍被深埋，或者被人们故意回避。《人相食的年代》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不是贝克(Jasper Becker)和冯客等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真相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而是司马言（Arieh Smith）所写的论文《民主抑或独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这篇长文以西方人对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根据地和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的报导及评论为重点，探讨了这种“镜花缘”式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记者和政治人物们一直将中共的意图看得比其本来面目更为仁慈，而将他们行动的结果的破坏性看得比实际情况要低。原因更多是对已有信息视而不见，而不是信息的缺乏。“中国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毛泽东不是原教旨主义的斯大林”，在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想象之下，杀人如麻的毛泽东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东方哲学家和诗人。引经据典、论争严密的司马言是一名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九十岁的政客基辛格和哈佛教授傅高义，却喋喋不休地为中共的屠杀和暴政辩护。
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第一步。而“去毛化”则是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所憧憬的“宪政大开张”的起点。中共不会主动“去毛”， 十八大开幕式上，与会者首先为毛等“革命先驱”默哀，胡锦涛的讲话多次提及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统治的重要性。对十八大“去毛”充满憧憬的人们不得不失望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在讲话中频频引用毛的言论和诗词，并将毛统治的三十年和后毛时代的三十年紧紧捆绑在一起，以此维护党一贯的光荣、伟大、正确。在此背景下，“去毛”有赖于民间水滴石穿的努力，比如每一位见证者勇敢地讲出真相，每一位历史学家严肃地陈述历史。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已经觉醒，从“八九”民运期间污染天安门城楼上毛像的湖南三勇士，到如今撕毁毛像的河南四青年，人们追求真相、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二零一二年十月，河南郑州四位青年公开撕毁毛泽东画像并将照片传到网络上，他们是蔺其磊、姬来松、文刀以及曹小东。他们被人肉搜索后收到恐吓电话，甚至有人威胁要杀死他们全家。但更多网民表示，毛泽东是独裁者，撕毛像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称赞四名青年“有勇气、够胆识”。网民“我爱飞翔”说，将在近日发起大规模的撕毛像活动反击左派，并以此为主题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一事件堪称中国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精神觉醒的信号。在不久的将来，像《人相食的年代》这样呈现真实历史的书籍若能在中国出版、为读者购买和阅读，那么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必将不攻自破。
杨继绳等《人相食的年代》，美国劳改基金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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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政改兴邦 脱苏入美
——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
作者：辛子陵 来源：参与 �源:�子�件 [日期：2013-08-02]
（参与2013年8月2日讯）邓小平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过：“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2]
苏维埃体制不属中国特色。这个体制的特点是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所以被称为“党国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3] 个人独裁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因为“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着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性的矛盾。”[4] 从1919年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一党专政。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5]
这个体制是列宁的独创。党国体制不属于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民主政体。巴黎公社是他们的理想模式。第一，巴黎公社不是军事强人坐天下，也不是各派政治力量分肥，而是全民投票普选产生的。第二，巴黎公社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联合执政。第三，公社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劳动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有权监督和随时撤换官员，取消官员的高薪制和一切特权。1891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撰文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麽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 这时恩格斯更加看重巴黎公社继承民主宪政的一些优点，就在三个月后，恩格斯进一步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7]这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绝无共同之处。
毛泽东继承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说成是天经地义，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立国63年，发生了三次大祸乱：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1989年“六四”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死亡713人，都是党国体制造的孽。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和发生中，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明知是错误的，但在党国体制下无能为力，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使局面变得不可遏止，不可纠正，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走向大灾大难。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控制市场经济，政以私行，官以贿进，产生了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坚持党权至上，抗拒分权制衡，抗拒媒体监督，抗拒司法独立，虽把党内反腐高唱入云，但选择性反腐事实上已成了党同伐异的手段。“不怕贪污受贿，就怕站错队”成为流行的官箴。只要上面有人罩着，可以一面贪腐，一面提拔，造成党国体制整体性、制度性腐败。须知没有不倒的和�，没有不死的皇帝，没有不灭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8] 继续抗拒政改，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著名学者萧默提出：“凡我党内同志，主张解决权贵资产阶级问题的才是真正的改革派，漠不关心或只跟着说说的是假改革派，压制和消音的是反改革派。”[9]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限制和触动权贵利益集团，还是维护和发展权贵利益集团，成为区分真假改革派的试金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和平理性地处理了乌坎事件后，又于2012年1月4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10] 汪洋成为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中敢于挑战利益格局的排头兵。真改革派会跟上来。现在是全党大醒悟，废除党国体制的时候了。
中国党国体制的特点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11]
毛泽东这个讲话，成为共产党的宪法观。
中国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化。现分述如下：
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要害是这几句：“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这篇谈话，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是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共产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不怕独裁的坏名声；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就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接受宪法的约束。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执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党国体制是毛泽东玩宪法的舞台。制宪行宪是一场文明戏，毛泽东不是剧中人，他是编剧兼总导演，领导和主宰每一个剧中人，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
在中国，党章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12] 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3]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文革中他竟超越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长期囚禁并迫害致死。
毛泽东是法家，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二是军权不在政府。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在毛泽东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剥离”出来，是暗渡陈仓。后来宣称这是“党指挥枪”，把毛泽东篡夺军权的行为合法化和庄严化。所谓党指挥枪是虚，毛泽东独掌军权是实。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凭枪杆子做后盾，一个人打败了国会，打败了政府，打败了执政党。
三是政权二元化。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一个政权，两套班子，两个衙门。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在民主国家，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法。权力的一元结构是民主宪政，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四是民权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30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仅以言论出版自由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3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3年，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公民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评说时政和历史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做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前年李锐遇到一件事情：《周小舟纪念文集》在编辑过程中，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时被删。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政府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政府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在党国体制下，连国家总理的施政演说都受到审查！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这就是党在国之上，中宣部长的权力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只有在党国体制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集中表现
一个国家，没有领袖不行，没有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那就像一辆高速列车没有制动装置一样，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制动装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履行议会的三大职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党国体制将这种职能阉割了，人大成了橡皮图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国人大能起民主国家议会的作用，不仅能从根本上避免那一场饿死人的滔天大祸，也能制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能妥善处理“六四”危机，避免血案发生。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提交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粮食产量3920亿斤。[14] 按照宪法，这个指标既经人大通过，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经全国人大复议，别人是无权修改的。
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推波戏浪之间，这一问一答，就决定了钢产量翻一番，把指标修改为1070万吨。粮食产量，毛泽东和谭震林商量的结果是6000-7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也接近翻一番。两个“翻一番”，对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定了。若是在民主国家，议会会弹劾毛泽东违背程序民主，他不经国务院乱提指标非法；不经全国人大修改人大的决议违宪。两个“翻一番”不算数。
如果人大的权威超过毛泽东，坚持已经通过的周恩来总理关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和指标，则后来四年，河清海晏，天下升平，绝不会发生“大跃进”那样的劳民伤财的大闹剧，也绝不会发生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工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推动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猛整周恩来的“右倾”。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众常委一致挽留。毛泽东见不能撤换周恩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第二天（1958年6月10日）他专门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15]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毛泽东披挂上阵，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高举“三面红旗”，发起了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他随意讲话，随意批文件，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公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16] 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鼓动各省竞放高产卫星，稻谷亩产量吹到了13万斤；他根本不懂炼钢的炉温和烧砖窑的炉温是不一样的，劈柴是炼不成钢的，提倡所谓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用烧砖的办法炼钢，闹了国际大笑话。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民生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降临了。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和罪孽。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成为多数欺负少数，多数打击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民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纳彭德怀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转入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饿死人的势头蔓延。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
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询问，笔录口供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还在批彭德怀，“反右倾”。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因为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实力。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那个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17] 参加这个会的是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各级政权的领导骨干。毛泽东认定这批干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刘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县以上干部统统打倒。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国殃民，当然有他个人品质问题和知识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政府迟迟无作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所以，在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党国体制是最落后、最反动的体制。权贵集团利用党国体制控制了党和政府
十八大后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民主宪政代替党国体制，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实现共同富裕，长治久安，对外与美国、欧盟携手，实现和平崛起；或者权贵集团以党国体制为依托控制党和政府，实行国进民退政策，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囊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会陷入长期动乱，对外打出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旗帜，以社会主义阵营残余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与美国和欧盟对抗，党和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沿着毛泽东式的惯性，多次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干政”。[18] 八老在粉碎四人帮，克服“两个凡是”的桎梏，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有功劳的；但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又对改革开放有诸多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八老多数没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邓小平拥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杨继绳称之为“双峰政治”。他们的权力来源当然与他们的资历、威望有关，但主要来源于军权，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就当军委主席。他这一票就压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是邓小平等八老推举上去的，又是他们废黜的。胡赵要挑战“左”的意识形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要带头废除终身制，赵紫阳说“清查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们一带头别人怎么办？这成为废黜胡赵的直接原因。六四镇压表明党和政府没有站在反贪腐、反特权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一边。在党国体制庇护下，权贵集团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的主要罪责。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9] 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20] 两极分化世界第一。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失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挽救这个败局。
对于邓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当毛泽东的家臣，拒绝给江青当萧何，使中国避免了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改变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支持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亲自举行五老火锅宴 [21] 把资本家请回来，把私有制请回来，在政策上把中国领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但对于邓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邓小平的特殊强势地位是党国体制推举他独掌军权造成的。这个推举，在当时是尊敬他，后来却害了他。在党国体制内，邓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键时刻，权贵集团把他推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枪指挥党”，废黜拒绝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制造了“六四”惨案，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经过22年历史之检验，那次镇压的长远后果是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1989年5 月13—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与万里就如何对待学运取得共识。 5 月24 日，万里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所以，全国人民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5 月21 日，全国人大9 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24 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这是中国人大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万里决定提前回国。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把他截留在上海。官方报道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直到他改变态度，于5 月27 日发表了与党国体制保持一致的“书面谈话”，5 月31 日，才允许他回到北京。党国体制是不允许人大常委发出独立声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机会，避免流血的最后机会，就这样眼睁睁地错过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人大常委会有权力约束邓小平，实在是对邓小平最大的爱护，对执政党最大的爱护。邓小平欣赏党国体制，讨厌三权分立。他曾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22] 掌握大权的政治家都是栽在“我说了算”的问题上。
张万舒1989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年过七旬的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委从五大军区调集10个军沿六条线路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以及两个军化装进城等。书中引人关注的是张万舒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是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谭云鹤是站在红十字会立场讲话的，这时还没有与北京市委对口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后来向中央报告，说有241人死亡，其中学生和群众218人，戒严部队23人），所以是可信的。
在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是不允许分开的。如果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小布什留任二年三军总司令，奥巴马当副司令，一定会全国哗然，世界哗然。宪法至高无上，绝不允许变通。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情在中国竟然发生了。八老干政使离退的党国元老干政潜规则化。
毛邓之后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的政治家。2010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分配政策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利用党国体制绑架党、绑架政府，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中宣部封杀，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十八大领导人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民主宪政的大旗，才能从党国体制中突围出来。
党国体制是产生独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现新的独裁者，慎重选人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打破党国体制，关键是要把毛泽东“盗”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民主宪政要从这里起步，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这里开始。不允许有一个独掌军权的“狄克推多”监国。要恢复1949～1954建国初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共掌军权，国防部长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常务。国家主席为法定军委主席，总理、委员长为法定军委副主席，设委员若干人。举凡对外宣战，对内用兵，顶层军事将领（大军区正职以上）的任命，军委作出决定后，人大常委会票决，三分之二赞成方能生效，命令下达须主席副主席三人联署，使军队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个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有三：（一）不设党的军委，以避免在“党指挥枪”的名义下产生毛泽东式的个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军权，不使军权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1989年“六四”那个痛心事件重演。（三）对顶层军事将领的任用，由军委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制，将保证军队国家化。不打碎党国体制，以上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国家都会出现混乱，统一的局面被破坏，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将要玉石俱焚。维护党国体制的当政者们也将自掘坟墓，步刘少奇、赵紫阳等人的后尘，被这个体制吞没。
改革苏维埃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最近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发表重要谈话说：
如果大陆方面解除党禁报禁，台湾政党将赴大陆参选大中华区国家总统、内阁总理等职位，大陆和台湾统一将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湾没有独立倾向，如果大陆实现民选政治普世价值观，台湾没有理由拒绝和大陆统一，并表示‘希望对岸在人权自由上取得进步是统一的前提。’我们期待被解放的那一天。
这不是奇谈怪论，不是“西化”的阴谋，是延安时代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主张。1944年毛泽东把“我党的奋斗目标”，定位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23] 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将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开地说明：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24]
改革开放中我们把毛泽东政治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丢掉了，而继承了一些封建性糟粕。日本明治维新靠“脱亚入欧”崛起。在国体政体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脱苏”，毛泽东主张“入美”，合起来是“脱苏入美”，来一个根本性的拨乱返正，抛弃苏维埃体制，抛弃列宁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希望十八大领导人不要错失建功立业的机会，接过马英九的橄榄枝，以大陆实现民主政治转型的实际行动，回应台湾方面的善意，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谈判成功是双赢，我们接受了马英九的条件，但这又是毛泽东、周恩来1946年和平建国蓝图的实现。这将是我党中兴的起点。
现在国际社会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文明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加入WTO融入全球共同市场，但在政治上继续坚持敌视民主制度的苏维埃制度，坚持反对普世价值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民主国家面前，以社会主义阵营残余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自然引起人家的警惕。尽管你说没有扩张的野心，但始终面临世界的敌意。政改兴邦，脱苏入美，开创民主宪政新局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才能实现和平崛起。
[1] 本文曾以《脱苏入美》的标题在海内外网上广泛传播，收入文集做了较大的修订。
[2]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218页。
[4]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45～246页。
[5]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页。
[6]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229页。
[7]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8] 2003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党国体制面临执政地位的危机，向党内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
[9] 萧默：《声讨权贵资产阶级——为辛子陵一辩》，2011年5月15日发表于五柳村。
[10] 2012年1月6日《联合早报网》曾实广州报道。
[11]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据说现存中央档案馆一室，但不准查阅。我相信这些话出自毛泽东，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毛泽东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毛泽东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是这段话真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
[12] 评剧《刘巧儿》是老解放区的故事。马专员保护刘巧儿婚姻自主的权利，被誉为马青天。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14] 薄一波：《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15] 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七册第268-269页
[16]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1968年武汉造反派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
[17] 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写到：“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坚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会场贴出反动标语，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是说在“七千人大会”召开过程中，有些干部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所以，他们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贴出了康生所谓的“反动标语”。 这个批件存中央档案馆。
[18] 八老是指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八位元老。他们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邓颖超、李先念、王震。八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突出贡献和业绩。这里的“八老”是个体制的概念。
[19]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20] 岳健永：《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领导者》2011年第6期第26页（18）
[21]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胡厥文，（8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机械工业巨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胡子昂，（82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四川民营钢铁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63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纺织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周叔�，（88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天津民营水泥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古耕虞，（7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称为世界“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五老火锅宴”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把资本家请回来了。从此，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中国从空想社会主义绝境中走出来。
[22]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一把手说了算”必须变更》2003年3月1日世纪环球报道，本报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23] 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24] 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的答复。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945年10月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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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擒贼不擒王，去薄不去毛
作者: 余 杰
从近期习近平的一系列活动和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习近平倒薄，仅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肃清权力场上的挑战者，而不是反对薄操弄的毛主义路线。就“治国方略”而言，习近平与薄熙来完全一致：要保住党国，非得重新请出毛来不可。习近平比薄熙来更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尚未掌控最高权力的时候，不会轻易暴露其亲毛的本性。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取向，甚至故意让那些向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温和而开明。而一旦他掌握党政军大权之后，便渐渐显露出与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通过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权力恐惧强加于每个被统治者，以此来享受行使绝对权力的快乐。这是极权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极权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把恐惧和施暴作为人生的最大享受。所以，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刘晓波
芬兰著名电影导演考里斯马基回绝有人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时说：“中国太远了，飞机里又不能吸烟，除非派架专机。而中国有‘文革’。”
邀请者回答说：“可是‘文革’已经结束了。”
考里斯马基反驳说：“是吗？我看未必。”
一生没有到过中国的考里斯马基，却很多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在中国，“文革”并没有结束。
短短数年间，薄熙来并未花太大功夫，就将重庆这座抗战时期曾是国民政府陪都的、雾气沉沉的城市，变成被一片红色海洋所席卷的“红都”——红歌、红舞、红色短信……无处不红。数千万人口的重庆，大学有数十所，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少说也数以万计，有哪个人在薄熙来权势熏天时，发出过一句异议之声呢？
薄熙来倒台了。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中国有着相当秘密和严格的领导层继任人选拔程序，但薄熙来试图颠覆这一程序，他希望借助自己的个人号召力和赢得草根支持者的能力来另辟蹊径跻身最高领导层，这是他犯下的大错。”薄熙来为他的野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与名誉。但是，毛泽东的神光圈并未被破除，毛的旗帜从薄熙来手上转移到习近平手上。
薄熙来导演的“小型文革”已经落幕，习近平导演的“大型文革”正在登台。比起飞扬跋扈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习近平有着更加高超的政治权谋术。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评估的那样“躲过一劫，安全着陆”。如今，对薄熙来的审判响亮开锣，但其罪名中却悄然不见“搞小型文革”这一条。因为，习近平的策略是：去薄不去毛。
薄督受审与毛像矗立
在薄熙来时代的重庆，竖立起一尊体量惊人的毛像。这尊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竣工的毛像，高二十点六米，重四十六吨，若连底座在内，则高达三十七点四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像，方圆五公里�均可看见。光塑像的一只脚，面积就达三平米左右，可容纳六人坐在上面，几乎可与乐山大佛媲美。
此前，全国最大的毛主席石雕塑像位于西藏贡嘎县长沙广场，它包括基座在内高十二点二六米、重三十五吨，雕像净高七点一米。成都天府广场的毛塑像，基座高七点一米，毛像高十二点二六米。而国内第一座毛塑像一九六七年在清华大学建成，包括底座在内总高度八米。
此次重庆医科大学塑造的毛像，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塑像的设计和修建又作了一些修订，特别是防震方面的级别大大提高。这尊毛泽东像是用三百吨吊车吊上去的，还用六十四颗五厘米直径的螺丝固定，以“抗八级地震”，真是用心良苦。
毛泽东死后，全国有一段短暂的拆除毛像的时期。遍布全国的毛像大部分被拆除，大学中的毛像所剩无几。只有那些思想最僵化的大学，毛像才保存下来。然而，在三十年后，重塑毛像又成为时髦。
据重庆医科大学校园网息透露，有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毛在窗外看着你们呢。”如果一名德国的大学教授如此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窗外看着你们呢”，他的教职还能保留吗？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为心血管病专家雷寒。他的专业水准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从他推动塑造毛像的举动便可以看出，此人乃是一名投机分子。如果不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导演“唱红”的大戏，他又怎么会突发奇想下令在校园内最好的地方塑造毛像？
重庆医科大学资金困难，软件和硬件建设问题多多，师生早已怨声载道。作为一校之长，雷寒本该将办学经费用到教学第一线。他却悍然动用三百万教育经费，用于塑造暴君之塑像。为了让重庆医科大学“出名”，让自己出“政绩”，进而得到薄熙来之青睐，此人机关算尽。
当年，为塑造乐山大佛，需要几代人筹划和募款；如今，塑造毛像却能有充足的资金，从立项到落成堪称指日可待。这能说明大学行政部门的高效率吗？反之，这只能说明今日的大学沦为政治之婢女，沦为中共愚民教育之工具。具体到大学的管理体制上，办学经费的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广大师生无从发表意见，只能任由掌权者一人说了算。
毛是雷寒飞黄腾达的敲门砖，正如毛也是薄熙来问鼎中枢的杀手锏。薄熙来任职重庆之前，在大连、辽宁和商务部之任上，从未流露出对毛和“文革”的热爱。他为何一夜之间变成毛分子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力图恢复毛泽东那种迷你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毛派分子的红人。……薄显然感觉到，利用大众对毛的敬仰有助于让他得到推力，使他能成就更大的事情。”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出现在你的手机上：一个新一代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仕途建立在过去上》的报道。文章指出，薄熙来自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以来，“毛泽东被重新供奉为守护圣人”。
在“文革”中，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饱受摧残，薄熙来本人由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沦为任人践踏的贱民。薄熙来对“文革”的记忆当然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他为何要再来一次“文革”呢？道理再简单不过，这是他在党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终南捷径。薄熙来并非一个真心实意的毛主义者，他不过是将毛当作一张升官发财的王牌打出来。如果这张牌打好了，就有助于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劣势，进而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如今，薄督受审，而毛像依然矗立。如果在审判薄熙来的同时，启动对毛的清算，推倒和铲除包括重庆医科大学的这尊毛像在内的那些残存的以及新造的毛像，那么，对薄熙来的审判就是有道理的和有价值的。否则，倒薄不倒毛，只能表明中共将继续走毛的邪路而死不回头。
“重庆文革”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杰作
薄熙来时代的重庆，有年长的人惊呼：“文革”又来了！其实，不是“文革”又来了，而是“文革”从来没有离开过。
中共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时，更多使用“共和国六十年”这个概念。习近平更是拒绝承认“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差异与断裂，不愿否定毛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然失败。然而，若没有“前三十年”的走投无路，哪有“后三十年”的更弦易辙？不是“文革”将中国推到即将崩溃的边缘，何须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何为“乱”？何为“正”？
习近平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笼而统之的做法，分明是掩耳盗铃之举。“六十年一贯制”的提法，是为毛泽东遮羞，是为“反右”、“大跃进”、“文革”招魂，是打造共产党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神话。毛后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但思想上从未彻底清除毛的毒素。看看那些与腰缠万贯的民营企业家的言论和传记，如华为之任正非、阿里巴巴之马云、巨人之史玉柱，哪一个身上没有毛泽东的影子呢？毛泽东是中国人灵魂的主人，中国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奴隶。
党是毛的党，国是毛的国。即便许多经历过“八九”民运洗礼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几经挫折之后，也重新回到毛的怀抱。他们憧憬毛式暴力革命的壮观与宏大，以及毛时代虚伪的平等与自由。北大中文系教师孔庆东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孔庆东在其博客上盛赞朝鲜金家王朝三代传承，称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恨不得毛家在中国也能薪火相传。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所使用的美学范式，也正是毛时代暴力美学和集体主义美学之变形，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渐升温的时刻，此种美学模式越来越具有市场价值和“政治正确”的崇高地位。
毛从未离开中国，“文革”从未在中国结束。看看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受到的欢迎程度就一清二楚了。难道薄熙来仅仅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步步建立的法治系统，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换言之，为什么薄熙来及其手下，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破坏宪法和法律？
由此可见，“重庆文革”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杰作。不是薄熙来有三头六臂，有超常的智商，有纵横捭阖的权术手腕，而是他熟知群众心理，熟知如何挑拨起人们心中最阴暗欲望。用民运先贤王若望的说法，“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薄熙来只是唤醒了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小毛泽东”。
而习近平比薄熙来更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尚未掌控最高权力的时候，不会轻易暴露其亲毛的本性。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取向，甚至故意让那些向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温和而开明。而一旦他掌握党政军大权之后，便渐渐显露出与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从近期习近平的一系列活动和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习近平倒薄，仅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肃清权力场上的挑战者，而不是反对薄操弄的毛主义路线。就“治国方略”而言，习近平与薄熙来完全一致：要保住党国，非得重新请出毛来不可。
习近平在武汉视察期间，专程去拜谒毛当年多次下榻的东湖宾馆，并在一幅毛的照片前驻足良久。习近平特意叮嘱湖北的官员：“今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特别是在对青少年一代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无法改革、走投无路的习近平深信：除了毛以外，谁也不能救共产党。邓小平不能，习仲勋也不能。
故而，在中共党内，薄毛、胡毛、习毛，遍地鸡毛。在成都天府广场，毛泽东的塑像威风凛凛、迎风而立；在毛的老家湘潭，人们在毛像面前焚香跪拜、痛哭流涕；在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毛像成为一个让师生们无处逃避的视觉污染；而在十三亿被奴化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毛的幽灵仍然耀武扬威、横行无忌。
审判毛泽东是中国人自救的第一步
薄熙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薄熙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失败。
尽管薄督受审，但毛像犹在，“毛粉”更是层出不穷。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毛泽东是一个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罪人。这句大实话捅了马蜂窝：毛派对其展开猛烈围攻，威胁要提起公诉，呼吁当局宣判茅于轼为“卖国贼”。茅于轼所到之处，毛派如影随形，甚至提前享有了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力——那些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维权者，纷纷被捕入狱；而那些举牌鼓吹毛式暴政的“毛粉”，个个都安然无事。各地警察全都“选择性执法”，对毛派扰乱公共秩序的恶行不闻不问。
那么，究竟谁才是卖国贼？不是揭露毛的罪行的茅于轼，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割让大量领土给苏联，以换取苏联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毛泽东为了帮助金日成的侵略战争，不惜让四十万中国官兵命丧异邦；毛泽东赞扬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这让中共免受国民党围剿之苦，得以在后方大肆发展，进而夺取天下——这样一个只爱自己却从不爱国、爱民的暴君，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儿皇帝”石敬瑭有何差别？给这样一个卖国贼塑造巨像，才是情何以堪！
毛泽东更是自古以来杀死最多中国人的独裁者。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到“文革”，被毛残害的中国人，难道只是一堆干瘪的、抽象的数字吗？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屠夫所杀戮的中国人，加起来以不如毛泽东多——因为毛泽东掌控的是一架现代化的杀人机器。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悲惨的故事。但是，若干受害者的家人却又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奴隶或奴才。比如，刘少奇的子女与毛泽东的子女把酒言欢，仿佛刘少奇不是被毛泽东害死的；再比如，储安平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在悉尼歌剧院演奏毛时代的经典音乐《黄河大合唱》，仿佛“文革”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个人不是他的父亲。习近平不也是如此吗？
从茅于轼的遭遇可以看到，人们原以为，尽管不能公开批评“今上”，但至少争取到了批判毛泽东的自由，实际上，这点自由是虚幻的，是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辛子陵等“救党派”披露的“中共政治局通过的去毛化决议”的消息，分明就是误把美梦当事实，是一剂麻醉民间抗争的迷魂药。在习近平下令发布的媒体和学校必须遵循的“七不讲”中，就有“不能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这一条，当然包括不能讲毛的“错误”（准确地说，是“罪行”而非“错误”）。
时至今日，与其由中共主导，装模作样地审判薄熙来；不如由人民发起，货真价实地审判毛泽东——如同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南联盟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伊拉克法庭审判萨达姆、柬埔寨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一样，早日将独夫民贼毛泽东送上正义的审判席。学者陈奎德在《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一文中指出：“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如果这不是故意屠杀，什么才是？如果这还不足称为道德恶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最大屠夫，铸进史册，是伸张历史正义，祭奠千万中国亡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千秋大业。”是故，毛泽东塑像的倒掉、毛泽东崇拜的破产、毛泽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乃是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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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岸 “毛左”且莫得意，习近平西柏坡之行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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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此次西柏坡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群总路线”铺路，坐实民主；再则，虽表面看，他似乎要走毛路，但实质则更有可能是借毛的影子去打那些高举毛大旗却做着危害共党且顽固不化的毛左份子。
7月11日，习近平突然奔赴河北，去了中共政治生涯起点——河北正定县考察。很明显，他这是要效法江泽民、胡锦涛，踏访中共革命圣地西柏坡，传承中共正统。然而，介于西柏坡作为敏感政治符号，习近平此行或有另一番深意被我们所忽略。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参观期间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他说，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习近平所提到的“两个务必”，即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很明显，习在十八大上位后，从“习八条”到群众路线，皆是围绕整顿中共干部作风开展的措施活动。而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也正是对中共党员作风提出的要求，与习近平近来所倡导的整风相符合。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整风反腐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到西柏坡大谈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似在强调其一手掀起的整风之传承和正当性。
然而，除了这个背景下的意义外，我们还忽略了一些历史瞬间，可能更能看出习近平去西柏坡的真实目的。
首先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可见“两个务必”的初衷即是整顿中共干部作风。
其次是，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痛感于历史的无常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目前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这个问题2012年12月，习近平走访民主党派时也谈到过，习近平曾表示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是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尤其是后期，中国政治中的“民主”一词也多纠结在“左右”、“社资”的色彩中，民主走不好，就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此，笔者认为这或正是习近平群众路线的源头。“群众路线”实质则是民主的具体措施，抛开政治名词直接着手去做也是避免民主夭折的一个良计。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而习如今的思路也可谓是对其的发展了。
其实，早在2008年中共十七大后，入选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还仅仅是接班人的习近平，上任之后的首次的地方视察行程中，就曾访问了富有政治意涵的西柏坡。如今习作为当家人再去西柏坡，再提“两个务必”也已不再只是表明正身，追随毛泽东的意思了；此番他可能更关注，如何在党内灌输“两个务必”。以史为鉴，当年毛泽东在“两个务必”后依旧出现了“欧震事件”，何况是今日腐败盛行的中共。所以笔者认为，习近平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群总路线”铺路，坐实民主；再则，虽表面看，他似乎要走毛路，但实质则更有可能是借毛的影子去打那些高举毛大旗却做着危害共党且顽固不化的毛左份子。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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