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集】(一)
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江棋生）
夏业良：权力的世袭使权贵家族能够肆无忌惮敛财（图）
数百在京访民除夕集会 要求反腐公示官员财产（图）南站数百访民声讨腐败;访民要求公示官员财产;上访七年无路可走;部分人不明制度根源
彭博社报道太子党财产引发热议（图）
彭博社追踪中共八元老后代103人财富 海外轰动:国家控制（通过国有企业聚敛财富）;华尔街的秘密;激起社会不满;境外的避风港;美国的魅力;庞大的帝国;军工业;逃税;令人垂涎的美国签证;六四屠城后太子党再反弹;稀土业;“孙子党”跟随父辈的脚步;名校;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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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陈云一项提议 中共权贵家族世袭权力敛财:中共八大元老家族利益曝光;中共元老陈云的一个提议;太子党江绵恒 中国“第一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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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江棋生）
自已亚洲电台2012-12-31
中共十八大前后，一些对胡温早已或再也不抱希望的体制内外人士，出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和焦虑，以及出于对习近平李克强的善意期许，或隔山喊话，或坦诚上书，力谏和敦请共产党新的执政高层痛下决心，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理会胡锦涛的“两个不走”，顶风直言自己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不是用来巩固和改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而是促成制度变革、导向宪政民主的。
应当说，这些谏言者面向庙堂发声的良好初衷和良苦用心，我很能理解。但是，我也不想讳言，我与他们的确有所不同。不同的是，我对习近平不抱那样的期待，也因此，我关注的重点依然是：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这里的“不改”，是指不改一党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
官家就是不改，乃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历史事实。邓小平的就是不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岂能当真？”（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9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但是，邓的“四个坚持”可不是说着玩的。为了“四个坚持”，邓不惜动用违章非法手段，搞掉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制造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的就是不改，不仅表现为邓规江随，而且一度走得比邓更左，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胡锦涛的就是不改，则集中体现在他于2008年12月和这次十八大上两度宣示的“两个不走”，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再加上去年3月委托吴邦国出面，“理直气壮地”端出来的“五个不搞”。
现在，权柄到了习近平手里，官家是改，还是不改？十八大上，习近平对以“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为灵魂的政治报告由衷地投了赞成票，所谓“三个自信”，就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后，习近平频频亮相，在他稍具个性化的公开讲话中，虽然没有复述胡锦涛报告中的原话，但其政治立场的鲜明底色，无疑就是“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例如，他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认为，已经可以断言，习近平的立场依旧是：就是不改。
习近平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早就拿定了主意，有了主心骨。若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面对那些要其改弦易辙、改变制度的建言献策，他所能拿出的最大雅量，当是不回应、不采纳。在我看来，习近平既然一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定为命根子，并且将一党专政的蓝图绘到了37年后的2049年，他对上书者提出的“非改不可”的警示、给出的“去除心魔”的规劝和作出的“顺应潮流青史留名”的激励，就不仅不会动什么心，甚至根本就听不进去。在此，我倒是想请上书者听我一句劝：在改旗易帜这件事上，习近平是不会和你们良性互动、达成共识的。远为可能的，是将你们的善意当恶意，是将诤友当敌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邓、江、胡、习一脉相承，他们“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们坚决拒绝“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赵紫阳语，《改革历程》第271页）
官家就是不改，那么，民间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一个真问题，回避不了，必须正视。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一些人对此给出的回答。有人给出的选项为，民间能做的最多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他，说过劝过，就完事了。还有的选项是：民间当定官方的诤友，忠谏不止，直到金石为开。也有人认为，民间被旧制度的守夜人绑架，无可奈何，只能听任中国溃而不崩，或滑向大崩溃。
显然，上述选项都不怎么样。在官家不改、制度未变之前，民间应有别的选项，民间应该建设性地有所作为。我看到，杜导斌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的正是这档子事。他在文中说：“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只不过再次验证了‘自由不能靠施舍，只能靠自己争取’的道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不能寄望于中南海里那帮贪婪怯懦的没出息的东西！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依靠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在我看来，杜文所展示的那种历史的主体意识，那种把握命运的自主行为，那种俯视庙堂的公民视角，那种负责任的建设性态度，是与上世纪70年代东欧的先行者哈维尔、米奇尼克所倡导、所践行的理念高度契合的，也是当下中国尤为需要、应该大力弘扬的。
除杜导斌之外，傅国涌在他的“‘堵国’何处去？”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祈愿和信念：“愿更多的人不再目光朝上，只注视当权者想什么、要做什么，而是更多地转向下，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相信历史一定会在没路可走的地方开出路来，君不见，任何一个时代的特权阶级都已被翻过去了吗？”今天上午，一位投身维权抗争的陕西朋友来我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篇短文，然后问他：官家就是不改，你说民间该怎么办？这位朋友快人快语，他说：活人岂能被尿憋死？民间有空间，有资源，有办法。他告诉我，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许多看似无望的民众维权抗争中，只要减少一些只认上访的臣民意识，只要拿出比360度再多1度的胆识和智慧，就有可能开出路来，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官方就会被迫坐下来和民众谈判，民众的正当权益就有可能失而复得。他认为，别的事情也一样，只要愿意面对良知和承担责任，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能在没路的地方开出路来，就能促成社会的变革和进化，使依赖谎言、收买和践踏尊严的旧制度愈来愈玩不转。
杜导斌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我将自己的这篇短文标题特意取为“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就是要呼应和强化同一个主题，希望在公民精神的烛照下，中国民间有更多的人来做好这篇文章，答好这个问题，并形成宝贵的共识，进行艰难的破局。
2012年12月3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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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权力的世袭使权贵家族能够肆无忌惮敛财（图）
自已亚洲电台2012-12-31
中共的权贵家族为什么能够掌控中国的主要国营企业，敛聚惊人的个人财富呢？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夏业良揭示了一件往事：当年陈云的一个提议，经过邓小平默许后，导致权贵家族对权力的世袭，正是权力的世袭使得权贵家族能够肆无忌惮的敛财。
Photo: RFA图片：学者夏业良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记者CK摄）
美国彭博通讯社近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中共权贵家族的后人掌控了中国主要国营企业，敛聚惊人的个人财富。夏业良表示：“这次彭博社是大面积地把主要的家族都曝光，但是还没有曝完，只是曝了一部分。其实这些信息都是国内的人提供的。如果国内的媒体在重压下不敢报道，有国际媒体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头。有国际媒体帮忙报道，虽然透明化、公开化还不能完全实现，但至少撕开了一个口子，我对这种现象感到高兴。”
那么，中共权贵家族的后人为什么能够肆无忌惮的敛财呢？夏业良向记者揭示了当年中共元老陈云的一项提议，夏业良说：“陈云曾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而且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有权力的人，家里的其他人就可以大量的敛财。总的来讲，反腐从89‘六四’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不但腐败程度没有降低，反而愈演愈烈了。”
十八大后，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上任，表现出反腐的决心。夏业良指出，对新一届领导的反腐不必过度解读，我们从看到的近期案例，还看不出有根本改变的迹象。他说：“共产党的反腐总是口号式的，包括这一轮习近平说要反腐。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中低级官员，还没有涉及到真正的高级官员，我们要看下一步他是不是敢打大老虎，而不是打一些小的。另一方面，反腐的方式，我觉得应该透明化，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媒体来监督，也就是媒体有公开报道的权力，不须经过任何审查。然后，反腐应该是体制外的反腐，不能光靠中纪委，而且他们搞的的那个双规是与法治背道而驰的。所谓双规就是一种破坏法治的做法，刑不上大夫的体现，到了一定级别，不能法律直接介入，而是要通过党内来处理。”
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夏业良，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目前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从事访问和研究工作。
夏业良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下，中共反腐，即使能够打几只大老虎，也不可能触及如彭博通讯社所揭露的权贵家族掌控国营企业敛财这样的根本问题。他说：“一般的反腐败，拿谁开刀，肯定有个权衡利弊。往往拿已经失去权势的人开刀，借用这种开刀打击异己力量，来给自己立威，同时也能增加自己的名望。但是要真正涉及利益集团的时候，那就可能非常谨慎。所以我们不能有太高的期望。”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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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在京访民除夕集会 要求反腐公示官员财产（图）
自已亚洲电台2012-12-31
2012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的数百访民在南站集会，有人高呼反腐败迎新年等口号，并述说各自抵抗强行征地及拆迁的遭遇。另有一批访民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结果被送久敬庄关押。而一批蒙冤警察和访民在京组成警民联谊会。
图片：2012年最后一天，大批访民在北京南站集会，一度堵塞马路。（维权人士提供/记者乔龙）
在2013年元旦到来之前的星期一，在北京的访民于南站幸福路集会，再次表达未能实现的愿望。现场访民林明洁告诉本台：“今天上午南站这边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他们要求回家过年，刚才有唱《国际歌》，还有《国歌》，穿状衣的，反正等着送久敬庄，我现在就在南站”。
湖北访民郭红说：“南站现在好多人，老百姓喊打倒贪官，还我家园，有几个在喊”。
南站数百访民声讨腐败
民生观察工作室引述志愿者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在京访民约五百人聚集在北京南站迎接2013年的到来。长年上访无果的访民群情激动，大家高喊“打倒腐败”“还我人权”，激动之余，部分访民将幸福路堵截，到临近中午已散开。而在前一天，17个省市的42位维权人士组成“警民联谊会”，期间何祖华代表蒙冤警察发表讲话。他说：蒙冤警察和维权民众，都有着遭遇司法迫害的经历。今后蒙冤警察还要同全国的维权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司法腐败。
访民李先生对记者说，当天还有一批访民到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表达诉求：“部分东北访民到国务院信访办、国家信访局，要求政府公示官员的财产，所以他们最后将访民拉到久敬庄，有些是当地认为重点人物，接回去了，认为非重点人物的，就赶出来，不管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北京南站接济中心，现在进行排查，对‘两清’（指中共涉嫌违法国际人权公约的上访人）人员，限期离开北京，不允许再进入北京”。
访民要求公示官员财产
六四天网消息称，北京南站救济站上周大清场，在押的四百上海访民先后获释，周日抵达上海，目前除少部分访民滞留北京，准备在京过元旦之外，其余回到上海。
访民金月花对记者说，部分访民在王府井大街讨饭为生，生活艰难。
留在北京过元旦的湖北访民赵先生对记者诉说，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次开十八大，把我们绑架回去，被关了一个多月，牙齿也被打掉了，现在我们（家乡）的房子也被拆了，住的地方都没有，请你们帮我们主持公道，报道一下”。
四川访民何女士说，她家的房子和土地均被当地强拆和强征，多次到北京上访，却遭到非法对待：“后来又关了我，用黑社会把我绑架回去，又打又关”。
上访七年无路可走
访民阮先生说：“现在我们的财产全被地方共产党抢了，政府不管，说你去找法院，我们通过七年的官司，走到现在，他连受理都不受理，我在想这个社会为什么要抢我们，上面却不管，我们现在还无家可归”。
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许多访民住的地方因无钱取暖，室内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林先生说：“北京现在很冷啊，屋里都结冰，因为费用很高，要用电的话，比较贵，一元五角一度电，很多访民是用不起的”。
部分人不明制度根源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各地访民涌向北京，他们在法律维权无效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行政手段，遇到类似古代“包青天”式的官员，为他们主持公道。对此，林先生认为，大部分访民的这种观念，应该转变：“都是在找自己的事。有的找了十年，二十年也没有解决问题，他们没认识到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大家现在认识不是特别清楚，他不知道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才会产生这样的恶果，认识到这一点的很少，这是挺悲哀的”。
以上是自已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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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报道太子党财产引发热议（图）
2012-12-28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冥诞119周年。美国彭博新闻社当日发表题为《毛泽东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的报道，披露了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孙掌控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丶累积惊人财富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潮，民众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高涨。
图片：彭博网站深入报道邓小平、王震、陈云、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和薄一波八老后代的巨额财富。（网络截图）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所提及的八名中共元老分别是：邓小平丶王震丶陈云丶李先念丶彭真丶宋任穷丶杨尚昆和薄一波。彭博社追查中共“太子党”103人的背景丶财务与亲戚关系。据称其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而至少有26名“红二代”掌控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丶邓小平女婿贺平丶陈云的儿子陈元，据彭博社数据，光这3人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北京经济学者仲大军认为彭博的报道有可能被误解：
“这不是他个人财富，只不过担任这个部门丶这个企业（掌握的），也不是他个人的。好比说李鹏的女儿，当了电力公司的老总，但是电力公司也不是她的，不是私人的，只不过这些人掌握了财富的支配权。那像陈元当银行行长，那个银行也不是他的，那是国有制，公有制。”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由於红二代容易利用关系取得内线情报，还能引导法律的走向，这些人更方便逃税丶转移资产丶取得外国护照。报道指出，当大陆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之际，中国一般老百姓对於太子党的动向很敏感，只要是红二代经营的产业，民众都很关心。上海市民沈佩兰周五对本台记者说：
“他们利用权力，也不知道这些财产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的财产被他们掠夺丶抢劫。”
就在这篇报道刊出的几天前，中共官媒一连数日公布政治局七常委的个人经历及家庭背景等情况，这被认为是高层打算提高政治透明度的重大举措，甚至预测是高官将开始公布家庭财产的前兆。差不多同时，海外有网站又突然发布消息称，经高层协商後，拟定成一份将对外公布的七常委财产清单。当局正在为公布後的社会反映做测试和评估，再交政治局全体会议研究，决定何时对外公布。
七常委的财产据称由各自的秘书上报中央，官方尚未做最後核实。其中，总书记习近平有房产三套，地点明确，另有存款二百三十万元人民币。李克强有房产二套，存款一百八十万元。另五位常委房产都是一至两套，存款最少为一百七十万，最多为四百八十万。北京官方对此消息未置一辞，却已在民间疯传，但不少人并不相信。
推特网友young4u_amy发帖称: 这样的话到县长级别顶多是个万元户。”另一推特网友zhang3评论更说道：中国如果真公布七常委财产，就约等于宣告第二次文革开始。公布经不起查验就不说了，且假设全部完全经得起查验，置前任常委们于何地？省地市官员们又怎么办？连熟知高层情形的张维迎都坦承，无官不贪。如果各级都公布丶查个底朝天，唯一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全面瘫痪。
不过， 沈佩兰认为，七常委公布财产是民心所向，但并不相信七常委的身家只有百万级的数额。她说：
“现在腐败老百姓个个都是痛恨的，我完全赞同要他们公布财产。但是也有个问号，真这么少吗，我不太相信的。他们把自己的财产没有写在自己的名下，写在家族里的人名下，肯定不会这么少的。”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本人大力鼓吹反腐，但彭博通讯社的网站6月起遭中国大陆官方屏蔽，被指与该社此前披露了习近平家族巨额财富的报道有关。星期四，人民网发布习近平母亲11年前告诫习的资料片段，嘱咐他“千万不能犯错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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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追踪中共八元老后代103人财富 海外轰动
12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长篇报导《毛泽东的“同志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披露了中共八大元老的儿孙辈利用中国经济改革聚敛巨额财富的详细情况。（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2年1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12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长篇报导《毛泽东的“同志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披露了中共八大元老的儿孙辈利用中国经济改革聚敛巨额财富的详细情况。
所谓“八老元老”是指邓小平、王震、陈云、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和薄一波等八位中共元老，彭博新闻社的报导形容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和华盛顿及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是中共统治阶层中比较强硬和严酷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在文革中被放逐，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之后1980年代他们利用改革的机会让自己的子女占据国家的关键资产，形成太子党精英利益集团，贪腐日益流行，直到1989年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了保护家族资产和整个利益集团，八大元老在邓小平的主导之下同意六四屠城。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连表面的执政合法性也已失去。为了继续敛财，中共当局推动新一波经济改革风潮，邓小平南巡。此后太子党反弹，对国家资产的抢占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控制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命脉。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借中国经济走入全球市场的机遇，八大元老的孙子辈又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和海外教育背景大举进入金融界及私营企业，很多成为企业主。
彭博社表示，八大元老播下了中共政权面临危机的种子，他们让自己的子女占据国家的关键资产，通过不公平的手段无止境的聚敛财富，这已经引发公众的愤怒。
为了揭露中共这批红色贵族的规模与渊源，彭博社追踪了八大元老103名直系子孙及其配偶的“生财”过程。透过这些可以看到中共这一精英集团的详细面目以及他们如何操纵和利用中国的经济改革谋取家族私利。
彭博称，这些红色贵族的身份及其生意往来状况往往被复杂的企业网络及互联网审查所掩盖。彭博称为了追踪记录，搜罗了数千页的企业文件、财产记录、官方网站和档案，并进行了从中国到美国的几十个采访。
彭博编撰的数据显示，八大元老的儿子辈（太子党）中，至少有26人在国有企业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操纵了中国的经济。而在追踪的31名“红三代”（“孙子党”）中，至少11人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或是占据企业高管职位，多数是在金融和技术领域。
国家控制（通过国有企业聚敛财富）
在19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定掌管国营企业集团；1990年度，他们进军房地产和不断扩张的煤炭与钢铁业。现在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大潮中，八大元老的孙子辈们又成了私人股权投资的玩家。
按照彭博编撰的数据，八大元老的直系太子党中至少有26人在国营企业担任高管，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按照2011年的数据，其中三人--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仅这三个人就掌控着1.6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这已经超出中国年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以上。
太子党们通过控制的国有企业积聚财富，在彭博追踪的103人中，43%的人拥有自己的公司或已成为私人公司的高管。
华尔街的秘密
邓小平的女婿贺平，2010年之前是保利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根据2008年4月29日的数据，贺平拥有在香港上市的保利地产集团（119）2290万股的股份。截止今年6月，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拥有保利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地产集团--保利地产集团（600048）3200万股的股份。在另一家高尔夫企业中，王军控股20%，而他之前曾担任董事会主席的中信泰富，是这家高尔夫企业的主要客户之一。
而八大元老的孙子辈和他们的配偶，大多在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成功的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和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在彭博追踪的31名“红三代”（“孙子党”）中，至少11人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或是占据企业高管职位，多数是在金融和技术领域。他们中一些人被花旗银行、摩根斯坦利这些华尔街的银行聘请。至少有6人在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招聘太子党，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关系来争取业务。
激起社会不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表示，中共建政之初，八大元老以其胜出别人的强硬和严酷统治着中国，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失去其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与自私。
中国的贫富分化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这月刚刚发表的由中共央行支持的一个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数比分析家们预测会引发潜在社会动荡的指数值还要高出50%。抗议、骚动和其它形式的抗暴，往往与当地的腐败和环境退化有关系。这些群体事件中截止到2010年的5年中翻了一番。
诺顿说：“中国普通民众对太子党都很清楚，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绝望，因为太子党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力量会阻挡。”
境外的避风港
中共当局控制着媒体和互联网，掩盖着太子党家族的生意往来；而在公开的文件中可以查看到的东西往往又被他们用不同的名称（包括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所掩盖，使普通的中国大众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
彭博称为了追踪他们的身份和商业利益，搜罗了数以千页计的企业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并进行了几十个采访--从中国南部的高尔夫球场、到邓小平家族在北京的复合楼房到美国密西根安阿伯市（Ann Arbor）的住宅。
报告显示，至少18个八大元老的后代拥有或掌管的企业链接到在海外注册的公司，包括英国维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和其它提供保密的管辖区。
美国的魅力
八大元老的后代几乎一半在海外居住、学习和工作，有的在澳大利亚、英格兰和法国。太子党是中共建政后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的人，普通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机会。美国一直是太子党的首选目的地。八大元老的后代中至少有23人在美国学习过，其中包括三个哈佛、四个斯坦福。还至少有18人任职于美国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 LLP（AIG）（该公司雇佣了邓小平的孙子）。还有12人在美国拥有房产。
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操控程度没有公认的衡量办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估计，中国的财富和影响力集中在最少14个家族、最多几百个家族手中。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大家族。”
庞大的帝国
1980年代，荣毅仁创办中信泰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王震的儿子王军被任命为业务主管，吸引海外投资。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8.4亿美元。王军日后把中信泰富变成了一个帝国，中信泰富现在运作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支持北京一个球队，开发奢华房地产项目。当然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
2008年，王军成为深圳市正向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中信一家附属公司参与建立的合资工资，王军通过中信获得20%的股份。
八大元老中有六人的子女在中信或其下属单位工作过。杨尚昆的女儿杨丽是中信部份拥有的一家公司的荣誉主席，在公司注册信息中，她的地址--位于香港的一套公寓也是中信另一子公司所有。彭真的儿子傅亮，是中信所拥有的电视广播和地产开发商的董事会成员。
军工业
1983年，王军进入军工业，将中国的军工厂转为商业企业。他和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都是保利集团的创始人。根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保利集团销售武器给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获利数亿美元。
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上的信息，保利集团扩大到运行煤矿、拍卖行，与法拉利建立合资企业，并在苏丹修建道路和为外籍人士在北京建别墅。它还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和一连串的电影院。
八大元老的这些后代中至少有三个人曾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是高管。
中国版微软Windows王震的三儿子王之，从他工作的电子工业部拿出30万元人民币组装PC，后来他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中文版的Windows软件。
逃税
偷税漏税和暴利在国有企业中非常流行，非常严重。到1988年，五家最大的国营公司被调查，其中包括王军的中信集团和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创立的中国康华发展有限公司。这些腐败现象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令人垂涎的美国签证
在天安门民主运动前夕，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央银行的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的主席），他利用与白宫的关系为自己的儿子拿到一张美国签证，并使其进入美国一家著名的私立寄宿学校求学。而那时普通中国人根本就不允许离开中国。
六四屠城后太子党再反弹
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当局为了重拾民心，开始新一波的经济改革（邓南巡）。1990年太子党有了更多的机会，纷纷进入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发展迅速的新兴行业。邓小平的两个子女--邓蓉和邓质方，就是第一批进入房产业的太子党。两年后，邓蓉陪父亲邓小平南巡，此前她在香港推广她主管的在深圳开发项目。根据南华早报的一期封面介绍，当时那座32层的复式公寓标价24万一套。企业记录显示，到1990年代末，该公司的一半属于两个人：邓蓉的弟媳刘晓原，王震的孙女王晶晶。
邓小平南巡后，很多国营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军队都开始发展服务业如宾馆、旅游和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研究1990年代省警察部门如何利用数十亿元的国家资产建立房地产公司。他说收到官方警告后停止了研究，官员们警告他说他会被杀死，“当涉及到领导干部的子女或最高领导人的亲戚时，已经到了核心，你不能调查。”
市场的增长使得政府机构在大陆新创建的股票市场推出更多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也兴起一个上市的风潮。
稀土业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是一家国营金属公司的高管，1993年成为该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一家附属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然后他当上冶金部副部长，同时成为中国钢铁协会的主席、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坞运输公司的荣誉主席和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另一家有邓小平另一位女婿张宏运作的公司合作，从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了稀土永磁材料的关键生产商之一Magnequench。购买Magnequench后，美国就关闭了稀土生产，这帮邓小平实现了垄断稀土市场的目的。
前香港兴业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格伦•马圭尔（Glenn Maguire）说：“证据非常的清晰：八大元老的后代和直系亲属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市场改革中掠夺了巨额的财富，巨大的权力和难以计量的特权。”
“孙子党”跟随父辈的脚步
八大元老的孙子辈绝大多数直接进了私营企业，只有两个在国家单位工作。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发经济高速增长，太子党又迎来敛财良机。
邓小平38岁的孙子卓苏，跟随父亲吴建常进入金属企业。他主管的公司购买了澳洲一家铁矿石公司的股份。根据卓苏的名片和在香港及中国的公司记录，卓苏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持有160万股的股份，或是Golden West Resources0.83%的股份。
王震的外孙女王吉祥（王晶晶之女）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一天的流水帐：为完成悉尼某大学的建筑设计课程的作业，她临时抱佛脚到很晚，在日本一个温泉渡假，21岁生日的一条新围巾，她的宝蓝色染发剂。12月6日，她写了一个帖子谈她的指甲。同一天，深圳桃花投资公司（Shenzhen Blossom Investment）把她列为了董事会主席，这家公司同时拥有她母亲晶晶的在线支付公司的一部份股份。
孙子党还利用他们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和家庭关系进入金融界。在八大元老的31个孙子辈中，至少12人在金融界工作，其中6人在私人股权或风险资本公司工作。
名校
陈云的儿子陈元1998年以来主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该行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他的儿子陈晓欣先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学院，后来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再后来到斯坦福读工商管理学硕士。他曾在花旗银行香港分部和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Abax Global Capital Ltd工作。陈元的女儿陈晓丹，先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塔博尔学院，年学费高达5万美元。然后去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最终选择哈佛读MBA，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曾在纽约的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欧洲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她。这家欧洲公司去年与她父亲主管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合作伙伴关系。
境外投资
中共这些新贵们的财富和家庭关系往往受到境外保密管辖区的保护而被隐藏。
王震的长孙王京阳的妻子叶静子（叶剑英孙女，叶选宁之女），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又在上海街头高赛车。但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是一家公司Liaoning Starpower Engine Co的董事会主席，这家公司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汽车发动机厂，由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巨头 Petroliam Nasional Bhd.提供技术。该公司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国的维京群岛完成注册。
（责任编辑：高静）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12/28/n3763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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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为何中共八大家族富可敌国？
2012-12-30 03:40:27 分享到：
美国著名媒体彭博新闻社近日披露了中共八位所谓元老的家族疯狂敛财、富可敌国的详细情况。12月30日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分析，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共在政治上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因而进一步在经济上掠夺；同时由于他们政权的非法性，迫使他们互相勾结。中共的本质就是黑帮、黑社会集团。
彭博社图文并茂地显示出这八大家族编织出的红色利益集团网。这八大家族是指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彭真和宋任穷的后代。仅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和陈云的儿子陈元这三个人，在2011年就掌握了1.6兆美元的资产。
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认为，这都是因为中共用暴力在中国夺取了政权，然后把全中国人的劳动成果掠夺到他们私人手中。
仲维光：（录音）在共产党国家，共产党控制了一切，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就把所有私人的一切都没收了。而在这样一个专治统治下，重新开放经济，那当然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支配这些资产的人占优先地位。所有这些个公司，表面上他们叫公司，实际上只有那些掌权的人才能够通过权力进入这些公司。这是一个人类最卑鄙的现象！共产党把这个国家用枪来掠夺、霸占了！就还是《九评》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黑帮集团。把整个中国的资产霸占了。开始是用国家的名义，现在把国家的这些资产又分到这些人的家族私人手里，堂而皇之地掠夺、霸占中国的资产。
据彭博社报导，这八大家族的具体联系是：王震的儿子王军在中信集团任董事长，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曾任其中的高管，彭真的儿子傅亮是其中的一个独立董事，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曾在其中的一个分支里担任独立董事，杨尚昆的女儿杨李在一家由中信部份控股的公司担任名誉主席。另外，王震的儿子王军和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还成立了保利集团，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在其中任高管。
仲维光分析，这些中共高层的后人们必然会在经济上结盟。（录音）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这些资产、这些权力得来的就是不正当的。它和西方的公司当然就不一样了，西方的公司是谁创办的公司谁支配这个公司。但是在中国这些是通过权力来掠夺的资产，那么这个黑帮集团里不是一个人，它有很多的人，而这些人在互相对抗、火并的结果，也使他们自己感到：最好的办法是在某些时候有些妥协、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彭博社还报导，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是北京置业地产公司的总裁，它的上市合作伙伴包括保利集团、国家发展银行和昆仑信托，而陈云的儿子陈元是国家发展银行的行长，陈云的孙子董伟（音译）和昆仑信托有关。在南海集团公司中，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和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曾任董事，彭真的儿子傅亮持有南海集团的股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唐音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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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 | 太子党的亿万身家毁掉中国的未来
来源：�子�件 数字时代
核心提示：而中国领导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是共产党官员变成当代洛克菲勒和范德堡的图景。邓小平一定从未想过，追寻财富埋下了中国的祸根。当你追寻金钱，你很难以其他方式收场。
原文：Billionaire Princelings Ruin a Chinese Vision
作者：威廉・白塞克（William Pesek）
日期：12/27/2012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制作：David Gibson】
中国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全拜国际媒体采用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Woodward-and-Bernstein，他们是跟踪美国水门事件的两名记者——译注）模式所赐，他们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跟踪资金流动。
本周彭博社新闻揭露了所谓八老的报道即是一例。六月份发表的关于下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家庭累积的财富的文章，描述了这些受益于1949年后毛泽东的掌权的建党元老的后代们所攫取的巨额财富。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改变了世界，自那时起，邓小平等开国元勋所设计的经济改革便未曾停息。
扳倒尼克松的新闻双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所使用的战术，帮我们揭开了隐藏在邓小平为他的人民描绘的愿景背后的贪腐。邓小平和中国其他元老的计划是，通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来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目前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6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使中国总体经济有可能于15年之后超越美国。
元老们没料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把这些搞砸了。太子党们利用国家的信任以及顶级政治资源，从中国的发展中牟取了过多利益。这个结果会把邓小平吓一跳：30年爆炸式经济增长开放了市场也减少了贫困，但目前的不平等使人们开始怀念前共产主义时代。
财富掠夺
现代史上最大的财富掠夺之一不仅加剧了贫富分化， 更推迟了针对经济效率低下的必要的经济改革（这种低效率被国家宏观调控掩盖）。 目前许多资金被太子党们控制——事实上，深不可测的巨额财富。这么多太子党及元老配偶们其中的3个——包括邓小平的女婿和毛泽东经济沙皇陈云的儿子——他们成立或营运着的公司去年总资产达1.6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八老三分之一以上的子女和配偶在国有企业中占据高位。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太子党，他将在未来10年内领导中国；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他誓言摒除腐败是实干的还是空谈。彭博社报道他的（扩展）家族如何积累高达3.76亿美元财富。
连接点
《纽约时报》今年也忙于跟踪这些财富，把金融数据中的点连接起来。《纽约时报》报道，现任总理温家宝家族在其任内积累了数十亿美元。对于小心翼翼维护的人民心中的简朴谦虚的”温爷爷”形象，这份报道无疑是当头一棒。
政府的反应只有愤怒。例如，它谴责《纽约时报》怀着政治动机，力图抹黑中国。但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必须用透明的方式来应对。
当你细看读者对外国媒体报道中国腐败的反应，会有种阴谋论的感觉：西方媒体听命于华盛顿和东京官员，想诋毁中国的崛起。那也太笨了。只有白痴才希望世界第二号经济体崩溃，13亿人挣扎着找到足够吃的东西。全球经济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译注：指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收益总和为零）。上亿人变得富足会有利于所有人，无论是为劳力士、耐克或者丰田汽车工作。
最大的威胁
不幸的事实是，数亿中国人的财富并不像邓小平希望的那样分配。现在越来越难对中国大众掩盖事实，而这对共产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看到不恭敬的文章会封锁发文的国际媒体，但是这无法掩盖内部的腐烂，而财富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薄熙来的丑闻开始得还不错。乍看起来，当薄熙来忘乎所以的时候，清除这位重庆大员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薄熙来魅力十足，其民粹式的”重庆发展模式”深受媒体亲睐，这些让很多当权者不快。当故事触及薄熙来大家族积累的巨量财富，他们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国 际媒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薄熙来事件。普通中国人也证明，他们与共产党的互联网审查部队可以一战。政府封锁了Google搜索引擎，Facebook的社交媒体网站和Twitter的微博服务，但是这些都无法使公众沉默。人民找到了有创意的方法，绕过防火墙；这种模式一再加强。
没有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曾经避免崩盘，中国也不例外。可能的催化剂包括污染和攀升的生活费用。而中国领导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是共产党官员变成当代洛克菲勒和范德堡的图景。邓小平一定从未想过，追寻财富埋下了中国的祸根。当你追寻金钱，你很难以其他方式收场。
(威廉・白塞克是彭博社专栏作家。本文表述他的个人观点。）
欲联系本书作者，威廉・白塞克在日本，邮箱是wpesek@bloomberg.net.
联系本文编辑，James Greiff邮箱jgreiff@bloomberg.net
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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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给同龄执政者们的新年赠言
来源：�子�件 2013-01-01
原题：人民不会永远忍受生态掠夺
岁月的脚步终于穿越2012年“世界末日”的迷雾跨进了新年的门槛。
新的一年到来，春夏秋冬又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每个人的生命又要迎接一个新的春天。本来值得庆贺的，但就生态环境这个话题，恐怕我们中国人尚看不到任何绿色的希望。盘点刚刚过去的2012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力遏制，仍然是大规模群体事件频乃，官民冲突日益加剧。�管各级政府都加强了所谓执政力度，但压下去的并不是污染与破坏，而是民众的一次次反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敢于像中国政府这样从环境与资源中超强度地榨取不义之财，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逆来顺受，在骇人听闻的污染和一次又一次绝望中保持克制。让我们试想这些严重的环境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不知道跨了几次台。在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警察和法庭是对付�造污染的企业与公司的。在中国，事情就反过来了，被制裁的成了受害的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答桉很简单，因为他们手�面有枪。把装甲车和武装警察放出笼去，再大的乱子也能平息。他们太迷信暴力了。这实在不好，玩火者自焚。刺刀可以延迟而不可以解决危机。延迟的结果只能是大爆发、总爆发。这一点，最高当局心�很清楚，他们玩的“击鼓传花”并不是花而是炸弹。
我无数次说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宣传教育或者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或要害是产权问题。在一个典型的产权私有（民有）社会�，每一块土地、山林、水源地、湖泊都会受到产权明确的主人的守护，即便是个人无法拥有的大的湖泊森林河流，其产权也是明确的，也受到民选政府的守护。唯独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模煳的产权制度。在这个奇特的制度下，土地、山林甚至你住宅的地基都不是你的，而是国家的。在实行委任制而不是普选制的中国，这个产权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员私有。官员私有也不错，至少产权明确。比方县长就是这个县土地、森林、河流的主人，法律和百姓都承认，还有合法的产权证书，这样，他一定会拼死保护这块巨大的可以传之子孙的财产，而不容任何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可惜这只是一种假设，老百姓不答应，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官员私有”不仅违反了自然法也违反了中共自己的宪法，于是，在这种非法�有的情况下，官员们当然只能是疯狂地变卖、掠夺，反正是一座无主的金山。只要不解决这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所有的所谓改革、制度创新，镇压维稳都不过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只求不在自己手�爆炸。
过去的2012年中，饱受环境破坏的湖南涟源青树村村民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性诉求：“要求政府最高决策层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作出调整”。人民是不可能永远忍受下去的。等到警察军队坦克装甲车都压制不住那一天，逃跑都来不及了。就算少数人侥�逃出国境，新政府也会像犹太人追缉德国纳粹那样不放过他们。
新的一年，人们总希望有新的变化。立即、马上实行制度性变革，是避免社会与环境危机总爆发的唯一途径。最好的前景是和平过渡，至少也可以保住自己一条性命。机会不可能永远存在，满清一朝崩解之前还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呢。可惜太晚了。这就是我给我的同龄执政者们的诚实的新年赠言。
2013年元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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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薄熙来提出的三个挑战
—— 一谈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
来源：�子�件
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很有戏剧性。因此，舆论似乎也很有剧场效果：台上的表演，也就是官方宣传所定的调子，开始得到台下一些看客的应和，据他们说，新的改革高潮就要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好戏连台的刺激，同时却帷幕重重看不大真切，观众因此更见浮躁，非理性的喧哗往往更能主导人们的情绪。我更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但决不敢说“旁观者清”，只能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与有心认真讨论问题的朋友相互切磋。
在我看来，要理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还得从薄熙来事件说起；而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治至少提出了三个挑战，中共十八大对此却一个也没有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是不及格的。
这三个挑战可以概括为：第一，关于权力来源的挑战；第二，关于权力目的的挑战；第三，关于权力行为的挑战。都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直指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要害。能不能回应这些挑战（还不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政局的下一步发展。本文讨论第一个挑战，后面的系列短文将陆续展开相关看法。
“怎么是你？”薄熙来挑战现行权力规矩
十几年前北京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当时的“今上”江泽民教“小木匠”李瑞环学英语。江主席从最基本的教起：How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是你？”江主席摇摇头，再来一句：How old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也会，“怎么老是你？”
不知道薄熙来是不是听说过这个笑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和（在任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最能体味其中的笑点。谁都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折腾，一个基本目标是想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当然，也有人说他想当总书记。其实，不管是想进常委还是想当总书记，这在政治学上的涵义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薄熙来对于在中共十七大上所形成的未来权力格局不满意，也就是对那个时候正潜在成型的十八大权力格局不甘心，而要争取他自己的地位。许多人在这之中看到的是权力之争，这没有错；但是，看深一层，应该说这是他对于现行制度下那种权力分配的规则不满。
现行制度有一套谁谁来干某某职位的规则，至少是“潜规则”。按照那一套规则，十八大上谁当总书记，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就已经很明确了；而届时谁有较大的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是相当有谱了。在那个“谱”之中，薄熙来相对是希望比较渺茫的。可是，薄熙来不认这个帐，他对自己可能难以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这个前景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借助“打黑”、后来包括“唱红”，继而还有其他的社会经济项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到2011年底，这个态势发展到，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薄熙来排除在外。那些分析家在数算下届领导层人头的时候，都觉得薄熙来进入常委的可能性极高，或者当常务副总理，或者当政法委书记。这样，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至少在舆论的预期之中，薄熙来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十七大后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变成了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这场权力竞赛的领跑者之一。
谁来决定何人拥有政治权力？
如果单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薄熙来pk 汪洋之类的情节推演，是张三还是李四上去其实对整个政局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两层涵义，我觉得需要着重指出并讨论。
首先一层涵义，在于薄熙来是靠什么手段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赛场上的处境的。如果他有密室政治的运作，搞了一些阴谋诡计，那不奇怪，其实民主政治下也有这些东西，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也不缺少这些东西。可是，民主政治下，这些东西最后要经过体现在选票之中的民意认可，权力才具备合法性。薄熙来当然并没有得到选票的认可，但是他采取了诉诸舆论、诉诸民意（也许是被塑造的民意，但毕竟不是单纯的上意）、诉诸政绩等手段，否则他不必在重庆那么折腾，悄悄地跑跑北京或者上海就可以了嘛。这些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手段，究竟对于薄熙来有多么重要，我们不知道，但是薄熙来无疑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的。这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上意决定一切。尤其是在谁应该掌握权力、谁应该处在权力等级制之中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薄熙来挑战了党国既有的规矩。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所谓民主制度，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定义，就是政治家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来决定谁能占据那些最为重要的权力位置。这个定义当然受到了一些批评，当代政治发展也已经把民主政治的内容扩展到超出了这一点。但是，批评者也仅仅是说这样的民主是不够的，是所谓“最低限度的民主”（minimum democracy）；当代民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所以，从制度上来说，民主政治之区别于非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还在于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条，也就是自下而上地决定何人掌权。我没有说薄熙来在搞民主；我强调的是，谁来决定何人掌握政治权力，这是区分不同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做法，打破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规矩，形成了对于现行制度的权力规则的挑战。
精英“内部分赃共识”的破裂
应该指出，在现行中国的权力游戏中，所谓“上意”，并不仅仅是权力最顶峰的那一个人的意志，而事实上往往是权力精英作为统治中国的上层集团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意志。准确地说，是这个上层集团内部争斗、谈判、折冲、平衡的某种共识。在权力安排这个问题上，根据权力等级制中的不同位置，这个上层集团的边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决定谁是下一任或下下一任的总书记这个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可能很小；而在决定谁可以成为某市市长这样的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的范围，和决定总书记的那个“集团”相比，可能就很大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宽泛的上层集团就是政治精英——“精英”这个词，我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雷托（Pareto）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大体相当于统治集团的意思。
薄熙来通过他在重庆的作为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争中的位势，除了挑战现行权力规则之外，还有第二层重大的政治涵义：这标志着中国精英在1989年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共识”与权力“共识”破裂了。政治共识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薄熙来事件在这个方面的意义我在本系列“二谈”一文中会讨论。这里只讨论有关权力共识的问题。1989年之后，为了党国的稳定，精英们逐步形成了某种可以叫作“内部分赃”的共识。这就是说：你通过我们内部的潜规则来争权夺利，可以；吹牛拍马也好，结帮联姻也好，拿钱来买也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到社会上搞去，不要试图借助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宣泄你的不满、争取你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知道你升不了官不高兴，那你在我们内部想办法嘛，走谁谁的路子，给谁谁进贡，甚至背后给你认为是敌手的谁谁下绊子，这都是潜规则所允许的。但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打破了这个规矩。我不是说薄熙来没有按内部潜规则搞那一套。恰恰相反，和其他人一样，他搞了，可能搞了不少。问题在于，只搞这个东西，薄熙来感觉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或想得到的利益。为了争取自己的优势，他就多搞了一手，就是重庆的种种折腾。这个就搞到圈子外面去了。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导致了借助社会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分赃地位，这个“内部分赃”的权力共识就被打破了。
权力欲望的制度化与政治体制的癌化
其实，不仅薄熙来一个人在破坏“后八九精英内部分赃”这个共识。温家宝面向社会舆论关于政治改革的喊话，也具有这种破坏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是，温家宝的不满，更准确地说是担心，可能更多地不是着眼当前利益，而是着眼自己的身后安危和历史定位，这个他在精英内部的分赃中难以获得——按照这套潜规则，只有第一把手可以在分赃中获得某种历史定位，比如把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写进党章。温家宝也没有足够的人事权力来为自己安排下台之后的看家人，而李鹏当年却有这个权力。于是温转向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当然，温的诉求内容和薄熙来差别很大，这个我也会在后文讨论。在更低一些的层级上，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那些官员借助其他手段发泄不满或者实现愿望，包括找人砍杀官场对手这种做法，这些年并不少见。
精英内部对于“内部分赃共识”的不满日益增长，一个原因固然是官员们种种欲望的贪婪增长，但是，在这种所谓人性的弱点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一个制度因素是政治权力对于财富的垄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这意味着官场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是收益或成本非常巨大的。这个“垄断”的形式，当然与非市场制度时候的那种垄断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还称之为“垄断”呢？这需要想象一下，如果要在中国经商成为大富，而又完全没有官场身份甚至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不大可能，那就说明官场、也就是政治权力场，具有超出政治本身的巨大能量，可以把商场涵盖进去。甚至你要成为当红歌星，试想没有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在政治权力仍然涵盖几乎一切的意义上，它还是垄断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就不光简单地是一个谁做什么官位的问题了，背后的利益是全方位的、巨大的。这样，欲望和贪婪就被制度化了。
再一个制度因素，是精英内部权力、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不公平，这是近年来大家比较注意到了的一个大问题，“二谈”也将讨论。大家容易忽略的是，就是在同为统治精英的这个阶层的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这还主要不是大官与小官之间的不公平。按那个制度，官大就什么都大，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部接受了的“公平”原则。问题在于，你凭什么官大？舆论推测薄熙来可能不服习近平，温家宝也可能不服胡锦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同僚也好、下级也好，在中国官场上，由于没有某种公平竞争的方法，其实都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不服别人“凭什么”他就比我官大。当然也有一些官场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年龄划线，比如提升要看资历，还有什么多地、多部门任职等等。但是，由于这些办法不是与职位的内在要求直接联系的，结果反而搞出更多可笑的官场作为，包括假报年龄等等，从简历看有的官员十二三岁就参加工作了。如果提升主要看资历，那我就早早起步嘛，于是各种不正当手段的竞争从高位蔓延到低位，延展到那些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这就好比癌症的扩散，整个体制都癌化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场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官场掌握最大资源的情况下。薄熙来的重庆作为，实际上提出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大家的权力来源，政治的合法性，谁应该坐什么位置等这些问题，光按现在这一套是解决不了的。民众不满意，官场精英也不满意；这些不满意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发展到薄熙来事件，就标志着，连以个位数计算的那个寡头小圈子的问题，在这套体制下也不是内部分赃就可以解决的了，这才是为什么薄熙来事件震撼了中国政治。
——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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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八
作者：荣剑 文章来源：共识网 更新时间：2012/6/5
（图：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右四）、儿子胡石英/右二）
最近在阅读了一家大众杂志对罗援少将的采访之后，我才首次获悉“红后”这个新的说法。在这之前，我是知道一大批“革命后代”或“红色后代”，极其反感社会把他们称之为“太子党”或“官二代”，他们愿意自称是“红二代”。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在中国“二代”现象普遍和不义、炫富、特权联系在一起时，红色后代被称为“官二代”，的确有损于他们的政治信誉和道义形象。以前当官被誉为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还有谁好意思再这么说？吏治腐败，为官不仁，官员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官民对立严重，这些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日渐侵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几乎使红色传统优势消耗殆尽，革命的光辉历史在现实中黯然失色，不复以往的道德感召力。在此背景下，红色后代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情有可原，值得关注。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第三个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改革最关键的时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改革必将涉及原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和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在目前社会已处在严重的利益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要想对改革路径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难度极大。现在，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都在寻求改革的最佳路径，都力求避免中国陷于绝境或出现最坏结果。为此，我的思考如下。
1、执政党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它在革命时期是通过对平等的承诺来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因权力、财产、血缘、教育等不同因素所造成人的不平等，既是不平等制度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中国的现有制度没有如执政党所承诺的那样消灭不平等，由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红色后代应当承认，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已经享有到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天然地处在一个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比别人更多的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也不必承担对人民的更多责任。即使在目前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转型，是要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
2、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执政党重建其执政合法性的惟一路径，而且也是红色后代继承其父辈遗志、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效制度安排。西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中国皇帝的承天受命，其实质都没有人民授权，都是根本违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以暴力革命夺取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方式赢得人民支持和授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取得了人民的永远授权，更不意味着革命后代就此可以成为政治法统的当然继承者。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宪政民主制度是为了保证任何个人、群体、阶层或党派，在法定的程序之下，都有相同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避免暴力夺权和专制轮回的恶果，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现代转型。
3、政治的“二代”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极为常见，不成其为问题。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以政治为职业，前后出好几个总统，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从政也不会拿前代说事。如果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得益于老布什的庇荫，那就是政治笑话了。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会好意思说：父辈执掌过政权的江山绝不能在我手里丢掉。在民主的选择机制下，“政治二代”从政，得益于家族传统、经验、人脉和口碑，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最后还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种现象在政治转型国家中也不鲜见，这次缅甸华丽转身，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昂山素季，她可是他们国家最正宗的“红二代”。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型，赢得人民支持，不辱父辈声名，于家族、个人和国家都居功至伟。中国红色后代中的许多人，遭遇过文革劫难，有长期生存于底层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应有体察，他们应该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以前就写过，中国老百姓善良、宽厚、明智，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他们握手，谁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4、按宪政民主方式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巨大考验，它将面临传统的权力配置体系的根本转变，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归宿上，真正建立起人民主权制度，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同时，这种政治转型对于红色后代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将面临失去政治正统的比较优势、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各种实际存在的特权，和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必须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所谓红色接班人的思想，一个是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不是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天下，谁来接班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完成政治转型，也不是红色江山变色，而是实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符合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力求实现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谁的后代，凡是中国人的后代，都应当携起手来，不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原则为出发点，真正从民族大义和共同利益出发，为建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共同努力。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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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中共拟公布的一份政治局七常委财产单
【大纪元2012年1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锋综合报导）消息称，中共中央已经获得了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正在考虑何时公布，以下常委的财产由各常委的秘书上报，是中共自己拟定的，尚未最后做核实。中共高层也在为常委高层公布后做社会反映的测试和评估。
缺乏外界有公证的监督和独立调查
迫于外界强烈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压力，这份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的财产资料是中共高层内部协商后，拟定对外要公布的内容，缺乏外界有公证的监督和独立调查。
中国民众普遍质疑财产数据的真实性，并不相信。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已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高层庞大的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动一则牵百，如果共产党真的实行财产公开化将会立即导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颠覆。
中共自己拟公布的七常委房产和存款财产单
习近平，房产3套，存款230万
福州市台江区像园路58号像园公寓1套
杭州市文三西路省政府家属楼1套
北京市紫竹桥总政家属楼1套
李克强，房产2套，存款180万
郑州市经五路纬三路省委家属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西里首经贸家属楼1套（妻子程虹房改房）
张德江，房产2套，存款180万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51号穗园小区1套（房改房）
北京市丰汇园小区1套（妻子辛树森建行房改房）
俞正声，房产2套，存款370万
武汉市水果湖步行街小区1套
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86弄伯乐大院1套
刘云山，房产1套，存款170万
北京市复兴门广电总局宿舍1套（房改房）
王岐山，房产2套，存款480万
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省委大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西里市委家属楼1套
张高丽，房产2套，存款390万
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路1套（房改房）
天津市越秀路祥和里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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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访民北京举牌要求周永康公布财产
此前，12月20日，全国各地20多位在京访民在北京南站举牌，要求原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布其个人财产以及维稳经费。当局出动警察干涉他们的请愿活动，驱赶他们上警车。据报导，在北大、清华、北京地铁及信访局等多处也有人举牌要求周永康公布财产。
访民们在标牌中写道：“致周永康的信——听说中国维稳费高于军费，草民不信，为了你的清白和访民的爱戴，请你公布个人财产，以及维稳经费为盼、为谢！中国草民：XXX”。
今年2月重庆王立军事件东窗事发，薄熙来、周永康密谋政变曝光后，周永康父子利用在石油和政法委系统的影响力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等贪腐丑闻不断曝光。
据称，周永康儿子在石油、地产以及投资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等的商业利益上，李春城的贡献最大。四川信托拥有很多国有资产，包括部份五粮液和国窖白酒的股份，他们投资2亿元就窃取了70亿的国有资产。
此外，周永康之子周斌敛财200亿、买卖人命案。不仅在香港、巴黎、上海浦东、江苏无锡、北京等地有房产，而且在瑞士、美国、香港均有存款；《新世记》杂志曾披露，周斌涉嫌介入司法案件收取钱财。在甘肃、山西、辽宁，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使一些难以置信的重大案件未获应有的审理。
习近平上台后，第一把火反腐，首先打击的高官就是周永康的马仔——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据民众实名举报，李春城已涉十六大要案涉贪贿数十亿元。而李春城涉及的多起腐败案，同周永康家族利益密切相关。
政治局成员先后对公开财产表态
12月23日，大陆媒体开始大幅报导习近平生活，并配发旧照。12月24日东方卫视《东方夜新闻》播出新闻直指“习近平家庭生活公布系示范官员财产公开”，在节目中，其观察员直言“是顶层在为官员财产公开做示范”。
11月15日，习近平刚刚成为中共新一任总书记。在其就任讲话时候，习就提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总理温家宝12月24日周一对一个审计会议称，他希望审计机关要“及时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更好地促进廉政建设。”
此前，周永康在海外散发温家宝的黑材料，《纽时》发表报导抹黑温家宝。当时有报导称，温家宝已经希望中共中央同意其要求公开财产。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时就曾表示，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
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反腐问题“问计”专家，大陆媒体罕见高调引用专家的话称，“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政务公开法》也可以解决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问题。”
11月份“十八大”的时候，俞正声也对公开财产表态称，目前上海已经明确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带头公开，他称只要中央决定，让他公开很容易。
中共高层酝酿公布财产 广东试点
消息称，中共高层正在考虑何时、采用何种方式公布七常委的财产。广东已经成为公布财产的“试验田”。
2012年10月31日，大陆媒体报导称，近日《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出台，“要求对党政正职实行任中审计、‘逢离必审’，2013年试行审计结果公开并逐步推广”、“2014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
《计划》还指，“党员领导干部”对个人应报告的重要事项隐瞒不报告或作虚假报告的，一经发现、查实，一律先停职再作调查。
12月8日的大陆媒体报导称，广东已选定横琴、南沙和始兴三地作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地区，三地正进行准备工作，其中横琴已成立廉政办公室，借鉴港澳反腐经验；始兴的试点已开展半年多，主要为“科一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南沙筹备进展则未予透露。
中港台时间: 2012-12-25 22:57:52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2/25/n3761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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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2013年，官员财产公示已成中共第一难题
来源：�子�件
2013-01-01
如果说，2012年让全世界都看到，“盛世中国”已经纸包不住火，那么，2013年将向全世界揭示，中共新当权者面临著什么样的紧迫难题。
事实上，2013年还没到，这个问题就有了苗头。多年以来，许多人都相信，只要中国经济不垮，中共就还能混下去。现在看来，2013年将对这个信念提出最强有力的挑战。自从11月30日王岐山招集8位学者为反腐献计，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讨论就不断升级升温。照当前的势头发展下去，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政治压力，有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暴，致使这个问题成为2013年左右整个中国政局发展最紧迫的难题。
过去二十年，在江泽民、胡锦涛的纵容下，中共有相当数量的官员以各种不光彩和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财产，这其实是中国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问题极具爆炸性，也极难解决，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因此，官员财产公示问题在年前急剧升温，让我有点意外。
意外不在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激愤，而在于新当权派似乎是听任这个问题舆论升温。首先，把王岐山与学者讨论这个敏感问题的事实公开，并报道他推荐学者去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就让我颇为吃惊。最新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经济观察报》发表沈念祖的文章“公开吧，官员工资”。该文虽然明确说王岐山称官员财产申报还有困难，但整篇文章明显是在煽风造势。近接著，有明显官方背景的《凤凰卫视》在最新一期“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升温。此前，“一虎一席谈”曾专题讨论过官员财产公示问题，调子比较谨慎，而此次则明显转向激烈。
对于这种发展，无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新当权者开始失去对舆论的控制，包括失去对官办媒体的控制，第二种，则是新当权派在利用这种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我以为，两种倾向都存在，但主要倾向是后者。
在民众强烈的激愤下，官办媒体完全回避最敏感的问题已经办不到，且负面后果很大，这是显然的。问题是，新当权派真的相信放开舆论能够解决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难题吗？我以为不然。因此，让这个敏感问题的舆论升温，既有不得已，也有政治意图。
不能排除的政治意图之一，就是在新的人大召开之前对胡锦涛和他的党羽施压。胡锦涛巡视江苏，衣锦还乡，再次表明他不会认输服输。因此，对反腐，尤其是对官员财产公示问题的舆论升级升温，有助于打击他的气焰。不能排除的政治意图之二，就是这种舆论压力会有助于习近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有助于把一些抵制他的地方高官赶下台，或削弱他们的势力。
但是，这两个意图并非都能实现，更不是没有风险。压制胡锦涛的影响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增加习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的图谋则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中国政治危机的发展。习近平长期在地方工作，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事实上，他在福建和浙江担任主要领导，对大量存在的贪腐，也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就是因为他很明白其中的风险。
因此，我的判断是，让财产公示这个敏感话题升温，是中共新当权派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并不相信，“电子化的大字报”能够解决这个难题，但他们相信，需要通过某种可控制的政治危机来获得和保持政治博弈的主动权。
这个政治策略最大的风险，就是地方治理大面积失控。这些年来，胡锦涛对地方官员的基本策略，就是只要你能“搞定”，就不怕你恶，也不怕你贪。现在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舆论升温以及网络反腐的升级，其实很难让好官替代坏官，改善基层和地方治理，反而会刺激基层和地方官抵制新的中央领导。地方贪官的逻辑很简单，为什么只许你们贪，不让我们贪。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一种可能，就是，王岐山坚持要走这步险棋。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策略会加速中央的政治危机，而习近平相信，中央的政治危机早一点爆发，对他更有利。这种盘算，让财产公示这个无解的难题，成了2013中共的第一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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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子党最新资产排名(图)
2011-02-27 22:35来源:【网闻】
近日，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中国官方研究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都来自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达2万多亿。他们依靠家庭背景权力，透过钱权交易垄断金融、能源、邮电、地产等领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行非法获利。
看了以后，你就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对贪污腐败不能彻底铲除了。中国太子党最新资产排名：
1.王震之子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市值7014亿元；
2.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公司市值1666亿元；
3. 朱�基之女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1644亿元；
4.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该公司市值838亿元；
5.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476亿元；
6.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北京Unihub总裁，公司市值433亿元；
7.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公司市值176亿元；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公司市值99亿元。
9. 李鹏之女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公司市值82亿元；
10. 王军之子，王震之孙：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公司市值7.7亿元；
近日，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中国官方研究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都来自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达2万多亿。他们依靠家庭背景权力，透过钱权交易垄断金融、能源、邮电、地产等领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非法获利。大家看到的转发一下，让更多不知道真相的中国人都知道！！
看了吓你一跳？？？？
郭罗基：我的学生西哈努克亲王之子
来源：�子�件
原题：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外国王子
他是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国王之子——诺罗敦・纳拉迪波(Norodom Naladipou)。
西哈努克亲王，一九四一年被柬埔寨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为了进行政治活动的方便，一九五五年他将王位让与父亲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然后在国内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国外参与联合国活动，出席万隆会议等等。
西哈努克派儿子出国“和亲”
柬埔寨一九五三年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后，奉行中立政策。西哈努克游走于几个大国之间，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他派出几个儿子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也是为外交政策服务。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送公主出国和亲，西哈努克却派儿子出国“和亲”。一个儿子到法国，一个儿子到苏联，三个儿子到中国。
西哈努克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他还简要介绍了三位王子，并就培养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纳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
“纳拉迪波，老二，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凯玛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个小孩子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
西哈努克特别强调：“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夸为“好学而且勤奋”的纳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学生。西哈努克认为“他有前途”，但只说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外交部得知，实际上西哈努克对他寄予厚望，将来能成为人民社会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国人在纳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
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资料图片）
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一九六�七月，三个王子 来到中国。
纳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纳拉迪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七年，汉语说得很好，常与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亲，西索瓦・莫尼盖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论辈分她们都是他的姨妈。在他们王室中，近亲结婚是常见的，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成亲。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时候没有人娇惯他，使他懂得奋斗。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团团长。他常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了女高音歌唱。
王子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
纳拉迪波对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心，常常到王府井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就向我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叫‘子教三娘’？” “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北京市是‘独立王国’？人民共和国里怎么还会有王国？”“为什么要火烧石油部？”等等，真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对他说：大字报揭发的事实没有经过核实，不要看了就信；大字报表达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注意辨别。他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在群众场合，大家喊“打倒刘少奇”，他就不举手。刘少奇到他们国家访问过，他对刘有好感。他对“打倒陈毅”特别反感。他同陈毅、张茜有所接触，对他们极为尊敬。他说：“对陈毅可以批评，不应该打倒。”一个外国的年轻人比中国的红卫兵同龄人冷静得多。
与毛见面 与掏粪工人同桌吃饭
一九六七年的五一节晚上，纳拉迪波也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坐的一桌离毛主席不远。毛主席走过来，可能看到一个年轻人觉得奇怪，问他：“你是谁呀？”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赶忙介绍：“他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王子。在北京大学学习。”
毛主席说：“向你父亲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问好。”
纳拉迪波说：“我除了说‘谢谢’，一时慌里慌张想不出别的话来了。”
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
留给他的印象：“毛主席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为了让他熟悉中国社会，与各方面的人士见面，我们每个星期都组织活动，去工厂、农村、部队参观访问。他的兴致很高，参观访问中常常发表感想、写下留言。他用中国的语言说：“我要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访问劳动模范时传祥，临走时，时传祥随便说了一句：“在这里吃饭吧。”他却接着说：“好吧，我们就到他们的食堂去吃饭吧。”食堂事先没有准备，只有炸酱面。他和掏粪工人同桌吃炸酱面，吃得很香，吃了五两，说：“我知道你们工人平时吃什么了。”他还要求参加劳动，外交部不同意。
参观访问中，他有时也会联想自己国内的事情。他说：“我们那里要修水库，农民和县长就闹对立。以前我以为是农民干劲不足，现在看来主要是县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造成的。”
有人知道他会唱女高音，叫喊：“王子，来一个！”他就大大方方地唱起来。他最爱唱的歌是《社员都是向阳花》。他每次都说：“我请求你们，不要叫我王子，就叫我的名字。干脆叫我小六子吧，我是老六。”
纳拉迪波酷似乃父。这是西哈努克年轻时的照片。纳拉迪波在北大学习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资料图片）
西哈努克不能接受“人民王子”
在中国学习期间，纳拉迪波每年要回柬埔寨过暑假。柬埔寨是一个封建王国，老百姓见了王室成员都要下跪。纳拉迪波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希望人民对他不要下跪。在一次体育运动会上，一个女孩突然昏倒。纳拉迪波从主席台上下来，把她送到急救站。此事引起轰动。他被称作在人民中国培养的“人民王子”。
一九六七年夏天，纳拉迪波又回柬埔寨过暑假。八月一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纳拉迪波即席发言，除了叙述他在中国亲身体验到的柬中友谊，还对文化大革命赞扬了一通。西哈努克听了十分紧张，就怕他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到柬埔寨，于是送他到法国去洗脑。西哈努克为了向中国示好，把儿子送去培养，但他又不能接受培养的结果。西哈努克不便说了，由哥沙曼王后（纳拉迪波的祖母）出面，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信，说是纳拉迪波身体不好，不能到中国去继续学习了。当然，也很礼貌地向北京大学和郭罗基教授等老师（当时我们都是助教，一九五八年以后没有评过职称，报给柬埔寨政府的名单上却都是教授）表示感谢。
一九六八年，巴黎也发生了红卫兵运动。西哈努克急召纳拉迪波回国。纳拉迪波回到柬埔寨，担任人民社会同盟机关报《柬埔寨日报》中文版主编。
金边发生政变 王子被判徒刑
一九七�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从苏联到中国。在飞机场上，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告诉他：“昨天你们的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黜了你的国家元首身份。”实际上发生了一场政变。苏联显然不想留他。到了中国，西哈努克在飞机场上受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办事周到，还特地通知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的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欢迎仪式。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感激涕零，他就在中国扎下根来。政变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由首相朗诺（Lon Nol）和副首相施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领导的。西哈努克的立场由中立转向反美。他与国内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色高棉”（正式名称是“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联手，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毛泽东指示，为西哈努克提供一座新的王府。他就在中国“乐不思蜀”了。
朗诺—施里玛达政变集团将纳拉迪波和他的哥哥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就是西哈努克派到法国去学习的那位）抓了起来，扬言要处死他们，为西哈努克抵罪。后来正式进行审判，以“向敌人提供情报”的罪名判纳拉迪波五年徒刑。所谓“敌人”，就是“红色高棉”。
毛泽东支持布尔波特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红色高棉”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在丛林打游击时，重视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西哈努克从中国秘密进入根据地访问时，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还问柬共领导人胡荣、符宁：“你们当年在我的政府里担任部长，为什么没有干得这样好？”但取得全国政权后，柬共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祸国殃民的结果。
在胜利前夕，柬共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来，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们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无效，他请出尊神毛泽东来做工作。乔・森潘、英・萨利与毛泽东谈话时，口口声声说布尔波特（Pol Pot）同志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明白了，原来森潘总司令当不了家，上头还有政委。他问周恩来：“布尔波特系何方神圣？叫他来见我。”周说：“布尔波特同志不愿抛头露面。”毛说：“那就秘密访华。”
布尔波特秘密访华，由病重的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游泳池晋见毛泽东。布尔波特曾多次在中国南方的游击队训练基地学习，不但会说汉语，而且毛泽东著作读得烂熟。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篇精读过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高兴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的几本小册子对于你们确曾小有帮助。布尔波特描绘了“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复杂，我们不准备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经济国有化，教育军事化，取消薪金制，消灭三大差别，争取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更高兴了，视之为“知音”。他说，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实行了，大部分失败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泽东本来是要说服布尔波特，反被布尔波特说服了。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地干吧。”周恩来在一旁目瞪口呆。
布尔波特刚取得政权，就大胆地干起来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一天之内将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行动迟缓者，稍有不从者，往往遭到杀戮。“红色高棉”根据张春桥阐发的“全面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宪法。笼罩着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国更彻底的“全面专政”的样板。“红色高棉”掌权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方佛国”成了血腥的杀戮场。在中国尚未充分展现的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在柬埔寨走向了极致；也可以说，柬埔寨人民分担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王子在乱世中陨灭
起初听到传言，纳拉迪波失踪了。后来确知，一九七七年纳拉迪波被“红色高棉”残杀。此前，纳拉迪波还曾被指控为向“红色高棉”提供情报而受刑。“红色高棉”是一群滥杀无辜、六亲不认的恶魔。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有五人在红色恐怖中遇害。
二��七年，“红色高棉”的屠夫们受到联合国在柬埔寨土地上设立的国际法庭的审判，灭绝人性、践踏文明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为柬埔寨人民也为纳拉迪波声张了正义。
纳拉迪波，如果你还在，今年应该是六十六岁了。可惜，你早在三十一岁时就离开了人间。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一个面带笑容、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怀念你！
由于纳拉迪波，我和柬埔寨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我在美国，柬埔寨凡有大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常常对我进行采访，广为传播我的言论。我的外国王子学生使我名扬海外。但我的中国“公主”学生却使我遭受厄运。
《明报月刊》二�一二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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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我的学生李讷——江青之女
来源：�子�件
图为李讷夫妇在重庆为薄熙来“唱红”站台
原题：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中国“公主”
她是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和“红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讷。
李讷，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途因病休学，直至一九六五年才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是她的哲学老师。
“反革命”罪的新规定——“迫害李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东操场接连举行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那几天，江青、陈伯达、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动，暗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授意先锋分子反工作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终于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陈伯达大讲对工作组的态度是阶级斗争问题。
江青也来强调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也很纳闷，阶级斗争怎么跑到毛主席的家里去了？全场屏息静气，听她讲下去。我站在操场的边缘，静到听得见草丛里夏虫的鸣声。她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来与一个护士关系很好，张少华（中文系学生，后以邵华名，称作家，又是少将，还是正军职。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挤走了。江青婆婆妈妈讲了一堆家务事，然后说张少华是坏人，工作组重用坏人。还说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张少林（也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她们的母亲张文秋，一家子都是骗子（江青没有说是否包括张少华的同母异父姐姐刘松林，刘是毛岸英的遗孀）。这些事怎么构成“阶级斗争”？她把阶级斗争的定义搞胡涂了。
第二件，她说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他们家的宝贝女儿李讷。老师怎么会迫害学生？她举出的事例是他们在北京郊区搞“四清”时，郝斌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
江青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青，声音发抖。我远远地望见，有人扶她坐下，递上一杯水，好像还吃了一颗药。
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人们颇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窃窃私语，觉得她神经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根据就是这一天晚上的议论。
张少华、张少林姐妹俩连夜逃离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当时不在场。第二天一早，他被学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楼前的“斗鬼台”，蓬头垢面，驾“喷气式”，进行批斗，从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谓“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历史系师生在顺义县天竺公社（今首都机场所在地区）搞“四清”。郝斌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李讷是组员。李讷与郝斌在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李讷大概听从江青的指使，主张对“四类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强调稳重。因为李讷身份特殊，再加上身体不好，郝斌关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里派人保护。结果，扯上争议，保护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飞来横祸，吃尽苦头。后来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稳，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命运捉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方针是“从逍遥派中提拔干部”。北大的逍遥派真不多，挑出一个郝斌，不断提拔，后来当上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恐怕他本人从未有过当党委副书记的抱负，历史系的同事也不会对他有当党委副书记的期望。郝斌因祸得福。
江青点了郝斌的名之后，确立了一条“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讷”，北大独有，别处所无。历史系的教师，特别是教过李讷的，诚惶诚恐，都在回想与李讷的接触，有无不妥之处？
给李讷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聂元梓在哲学系说：“迫害李讷，昨天江青同志本来要点两个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个是谁？你们猜。”大家无从猜起，叫她“你说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聂元梓向来说话带水份，我也并不特别在意。听她往下说：“李讷的哲学考试，你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成绩，江青同志很生气。江青同志还说：‘有人说郭罗基很有才气，我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她认为你的问题比郝斌更严重。”当时流行的帽子，对掌权的是“走资派”，对知识分子中的老家伙是“反动学术权威”，对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都是属于打倒的对象。聂元梓继续说：“我恳求江青同志，不能点郭罗基的名。他是老左派，斗争坚决。你一点他的名，陆平黑帮就高兴了。”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说：“我给李讷的考试成绩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师给学生打分怎么叫做‘迫害’？……”孙蓬一在旁边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孙蓬一后来是聂元梓的副手，在北大号称“聂孙”。文革初期，他调到中央文革当了一阵子联络员。事后，他对我说：“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一次聂元梓的话没有水份，当时我也在场，江青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没有道理！反正没有点你的名，你就不要吭声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论反映上去，又会惹出麻烦。”
李讷“公主”，生错地方
李讷在校时，我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问起李讷。我说，她极力自我克制，个性是受压抑的。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李自成即将破城之际，命皇后、贵妃自缢，还挥刀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生在帝王家！”（长平公主没有被砍死。后李自成命人为她疗伤。农民起义领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说：“你们听见没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种不幸。可怜的李讷公主也是生错了地方，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高干子弟大部分骄横放肆，也有类似李讷这样的过于谨小慎微。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时候的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听到我这个党内的异端分子称李讷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这样说吧。」文革中，被人揭发，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状。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皇帝”。“伟大领袖”可以自称秦始皇，别人说了就是“反革命”。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喊出：“秦皇专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据此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都是后话。
我看到郝斌被牵来牵去游斗，为他不平，也为自己庆幸，总算逃过一劫。谁知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得了。
批评聂元梓遭报复
赶走工作组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号称“红色政权”，聂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阮铭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贴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题目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批评聂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起初，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是少数，辩论了几个月，支持者越来越多，北大分裂成两大派：拥护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对校文革的叫做“井冈山兵团”。这时，聂元梓就不客气了，她把当初江青要点我的名，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等情，和盘托出。大字报越说越玄，有的说我给李讷打了三分，还有的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对我说：“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个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原来李讷的门门五分是这么来的。我教的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家有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似有藐视“顶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气”。也有“井冈山”人贴出支持我的大字报：“郭罗基一身正气，没有媚骨。他准备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诉诸公议，和你们辩论。”我并没有说要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2]。但这个大字报泄露了天机，大家知道我还保存着李讷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讷考卷作罪证
军宣队进校后，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初期，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以后，“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标签。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先是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是连续的批斗会。 接着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条就是“迫害李讷”，并勒令我交出李讷的考卷。
那一年学期末，讲课结束，复习一周，然后考试。李讷要求提前考试，还有一个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试，都说了一些理由。我为他们另外出了一套试题。阅卷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给了四分。我知道李讷平时学习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错，可能她没有经过复习，发挥得不是很好。过了几天，我将试卷交历史系办公室保存。教务员是一位老太太，我的无锡老乡，名顾霭如。她对我说：“李讷门门功课是五分，你给了她一个四分，她很不高兴。”我说：“是吗？我来找她谈谈。”我自以为我同她是谈得来的。李讷的试卷暂时由我保存。学生的试卷无论是由系办公室保存，或由教师保存，都只保存三个月。我找李讷，她回家了。后来我又借调到教育部，离开了学校，一直没谈成。那份试卷不经意间三个月后也没有销毁。
提出“迫害李讷”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对李讷的印象不错，不可能发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
后面那句话是孙蓬一同情我的时候说的。这时，由于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讷”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讷”，关键就在于要我交出考卷。不难想象，指着考卷，他们就可以坐实“迫害”的罪名了。哲学不像数学那样对错分明，他们一定胡搅蛮缠，说李讷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评判如何不公，可见是“迫害”。所以这份考卷决不能拿出来，但要销毁已经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烧纸冒烟，邻居就会检举：“销毁黑材料。”如果扔到马桶里，堵了，又成问题。我只能把它转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讷的考卷，我说销毁了。他们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没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条新发现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里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说，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到处挂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挂毛主席像。从反革命分子不挂毛主席像，推出不挂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逻辑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无论怎样批判，不顾事实，不讲逻辑，都无所谓。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学的，居然也置逻辑于脑后。但在这种场合同他们讲逻辑是没有力量的。我以攻为守，反咬一口，说：“你们家里随便挂毛主席像，让毛主席看你们吃饭、睡觉、拉屎，这叫热爱毛主席吗？”他们说，联系到你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皇帝”。我说：“照你们所说，我是仇恨皇帝呀。”他们无话可说就“打态度”。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恶劣”，不在乎了。
反毛，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的第三条“反革命”罪状，确实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但这一切都不能明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在北大，这句话被传为“郭罗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伟大人物”？说聂元梓是“伟大人物”，还不够格。起初，拥护“红色政权”的保聂派只是从派性的角度来反对我，说我“把革命群众当奴才”。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品出味道来，说：“郭罗基哪里是反聂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了，必将大祸临头，极不明智；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经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我在紧要关头尚能保持方寸不乱，批斗会上急中生智。我说：“我当时说的明明是反聂元梓。但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你们说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好说。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时冷场，他们无以应对，就空喊“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之类。
专案组为我送“鸡毛信”，销毁考卷
我被关在南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原是卫生间，后来撤去浴缸、马桶，成了储藏室。现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张床，再也没有活动空间了。好在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来往行人。外间住着两个看守。专案组就在楼上。我的前妻刘渝宜给我送替换衣服和伙食费，都只能交给专案组。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倒是能从窗户里看到她走进南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连中国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许的，在人民共和国里却是司空见惯。
几个月之间，每次总是审问两个问题：“李讷的考卷到哪里去了？”“交代你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我对抄家早有防备，作了一番处理。章太炎逃亡时，包袱里只有手稿，别无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轮到我搜索家室时，才觉得章太炎不痴，想来想去确实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个旅行包里，还有来往书信（心想假如我当“反革命”，不要连累别人），再加李讷的考卷。这个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朋友家。那里是所谓“保密单位”，本来比较平静，后来也闹起来，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担心，如果他们那里的天派搞到了李讷的考卷，就会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刘渝宜将考卷销毁。可是谁能为我通风报信？我处在禁锢的牢笼之中，唯一的通道是专案组，只能通过他们的手来传递信息。我使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浑身解数，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我将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专案组，说：“让我爱人补一补，补好后送来。”棉手套的夹层里藏一纸条，她伸手进去就会感觉有异物。纸条上写：“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沟里。”过了一个星期，渝宜将补好的棉手套送到专案组交给我，还有一瓶炒面。我知道炒面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纸片，上面有三个字：“完成了”。
专案组为我送了“鸡毛信”，他们当了义务交通员还不知道。以后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长地说：“销毁了，千真万确，肯定无疑！”
与专案组斗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整人的杀手锏。当时有一个《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简称“恶攻罪”。执行起来，非但“恶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扩大到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但“攻击”有罪，连“议论”也有罪。凭日记、书信以及关起门来的议论，等等，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历次运动都是自证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来的。一方面是可恶的专案人员进行逼供、诱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审查人员的天真，轻信什么“坦白从宽”。结果正是根据“坦白”来定案。
专案人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思想，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看法。”这些人都有阴暗心理。他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没有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看法，千方百计让你讲出来，给你定罪。
我说：“即使我有思想，没有言论；是言论，也不是行动。你们总是凭言论定罪。你们要我交代思想，一讲就成为言论。是不是引诱我犯错误？”我在文革中对思想、言论、行动的关系有切身体会，所以后来才能写成文章。
我不否认我有“思想”，就是不讲，尔奈我何？
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后就来“讲政策”：不交代，对自己、对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交代了，可以“给出路”等等。我知道，这是一种诈唬的手段。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照你们掌握的材料处理好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对我说，你的同伙化学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发你了，你不交代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专案人员常用的诈唬手段。如果从我这里挤出三言两语，又可以去诈唬某某人：“郭罗基揭发你了。”来回诈唬，诱发不实之词，成了假交代、假揭发。我回答他们：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尽管他揭发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他。
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饰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时，我也有像张志新那样的正义冲动：“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好，我就来交代。我愿意和你们辩论，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劝诫我：“你要沉住气，将来有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不顾后果。”就是为了将来有讲话的时候，我才忍受暂时的屈辱。张志新光明磊落讲出自己思想，结果在“反革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发表《谁之罪？》之后，常有人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这是我酝酿了十年才写出来的。”
专案人员不仅要我交代自己的“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还说我是井冈山兵团“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
最早进驻北大的军宣队是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派出的，负责人刘信是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带来的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杨顺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这位杨处长是个獐头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谈话，说：“你们井冈山兵团有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每条线都通到你这里。你们的大印，我们都拿到了。……”要我交代与“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联络图”。我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这是“土八路”办案，以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显然是谎言。
井冈山兵团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共产主义学会”、“马列著作学习小组”等的小团体。后来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毛、坚持文革的正统派；凡是“马列著作学习小组”都是“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分子。这些“马列著作学习小组”常常向我请教理论问题，还到我家借阅书刊。在军宣队的高压之下，不少人把我牵扯出来，所以我成了“总后台”。事后，井冈山兵团的人们笑称我是“总后”。
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忽一日，南阁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么事。专案组对我说：“回家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回哪个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离审查不是还没有做结论吗？我怎么能回家？”
“军宣队犯错误了，谁给你做结论？”
回家后才知道，在这四个多月里，北大出了大问题。住“牛棚”的和像我这样单独关禁闭的达九百多人，超过当时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自杀的接二连三，每有自杀，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人死了也不放过。这样的大标语，人们数了四十多条。直到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队。从此，北大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
我确实是他们要抓的“反革命”，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扩大化”队伍里溜号了。但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离开北大的时候，得了一个群众评语：“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注：
[1]我的朋友李洪林和于浩成，一个自号“痴翁”，一个自号“呆公”。我提到有人说我“迂呀”，朋友们就称我为“迂夫”，与他们二位并列为三。
[2]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郭先生的个性十分刚强，有位老北大的同学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时期，有人贴出大字报，厉声责问郭罗基为什么在一次哲学考试中只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评了三分。这一攻击在当时真是非同小可。换上别人，不是连忙认错，就是默然忍受。但郭先生却与众不同，他找出李讷的那份考卷贴在墙上，让大家来评是否能值更高的分数。这件事我没有向郭先生求证过，但那倒是很像郭先生做事的风格。”（《于无声处听惊雷——读郭罗基先生的两篇起诉书》，《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三月号。收入胡平著《从自由出发》，第二○八——二○九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说我给李讷评了三分，又说我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等等，都是“老北大的同学”误传，当然并非出于恶意。
（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
《明报月刊》二�一二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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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陈云一项提议 中共权贵家族世袭权力敛财
【大纪元2013年01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日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后代掌控中国主要国营企业，编织了一张利益交织的网络，敛聚惊人的个人财富。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夏业良披露：当年中共元老陈云的一个提议，经过邓小平默许后，导致权贵家族对权力的世袭。
中共八大元老家族利益曝光
12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披露中共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彭真和宋任穷八名元老的后代疯狂敛财详情，以图文显示八大家族编织了一张利益交织的网络，结成庞大的红色贵族利益集团。
彭博报导称，中共八大元老的家族关系网络相互交织，包括业务往来，拥有共同雇主、相同的私有或国有企业和外交机构，甚至通婚。彭博详细列举了20余条八大家族间人员利益往来细节，其中主要涉及中信集团（Citic Group）、保利集团（Poly Group）、南海集团（Nanhai Group）和北京置业地产公司（Bright Future）四大公司机构。
彭博社报导披露，毛泽东继承人的26个红色后代控制了中国顶尖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女婿贺平、已故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光这3人在2011年就掌握达1.6兆美元资产。
中共元老陈云的一个提议
中共的权贵家族为什么能够掌控中国的主要国营企业，敛聚惊人的个人财富呢？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夏业良在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揭示了一件往事：当年陈云的一个提议，经过邓小平默许后，导致权贵家族对权力的世袭，正是权力的世袭使得权贵家族能够肆无忌惮的敛财。
夏业良揭示了当年中共元老陈云的一项提议：“陈云曾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而且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
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有权力的人，家里的其他人就可以大量的敛财。总的来讲，反腐从89‘六四’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不但腐败程度没有降低，反而愈演愈烈了。”
夏业良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人百名公共知识份子之一。他目前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从事访问和研究工作。
太子党江绵恒 中国“第一贪”
中共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已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高层庞大的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大量报导指现年60岁的江泽民儿子江绵恒被公认中国“第一贪”。
江绵恒就像其他太子党成员一样，曾在美国学习，1992年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后，让江绵恒赶快“闷声大发财”。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轰动国际的中国近年来多起重大贪污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都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有关。涉案金额天文数字的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丑闻“上海招沽案”也直指江绵恒。
此外，李鹏家族、周永康家族、曾庆红家族等也在中共的“改革”中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责任编辑：孙芸）
中港台时间: 2013-01-02 04:52:53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1/2/n3766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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