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 2010年6月8日】
一．子非鱼，安知我国人之乐
我们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戏剧的变革，更正确地说，是我们中国人正经历着自己人生世界的大变革。已经小康富贵跟求做小康富贵而不得的人们同处在一个社会，相互依存，并经历着民粹主义、爱国贼、激进思潮、人肉自污、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政府和社会、精英贪腐败坏、民众乌合愚妄等反社会反文明现象的撕裂、恫吓、威胁。有一阵子人们被盛世的狂欢封为幸运儿，有一阵子人们被天灾人祸变为多难兴邦的灾民，有一阵子暴民暴行暴政轮替挑战人们的心智和尊严，有一阵子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平静中经受无事的悲剧考验……
很多人事由我们经历了，政客般的领袖和牧民式的官吏都换了几茬儿，戏子般的文人都换了几代，能人经济也在企业家商人老板之间跳荡……我们曾经以为，跟着走、跟着跑，能够抵达人生的完善之境，但我们发现，生存的乡愿哲理或说文明的因果律已经不起作用，危险已经无处不在，偶然性、概率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从上至下的人们都对现状无可奈何而也不再安于其位。即使日常生活的平静，仍期待着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当我们在激动、跟从之后，过自己的生活，往往发现，我们完全不能适应自己的孤独。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时代，是没有得到解决人生的边缘抑郁，是一种大家以为的苦和傻。这给了我们继续因循生活的借口，让我们接受政府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知识帮闲主义发布的时代游戏，并游戏其中。
社会迁变给予了人们希望，但人们并没有从时间的流逝中获得什么真正的积累，并没有获得精神自由的创造。一般来说，时间总以不同的速度流逝，人们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包含着相反的进程，积聚和消耗。对某个时刻的体验越深，这一体验的积聚也就越密。听任一种集体时间的积聚，自身生命的消耗也就加剧。对三五年内生存游戏的追逐性体验越深，对长时段的生命历程的消耗也就加剧。这可以解释当代大陆的集体无物之阵，如何以白领金领、房地产商、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官员、蚁族、房奴、车奴、官二代、富二代……一类的面具，掩盖了人的个性。人们没有活出自己来。人们与时俱进，随波逐流，什么都没有错过，什么也没有得到。
而移民中国，这人类历史上壮观的大迁移，东土大陆上数千年的农耕熟人社会，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跃进到城市化的大潮中，人们进入到了一个移民时代，一个陌生人社会中生活；但是，空间的变易拓展，并没有改变人心的质地。“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人类城市化史上的箴言在大陆中国完全失效。由春运和假日经济强化的人的位移，既丢失了熟人社会的传统，又未曾获得陌生人社会中对第六伦的伦理性尊重、接纳，更不用说获得生存的自由。网络，这一虚拟时空给予人们的正义保证、相互取暖、社会救济等功能，尚不足以改变现实生存的荒凉。与此同时，数代人挤在三五年的人生游戏里，需要交待自己和自己一代人的品质。这种交待，由于缺乏自由的法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表演。从温秀秀到四五一代、八九一代，到地产商、网络营运商，到80后、90后，都在急于表达跟河蟹社会的某种关系……
人们既不能正视自己的孤苦，又不能越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看见另外的时空。所有的时空或孤苦在我们这里被想当然理解了。我们完全迷失在路上。个体无足轻重，尽管有一些官产学般的戏子上场以及恐怖分子一样的侠男侠女行走网络、江湖，但他们没能给予我们人生的坐标，没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在后极权时代所曾有过的个性解放运动，所谓80年代的文化热，到了次法西斯社会，就演变成唯物主义、拜金热，演变为权力、市场、社会集体对个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使得边缘生存、基层民众生活成为一个令国民避之唯恐不及的黑暗地带。这种黑暗地带，滋生着黑窖工、房奴、屁民、十二连跳自杀者、“精神有问题”的上访者……这种压抑，使得光鲜的上层社会、影视舞台等聚光地带充满了傻乎乎的幸福表情、赤裸裸的名利和欲望追逐。这种聚光地带，滋生着超女、百家讲坛、名嘴、“史上最牛”的教师、房地产商、官员……但即使聚光地带的人物，仍在中规中矩地表达、仍在线内或踩着线成功作秀自己的身段。无论是以吏为师社会中频频露脸、作重要讲话或指示的政治领袖，还是接受大师加冕、预支自己不朽的文化人，其品质既不足以代表德治天下的风范，其精神也不足以代表一个社会时代的精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都有自己的应对，有自己的卑劣或尊严；但时代裹挟或绑架了人们，人们尚未能有所省思，就顺应，推波助澜，共同成就了没顶之灾的大业。这个迷一样的人生因此多处于黑洞之中，少有示众自己内心的时空；多处于混沌中，未能抵达人生的奇点，而获得大爆炸之后的宇宙。这可以解释“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深层沉默地生活着，那无数沉痛而微弱的呼吸，像大海的潮汐，涨落于现代前夜的广阔空间”。
在另外时空的眼里，大陆社会的人们多么奇妙啊。十几亿人都在冲浪、打滚、忙于健身养生、忙于排队购屋、忙于表态说不、蹑手蹑脚地玩笑、成群结队地旅游参观考察出国，如浪里白条，一个浪头打过，一片白条般的肚皮露出。没有头脑，没有精神，没有心灵、理性、气魄。按网友做出的诊断，在最高端的精神领域，几乎全体空白；在心智头脑方面，多为昧心脑残者；在知识领域，多为抄袭；在生产领域，多为制造而非创造；在生活领域，多为假冒伪劣或毒性充斥的王国。但鱼儿们（实则河蟹们）嬉戏、横行，休闲、娱乐，甚至在总结这令文明目瞪口呆的中国人生模式。
如果有人以为鱼儿们孤苦，借用哲人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二．没有悠远时空的人生
这个黑洞般的社会或人生并非没有颜色。用几千亿打造的运动会、博览会、大庆等等都那样令纸醉，令金迷。由十百千万装修的房子或暴发，或美仑美奂。它是黑洞，却又像星云一样光鲜灿烂。这也许是中国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
对十年二十年都稳定发展的人生社会来说，它确实有自己的模式，那些企图否定模式的人无视人生十年二十年的有效性。他们把模式想当然地理解为一个理想的东西，这个理想可能是西方世界，也可能是传统文明比如儒家文化。中国人有一世三十年的说法，也有十年一代人的说法儿，如果承认这个时段的划分，我们应该公正地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模式。我们的世代确实活得跟农耕社会或发达社会的个体有异。
举例说明，农耕社会的个体，其生活的时空观念是不同于我们的。他们空间观念多半是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自己的乡野；他们的时间观念多半是循环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们的人生是活在天地山川之间，活在祖先和熟人的“差序格局”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念名词于我何有哉？用一种谬托知己的解读，他们的生活是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他们的生活是确定的，有生死事大之种群延续之目的。
而发达国家即工商文明社会的个体，生活的时空观念也有不同。其空间观念已经细分到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绝对空间以及多维空间多种，其时间意识也细分到线性、可逆、定时以及心理时间、绝对时间多种。他们的人生是因果的，是可持续的破坏、断裂和新生，是发展日新月异，是可代替的，可选择的，是不确定的确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但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所不同，我们的空间观被确定为房子、车子、风景一类的占据物，时间意识则由眼前的事件支配，由同胞、别人的生活、社会构成重大的节点。就像在汹涌的大海上，我们只能死死地赖着小船，而做成我们人生的时空。我们的人生是在路上，在一种不确定和无目的里赚得对生存的拥有感。我们成为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乱交出来的杂种。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只是借给了我们无数的中国或西方元素，但人生模式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不会任由自己成为移民时代的举案齐眉者，也不会成为大陆中国的香蕉人。
这样说，并非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人生模式。存在即合理，这一黑格尔命题确实支配国人多年。但存在之占有获得感才是我们的人生模式。我们通过否定革命的经济行贿策略，即权贵抢钱式的改革，成就了一个文明史上最惊人的强权强钱集团，说它惊人，因为它外表虽然威福，但其实远比不上罗马帝国、大秦帝国、大唐帝国等历史存在之壮观。这个集团集中了现代文明最好的物质资源，而为自身服务。这个集团深知存在之占有之意义，因此它虽然有着最频繁的国际交往，但仍牢牢地抓着它的既得利益。它把一切宇宙间的美好事物都压缩到自己这里，或者说以自己的身体之欲望胃口为归宿。因此，它的办公室有星级房间及梦幻般的睡床、厕所，办公大楼旁即是住宅小区、公仆别墅……它知道宇宙的存在，但它更认为世界就在它的办公室里，在它的别墅里，在它的床上。它的审美趣味、招待礼仪、居住样式、言谈举止……深刻影响了其他阶层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集团面前，其他的民营企业家、小老板、以及大学教授、学者、职场上的白领金领们，他们的生活目标生活内容不过是仿效而已，大同小异，五十步与百步之遥。
这个模式在中外学术界的争论中悬而未决，但早在商人的嘴脸里和媒体的献媚中被命名了，即成功人士模式。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模式就是这种成功人士模式，因此，虽然商人是成功人士的前台代表，但以成百上千之比例竞争公务员的现象可知，成功人士的最好职业还不是商人。商人、白领金领、大学教授等等，都只是成功人士中的二流角色，是强权强钱集团可予取予夺的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如果说传统文明的人生模式中最重要者是定位，现代文明的人生模式中最重要者是定时，文明的要义在于联接历史和未来，贯通天地人三才；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模式却是设定成功。人生一旦成功，即小康富贵后，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占有山川大地资源、性资源、食品资源、水资源、道路资源、住房资源……
这种成功人生模式即是中外观察家们注意到的以低人权、低地价、低工资等低人权优势来获得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是商人们说的做好三陪式服务换取的肥猪生存方式（在寓言中，猪向来被肯定为最聪明的）。
这种模式与其说有什么值得推广的，不如说更值得警惕、反省，因为在这种获得模式中，一切三五年以外的时空都被悬搁了，至多，它们被当做点缀、谈资，而非生存的实在资源。换句话说，三年五载以外的时空都跟人生不可沟通。在另外一个国度的人们前来交流时，他们像遇到了一堵墙或无数的迷宫，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或嘲笑般的回声。
这种模式难以推广，因为它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如丁学良所写到的：“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但中国的成功人生模式觉得三五年是可以忍受的，可以扛过去的，它把这种社会成本迅速掩埋在三五年的光怪陆离中了。
这种模式难以推广，以至于在最近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中方向美国承诺：“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有效促进创造就业，中方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中方将继续加强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保障基金等。”由此可见这种成功人生模式的虚假、脆弱，可见在中国成功人生孤岛般的周围，是有待救济的平民大众的汪洋大海。
因为这种三五黑洞模式，人们参与了一个又一个经济或发财的游戏。从文明的周期看，一个共同体自然会有其文化、代际、技术、地域等水到渠成的成住坏空周期。但大陆的巨国经济规模和参与游戏的人群规模，却让这些周期集中在三五年内实现，甚至在一夜之间实现。从内部看，用帮闲学者专家们的话语，社会热点不断，增长点不断，存量和增量超量发展；从外部看，这个巨国规模的庞大身躯像是千疮百孔，层出不穷、此起彼落地发热、受寒。一会儿沿海热了，一会儿东北萧条了，一会儿南方民工荒了，一会儿京城避运了，一会儿海上繁华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三资热、网络热……最后集中到吃穿住行的热点和冷清上来。吃饭不成问题、吃出花样来跟食品安全联系在一起，出行热跟交通难、邯郸学步式的走路紧张联系在一起，房地产热跟蜗居联系在一起。人们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几乎全部的资源转化为人生的房事，似乎只有房事才是一个国家的个体所能把握的。穷民、富贵一起排队购房，哪怕第二天即上涨四千元。这种近乎疯狂的非理性消费，在外人看来，近乎儿戏的人生，在三五人生模式中有着人生的全部幸福感和挫败感。因为游戏者自己都不清楚，明天从黑洞出来后，资产和幸福指数是高了还是低了。
因为这种三五黑洞模式，人们创造了最为壮观的移民时代的奇观。一般来说，移民文化，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文化，是对陌生、异端从排拒到接纳的新生文化，是重建社会、秩序和人生共识的文化，是敢于给予个性和担当的文化。但成功人生的黑洞模式，却是对陌生、异端的排斥，是集体对个体个性的孤立、窒息。黑洞即恶性循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生态、世态、心态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人们完全顺应时世生活，因为我们既无法预见又无法施予什么实质性的正面影响。移民时代要求的勇敢，在我们这里是以极度紧张不安来置换的。维稳所要求的，跟看戏者不要求拆台子一样。因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自然对于会影响这种稳定或舞台的任何现象抱有强烈的感情，我们极其投入地或漠然看待的事物；另外时空的人们则会相反，平静或介入其中。因为我们难以控制环境，我们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从而我们从消费到思考都倾向于本能，我们难以形成关于时代的观念。因为我们难以控制自己的强烈感情，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或能力将我们的人生触角伸展到另外的时空中。不断加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加剧了我们的黑洞之本质，我们都看着三五载有限的时空，然而我们以为在为人生百年而准备着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对这有限时空的把握能力也降低了，而关于人生、另外时空的幻想性内容随之增加。我们抱怨另外时空无知己，因为我们自己也缺乏同情之了解，故对另外的时空也无慈悲。
这种恶性循环远非农耕文明等传统的循环文化所能把握。尽管历史上也有过这种现时贪婪占有的求得现象，但文明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告诫并身体力行一种从求得到道德、良知之间的转换道路。这是三代之际文武周公的先人们最早发现的得失思想，也是老子总结的“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是孔子总结的“邦无道，谷耻”，是曹刿审断的“肉食者鄙”，是杜甫揭露的“朱门酒肉臭”…… 也是基督早就审判过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和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也是伟大的佛教导的，“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
但在中国人生模式里，历史给予的教训从未当真过，未来的理想也很少有权力检验、校正现实，信仰的审判和祝福连精神胜利都不曾取得。这种人生黑洞模式不打算输出任何光芒，而贪婪地占有吸取并压缩一切质量。这种人生模式甚至各各声称他们是马克思、孔子、佛陀、基督的信徒，成功人士就是“买了房，信了教，翻了墙”一类的游戏人生。这种黑洞不差能量，但其不差钱或不差血的能量却是破坏人性的。这种破坏现象则构成了黑洞之外的次法西斯美学星云，或灰暗阴霾，或眩晕灿烂。政客从牧民的家长变成了维稳队长，商人不知晓人生的丰富，文士无有个人的性情担当。求得者多成为黑洞，求不得者多无所适从。当制度、舆论，甚至当下道德都不足以维系正义时，个人就成为命运借以展开之最终和最高的审判者，代历史和绝对精神实施报复。这种报复、反社会之惨烈今天仍在发生。
三．唐人街和黑洞人生模式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春节’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我们的人生模式其实远比“唐人街”模式更为热闹。因为唐人街尚有着外在环境的影响、制度的保障，中国人生模式缺乏那样的大环境。我们的大环境是自己，甚至我们可以影响外在，更改历史，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于异域。我们的蛮横跟自卑一样牢不可破。
因此，西方的观察者们一旦突破历史的瓶颈，探索到时空的真相，多认定中国人的循环文化到后来演变成了恶性循环。尽管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到60年代的左派造反，西方人都称赞过中国文化，毛泽东甚至成为他们造反的思想资源之一，他们借中国符号来批判自身；汤因比甚至以为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大同。但一旦他们回到线性史观中，一旦他们回到个体立场，他们还是痛心中国文化中的负面性是如此惨烈。黑格尔曾经写道，“在中国，……大家既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艾萨克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点。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停滞”是黑格尔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中国人文化属于“幼年文化”。自他以降的西方观察者，多鄙视或痛心于中国人的“类人孩”状态。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攀升，对进步主义和发展观念的反思，西方人开始看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并对孔子、老子的思想探求其同情之了解。但孔子开启的伦理文明，其少有探求天道性命，而多呈现大家长和类人孩们无休止的无效游戏，成为文明眼里值得悲悯的人类现象。孔子的谆谆教诲，在文明人心里只是一个古老文化的教化主张之一，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一些毫无洞见的陈词滥调式的道德常识而已。“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魏特夫、韦伯、罗素，都以他们的逻辑观察到中国文化的停滞一面。即使在汤因比、李约瑟等人对中国文化致意的同时，西方人仍注意到自公元前一二百年间，即战国开始，在中国社会沉潜下来，使中国王朝更迭而不曾突破的要素，他们把这一索解不得的停滞称作“永恒的秘密”。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模式也不仅只是对时间过程的放弃，而且也是对空间存在的放弃。就是说，成功人士对时间、空间都是熟视无睹的，人们的时间感是“停滞”，人们的空间感则是“狭隘”。我们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有百年的革命史，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史，但数代中国人都有二世、三世、四世同堂的逼仄的生存经验，直到今天，蜗居、蚁族仍是我们城市化的最重要的成果。因此，人们对空间的想象是极度苍白的。即使成功人士也在傻大空的空间设计外，仍不由自主地回归到亭台楼阁借景借空间的可怜想象或自大感觉里。在我们成功人士这里，如非出差、商务、合群游玩，我们多半很少到另一个空间里生活、阅读、感受。因此，在成功人士的脸上既看不出真正的沧桑感，也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谦和气象。行路万里，也只是强化了成功人士的成功感。这种成功感即是得行时的横行之心之态，是不得行时、较“中国可以说不”更早的“叶名琛式的不”：不战不和不守不逃不降不走。
在这种成功感眼里，一切空间，任何乡土、山水、海天一色，都不过是梦幻泡影，因此人生自然之空间被他们压缩到都市，进一步，压缩到自己三五年的游戏里。那些异端的空间全如刀枪一样被成功地抵挡在身心之外，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这种刀枪不入的成功感和自我中心主义会幻想自己可以抵挡时间的侵蚀，会想象自己可以征服空间的存在。历史学家观察到，像义和团、红枪会和神兵一类的另类成功人士，曾喊著“刀枪不入”的口号，抵抗过八国联军、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这两代中国人，如何以养生、健身、信教、小圈子的差序格局生活……来抵抗现代文明的基础：生态、世态和心态环境。
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对时间和空间之共识的信仰基础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即知道定时定位、守望并发展这种时空信仰是文明个体的责任和权利，就是说，对时间和空间之存在的信仰乃是一种文明正义。但成功人生模式却拒绝这种信仰之共识，这种成功人生的停滞使得国民们虽然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却难以生成文明形式，甚至在“悠久灿烂”的历史里虚无自大。自然，这种成功人生的气局之狭隘也使得国民对空间肆意破坏而无所顾忌，这是当代中国能够在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推倒百年千年的中国建筑，而在短时期内重建一个新的怪胎中国建筑的本质原因。
如果说文革是对历史对时间的毁灭，那么最近一次政府国家主义的改革号召则是对社会对空间的肆意打扮，即对中国人生空间的毁灭。大规模拆迁、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流离失所、暂住在自家的国土上、反认他乡为故乡、逼民投机并将土地资源资产化资金化……因此成为当代大陆中国的奇观。较之现代化史上的经典血腥案例，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美国的黑奴贩卖、日本少壮军人强迁农民进城、德意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大陆的强权强钱集团对自家空间及其人民的压榨更为无耻、罪恶。从西周开始的王道乐土、家园感、对山水自然的敬畏心态和保护意识，至此失去了国家基础；从春秋开始的天命、天道观念，至此失去了伦理基础；从宋代开始明确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良意识，至此失去了心理和道义基础；从五四开始追寻的民主、科学精神，至此失去了社会基础。
成功人生模式追求的是以吹糠见米、杀鸡取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发展后治理……一类的成功本身。它以成功看待发展，以成功看待乡土、山水自然，大陆中国在空间性上失去了神秘和美。在成功的中国人生里，空间随时是可以抛弃可以置换的，成功的中国人生在北美、澳洲、巴西、马达加斯达……都可以营造自己的洞窟。大陆中国不再是成功人生歌于斯、哭于斯、长生于斯、聚国族于斯之所。
因此，尽管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大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剧，但大陆的城乡之间，精英民众之间，对空间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失去了足够的审美能力。大陆空间不再宜居，人们也失去了空间感。成功人士模式的应对是推倒重来，以现代物质形式在都市和乡村重建生存空间。追赶成功的中国人生模式则是以现代垃圾内容填充生存空间，民众像狗一样�伏在成功身旁，向成功求乞、献媚、仿效。这种�伏求乞较之唐人街模式更为惨烈，一如人们不相信勤劳能够带来好运，人们也不相信改善生存空间有什么必要。因此，不仅城市有着极为糟糕的贫民区，而且乡村也成为垃圾的集散地。
社会学家注意到，发达社会的精英人士多有其自家的看家本领，他们设计、装饰、动手能力极强；而他们国家的农民则有着热爱生活家园的愿心，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漆刷自家的房屋。当代大陆的成功人生模式则不存在这种时空之守望、经营、拓展。停滞的时间感使人们难有听闻民胞物与精神生长的愿心，狭隘的空间感则使人们难有爱护环境的意志。社会学家观察到，即使江浙富起来的农民，在盖有三四层的洋楼小院里，猪圈、鸡栏跟人的生活圈几乎是同居而相安的。
但与此同时，人们仍像仓鼠和厕鼠一样在自家小小的空间里出入得意，这种得意可能是得到佛道神秘感应之意，可能是得到基督天启之意。人们对大的空间如家园、都市、国家失去信仰，而去追求一种得意忘形式的信仰，即时髦般地皈依佛道、受洗而奉耶稣基督的名、无任何迟疑地崇信黄帝内经或阴阳五行名下的养生。人们因信因名称义，而很少关注自己人生的时间空间之存在。这种口腔期的信仰，在中国又称吃教，是以今天中国成功与非成功人士，都在吃基督的血肉、佛陀的慈悲，在信道教的性命双修、儒教的之乎者也，以及大大小小的南传、藏传、读经、静坐……唯独少有人信仰、关怀并完善这个有着无数远方、无数人们的城市化的大陆移民时代。人们在吃教中党同伐异，非我族类，自居成功。
这种时间停滞、又没有空间感的中国人士，在国门打开跟西方交流之时，其不能交通之阻塞愚顽令西方人震惊。历史学家写道，义和团期间，西方人确实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感叹过中国民气的可贵或不可战胜，但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即使中断半个世纪之久，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自然，这种对愚昧的定义有时候是单一的，比如它是文明优势心理下的产物，它带来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果。甚至它是建立在西方人那种线性因果逻辑之上的。今天，当西方人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时，反思因果逻辑、数理逻辑之外还有因明逻辑、易道逻辑时，中国人并没有从这些文明的花实中学习到多少有益的东西，反而在一百多年的坎陷中跌入到成功人生模式的得意里。
但是，这种没有悠远时空的中国人生在当代变本加厉，这种成功人生模式本质上是三年五载的成王败寇逻辑，是丛林逻辑。如果说义和团的民气让文明震惊悲悯，那么今天中国成功人生的愚昧脑残或成功心理，让西方人敬而远之、利而用之外，也让他们思虑其中的人性悲喜剧。
四．丧家狗：中国人生形象
我中国人的形象跟中国国家形象一样，是近年汉语世界的重大话题之一。近年在网上流传极广的关于中国人形象的文章众多，西方人，甚至邻居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都参与进来，对中国人进行诊断。我们听惯了台面上的好话，听到这种刺耳的声音不免反感。何况在中国生活、工作、留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汉唐以来的中国人不曾见此“万国来朝”、“万方来仪”的现象很久了，这本身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吸引协从能力，哪怕是黑洞般的吸引力。而跟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不用说，从礼仪上也该都是赞誉中国生活和中国人生的。
但是，在中国人形象的讨论诊断中——这几乎是不约而合的讨论，几乎像是预谋般的诊断——，连在中国生活的老外也开始对中国人指手划脚了。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就判断：“现在的中国人，其麻木、愚昧程度不比1895年好多少。”在我们社会生活的“中国通”如此质问：“一盘散沙的社会生长一盘散沙的人，你们的时代里还出过什么志士么？民国还有过鲁迅，蔡锷，朱自清这些我们佩服的人，现在你们除了贪官，虚华学者，思想懦弱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你们不是说要培养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么？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你们的龙芯主频只有266赫兹，却在吹要商业化！中国人，我们敬佩你们什么？”……
这种偏激的话显然反证他们不懂得尊重居住国的人民和文化，显然说明外人也一样有着不成熟的心理和类人孩式的个体。他们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民族情感，或出于嫉恨，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评价不高。他们的判断显然多是碎片化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观察出于深入分析和平等态度。在这方面，据传为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部分文字涉及中国人倒显得理性、诚恳。这篇文字尽管非我和我的同胞手笔，仍值得征引如下。
----如果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但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五．带病生存模式
说我们当代中国人像狗一样无所适从，这当然并非侮辱中国人。在西方，以狗喻人，并非侮辱人。因为，“Every dog has its day！”，即时来运转，或者说，人人都有得意日，每个人都有走运的日子。类似于我们的国宝级学人季羡林生前一再陈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我们当代中国人像狗一样无所适从，这令人想起鲁迅的名言，丧家狗。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或者能够说明我们今天的诸多人生现象，如前说的强制拆迁，流离失所，暂住在自己的国家，团购买房……但我们多半世故了，即使我们真的像迷失的狗，我们仍在若无其事地生活。因为即使我们骗不了别人，但我们可以骗自己。就像从社会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角度分析，我们社会最主要的几大阶层如警察、大学毕业生、民工、白领、官员、民营老板等等都有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他们仍微笑着露脸一样。移民文化中的外来工一向被视为高犯罪阶层，但在我们的移民时代，这一规律不太起作用。平时温文尔雅的中年人都突然附体一样，疯狂地把屠刀向孩子们、女人们举去。
但我们对这些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社会人生奇观已经熟视无睹了，就像文明眼里的巴以冲突，人们就在炸弹旁吹拉弹唱一样。我们跟人肉生存的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倒是高度地契合，我们珍惜自己有限的三五人生时空。
其实不太起作用的还有文明的其他所有规律。比如知识改变命运，勤劳致富，天道酬勤也酬情，这些规律在成功人生模式中是不起作用的，在威福的小康们眼里是不正确的废话，也是让二奶小蜜们笑掉大牙的。比如经济规律，兰德公司对2020年的那种分析就未必起作用，因为研究分析只是止于“狠狠撞墙”一类的非理性层面，而不曾看到看到我们人生中也有理性算计的绩效，这种研究就难以说是站得住脚的。那些要求文明、尊严、智慧、良知、正直一类的社会交往规律或社会生成规律，在我们这个社会也不起作用，尽管它们也会发挥烈士般的功能。那种有病就看病治病的医学常识或什么规律，当然更不起作用。
带病微笑生存，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其实黑洞是恶性循环，黑洞也是病。帮闲者一度以为这是自行车模式，一旦骑上自行车，就必须快速前行，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倒。其实不明白这可能是革命世纪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或者说，它是中国官本位文化中最庸俗无行的遗产。它的便利是，一旦人生不利时即可称病休养，一旦人生顺利时即带病坚持工作、坚持革命、坚持存在。这种模式同样证明我们罔顾三五年以外的时空。骑到哪里是哪里。摸着石头过河，过到哪里是哪里。病到哪里算哪里。这也是我们盛行亚健康、抑郁症、三高、肥胖症、狂燥症……同时仍给人以小康、求得了、不差钱之印象的原因。
我们当然不缺微笑的一面。我们吃饭不是问题，我们活在发展主义里，我们以名利之得看待每个人的发展。他有名吗，他不差钱吗，他有请客吃饭休闲娱乐的条件吗……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像是神话中伊甸园的男女一样，数代人都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财富、欲望大配送。日常食色之欲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解禁，被谈论，被实践。
我们知道，在一切发展社会里，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繁荣和败坏。但那些先发国家的同胞们，有自己的寻道者、殉道者，精英阶层和有识之士，都会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健康看待发展，以可持续的科学研究及反思去看待发展。故他们能为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确立人生的坐标，用我们先辈的话，他们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以他们写自己的“伊甸园”，更写时代的“精神病人”；他们总结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更反省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他们推销“常识”，更痛心“垮掉的一代”；他们欢呼“丰饶”，“富饶的营地”，更反思“寂静的春天”，“复杂社会的崩溃”；他们感叹“历史的终结”，更警惕“深刻的断裂线”、“单向度的人”……
这种比较跟前述比较一样，都有陷入简单轻浅的危险。因为在举证发达国家或农耕文明人生方式的正面现象时，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其中的负面现象；在陈诉我们自己的卑劣或罪错时，我们会立刻举证发达国家的类似现象。我们有腐败，美国还有庞氏大骗局呢；我们的行政效能低下、政府庞大，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多得数不清；我们有校园弑童事件，美国的校园惨案也没断过；我们有食品安全，西方公司也在召回他们的产品；我们在透支子孙的未来，美国人均负债更多……这种貌似客观公正中立的态度，其实是黑洞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它掩盖回避了问题。它与其说是自然主义的社会人生观，不如说是一种乡愿，犬儒；它提供的是狡辩的证据或认识，却拒绝自己参与介入任何改进；它信仰政府国家主义，不明白自己是一种给罪恶放胆行路的帮闲；它宣称活得明白，却听任社会处于无明的黑暗中。
就像中国的先人明白“风起于青萍之末”一样，现代科学论证了这种“蝴蝶效应”般的宇宙逻辑，只是我们黑洞人生拒绝承认自己有什么共业。我曾经宣讲过世界是因果律在支配着，其实世界也是感应的，是几率的。但中国人生模式却拒绝因果，拒绝感通，人们的黑洞成功，即类人孩们牢牢看守自己的人生玩具或游戏，而拒绝长大；由此，带来了我们复杂社会的危难。知识资本权力和无权无势无知一样造业，甚至老实温驯的平庸之心性残忍出乎我们意料。只要我们拒绝承认自己黑洞人生在庸福中犯下业力，只要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在“岁月平安，人生静好”的心态中有什么本体性的罪，我们难以理解那些老实巴交者会举起屠刀，会杀死自己……
更重要的，我们的带病生存模式欺骗了自身，久而久之，我们明知身心焦灼而不以为病。我们越追求平安静好越难以抵达那一境界，缘木求鱼，久而久之，我们难以理解什么是平安静好之人生，我们的身心完全在幽闭和荒漠的两极跳动。我们是法西斯，但我们是微笑着的次法西斯……
六．人权孤岛的灰色自由
因此可以想见精神生长呼吸的艰难。在我们最以为会迸发大恸哀哭的地方，多有无知天真的笑容。黑洞人生灰暗，因此需要装点欢乐的大本营，那是媒体、影视、政府报告、是正常收入一生都难以购置的天价房屋。带病的人生短暂，因此需要进行快乐总动员，让征婚、2会、食色、葬礼、地震等等要么学术感动起来，要么娱乐起来。是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身心仍受着病痛的煎熬，眼角眉梢都露出了笑意。这种在是非善恶之间、在喜怒哀乐之间的人生转换正是黑洞人生的特征之一。
雅斯贝尔斯提示过德国人共同的罪，佛陀则叹息过众生的共业，基督宣称每个人有其原罪，他们都把人生社会的无明现象称为一切罪恶之源。他们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明白，个体灾难的报应，尤其个人对自身犯下的罪苦：“地狱中最热处是为那些在伟大的道德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人预留下的。”成功人生模式仍有创造的善意，但它有效遮蔽了这种生命自我完善之冲动。它的发生原理即是人生的不平衡，它追求单一人生指标。这种人生不平衡的成功从个体而言是一种“平庸的恶”，从集体而言是一种扼杀个性的罪，从社会而言是一次灾难……
因此，观察成功人生模式，远非那种只见其深刻的片面可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三五人生模式，有其黑洞恶性循环的一面，有其病苦罪错的一面，也有其怀疑的一面，有其狗一般得意的一面。即使我们怀抱了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发展主义、政府国家主义，但至少说明我们仍有进步之意识、科学之精神、发展之理想、政府国家之社会化。甚至，从宇宙的逻辑出发，我们大陆中国和当代中国人如此陷入是非善恶之冲突，未免不是一种天命。当一个虚无者感叹人生有何意义时，这感叹本身说明他仍相信意义的存在。正如我们断言宇宙没有目的，我们的人生仍跟宇宙无限的时空发生了关系。
就是说，我们的成功人生模式之能成功，跟它的罪恶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跟专制统治的优越性绩效也没有多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跟人们的自由相关。如果考察这个移民时代的个体生活，我们要公正地承认，我们个体在低人权的天花板下，有着近乎无限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我们移民社会付出的人权代价仍换来了某种自由，使得我们的人权滞后貌似只剩下几个孤岛。即类人孩们可以自己游戏一切，但不得有说话权（言论自由）、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生命权（信仰自由）、财产权（资本自由、地权自由），等等。类人孩们再怎么自由，即使他们在网络上、饭桌上极为自由地表达，即使他们组成各种圈子聚会联谊，即使他们拥有上千亩山地或几十套房产，但他们的权利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被伤害。
这种自由可称为人权孤岛中的灰色自由，灰色自由的泛滥带来了令人吃惊的结果，即今天人们称赞的中国奇迹。灰色自由使一个数千年文明积累的中国被推倒，森林、寺庙、世代和谐的民居、山水，都被china（拆哪！吃那！），而大跃进到一个以政府国家主义的高楼大厦为标志的当代中国，大跃进到现代建筑材料充斥最遥远偏僻的地带。灰色自由甚至生产、制造出最匪夷所思的产品，如纸包子、化学鸡蛋、毒奶粉、毒韭菜……以至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中，仍要借助于中国人才能制造出一艘大船来。
这种灰色自由显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奠基的成功人生模式是被奴役的，甚至是自愿被奴役的，它的自虐自污不断震惊着世界。每一个成功的商人、白领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或说血汗史，都有陪笑的三陪史；每一个成功的官员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利见大人的奴才相；每一个成功的学者、明星、戏子背后都有唾面自干的帮闲史。人们以自愿自虐的灰色自由来求取三五年的小康成功。据说，当年梁启超向美国总统求助，请其支持中国人的现代化事业时，总统不置可否，只是嘱他去唐人街看看自己同胞的生活，梁看过后一度幻灭。今天，令世人也一再幻灭或恐怖的，仍是中国人自虐般的灰色自由。中国的商贩可以24小时不关门的精神令同行垮掉、自叹不如；中国的作家可以做鬼含泪般的勇气令网友笑骂，可以插科打浑的官话或时髦话或学术语言来给媒体或观众挠挠；中国的官员可以日记的形式记下自己的“关键时刻”、自己的堕落和罪恶……
这种灰色自由的泛滥使得成功人生模式在大陆中国有可推广性、可示范性。饭桌、手机、客厅、网络……一切官家主义的合法伤害暂时鞭长莫及的地方，都成为人们自由宣泄的场所。这种灰色自由的泛滥使得成功人生模式那令人窒息、屈辱的生命经验有了平衡，使得十数亿生命在追求成功人生的过程里成为文明眼里无原创能力的零。
因此，谈论我们中国人生模式，除了向文明世界宣示生生之德、总结教训、交待我们是谁、家园如何一类外，我们需要找到另外的角度。三五人生的成功人士模式，其黑洞本质，既有无限榨取的阴暗罪恶一面，又有无限膨胀的肥胖光鲜一面。这也可以解释，我们的官产学精英人种在当代高度一致的酒肉相；也可以解释，我们社会快速地度过短缺经济，发展得不差钱而令世人目瞪口呆。
三五人生模式，似乎是迷失，其实明白无误地活在当下的获得感之中。这种当下的观念，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科学进步主义、政府国家主义、稳定压倒一切、和平河蟹等支配，其实是一种运动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圈生活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的富一代富二代几乎都不要什么头脑或心灵精神，而经济块头在全球都数二数三的社会提供不了有效的生产工具和有道的生活产品。而一些迷失的狗或以为自己是特立独行之猪，其实所谓的独立仍不出猪圈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总结中国模式或中国人形象者，难以从文明逻辑层面说服自己，难以承认中国模式将拯救世界、中国人会自度度人。
七．三五人生的私人主义
我们黑洞人生的天命是什么？既然我们已经明白，高消费的生活在目前为止仍只是以耗费地球资源或说生命资源为代价，我们所谓的小康、富贵不过是对资源的浪费，但我们能回到低碳生活或农耕时代吗？我们能够痛改前非，将高消费的生活在我们当代手里完成一次革命吗？
到目前为止，关于成功人生模式的改进之道似乎是一片空白。慈善、公益、志愿……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国家主义的遮羞布。成功人生模式的经济秩序也方生方死，笑话迭出。它希望以资本、商机来推动世界的改变，它宣扬鼓励招商引资，却又以暂住证、户籍政策等三六九等来羞辱、隔离大陆社会的一体化。这就造成成功人生模式中令世界大跌眼镜的奇观，它的成功模式是威福来的，在它的威福里，它制定了价格，它买什么什么便宜，它卖什么什么就涨价；在它的威福之外，它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它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为了成功，它必须官产学共谋地营造它的威福地位，以威福为它三五年内的成功买单。
因此，可以说，成功人生模式并非如秦始皇曾设想的万世一系，它的脆弱从它的政府向美国承诺一事即可明见。成功人生模式追求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固化在人生的物质层面上，而无知于物质财富是最不确定的。
确定性仍是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所努力抵达的人生境界，就像财富收入、房事车子消费为我们三五人生模式的确定性生存一样。确定性本身就是对时代社会之浪潮的反动。只是说，三五人生模式的确定性是建立在极度自私的私人主义之上，这种私人主义即是前述的令全世界惊讶的灰色自由。由于人权孤岛周围的灰色自由，我们听任一个失控的社会，或听任一个猪圈在主人的管理下无序，听任忠诚的狗在自己的家园无处栖居。
这种三五人生模式把人的生活压缩，私人主义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亲友在一起，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亲友感觉温暖。私人主义知道物质财富不重要，但他仍会困惑，如果没有物质财富，他会有失败感。私人主义知道社会失控，只是他以为跟自己无关。发展、进步带来的问题严重影响私人主义的生活质量，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摆脱它回避它，空气污染了可以吸氧，水污染了可以从意大利进口水，保姆不诚信了可以雇菲佣，蔬菜不安全了可以自己种植……私人主义也关心时事、环境变化、校园惨案，他在一天劳累之后，会看看报纸的评论，会看电视上的各种消息、报道、专家访谈……但他知道，感觉麻木，无能为力，明早太阳仍会升起。
私人主义也会本能地确定一些事实，那些将勤奋、敬业、节约、法律、正义等放在嘴边的精英人士并不受其主张制约。当志愿者、NGO在全社会宣传奉献、慈善、低碳……生活时，成功人士几乎消耗浪费着最多的资源在做慈善秀、低碳秀。甚至私人主义平时忙于一己之私，会在周末、假日本能般地杀出城去，在乡村、山水间、风景地洗涤自己的心胸。
由此说明，私人主义并非无可救药，即使它三五人生的确定性仍吊诡地通向天堂和地狱。说到底，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中，缺少的不是大众基础，不是心理，不是态度或献身般热情，而是确定的方向，确定的精神，甚至是精神分析、社会病理研究，是信仰示范，是哲学思辨的完整过程，是人的逆流坚守……
私人主义虽然苟且乡愿，但在他们内心里仍要求古今中外的文明性情汇通。比如爱情、婚姻、友谊、财富的品质……人们要求有人，哪怕他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精英人士，只要有人站出来主持这种人生的实现。人们要求的仍是看法和意见，人们不允许生活的世界总处在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有人确定立场，从而自己能实现人生的立场。人们不怕围观，如果围观已经构成了一种不明真相之罪；人们不怕极端，如果极端能够带来环境的改善；人们不怕实名，如果实名能够实现人生的正义。
幸运的是，正是这种通向地狱或天堂的确定性要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时代的旋转和社会的旋涡里开始醒悟。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充满幸福指数和罪苦现象、充满荣誉和堕落的盛世跟乱世、衰世一起相辅相成。正如身体的状态跟心理状态难解难分一样，一方面是外表的光鲜，是人前试图微笑开心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家有病难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是清晨醒来的苍茫和下午的情绪低落。纠治盛世中的衰乱之象，极易投鼠忌器。处理身体内的隐患，也难以放开手脚。但我们明白，这种乱时用重刑的极端跟盛世用严打的方式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革命被告别被诅咒几十年之久，革命精神正找到它的时代合理性。如马丁-路德-金说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成为极端分子，而是我们会成为哪一种极端分子……我们的国家和世界非常需要有革新思想的极端主义者。”
八．时空之美
乐观展望中国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很多方案。比如宪政民主、限制公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言论自由……这些方案与虎谋皮，因此三五人生中的无数个三年五载过去，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那些解决社会矛盾的英雄已经老去，其对手也安然着陆。悲剧、喜剧都没有结束，变换的只是剧中一代又一代人而已。从而几代人将再度消失在历史里，甚至成为亲人后人急切告别的庸人。
甚至那些开始明白中国人生的黑洞成功模式本质的人，也很少提供可行的方案，皈依受洗、尊儒教为国教、基督救中国、到二三线城市生活、实名制……等等，这样的方案抵挡不了灰色自由所具有的集体效应。因此，直到今天以及可见的将来，我们中国人生仍是黑洞般的成功人生。
这种黑洞人生之无个性和血缘淡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触目惊心的。这就是中外观察者观察到的，无数的同胞活在成功人生模式中而得意：官员继续着他们的威福，商人仍在厚颜表演他们的人生所得，学者不动声色或绘声绘色地拿中国人生当作客观存在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学识……不在成功，即求取成功；欲求成功，挥刀自宫；一旦成功，即守此成功。故成功人生模式中，成功和不成功者都难有血性肝胆，他们是难兄难弟。成功人生以为跳出中国人民的宿命而自居中国人指指点点，不成功人生以为自己暂时不成功终会成功而滥用人权孤岛周围的灰色自由。无数同胞身为中国人民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得意，无数同胞身处强势以为自己不过是中国人民而无所作为。这是一个有史以来对时空感丧失得最为惨烈、几乎完全失去时空之美的人民。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明，一如大爆炸时的宇宙诞生，有着自己时间周期以及对这一客观现象的界定。对年月四时等历数的把握，带来了空间感的强化和命名。这种时空的最初的确立，乃是一切文明史的始基。
简单地说，对日月周期规律的观察，并将这一确定的规律传之后人，是文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最初界定。在此之前的人类事实，要么变成传说，要么归于虚无。是以孔子掌握当时最丰富的文献，仅只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至于传说中的伏羲炎黄等先人事迹，则归于荒诞不经一类。这种确定时空的意义，在于使天下万民获得自性，用儒者的语言，它照亮了万古以来的暗夜，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人们在确定的大地上代代生息、繁衍，而确定的东南西北等空间的不断逾越，如我们今天所谓的开拓、翻墙，使得确定的空间感在空间扩大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带来了乡土之恋向自然山水之恋的发展，今天则是地球村之恋以及外太空之念想，又带了时间的延长。这种时间既是物理，又是心理的。于是，先人或自己儿时崇信的事物祛魅了，那曾经坚信不疑的偶像或观念失去了其神圣性。人们依然有信仰情怀，只是人们难以确定具体的形式化宗教，人们再难相信盘古开辟天地或上帝创造世界了……
这种螺旋上升的为天地立心，即时空之界定，在文明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如安身立命之事实在人生百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样。这种异质同构，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时间维度里的幸福是否可以比较，有一段时间我们肯定说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有一段时间我们感叹今天的人类多么有福气……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做这种人类文化比较，我们将承认异代相似。
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之后的战国和秦汉时代的思想家们能够把触角伸展到伏羲、黄帝，万国林立的空间已经统一，空间感的扩大，拉长了时代一流思想家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理解先人传说的真实不虚。而那些在另外一个近乎封闭空间经历自己时间周期的人生、家族、部落文化，会有其精神巨人，如张道陵、穆罕默德、柴坦妮娅、宗喀巴、惠能等人，能够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旁，为自己和同胞再度立法立心立命。那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上帝吾尤爱真相的伟大信徒，则能够把上帝、奎师那、盘古们开辟的天地，从公元前4004年，从所谓传说的十万八千年，拉长到可测定的地球年龄、宇宙的年龄……
这种时空的一再确定和动态变化，带来了人生之美。如古人所谓，知晓天文者，必知地理；走遍大地者，必仰望星空。这就是说，懂得时间，也就懂得空间；反过来亦然。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将自己的时间意识强加于人；用我们中国人的大白话，见过世面的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庄子所谓，上下四方极乎？答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迷信世界之美好可能是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开始，中国人生之美好只是始于1949年，或始于改革开放。同样，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拜伏在孔子脚下，言必称孔或唯孔是从，同样不会将战国、秦汉以来中国人对历史典籍的整理，看成是作伪，并把那些一流的文士，看成是罪恶的伪书制造者。
自然，一个有时间感的人，胸中自有丘壑，肚中可撑船只。自然，一个没有时间感的人，他的人生气局就较小、心胸不够开阔，其人生难以称得上美好幸福。这种时间空间关系的秘密至今少为人知。时空之美就在于它们的有限无边，并在无边的维度上，时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不同时空中的人们之所以相爱，不仅在于他们同为人类，而且也在于在无边的维度上，他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成功人士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就是说，时空之美远非专家学者所谓的维度界定，远非长度宽度高度密度，远非点线经纬立体，远非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之美非此三五人生之有限确定，而是无边的辽阔深邃神秘。当基督教统一欧洲时，人类的时间上推几千年；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上推几万年；当科学大发现出空间之广阔时，地球的年龄上推几十亿年。当我们生活在60年来的新天新地里，我们的时间是三大战役的时候，是上山下乡的时候，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中国崛起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辛亥革命百年间里，我们的时间是台海地区的不同变化，是中外关系的变迁，是一穷二白中的珍贵遗产；当我们生活在秦汉以来的朝贡国家体系里，我们的时间是民族国家的数百年成就，是现代人类的成就和限制……时空之美就是这种无限地成全我们生命自我完善的源泉。是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思；是千秋之下，慨然发同声之叹。
时空之美的有限无边，就在于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在于它没有边界，没有天荒地老。在时间的确定的尽头，是空间的开始；在空间的高墙下，是时间的开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写我以文章。时空之美没有确定性可言，一切不过是不确定中的确定，准确地说，是对自己视野所及时空中的合一追求。爱因斯坦承认，有一种我们无法洞悉的存在，以其原初的形式令人感受到最幽杳的理性与最璀璨的美。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只有从一些山民那里，比如几百年不曾走上平原的苗胞彝胞脸上，看到空间感的逼仄带给他们岁月的沧桑和麻木。在他们的生活中，因空间之小，而缺乏长时间的参照，他们的记忆总是将上古传说跟父辈祖辈的事实混淆，他们的记忆太少沟回，太少上古以来的集体事件或个体成就。在提到他们的出生或年龄时，如果不提到一些单个的事件，如三年灾害挨饿的时候，或老村长得病死之前，等等，他们的记忆就难以描述或确定。
明了这些，我们或者能够进一步明白黑洞人生的某些特征。在时空之美里，人生怎么好意思定义为成功人士呢？没有什么成功，生命就是时空之美展开的过程，是时间的流动、空间的拓展。黑洞人生的三五年成功现象，相当于是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当然，解决社会方案不说白不说，而到说为止，至于落实遥遥无期。人们对自己的身心病痛虽然感知，仍像传销者一样大喊大叫地祝福自己，加油，预言自己的明天更美好。不喊白不喊，而到喊为止，至于落实不过因循旧习而已。
时空之美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把握。而心理，在本体性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身体，则是相应的空间形式。我们以为身心可以分开，没心没肺，却带来了身体的臃肿和疾病。没有时间意识，我们的空间是幽闭的，是荒漠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得不够，我们的身体是孤苦的。同样，没有身体的发育成长，即空间感的扩大、拓展，我们的心理也是懵懂未开。孩子没有空间意识，他的身体对外界而言是脆弱的；没有时间意识，他的心理对外界的毁誉侮辱不会有成年人那种强烈的反应。一个有身体感即空间感、又有心理感觉即时间感的人，才是我们所说的成年人。
但成年人绝非成功，如果其身体感，即空间感停滞在某个阶段如口腔期，他的身体注定为食色欲望控制而无能自主，他无能进入时间之流并把握时间。如果其心理感，即时间感停滞在某个阶段如改革开放，他的心理注定为仇恨和感恩一类的外在是非控制而无能自主，他无能进入空间并把握自己的身体。
时空之美落实于大同小异的客体。这些客体最小为人的生命，大而为国家、世界、宇宙……能够正视时空之美者，即能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人生意义。懂得时空之美者，即能懂得这个复杂宇宙具有莱布尼茨所说的“预定和谐”，即能懂得荣格所说的“同时性原理”，即能懂得中国的先圣所说的“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懂得时空之美者，即能懂得“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能懂得自己的人生和守住自己的内心，即懂得康德所谓的沉思。生心即性，即性格命运；吾心即悟，即感悟应和。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自然有因果逻辑、有规律可寻；但更重要，这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有着预定的和谐，有感应，吾人只要用心去悟，去沉思。这就是陆九渊所说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人生世界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需要悟出的。
失去时空之美的政府国家主义则既不敢诚实地公布一次空间里的灾难死亡名单，又不敢坦然面对自家的历史；这种政府国家主义甚至失去了对时间之流的感知，以至于它必须受另外时空的文明来教训，它以向外人承诺改善人民福祉来换取生存下去的机会。失去时空之美的地球则发烧发热为温室效应，吸毒为消耗漫漫时间之流中积累起的化石能源。失去时空之美的成功人生，既不能正视人生世界起作用的因果律、因果报应，又不能正视人生世界相联系的感应关系、共时或同时效应，以至于它必须接受他人的指导，跟从他人，去养生去移民去了解历史上的那些事儿。不敢欣赏身体之美的即不能欣赏空间之美，是以成功人生模式在性事上仍讳莫如深；无能展示心灵之美的即不能欣赏时间之美，是以成功人生模式对百年千年以上的历史语焉不详或任意打扮。
这种成功人生，因失身，即对自身空间之美的把握缺失，而失去了生命的健康态。失身者多为三高、肥胖症等当代暴发的富贵病所苦。在中国文化中，失身向来被看做失去贞操的同义语，是故成功人生模式中的男女少有坚贞之品质，少有身体之美好。而失心，即对自身时间之美的把握缺失，使成功人生者多半不堪回首自己的过去。这种成功人生的本质，由中国文字早已洞悉其本质，失心即忘，故成功人生模式的普遍特征是“贵人多忘事”；失心即忙，故成功人生模式的普遍特征是忙碌紧张。
失心最严重者，即得文明所诊断的失心疯，从精神病理学角度，是谓“神经紊乱性心智缺失症”。“失魂落魄”、“丧心病狂”等成语精彩地描述了“失心疯”的前、后期症状。将此一概念移诸社会文化领域，则成功人生模式中盛行的失心疯现象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严重问题。弑父杀亲、恃强凌弱、拖欠工资的老板被杀、买假护照的官员被捕，在日记中津津乐道自己对性资源、金钱、周游列国、娱乐资源的轻松占有……这跟近乎疯狂的“粉丝亚文化”一样，正是失心疯“交叉感染”之后的并发症。
可以想象成功人生模式是如何成功地成为全球化时代、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自由基分子的，这些自由基分子以其灰色自由而伤害了时空中真正的自由。人们的三五黑洞人生的奇诡是无处不在的。辛亥革命已经百年，耶稣纪年也两千多年，黄帝纪年四千多年，但人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如此狭隘，人们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一二百平米的房子、绿卡、西方世界拥有一套别墅或三十年六十年来的伟光正的时代。
九．良知的自由
对时空的界定成为我们三五人生的难题，我们知道的，跟我们所做的，并不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外人说我们以家、国为生活的边界，却无羞耻尊严，“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这种并不看重家、国的事实无处不在。我们并不怎么收拾自己的家，尽管花钱装修，但我们很少有诸如经常扫地一类的功德，在传统文化眼里，经常扫地有五大功德：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清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至于家门以外的楼梯、过道，那是我们经常走却很少用心关注的地方。
更不用说，一切公共空间，都为我们想当然地占有、污染。我们跟人聚会建立起的公共空间，由于我们的怯懦或无自知之明，使得这一空间充斥着口水争执和垃圾信息、充斥着希望的泡沫。在公共空间里我们不会走路、开会、说话、交友……从而我们的时间多半成为空白，一天一月一年几乎白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网络如此繁荣，一些年轻朋友的言行有如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原教旨战士，是被愚弄或洗脑的奴才。
所谓原教旨战士，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时空之美的人，是无时间感也无空间感的行尸走肉。在这方面，毛泽东对现代军队有自己的洞见，他眼里的现代军队应该是学校，而这种学习，相当于参与无限的时间空间，成全时空之美。毛泽东眼里的现代军人应该是美军士兵，他甚至恳求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毛还有其他一些名言，如全民皆兵。这些话只有在时空的框架里才能看出它的现代意义来，否则我们就会误解像他那样一个极复杂的政治人物，只是希望他的子民成为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奴才，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僵尸，或说毛泽东只是希望自己有“撒豆成兵”的本事。即使毛泽东有此意，但我们当代中国人已经不是豆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当代人生模式黑洞化了呢？如果简单地梳理我们三十年来的社会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一切现代主义、手段几乎都为我们尝试过了，从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市场经济，法治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到社会流行的存在主义、新三论、大陆学派和欧美学派、自由主义、新左派、社群主义、宪政主义、第三条道路、私人写作……就是说，一切先发国家尝试的文明逻辑或路径多在我们这里被引进被谈论了，但这种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等建基于因果律之上的应然和必然现象并没有在成功人生模式中发生。成功人生模式是一种实然。因为世界确实不仅是因果的，时空之美不仅在于理性的因果，复杂社会的预定和谐并不是因河蟹之有无就能够实现的。
直到今天，我们有自由主义而无自由，我们有私人主义而无个人。我们知道，只有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个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一个标准，所谓以自身为尺度，从而给时空以确定性，并不断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的心灵。在这样的社会，个体不但可以鲜明地区别于其他个体而存在，他也可以根据一个公认的、长时段的参照序列，非常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生命可能性。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无足轻重，我们不是标准，一切标准是政府部门，是那些大同小异的面孔制定的。在人权孤岛的汪洋大海里，泛滥的是以吏为师的官话套话的泡沫，是官本位、官家主义的威福，是“行政权力”对“大众权利”的挤压，是由垄断和“寻租”导致的强权强钱集团的“权贵利益”和中国人民“灰色自由”的无数波浪潮。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个体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自己的空间，人们拥有的只是政府国家发布的时间空间，人们接受的只是社会流行的时空游戏。因此，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只是类人孩而已，从未正大地生活过。从文明理性的角度分析，他们停滞在幼年阶段，一生没度过简单拥有感的口腔期。
这种个人化的社会如何建立？取决于我们社会个体的自觉，即有自己的身心时空意识，并为周围、亲友、社会确定并扩大时空。这种自觉是一种人生之美的事业，这种事业卑之无甚高论。但如老子感叹的，易行易知，只是人们很少走这条路罢了。
对于这种人生的时空之美，王阳明有精彩的说明：“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我们当代人以此类推，夜气清明时，是瑞士等中欧北欧世界；平旦时，或者是欧盟世界；日中以前，大概是美国；日中以后，该是我们当代中国了。只是我们个人很少能做到此一日多省，给予自己夜气清明、平旦气朗等等时空的感觉。
王阳明在宋明昏暗之际，发现了这种个体的时空之美，东方社会最宝贵的个人自由，他称其为良知。“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上人。”正是通过良知，王阳明打通了他跟古今圣人的联系，良知即时空之美，即天地大德，即生生之意。心之良知即为圣，人人胸中都有一圣人，这圣人即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及其实践。当人们看到满街都是圣人时，其实看到了他们内在的自由意志。这种人的良知即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它向前推，即是生生之德，即是确定的时空之美，是易，是孔子老子等标举的道，是宋儒说的立心立命，是陆九渊所称道的宇宙，王阳明承认，“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异，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这种良知良能的真骨血发展到今天，被现代文明标举为自由。启蒙以来的文明成果从制度上保障了这种自由，即个体的政治权力。因此，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念兹在兹这种现代人的自由，人是目的，他们总结说，现代人是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的，即是通过对自己置身的时空的信仰、关怀、正义来实现自己的。因此，一切企图通过学问、信仰、财富、养生、影视秀……等等而不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者，都只是类人孩而已，这些人对当代社会的灾难和罪孽多少负有责任。这些人无知于时空之美中之最小单位：人的自由，美是自由的象征。
因此，可以说，人的自由即为人的身心时空之美，其中关键少有人知，故人们往往片面地理解、要求或发展，以至于把无法无天、散漫自私、灰色自由、私人主义等等理解为自由。人们如能回到身心的时空之美，就能理解自由之神韵，就能理解良心良知之可贵：不如此则寝食难安。一如人们本此良心良知，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后，会在周末、假日本能地奔向时空的怀抱。
王阳明正确地理解到个体时空之美，即是中国人的易道自由，人类的良知良能。这种时空之美，即是身心的和谐统一。失去这种时空之美，人们要么成为身体的奴隶，要么成为狂妄佞邪之人。这可以解释成功人生模式中极为典型的人生游戏：励志热、养生热、健身热、宗教迷信热……成功人生模式所失去的生命时空之美，是跟外在自然、社会、宇宙相通无间、出入自如的和谐，是对存在之时空的完全信仰和汇通。因此，一旦明认自身的时空之美，就会感悟并实现社会的时空之美，清除一切障碍，捍卫人生和社会正义。这种时空之美，在中国自由人即圣人那里，即是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是使强者有所忌惮，使弱者不孤苦无告。
这种时空之美，即中国圣人把握并展示的易道自由，易即自由，它容易、变易、不易，蕴涵时空的有限无边之美。易道自由最讲时、位，时不离位，位不离时，即存在的时间空间之状态，它包容并超越因果律，包容并超越了小概率事件。易道自由即从存在的小小时空出发，感悟遂通天下。因此，拥有易道自由，即拥有时空之美的人从不会有丧家狗的感觉，不会“像狗一样无所适从”，一如德国人所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
获得时空之美的人才会在法庭宣告：我没有敌人。有此自由意志的人，才会理解、感悟并呼应非暴力、不合作、不妥协的极端人生。这种自由，即是陆九渊所说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这种自由，才是对时空之美的明认：“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当代中国的复杂超出了中外有识之士的认知，人们感受到了其中四分五裂的危难却束手无策；面对这种复杂，实验室里的因果或已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几乎都已失效。如何介入并实现复杂社会的预定和谐，已经不在于理想之有无，而在于我们每一关怀此复杂的个体能否实现自我。复杂社会一如鲁迅笔下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但成功人生模式能够转向自我之路吗？这条自我之路即是荣格说的“阿基米德点”，即是时空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只有从自我这一点出发，才能生成宇宙，才能做历史的推友。
2010年5月12日初稿，5月35日修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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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6/08/2010 02:04: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一．子非鱼，安知我国人之乐
我们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戏剧的变革，更正确地说，是我们中国人正经历着自己人生世界的大变革。已经小康富贵跟求做小康富贵而不得的人们同处在一个社会，相互依存，并经历着民粹主义、爱国贼、激进思潮、人肉自污、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政府和社会、精英贪腐败坏、民众乌合愚妄等反社会反文明现象的撕裂、恫吓、威胁。有一阵子人们被盛世的狂欢封为幸运儿，有一阵子人们被天灾人祸变为多难兴邦的灾民，有一阵子暴民暴行暴政轮替挑战人们的心智和尊严，有一阵子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平静中经受无事的悲剧考验……
很多人事由我们经历了，政客般的领袖和牧民式的官吏都换了几茬儿，戏子般的文人都换了几代，能人经济也在企业家商人老板之间跳荡……我们曾经以为，跟着走、跟着跑，能够抵达人生的完善之境，但我们发现，生存的乡愿哲理或说文明的因果律已经不起作用，危险已经无处不在，偶然性、概率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从上至下的人们都对现状无可奈何而也不再安于其位。即使日常生活的平静，仍期待着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当我们在激动、跟从之后，过自己的生活，往往发现，我们完全不能适应自己的孤独。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时代，是没有得到解决人生的边缘抑郁，是一种大家以为的苦和傻。这给了我们继续因循生活的借口，让我们接受政府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知识帮闲主义发布的时代游戏，并游戏其中。
社会迁变给予了人们希望，但人们并没有从时间的流逝中获得什么真正的积累，并没有获得精神自由的创造。一般来说，时间总以不同的速度流逝，人们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包含着相反的进程，积聚和消耗。对某个时刻的体验越深，这一体验的积聚也就越密。听任一种集体时间的积聚，自身生命的消耗也就加剧。对三五年内生存游戏的追逐性体验越深，对长时段的生命历程的消耗也就加剧。这可以解释当代大陆的集体无物之阵，如何以白领金领、房地产商、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官员、蚁族、房奴、车奴、官二代、富二代……一类的面具，掩盖了人的个性。人们没有活出自己来。人们与时俱进，随波逐流，什么都没有错过，什么也没有得到。
而移民中国，这人类历史上壮观的大迁移，东土大陆上数千年的农耕熟人社会，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跃进到城市化的大潮中，人们进入到了一个移民时代，一个陌生人社会中生活；但是，空间的变易拓展，并没有改变人心的质地。“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人类城市化史上的箴言在大陆中国完全失效。由春运和假日经济强化的人的位移，既丢失了熟人社会的传统，又未曾获得陌生人社会中对第六伦的伦理性尊重、接纳，更不用说获得生存的自由。网络，这一虚拟时空给予人们的正义保证、相互取暖、社会救济等功能，尚不足以改变现实生存的荒凉。与此同时，数代人挤在三五年的人生游戏里，需要交待自己和自己一代人的品质。这种交待，由于缺乏自由的法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表演。从温秀秀到四五一代、八九一代，到地产商、网络营运商，到80后、90后，都在急于表达跟河蟹社会的某种关系……
人们既不能正视自己的孤苦，又不能越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看见另外的时空。所有的时空或孤苦在我们这里被想当然理解了。我们完全迷失在路上。个体无足轻重，尽管有一些官产学般的戏子上场以及恐怖分子一样的侠男侠女行走网络、江湖，但他们没能给予我们人生的坐标，没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在后极权时代所曾有过的个性解放运动，所谓80年代的文化热，到了次法西斯社会，就演变成唯物主义、拜金热，演变为权力、市场、社会集体对个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使得边缘生存、基层民众生活成为一个令国民避之唯恐不及的黑暗地带。这种黑暗地带，滋生着黑窖工、房奴、屁民、十二连跳自杀者、“精神有问题”的上访者……这种压抑，使得光鲜的上层社会、影视舞台等聚光地带充满了傻乎乎的幸福表情、赤裸裸的名利和欲望追逐。这种聚光地带，滋生着超女、百家讲坛、名嘴、“史上最牛”的教师、房地产商、官员……但即使聚光地带的人物，仍在中规中矩地表达、仍在线内或踩着线成功作秀自己的身段。无论是以吏为师社会中频频露脸、作重要讲话或指示的政治领袖，还是接受大师加冕、预支自己不朽的文化人，其品质既不足以代表德治天下的风范，其精神也不足以代表一个社会时代的精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都有自己的应对，有自己的卑劣或尊严；但时代裹挟或绑架了人们，人们尚未能有所省思，就顺应，推波助澜，共同成就了没顶之灾的大业。这个迷一样的人生因此多处于黑洞之中，少有示众自己内心的时空；多处于混沌中，未能抵达人生的奇点，而获得大爆炸之后的宇宙。这可以解释“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深层沉默地生活着，那无数沉痛而微弱的呼吸，像大海的潮汐，涨落于现代前夜的广阔空间”。
在另外时空的眼里，大陆社会的人们多么奇妙啊。十几亿人都在冲浪、打滚、忙于健身养生、忙于排队购屋、忙于表态说不、蹑手蹑脚地玩笑、成群结队地旅游参观考察出国，如浪里白条，一个浪头打过，一片白条般的肚皮露出。没有头脑，没有精神，没有心灵、理性、气魄。按网友做出的诊断，在最高端的精神领域，几乎全体空白；在心智头脑方面，多为昧心脑残者；在知识领域，多为抄袭；在生产领域，多为制造而非创造；在生活领域，多为假冒伪劣或毒性充斥的王国。但鱼儿们（实则河蟹们）嬉戏、横行，休闲、娱乐，甚至在总结这令文明目瞪口呆的中国人生模式。
如果有人以为鱼儿们孤苦，借用哲人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二．没有悠远时空的人生
这个黑洞般的社会或人生并非没有颜色。用几千亿打造的运动会、博览会、大庆等等都那样令纸醉，令金迷。由十百千万装修的房子或暴发，或美仑美奂。它是黑洞，却又像星云一样光鲜灿烂。这也许是中国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
对十年二十年都稳定发展的人生社会来说，它确实有自己的模式，那些企图否定模式的人无视人生十年二十年的有效性。他们把模式想当然地理解为一个理想的东西，这个理想可能是西方世界，也可能是传统文明比如儒家文化。中国人有一世三十年的说法，也有十年一代人的说法儿，如果承认这个时段的划分，我们应该公正地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模式。我们的世代确实活得跟农耕社会或发达社会的个体有异。
举例说明，农耕社会的个体，其生活的时空观念是不同于我们的。他们空间观念多半是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自己的乡野；他们的时间观念多半是循环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们的人生是活在天地山川之间，活在祖先和熟人的“差序格局”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念名词于我何有哉？用一种谬托知己的解读，他们的生活是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他们的生活是确定的，有生死事大之种群延续之目的。
而发达国家即工商文明社会的个体，生活的时空观念也有不同。其空间观念已经细分到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绝对空间以及多维空间多种，其时间意识也细分到线性、可逆、定时以及心理时间、绝对时间多种。他们的人生是因果的，是可持续的破坏、断裂和新生，是发展日新月异，是可代替的，可选择的，是不确定的确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但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所不同，我们的空间观被确定为房子、车子、风景一类的占据物，时间意识则由眼前的事件支配，由同胞、别人的生活、社会构成重大的节点。就像在汹涌的大海上，我们只能死死地赖着小船，而做成我们人生的时空。我们的人生是在路上，在一种不确定和无目的里赚得对生存的拥有感。我们成为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乱交出来的杂种。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只是借给了我们无数的中国或西方元素，但人生模式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不会任由自己成为移民时代的举案齐眉者，也不会成为大陆中国的香蕉人。
这样说，并非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人生模式。存在即合理，这一黑格尔命题确实支配国人多年。但存在之占有获得感才是我们的人生模式。我们通过否定革命的经济行贿策略，即权贵抢钱式的改革，成就了一个文明史上最惊人的强权强钱集团，说它惊人，因为它外表虽然威福，但其实远比不上罗马帝国、大秦帝国、大唐帝国等历史存在之壮观。这个集团集中了现代文明最好的物质资源，而为自身服务。这个集团深知存在之占有之意义，因此它虽然有着最频繁的国际交往，但仍牢牢地抓着它的既得利益。它把一切宇宙间的美好事物都压缩到自己这里，或者说以自己的身体之欲望胃口为归宿。因此，它的办公室有星级房间及梦幻般的睡床、厕所，办公大楼旁即是住宅小区、公仆别墅……它知道宇宙的存在，但它更认为世界就在它的办公室里，在它的别墅里，在它的床上。它的审美趣味、招待礼仪、居住样式、言谈举止……深刻影响了其他阶层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集团面前，其他的民营企业家、小老板、以及大学教授、学者、职场上的白领金领们，他们的生活目标生活内容不过是仿效而已，大同小异，五十步与百步之遥。
这个模式在中外学术界的争论中悬而未决，但早在商人的嘴脸里和媒体的献媚中被命名了，即成功人士模式。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模式就是这种成功人士模式，因此，虽然商人是成功人士的前台代表，但以成百上千之比例竞争公务员的现象可知，成功人士的最好职业还不是商人。商人、白领金领、大学教授等等，都只是成功人士中的二流角色，是强权强钱集团可予取予夺的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如果说传统文明的人生模式中最重要者是定位，现代文明的人生模式中最重要者是定时，文明的要义在于联接历史和未来，贯通天地人三才；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模式却是设定成功。人生一旦成功，即小康富贵后，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占有山川大地资源、性资源、食品资源、水资源、道路资源、住房资源……
这种成功人生模式即是中外观察家们注意到的以低人权、低地价、低工资等低人权优势来获得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是商人们说的做好三陪式服务换取的肥猪生存方式（在寓言中，猪向来被肯定为最聪明的）。
这种模式与其说有什么值得推广的，不如说更值得警惕、反省，因为在这种获得模式中，一切三五年以外的时空都被悬搁了，至多，它们被当做点缀、谈资，而非生存的实在资源。换句话说，三年五载以外的时空都跟人生不可沟通。在另外一个国度的人们前来交流时，他们像遇到了一堵墙或无数的迷宫，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或嘲笑般的回声。
这种模式难以推广，因为它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如丁学良所写到的：“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但中国的成功人生模式觉得三五年是可以忍受的，可以扛过去的，它把这种社会成本迅速掩埋在三五年的光怪陆离中了。
这种模式难以推广，以至于在最近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中方向美国承诺：“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有效促进创造就业，中方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中方将继续加强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保障基金等。”由此可见这种成功人生模式的虚假、脆弱，可见在中国成功人生孤岛般的周围，是有待救济的平民大众的汪洋大海。
因为这种三五黑洞模式，人们参与了一个又一个经济或发财的游戏。从文明的周期看，一个共同体自然会有其文化、代际、技术、地域等水到渠成的成住坏空周期。但大陆的巨国经济规模和参与游戏的人群规模，却让这些周期集中在三五年内实现，甚至在一夜之间实现。从内部看，用帮闲学者专家们的话语，社会热点不断，增长点不断，存量和增量超量发展；从外部看，这个巨国规模的庞大身躯像是千疮百孔，层出不穷、此起彼落地发热、受寒。一会儿沿海热了，一会儿东北萧条了，一会儿南方民工荒了，一会儿京城避运了，一会儿海上繁华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三资热、网络热……最后集中到吃穿住行的热点和冷清上来。吃饭不成问题、吃出花样来跟食品安全联系在一起，出行热跟交通难、邯郸学步式的走路紧张联系在一起，房地产热跟蜗居联系在一起。人们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几乎全部的资源转化为人生的房事，似乎只有房事才是一个国家的个体所能把握的。穷民、富贵一起排队购房，哪怕第二天即上涨四千元。这种近乎疯狂的非理性消费，在外人看来，近乎儿戏的人生，在三五人生模式中有着人生的全部幸福感和挫败感。因为游戏者自己都不清楚，明天从黑洞出来后，资产和幸福指数是高了还是低了。
因为这种三五黑洞模式，人们创造了最为壮观的移民时代的奇观。一般来说，移民文化，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文化，是对陌生、异端从排拒到接纳的新生文化，是重建社会、秩序和人生共识的文化，是敢于给予个性和担当的文化。但成功人生的黑洞模式，却是对陌生、异端的排斥，是集体对个体个性的孤立、窒息。黑洞即恶性循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生态、世态、心态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人们完全顺应时世生活，因为我们既无法预见又无法施予什么实质性的正面影响。移民时代要求的勇敢，在我们这里是以极度紧张不安来置换的。维稳所要求的，跟看戏者不要求拆台子一样。因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自然对于会影响这种稳定或舞台的任何现象抱有强烈的感情，我们极其投入地或漠然看待的事物；另外时空的人们则会相反，平静或介入其中。因为我们难以控制环境，我们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从而我们从消费到思考都倾向于本能，我们难以形成关于时代的观念。因为我们难以控制自己的强烈感情，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或能力将我们的人生触角伸展到另外的时空中。不断加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加剧了我们的黑洞之本质，我们都看着三五载有限的时空，然而我们以为在为人生百年而准备着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对这有限时空的把握能力也降低了，而关于人生、另外时空的幻想性内容随之增加。我们抱怨另外时空无知己，因为我们自己也缺乏同情之了解，故对另外的时空也无慈悲。
这种恶性循环远非农耕文明等传统的循环文化所能把握。尽管历史上也有过这种现时贪婪占有的求得现象，但文明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告诫并身体力行一种从求得到道德、良知之间的转换道路。这是三代之际文武周公的先人们最早发现的得失思想，也是老子总结的“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是孔子总结的“邦无道，谷耻”，是曹刿审断的“肉食者鄙”，是杜甫揭露的“朱门酒肉臭”…… 也是基督早就审判过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和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也是伟大的佛教导的，“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
但在中国人生模式里，历史给予的教训从未当真过，未来的理想也很少有权力检验、校正现实，信仰的审判和祝福连精神胜利都不曾取得。这种人生黑洞模式不打算输出任何光芒，而贪婪地占有吸取并压缩一切质量。这种人生模式甚至各各声称他们是马克思、孔子、佛陀、基督的信徒，成功人士就是“买了房，信了教，翻了墙”一类的游戏人生。这种黑洞不差能量，但其不差钱或不差血的能量却是破坏人性的。这种破坏现象则构成了黑洞之外的次法西斯美学星云，或灰暗阴霾，或眩晕灿烂。政客从牧民的家长变成了维稳队长，商人不知晓人生的丰富，文士无有个人的性情担当。求得者多成为黑洞，求不得者多无所适从。当制度、舆论，甚至当下道德都不足以维系正义时，个人就成为命运借以展开之最终和最高的审判者，代历史和绝对精神实施报复。这种报复、反社会之惨烈今天仍在发生。
三．唐人街和黑洞人生模式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春节’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我们的人生模式其实远比“唐人街”模式更为热闹。因为唐人街尚有着外在环境的影响、制度的保障，中国人生模式缺乏那样的大环境。我们的大环境是自己，甚至我们可以影响外在，更改历史，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于异域。我们的蛮横跟自卑一样牢不可破。
因此，西方的观察者们一旦突破历史的瓶颈，探索到时空的真相，多认定中国人的循环文化到后来演变成了恶性循环。尽管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到60年代的左派造反，西方人都称赞过中国文化，毛泽东甚至成为他们造反的思想资源之一，他们借中国符号来批判自身；汤因比甚至以为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大同。但一旦他们回到线性史观中，一旦他们回到个体立场，他们还是痛心中国文化中的负面性是如此惨烈。黑格尔曾经写道，“在中国，……大家既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艾萨克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点。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停滞”是黑格尔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中国人文化属于“幼年文化”。自他以降的西方观察者，多鄙视或痛心于中国人的“类人孩”状态。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攀升，对进步主义和发展观念的反思，西方人开始看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并对孔子、老子的思想探求其同情之了解。但孔子开启的伦理文明，其少有探求天道性命，而多呈现大家长和类人孩们无休止的无效游戏，成为文明眼里值得悲悯的人类现象。孔子的谆谆教诲，在文明人心里只是一个古老文化的教化主张之一，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一些毫无洞见的陈词滥调式的道德常识而已。“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魏特夫、韦伯、罗素，都以他们的逻辑观察到中国文化的停滞一面。即使在汤因比、李约瑟等人对中国文化致意的同时，西方人仍注意到自公元前一二百年间，即战国开始，在中国社会沉潜下来，使中国王朝更迭而不曾突破的要素，他们把这一索解不得的停滞称作“永恒的秘密”。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模式也不仅只是对时间过程的放弃，而且也是对空间存在的放弃。就是说，成功人士对时间、空间都是熟视无睹的，人们的时间感是“停滞”，人们的空间感则是“狭隘”。我们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有百年的革命史，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史，但数代中国人都有二世、三世、四世同堂的逼仄的生存经验，直到今天，蜗居、蚁族仍是我们城市化的最重要的成果。因此，人们对空间的想象是极度苍白的。即使成功人士也在傻大空的空间设计外，仍不由自主地回归到亭台楼阁借景借空间的可怜想象或自大感觉里。在我们成功人士这里，如非出差、商务、合群游玩，我们多半很少到另一个空间里生活、阅读、感受。因此，在成功人士的脸上既看不出真正的沧桑感，也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谦和气象。行路万里，也只是强化了成功人士的成功感。这种成功感即是得行时的横行之心之态，是不得行时、较“中国可以说不”更早的“叶名琛式的不”：不战不和不守不逃不降不走。
在这种成功感眼里，一切空间，任何乡土、山水、海天一色，都不过是梦幻泡影，因此人生自然之空间被他们压缩到都市，进一步，压缩到自己三五年的游戏里。那些异端的空间全如刀枪一样被成功地抵挡在身心之外，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这种刀枪不入的成功感和自我中心主义会幻想自己可以抵挡时间的侵蚀，会想象自己可以征服空间的存在。历史学家观察到，像义和团、红枪会和神兵一类的另类成功人士，曾喊著“刀枪不入”的口号，抵抗过八国联军、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这两代中国人，如何以养生、健身、信教、小圈子的差序格局生活……来抵抗现代文明的基础：生态、世态和心态环境。
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对时间和空间之共识的信仰基础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即知道定时定位、守望并发展这种时空信仰是文明个体的责任和权利，就是说，对时间和空间之存在的信仰乃是一种文明正义。但成功人生模式却拒绝这种信仰之共识，这种成功人生的停滞使得国民们虽然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却难以生成文明形式，甚至在“悠久灿烂”的历史里虚无自大。自然，这种成功人生的气局之狭隘也使得国民对空间肆意破坏而无所顾忌，这是当代中国能够在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推倒百年千年的中国建筑，而在短时期内重建一个新的怪胎中国建筑的本质原因。
如果说文革是对历史对时间的毁灭，那么最近一次政府国家主义的改革号召则是对社会对空间的肆意打扮，即对中国人生空间的毁灭。大规模拆迁、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流离失所、暂住在自家的国土上、反认他乡为故乡、逼民投机并将土地资源资产化资金化……因此成为当代大陆中国的奇观。较之现代化史上的经典血腥案例，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美国的黑奴贩卖、日本少壮军人强迁农民进城、德意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大陆的强权强钱集团对自家空间及其人民的压榨更为无耻、罪恶。从西周开始的王道乐土、家园感、对山水自然的敬畏心态和保护意识，至此失去了国家基础；从春秋开始的天命、天道观念，至此失去了伦理基础；从宋代开始明确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良意识，至此失去了心理和道义基础；从五四开始追寻的民主、科学精神，至此失去了社会基础。
成功人生模式追求的是以吹糠见米、杀鸡取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发展后治理……一类的成功本身。它以成功看待发展，以成功看待乡土、山水自然，大陆中国在空间性上失去了神秘和美。在成功的中国人生里，空间随时是可以抛弃可以置换的，成功的中国人生在北美、澳洲、巴西、马达加斯达……都可以营造自己的洞窟。大陆中国不再是成功人生歌于斯、哭于斯、长生于斯、聚国族于斯之所。
因此，尽管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大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剧，但大陆的城乡之间，精英民众之间，对空间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失去了足够的审美能力。大陆空间不再宜居，人们也失去了空间感。成功人士模式的应对是推倒重来，以现代物质形式在都市和乡村重建生存空间。追赶成功的中国人生模式则是以现代垃圾内容填充生存空间，民众像狗一样�伏在成功身旁，向成功求乞、献媚、仿效。这种�伏求乞较之唐人街模式更为惨烈，一如人们不相信勤劳能够带来好运，人们也不相信改善生存空间有什么必要。因此，不仅城市有着极为糟糕的贫民区，而且乡村也成为垃圾的集散地。
社会学家注意到，发达社会的精英人士多有其自家的看家本领，他们设计、装饰、动手能力极强；而他们国家的农民则有着热爱生活家园的愿心，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漆刷自家的房屋。当代大陆的成功人生模式则不存在这种时空之守望、经营、拓展。停滞的时间感使人们难有听闻民胞物与精神生长的愿心，狭隘的空间感则使人们难有爱护环境的意志。社会学家观察到，即使江浙富起来的农民，在盖有三四层的洋楼小院里，猪圈、鸡栏跟人的生活圈几乎是同居而相安的。
但与此同时，人们仍像仓鼠和厕鼠一样在自家小小的空间里出入得意，这种得意可能是得到佛道神秘感应之意，可能是得到基督天启之意。人们对大的空间如家园、都市、国家失去信仰，而去追求一种得意忘形式的信仰，即时髦般地皈依佛道、受洗而奉耶稣基督的名、无任何迟疑地崇信黄帝内经或阴阳五行名下的养生。人们因信因名称义，而很少关注自己人生的时间空间之存在。这种口腔期的信仰，在中国又称吃教，是以今天中国成功与非成功人士，都在吃基督的血肉、佛陀的慈悲，在信道教的性命双修、儒教的之乎者也，以及大大小小的南传、藏传、读经、静坐……唯独少有人信仰、关怀并完善这个有着无数远方、无数人们的城市化的大陆移民时代。人们在吃教中党同伐异，非我族类，自居成功。
这种时间停滞、又没有空间感的中国人士，在国门打开跟西方交流之时，其不能交通之阻塞愚顽令西方人震惊。历史学家写道，义和团期间，西方人确实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感叹过中国民气的可贵或不可战胜，但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即使中断半个世纪之久，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自然，这种对愚昧的定义有时候是单一的，比如它是文明优势心理下的产物，它带来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果。甚至它是建立在西方人那种线性因果逻辑之上的。今天，当西方人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时，反思因果逻辑、数理逻辑之外还有因明逻辑、易道逻辑时，中国人并没有从这些文明的花实中学习到多少有益的东西，反而在一百多年的坎陷中跌入到成功人生模式的得意里。
但是，这种没有悠远时空的中国人生在当代变本加厉，这种成功人生模式本质上是三年五载的成王败寇逻辑，是丛林逻辑。如果说义和团的民气让文明震惊悲悯，那么今天中国成功人生的愚昧脑残或成功心理，让西方人敬而远之、利而用之外，也让他们思虑其中的人性悲喜剧。
四．丧家狗：中国人生形象
我中国人的形象跟中国国家形象一样，是近年汉语世界的重大话题之一。近年在网上流传极广的关于中国人形象的文章众多，西方人，甚至邻居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都参与进来，对中国人进行诊断。我们听惯了台面上的好话，听到这种刺耳的声音不免反感。何况在中国生活、工作、留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汉唐以来的中国人不曾见此“万国来朝”、“万方来仪”的现象很久了，这本身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吸引协从能力，哪怕是黑洞般的吸引力。而跟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不用说，从礼仪上也该都是赞誉中国生活和中国人生的。
但是，在中国人形象的讨论诊断中——这几乎是不约而合的讨论，几乎像是预谋般的诊断——，连在中国生活的老外也开始对中国人指手划脚了。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就判断：“现在的中国人，其麻木、愚昧程度不比1895年好多少。”在我们社会生活的“中国通”如此质问：“一盘散沙的社会生长一盘散沙的人，你们的时代里还出过什么志士么？民国还有过鲁迅，蔡锷，朱自清这些我们佩服的人，现在你们除了贪官，虚华学者，思想懦弱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你们不是说要培养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么？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你们的龙芯主频只有266赫兹，却在吹要商业化！中国人，我们敬佩你们什么？”……
这种偏激的话显然反证他们不懂得尊重居住国的人民和文化，显然说明外人也一样有着不成熟的心理和类人孩式的个体。他们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民族情感，或出于嫉恨，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评价不高。他们的判断显然多是碎片化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观察出于深入分析和平等态度。在这方面，据传为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部分文字涉及中国人倒显得理性、诚恳。这篇文字尽管非我和我的同胞手笔，仍值得征引如下。
----如果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但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五．带病生存模式
说我们当代中国人像狗一样无所适从，这当然并非侮辱中国人。在西方，以狗喻人，并非侮辱人。因为，“Every dog has its day！”，即时来运转，或者说，人人都有得意日，每个人都有走运的日子。类似于我们的国宝级学人季羡林生前一再陈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我们当代中国人像狗一样无所适从，这令人想起鲁迅的名言，丧家狗。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或者能够说明我们今天的诸多人生现象，如前说的强制拆迁，流离失所，暂住在自己的国家，团购买房……但我们多半世故了，即使我们真的像迷失的狗，我们仍在若无其事地生活。因为即使我们骗不了别人，但我们可以骗自己。就像从社会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角度分析，我们社会最主要的几大阶层如警察、大学毕业生、民工、白领、官员、民营老板等等都有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他们仍微笑着露脸一样。移民文化中的外来工一向被视为高犯罪阶层，但在我们的移民时代，这一规律不太起作用。平时温文尔雅的中年人都突然附体一样，疯狂地把屠刀向孩子们、女人们举去。
但我们对这些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社会人生奇观已经熟视无睹了，就像文明眼里的巴以冲突，人们就在炸弹旁吹拉弹唱一样。我们跟人肉生存的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倒是高度地契合，我们珍惜自己有限的三五人生时空。
其实不太起作用的还有文明的其他所有规律。比如知识改变命运，勤劳致富，天道酬勤也酬情，这些规律在成功人生模式中是不起作用的，在威福的小康们眼里是不正确的废话，也是让二奶小蜜们笑掉大牙的。比如经济规律，兰德公司对2020年的那种分析就未必起作用，因为研究分析只是止于“狠狠撞墙”一类的非理性层面，而不曾看到看到我们人生中也有理性算计的绩效，这种研究就难以说是站得住脚的。那些要求文明、尊严、智慧、良知、正直一类的社会交往规律或社会生成规律，在我们这个社会也不起作用，尽管它们也会发挥烈士般的功能。那种有病就看病治病的医学常识或什么规律，当然更不起作用。
带病微笑生存，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其实黑洞是恶性循环，黑洞也是病。帮闲者一度以为这是自行车模式，一旦骑上自行车，就必须快速前行，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倒。其实不明白这可能是革命世纪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或者说，它是中国官本位文化中最庸俗无行的遗产。它的便利是，一旦人生不利时即可称病休养，一旦人生顺利时即带病坚持工作、坚持革命、坚持存在。这种模式同样证明我们罔顾三五年以外的时空。骑到哪里是哪里。摸着石头过河，过到哪里是哪里。病到哪里算哪里。这也是我们盛行亚健康、抑郁症、三高、肥胖症、狂燥症……同时仍给人以小康、求得了、不差钱之印象的原因。
我们当然不缺微笑的一面。我们吃饭不是问题，我们活在发展主义里，我们以名利之得看待每个人的发展。他有名吗，他不差钱吗，他有请客吃饭休闲娱乐的条件吗……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像是神话中伊甸园的男女一样，数代人都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财富、欲望大配送。日常食色之欲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解禁，被谈论，被实践。
我们知道，在一切发展社会里，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繁荣和败坏。但那些先发国家的同胞们，有自己的寻道者、殉道者，精英阶层和有识之士，都会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健康看待发展，以可持续的科学研究及反思去看待发展。故他们能为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确立人生的坐标，用我们先辈的话，他们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以他们写自己的“伊甸园”，更写时代的“精神病人”；他们总结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更反省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他们推销“常识”，更痛心“垮掉的一代”；他们欢呼“丰饶”，“富饶的营地”，更反思“寂静的春天”，“复杂社会的崩溃”；他们感叹“历史的终结”，更警惕“深刻的断裂线”、“单向度的人”……
这种比较跟前述比较一样，都有陷入简单轻浅的危险。因为在举证发达国家或农耕文明人生方式的正面现象时，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其中的负面现象；在陈诉我们自己的卑劣或罪错时，我们会立刻举证发达国家的类似现象。我们有腐败，美国还有庞氏大骗局呢；我们的行政效能低下、政府庞大，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多得数不清；我们有校园弑童事件，美国的校园惨案也没断过；我们有食品安全，西方公司也在召回他们的产品；我们在透支子孙的未来，美国人均负债更多……这种貌似客观公正中立的态度，其实是黑洞人生模式的特征之一，它掩盖回避了问题。它与其说是自然主义的社会人生观，不如说是一种乡愿，犬儒；它提供的是狡辩的证据或认识，却拒绝自己参与介入任何改进；它信仰政府国家主义，不明白自己是一种给罪恶放胆行路的帮闲；它宣称活得明白，却听任社会处于无明的黑暗中。
就像中国的先人明白“风起于青萍之末”一样，现代科学论证了这种“蝴蝶效应”般的宇宙逻辑，只是我们黑洞人生拒绝承认自己有什么共业。我曾经宣讲过世界是因果律在支配着，其实世界也是感应的，是几率的。但中国人生模式却拒绝因果，拒绝感通，人们的黑洞成功，即类人孩们牢牢看守自己的人生玩具或游戏，而拒绝长大；由此，带来了我们复杂社会的危难。知识资本权力和无权无势无知一样造业，甚至老实温驯的平庸之心性残忍出乎我们意料。只要我们拒绝承认自己黑洞人生在庸福中犯下业力，只要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在“岁月平安，人生静好”的心态中有什么本体性的罪，我们难以理解那些老实巴交者会举起屠刀，会杀死自己……
更重要的，我们的带病生存模式欺骗了自身，久而久之，我们明知身心焦灼而不以为病。我们越追求平安静好越难以抵达那一境界，缘木求鱼，久而久之，我们难以理解什么是平安静好之人生，我们的身心完全在幽闭和荒漠的两极跳动。我们是法西斯，但我们是微笑着的次法西斯……
六．人权孤岛的灰色自由
因此可以想见精神生长呼吸的艰难。在我们最以为会迸发大恸哀哭的地方，多有无知天真的笑容。黑洞人生灰暗，因此需要装点欢乐的大本营，那是媒体、影视、政府报告、是正常收入一生都难以购置的天价房屋。带病的人生短暂，因此需要进行快乐总动员，让征婚、2会、食色、葬礼、地震等等要么学术感动起来，要么娱乐起来。是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身心仍受着病痛的煎熬，眼角眉梢都露出了笑意。这种在是非善恶之间、在喜怒哀乐之间的人生转换正是黑洞人生的特征之一。
雅斯贝尔斯提示过德国人共同的罪，佛陀则叹息过众生的共业，基督宣称每个人有其原罪，他们都把人生社会的无明现象称为一切罪恶之源。他们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明白，个体灾难的报应，尤其个人对自身犯下的罪苦：“地狱中最热处是为那些在伟大的道德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人预留下的。”成功人生模式仍有创造的善意，但它有效遮蔽了这种生命自我完善之冲动。它的发生原理即是人生的不平衡，它追求单一人生指标。这种人生不平衡的成功从个体而言是一种“平庸的恶”，从集体而言是一种扼杀个性的罪，从社会而言是一次灾难……
因此，观察成功人生模式，远非那种只见其深刻的片面可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三五人生模式，有其黑洞恶性循环的一面，有其病苦罪错的一面，也有其怀疑的一面，有其狗一般得意的一面。即使我们怀抱了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发展主义、政府国家主义，但至少说明我们仍有进步之意识、科学之精神、发展之理想、政府国家之社会化。甚至，从宇宙的逻辑出发，我们大陆中国和当代中国人如此陷入是非善恶之冲突，未免不是一种天命。当一个虚无者感叹人生有何意义时，这感叹本身说明他仍相信意义的存在。正如我们断言宇宙没有目的，我们的人生仍跟宇宙无限的时空发生了关系。
就是说，我们的成功人生模式之能成功，跟它的罪恶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跟专制统治的优越性绩效也没有多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跟人们的自由相关。如果考察这个移民时代的个体生活，我们要公正地承认，我们个体在低人权的天花板下，有着近乎无限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我们移民社会付出的人权代价仍换来了某种自由，使得我们的人权滞后貌似只剩下几个孤岛。即类人孩们可以自己游戏一切，但不得有说话权（言论自由）、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生命权（信仰自由）、财产权（资本自由、地权自由），等等。类人孩们再怎么自由，即使他们在网络上、饭桌上极为自由地表达，即使他们组成各种圈子聚会联谊，即使他们拥有上千亩山地或几十套房产，但他们的权利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被伤害。
这种自由可称为人权孤岛中的灰色自由，灰色自由的泛滥带来了令人吃惊的结果，即今天人们称赞的中国奇迹。灰色自由使一个数千年文明积累的中国被推倒，森林、寺庙、世代和谐的民居、山水，都被china（拆哪！吃那！），而大跃进到一个以政府国家主义的高楼大厦为标志的当代中国，大跃进到现代建筑材料充斥最遥远偏僻的地带。灰色自由甚至生产、制造出最匪夷所思的产品，如纸包子、化学鸡蛋、毒奶粉、毒韭菜……以至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中，仍要借助于中国人才能制造出一艘大船来。
这种灰色自由显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奠基的成功人生模式是被奴役的，甚至是自愿被奴役的，它的自虐自污不断震惊着世界。每一个成功的商人、白领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或说血汗史，都有陪笑的三陪史；每一个成功的官员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利见大人的奴才相；每一个成功的学者、明星、戏子背后都有唾面自干的帮闲史。人们以自愿自虐的灰色自由来求取三五年的小康成功。据说，当年梁启超向美国总统求助，请其支持中国人的现代化事业时，总统不置可否，只是嘱他去唐人街看看自己同胞的生活，梁看过后一度幻灭。今天，令世人也一再幻灭或恐怖的，仍是中国人自虐般的灰色自由。中国的商贩可以24小时不关门的精神令同行垮掉、自叹不如；中国的作家可以做鬼含泪般的勇气令网友笑骂，可以插科打浑的官话或时髦话或学术语言来给媒体或观众挠挠；中国的官员可以日记的形式记下自己的“关键时刻”、自己的堕落和罪恶……
这种灰色自由的泛滥使得成功人生模式在大陆中国有可推广性、可示范性。饭桌、手机、客厅、网络……一切官家主义的合法伤害暂时鞭长莫及的地方，都成为人们自由宣泄的场所。这种灰色自由的泛滥使得成功人生模式那令人窒息、屈辱的生命经验有了平衡，使得十数亿生命在追求成功人生的过程里成为文明眼里无原创能力的零。
因此，谈论我们中国人生模式，除了向文明世界宣示生生之德、总结教训、交待我们是谁、家园如何一类外，我们需要找到另外的角度。三五人生的成功人士模式，其黑洞本质，既有无限榨取的阴暗罪恶一面，又有无限膨胀的肥胖光鲜一面。这也可以解释，我们的官产学精英人种在当代高度一致的酒肉相；也可以解释，我们社会快速地度过短缺经济，发展得不差钱而令世人目瞪口呆。
三五人生模式，似乎是迷失，其实明白无误地活在当下的获得感之中。这种当下的观念，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科学进步主义、政府国家主义、稳定压倒一切、和平河蟹等支配，其实是一种运动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圈生活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的富一代富二代几乎都不要什么头脑或心灵精神，而经济块头在全球都数二数三的社会提供不了有效的生产工具和有道的生活产品。而一些迷失的狗或以为自己是特立独行之猪，其实所谓的独立仍不出猪圈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总结中国模式或中国人形象者，难以从文明逻辑层面说服自己，难以承认中国模式将拯救世界、中国人会自度度人。
七．三五人生的私人主义
我们黑洞人生的天命是什么？既然我们已经明白，高消费的生活在目前为止仍只是以耗费地球资源或说生命资源为代价，我们所谓的小康、富贵不过是对资源的浪费，但我们能回到低碳生活或农耕时代吗？我们能够痛改前非，将高消费的生活在我们当代手里完成一次革命吗？
到目前为止，关于成功人生模式的改进之道似乎是一片空白。慈善、公益、志愿……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国家主义的遮羞布。成功人生模式的经济秩序也方生方死，笑话迭出。它希望以资本、商机来推动世界的改变，它宣扬鼓励招商引资，却又以暂住证、户籍政策等三六九等来羞辱、隔离大陆社会的一体化。这就造成成功人生模式中令世界大跌眼镜的奇观，它的成功模式是威福来的，在它的威福里，它制定了价格，它买什么什么便宜，它卖什么什么就涨价；在它的威福之外，它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它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为了成功，它必须官产学共谋地营造它的威福地位，以威福为它三五年内的成功买单。
因此，可以说，成功人生模式并非如秦始皇曾设想的万世一系，它的脆弱从它的政府向美国承诺一事即可明见。成功人生模式追求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固化在人生的物质层面上，而无知于物质财富是最不确定的。
确定性仍是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所努力抵达的人生境界，就像财富收入、房事车子消费为我们三五人生模式的确定性生存一样。确定性本身就是对时代社会之浪潮的反动。只是说，三五人生模式的确定性是建立在极度自私的私人主义之上，这种私人主义即是前述的令全世界惊讶的灰色自由。由于人权孤岛周围的灰色自由，我们听任一个失控的社会，或听任一个猪圈在主人的管理下无序，听任忠诚的狗在自己的家园无处栖居。
这种三五人生模式把人的生活压缩，私人主义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亲友在一起，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亲友感觉温暖。私人主义知道物质财富不重要，但他仍会困惑，如果没有物质财富，他会有失败感。私人主义知道社会失控，只是他以为跟自己无关。发展、进步带来的问题严重影响私人主义的生活质量，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摆脱它回避它，空气污染了可以吸氧，水污染了可以从意大利进口水，保姆不诚信了可以雇菲佣，蔬菜不安全了可以自己种植……私人主义也关心时事、环境变化、校园惨案，他在一天劳累之后，会看看报纸的评论，会看电视上的各种消息、报道、专家访谈……但他知道，感觉麻木，无能为力，明早太阳仍会升起。
私人主义也会本能地确定一些事实，那些将勤奋、敬业、节约、法律、正义等放在嘴边的精英人士并不受其主张制约。当志愿者、NGO在全社会宣传奉献、慈善、低碳……生活时，成功人士几乎消耗浪费着最多的资源在做慈善秀、低碳秀。甚至私人主义平时忙于一己之私，会在周末、假日本能般地杀出城去，在乡村、山水间、风景地洗涤自己的心胸。
由此说明，私人主义并非无可救药，即使它三五人生的确定性仍吊诡地通向天堂和地狱。说到底，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中，缺少的不是大众基础，不是心理，不是态度或献身般热情，而是确定的方向，确定的精神，甚至是精神分析、社会病理研究，是信仰示范，是哲学思辨的完整过程，是人的逆流坚守……
私人主义虽然苟且乡愿，但在他们内心里仍要求古今中外的文明性情汇通。比如爱情、婚姻、友谊、财富的品质……人们要求有人，哪怕他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精英人士，只要有人站出来主持这种人生的实现。人们要求的仍是看法和意见，人们不允许生活的世界总处在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有人确定立场，从而自己能实现人生的立场。人们不怕围观，如果围观已经构成了一种不明真相之罪；人们不怕极端，如果极端能够带来环境的改善；人们不怕实名，如果实名能够实现人生的正义。
幸运的是，正是这种通向地狱或天堂的确定性要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时代的旋转和社会的旋涡里开始醒悟。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充满幸福指数和罪苦现象、充满荣誉和堕落的盛世跟乱世、衰世一起相辅相成。正如身体的状态跟心理状态难解难分一样，一方面是外表的光鲜，是人前试图微笑开心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家有病难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是清晨醒来的苍茫和下午的情绪低落。纠治盛世中的衰乱之象，极易投鼠忌器。处理身体内的隐患，也难以放开手脚。但我们明白，这种乱时用重刑的极端跟盛世用严打的方式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革命被告别被诅咒几十年之久，革命精神正找到它的时代合理性。如马丁-路德-金说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成为极端分子，而是我们会成为哪一种极端分子……我们的国家和世界非常需要有革新思想的极端主义者。”
八．时空之美
乐观展望中国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很多方案。比如宪政民主、限制公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言论自由……这些方案与虎谋皮，因此三五人生中的无数个三年五载过去，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那些解决社会矛盾的英雄已经老去，其对手也安然着陆。悲剧、喜剧都没有结束，变换的只是剧中一代又一代人而已。从而几代人将再度消失在历史里，甚至成为亲人后人急切告别的庸人。
甚至那些开始明白中国人生的黑洞成功模式本质的人，也很少提供可行的方案，皈依受洗、尊儒教为国教、基督救中国、到二三线城市生活、实名制……等等，这样的方案抵挡不了灰色自由所具有的集体效应。因此，直到今天以及可见的将来，我们中国人生仍是黑洞般的成功人生。
这种黑洞人生之无个性和血缘淡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触目惊心的。这就是中外观察者观察到的，无数的同胞活在成功人生模式中而得意：官员继续着他们的威福，商人仍在厚颜表演他们的人生所得，学者不动声色或绘声绘色地拿中国人生当作客观存在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学识……不在成功，即求取成功；欲求成功，挥刀自宫；一旦成功，即守此成功。故成功人生模式中，成功和不成功者都难有血性肝胆，他们是难兄难弟。成功人生以为跳出中国人民的宿命而自居中国人指指点点，不成功人生以为自己暂时不成功终会成功而滥用人权孤岛周围的灰色自由。无数同胞身为中国人民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得意，无数同胞身处强势以为自己不过是中国人民而无所作为。这是一个有史以来对时空感丧失得最为惨烈、几乎完全失去时空之美的人民。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明，一如大爆炸时的宇宙诞生，有着自己时间周期以及对这一客观现象的界定。对年月四时等历数的把握，带来了空间感的强化和命名。这种时空的最初的确立，乃是一切文明史的始基。
简单地说，对日月周期规律的观察，并将这一确定的规律传之后人，是文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最初界定。在此之前的人类事实，要么变成传说，要么归于虚无。是以孔子掌握当时最丰富的文献，仅只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至于传说中的伏羲炎黄等先人事迹，则归于荒诞不经一类。这种确定时空的意义，在于使天下万民获得自性，用儒者的语言，它照亮了万古以来的暗夜，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人们在确定的大地上代代生息、繁衍，而确定的东南西北等空间的不断逾越，如我们今天所谓的开拓、翻墙，使得确定的空间感在空间扩大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带来了乡土之恋向自然山水之恋的发展，今天则是地球村之恋以及外太空之念想，又带了时间的延长。这种时间既是物理，又是心理的。于是，先人或自己儿时崇信的事物祛魅了，那曾经坚信不疑的偶像或观念失去了其神圣性。人们依然有信仰情怀，只是人们难以确定具体的形式化宗教，人们再难相信盘古开辟天地或上帝创造世界了……
这种螺旋上升的为天地立心，即时空之界定，在文明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如安身立命之事实在人生百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样。这种异质同构，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时间维度里的幸福是否可以比较，有一段时间我们肯定说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有一段时间我们感叹今天的人类多么有福气……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做这种人类文化比较，我们将承认异代相似。
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之后的战国和秦汉时代的思想家们能够把触角伸展到伏羲、黄帝，万国林立的空间已经统一，空间感的扩大，拉长了时代一流思想家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理解先人传说的真实不虚。而那些在另外一个近乎封闭空间经历自己时间周期的人生、家族、部落文化，会有其精神巨人，如张道陵、穆罕默德、柴坦妮娅、宗喀巴、惠能等人，能够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旁，为自己和同胞再度立法立心立命。那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上帝吾尤爱真相的伟大信徒，则能够把上帝、奎师那、盘古们开辟的天地，从公元前4004年，从所谓传说的十万八千年，拉长到可测定的地球年龄、宇宙的年龄……
这种时空的一再确定和动态变化，带来了人生之美。如古人所谓，知晓天文者，必知地理；走遍大地者，必仰望星空。这就是说，懂得时间，也就懂得空间；反过来亦然。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将自己的时间意识强加于人；用我们中国人的大白话，见过世面的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庄子所谓，上下四方极乎？答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迷信世界之美好可能是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开始，中国人生之美好只是始于1949年，或始于改革开放。同样，一个有足够空间感的人，不会拜伏在孔子脚下，言必称孔或唯孔是从，同样不会将战国、秦汉以来中国人对历史典籍的整理，看成是作伪，并把那些一流的文士，看成是罪恶的伪书制造者。
自然，一个有时间感的人，胸中自有丘壑，肚中可撑船只。自然，一个没有时间感的人，他的人生气局就较小、心胸不够开阔，其人生难以称得上美好幸福。这种时间空间关系的秘密至今少为人知。时空之美就在于它们的有限无边，并在无边的维度上，时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不同时空中的人们之所以相爱，不仅在于他们同为人类，而且也在于在无边的维度上，他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成功人士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就是说，时空之美远非专家学者所谓的维度界定，远非长度宽度高度密度，远非点线经纬立体，远非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之美非此三五人生之有限确定，而是无边的辽阔深邃神秘。当基督教统一欧洲时，人类的时间上推几千年；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上推几万年；当科学大发现出空间之广阔时，地球的年龄上推几十亿年。当我们生活在60年来的新天新地里，我们的时间是三大战役的时候，是上山下乡的时候，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中国崛起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辛亥革命百年间里，我们的时间是台海地区的不同变化，是中外关系的变迁，是一穷二白中的珍贵遗产；当我们生活在秦汉以来的朝贡国家体系里，我们的时间是民族国家的数百年成就，是现代人类的成就和限制……时空之美就是这种无限地成全我们生命自我完善的源泉。是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思；是千秋之下，慨然发同声之叹。
时空之美的有限无边，就在于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在于它没有边界，没有天荒地老。在时间的确定的尽头，是空间的开始；在空间的高墙下，是时间的开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写我以文章。时空之美没有确定性可言，一切不过是不确定中的确定，准确地说，是对自己视野所及时空中的合一追求。爱因斯坦承认，有一种我们无法洞悉的存在，以其原初的形式令人感受到最幽杳的理性与最璀璨的美。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只有从一些山民那里，比如几百年不曾走上平原的苗胞彝胞脸上，看到空间感的逼仄带给他们岁月的沧桑和麻木。在他们的生活中，因空间之小，而缺乏长时间的参照，他们的记忆总是将上古传说跟父辈祖辈的事实混淆，他们的记忆太少沟回，太少上古以来的集体事件或个体成就。在提到他们的出生或年龄时，如果不提到一些单个的事件，如三年灾害挨饿的时候，或老村长得病死之前，等等，他们的记忆就难以描述或确定。
明了这些，我们或者能够进一步明白黑洞人生的某些特征。在时空之美里，人生怎么好意思定义为成功人士呢？没有什么成功，生命就是时空之美展开的过程，是时间的流动、空间的拓展。黑洞人生的三五年成功现象，相当于是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当然，解决社会方案不说白不说，而到说为止，至于落实遥遥无期。人们对自己的身心病痛虽然感知，仍像传销者一样大喊大叫地祝福自己，加油，预言自己的明天更美好。不喊白不喊，而到喊为止，至于落实不过因循旧习而已。
时空之美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把握。而心理，在本体性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身体，则是相应的空间形式。我们以为身心可以分开，没心没肺，却带来了身体的臃肿和疾病。没有时间意识，我们的空间是幽闭的，是荒漠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得不够，我们的身体是孤苦的。同样，没有身体的发育成长，即空间感的扩大、拓展，我们的心理也是懵懂未开。孩子没有空间意识，他的身体对外界而言是脆弱的；没有时间意识，他的心理对外界的毁誉侮辱不会有成年人那种强烈的反应。一个有身体感即空间感、又有心理感觉即时间感的人，才是我们所说的成年人。
但成年人绝非成功，如果其身体感，即空间感停滞在某个阶段如口腔期，他的身体注定为食色欲望控制而无能自主，他无能进入时间之流并把握时间。如果其心理感，即时间感停滞在某个阶段如改革开放，他的心理注定为仇恨和感恩一类的外在是非控制而无能自主，他无能进入空间并把握自己的身体。
时空之美落实于大同小异的客体。这些客体最小为人的生命，大而为国家、世界、宇宙……能够正视时空之美者，即能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人生意义。懂得时空之美者，即能懂得这个复杂宇宙具有莱布尼茨所说的“预定和谐”，即能懂得荣格所说的“同时性原理”，即能懂得中国的先圣所说的“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懂得时空之美者，即能懂得“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能懂得自己的人生和守住自己的内心，即懂得康德所谓的沉思。生心即性，即性格命运；吾心即悟，即感悟应和。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自然有因果逻辑、有规律可寻；但更重要，这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有着预定的和谐，有感应，吾人只要用心去悟，去沉思。这就是陆九渊所说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人生世界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需要悟出的。
失去时空之美的政府国家主义则既不敢诚实地公布一次空间里的灾难死亡名单，又不敢坦然面对自家的历史；这种政府国家主义甚至失去了对时间之流的感知，以至于它必须受另外时空的文明来教训，它以向外人承诺改善人民福祉来换取生存下去的机会。失去时空之美的地球则发烧发热为温室效应，吸毒为消耗漫漫时间之流中积累起的化石能源。失去时空之美的成功人生，既不能正视人生世界起作用的因果律、因果报应，又不能正视人生世界相联系的感应关系、共时或同时效应，以至于它必须接受他人的指导，跟从他人，去养生去移民去了解历史上的那些事儿。不敢欣赏身体之美的即不能欣赏空间之美，是以成功人生模式在性事上仍讳莫如深；无能展示心灵之美的即不能欣赏时间之美，是以成功人生模式对百年千年以上的历史语焉不详或任意打扮。
这种成功人生，因失身，即对自身空间之美的把握缺失，而失去了生命的健康态。失身者多为三高、肥胖症等当代暴发的富贵病所苦。在中国文化中，失身向来被看做失去贞操的同义语，是故成功人生模式中的男女少有坚贞之品质，少有身体之美好。而失心，即对自身时间之美的把握缺失，使成功人生者多半不堪回首自己的过去。这种成功人生的本质，由中国文字早已洞悉其本质，失心即忘，故成功人生模式的普遍特征是“贵人多忘事”；失心即忙，故成功人生模式的普遍特征是忙碌紧张。
失心最严重者，即得文明所诊断的失心疯，从精神病理学角度，是谓“神经紊乱性心智缺失症”。“失魂落魄”、“丧心病狂”等成语精彩地描述了“失心疯”的前、后期症状。将此一概念移诸社会文化领域，则成功人生模式中盛行的失心疯现象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严重问题。弑父杀亲、恃强凌弱、拖欠工资的老板被杀、买假护照的官员被捕，在日记中津津乐道自己对性资源、金钱、周游列国、娱乐资源的轻松占有……这跟近乎疯狂的“粉丝亚文化”一样，正是失心疯“交叉感染”之后的并发症。
可以想象成功人生模式是如何成功地成为全球化时代、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自由基分子的，这些自由基分子以其灰色自由而伤害了时空中真正的自由。人们的三五黑洞人生的奇诡是无处不在的。辛亥革命已经百年，耶稣纪年也两千多年，黄帝纪年四千多年，但人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如此狭隘，人们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一二百平米的房子、绿卡、西方世界拥有一套别墅或三十年六十年来的伟光正的时代。
九．良知的自由
对时空的界定成为我们三五人生的难题，我们知道的，跟我们所做的，并不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外人说我们以家、国为生活的边界，却无羞耻尊严，“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这种并不看重家、国的事实无处不在。我们并不怎么收拾自己的家，尽管花钱装修，但我们很少有诸如经常扫地一类的功德，在传统文化眼里，经常扫地有五大功德：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清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至于家门以外的楼梯、过道，那是我们经常走却很少用心关注的地方。
更不用说，一切公共空间，都为我们想当然地占有、污染。我们跟人聚会建立起的公共空间，由于我们的怯懦或无自知之明，使得这一空间充斥着口水争执和垃圾信息、充斥着希望的泡沫。在公共空间里我们不会走路、开会、说话、交友……从而我们的时间多半成为空白，一天一月一年几乎白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网络如此繁荣，一些年轻朋友的言行有如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原教旨战士，是被愚弄或洗脑的奴才。
所谓原教旨战士，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时空之美的人，是无时间感也无空间感的行尸走肉。在这方面，毛泽东对现代军队有自己的洞见，他眼里的现代军队应该是学校，而这种学习，相当于参与无限的时间空间，成全时空之美。毛泽东眼里的现代军人应该是美军士兵，他甚至恳求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毛还有其他一些名言，如全民皆兵。这些话只有在时空的框架里才能看出它的现代意义来，否则我们就会误解像他那样一个极复杂的政治人物，只是希望他的子民成为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奴才，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僵尸，或说毛泽东只是希望自己有“撒豆成兵”的本事。即使毛泽东有此意，但我们当代中国人已经不是豆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当代人生模式黑洞化了呢？如果简单地梳理我们三十年来的社会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一切现代主义、手段几乎都为我们尝试过了，从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市场经济，法治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到社会流行的存在主义、新三论、大陆学派和欧美学派、自由主义、新左派、社群主义、宪政主义、第三条道路、私人写作……就是说，一切先发国家尝试的文明逻辑或路径多在我们这里被引进被谈论了，但这种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等建基于因果律之上的应然和必然现象并没有在成功人生模式中发生。成功人生模式是一种实然。因为世界确实不仅是因果的，时空之美不仅在于理性的因果，复杂社会的预定和谐并不是因河蟹之有无就能够实现的。
直到今天，我们有自由主义而无自由，我们有私人主义而无个人。我们知道，只有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个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一个标准，所谓以自身为尺度，从而给时空以确定性，并不断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的心灵。在这样的社会，个体不但可以鲜明地区别于其他个体而存在，他也可以根据一个公认的、长时段的参照序列，非常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生命可能性。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无足轻重，我们不是标准，一切标准是政府部门，是那些大同小异的面孔制定的。在人权孤岛的汪洋大海里，泛滥的是以吏为师的官话套话的泡沫，是官本位、官家主义的威福，是“行政权力”对“大众权利”的挤压，是由垄断和“寻租”导致的强权强钱集团的“权贵利益”和中国人民“灰色自由”的无数波浪潮。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个体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自己的空间，人们拥有的只是政府国家发布的时间空间，人们接受的只是社会流行的时空游戏。因此，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只是类人孩而已，从未正大地生活过。从文明理性的角度分析，他们停滞在幼年阶段，一生没度过简单拥有感的口腔期。
这种个人化的社会如何建立？取决于我们社会个体的自觉，即有自己的身心时空意识，并为周围、亲友、社会确定并扩大时空。这种自觉是一种人生之美的事业，这种事业卑之无甚高论。但如老子感叹的，易行易知，只是人们很少走这条路罢了。
对于这种人生的时空之美，王阳明有精彩的说明：“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我们当代人以此类推，夜气清明时，是瑞士等中欧北欧世界；平旦时，或者是欧盟世界；日中以前，大概是美国；日中以后，该是我们当代中国了。只是我们个人很少能做到此一日多省，给予自己夜气清明、平旦气朗等等时空的感觉。
王阳明在宋明昏暗之际，发现了这种个体的时空之美，东方社会最宝贵的个人自由，他称其为良知。“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上人。”正是通过良知，王阳明打通了他跟古今圣人的联系，良知即时空之美，即天地大德，即生生之意。心之良知即为圣，人人胸中都有一圣人，这圣人即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及其实践。当人们看到满街都是圣人时，其实看到了他们内在的自由意志。这种人的良知即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它向前推，即是生生之德，即是确定的时空之美，是易，是孔子老子等标举的道，是宋儒说的立心立命，是陆九渊所称道的宇宙，王阳明承认，“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异，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这种良知良能的真骨血发展到今天，被现代文明标举为自由。启蒙以来的文明成果从制度上保障了这种自由，即个体的政治权力。因此，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念兹在兹这种现代人的自由，人是目的，他们总结说，现代人是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的，即是通过对自己置身的时空的信仰、关怀、正义来实现自己的。因此，一切企图通过学问、信仰、财富、养生、影视秀……等等而不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者，都只是类人孩而已，这些人对当代社会的灾难和罪孽多少负有责任。这些人无知于时空之美中之最小单位：人的自由，美是自由的象征。
因此，可以说，人的自由即为人的身心时空之美，其中关键少有人知，故人们往往片面地理解、要求或发展，以至于把无法无天、散漫自私、灰色自由、私人主义等等理解为自由。人们如能回到身心的时空之美，就能理解自由之神韵，就能理解良心良知之可贵：不如此则寝食难安。一如人们本此良心良知，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后，会在周末、假日本能地奔向时空的怀抱。
王阳明正确地理解到个体时空之美，即是中国人的易道自由，人类的良知良能。这种时空之美，即是身心的和谐统一。失去这种时空之美，人们要么成为身体的奴隶，要么成为狂妄佞邪之人。这可以解释成功人生模式中极为典型的人生游戏：励志热、养生热、健身热、宗教迷信热……成功人生模式所失去的生命时空之美，是跟外在自然、社会、宇宙相通无间、出入自如的和谐，是对存在之时空的完全信仰和汇通。因此，一旦明认自身的时空之美，就会感悟并实现社会的时空之美，清除一切障碍，捍卫人生和社会正义。这种时空之美，在中国自由人即圣人那里，即是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是使强者有所忌惮，使弱者不孤苦无告。
这种时空之美，即中国圣人把握并展示的易道自由，易即自由，它容易、变易、不易，蕴涵时空的有限无边之美。易道自由最讲时、位，时不离位，位不离时，即存在的时间空间之状态，它包容并超越因果律，包容并超越了小概率事件。易道自由即从存在的小小时空出发，感悟遂通天下。因此，拥有易道自由，即拥有时空之美的人从不会有丧家狗的感觉，不会“像狗一样无所适从”，一如德国人所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
获得时空之美的人才会在法庭宣告：我没有敌人。有此自由意志的人，才会理解、感悟并呼应非暴力、不合作、不妥协的极端人生。这种自由，即是陆九渊所说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这种自由，才是对时空之美的明认：“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当代中国的复杂超出了中外有识之士的认知，人们感受到了其中四分五裂的危难却束手无策；面对这种复杂，实验室里的因果或已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几乎都已失效。如何介入并实现复杂社会的预定和谐，已经不在于理想之有无，而在于我们每一关怀此复杂的个体能否实现自我。复杂社会一如鲁迅笔下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但成功人生模式能够转向自我之路吗？这条自我之路即是荣格说的“阿基米德点”，即是时空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只有从自我这一点出发，才能生成宇宙，才能做历史的推友。
2010年5月12日初稿，5月35日修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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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6/08/2010 02:04: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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