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2日星期六

【权利:3245】 小文三篇

 
 

 

 

 

           瑞典人为什么要翻土耳其旧帐?

          

 

                                        ――关于历史罪恶的社会记忆

 

                                                         茉莉

 

 

       在中文的语境里,"翻旧帐"不是很好的事情。中国人常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可西方人不是这么想。每年"六/ 四",西方媒体总是忙不迭地制作节目,把二十年前长安街的那笔血泪帐翻出来,让世人重温。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执着于他国的苦难史?

 

       前不久,瑞典国会不顾瑞典政府的反对,通过了反对党提出的一个特殊议案: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1915年至1917年间,奥斯曼帝国曾杀害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那是种族屠杀。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遥远北欧这个小国翻出异邦的旧帐并进行谴责,令我们思考这个议案背后的理念,思考有关屠杀的社会记忆及世界精神等问题。

 

 

           ◎ 国会决议导致政府外交危机

 

 

       在欧洲,瑞典是对土耳其最友好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法国、荷兰等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时,瑞典在中间斡旋,始终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这一次国会决议引起土耳其朝野的巨大不满,两国的传统友谊给破坏了。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召回驻瑞典大使,以抗议瑞典议会通过上述议案。瑞典外交大臣Carl Bildt说:"这正是我害怕看到的结果。"

 

       愤怒的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在瑞典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门前,烧毁瑞典国旗并高喊抗议口号。瑞典驻土耳其大使收到了好些来自商人的邮件,那些和瑞典做生意的土耳其商人说,他们被迫中止商业合同。这个国会决议不但影响了两国外交政治关系,也影响了两国生意和经济交往。

 

       这个被土耳其总统称为"丧失理智"的国会决议,在瑞典本国也遭到不少质疑。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外交大臣强烈指责国会的决议,他说用这种方式将历史政治化,给瑞典推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和解进程增加了困难。瑞典首相Reinfeldt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理,对本国国会的做法深表歉意,并表明瑞典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瑞典议会内,也有执政党议员不满地表示,历史事件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由国会来处理。

 

       但无论瑞典政府怎样反对,国会决议就是国会决议,它代表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议案本是由左翼的在野党提起,但执政的四个右翼党派中都有议员投票支持,他们背叛本党立场去支持反对党的提案。这就说明,朝野双方的议员勿论左右,都有人坚守超越国家现实利益的人道立场,希望以这个决议提醒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瑞典人对他民族苦难承担责任

 

      

       国会通过一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决议,这样蹊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部分归因于亚美尼亚人的游说能力。自十六世纪起,就有亚美尼亚移民来到瑞典,最初他们从事建筑行业,后来参与了瑞典的政治文化。当今瑞典有好些亚美尼亚人的组织和协会,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土耳其种族屠杀议题相关立法。这一次他们欣喜若狂,感谢瑞典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促进人权。

 

       但光是亚美尼亚移民的积极游说,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议案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瑞典人民对亚美尼亚人苦难历史的同情。据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本不想提出这个提案,但该提案在党内获得不少基层党员的投票支持,领导人便不得不将该提案送交国会。这是民主制度下的草根党员推动政治精英行动的一个例子。

 

       那么,普通的瑞典人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铭记遥远的亚美尼亚人被屠杀事件呢?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这个古老的历史概念,说明了历史记忆的现实意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残酷宰杀,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涉及了我们所有人。土耳其在历史上的恶行,当时无法受到惩处,现在理应受到世界精神法的裁决和评价。

 

       作为基督教国家,瑞典的议案呈现出道德神学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回忆向死难者表示休戚与共,回想过去并承担为过去作证的义务。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记忆是为了面向未来,"记忆是生存进化之本",使人们在社会道德上获得进步。事实上,这百年来类似的屠杀并未根绝,例如卡廷屠杀、卢旺达屠杀等等,世界仍然存在着人为灾祸的隐患。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的一个专有名词,意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不但充满了个体自我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的回忆,属于更大的历史,人类更大的自我图像。作为"大我群体"的一员,瑞典国会的议案表明,瑞典人对回溯数代人之久的他民族苦难承担了责任。

 

 

 

          ◎ 土耳其知识分子向亚美尼亚人致歉

 

 

       对于大屠杀,土耳其官方的说法与"六/ 四"镇压后的中共有点相似:"在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屠杀'这样的字眼,这只是一场民族冲突的悲剧,土耳其人同样也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这种态度暴露出土耳其当局阴暗的一面,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他们迎合了本国偏狭自私的民族主义。

 

       那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怎样看待那一段血腥的历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知识分子对此采取集体心照不宣的态度,将其排除于本国历史之外。2005年2月,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在土耳其,曾经有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几乎没有人敢说这些事情,民族主义者们也因此而仇恨我。"

 

       帕慕克因此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起诉,备受恐吓。但他的勇敢带动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集体反省,他们开始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拷问本民族的灵魂。他们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国家的耻辱,也是每个土耳其人的耻辱,只有承认大屠杀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承担罪责,才能开辟超越历史之路。

 

       近年来,土耳其知识分子触碰本国最大的禁忌,发起了"向亚美尼亚道歉行动"。数万名土耳其学者、作家、记者与异议人士透过网络,共同为这场"巨大灾难"致歉。虽然该公开信中未提"种族屠杀"一词,但这已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违抗政府法令,冒着被起诉或被杀害的危险,所跨出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步。他们对先辈罪行的挖掘,将会导致真相的揭露和两个民族的和解。

 

       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博士在网上写道:"我记得自己曾在亚美尼亚首都雅里温痛哭好几小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能帮助我面对从未毫无所知的历史与伤痛。当晚我站在一群亚美尼亚人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不是因为历史行为,而是我个人从未知道、未在意、未听见他们的呼喊,这是我个人的道德错误,我为此感到抱歉。"

 

       这位土耳其青年曾经对本国历史毫无所知,这就涉及到"社会忘却"的问题。所谓社会忘却,就是在历史记忆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而不能中选,从而使历史按照权力集团的愿望得以虚假地重构。社会忘却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为被迫失忆的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受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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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五月号

 

  

                       面对回国邀请,我为什么踯躅不前?

 

 

                                                            茉莉

 

 

 

  去年十月,网上盛传一个"茉莉回乡"的消息。发消息者是湖南邵阳的吕加平,他在听说茉莉回乡的消息后既震惊又高兴,并"专门去问了邵阳有关部门。结果他们证实,此事属实,不是谣言。"而后,济南李昌玉先生,邵阳一中邓刚老师等人,都为核实这个消息积极展开调查。

 

  我当时很感动,这不仅是家乡朋友对我个人命运的关心,更表达了他们对解决六/ 四问题的企盼。他们认为,如果茉莉等人真的回乡了,这也许是六/ 四问题将要平反的一个信号。有趣的是,当局的有关部门,似乎也为传播这个虚构的消息推波助澜。

 

  其实,自2001年起,中共有关部门就多次通过一位旅居瑞典的邵阳老乡,向我发出回国的邀请。开始他们表示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条件是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当我拒绝为回国交换我的公民权利之后,他们的邀请就不再带条件了,甚至表示愿意资助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就在2008年年底,我的老乡再次带来有关部门邀请我回国的口信。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选择中苦恼。直到六/ 四20周年、我流亡16年的今天,我仍然面对回国的邀请踯躅不前。思乡思亲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题为《父母》的小诗:

 

 

  女友来信

  说起我的父母

  衰残之状

  岁月不饶人

 

  窗外,北欧三月雪

  默默地编织

  厚厚的窗帘

  一层层

  挡住了眼睛

  挤压着心

 

  望眼欲穿的泪水

  结成一条条冰凌

  纵使这冰融化成水

  纵使这水漂浮着船

  我的归程

  遥遥

  没有踪影

 

 

 在回国探望父母的机会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却哀叹归程遥遥没有踪影。这是因为,回国与否对我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它既关系到家庭亲情,也牵涉到回国权的问题,牵涉到流亡者守志的问题。

 

 2003年8月,我发表了《致中国政府: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一文,表达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我在文中质疑: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我为此呼吁: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让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

 

 刘宾雁先生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之后,曾于2003年9月7日给我写信说:"你那篇东西写得很好。把公民应有的权利拿来私相授受,自然会造成不公,同时倒给腐败提供了一条新渠道!应该有人将他们一军;你的文章也还有理有节。攻击性的言论不必理它。你为很多人说了话。除你我这类,还有迫切需要归去而不被准许的人,就更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了。"

 

 面对诱人的回国邀请,我始终追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流亡?在《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一文中,我曾写道:之所以要流亡,是为了摆脱强权的迫害与压制;漂泊在异乡,是为了重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既然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而流亡,我们也应该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去。

 

 在权利和尊严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接受当局施舍的恩惠回国,从此对当局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对我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屈辱。因此,我在回答吕加平等国内朋友时表示:"在中共没有解决六/ 四问题的愿望、没有公开邀请所有流亡者回国的时候,茉莉不会单独地偷偷地回国。"

 

 记得某年某地,我曾偶遇一位学生领袖,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他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亲了,如果为了回国探亲,他接受当局的条件,以后对六/ 四问题保持沉默,这应该是很人性的选择。我说:这当然是人性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和你们一起在天安门抗争的死难者,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你们不沉默,这是否也是人性的?末了,我们两个都泪水盈眶。

 

 我们就这样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挣扎,在个人亲情与公共责任之间踌躇。时光就这样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在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中渐渐老去。

 

 我知道个人的渺小和卑微。我知道,即使我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默默地客死他乡,把骨灰撒在瑞典森林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专制政权,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拒绝回国邀请的小小行动,告诉那个政权: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交易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了六/ 四。

 

 因为我住在北欧的海边,所以有朋友笑话,说我像苏武一样流亡北海边十几年。实际上,我和古代流亡者苏武完全不同。苏武效忠的是皇上朝廷,而我只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要求、个人的道义原则。同时,我们的流亡也远不似苏武流亡那样艰难凄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有取之不尽的人文主义精神资源,使幸运的我,能够竭力守住一些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例如,真诚、勇气、同情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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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支联会纪念六/ 四20周年《再回家》文集

 

 

                          公主大婚,诗人献辞乎?

 

 

                                                                茉莉

 

 

     新年里令瑞典人眉开眼笑的一件事是,当今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准备结婚了。三十年前维多利亚公主出生时,瑞典政府曾专门修改王位继承法,使她成了瑞典第一位女王储。因此,这位大公主的婚礼,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女王的婚礼。

 

     婚礼将在六月十九日举行,瑞典人早早就忙碌起来。曾被评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因这场世纪婚礼踌躇满志。市政府打出「Love Stockholm 2010」的口号,着手筹备为期两周的音乐会和展会。一个叫做Liljevalchs的艺术厅策划了一个文化专案:向全国最前列的三十名优秀诗人发出邀约,请他们为公主大婚撰写爱情诗歌。

 

     就像人们做西餐用少许昂贵的松露来配菜一样,这个艺术厅想要用经典的爱情诗,为王室的盛宴增添美味。想想那个美轮美奂的场面:那喜庆的一天来临,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的明星演员,用他们动听的嗓音朗诵一首首爱情诗;一本精美无比的诗集,献给喜结连理的公主和驸马。

 

     然而,艺术厅策划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设计的专案遇到大多数诗人的抵制,只有十一位诗人接受了邀约。拒绝参与这一活动的诗人,主要是不愿为王室写诗。他们当中有些是持共和派观点的人,有些虽然不反对王室,但也不愿使自己成为「御用文人」。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桂冠诗人」为王室盛典写颂歌的传统,但当今孤独而高傲的诗人说,他们只追寻自己的缪斯。

 

     那些拒绝为婚礼写诗的诗人,也许是过份敏感了一点。今天的瑞典王室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政治权力,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而存在,一个花瓶而已。两百年前,由于本国的政治危机,瑞典议会挑选了拿破仑的情敌──法国元帅约翰.贝尔纳多特,前来瑞典担任国王。原是法国共和派人士的贝尔纳多特,在成为北欧君主之后,为瑞典的现代化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现代化的结果,是这个外来国王家族在宪法上被制约,丧失其政治舞台上的传统地位。

 

     因此,即使当今诗人为公主大婚献辞,也不能视为是向王权献媚。当今公主嫁的是一位瑞典平民小伙子,他们的婚恋是一个平凡而浪漫的故事。清高的诗人可以只歌颂爱情本身,而不必去赞美王室。爱情诗是永恒的,它会令广大读者获得奇异的享受。当今诗人已经失去了很多读者,其社会地位早就边缘化了,为什么不利用这次征诗的机会,让优秀诗人以感人的作品,来证明诗歌并没有死亡,还有生命力呢?

 

     尽管诗坛发生这样的争议,瑞典人还是在喜气洋洋地期待公主的婚礼。早在去年公主订婚时,瑞典首相就很激动,他说这是阴霾的经济危机中的一线光明。今年公主的大婚,将是瑞典的一个大广告,一次大商机,自知是花瓶的王室成员会努力表演。作为王室继承人的公主说:她「生来就肩负著护佑瑞典的责任」。

 

(此文于2010-02-14 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后来,瑞典方面取消了这次征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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