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媒体的围城:想进来与走出去
陈永苗
现代民族国家奠基于革命权之上,不断革命是其内涵。一旦政权成立,政府机构运转起来,就好像成为革命的对象,需要督促帮忙改正的对象,要不然总是与目标偏离,也就是总是会做出明显的或者隐形的侵害人权的事情,一掌权就成“逆流”,这是毛泽东式的警惕。
以媒体公器为载体的民间舆论或者公共空间,直接针对政府,好像对政府有敌意,就是唯一政治正确的。而且对于追求成为卓越人的人,或者追求公共利益的人,或者追求不朽名声的人而言,反对政府总是获得掌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成为政府的幕僚,或者为政府说话,总是等而下之的。
媒体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其天职就是说政府坏话的,就像古代王朝中的御史。媒体作为公器,没有义务为掌权者大唱赞歌,质疑掌权者不仅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而且还是面对掌权者时应保持的基本态度。
这个尺度西方媒体稳稳当当地维护着。一位德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透露,他向总部报的选题常常被武断“枪毙”。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写一两篇“正面一些的中国报道”,总部还可接受,但若连续“给中国说好话”,总部会直言不讳地骂他是“疯子”。
表扬政府或者某一政党是宣传,而不是新闻舆论,会遭到人们鄙夷。一旦媒体成为政府工具或政党工具,只为其政策辩护,就沦落为宣传工具,成为私器,而没有了社会公正的意义。因此,人们对之需要心怀警惕,
八十年代,政治上放松、自由化倾向,与改革开放具有一致性,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塑造。自由化倾向是欲望为先导,理性为辅助,对过去的道德、政治形成冲击,呈现出来瓦解和放松。这样的政治解放,首先体现为性与消费的渴望得到满足,对于政治层面而言,体现为开明专制的言论自由。
于是大陆的宣传分化为两种,一种是硬性的,例如《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以及各地党报党刊等;一种是软性的,例如党报党刊投资的各种都市报,这些“小报”有言论自由的诉求,以“不主动说假话”为底线,但是总体上和政治倾向上,并没有超出权力控制。软性宣传“自由化”为虚,维护统治为实,不管这些“小报”报人有多大不情愿和小动作都无济于事。
这情形与晚清相仿,甚至远远不如。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围城是这样一种困境,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大陆的公共舆论领域就是这样一个围城。海外媒体想进来,大陆官方媒体想出去。
想进来的海外媒体
软性宣传的出现,给西方媒体或者西方中文媒体进入大陆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中国如此广大的市场与民主化转型的远大前程,为他们提供了莫大的诱惑和动力。经济自由带动政治自由,或者开放、加入世界可以改变独裁,西方媒体在这些美好信念的支撑之下,以促进改革改良为目的,试图打入中国市场,因此是进入围城的悲喜剧。
其中默多克是想进入围城大潮中最为悲剧的人物。默多克长期以来努 力争取占领中国市场,不仅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邓文迪,为此他也不惜做出可疑的让步。1994年,为了表明政治正确,讨得大陆当局的欢心,他把英国广播公司赶出卫星服务领域。默多克真切感受到其窘境:一方面想在中国成功建立经济帝国,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统治者的政治愿望,拥戴或者不反对其统治;另一方面要办一份新闻正直性高于一切的报纸,包括高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能否一箭双雕?很成问题。更大的不确定在于,即使满足大陆统治者的政治愿望,拥戴或者不反对其统治,其进入大陆围城的概率仍然低得很可怜。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陆当局对权力伸延的任何角落,都很具敏感性,即使是教育、传媒领域。凡是不在当局控制下的政治言论、政治活动,都是其心必异。在三资企业法中,媒体信息产业是禁止进入大陆,或者有限制条件方可进入大陆。有关这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也对之有所保留。中国现行政策是允许外资进入媒体的经营,但是有一道防火墙,把商业经营与内容编辑隔离开来。
去年,“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事件,就与此有关。据德国《柏林日报》2009年8月22日披露,“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事后经她证实,“德国之声”电台26日下午对她召开了“批判会”,并正式通知她无限期停职反省,要求她在停职期间不得对外接受媒体采访,也不能上“德国之声”电台的节目。“德国之声”的解释是,张丹红“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张丹红认为,“中国正在向着新闻自由和开放网络的方向发展,这有一个过程,不能因为奥运,就要求中国有全面的新闻自由。”“要求全面的网络开放和新闻自由,这是来自外国的要求,中国人对政府和官方机构很有信心。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幅度很大,中国更加开放了,人们比以前自由多了。”
张丹红说:“我要求大家(西方)不要情绪化,中国已经把一些网站开放了,如BBC、德国之声和国际大赦……如果再继续唠叨,那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了……”。西方认为张丹红在重复中国官方的话,将“德 国之声”变成了中国官方的传声筒。
想进入围城的西方媒体,有着内在的吊诡和张力,一不小心,就像张丹红一样越界,很容易滑过去,由对中国政府的批判者、帮助改良者,变为赞美者,从而突破了自身的底线。一个西方媒体,如果不遵守西方普世价值的准则,不惜顺从北京当局来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其在西方世界将无颜面见人。他们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为难。
国外媒体想进入中国的围城,面临一种以立场换市场的诱惑,例如路透中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它们想通过去政治化,从经济新闻入手,暗度陈仓,而《联合早报》更是以亲中有名,但是它们均被挡在外面,被迫以网络方式,在中国的大门口徘徊。
总的情况是,国外媒体需要借助于网络新闻网打开进入中国的门路,并不能指望大陆当局的主动开放,而是要使之处于被动,也就是他们想封锁,但是却封锁不住。西方媒体要凭借科技优势,来达到进入中国的目的。
“出口转内销”的“大外宣”政策
很多人在海外受到歧视,是因为大陆为专制体制。须知西方国家得以自豪的,并不是经济发达或者文明古老,而是优良的共和民主体制。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媒体在世界上被嗤之以鼻,原因就是它们服务于专制体制,没有公信力。要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加入“国际合唱团”,从根本上说,必须解决体制问题,媒体不能是政府的宣传工具。
大陆当局总是用宣传来搞形象工程,比如制定“大外宣”战略,欲用450亿元提升中国“软实力”,“扩大海内外势力”。在全球媒体面临经济衰退,亏损累累,呈现一片萧条景象之时,中国不退反进,其政治意图可想而知。
前年开始,中国当局提出外宣新课题,要求“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抓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今后的宣传工作,要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
新华社除了将开设中、英、法、西、俄等多种文字网络新闻视频,还加紧筹备移动新闻服务。新华社在世界各地包括纽约招聘记者,进行扩张。又想仿效CNN与BBC,积极在海外展开媒体秘密攻势。新华社在布鲁塞尔超市的屏幕上播放节目,未来还会在欧洲各国首都的中国大使馆的户外荧幕上每天播放90分钟节目。新华社还计划将制播的新闻节目分送至全球110个国家的电视、网站及户外看板,试图与美联社、路透社等知名即时通讯社竞争,并希望在今年底正式透过卫星向海内外播送。
中央电视台于年内也将增设俄语及阿拉伯语频道,在3年内实现7种语言、11个频道的国际化布局。在推出《环球时报》英文版之后,中共计划出版其机关刊物《求是》的英文版,其目的据称是“让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理论界和学术界更容易理解党的核心价值观”。
孔子学院的计划,也算提升“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后,截止到2008年年底,全球已经有近25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
经济实力是否能带来全球话语霸权,这很清楚。韦伯断然否定了经济发展促成一个民族自动走向政治成熟的可能性。虽然俾斯麦的权威主义统治留下来一笔喜忧参半的政治遗产,德意志民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骄横的经济巨人,但也同样迅速地沦落为一个萎缩的精神侏儒,这使韦伯相信,可以预见德国未来凶多吉少,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缺乏价值关怀的大规模现代国家,只有揣着大把污浊、来历不明的银子或得过且过,或者大肆挥霍,其随时都可能一头栽入深渊。450亿元的形象工程,也是大肆挥霍。
《环球时报》英文版几乎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读的当代《顺天时报》。中国官方媒体是当局钳制舆论自由的重要统治工具,其能否延伸到海外,在海外复制其国内“一言堂”的模式?这是很可疑的。我相信当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450亿元提升“软实力”是一种内宣外打,或者说是一种出口转内销战略。其真正用意并不是为了提高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加入国际合唱团,而是为了稳定国内的民众,进行更高明的舆论控制和宣传攻势。通过出口转内销,用“洋意”来弹压中国的民意。
南加州大学传媒系教授尼古拉斯?卡尔博士把中国政府通过报纸、电视和文化交流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称作是“通过对外宣传的对内宣传”。尼古拉斯?卡尔博士说:“这些展示是为了给共产党带来荣誉骄傲。他们可以说:看,看哪!我们给了你们让全世界都羡慕的礼物。”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反美宣传是做样子的,是必要的。一切政治宣传都是为了掌权,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而且对于北京当局而言,一切都是为了掌权,他们只关心掌权,一切为自己掌权服务,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服务于这个目标。 大外宣政策也是如此,美其名曰“大外宣”,其实是“大内宣”。
2010年2月4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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