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8日星期四

【权利:4656】 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第二十五期)本期暴力指数“高+++”


2013年7月 编辑:青芒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本月,黑龙江省男子因房屋被私拆自焚身亡及安徽千人抢尸500特警镇压;媒体评论:征地维权事件频发主要诱因系不满赔偿;嗣后,四川:政府拍租农民门面房引村民举牌抗议;违章建筑变合法村官骗领700万征地补偿款。看看国外,韩国谈判路漫漫。

本月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评定为"高+++"。

一、典型事件与报道

1、黑龙江省:北安市一男子因房屋被私拆自焚身亡

 

7月5日8时30分,郑国存因房屋被建设单位私自拆扒带着汽油来到北安市行政办公中心门前,将汽油泼在身上后点燃,因伤势较重送往哈尔滨抢救无效身亡。北安市认为有关部门在拆迁工作中存在监管不力问题,郑国存房屋被私自拆扒后,有关部门工作不到位,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据北安市市委宣传部通报,7月5日上午8点30分,郑国存独自1人带着汽油到市行政办公中心门前,在没有任何异常反映情况下,将汽油泼在身上后点燃,行政办公中心保安人员见状立即使用灭火器将其扑灭,同时通知急救120车救援,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北安市委书记姜福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郑国存事件处置事宜。会上,成立了由市长黄士伟担任组长,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金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继海、副市长刘晓彤担任副组长,由宣传部、公安局、住建局、卫生局、信访办组成的郑国存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经查,北安市金辉学府项目开发建设单位是北安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国存系该项目被拆迁人,郑国存持有2户平房,其中一户处在临十二道街位置,面积约38平方米,主要经营饲料和粮油;另一户位于临街房屋的后身,距离临街房屋约3米,属土草结构,面积约26平方米,主要用于居住。两户房屋据郑国存本人讲都有房屋产权证照,但至今也没有提供。
     2013年6月22日,郑国存妻子到信访办上访,反映其中一户房屋被开发建设单位私自拆扒,信访办组织市房屋征收承办中心、北岗派出所、开发建设单位共同接待了郑国存妻子,明确提出了处理意见。一是责成市公安局立即立案调查,处理解决;二是要求开发企业与郑国存妻子协商,最大限度满足其补偿要求;三是劝导郑国存妻子在保证合理补偿要求的情况下,不要提过高补偿要求,争取双方尽快达成回迁安置协议。事后,住建局多次与开发单位和郑国存妻子、郑国存哥哥协调解决此事,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意向。7月4日,住建局主管局长再次约郑国存哥哥进行协商,其哥哥称当天没时间,另定时间约谈。7月5日早,郑国存便在政府门前出现了过激行为。

 (来源:黑龙江晨报    详见:http://hlj.people.com.cn/n/2013/0707/c220024-19018656.html)

 

2、山东:潍坊暴力拆迁升级 开发商用炸药袭击钉子户

 

记者刚刚接到山东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村民杨明云女儿打来的电话,她声泪俱下地告诉记者,开发商将炸药扔进家里,将六旬老母当场炸晕,伤情严重,生命垂危。

接到杨明云女儿打来电话后,记者火速赶往的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在杨明云家里,记者看到,杨明云的老伴项承桂已经被炸晕,躺在沙发上,医生正在急救,现场有三个民警,其中一个民警在做记笔录。据医生介绍,项承桂老人情况很危急,需要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五年前,潍坊市政府进行"城中村"改造,按国家有关拆迁政策,居民的房屋应该按房屋实有面积、按被拆迁房屋所处区位的新建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评估确定当地现行房价,实行货币补偿。然而,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的补偿是按照户口补偿的,这样村民杨明云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的房屋就只能拿到低廉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对于杨明云而言简直不能忍受。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来,我国关于房屋拆迁中采用暴力,致使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大打出手以至发生血案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动迁户为了对抗这种抢劫式的拆迁,选择与开发商抗衡到底,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正是这些钉子户奋力反抗,才让"依法拆迁"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事实上,潍坊市政府的城中存改造本来是让更多的百姓改善居住条件,让农民得到实惠,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是民生工程。而今却事与愿违。因为补偿不到位,让百姓利于受损。而开发商和个别腐败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沆瀣一气,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导致拆迁成为城市改造的难题。
    
  记者强烈呼吁,为了彻底杜绝暴力拆迁行为,拆迁行为必须坚持依法办事,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走好必经程序,完善所有条件才能拆迁,还要与被拆户好好沟通,协商好补偿事宜,千万不能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和暴力行为,必须把办好事办好,让人们群众安居乐业,这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来源:新浪网   详见:http://nj.house.sina.com.cn/news/2013-07-11/17533322055.shtml)

 

3、安徽:阜阳千人抢尸 强拆逼死农妇500特警镇压

 

安徽省阜阳市千人抢尸现场图片:强拆逼死农妇500特警镇压。网曝安徽省阜阳市一农妇因抗议政府强拆,6月30日在拆迁办门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悲愤的家属与上千村民在政府所在地附近搭设灵棚,堵路讨说法。当局急调500多警力赶赴现场,抢夺尸体,抓捕、打伤多人。据悉,7月1日阜阳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曾就此事进行通报。图为安徽阜阳千人抢尸事发现场。

近日,安徽阜阳发生一起群体事件。阜阳颍泉区一农妇因拆迁服毒自杀,愤怒的家属带着亡者的尸体来到政府门口抗议强拆。政府出动多辆警车500名特警抢夺尸体。

(来源:舜网   详见:http://www.hdmnw.com/news/china/597385.html)

 

4、南通:政府逼迁商户再现血案

 

2013年7 月1日下午,江苏南通南方小商品市场发生一起暴力逼迁的血案。一商户王世平被人砍了三刀。
     
由于当地公安对这种犯法行为不抓人,不处置。商户们气不过,纷纷来到市公安局门口讨要说法。到晚上 8点,现场已聚集了几千人。
    
这个小商品市场是南通最老也是生意最好的市场之一,它地处繁华的市中心。当地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决定把市场进行整体搬迁。由于新的安置点太偏僻,商户们都不愿去。

据目击者称,今天南方市场布满了许多的警察和分局便衣。他们由政府官员牵头,各个派出所长,治安大队,刑侦大队的警察(现场开传换证),分别将受害者家属,市场上不愿搬迁领头的几十人,传唤至不同的派出所。进行长时间的恐吓威胁。有一户经营户被传唤6 个多小时才回家,老婆又被传唤。还有一个姓郭的的老人(经营童车)吓得躲起来了。

(来源:博讯   详见: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020025.shtml)

 

5、广东:顺德村民抗征地汽油淋身与警方对峙 法院暂停强制执行

 

广东省顺德容桂镇的小黄圃村有100多名村民昨日聚集,尝试阻止政府强行征地,与在场超过100名公安和防爆警察对峙。有村民情绪激动,往自己身上淋上汽油抗争,指倘若警方强行征地,就不惜自焚抗争,也有村民手持棍棒戒备。到场警察也带灭火筒到场并出动水炮车戒备。

小黄圃村有6000多名村民,村民指村书记未经咨询,强行征收农地,没有赔偿给村民,当地政府也尝试在清晨用推土机强行推平约700亩农地,但遭到村民反抗。他们指数名村干部黑箱作业,一直操控选举,当了20多年书记,近日再扶持另一村书记上台,村民根本无权投票,现又贱卖土地。

村书记陈超林否认没有赔偿,并说法院二审已经作出判决,判村民败诉,因此征地是合法的。村民指出,警方发现有记者到现场后随即撤走,双方没有激烈冲突。

(来源:深圳广电集团 

详见:http://www.s1979.com/news/china/201307/3196498031_2.shtml)

 

6、广西:桂林村民用刀枪土炮维权 三挖机被炸

 

近日,有关"广西兴安县政府强征地,村民集体抗议"的帖子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该贴除了描述村民抗议过程,还附上了相关图片。7月11日,兴安县政府就此事发布公开声明,称该网帖违背事实,颠倒黑白。
        
兴安县政府表示,高尚济中五马片部分村民置山界林权事实不顾,多次对风电工程进行恶意暴力阻工。针对这种情况,高尚镇党委、政府组织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进村入户进行劝导工作,要求他们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诉求。但部分村民仍然继续阻工,甚至还拟定了《决议书》、《五马总片倡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全村人民必须支持参与,如参与打架受伤或被抓全部由群众承担,死亡的除安葬费外,另补偿30万元等。"
       
声明中称,2013年7月2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五马片部分村民组织了30余人,手持刀具。木棒强行闯入施工现场,砸坏三台挖掘机、一台推土机,造成施工单位严重损失。另外,针对网友曝光的图片,兴安县政府称,所发6张图片除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宣战公告"属实外,其余5张均为不实图片。同时指出图片上的人非该村村民,场地也不是该山场。
    
兴安县政府还披露,对于村民们对施工现场所进行的破坏,目前公安部门已进入侦查取证阶段。

(来源:人民网 详见:http://ww3.sinaimg.cn/bmiddle/ba1053d6jw1e6gjkutlrij20c82f4gww.jpg)

二、分析与评论

1、专家称征地维权事件频发主要诱因系不满赔偿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了陶振的署名文章《征地型维权事件缘何频发》。文章指出,今年3~4月份,8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便相继发生3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事件。在城镇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兴起了大干快上之风,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其背后也隐藏了诸多诱发维权事件产生的隐患。
     
文章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急速膨胀,征地速度逐年攀升,这不难从每年庞大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数额中可看出。农村土地征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但现阶段,因征地过程引发的各类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需引起关注。仅今年3~4月份,8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便相继发生3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事件,均与企业入村拆迁补偿、土地征用等原因有关。在城镇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兴起了大干快上之风,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其背后也隐藏了诸多诱发维权事件产生的隐患。从征地型维权事件的主要矛盾冲突来看,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有以下几方面。
    
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    
    
此外,被征地的土地使用属性不同,如商业用地、绿化带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带来的补偿标准也不同,以至于同一块地段,同一类附作物,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极易引起相邻区域农民的攀比和不满。
    
对征地方式方法不满意。

此外,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标准不明细,一些基层干部工作随意性较大,容易诱发部分农户产生"爱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心理,形成不良的漫天要价风气,甚至成为钉子户,增加了征地的难度。无奈之下,政府只能组织执法队伍加强执法,诱发农户更大的抵触和不满,进而引发维权事件的产生。
    
对安置补偿方式不满意。

    在实际中,绝大部分被征地农民将征地补偿费简单转为日常消费支出,村集体提留的部分少数用于开发生产,绝大部分用于日常管理开支。这说明,征地补偿以货币安置方式发放后,无论是农民还是村组都较少将其作为今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原始资金,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进行其他投资,从而无法实现补偿金的保值增值。一旦这些征地补偿费用完,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就有可能演变为事关基层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详见: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22/5070507.shtml)

 

三、民间行动与倡议

 

1、四川:德阳什邡政府拍租农民门面房引村民举牌抗议

 

2013年7月12日,由于什邡政府将外北村的村民集体所有的门面房低价拍租,因村民们举牌抗议,上午,百余名村民举着"我的门面我做主"的标语牌,在什邡职业中学路段抗议,过百名警察前来维持秩序,据悉,有两名村民被警察打伤,他们分别是杨礼孝、和赵天云。

    据什邡外北村村民向记者介绍:什邡政府以每平米13元的价格,向外界公开拍租属于村民的门面房,还不许村民自己去竞拍,"以后政府出租铺面我们自己租,可就是几十元一平米了"村民对记者说。

    据悉,把村民赶走后,村民的门面还是被什邡政府强行以13元每平米拍租出去了。

    据了解:什邡外北村的土地和村民的房屋,早在几年前就被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以村改居为名强行占用用于修建商品房,涉及数千村民,村民们不服,政府抓捕了大批带头的村民,有数十人被拘留,7人被判刑,他们到各级政府反映情况,但均得不到解决,此事一直拖延至今还没有解决,谁知又出现这种强行拍租村民的门面房的事情。

(来源:博讯  

详见: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161319.shtml)

 

四、官方相关的行动与立法动态

违章建筑变合法 村官骗领700万征地补偿款

 

村官与奸商互相勾结,将无证的违章建筑变成合法有证财产,骗取近700万征地拆迁补偿款。近日,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前党委书记兼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董事长周文兴因贪污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获刑12年,而他的"好搭档"商人彭耀明则获刑12年6个月。

广州中院审理查明,周文兴,男,1956年出生。周文兴利用担任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书记兼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董事长,主管审核申办集体物业产权证相关资料、负责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与广州市明文贸易储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耀明共同侵吞国家财产。1993年1月1日,周文兴、彭耀明和他人共同承租黄埔区茅岗路68号地块,后私自建筑仓库。2007年上半年,周文兴与彭耀明在得知上述地块要纳入市政"黄埔大道支线"工程的征地范围后,即合谋利用周文兴的职务便利,并制作虚假权属状况的申请文件,将其上述地块上的违章建筑时间和主体予以造假变更,从而欺瞒国土部门获得其上述地块上违章建筑的《集体土地房地产证》,最终将上述建筑由无证房产变为有证合法财产,骗得国家巨额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6973870.77元,事后二人平分。

广州中院审理后判决,周文兴犯贪污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彭耀明则因贪污罪和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获刑12年6个月。

(来源:南方日报   详见:http://cd.focus.cn/news/2013-07-31/3719166.html)

 

五、法律法规介绍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2001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10号公布

  根据2010年11月30日《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规范征收土地公告工作,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组内以书面形式公告。其中,征收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公告。

 第四条

 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收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征收土地公告,该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征收土地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征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

 (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和面积;

 (三)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四)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期限、地点。

 第六条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收土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有关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第七条

 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

(来源:百度文库 

 详见:http://wenku.baidu.com/view/620c5bd028ea81c758f5788b.html)

六、国(域)外相关立法与动态

 

韩国:谈判路漫漫

 

韩国有很多关于土地征用与房屋建设的法律,比较重要的是《城市开发法》和《土地补偿法》,其中对土地征用补偿有着非常详尽的规定。如果某公司想购买并拆迁某住户的私有房屋建大楼,那么,一场漫长的谈判就开始了。

首先,要由双方认可的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以此为基础,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内容涉及房屋、草坪、树木、围墙、石阶、狗屋等等,甚至如果房主在院子里先垫过一层沙子,然后又铺了地砖,这沙子与地砖都要分别计入补偿费之内。

如果是连片开发,居民们第一件事不是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而是走家串户成立"拆迁对策委员会",以群体的名义维权。他们的原则是:一草一木都要付钱,拆迁的结果必须保证每一家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这样算下来,拆迁费用十分惊人。因此在韩国,很少能看到像中国一样成群连片的旧区改造。

这样,私营企业拆迁开发住宅,要么提供的补偿金足以令住户满意,要么就是谈判失败放弃项目,发生纠纷的机会很少。

(来源:人民网   详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392/10822227.html)

七、本期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

由于本期又发生多起致伤,尤其是死亡事件,因此本期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评定为:"高+++",即三张暴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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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刘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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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4657】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十三期)


作者:刘飞跃、柳梅 文章来源:《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 更新时间:2013-08-08 13:13

2013年7月号

一、面对面

党支部书记也被精神病――专访安徽合肥受害者胡东圣

被偷偷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的四川女人李金兰

二、人物访谈

广东韶关李世杰二次被精神病访谈录

北京李文海一句玩笑话致丧命 老伴回忆被"坑惨"了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郑州:疑似海归流浪女初诊为精神分裂 已入院治疗

调查称河北约有10万精神病人被锁家中

五、评论呼吁

"被精神病"事件频曝光 学者称根源系公权力滥用

精神病人犯罪挑动公众神经:两头都面临正义流失

六、律师观点

精神病人权益保障 家庭政府不应缺位

七、民间行动与倡议

公民权利保障和精神病人权利保护提案

编辑:刘飞跃 柳梅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人物:胡东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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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权利:4654】 送上拙文,请指正! 曹思源: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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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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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权利:4653】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专访外交部前的坚守者曹顺利


——持续的力量 永恒的执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26按:近期,在中国外交部前的一场行动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行动是由知名人权捍卫者曹顺利等人发起的,该行动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撰写,要求该计划真实反映中国,尤其是上访民众的人权状况。这项行动是场典型的非暴力抗争行动,行动的参与者们非常克制、有纪律,他们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谈论个人事情,到今天还在进行着。

本工作室志愿者佐真2013年7月24日电话访谈了曹顺利,作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文章,文中曹顺利首次阐述了7月22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交截止后她们继续坚持的原因。下面是访谈全文。

 

曹顺利: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因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曾带领访民前往国家新闻办示威,要求新闻办给予访民合法上访的权利,曾抗议北大教授孙东东有关访民是精神病者的言论,于2009年4月10日被以“毁坏财物”罪劳教一年。2010年4月29日被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为由行政拘留十天,之后又以“毁坏财物”为由劳教一年零三个月。从2008年10月开始,以公民身份,持续(坐牢时间除外)在外交部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计划起草,几年的奋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是什么让他如此有恒心的坚持,笔者电话采访了这位受人尊重的人权捍卫者。

 

笔者打电话给曹顺利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45,她正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车上,由于公交车上太吵,只能到一个小时之后,才联系好这位今晚在外交部外值夜班的人权捍卫者。7月22日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递交《国家人权报告》的时间已过,但是他们还坚守在外交部前....

 

佐真:  您好曹顺利女士,7月22日时间已经过了,你们怎么还在坚守?

曹顺利:哦,22日是他们封笔的时间,但是我想了解为什么让我们把这个机会失去了,到      底是我们不该提,提错了?还是你们(指外交部)在这件事上办的有点欠缺?我们还想把这件事闹清了,如果说我们不该提,那我们现在就走,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如果我们该提,      没提错,那你这种态度怎么解释?我们毕竟不能揣着糊涂走了。你不答复我们在这里等着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要等几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得有一个最后的答复,只能说22号我们的机会失去了,我们的权利失去了,但我们得知道失去这个机会是不是正常的?对不对,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报告有个落实,有个执行情况的内容,那我们摆在你跟前的人权问题,在这里睡的和等的,这些人的人权问题到底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下!

 

佐真:您参与要求撰写《国家人权报告》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曹顺利:参加撰写人权报告的核心价值,就是说,首先你应该对这件事有诚恳和客观的态度,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应该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真实的把它描述出来,这是每个政府组织都要走的第一步。对于人权状况不太好的,你应该分析下原因,给他们改善,给他们提高,这是第二步要做的。但是现在呢,这些事情我觉得外交部对于人权报告 采取了一种不客观、不诚实的态度,它不想面对中国的真实的上访群体,不能说中国的吧,我没权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什么,起码它没有诚意面对上访维权群体的人权状况,因为我们来向它反映,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我们的态度很理性、很平和,毕竟我们打了两年的交道了,但他们最后的态度是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先前和警察配合着清场,清完场拉警戒线,拉警戒线以后把接待室的门也锁了,不接待我们了,然后往我们乘凉的树上喷药,喷完药以后看我们没走,就把周围几十年的树给锯了 。这就是不择手段的来打压我们,来回避上访维权群体的人权状况,

 

佐真:我看您提出了三个要求,1接纳上访维权群体加入《国家人权报告》的起草和编写进程;  2、在外交部将《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安排上访维权群体与参加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组成员单位、政府部门的代表协商,讨论。 3、通过协商和讨论,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腐败、维稳工作列为《国家人权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国家的优先事项。以此真实全面的反映上访维权群体及中国的人权状况。

 

曹顺利:对,应该通过我们提供的资料,了解我们群体的人权状况,跟国家政府提供的资料对比一下,这也是我们的要求。

 

佐真:在关注我们国家的人权的时候,政府的宣传,百姓的体会,跟国际社会的对比,请介绍下差距在哪?事实如何?我们应该怎么样?

 

曹顺利:这个差距我觉得有的是人为的,就像现在对上访群体的人权状况就是采取了不择手段的回避的态度,就是不理你,对不对?然后就是不表态,总是报警,让警察来处理。22号,我们到接待室给人权处打电话,我们也没说什么,只是在用它们的电话在往里边打,一会七八个警察就进来了,劝我们离开,我们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你们干嘛老干预我们?警察也说不出个啥,就说中午下班了,你们先离开一下。我说那要是下午进不来怎么办,你给开门吗?我们今天能进来,是因为他们疏忽才闯进去的,他说下午我来给你沟通。等下午来到时候,门已经锁死了。其他人来办事,走推拉门,我们也想走哪里进去,武警把我们阻止了。最后推拉门也锁了,开了个小窗口办事。警察呢,我们让他们来处理,他们也不来,所以说这种方式不光是回避,甚至制造矛盾,让我们受到惩罚,这种态度是让人很失望,很可怕的。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差距。

 

佐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第二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六)参与权——制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规章时,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七)表达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多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交流,了解公众意愿,征求公众意见。(八)监督权——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您评价一下,它所宣称的这些东西,有多少能落实到社会,真正的能受益于百姓,在中国起到什么作用?

 

曹顺利:我觉得它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这些上访群体不断受害,受害不断加深,我跟那个外交部的人也交流过,我说你们审视中国人权,对中国人权的状况进行不真实、不客观的描述,阶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因为你看那些地方官员见了上访的,说抓就抓,说打就打,一点责任都不用负,一点顾及都没有。但是你门在写人权报告的时候,或者你们的新闻发言人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你们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的人权受到了保障和尊重,中国人权不断在改善和提高,那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他无意于觉得,嘿----外交部也好,中央部门在为他们掩盖,在为他们掩饰,那他们更肆无忌惮了。在那个中国人权报告里边,哪怕有50个字和100个字很客观的描述这个群体的人权状况,那么我们的命运可能就受到改变,可能上访问题就会受到重视或者解决了。但你们不这样做,一层一层的掩盖,我们来跟你们反映真实的情况,你们还不择手段的对付我们,那么你怎么能叫这个人权报告有它的威力跟尊严呢?对不对?你写的这些就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东西,但实际除了让我们受害,还有多大的作用啊?就是欺骗跟愚弄那些不知道中国人权实况的人,他有多大的潮涌啊?这群体已经很大了,这两天的爆炸案,都是这个群体忍无可忍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要在回避了,掩耳盗铃对谁也不利。

 

佐真: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情况如何?

 

曹顺利:我们最早的时间是08年12月10日人权日、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就开始了,我们就到外交部来了,递交申请,要求参与人权报告撰写和参加国家第一期人权行动计划,这两个人权文件都对我们有关系,我们应该参与。过了八天,他们给回了一个答复,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新闻办牵头,由他们负责。人权报告已经封笔了,就是说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去年10月18日,我想你们改写第二次国家人权报告了,我门也知道上一次的人权报告你们是怎么写的,因为我看到上次的国家人权报告不真实、不客观,因为信访问题是从正面赞扬它的,没说信访问题制造了很多矛盾,让很多人进了监狱,对不对?它说信访制度是让公民表达意愿及建议的地方 让公民充分行使了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权。可行使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都进了监狱。后来我希望客观的描写信访制度的负面作用,客观的描写下上访人的人权状况,改变这一群体的处境。08年开始除了我进去(劳教)的时间,我就没有间断过。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以前是人权行动计划跟新闻办提了好几次了,但他们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没想到外交部也这么官僚,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对外的机构,应该会开明,可没有!!

 

 

佐真:持续几年的参与,您最大的收获心得在哪里?有哪些是进步的地方,还有什么不足的需要在以后的行动中更加规范化?

 

曹顺利:我觉得就我的心得,就是遗憾和期望!我没有什么满足的地方,你要是违法了,他们在24小时之内,找总总理由,给你载一百张资料把你处罚了。现在是它不作为了,违法了,但是公安局出面来干涉我们!它可以高枕无忧,比方说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我们因为信息公开,提了一个行政诉讼,现在还没给我们立案呢,立案不立案还不一定。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违法行为,但是他们给我一个解释冠冕堂皇的理由,涉及到外交和人权,它们不能作出决定,要走一定的工作流程,要是这样那不就是以权代法了吗?你们什么样的工作流程可以违反法律呢?但它们就这样坚持,很无奈!所以感觉到的就是无奈和遗憾!

 

佐真: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运动方式,被形容成百姓最有力的抗争武器,咱们在运用它争取公民权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它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曹顺利:这个不好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在等答复,我们是平和、理性,等答复的就用这种方法等,我们没有挂标语、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其它的行为,因为我们觉得等答复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就在等,我们不是跟你抗议,或者是跟你作对,我们就是等答复,等一个法律应该给的书面答复,但我们现在没有答复,只能是等。法律上来说,我们一样在等,你们没说我们不该走,也没说不让我们走,也没说不答复我们。

 

佐真:在您做这些人权事件的时候,您多次被带走,被抓捕、被非法关押、限制自由,被以暴力的方式打断阻止了非暴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您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

 

曹顺利:我们只能很无奈的迎着他们了,警察来抓我了,我跟警察说,一天24小时你来抓我,我随时跟你走,我也提醒你们,不管你们觉得这件事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你们应该知道这是很无奈的选择,也是很艰苦的,如果不是有冤被逼到死胡同,你们一天花100快雇我们,我们也没人来,你们用什么手段来对待我,我都可以忍受,像7月1日抓我们,我们有人争了两句就被抬走了。我们是一个棋子,你们掌握那么大的国家机器来对待我们,我们无力的抗争,也无力反抗,这是一只很无奈的选择。

 

佐真:从刚开始散沙式参与到今天小有默契的配合,您觉得参与撰写中国国家人权报告,这些年您和其余志趣相投的朋友最大的进步在哪里?

 

曹顺利:这个不太好说,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反正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上访其实是人权问题了,外交部有个人权处,他要在联合国写报告,我们就想让它把报告说的实在点,可能这是初步的认识吧,知道中国有人权这个问题了,知道好多中国人权的事,对人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知道了怎么去维护人权,我觉得这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作用吧。

 

佐真:您持续性的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撰写《人权行动计划书》,这些有什么值得我们持续坚守的理由?

 

曹顺利:要求很简单,就想解决上访问题,这个群体里边都有上访问题,没有上访问题的朋友还没有加到这个群体里边,只要把这些中国的上访问题坚决了,可能这个群体的坚持也就结束了。

现在只是这个群体在坚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报告,别的像知识界的精英呀等,还没有提这些问题的,不管我们的作用是大是小,是有还是无,但是我们提出来了。这是民间的权利,我们只是代表弱势群体,其它的我们还没有代表他们,说白了还是权利的问题,别的群体也有这个权利,联合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手册包括了18个群体,私企、专家、学校、研究机构等等都有这个权利, 在中国参加报告编写一是官方,替官方服务的机构,面很窄,没有真正的民间力量参与。

 

 

佐真:您觉得人权在您心中是什么?请用一句话概括。

 

曹顺利:最实在的说法就是,人权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好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曹顺利要晚上值班,防止别人骚扰。其余人都在地上睡在纸箱上边。继续她们的理想坚持!

 

引用万延海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讲:中国外交部人权处负责具体召集国家人权报告的撰写,所以关注自身权益的访民群体来找外交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政府应该欢迎访民群体的到来,不仅把他们遭遇的人权问题写入到国家报告里,对国家人权状况进行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吸纳访民们参与到国家人权行动中,政府和人民共同来维护人民的权利,共建安定团结的国家政治环境,实现中国领导人所谓的“中国梦”。中共中央近期反复强调中共要走“群众路线”,就是联合国人权机构强调的政府和民间社会对话、和民间社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思。

 

采访完曹顺利,让我们的懂得自身虽然弱小,但是我们能坚守的事情很多。制度虽然恶劣,但是我们用理性、平和去迎接它。人权问题事关每个公民,不止需要访民去关注,也需要主流的各个团体去维护,今天你不把权力关进笼子,明天权力就会让你失去自由!!

 

最新消息:7月25日晚,外交部前又有新动作,有工人在外交部前打洞钉栅栏。7月26日一大早,警察又来对坚持在外交部前的民众登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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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权利:4652】 小文一篇

 
 
 
出埃及的孩子走进瑞典文学院
 
    
                                                
     
                                                                                (瑞典)茉莉
 

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公布一位新院士的名字:托马斯・里亚德(Tomas Riad ),电波里传来埃及人的欢笑声。"Riad"这个阿拉伯姓氏,在阿拉伯语里是花园和庭院的意思。其时正是2011年12月,阿拉伯之春浪潮如火如荼。于是人们笑曰:"阿拉伯的春天也来到了瑞典文学院。"
 
 

◎ 继承母系语言天赋
 

托马斯・里亚德于1959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一位埃及人。在里亚德五岁时,埃及总统纳赛尔把埃及变成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父亲因为他的基督徒身份受到歧视和打压,他们家无法继续在埃及生活下去。里亚德的瑞典母亲带着孩子回到了瑞典,而父亲,只好跟随一位瑞典船长偷渡逃离埃及。父亲家族的其他亲戚则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成为医生或工程师。
 
这位自幼出埃及的孩子,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一位优秀的北欧语言学专家。埃及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是一所法国修道院学校里的体罚,那里的孩子,就像动物园放出来的疯狂猛禽。时至今日,里亚德对自己忘记了童年时代所学的阿拉伯语而深感遗憾。
 
他继承了瑞典母亲家族的语言天赋。母亲伊娃是一位语言学家和闪米特语言专家。母亲的外祖父纳特汉・瑟德布洛姆(Nathan Soderblom),则是这个家族最具传奇性的人物。瑟德布洛姆在学生时代就展示了惊人的语言才能,后来成为大主教,给瑞典带来了神学复兴。因为写作宗教历史、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瑟德布洛姆曾于1921年到31年间担任瑞典文学院院士。1930年,瑟德布洛姆因努力谋求世界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编号第六的文学院椅子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致电里亚德,通知他文学院的选择:他,托马斯・里亚德,将要在文学院获得一个院士的位置。那编号第六的椅子,是已故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留下的座位。
 
其时,里亚德正从一个冗长的会议中走出来,精神疲乏,刚接到常务秘书的电话时,他的口气不很高兴,但他马上就不加思索地就表示了同意。他说:"如果他们请求我做国王或者其他名人,那样的工作我肯定无法承担。"但是,瑞典文学院的语言学任务,对他这样的北欧语语言学家来说并不陌生。
 
从六年前开始,文学院就聘用里亚德做北欧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论文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专长是音韵学――语言的声音。这位典型的学者沉迷于自己专业,他发现研究瑞典语的语音是如此有趣。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听来,瑞典语有一种歌唱般的声调。里亚德的研究包括瑞典语特殊功能的规律,如何利用词语不同的重音位置来区别意义。
 
在对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立即回答了"yes"之后,里亚德回家了。这时候,他的心脏才因为吃惊而急剧地跳起来。成为文学院院士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样的好事居然落在他头上。文学院要求他在公开宣布之前严格保密,他甚至不能将这一消息告知自己的太太。于是里亚德失眠了,他感到筋疲力尽,才两天时间就瘦了一公斤。
 
 

◎ 一口气读二十本作品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批准了文学院对新院士的提名,随后消息公之于众。里亚德购买了新的燕尾服。按照规矩,他要在进入文学院坐上那第六号椅子时,向文学院全体院士做一个演讲。在场聆听他演讲的,还有国王和王后。
 
那么,里亚德的生活是否因此要做出很大的改变?里亚德对记者说,他还是要保留大学里的教授位置,并继续从事教学。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只是一项荣誉职务,并不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院士们只有一点小小的辛苦补偿:在出席每周的例会时,可以拿到一块银币(价值约150克朗)。每年参加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可以获得一块小金币。
 
本职工作不减少,里亚德还要继续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而文学院的工作包括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那么,这位新院士将怎样安排他的时间呢?里亚德首先阅读自己的前任――于2011年5月去世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的著作。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家里或在地铁上阅读,一口气读了二十本文学作品。
 
文学院的位置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平台,他觉得生活因此有了新的动力。以前,他觉得文学不如语言学有趣,而现在,读文学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特权。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读书小组――瑞典文学院。他的前任Trotzig曾经在那个座位上发表过很多精彩的意见。
 
从此,他要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了。每年的夏季假期,都是这位新院士阅读各位文学奖候选人作品的时候。
 

 
◎ 瑞典文学院成立的初衷
 

年仅五十二岁的里亚德进入瑞典文学院,给这个已经老化的机构注入了新血。由于文学院的院士终身制,现有的院士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最年长的一位已94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文学发现,年迈的文学院可能善于保持传统,却难以适应新的时代。
 
里亚德的北欧语言学专业,对瑞典文学院是非常重要的。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创立文学院时,就将文学院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定为:使瑞典语成为一种纯净、高雅、有力的语言。古斯塔夫三世有一个宏大的心愿:让瑞典语成为欧洲文化语言中有品位的一种。最初,所有的院士都参与编撰瑞典文大辞典。
 
然而,古斯塔夫三世的初衷在文学院成立一百多年之后,发生了一点变化。1897年,瑞典文学院应诺贝尔遗嘱执行人之请求,接受了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从此,本为繁荣本国语言和文学而创立的文学院,成为世界性的文学法庭,开始影响全世界的作家和文学。
 
当年,在讨论是否接受诺贝尔遗嘱委托的任务时,曾有两位院士提出过反对意见。他们质疑瑞典文学院是否确有能力接受这个任务,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决全世界众多的文学产品。今天看来,这个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像里亚德这样年轻的学术精英,他掌握的是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这与符号学有关,即中国人所说的"咬文嚼字"。例如在读女作家Trotzig的小说时,里亚德注意的是作家用词的精确与句子的结构。这就是说,即使是在读文学作品,他仍然戴着语言研究者的特殊眼镜。
 
但文学却要广阔得多。按照瑞典人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就是人学,它包括人的心灵及其一切社会活动。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研究人的灵魂。因此,擅长咬文嚼字的语言学家里亚德,在为世界作家的作品做裁判时,恐怕会力有不逮。
 
里亚德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花,他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毕业后曾一度放弃语言学研究,去追随自己的音乐兴趣。他参加合唱团演唱,还曾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里演奏过小提琴,有半年时间以音乐谋生。这位阿拉伯的"花园"终于在语言学上开花结果,大器晚成的他,成为老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所期待的文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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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中国时报》艺文新闻  2013-07-14
 
瑞典茉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wemoli
瑞典茉莉―万维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权利:4651】 我茉莉花期间被绑架酷刑关押的经历(英语翻译在后面,未译完)

我茉莉花期间被绑架酷刑关押的经历(英语翻译在后面)-记于2011年4月至8月

我出来了,但所有东西,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银行卡、手机、电脑被收走,没有给任何手续,也没让我回北京租住屋,里面的一切东西都没带出。在北京山 里被转移了四个地方,受到电击等酷刑,又转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不告诉看守所我的姓名籍贯,只给了个代号2-2011-2,说是保密案件,),关押了12 天后,又转往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然后他们让我父亲签字做保人取保候审,期限一年,要我先住在父母家,不准离开随州(出生地,父母居住地)、襄樊(户籍所在 地),不准联系维权界朋友,不然就追究我父亲的刑事责任。交待村干部和党员、邻居监视我,每天由村干部向国保汇报我的情况。下面是我写的被绑经过。因没电 脑了,我在网吧不敢写多,将分段写下。 
2。27日早上6:47,北京西客站,我下了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经过上夜的长途旅行,早餐还没吃。因为才农历正月十八,进京的人员很多,我本来二十号就在武汉买票,但被告知最早的卧铺票只有26日晚的,而且还是上铺。下车后人多,好不容易看到到北出口,已经离七点只有几分钟了,下台阶时,有一个子不高的年轻人拿着相机举得高高的拍摄,明显不是拍他附近的已经到了台阶下层的人,而是对着刚到台阶最上层的我,我就注意上他了。当我下了台阶走过他后,他又快跑到我前面继续拍摄我,我就确定是在拍我了。我就边上另一个很短的台阶,边发推,当时手机信号已经不畅了,发了好多次推也不知道是否发出去了。同时我注意到一个个子不高,大概不到一米七的样子,瘦瘦的,留着络腮胡子,下巴前翘,穿蓝色羽绒服的人在跟踪我,出门后发现天下着小雪,我在出站后拍了这个跟踪者的照片,但无法发送出去,随后我发现他和那个拍照者是一伙的,就尝试发没有他照片的文字,但一直显示发送失败,但上帝保佑,我出来后发现那两条推已经发出去了。
随后我就到西客站前的公交站处准备坐车回五道口我的住处,但因为我钥匙因去香港及回大陆后滞留了一大段时间而找不到了,但我留有备用钥匙在五道口一个因爬山认识的教师处,就打电话问他是是否在家,并说了被人跟踪的事,当时我认为没事,以为他们跟踪是为了防止我去王府井,就告诉该教师说没事,并说我先去他家,他告诉我他下午才有时间,我就说那我先过去找待着等他。
说完我就排队准备坐公交车。约五分钟后,到了车前,我正准备从站台下到路上好上车时,左边一个高个子挤我,我说别挤,排队啊,他挤不动我,这时右边一个高个也拉我,我还奇怪,问拉什么,这时右边冲上来一群人拉我,同时左边的那人也在挤我,我就明白了,当时很多人都惊讶的看着我们,我以为只是为了防止我去王府井,就说,别拉,我跟你们走就是了。说完往他们拉的方向走,看到一辆黑色无牌照和越野车,这时他们开始殴打我的脸,并有人取下了我的眼镜,我当时还将他们想得太善良,说“我不是说了跟你们走吗,别打”,并继续跟他们走,这时一个约一米七左右的人掀起他的外套往我头上套,估2 月27日早上6:47,北京西客站,我从武汉到北京的火车上出来,经过一夜的长途旅行,早餐还没吃。因为才农历正月十八,进京的人员很多,我本来二十号就 在武汉买票,但被告知最早的卧铺票只有26日晚的,而且还是上铺。下车后人多,好不容易看到北出口,已经离七点只有几分钟了,下台阶时,有一个子不高的年 轻人拿着相机举得高高的拍摄,明显不是拍他附近的已经到了台阶下层的人,而是对着刚到台阶最上层的我,我就注意上他了。当我下了台阶走过他后,他又快跑到 我前面继续拍摄,我就肯定是针对我的。我就边上另一个很短的台阶,边发推特消息,当时手机信号已经不畅,发了好多次推也不知道是否发出去了。同时我注意到 一个个子不高,大概不到一米七的样子,瘦瘦的,留着络腮胡子,下巴前翘,穿蓝色羽绒服的人在跟踪我,出门后发现天下着小雪,我在出站后拍了这个跟踪者的照 片,但无法发送出去,随后我发现他和那个拍照者是一伙的,就尝试发没有他照片的文字,但一直显示发送失败,但上天保佑,我出来后发现那两条推特消息已经发 出去了。
随 后我就到西客站前的公交站牌处准备坐车回五道口我的住处,但因为我钥匙因去香港及回大陆后滞留了一大段时间而找不到了,但我留有备用钥匙在五道口一个因爬 山认识的教师处,就打电话问他是否在家,并说了被人跟踪的事,当时我认为没事,以为他们跟踪是为了防止我去王府井,就告诉该教师说没事,并说我先去他家, 他告诉我他下午才有时间,我就说那我先找个地方待着等他。
说 完我就排队准备坐公交车。约五分钟后,到了车前,我正准备从广场下到马路上好上车时,左边一个高个子挤我,我说别挤,排队啊,他挤不动我,这时右边一个高 个也拉我,我还奇怪,问拉什么,这时右边冲上来一群人拉我,同时左边的那人也在挤我,我就明白了,当时很多人都惊讶的看着我们,我以为只是为了防止我去王 府井,就说,别拉,我跟你们走就是了。说完往他们拉的方向走,看到一辆黑色无牌照和越野车,这时他们开始殴打我的脸,并有人取下了我的眼镜,我当时还将他 们想得太善良,说“我不是说了跟你们走吗,别打”,并继续跟他们走,这时一个约一米七左右的人掀起他的外套往我头上套,估计是怕被别的乘客或路人拍照,并 抱着我的头往车那边走,我说我自己上车,你别推,但他在我一条腿跨上车时,却整个身体往我头上压,我上半身就趴在了车板上,他也倒在车板上,我说我自己上 去,但他们很多人却按着我往上推,我自己起来后上了车,坐在后座上,那个把我扑倒在车上的人又挥拳打我的眼睛和嘴,我抓住他的拳头说,别打了。他说妈的个 逼的,打的就是你,并又想把拳头往我脸上打,但因为被我抓住动不了,这时一个头目样的人拿着手铐铐上我抓住他拳头的右手胳膊并说算了,我以为他们真算了, 就松开了手,他们把我右胳膊反别到背后,并铐上了另一支胳膊,并套上一个黑头套,这次头套是双层的,外层是布的,内层是厚实的胶袋,不透气。这时先前打我 的人又挥拳朝我脸上打,虽然对我造成不了伤害,我却觉得这人太恶劣了,就说,别打了,你还能打死我啊?他说,就是打死你丫的又怎么样,说着继续打,我说那 你就继续打吧,他打了几下后看我没有叫喊,估计觉得没意思,就开始解我身上的包,因为铐着手铐,取不下来,就把包带卸了下来,后来我的电脑包没还我,但却 发现把包带子扔到我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带出来的一个袋子里了,而且带子的铁扣都被老虎虑钳剪断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它剪断(后来想起来了,是他们不知道 怎么解开电脑包的背带扣子,就剪断了)。
然后车就朝东开了,开不多久可能是上了三环或者高速,然后一直开了个把小时,中间停过两次,不知是收费站还是什么路障之类的。我被头套套得非常闷,出了很多汗,我想不是经常锻炼的人,肯定受不了。
到 一个地方后,他们让我下车,然后把我架得腰弯成九十度的样子经过一个九级台阶,拖到了一个平台上,估计是宾馆门前的地方,地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板砖,可能是 大理石的。然后进了一个门,经过大厅,又上了十一级台阶,然后转角上了十二级台阶,很像刘沙沙描述的她在人大东门被绑架那次被带到的地方。然后向左转,走 了几米,进了一个门。他们把我拖进去后,让我跪下,我没理他们,就上来一群人按我,踢我腿打我全身各处,当时我还被套着头,看不到是哪些人在打我,但我能 听到那个扑倒我的一米七左右的人的声音,他们无法将我按跪后,就有一个人命令其他人“把他抓紧,按紧!”,然后他就别住我的腿,搂住我脖子,往前摔我,别 的人也都使劲把我往地下推,终于把我推得趴在地上,后面的人踩着我的膝窝和小腿,揪着我头发,拽着我的胳膊,拉着我的衣服,把我上半身往起拉,我一直对抗 着,直到把我腰拉成九十度直角,再往后拉,我的身体就从膝窝处打弯了。他们把我拉成跪姿后,就取掉我头套,那个扑倒我的人就不停地扇我耳光,我问他:“你 们究竟是法西斯还是……”,话还没说完,他就又扇上了,边扇边骂“你妈逼的,敢说我们是法西斯!……”,我说你们这样的行为不是法西斯是什么。
他又打了一会儿后,说”把他扔地上”,后面的人就把我推倒在地上,他说,给你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老实想清楚你的事情,不好好说就整死你,从现在起你做任何动作都要喊报告。
我就倒在地上,铐子勒得我的手很疼,明显感觉肿起来了。(时隔五十多天后,右手神经仍然有些麻痹,还有些骨质增生。)留下了两个人看守我,其中一个踢我叫我 坐起来,我没理他。后来又换了一班,其中一个人看我既不喝水,也不上厕所,也不听他们的坐起来,就对我说,你不要抗,到这儿来的人,还没有一个能打破这儿 的规矩的。
几个小时后,进来一群人,把我拖到靠内间门口面对着房间里的一个桌子,那个在上车时扑倒我的一米七左右的人拿着一个电警棍,竖放在桌子上,然后厉声问我: “为什么到这儿来?”,我说我住北京,准备回到我住的地方去,他又问一遍“为什么到这儿来?”,我说我不是说了嘛,我住在北京,准备回我住处去。他一拍桌 子,吼道“妈逼的!是问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同时手朝下指着房内地板。并拿电警棍打开电筒强光照着我,我说,哦,是说到这个房间来啊,我也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把我弄这儿来。
他 就喊道“按住他!”然后拿着电警棍正着我额头正中电了两下,然后又蹲在我右边,拿电警棍对着我右脸腮帮子电了两下,看我没反应,又说:咦,他妈的还 挺……,然后可能调高了电压,又朝着腮帮子上的同一地方电了两下,然后换到右脖颈上电,电了很多次,我感觉就像万亿根密集的火烫的钢针扎了进去,然后他又 移动颈椎上电,因为脊椎里全是神经,导电性能非常强,我感觉受到强烈的震动,先是电棍接触点像受到重击一样的,然后这种感觉传导到脊椎中断,然后是尾椎接 触地面的地方,三处的力度几乎没有差别。
然 后又移到左边脖颈,直到把脖子上的皮都电焦了,几乎不能导电了,又移到右脸腮帮子上,随着电击次数的加多,感觉到有一张火热的钢丝网以电棍接触点为中心往 外拉自己的脸,应该是神经网络过电时的感觉。随后他又移到两边耳朵上电,刚开始还只是耳垂有强烈的刺痛感,耳垂皮肤电焦麻痹后,他又改到电右边耳朵眼,两 三下后,就感到从整个右半边脸像有无数钢钎向大脑中心飞速刺入,但只停留在右半脑上,这下我清晰地感觉到了右边脑半球的存在。我想这样可能会电坏我大脑, 就用最大的声音喊叫,希望他们忌讳外面的服务员听到而有所收敛。电我的那个圆脸、黑、稍胖、一米七左右的人,也就是开始上车时扑倒我的人,叫我不准叫,又 电了几下,但我更大声地叫,他对别人说:“他妈的得换个地方整,这儿别人能听到。”
这时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胖子,大约身高一米九,黑,长的有些像香港演员刘青云,不知是否刘沙沙曾说的绑架她的那个傅国保,好像叫傅广伟的那个,叫电我的人停下来,让我后面的人把我拖到房子中间对着桌子的地方,然后叫他们解下我手上的铐子,然后叫他们脱我的衣服,后面的人扯着我的外套脱下来,然后来扯我毛衣,扯到一半时,我说别扯,我自己脱,脱下毛衣后,又叫我脱内衣,我也脱了下来,又叫人把拉起来,要我脱掉鞋,然后又叫我脱裤子,我脱牛仔裤,后面一个人恶声说别一件件脱,一起脱,我就将牛仔裤和秋裤一起脱下来,“傅广伟”又恶声说“继续脱!”,我问全脱吗,他说“别废话,脱!”,我就将内裤脱下,只穿着一双袜子。
“傅广伟”叫人将我拉到离他这一些的距离,然后问:你今天准备到北京干什么,两会期间准备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他吩咐旁边一个五十多岁,平头,抽着烟的人:“先抽他两巴掌!”,那人过来抽了我两巴掌,的挺重,似乎练过内家武术。然后“傅广伟”又问:你到北京来究竟干什么?!我说我在北京教武术。他说你他妈的教武术,把老祖宗传下来的点文化都教给出外国人来对付我们中国政府,你就是汉奸。你教他们养生功,也让他们活得长长的,好对付我们。我觉得这逻辑真可笑,就没理他。
他又说,把你和韦石的关系交待清楚,韦石都告诉我了,你相不相信我马上叫韦石过来,韦石根本睢不起你。我知道他是在用卑鄙的挑拨离间伎俩,就没开口,只用不相信的眼神看他。他接着说:我们这么个大个政权,还对付不了你们?!政府的铁拳不将你们砸得粉碎!还讲什么法律程序,想告诉你我身份我就有身份,不想告诉你就没身份,把你交到我这儿,就说明你的事升级了,是阶级敌人。你他妈逼的还维权,看你自己现在怎么维自己的权,失去自由的人是最低级的,最没权的。要是真像你们说的那样,革命成功了,民主了,在最后时刻,我就弄死你们。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北京郊区,别墅!别人想找都找不到你!我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夜夜做恶梦,还要让你的家人都睡不好觉,天天做恶梦,白天也不得安宁。不跟我们合作,就废掉你的男性功能。大不了脏北京郊区一块地,弄死你挖个坑把你埋了。有实力就有发言权,你们有什么实力?不就是几个神经病大姐,还有些小鬼推友吗?还有谁?是你美国爹还是欧盟爹,或者什么别的爹?
其间那个五十多岁的平头,拿着手上的长烟管,边问我“知道这是什么?”,边横着伸到我鼻子下面,烟味很熏人,我就往后退了一步,后面一个人顶着我的背,用手揪我被电焦的脖颈,五十多岁平头又把烟竖拿着往我右胸伸,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以为他要用烟头烫我,但停在距皮肤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停在了那里恐吓我,“傅国保”又问我到北京来准备干什么,我说除了教武术,不准备干什么。平头又把烟往前伸了伸,但最终没有烫下来,但他这期间对我进行了殴打,拳打脚踢都用上了。
“傅国保”说了大约半个小时后,让我穿上衣服,我穿好衬衣后准备穿毛衣,后面的人叫我不要再穿了,然后扔过我的羽绒服说里面不冷,穿上这个就可以了。“傅国保说:“给我好好交待问题!现在坐在地上,不准有别的姿势,有人进来要喊报告,然后站起来说“领导好!””就带着人出去了。随后进来一个一米七五左右,短发,圆脸,河南南阳口音的一个人(我后来了解到他的办公室在801,上次绑架我的那个杜凯的办公室在802,但不知是公安部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的办公地点),及那个拿烟头恐吓我的五十多岁平头男,他们又问我到北京做什么,我说我跟茉莉花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北京教武术,他们问教武术你为什么组织推友聚餐,你是全国最开始带头组织推友聚餐的。我说只是些生活推友,大家吃饭聊天,满足社交需求而已。那平头男不断地过来踢我、打我。年轻的那个说“哪儿有事你就往哪儿跑,是谁指使你的?”,我说没人指使。又问我和博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些维权的消息发在博讯上,我说因为国内不被删就是发不出,只好发到博讯上。
他们审了一个小时左右后就出去了,由另一班人看守我,只要我动一下,就踢我一脚叫我坐好。大概两个小时后又换了一班人,在换了两班人后,“傅广伟”和另一个进来了,那人五十多岁,瘦高,只比“傅国保”矮一点,进来后围着我转了半圈,说,你就是刘德军啊,去年端午节就是我安排人弄的你。我一听就抬起头来看他,他还笑得挺开心,我就瞪了他一眼,他很惊讶,可能没想到我还敢瞪他,就说,我早就注意你了,关于你的材料,就有这么高,然后用手比了一下,离地大约一米五的样子,又说,看你那小军姿站的,多倍儿直呀,要是在军队里,起码也能当个……,然后看看我表情,说“起码能当个连长吧”,看我不屑地的表情,又说我才不关心他妈的什么茉莉花革命,只要你交待出你的后台老板,是美国还是欧盟,我就请你为我工作。我马上就讽刺地回了句“我没这个能力!”,他的反应比刚才更惊讶,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傅国保”(他自己是站着的),又看了看自己身体,用惊讶的语气问我“干我们这行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能力?”,然后又说,“你以为我没文化啊,我也是大学毕业。”,然后看着“傅国保”却对我说“我他妈的就是跟他(但他字只吐了半个音)……,跟你们这些低素质的流氓打交道多了,才受你们影响看起来像个没文化的样子!”他又说,还讲什么法律程序,什么程序,跟你们不需要讲程序,信不信我马上把你埋了?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根本不走法律程序,就把你控制在我们手中,谁都找不到你,看你到时思维还清晰不,逻辑还清楚不。还要看合作程度,我也可以让你走法律程序,给你个犯人小组长当当,当然要看你能不能坚持到走法律程序那一步,要是你到时还以走能蹦,头脑还能思考,逻辑还清楚的话。我关着你,看谁来救你,是你的美国爹还是欧盟爹,又还是其它什么爹,还是什么神经病大姐,或者你的那些臭推友。
我一直没出声,他最后说,再给时间你考虑一下,不交待,我们就每天折磨你。你们这些臭人,每个到这儿来,都给我讲什么维护法律的尊严,别他妈的跟扯,什么法律尊严,别跟我讲法律。我们有的是手段,到最后不是每个都乖乖的。如果你们真的革命成功了,我到时什么痛痛快快地什么都说出来,到时候你们那么多人指证我,我也瞒不了。不像你敢做不敢当。
你们还讲什么维权,你能维个什么权,你现在连自己的权都维不了。我也想你帮我维权,你是就今天一回这么晚还在这儿,我这么大个官,还要天天在这儿跟你们耗到这么晚。
说完就往外走,“傅广伟”也跟着一起走,等那个年纪大的走出内门后,他转回来站在离我只有几公分的距离上威胁我说:“妈的!你给我听着!今天是弄你一回,以后每天弄三回,叫你生不如死”,我看着他眼睛笑了笑,说:“好”
(补充:房内概况:地上是化纤地毯,上面有长叶子的草的形状,地上有明显的床挪开后留下的印记。屋顶上包着木板,像那种别墅的尖顶下的阁楼。分内外两间,内间很小,大概十来个平方米,外间大些,对着内间还有面镜子,靠左边还有个卫生间。)

第二天,忘记是什么时间了,头天审问我的两个人又来了,又边打边问我认识些什么人,我说我认识的人多啊,但都不是敏感人物,我一直这样回答,他们后来不得不主动问我手机是不是艾未未送的,我说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找答案吧。他说推特上大家都知道。又问我和老虎庙、王荔蕻认识不,我说见过几面,没深交。又问我去听过“转型论坛”的讲座没,我说听过,他们又说“那你认识张大军、郭玉闪了”,我说见过他们几次,没深交。又问我怎么跟艾未未认识的,问我和艾关系是不是很好,我说参观他的艺术展览见过他,他是大忙人,跟我没关系。他们问那为什么帮你拍去年端午节的纪录片,我说那是他在推特上看到我被蒙头绑架后扔到山里的消息,就去问负责他的级别比较高的国保,那个人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艾说他自己就在四川被打得差点死了,怎么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呢,那高级别国保又说起码在北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他就拍下来给那个人看看是真是假。然后又问我认识刘安军不,我说见过几次,都没有深交。然后又问我认识滕彪不,我也说在传知行的讲座上见过,没深交。又问我还和国内别的什么人有联系,我说没有。又边打边问,我说没有。又问我和国外的民运人士有没有联系,我也一直说没有。
他们一直企图挑拨离间,一会儿说这个维权人士品德不好,一会儿说那个跟他们说瞧不起我,我一直没理他们这类话。
在连续几天殴打审讯中,他们一直要我承认在网上号召了茉莉花行动,我说不记得了,你把我发的东西拿来我看,他们不拿,还是殴打,并拿我家人威胁我,我说我可能发了一条,但不能肯定,内容是让大家上山采野花送给街上执勤的警察。那个年青的黑平头一下兴奋了,一拍桌子:“你妈逼的还说没号召茉莉花!”因桌子挡着他一下没站起来,就曲着腿绕过桌子过来打我,另一年纪大的也过来打,两人拳打脚踢,加上扭我胳臂,拧我耳朵等等…他们打累了有各归原位,我说这不是号召茉莉花,只是因为现在警察和公众矛盾太大,我想让大家增进一下感情。我还没说完,年青平头又拍桌跳起来骂:“他妈的什么和公众矛盾大?”两人又过来打我,年纪大的那个矮个平头还问我:“你们家是什么成分?!”,我说你们肯定知道是地主啊。他说,你他妈的是不是对当年把你们家土地财产分了怀恨在心,想报复共产党?打得更重了。我说不是。他们非问我发这条什么动机,我说就是缓和矛盾。他们没办法就准备做笔录,可翻了几遍打印出来的一沓纸,又疑惑地问我“你刚才说的我怎么没找到”,我说那就是�错了,我说记不清你们不相信嘛。
他们又让我想,我说的确想不起来。他们又问我平时和谁接触,我说不和谁接触,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又问推友聚餐有哪些人,我说聚餐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每次来的人不同,都不认识也不记得。又问谁提供经费,我说全是AA制。他们问我来北京准备干什么,我说父母希望我回武汉恋爱结婚,所以我准备来把东西收拾了退房回武汉做生意。他们就出去了。第二天两人又来了,说考虑好没?我说没什么考虑的。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想恋爱结婚做生意,只要好好跟我们配合,不仅马上放你,还安排你做大生意挣钱。我说指望我牵扯到别人是不可能的,我平时都不跟人来往。他们又拿我妹来威胁,说要不就定我没窝藏罪,判个三五年,我知道他们没借口判我妹就没理他们。但他又说,你也不希望我们每天半夜去敲她门吧,她家有老人小孩的。我妹的孩子当时才五个月大,我担心受惊吓影响一生。前些天警察借口查户口见到了我的电脑,我知道他们想要我的电脑,加上我要对外发出消息,就说,你们别影响小孩,我给我妹打个电话,让她把电脑给你们。他竟然说那让她送北京来吧,我说不可能。你们自己去拿吧。她在外资公司工作,你们太过分的话,公司老板可能会找外交部。(第一天他们也问我合租的有没有外国人)。他们就没提这事了,又问我去钱云会家的事,还有为邓玉娇抗议的事,又问我相机和U盘哪儿来的,我说自己买的。又问我宜黄强拆自焚的事,我说我没参与。问我去香港干什么,我说旅游,问哪儿来的钱,我说教外国人练武术挣的钱。问我交税没,我说不到起征点。他们说我去香港是领任务和经费,我说只是旅游,又问旅游怎么到司徒华葬礼上去了,我说碰巧赶上的。大概是3月2号或3号上午,一四十岁左右平头矮胖男跟年青平头进来,五十多岁平头男没来。矮胖男约一米七,背一皮电脑包,问我“记得我吗?”我看了半天,没印象,问他在哪儿见过,他说新街…口,我问新街口哪儿,他说派出所嘛,我问哪一年,他说08年,我说08年我全年都不在北京,他就不做声了。他说他只是搞技术的,来和我探讨一下技术问题,装的很诚恳,我就对年青平头说请他帮忙弄点水喝,他就出去了。我问技术男是公安部的还是安全部的,他说我就是帮他们搞电脑技术的。然后问我脸上怎么了,当时不仅有大片焦黑的死皮,还有很多巨大的水泡,后面脖子上的还因为和衣领摩擦破了不停流水。每天只能坐不能蹲或站,只准睡六个小时,还没早餐吃,中、晚餐也只有馒头咸菜,身体也很差。我说被他们电的,他说这些法西斯。我说法西斯比他们还强,德国人还是很有荣誉感的,杀犹太人但不酷刑虐待。他又问吃的怎么样,我说就是馒头咸菜,他说少吃咸菜,不然老要喝水。这时年青的进来了,我就问技术男“你究竟是不是警察?”,他犹豫了一下,说是,但是搞技术。我问他是安全部还是公安部,他说是公安。然后说昨天知道安排他来跟我谈,就在一直想怎样谈。他说如果你真想结婚、做生大生意,我可以安排你马上出去。我给了他一个不信任的眼神。因为我脸上那么明显的伤,怎么可能马上放我。他又说,你认为茉莉花革命是什么人发起的,是你们维权的还是博迅网或者访民,或海外民运?我说进来前看到推特上说是国内年轻白领干的,我认为很有可能。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多,思想解放。他问网上有个叫刘刚的你认识不?我说部认识。他说他发文说温已经把胡总书记控制起来了,号召公众响应革命。你怎么看,我说不可能,中共中央九常委的设置模式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说这句话之前他问你认现阶段革命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我说除非像戈氏那样的政治强人主动实行民主改革,否则不可能成功。他又说其实中央也在逐步改革,只是时机未成熟。我说我只问一个问题:现在不能按选举法搞基层选举吗?他考虑了很长时间说“现在我们的钱还不足以控制一切”。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要用钱来控制一切”,我当时想他们是否也想用钱腐蚀、控制全世界呢?我对他点了点头说“嗯,我明白了。”,他又问我跟这个那个关系怎样,我说都没交情,其中问到了王克勤,张大军,郭玉闪,艾未未,老虎庙,王荔蕻,刘安军,他说早就注意到我们“三军”了,他说刘德军、张大军,还有个老婆是德国人的什么军。
又问我知道韦石的真名不,我说不知,他说真名叫XXX,说博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开的,边说边观察我表情。我从没听过这个说法,所以马上说不是说是募捐的吗?不过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喊他们吃饭的人打断了。他又说只要跟我们配合,马上让你出去做大生意。我说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不存在什么配合不配合的,但要我编造别人的事,打死我都不会做的。矮胖让年轻男先下去吃饭,他留下又说,你要是想和我谈,随时可以跟他们这些人说,就说要见我,我明天,可能是后天再过来。我没说话。又有人来叫他吃饭,他说你们先吃吧,但那人把他强拉下去了。在此前被他们问话时,因为10年去云南救灾时闪伤了膝盖,此次天天只能盘腿坐,疼痛难忍,我要求站着,但他们要我一直蹲着,蹲的时间长了后更疼,我要求站或坐,但他们不同意,50多岁平头男喝令我跪下,我�不可能跪的,就是蹲断了也不会跪的。他说那你就蹲着吧。我就一直蹲着直到他们讯问完毕。下午又是前几天那两个人进来,问我平时和哪些外媒记者比较近,我说没有。又改变态度,和我聊天,问我是受谁的影响开始维权的,我说是自己看到网上那么多被侵权的人,就想帮帮他们。又问我怎么开始宣传选举的,我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觉得只有普遍选举才能保障官员为公众服务,后来看到报道说选举法公布实施,就开始宣传。又问我和姚立法的关系,我说是网上看到他的介绍,就于今年正月去看了他。又问到如何跟唐荆陵认识的,我说因为“赎回选票”活动。又问我如何参与到访民维权的,答是从网上看到姚晶的事后开始注意到访民群体并为他们维权的。第二天,年轻平头一个人过来,让我给我妹打电话叫她把当年给他们的人,我要他们别进她家,以免吓倒孩子,他说就一个人在楼下等着就行了。可我打通后我妹说几个人已经到她家了。我让她把电脑给他们让他们赶紧走。我妹问我是否在北京,我说是,她又问是否在哪个派出所,我说不是,在郊区,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妹叫我打个电话给母亲,说父母很担心,我说我试试,可能不让打。挂机后我要求给父母打电话,但他们不让打。3月4日下午两点多的样子,他们又给我套上那个双层袋子,望北行驶了一两个小时,到了一个地方,后来验证可能是关过刘小波的延庆某宾馆,有水泥篮球场,墙上有一米左右的绿色铁栅栏和摄像头,地上是圆圈文的黄色化纤地毯,厕所是从另一个门进去的和房间等长但很狭窄的空间,里面有一柜子放睡觉的被子。还是只能盘腿坐不能站不能蹲,晚上在垫子上睡六小时,不过多了一套黑心面的粗劣被褥。对面房间是他们一间休息室,有一女的他们称为张姐,名字忘记了。能听到训斥人还有不知是否打人的“膨膨”声。
负责的国保好像就是那个傅广伟。晚上进来一五十岁左右矮壮男,我扫了一眼,他满脸找茬的表情。我决定做四个小时不言不动。四个小时后他交班出门时小声跟“接班的人说“真他妈的有定力”,我知道同样状态下他不会再找我茬了。这中间只有傅胖子国保进来问过我电脑密码。3月9日晚,他们又给我套上那个袋子转到二十分钟车程的另一宾馆,这儿的房间很大,但地板是光的,没有地毯。进去后他们还让我蒙着头站了很久,又让我蒙着头蹲了很久才让取下头套,我都快被憋死了。取下头套后我发现自己面对墙蹲着,他们让我坐下,我摸了下地板,发现太凉,就说太凉不能坐,他们说那你就蹲吧。过了大半个小时,有一个人进来厉声叫我转过来,我转过来背对墙,看到是一个平头的瘦年轻人,他让我坐下,我说太凉不能坐,他说别废话,坐下!当时我腿蹲麻了,就坐在光地板上,但不敢盘腿,以减少接触面积。又过了两个小时换班了,那个找茬男又来了,我估计他又会找茬,果然他看到我没盘腿就骂:妈逼的怎么不盘腿了,你不是很能盘吗?我说太凉不敢盘。他说你他妈的也知道凉啊?说着就冲我身边来作势要踢我,我没有看他,只是脸上表情很沉着,他试了半天没踢下来,说了句“妈的不老实就揍你”然后走开了。11号河南音平头又来问我发“没钱化革命”是什么目的,我说就是好玩,来源于“有钱化,随便化”的笑话,他说你就编吧,你应该去写小说,我说是呀,我肯定都要写下来的,他怔了一下就走了。晚上一三十左右瘦矮个男和一高个胖男接班。矮个看看我,可能觉得我太安静,就问我为什么来这儿的,我说他们认为我和茉莉花有关。他突然冒出一句“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问为什么,他说日本大地震。这让我很惊讶,他看起来也像由文化的人,怎么对这样的大灾难抱这样态度?
因为老抱着腿实在难受,我又盘腿坐着了,只是得时时刻刻练功。那个叫我坐着的瘦平头跟同伙说“靠,他身体还真壮”。11号夜间,他们又将我转到一个跟前一个有圆圈图案地毯一样布置的宾馆房间,不过听不到拍篮球的声音了。在我的不断要求下,给我吃了五次早餐。3月13日下午, 河南平头男又来了,拿出拘传证、监视居住证明让我签名,我估计要送我去看守所了,进入法律程序对我有利,我就没说什么签了字。当晚又被套上那个袋子拉上车,因袋口拉太紧,行驶了一两个小时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取下头套后,我脸上和袋子里全是水,年轻国保甩了半天才将水滴甩完。
他们不告诉看守所我的任何信息,仅给了个代号“1-2011-2”,我想“-1”是不是滕彪。他们也不准别的被关押者打听我任何信息,如果我说,他们也不准听,而且要马上制止。进看守所后,北京国保总队的王凤鸣和另一国保隔着铁栅栏在提讯室向我宣布刑事拘留通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没想到刑拘我,他们却写成“没想法,没意见”,而且他们没有告诉我刑拘的罪名。最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问我是否有权请律师,他愣了一会说你你有权请律师,我说那请你们通知我的律师,他说我们不通知,你自己联系,我问怎么联系,他说往外寄明信片。我问能否打电话联系,他说不行。然后另一个国保从外面进到我这边,催我在笔录上签字,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虽然他不停地催,我还是仔细看完了笔录,虽和我说的稍有出入,但我想以后再跟律师说,就签了。然后我看权利告知书,还没看完他们就把拘留通知书塞到我面前催我签,我看了一眼,好像没说罪名,只说因为在推特上转发茉莉花革命活动的时间地点的推文和2.20武汉茉莉花活动的照片,以及“没钱花革命”的推文。没说拘留多长时间,我不知是还要继续查我或是拘留一个月后就放,就问王凤鸣,他说你也知道,拘留时间根据侦查情况而定,他也没给我明确答复。我签字后就被送进“西三区310”监号。此前检查物品的狱警很坏,把我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登机牌车票手机银行卡记事本,包括香港公交卡斗交给国保,还问国保要不要我的两根电脑内存卡,我说我还要用的,他竟然说那是证物。还把我包里的卫生纸、巧克力都扔掉,说要买他们的。一套很窄的黑心棉被褥,竟然直接就扣了我150元,我问没带现金的怎么睡觉,他说那不睡,我们国家也不富裕。
因为我是代号,所以犯人都不敢跟我说话,牢头说我不会问你叫什么哪儿人什么案子,你也别说,也别打听我们的。可过了两天又主动问我什么案子及自己的想法,我估计是国保让他打探的。还要我买了50块钱的洗衣粉肥皂交号费,说是每人都要交。看守所伙食非常差,每顿只有半勺土豆或白菜加两个馒头,早餐只有一个馒头和半碗玉米面粥或大米粥,粥非常稀薄。可以从一名狱警手中买其他东西,如果有东西可以买了,他就在走道中喊,我们的现金都存在一个磁卡中,买东西刷卡。但东西非常少,我只买到过几袋酱油醋,两块钱一小袋;大概不到5斤的一小袋黄瓜,30块,再就是3.25买的20个咸蛋,刚吃一个就又被转走了。
这次来的是王凤鸣和一个年轻的北京国保,还有一名三十多岁的瘦矮个,后来知道他是武汉的国保。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拿了上面写着“1-2011-2”的存钱卡下去,结帐后还有1686.6元钱,王凤鸣很失望地跟另外两个国保说,搞鬼呀,他还有一千六百多块钱。然后问我,在里面没人要你买东西给他们啊?我说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领完我的衣服拿上现金出门后,王凤鸣问知道带你干什么吗?我估计是送回湖北,但说不知道。他拿手比做枪的样子,用食指顶着我脑袋说,带你去执行,然后嘴里发出“砰”的声音,当时我戴着手铐,提着装衣服的包,就偏了一下头,笑了一下没答腔。
他看我没害怕,就又说, 你老家人来接你,回去后别再被人利用了。我没理他。他说你被利用能得到什么呢,大不了一群人在那儿摇旗呐喊“释放德军!”,德军这个称呼,只有朋友们才会喊,我知道是朋友们在外面为我呼吁了,当时很感激朋友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
他们把我带到京师大厦对面的一个茶坊,在经过师大的门时,他说他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估计他想引我说刘晓波,但我问他认识王小山不,他问是谁,我说以前是新京报的记者,他说小角色谁认识他呀。实际上他们肯定知道王小山,王小山一直以刘晓波学生的身份为晓波呼吁。
进了茶坊,他给我去掉了手铐,假装聊天,电视上在放庸俗的国内歌舞,他说你从来不看这些节目吧?我说不看。他说要经常看看啊,多美好的享受。

8.31日早上将近八点,随州国保支队长何国春打我手机说九点来我家谈谈,未说谈什么,上见面好说些。为防止将来再次被失踪,我先把没写完的2.27被绑架后的经历简单补充出来:]

3.25清晨到汉口火车站,随后带我去体 检,然后将我送进武汉第二看守所,未吃早餐,牛仔裤和羽绒服上的纽扣拉链都被剪坏,人一动,羽绒就到处飞。从25号到29号连续四天,不知是湖北省公安厅 还是武汉市局的一姓朱的胖子及一姓孔的国宝审问我,两人都三四十岁,朱说武汉话,孔说孝感话。姓孔的说我的案子非常大,公安部交给北京市局,然后又交给湖北省厅,然后又交给武汉市局,问我2.20在武汉世纪广场麦当劳拍的两张照片的事,问还有谁和我一起去的,我说没有。然后问问这些年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帮了哪些人维权;重点问了我和秦永敏的关系,我说是在推特上看到秦出狱的消息及住址的;然后问了我和姚立法的关系,我说今年正月第一次见面,是向他咨询选举法方面的内容;以及我和武汉的万里见面的情况,我说也是第一次见面:又问我为什么以前不去见他们,问我是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发起人,我说不是。只是以前从北京回去都是经过襄阳没有经过武汉,没机会见。在审问过程中有脏话及暴力恐吓,以及拿我在武汉工作的妹妹威胁,但因为在看守所,没有动手。

我从北京第一看守所出来时身上带的1680多元钱,也交给他们了,在里面我没有申请购买任何食品或其它物品;管我们的管教干部叫肖斌,401监室,里面用 犯人管理犯人,存在牢头狱霸现象,一个叫黄亚雄(中间的字记不清楚了,孝感人)制造一百多公斤冰沙(毒品),自言有关系,另有一更大罪行未承认,他作为第二号牢头,十分阴毒,与一号牢头及 两名帮凶经常吃用其他犯人账上的钱买的小灶菜。我刚进去时的牢头,孝感人,40多岁,名字忘记了,自言诈骗2900多万,后确认1700多万,死缓,言有 关系,下劳改队后会很快减刑出去…4.11日晚饭省厅,襄阳市国宝,随州市国宝带我父亲做保对我取保候审一年,说时间晚了财务下班了,未还我1680多元现金。当晚三方一起将我送回随州父母家交由当地派出所及村委会看守…

昨天8月31日,六名随州国保来我家,询问我上网情况及和什么人联系过,问我在哪些地方上过网,问到大连PX项目,辽宁海城碳疽病感染的牛羊肉问题,以及独立参选人的事情,我说都是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没明问为还没放出来的人呼吁的事,但仔细询问我妹及刚满周岁的外甥,妻子及岳母的详细情况,我以与他们无关为由拒绝告知,我估计意在拿他们威胁我。并警告我不要再在网上发东西,不要和“以前那些朋友联系”。

补充:何国春昨天说,你回原单位当警察怎么样?我说不当。又问我需要什么经济补助,我说不需要。然后他说:你就不能跟党和政府一条心啊,我说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补充:我今年被从北京第一看守所转往武汉第二看守所时,北京国保王凤鸣问我在香港住宿多少钱一晚,我说250左右,他说不可能,他去时住的都是一两万一晚的…呵呵,纳税人的钱,他们就是这样化的。

I am now out  .. All my belongings, including my identity card, passport, Two-Way Permit (a traveling permit to Hong Kong &Macau issued to mainland Chinese), bank card, cellphone, and computer were confiscated without any legal formalities. I was not allowed to go back to the place I rented in Beijing and therefore didn’t take anything with me. In the mountains in Beijing ,I have been moved to four different locations of confinement and was tortured with electric shock. Later I was detained in Beijing First Detention House for 12 days.When I was admitted, they ? assigned me the inmate number 2-2011-2 but didn’t give the detention house any information on my name or place of origin, saying that this was a confidential case. Then I was moved to Wuhan First Detention House where I obtained a guarantor pending trial for one year with my father as the guarantor. During this period , I will have to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not leave Suizhou, Hubei province (place of origin). Also I am not allowed to contact oth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or else my father might be prosecuted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 am placed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several village officials,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members, and my neighbors. Village officials are required to report on me to the security police daily.


 



February 27th , 2011. 6:47 am. I got off the train Wuhan-Beijing at Beijingxi Railway Station and hadn’t had breakfast yet after the night-long travel.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flooding back to the capital city as it was 18th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after Spring Festival). I’d intended to book a berth ticket on February 20th,but only managed to get one on February 26th. It was a few minutes to 7 am when I got off and the station was incredibly crowded. I could hardly see the North Entrance. I started down the stairs and noticed that a young man of medium height holding a camera was filming in my direction. He ran away quickly as I approached and I was certain that he was indeed filming me. I paused and tried several times to tweet but cell phone signal was weak. At the same time, I noticed a skinny guy in a blue down jacket was following me. He was about 1.7m tall with a beard. It was snowing slightly outside. I took a picture of this man but couldn’t post it on twitter. I saw him with the man who was filming me earlier. I then tried to post texts without pictures and thank God finally succeeded.

   Before taking the bus back to where I lived in Wudoukou, I phoned a friend who kept the spare key to my place and told him about my being followed by a stranger. At the time, I thought it was nothing serious. I thought these people only wanted to prevent me from going to Wangfujing, where protests had taken place a few days ago. I assured my friend everything was OK and arranged to meet him that afternoon.

   

  When I was waiting in line for the bus and was about to get on, a tall man on my left pushed me. I told him to stop and wait in the line like everybody else. Then a tall man on my right kept pulling me. Suddenly a gang of men appeared and dragged me out of the line.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were greatly surprised. I thought this gang were merely stopping me going to Wangfujing. So I told them not to drag and that I would go with them. When we walked near an SUV and a black car without number plate, they started hitting me on the face and someone took away my spectacles. I implored them to stop and at this point sill had no clue of what they were about to do to me. We walked on. Then one of them took off his shirt and cover my head with it, probably to prevent other passengers or pedestrians from taking my picture. The man grabbed my head and dragged me towards the car. I told him I would get in the car myself. But he smacked his whole body weight on my head barely before I got a leg in. We were both on the car floor. I said I would get in myself but the bunch of them still kept pushing me. I got in the backseat. The man started punching me on the eye and the mouth with his fists. I took hold of his fists and told him to stop. He said, “You motherfucker, I am so going to smash you.” and started punching me in the face again. At this point, a man who looked like the ringleader handcuffed my wrists on my back and put a black, double-layered hood over my head. The outer layer was cloth and the inner one plastic so that air could hardly get in. I was punched in the face again but not yet harmed in a serious way. I told the man who was hitting me, “ Stop!You are killing me.” To this he replied, “That’s what I am gonna do.” and continued hitting. I stopped yelling and a few punches later he stopped his fist and began to take my bag off me. Since I was handcuffed they had to literally cut the strap off.

     







Then the car was started eastward and was soon on expressway or the third ring road for about an hour, during which time I sweated profusely and could hardly breath because of the hood around my head. The car stopped twice, probably at a gas station or a roadblock.
 The car eventually stopped and they let me out. They bent me over and led me up a flight of stairs before reaching a platform paved with purple tile or marble, possibly the ground before a hotel. I was led through a door, a hall, eleven steps and then twelve steps, very much like the experience Liu Shasha described when she was abducted at the east gate of Renmin University. Turning left, I was soon walked into a room. They hauled me in and tried to get me down on my knees. I refused at first but they started kicking all over my body. I couldn’t see their faces because of the hood , but I could make out the voice of the man who had attacked me in the car. They couldn’t force me down and one of them at this point ordered, “Hold him tight.” Grabbing my legs and my neck, one man tried to throw me on the floor and others kept pushing me down. When I was finally down, someone stepped on my calf and pulled at  my hair, my arms, and my clothes until I was in a kneeling position. My hood was then taken off and the man who’d pushed me on the ground kept slapping me on the face.
“You are fascists or what?” I yelled.
“How dare you son of a bitch say we are fascists?”he replied and slapped on.
Only a fascist could do what you are doing to me, I said.

He went on for some time before giving the order, “Throw him on the floor.”
He said, “I’ll give you a couple of hours to think. You’ll be so dead if you don’t confess. From now on, say “报告”(report) before you move even an inch.”
 I was lying on the floor. My hands were aching and swollen from the handcuff. Fifty days after this my left hand sill felt slightly insensible and had some excessive bone development (hyperosteogeny).
Two men were left to guard me. One of them kicked me and asked me to sit down but I refused. They were then replaced by another pair. I didn’t drink, go to the bathroom, or obey their order to sit. One of them told me, “Don’t waste your time resisting. No one who’s ever come here has been able to break the rules.”

  A couple hours later, a group of men came in and hauled me to a desk in the room. The man who attacked me in the car was wielding an electric baton. He put the baton vertically on the desk and asked me threateningly, “ Why do you come to Beijing?” I said I lived in Beijing and was merely coming back to where I lived. He asked again, “ Why do you come here?” I replied the same. He slapped the desk, shouting, his hand pointing to the floor, “You fucker! I am asking ,why the fuck do you come here?” He turned the strong flashlight of the baton to my face. I said, “ You mean me coming here to this place? Ask yourself!”
He shouted, “Press him down.” and shocked me in the forehead twice with the electric baton. He then squatted to my right side and shocked me twice on the right cheek. He saw I wasn’t responding and said, “You fucker is sure a tough nut to crack.” He might have turned up the voltage at this point. He shocked my cheek twice again and then my neck many times. It felt like thousands of hot-red steel needles were piercing my flesh. The shocks moved to my spine where I sensed violent jolts. He advanced to the left side of my neck where my skin was burnt with electric shock and almost couldn’t conduct electricity. As the electric current ran through me, I felt as if a scorching grill was tearing my face apart at the point of the baton.
Then he moved to my ears. At first the pain was limited to earlobes. But when the skin there went numb as well, he shoved the electric baton in my right ear several times. That half side of my face and brain sensed a harsh, stabbing pain, as if penetrated by countless flying needles. I worried my brain might be damaged so I kept shout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hoping they might not want the hotel staff to hear me yelling and might therefore lessen the torture.



 The man who’d attacked me in the car was also the one administering electric shocks. He was dark, round-faced, stocky,and about 1.7m tall. I yelled even louder though he’d told me not to. He said to other gang members, “People can fucking hear us. We should find another place.” At this point several men walked in .One of them was a fat, dark guy about 1.9m tall, and looking a bit like the famous Hong Kong actor Sean Andy (刘青云). He might be Fu Guangwei(傅广伟), th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 Liu Shasha claimed to have kidnapped her. He gave an order to stop the electric shock and had me dragged to the middle of the room. He asked people to remove my handcuff and my clothes. They tried to yank off my jacket and sweater but I told them I would do it myself. Then I was asked to remove my undershirt, my jeans, and my underpants.
“All of them?”I asked.
“Yes, go on. Take then all off !” He growled. In the end, I was only left with a pair of socks on.
 “Fu” (I could only assume his name here) had me hauled closer to him and asked, “What were you gonna do in Beijing today?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during Lianghui (两会,abbreviation for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 replied, “Nothing.” Then a man next to him was asked to slap my face. In his fifties, this man had a crew cut and was smoking a cigarette. He might have practiced martial arts before because his hands were so heavy. “Fu” asked me what I was coming to Beijing for. I said I taught martial arts here.
“You bastard. Teaching foreigners our martial arts so that they can use it to attack our government. You are a traitor to the Chinese people. You teach foreign people Qigong to prolong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 can destroy us.”he said.
I found his reasoning preposterous and ignored him.
He said again, “What’s your connection with Wei Shi? (Wei Shi is the founder of the US-based Chinese news website Boxun) Wei Shi has already told me everything. I could call him to come over here if you like. He despises you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I knew he was only trying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us with his stupid lies. I kept my mouth shut and pretended to look at him with disbelief.
He continued with his rant, “ We are a powerful regime and you think we can’t get you? The iron fists of our government is gonna smash you to pieces. We don’t talk legal procedures here and my identity doesn’t matter. If you are handed to me, that means you are in serious trouble. And you are our class enemy. You fucking call yourself a civil rights activist? Look how miserable you are. You can’t even protect your own civil rights. You loser! People who don’t have freedom are the most powerless and lowly underclass. If revolution and democracy really came like you said, I would kill you all even in my last breath. You know where you are now? In the suburb of Beijing, in a villa. Nobody will be able to  find you. I’ll make sure you don’t sleep at night, have nightmares all night long, and can’t even get a moment’s rest in the daytime. If you don’t cooperate with us, I’ll cut your penis off. This’s only a suburb of Beijing. We can easily dig a hole and bury you. Power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What kind of power do you have? A bunch of idiotic middle-aged women and a handful of twitter followers. That’s it? Who else do you have to back you up?Your American or European patrons?”

The man with a crew cut in his fifties, placed his smoking pipe under my nose and asked, “D’you know what this is?” The smoke was so choking that I had to step back, but someone behind gripped my scorched neck and pushed against me. The smoking pipe shifted down to my breast, “D’you know what this is?” At that moment,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burn me. But the menacing pipe stopped short at less than 1 centimeter from my skin. “Fu” asked me what I wanted to do in Beijing. I said, “Nothing apart from teaching martial arts.” The smoking pipe advanced a bit nearer but did not touch me after all. But during questioning, I was kicked and beaten up.



Half an hour later, “Fu” allowed me to put my clothes back on. When I was about to put on my sweater, they said there was no need since it wasn’t cold inside. They threw me my down jacket and said that was enough. “Fu” said, “Now, time to confess. Sit on the floor. Whenever someone comes in, stand up and say ‘ my honorable leader’ .” he left the room. Then two men came in, one of them round-faced, with a Henan Nanyang accent.( later I learned his office is in 801 while Du Kai, the man who had kidnapped me last time, has his office in 802. But I am not sure whether it is in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r in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where the security police work.) The other was the man with cropped hair who had threatened me with a smoking pipe. They aked me what I was doing in Beijing. I said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Jasmin Protests. I came here to teach martial arts. He asked, “Why did you organize people on twitter to have dinner parties? You were the first person to do so.” I said they were all my friends and dinning together and chatting were simply part of ordinary social life. The cropped-haired man kept at kicking and hitting me. The younger interrogator continued , “Whose wing are you under? Why did you always go to places where things happened? What’s your connection with the news website Boxun? Why is China’s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put up on that site?” I said I was under nobody’s control and I put those informations on Boxun because there is simply no room for them within the Great Fire Wall. They would have been deleted.

 The interrogation lasted for about an hour. These two men were then replaced by another two. About 2 hours, another two. In the end, “Fu” came in with a lanky guy in his 50s. He walked around me and said, “You are Liu Dejun, are you not? It’s me who had you arrestedduring last year’s Dragon Boat Festival.” I raised my head and stared in his eyes. He immediately wiped the  smirk off his face and was taken aback by my boldness, “You’ve long been on our list. Your pile of documents is as high as this.” He gestured with his hand, which was about 1.5m from the floor. He went on, “You have a natural soldier’s posture. If you were in the army, you could at least be a company commander.” he saw my contemptuous expression, “ I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the Jasmin fucking Revolution. If you tell me who you are working for, the Americans or the Europeans, I could hire you to work for me.”
I replied sarcastically, “ I am not skilled enough for you line of work.”
He was even more surprised and took a look at his own body, “We don’t need skills in my line of work. You must think I am an illiterate brute. I am telling you, I got a fucking college degree. It’s dealing with ruffians like you that’s made me look unintelligent. For people like you,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egal procedures. You bet I could bury you alive, just like that. If you don’t cooperate, we can bypass the law, lock you up, and nobody could find you. See if you don’t become deranged ! If you cooperate, I could make you the headman of a bunch of prisoners provided that you haven’t become a lunatic by that time. Who do you think will come to your rescue? Your American buddies or European cronies? Or some crazy middle-aged bitch? Or your twitter followers?”

   

I didn’t say a word. In the end, he said, “I’ll give you some time to think it over. If you don’t confess everything, I will keep up the torture day after day after day. Every one of you bastards who’s come here keeps banging on some shit about upholding sanctity of the law. Utter bullshit. Don’t fucking talk law with me. We have our ways to tame you and we never fail. If you did successfully overthrow the regime and make a revolution, I would happily own up to what I’ve done. With so many witnesses, I wouldn’t be able to deny anyway. I am not like you cowards. You people can’t even protect yourselves.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ould defend other people’s rights? All you are capable of is waste our time to keep you here day and night.” He left after say these words.

“Fu”went out of the room with him but soon came back to warn me, “Listen, today you only had a taste of what we could do. From now on, we’ll repeat this again and again, day after day, and we’ll watch you suffer like hell.” I looked him in his eyes and said, “Alright.”
(conditions of the room: chemical fiber carpet with leaf-shape print, obvious marks on the floor after bed was removed, planks on the roof. The room is shaped  like an attic. Within the room, there is a smaller room about a dozen square meters)



   On the second day, the two men who’d interrogated me the day before came back. This time, the interrogation was accompanied by beating.
     “What kinds of people do you know?” They asked.
      “I know many people but almost none of them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is was the answer I kept repeating to them.
      “Did Ai Weiwei give you your cellphone? Cos that’s what people on twitter say. ” they asked.  
       “Find out for yourselves. Everybody else knows the story.” I said.
       “Do you know Laohumiao (老虎庙 a writer), Wang Lihong (王荔蕻 a human rights activist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8/wlh/1_1.shtml)?”
       “Met them a few time, but don’t know them well.”
        “Have you been to lectures held by the Transition Forum?”
        “ Heard of but never been to.”
        “Do you know Zhang Dajun(张大军) and Guo Yushan(郭玉闪)?”
         “Met them a few time, but don’t know them well.”I said.
         “Are you close with Ai Weiwei? How did you become his friend?”
       “I made his acquaintance when I was visiting one of his art exhibitions. I am not close with him at all.”
      “Then why he made a documentary film of you last year ?”
      “ During last year’s Dragon Boat Festival, I was kidnapped and taken to a mountain. Ai knew of my experience through twitter and he asked th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 who was in charge of him whether such thing could be true. The officer said this story couldn’t be true. Ai said he himself was almost beaten to death in Sichuan and asked why my story would be improbable. The officer said at least not possible in  Beijing. Ai Weiwei then decided to make a documentary film to present all the evidence and witness accounts.”
     “Do you know Liu Anjun (刘安军,activist)well?”they asked.
     “Not very well.”
      “Do you know Teng Biao ( 滕彪, lawyer and activist) ?”
     “I met him once in a Chuangzhixing lecture (http://www.zhuanxing.cn/ ) but don’t know him well.”
      “What other activists are you in connection with,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I said none. The beating went on with the interrogation. They denigrated other activists’ characters and told me these activists despised me, which I knew was crap and ignored.

 
This kept on going for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anted me to admit that I’d called on others online to join the Jasmine Protests. I asked them to show me the evidence. They couldn’t. They kept beating me up and threatened me with my family. I said I might have posted a tweet but I wouldn’t say it was a call for revolution. I simply asked people to pick wild flowers as a gift for the police on the streets . The young man with a crew cut was visibly excited by this information. Slapping the table, he shouted, “Ha! You fucking said you didn’t call on others to join the Jasmine Protests?” He couldn’t reach me from where he sat so he walked around the table to come at me. The other man also joined the beating. They didn’t resume their seats until they got tired from such exertion. I said giving the police wild flowers was to show them love because there’d been much conflict and hatred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Before I finished my sentence, the younger man jumped up in a rage, “What conflict with the people bullshit!” They came at me again. The older man asked about my family’s class background. I said the landlord class as they must have known. He accused me of harboring a sinister hatred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anting to revenge because my landowning family’s fortune and properties had been taken away during  political movements  decades ago. I said it wasn’t true. They kept at asking my intentions of posting that tweet. I kept replying it was simply a call for more love and less hatred. They run through my printed files but couldn’t find that online record. I said maybe I didn’t post that tweet and believe it or not I couldn’t remember.
They asked who I was often in touch with, what kinds of people came to dinner parties among twitter followers, who paid the bills, and what I wanted to do in Beijing. I told them I loved being alone and wasn’t in touch with anybody most of the time. Dinners organized among twitter friends were open to anybody who wanted to come and every one had to pay their share of the meal. I came to Beijing to pack my things and end my apartment’s lease. My parents wanted me to come back to my hometown Wuhan, get married, and do some proper small business. The interrogators said if I cooperated with them they would let me get on with my life and even help me make big money. I said I was used to being by myself and wouldn’t involve other people in this. They threatened to jail my sister whose baby was only five-month-old for a couple of years for harboring a criminal ( ie,me). I knew they were only bluffing. They said they would harass my sister’s family every night. I was afraid they would harm her baby.

I knew they were after my computer because a couple days before,the police saw it when they were ostensibly checking my household register. I said I could call my sister and ask her to hand in my computer as long as they didn’t harm the baby. They said, “Get her to deliver your computer to Beijing.” I told them it was impossible and to get the computer themselves. My sister worked for a foreign company and I warned them her boss might turn to the Embassy if they did anything outrageous to her. ( In the first day of my interrogation, they asked me whether I shared my apartment with any foreigners.)

They dropped the question and instead asked  about my going to Qian Yuanhui’s ( 钱云会,http://en.wikipedia.org/wiki/Qian_Yunhui)home  and protesting for Deng Yujiao (邓玉娇,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g_Yujiao_incident). The asked where my camera and pendrive came from. I said I bought them myself. They asked about the Yihuang self-immolation incide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Yihuang_self-immolation_incident). I said I didn’t participate. They asked why I went to Hong Kong, how come I could afford it, why I didn’t pay my taxes, and why I was at Szeto Wah’s funeral (司徒华,https://en.wikipedia.org/wiki/Szeto_Wah). They accused me of being funded for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going to Hong Kong to get my money. I retorted that I went to Hong Kong merely for sightseeing. I could pay the trip because I taught foreigners martial arts as my source of income. I didn’t pay taxes because I didn’t earn enough to be qualified as a taxpayer. And I went to Szeto Wah’s funeral by shear coincidence.


 On March 2nd or 3rd morning, a stodgy man in his forties came in with the the young man with a crew cut. This stodgy guy was about 1.7m tall, carrying a laptop bag. “Do you remember me?”he asked. I watched him for some time but couldn’t remember, and I asked him where and when we’d met before. He replied it was at a police station in Xie Jiekou (in Beijing) in 2008. But I said it was impossible because I wasn’t in Beijing the whole year of 2008. He then changed the subject and said he was a technician and only came here to discuss technical problems with me. He was trying to sound sincere. The young man with a crew went out to get us some water and I was left alone with the technician guy. I asked him whether he was from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r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e didn’t answer my question and repeated that he was only a technician working for these people. He noticed a large patch of skin on my face was scorched and had already already turned black, and there was lot of huge blisters on my face. And the ones on my nape burst due to constant rubbing with my collar. I was only allowed to sit, but not squat or stand, mere 6 hours of sleep, no breakfast, only steamed bread and salted vegetables for lunch and dinner. And I became terribly weak. I told him they tortured me with electric shock. “Fascists.”he said. I said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fascists. At least those Germans didn’t torture the Jews in such a degrading way before they kill them. He advised me not to eat salted vegetables because they’d make me thirsty all the time. At this point, the young man with a crew cut came back into the room. I asked the technician guy whether he was a cop. He admitted he indeed was a police office from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ut added that his work was on technical stuff. The day before he was ordered to have a chat with me. He then said if I really wanted to get married and start a business he could release me on the conditions that I “behave” myself. I gave him a suspicious glance and knew they wouldn’t let me out when I still had such prominent injury marks on my face. He asked who I thought might be the instigators of the Jasmine Protests, rights activists, people connected with Boxun news websites, or overseas activists. I said before they kidnapped me I’d read on twitter that it might be some young white-collar workers in China. I think it very possible since these people tend to be more liberal and have a broader horizon because of their access to more information. He asked me whether I knew a man called Liu Gang. I said I didn’t. He said this Liu Gang wrote an article saying that Wen Jiabao had had Hu Jintao under control and Liu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join the revolution. I said there was no way such a thing would occur considering how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as operated. He asked my opinion on the conditions for a successful revolution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told him I believed a revolution in China needed a Chinese Gorbachev. He sai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gradually reforming but the time was not yet ripe. I asked him why we can’t implement grassroots elections based on our election laws. He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before replying with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control everything yet”, which exposed their true colors entirely. They wanted to control everything with money, even to corrupt and manipulate the whole world.


He asked about my relations with many people, including Wang Keqin, Zhang Dajun, Guo Yushan, Ai
Weiwei, Lao Humiao, Wang Lihong, Liu Anjun (王克勤,张大军,郭玉闪,艾未未,老虎庙,王荔蕻,刘安军).
    He asked me whether I knew Wei Shi’s real name. I said no. He told me it was ### and said Boxun news website was funded by CIA. He carefully observed my facial expression when dishing out this information. I’d never heard of such thing before and always thought Boxun was funded by donations. But before I said anything we were interrupted by someone saying it was time for dinner. He asked me again to cooperate and promised to offer me financial rewards. But I told him I had nothing to hide and would never t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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