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权利:2668】 【旧文重发】陈彦:林希翎的意义

--释读《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伟国兄:
今天去参加了林希翎追悼会,回后觉得十年前的这篇文章仍没有完全过时,发给新世纪,也许可以旧文重发。
祝好
陈彦】



林希翎(上图)是一个历史人物,她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垂青,
是由於她曾以大胆的言论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她的特点是其在被划为右派时仅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从中共建国以後的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检视,林希翎一生的经历是有着很特殊的意义的。九八年二月,法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坚定支持者玛丽·侯芷明女士推出新著《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Lin Xiling indomitable》(下图),根据林希翎本人口述的史实,将林希翎的一生及其社会背景展现出给法语世界。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表示:"在目前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正在成为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在中国的延续是一个谜。理解林希翎的一生及其选择或许是穿透这个谜的某些侧面的一途径。"无庸置疑,候芷明此话是有道理的,而且,通过林希翎来理解现代中国,不仅是对众多的法语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尤其是对中国人自己,是非常必须的。



林希翎的革命生涯


林希翎於一九三五年出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
其父母均是当年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青年。父亲原籍东北,曾组织过东北移民学生抗日请愿团,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摆动脱旧式婚姻从浙江逃至上海,受其兄影响,三十年代就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自幼受到家庭氛围熏染,林希翎幼年就充满了革命激情。她四九年时仅仅十三岁时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年进入人大法律系时仅十八岁,此时,她已是一个有着五年革命经历的干部了。

十三岁参加革命,十八岁进入人大,
按理林希翎应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前程。然而,《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前三章分别记述其家世,从军和进入人大,所展示的林希翎的人生轨迹都远非一帆风顺。林希翎参军是自愿的,因为她从心底里认定共产党代表着社会正义。她最初作解放军在浙东一带进行土改的方言翻译,後又转至防空部队机关工作,因工作一直十分靠近政治运动的中心,但由於其父曾任过国民党官职,又於解放前夕逃离大陆,使她虽可接近政治中心,却无法进入权力内围。青少年时代的程海果,是一个纯情的为理想献身的范例,但尽管她一腔热血,勤奋向上,却无法摆脱这一历史污点,共产党甚至共青团的大门是不为她敞开的。在防空部队机关工作,由於她不是团员而不能作机要工作;由於同样的原因,她还不得不割断同其恋人的联系;大人法律系去石家庄进行司法实习,又由於她不是党员,而只能给她安排作法官助手的二流角色。对於满腔热血,天赋聪颖的程海果来说,这无异於一种政治歧视。侯芷明敏感地觉察到这一问题,指出不能入党将是林希翎头上的一把永恒的德漠克利斯剑,使她无法进入政治核心。


林希翎一生的光辉的顶点无疑是她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的大胆言论。
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大学生,她能够挑战毛泽东,认为毛的话"不是金科玉律",指出"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这不仅需有超凡的勇气,尤其需要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林希翎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从五五年底她以林希翎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文章开始,到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希翎及北大另一名学生右派谭天荣,林希翎展现其思想的时间仅有一年多而其间最为辉煌的时刻也就是五七年四月底至六月初的"大鸣大放"阶段。这一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当时中国意识形势一统的极权社会,已足以奠定其闪光的地位。自此以後的林希翎的生涯,无论是在监狱(十五年),还是後来辗转来到法国(八三年),基本上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与牺牲品的历史,为我们认识极权政治对於人及人性的摧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林希翎的思想资源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的书题十分传神,
不可驯服四个字点出了该书的主旨同时也可看作是林希翎本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是人生中可塑性极强的一段时间,但林希翎都没有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强大意识形态所征服,从五七年六月底开始到五八年七月林希翎入狱前的批判整肃及十五年的铁窗生涯,也没有使其屈服於意识形态极权的淫威,不可驯服的林希翎是中国极权政治下的一个异数。


从这一角度去读这本林希翎传记,
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林希翎何以能够抵抗中共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教育?换句话说,林希翎有何种精神资源可以使她一直保存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林希翎的经历来看,无论是从军队到大学,从大学到监狱,
她同当时其他调干生不同的大概就是她曾同当时同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过恋爱。因此,有机会接触到高层的一些信息,尤其是读到当时属於绝密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她的知识背景,也无非是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流行的苏联文化。不错,林希翎就读的是法律专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虽然仅仅是徒有其名,但仍有可能诱导青年的法律意识,林希翎曾经到基层进行过司法实习,也以青年报记者身份到农村进行调查,有机会接触社会的真实。所有这些如果说可以给林希翎的独立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的话,但却不一定能够启动其独立思考,否则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可能出现成千上万个林希翎。


在林希翎的家庭背景中,有两个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因素。
一个是她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十三岁参军之时林希翎已是一个笃信不移的基督信徒了。解放初期,浙东一带的基督教堂仍然存在,林希翎在一段时期里顶着军队组织的压力,每星期天去教堂作礼拜。她甚至可以基督教义的一些信条来比较当时中共军队的政治教育,甚至可以公开提出如果没有上帝,世界何以会如此完美的问题。林的宗教意识如此之强烈又源於她十二岁时因伤寒一病不起後"又死里逃生"的一次"宗教奇迹""她在昏睡中听到一白衣天使的呼唤,於是大病痊愈。对於儒家社会的传人来说,这类宗教奇迹无异是天方夜谭,但对一神教文化说来,这类神秘的宗教体验已足够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支柱而抗衡任何外来的思想侵袭。按照《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记述,後来身陷囹圄的林希翎,也仍然以其宗教信念来判断事物。在林的心灵世界里,毛俨然有着上帝的地位,然而基督教教义告诉她,人曾与上帝对话的可能也是有的,为什么就不能同毛对话呢?很显然,宗教信仰是林希翎抵抗意识形态极权的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支柱之一。有意思的是,林希翎後来在狱中遇到的一位名叫刘京文的虔诚的基督徒,她将共产党增加给他们任何苦痛都看作是她通向最後拯救的阶梯。这是一个温顺如羊的女人,宗教却赋予她坚不可摧的心灵,极权主义无可奈何之!这是宗教信仰排拒意识形态的又一例。


第二个因素是林希翎父亲给她留下的血统污点,
这一把永远将她排斥於共产党权力内核之外的德漠克利斯剑。林希翎以一颗透明的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久就发现在她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她永远不可能进入那个理想境地。她本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然而这个她认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制度却将她排斥在外,而理由又是她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血脉因素。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个人际遇与理想投射的张力,不仅使林希翎最初盲从的心灵受到沉重的震撼,而且促使她无时无刻地重新思索理想与现实的真伪,无法进入意识形态的内圈,使她不仅少了权利、荣誉的诱惑和腐蚀,也使她能够同正统说教保持距离,这种被排斥的距离感并不构成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但却为利用各种有限的思想源泉来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提供了动力。


具备以上两个因素,林希翎的人生道路其实已经划定了。
她以宗教的执着去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的制作与发布中心对她的排斥又使她不断地发现意识形态神话与其现实间的距离,并进而追寻这一距离的原因。宗教精神的执着使她成为一个纯情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对她的歧视又反过来加强了她对理想的信仰和对现实的批判。她的人生经历使她汇入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特有的那一小部分"政治异见分子",他们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尺度去丈量共产主义的现实,他们坚持思想的完整性,拒斥极权社会的谎言预设,他们揭露制度与理想的矛盾,进而要求二者的统一。林希翎不同於当时老一代的右派,他们有着先於极权主义的思想根基,她属於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但她又是那极少的无法为共产主义极权所驯服的人,她的思想无法被折服,因为她的理想较正统理想更为纯正,更为挚着;共产党又无法从组织上、利益上将她俘虏,因为她本是共产党排斥的对象。


林希翎的意义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用一半的篇幅,
展现了林希翎从参军到进入共产党监狱的历史,与此同时,作者也不露声色地描绘出中共建国初期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洗脑--的过程和具体步骤,从军队内部的每周政治学习至土改中的宣传发动,再到知识界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最终扩展到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反右,一部中国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系统的确立的历史通过林希翎这根经线浮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其实填补了法语世界对中国反右运动以前意识形态确立时期研究论述的空白,因而也给法语读者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更为可贵的是,以其西方文化的背景,作者注意到性、宗教、亲情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如何为极权主义利用的事实,读来令人深思。

从五七年六月底到五八年七月的整整一年时间,
是林希翎入狱前遭到思想整肃的一年,自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点批判林之後,一个《林希翎问题专案调查小姐》旋即成立,林几乎每天都要受到盘讯和审问。为了使林希翎能够从思想上就范,调查组使用了一切中国文化资源中可以支配的手段,他们将林希翎的母亲从浙江请来京诚,用窃听器偷听其母女间的谈话,他们抓住林希翎同胡耀邦秘书曹志雄的恋爱关系,强逼和诱使她交待他们间的"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中共的报刊舆论机器,尤其是《中国青年》与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向林希翎发起道德批判攻势,将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移植到道德立场层面。在这种道德攻势面前,不但曹志雄受到下放农村十年的处罚,胡耀邦据说也不得不指斥林希翎为"流氓"。


在思想道德批判的同时,将林希翎送交工人农民"监督",
强迫进行体力劳动是改造思想的又一有效手段。在此期间,林希翎每天的生活安排是:一、写检讨;二、向党交待问题(回答所有来审讯她的人的问题);三、体力劳动。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林希翎在最後离开人大前夕,仍然坚持其一贯立场。如果说由於中共的思想动员,尤其是以林希翎作为反面教材的动员,使得八大类学校的大学生达到普遍的意识形态认同的话,但在改造林希翎的战役上,中共强大的思想改造机器却触礁了。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个思想上"顽固不化"的林希翎的存在,乃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失败。


从四九年建国到五七年反右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
是这一套思想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奠基,落实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意识形态动员时期:毫无疑问,反右运动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基准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後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看,反右运动也同时隐含着另一层意义上的转折,即从意识形态的灌输认同向意识形态恐怖的转折。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旗帜,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无论多么善意,都表明了解放後铺天盖地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思想与判断的能力,而对这些无法被意识形态俘获的自由思想的人,从肉体上给予镇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右派的组织处理及强加给他们的人身歧视充分表明了中共可以不惜以思想之外的强制手段达到思想认同的本质。诚然,从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开始,中共意识形态统治也是灌输与恐怖两手交叉使用的,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镇压,但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则是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的。


如果说解放前成长起来的这些右派的主流不认同中共意识形态是因为
他们是来自旧社会的"渣滓"的话,那么林希翎却属於共产党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渣滓的不堪改造是情有可原的,但新人却顽暝不化有如林希翎,对於当时志得意满的意识形态守护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以这种自信和"天真"的心态,林希翎专案组志在必得地去教训林希翎,并企图以各种手段使林心悦诚服地回到正统意识形态道路上来。然而林希翎终於没有低头,从思想交锋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监狱的那一刻,则意味着极权思想自甘失败。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所记载的林的铁窗生涯,
及其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所反映出的中国社会,也是值得一读的,但从林本人的历史意识看,她的生命的闪光仍是由於她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站出来捍卫了理想的纯正。她的不可驯服的事实,显示了中共强大意识形态的限度,击破了这一意识形态战无不胜的神话
。
 (http://ncn.org/view.php?id=76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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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9/28/2009 08:42: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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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667】 《中国维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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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

【权利:2666】 谢燕益:和平的民主也要屏蔽??

 

谢燕益:和平的民主也要屏蔽??

----对和讯屏蔽我博客一事的声明

今天本人多次登陆我的博客:hexun.com/okokyea均显示“出错了”。和讯博客通知中记录:“尊敬的用户您好,您发表的文章《谢燕益简介》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由于您的博客可能存在部分内容不符合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要求,所以被关闭。”在此本人声明:我博客上的全部内容均符合我国宪法与法律,没有涉及侵害任何第三人、任何方面的信息,贵网的这一行为涉及到我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相关民事权利,请尽快恢复我博客的正常状态,本人保留对侵害我权利的任何方面、任何个人追究法律责任的立场。希望我们社会每一个国家机关、企业、个人都能成为公民权利的支撑力量、法治精神的弘扬者、社会正义的捍卫者,不做侵权违法者的帮凶不纵容为恶者,那些注定受到人民审判历史审判而遭到惩罚的罪犯!谢燕益 09/09/28 联系电话:13121117524

谢燕益简介

谢燕益,笔名梁不正,祖籍广东电白。作为执业律师,一直热心关注民权、民生为劳苦大众、底层人民鼓与呼,代理了诸多维权案件。2005年以来,在互联网先后发表《社团的使命》、《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市场政治论》、《论中国法治的死亡》等文章痛陈时弊、主张变革而引发热评。2003年提起宪政第一诉,2008年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多年以来,谢燕益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向国家有关方面提出数十件法律建议案、倡议、公民意见以及公益诉讼案,其发起的旨在废止劳教制度的民间劳教纪念活动及控告绿坝软件侵害公民信息权利案引人关注对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采访或报道过其人其事的媒体有:新京报、晨报、中国知识产权报、中国财富杂志、南方都市报、凤凰网、财经网、大公报、明报、竞报、法新社、法国24电视台、英国天空电视台、中央社、路透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希望之声、联合早报、中国商标评审网、东方律师网、环球时报、博讯网、金融时报、澳大利亚人报、南华早报、德国之声等媒体。Tel:010—69085033;13121117524;E-mail:okokyea@163.com;QQ:6616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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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权利:2664】 伊利是本社会丑恶面的教科书

专题片内容简介: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伊利雪糕在香港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伊利公司表面上对香港消费者道歉,表示一定悔改并全面召回,但在内地市场却采取蒙混过关的态度拒绝召回问题雪糕,荆州一经销商反对销售问题雪糕宁愿自行销毁后,反而招来伊利公司的疯狂报复,甚至是诬告和殴打。假如这三十万支雪糕被您和您的家人食用了,您会是怎样的心情?事情发生后,工商局不管、质监局不管、所有的职能部门都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伊利究竟有多大的能量要只手遮天,如此蛮横霸道不受监督和约束的企业,还能造出放心、安全的食品吗?我们还能不能相信这样失尽诚信的企业?但愿本文本片能唤起伊利集团的责任心和道德感,也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与监督食品企业的行为规范,同时我们等待伊利公司给我们一个说法! [点击查看全文 内有详实证据资料]
 
 
伊利是本社会丑恶面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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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665】 Re: 记者曝料1015袋光明牌奶粉检出三聚氰胺

光明:最近,对于“拾到”含有三聚氰胺光明奶粉的段某,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段某捡拾奶粉,又转卖的责任。一审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罚金1.1万元,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段同明不服,上诉至市一中院。

三鹿: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受到最高处罚,最终以无期徒刑。

那么,要问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到底是伪劣产品还是有毒、有害食品。总不能生产产品的是生产伪劣产品,结果卖的是卖的有毒、有害食品吧。

2009/9/24 赵连海 <zhaolianhai1972@gmail.com>

光明乳业的后门

2009年09月24日 15:56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柯志雄

今年1月份的时候,光明乳业股价只有4块多,伊利股价在9元钱。当时我跟几个同事说,光明乳业的股价至少应在7元。

我的逻辑很简单,光明乳业这种家底的一家鲜奶主打企业,价值必然要高于主打超高温灭菌的伊利,光明乳业的股本为10.4亿股,伊利的股本为7.99亿股,如果伊利的股价是合理的,那么光明乳业的价格必须超过7元。

从现在的股价来看,在过去的这半年多,持有伊利比持有光明乳业获益高多了。但我个人的取向没有变:如果我是光明乳业的大股东,拿枪顶着我的脑袋也未必能让我把这些股份换成伊利的。

前阵,光明乳业的半年报出炉。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52 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37.48 亿元,净利润4500多万元。这些数字不算太好看,但也不算太难看——从每股收益看只有去年同期的1/3,但考虑到去年年底的行业危机,尚可接受。

然而,最近上海市一中院在审一起的小案子,却让我对光明乳业“刮目相看”。这是一起简单的案件,从检方提供给法院的信息看,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有位姓段的老兄去年底在奉贤区星火农场附近的一处垃圾场内,发现了一堆光明乳业生产的奶粉,既有袋装的,也有装在包装盒里的。他前后捡了一吨奶粉,然后卖给了在浦东新区川沙镇七灶村开了个无名加工厂的表亲赵红,成交价格为1.1万元,后者将这些奶粉用于生产假冒的光明瓶装牛奶。

今年4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至赵红的仓库,当场查获其从段某处购买的1273袋光明牌奶粉,约重500多公斤。经检验,上述奶粉中有1015袋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聚氰胺,含量最高为134mg/kg,最低为1.35mg/kg。

好,故事讲完了,主干就这么一点,却让我想了好半天。我在上海住过多年,向来自以为对上海还是略有了解的,但这件事提高了我对上海以及光明乳业的认识,不敢私藏,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1、段公子捡的这些奶粉是光明乳业生产的正牌产品吗?如果不是,显然是假冒的,难道光明乳业在眼皮底下的上海,连假冒都管不住吗?

2、如果不是假冒的,那这批光明乳业的正牌奶粉应该就是去年轰轰烈烈的销毁运动中的其中一部分,为何如此多的三聚氰胺奶粉(仅段公子就捡了一吨)能漏网呢?还有多少漏网的呢?

3、星火农场是光明乳业旗下乳品四厂的所在地,但这里没有奶粉加工,奶粉又是如何跑到这里附近的垃圾场了呢?

4、即使不想掏钱处理,丢在垃圾场至少有辱品牌形象。光明乳业虽说广告投入比不过蒙牛,但过去我总以为它还是很在意品牌形象的。数以吨计的奶粉堆在一个垃圾场,“市场占有率”如此突出,难道附近的乳品四厂员工都没人留意到吗?都没惊动相关的管理人员吗?

5、我原以为无名小作坊都在偏远的地方,从赵红的工厂来看,其实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全不费功夫,从上海市中心驱车过去,也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

6、段、赵是亲戚,但赵红是掏钱“采购”的。原料成本就投入了1万多元,加上七七八八的成本费用,赵红至少要销售1万瓶“光明瓶装牛奶”才能收回成本。赵红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销售这些产品呢?何来这么强的销售信心呢?

7、如果我记忆没出错的话,去年公布婴幼儿配方奶粉问题企业问题产品时,涉及光明的是江西光明英雄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英雄牌婴幼儿奶粉,抽样数两件,不合格数两件,三聚氰胺含量每公斤98.6毫克。我当时以为,虽然是光明乳业旗下的企业,但打着别的牌子,所以放松了要求。而这次是光明牌的,居然检出了含量最高为134mg/kg的光明奶粉。可见俗话说的好,“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8、从这批抽检奶粉来看,光明的生产体系还不够稳定。大家都知道,工业化生产强调的是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一摸一样,但这次检验了1273袋光明牌奶粉,有1015袋含三聚氰胺,但还是有超过150袋没有三聚氰胺,差异率超过10%。而含量最高为134mg/kg,最低为1.35mg/kg,相差百倍。

这不全是调侃。三聚氰胺在同样的奶粉中可以含量相差如此之大,如何能让我相信,同种商品是均质的呢?

9、过去要是有人对我说,能在光明乳业这样上规模的企业身上,使出一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绝对会认为是吹牛。但段某加上赵某,由光明奶粉到光明瓶装鲜奶,这不就是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可见,“实践出真知”,这话颠扑不破。任何企业还是要在实践中去认识它比较好。

(作者为《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著有《中国奶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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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5日星期五

【权利:2663】 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

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 是9月12日早晨早饭时,组织方通知戴晴,她这回就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戴晴立刻回房间,将想讲的写下来。法兰克福市长 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她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贝岭登台。她走到台上,坐下来,那出那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到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包 括莫言、李强、黄平)。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以下是全文:

 

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

       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

 

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

       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

 

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

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

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

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和贝岭在这里,而中国官员没有像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集体退场”。

 

我为我的祖国又有了这点进步高兴,更要向他们道喜:

       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

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

       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

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希望接下来的研讨把智慧与信心带给每个人!预祝10月的书展成功!




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秦 晖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 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 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 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 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 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 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 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 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 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 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 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 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 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 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 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 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 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 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 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 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 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 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 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 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 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 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 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 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 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 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 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 “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 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 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 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 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 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 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 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 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 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 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 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 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 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 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 (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 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 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 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 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 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 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 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 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 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 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 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 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 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 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 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 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 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 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 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 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 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 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 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 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 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 “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 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 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 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 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 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 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 “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 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 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 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 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 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 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 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 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 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 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 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 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 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 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 “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 “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 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 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 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 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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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权利:2661】 新世纪出版社新书《中国文明的反思》简介、目录、前言、报道


http://twitpic.com/ix57t

书名:   中国文明的反思

作者:  萧建生

序:  前言 - 萧建生

页数:  472

出版:  香港 2009年9月

经销:  田园书屋

电话:852-2385-8031

ISBN:  978-988-17202-6-9

定价:  138

 

  

【内容简介】

很多人把春秋战国看成是一个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混乱的黑暗时代;那麽一个黑暗的社会,怎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很多人把秦始皇暴力统一六国、建立皇帝专制的大统一国家看成是历史的伟大进步;既然是伟大的进步,为什么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像老子、孔子、孟子等伟大的思想家?

很多人把宋朝看成是一个专制的、腐败的、落后的、贫弱的朝代;可是既然是这么专制、腐败、落后、贫弱的社会,那么,它为什么会对全人类贡献出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宋朝会出现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

本书的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犀利生动的文字,引述大量翔实史料,阐述了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及衰落;重新解读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同时结合了东西方的经验,对中国一元化文明的起源、发展、强化及其转型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其结果是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对于今天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文明的进步,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总之,这是一部用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现代文明观点对中国文明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反思的着作,堪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

本书的作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写成此书,期间反覆修改补充达20余次。本书的删节版,几经周折,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却被禁止发行。新世纪出版社现推出海外未删节版,希望读者在读后受到强烈震撼之余,还能得到深刻的人文启迪。


【目录】

前言

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古代神话传说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天地人起源的传说与原始文化

大同社会的传说与原始民主制

小康社会的传说与王权的产生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与圣人时代

强权和暴力形成的原因

伟大时代的悲剧——春秋战国与专制主义的胜利

西周分封自治制度对人权的保护

春秋战国时代人权的勃兴

春秋战国没有走向民主社会的原因

商鞅变法与专制独裁者的崛起

百家争鸣与学术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暴力与专制的灾难——秦朝大一统与一元化文明的确立

秦灭六国的非正义性

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秦朝法律对人权的严重摧残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外交竞争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贸易竞争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人才竞争

大一统与秦始皇的极端腐败和暴政

大一统与官僚体制的黑暗

繁荣背后的危机——雄汉盛唐与皇权强化

蒙鸠筑巢的启示

中国人接受皇权专制的心理过程

皇权强化的主要措施

君相分权互制政治设计的严重缺陷

地方官吏制度设计的弊端

汉唐的盛衰是人治的结果

汉唐经济的崩溃是人治的必然

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

辉煌的大宋文明不应否定

以文立国与中央集权加仁政的制度设计

宋朝政治设计的成就和局限性

宋朝和平发展基本国策的得失

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和物质文明

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

对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皇权登天 人权落地——元明清的黑暗政治与文明的衰落

英国《自由大宪章》与蒙古军队的大屠杀

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

明清社会黑暗的专制政治

皇权强化与愚民政策

专制皇权对人权的摧残

皇权强化与闭关锁国

畸形社会与畸形人生——专制制度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万恶的宫廷制度

野蛮的宦官制度

可怕的奸臣现象

灵魂扭曲的中国

江湖习气和流氓文化的蔓延

官逼民反与周期性大动乱

不成功的文明转型——近代中国与文明革新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破产

戊戌维新与第一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君主立宪与第二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民国建立与第三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沉痛教训和严重后果

五四运动与第四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联省自治与第五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1946年宪政运动与第六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1949年国共和谈和政协会议的反思

历史的奇观:超顽强文明——东西方文明转型的比较

两种中国文明转型的观点

教会是推动西方文明转型的决定力量

中国没有出现制约皇权的教会组织

人权和契约观念是西方文明转型的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和契约观念

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伟大作用

西方文明转型的其它重要因素

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悲剧——东西方文明转型的再比较

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

中国人一再忘记保护弱者和失败者

中国人失败后不愿意主动认输

中国人容易遗忘历史

中国人喜欢歌颂而不喜欢批评

中国人容忍强抢豪夺

「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惯性

奠定现代文明的根基——中国文明的展望

中国文明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演进

树立伟大的信仰才有伟大的文明

大宋文明的启示:从仁政到宪政

后记

 

中国文明的反思

前言

1980 年代,我在写作《民国总理熊希龄》的时候,曾有过系统地反思中国历史的想法。那时候,许多人还是习惯于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把活生生的历史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框框里,随便加以歪曲,把人分成「革命」和「反动」两大类来进行评价,不尊重历史的事实。我觉得这种现象把历史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中国的历史学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然还处在一种思想混乱的状态。中国人不愿意彻底地反思自己的历史,所以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成就,不能够从历史上吸取真正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哪些是应该抛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结果,该抛弃的东西没有被抛弃,反而作为文明的精华被继承下来,而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文明精神,反而被认为是糟粕被抛弃了。

例如,在中国古代,老子就提倡「敬天顺道」、「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提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态度,墨家提倡博爱、平等、反战的思想等等。这些本来非常好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却长期被人们否定,而暴力和专制思想以及后来的江湖习气等不良文化,却长期被人们所肯定和继承。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明精华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结果使得中国的文明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个民族必须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明史,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文明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一个不能够彻底反思自己文明历史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事情很明显,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不能够正确地对待,又怎么能够期望这个民族以伟大的胸怀面向未来?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把春秋战国看成是一个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混乱的黑暗时代,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一想,一个黑暗的社会,怎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怎么会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出现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依然把秦始皇以暴力统一六国、建立高度大一统的皇帝专制制度的国家看成是历史的伟大进步。可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既然是伟大的进步,那么,为什么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像老子、孔子、孟子等等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总是出现周期性的动乱而无法走出这个怪圈?为什么中国人在秦朝社会生活得那么痛苦?为什么秦朝社会迅速天下大乱而走向崩溃?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依然把宋朝看成是一个专制的、腐败的、落后的、贫弱的朝代,对宋朝所创造的文明成就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可是他们没有想一想,既然是这么专制、腐败、落后、贫弱的社会,那么,它为什么会创造出领先世界上百年的先进文明?为什么会对全人类社会贡献出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宋朝会出现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样崇高的民族气节?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对所谓的「康干盛世」津津乐道。可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既然康干盛世那么进步繁荣,那么为什么干隆皇帝死后仅仅41年,中国就在外国人的大炮轰击之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为什么从此被人视为东亚病夫,被人视为脑后拖着猪尾巴的怪物和白痴?为什么龚自珍会写出「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惨的诗句?

现在人们都说要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可是人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正想过,什么是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表现在那些方面?今天要复兴什么样的中华文明?有谁真正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如果连中华文明伟大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去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呢?

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就是,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依然对自己的文明历史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处在蒙昧状态。对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野蛮的,完全没有弄清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代,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还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如今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国人还是这样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就很不应该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怎么能够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这怎么能够吸取自己文明的精华,继往开来?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我感到用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等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系统地彻底地反思中国文明史的必要性。我觉得,面对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必须要对国家的文明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只有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深刻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才能知道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才能知道中国人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为什么中国人会犯那样的错误,从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弄不清楚,连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什么地方都懵懂无知,又怎么可能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国和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文明呢?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目前的政治体制,以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从而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公平、自由和和谐的社会。有人认为,中国要有效地进行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实行全民竞选、政党轮替、三权分离等等民主宪政体制,也就是要全盘西化。但是也有人认为,西方的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那么,中国到底能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那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说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该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很完善的制度设计,不需要改革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历史大悲剧?为什么面对如此惨重的民族灾难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任何反抗?当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以及知识分子和民众被冤屈而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能进行有力的保护?为什么当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化公为私、挥霍浪费、买官卖官、黑社会猖獗等等腐败现象以及决策失误、分配不公、道德堕落、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所以,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必须要改革,而且必须要加快改革的进程。不然的话,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民主、法治、自由和和谐的社会,要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目标,是不可想像的。

历史证明,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只有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实现长治久安。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写过一篇《后发劣势》的文章,就是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摹仿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建设作为其保证。所以,他希望中国不要走拉美国家的道路,由于没有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制度,虽然繁荣一时,但最终衰落,而是要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制度兴国。」

杨小凯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民主和科学,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和共和比民主和科学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保证社会的公正公平,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增强了,一些基础设施,如通讯设施、能源设施、高速公路和城市建设,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提高了很多。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都不会否认这些事实。但另一方面是,这种由国家集中资源主导投资的模式,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建设,缺乏社会强有力的监督,结果也有其巨大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干部提拔、土地征收、工程招标建设中大肆地贪污受贿,导致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和腐败,加之社会分配不公以及人们道德水平下降,造成了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今的中国犹如一条巨龙,其肉体的膨胀和精神的麻木,同样令世界惊异。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精神、道德日益沦落的社会,许多有识之士都呼吁中国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保障人民言论、思想、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使中国不仅有一个繁荣的物质文明,而且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

历史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文明是十全十美的。在民主共和立宪制度之下,社会依然有腐败、贪污、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等的问题发生,依然有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但是,在民主宪政制度之下,这些现象不会构成整个官僚体制的系统性腐败,不会危及到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行,而且也容易被迅速地揭露出来,得到改正。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整个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腐败堕落和对人民的欺骗控制剥夺,而且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因为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地监督。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比较先进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腐败的打击是比较有效的,具有普世的价值,并没有「姓社」或者「姓资」的区别。人类社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更好的制度,来取代民主宪政制度。因此,这些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国人是应该努力学习和模仿的。既然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以及科举制度等,能为西方国家学习和采用,那么,为什么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就不能为中国学习和采用呢?

按照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录音整理、并在香港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记录了赵紫阳晚年的思想。他在书中明确地说:「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一样,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赵紫阳作为中共前总书记,晚年痛定思痛,得出了这样的政治结论,绝对不会是偶然的,而是其长期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对中国发展道路深刻反思的结果。因此他的这些看法值得人们格外的重视。

当然,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贸然进行全盘西方化的改造肯定是有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真正产生过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且在近代史上,中国也曾经实行过君主立宪和建立中华民国的大规模的西方化改造,中国人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中国社会后来陷于了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

所以,如何在坚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去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中国文明的革新和进步?就成为当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当前社会科学的神圣职责。这使人感到,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就历史讲历史,也不能对历史采取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不能厚古薄今或者借古讽今,而是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变革今天中国文明的成功模式。而要成功地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就应该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模式,也要吸取中国历史上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因为中国政治模式的确立,是源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这本书中,我对照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着重研究了以下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只能产生出君主专制的一元化文明,而没有产生古希腊、罗马那样民主的多元化文明?中国的一元化专制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发展和强化的?为什么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中国人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在宋朝时期,创造出了领先世界上百年的先进文明?为什么西方能够产生立宪政治?西方中世纪的一元化文明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实现向多元化文明的转型?而中国的一元化文明为什么没有在近代实现向多元化文明的转型?其中文明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等等。

在此同时,本人根据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还对西周社会、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文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商鞅变法、秦灭六国以及近代的鸦片战争、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1的联省自治、1946年的宪政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分析和评价,对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重新的探讨,等等。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许多观点和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个人的看法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反思,将有助于人们重新客观认识自己的历史,有助于人们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这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中国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1946年6月26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将「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一个人人享受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中国人民是世界人类的一部分,中国也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当时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固然应该承担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在1945年10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1945年国共谈判签署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联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签署的《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协议中,都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制度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富强的国家作为目标。

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实现由臣民到公民转变的程度。严复说过:「国贵自主,民贵自由」,他认为个人「自由不自由」,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一个国家的个人有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乃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否成为公民的根本。

有人认为,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现在中国人已经充分享受到了生存的权利,就是得到了人权。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生存权不是人类独有的权利,猪、狗等动物也有一个生存权的问题。蚂蚁也有生命,也有生存的权力。把吃喝拉撒这样动物界普遍的生理需要和求生本能当成人权,这是对人权的曲解,是对人权的亵渎。人权是人类独有的权利,它有非常清楚的含义,那就是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这些才是宪法规定的人权的内容。而要保障这些人权的实现,就必须开放政治。没有政治的开放,就谈不上人权的保障。

如今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而中国大陆也应该履行承诺,逐步地稳妥地开放政治,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民主宪政建设不能遥遥无期,成为中国人心头的画饼;而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路线图,以此来振奋民族的精神,提升人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以及对祖国的爱,凝聚人心。这对于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能不对未来的中国寄予无限的希望,但也不能不对历史的变化产生很深的感慨:成王败寇的改朝换代模式让中国人蒙受了太多的苦难,强权和暴力应该被终结;而贪泉汹涌的背后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权力缺乏制约使官员可以肆意妄为。官员权利的无限扩张,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个国家无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采取什么政治模式,都必须将民主宪政作为国家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都必须将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尊重放到首位。

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应该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一个公民不应该在被暴力强制的情况下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如果一个公民被强迫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那么就没有自由可言。一个公民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那么,他就不应该被强制。正如英国思想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这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源于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也就是对人治的不信任。按照《圣经》的意思,「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既然人不可靠,那么,就必须对人掌握的权力进行制约。所以西方国家设计了种种的程序,将权力分散,并让权力之间相互进行制衡,从而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其中如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多党政治、地方自治、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独立检察官、陪审团、大法官,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制度的设计、建立和完善,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其中的根本思想,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这些制度也许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关键。

近代以来,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目标,中国人前赴后继,谭嗣同、宋教仁等许多先烈抛头洒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宪政对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望而不可及。1911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后在1949年,中国再次建立了共和国。当时的中国人都以为民主真的降临到了中国。然而,到头来也依然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中国人民主自由的梦想依然是泡影,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这么困难呢?为什么中国人与民主自由就这样无缘呢?这是一个千古诘问。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近代以来,很多人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但是至今还没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书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再次进行分析和探讨,意图寻找出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的证据和走向现代文明的途径。希望本书的观点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萧建生

2009年8月20日

 
 
《中国文明的反思》,《河殇》再现?
美国之音记者: 斯洋 香港  Sep 24, 2009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24-voa31.cfm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一本反思中国传统文明和价值,探讨中国未来如何走向民主和宪政的书即将在香港出版。作者也因此受到官方的压力。这本书的大陆版本两年前在出版后立即被当局定为禁书。

中国文明的反思
中国文明的反思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下星期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湖南日报》社的资深编辑肖建生。上星期,肖建生被官方要求取消这本书在香港的出版计划,并交代他与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的关系。

鲍朴的父亲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鲍朴今年出版了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引起世界关注。

肖建生著作的《中国文明的反思 》2007年1月曾在中国大陆出了删简版,但出版后立即被当局禁止发行。

*用民主、宪政、自由以及人权的观点解读中国文明史*

肖建生在书中运用民主、宪政、自由以及人权等现代文明观点重新解读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对中国一元化文明,也即暴力和专制的起源、发展、强化以及转型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鲍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出版这本书是因为觉得书中的某些观点新颖,同时也为了弥补因本书在大陆被禁留下的空白。他说:“我实在搞不懂,这本书为什么被禁。我看了以后觉得,如果这本书被禁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书可以正正当当的发表呢?”

书中的一些观点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的传统史观,例如,作者认为秦始皇用暴力统一中国,建立高度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并不是历史的进步。他还认为中国文明的颠峰时期是被很多史学家认为的落后和羸弱的宋朝,因为这个朝代政治开放,人权和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才能为人类贡献四大发明。

萧建生
萧建生
*作者:民主宪政才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作者肖建生提出,实行民主和宪政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这种制度可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肖建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中国应该借鉴和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传统中也有好的东西,所以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借鉴西方、模仿西方。”

*中国有利于民主宪政发展的三个条件*

他解释说,他写本书的一个初衷就是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后,权力缺乏制约,官员腐败,道德沦丧,因此需要对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进行反思。不过,他表示,中国要实现民主和宪政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目前具备推动民主和宪政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是基督信仰的传播,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观念对中国的民主会有好的推动作用;第二是台湾,中国大陆要与实行了民主宪政的台湾统一,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第三是互联网的传播,对政府的权力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从‘仁政’走向‘宪政’*
肖建生补充说,中国现在比较客观和现实的做法是从“仁政”走向宪政。也就是,政府通过一种开明的制度过渡到宪政制度,这样可以避免朝代更替,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化解矛盾,走向长治久安。

*南华早报:河殇的继承和补充*

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继承了《河殇》对中国文明和价值的批判。《河殇》是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推出的一个电视记录片,对中国传统的长城和黄河农耕文明、官本位、闭关锁国、文字狱等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被认为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肖建生认为《河殇》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例如,电视片中没有提到人权、民主宪政、权力制衡以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

关键词:民主宪政, 中国文明、河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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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9/24/2009 10:24:00 上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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